退赛后，我又在伦敦逗留了一段时间，等待波姬完成拍摄。一天晚上，我们与一群演员到波姬急切想尝试的一家世界闻名的餐厅——常春藤饭店——就餐。波姬和那些演员们一直在交谈，而我则默默地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不停地吃着——不，应该说是啃食着。我要了五道菜，然后在吃甜食时，又把三杯黏糊糊的奶糖布丁塞进了嘴里。
慢慢地，一个女演员终于注意到我面前有多少食物消失掉了。她看着我，流露出担心的神色。
“你总是像这样吃东西吗？”她问。
我正在华盛顿比赛，对手是弗拉赫。布拉德让我站出来，以报去年在温布尔登的一箭之仇。但这对我一点儿都不重要，我根本就不在乎。复仇？又一次？难道我们以前没有走过这条路吗？布拉德竟然可以被“布拉德个性”遮蔽双眼到如此程度，他竟然如此无视我的感受，这使我很悲伤，很疲倦。他以为他是谁，波姬吗？
我输给了弗拉赫，然后我对布拉德说，我整个夏天都不会再参赛了。
布拉德问：“整个夏天？”
那好，秋天见。
波姬在洛杉矶，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拉斯维加斯度过。斯利姆也在这里，我们经常一起high。拥有精力，感到高兴，摆脱“气阻”状态，这的确是令人欣喜的改变。我喜欢再次拥有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即使这种感觉是由化学物质激发的。我整夜都醒着，连续好几夜都睁着眼，恣意享受着寂静。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没有人打扰我——除了在屋里忙来忙去、叠洗衣服以及思考，什么也不用做。
“我想要摆脱空虚。”我对斯利姆说。
“对，”他说，“对，空虚。”
除了从吸毒获得的兴奋感外，我从伤害我自己和缩短我的职业生涯中也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满足感。在20多年来只是对受虐浅尝辄止后，我现在把受虐变成了自己的使命。
但是心理上的后果却是可怕的。在连续两天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连续两天都彻夜未眠后，我已然成了外星人。我竟然还厚颜无耻地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在堕落。我是一名运动员，我的身体应该能够应付这个的。斯利姆总是吸毒，但是他身体似乎还好。
然而几乎是突然间，斯利姆，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这并不全是毒品在作怪，他对于自己马上就要成为父亲这一点本来就已焦虑得发狂了。一天晚上，他从医院给我打来电话，说：“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
“她生了个小孩，提前了几个月。一个男孩，安德烈，他只有1磅6盎司重，医生说不知道他是否能活下来。”
我马上赶到了日落医院，正是在这所医院，斯利姆和我相隔一天出生。我透过玻璃窗凝视着那个婴儿，虽然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婴儿，但事实上他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医生告诉斯利姆和我这个婴儿病得很严重，他不得不给他注射抗生素。
第二天早上，医生又对我们说抗生素注射得过量了。抗生素是注射到婴儿腿上的，现在腿部被“烧伤”了，而且他自己也无法呼吸了，他们需要给他戴上呼吸器。这是有风险的，医生担心婴儿的肺没有发育成熟，可能承受不了呼吸器，但没有呼吸器，他就会死。
斯利姆默默无语。“你认为怎么做最好，你就怎么做吧。”我对医生说。
就像担心的那样，几个小时后，婴儿的一个肺崩溃了，然后另一个也崩溃了。现在医生说，婴儿的肺确实承受不了呼吸器，但不用呼吸器，他就会死。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有最后一线希望——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呼吸器，但又不会伤到肺。这种机器从婴儿体内采血，然后将氧充到血里，再把充了氧的血输回到婴儿的体内。但最近一处拥有这种机器的医院在菲尼克斯。
我安排了一架医用飞机。一组医生和护士摘掉了婴儿的呼吸器，像运送一个鸡蛋一样把他运送到了飞机跑道上。然后斯利姆、他的女朋友和我登上了另一架飞机。护士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当我们的飞机着陆时就打这个电话号码，以确定婴儿是否还活着。
当飞机的轮子刚一触到菲尼克斯的土地，我就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然后拨通了电话。
“他……？”
“他活了下来，但现在我们得把他固定在机器上。”
在医院里，我们坐着、坐着，一直坐着。时间似乎凝固了。斯利姆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女朋友则一边翻着杂志，一边默默地流泪。我走到一旁给吉尔打了个电话。“凯茜的状况不是很好。”他说，“她总是觉得疼。”我听着他的声音，感觉电话那头的人已经不是吉尔了，而是另一个斯利姆。
我回到了候诊室。一位医生出现了，他摘掉了口罩。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够承受得住更多的坏消息。
“我们设法把他固定在机器上了。”医生说，“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但是最终结果还要等六个月后才能确定。”
我为斯利姆和他女朋友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屋子，然后飞回了洛杉矶。我应该在飞机上好好睡上一觉的，但我却一直盯着我前面座位的靠背，思索着生命是多么的脆弱。“等六个月才能确定”——这一可怕的陈述对谁不适用呢？
回到家，我坐在厨房里，对波姬完完整整地讲述了这件悲伤、可怕、不可思议的事。她被深深吸引了，但却有些困惑不解。
她问：“你怎么会如此投入呢？”
我又怎能不投入呢？
几周后，布拉德说服我短暂地回归了赛场，我参加了在辛辛那提举办的atp锦标赛。我的对手是来自巴西的古斯塔沃·库尔滕，他花了46分钟就击败了我。这是我连续第三项赛事在第一轮中就被淘汰出局。古利克森宣布他将不会选用我代表美国队参加戴维斯杯。我是美国最好的选手之一，但我不会怪他。谁会责怪他呢？
我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了1997年的美网公开赛，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我穿了一件桃色网球衫，货架上的这种衣服因而销售一光。真是令人大吃一惊，人们竟然还想要跟我穿得一样，想要看起来与我相像——他们最近到底有没有好好看过我？
我进入了十六强，对手是拉夫特。1997年也是他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他进入了法网的半决赛，也是我个人最为看好能够赢得本次大赛的人。他是一个出色的发球上网型球员，使我不禁想起了皮特，但我一直认为从美学的角度讲，拉夫特和我才是最佳对手，因为他在比赛中的发挥通常更加稳定。皮特可能在38分钟时间里都发挥平淡，但在最后一分钟却灵光一闪并赢得一盘，而拉夫特却自始至终都会打得很好。他身高6英尺2英寸，因而重心较低，而且他能像赛车那样迅速地改变方向。他是整个巡回赛中最难网前穿越的对手，而要讨厌他则难上加难——无论是赢还是输，他都风度翩翩。今天他赢了，他非常绅士地和我握了握手，并对我微微一笑。正是在他的微笑中，我察觉出了他明显的怜悯之情。
10天后我将到斯图加特参加比赛，因此我应该躲在一处，好好休息，并加强练习。但为了波姬，我却得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名为幸福山的小镇，与戴维·斯特里克兰及其家人共同庆祝他的生日。戴维是波姬出演的新剧《出乎意料的苏珊》中的一位演员，和波姬关系很好。波姬想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她认为在乡村四处转转并且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我们会大有裨益，而我想不出好的理由拒绝她。
幸福山是一个古雅的南方小镇，但我在这里没看到任何山，而且它也并不是那么幸福。斯特里克兰的房子非常舒适，拥有古老的木地板、柔软的床，还弥漫着一种怡人的桂皮和馅饼皮的味道。稍微有点儿不协调的是它坐落在一个高尔夫球场附近，它的后门廊离一处果岭只有20码，因此在我视线所及范围内，我总是能够看到有人在准备推杆入洞。这座房子的女主人——格兰妮·斯特里克兰拥有丰满的胸部、圆润的脸颊，她一直站在烤炉旁边，不断地烘焙着什么或者做出又一批平锅菜饭。并不仅仅是因为饭菜可口，而主要是出于礼貌，我总是将碟子里的饭一扫而光，然后会再要一份。
波姬则仿佛身处极乐世界，我大体能够理解她为何如此。这座房子被蜿蜒起伏的小山和古老的大树环绕着，在这个季节，树叶会呈现出九种不同的橙色；而且，她喜欢戴维，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一种能够理解彼此之间的调侃和戏谑的语言。时不时地，他们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他们正在演的那部戏的角色，演出一幕戏，然后大笑不止，直至声音嘶哑。虽然他们会迅速地向我解释他们在做什么或在说什么，试图不使我觉得受到冷落，但对我来讲，那远远不够，而且往往太迟。我是电灯泡，我知道。
在晚上，温度会下降，空气中弥漫着松树和泥土的气息，使我倍觉伤感。我呆立在后门廊处，仰望星空，想弄清自己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如此美景都无法吸引我。我想到了那一时刻：很多年前的那一天，当菲利和我决定放弃网球时，一个电话打来，邀请我来北卡罗来纳州参加一场比赛，于是才有了我后来的辉煌和惨败。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如果我那时退役了，会怎么样？”
我打定主意，我要努力工作。就像一直以来那样，努力工作才是答案。毕竟，斯图加特站几天后就要开打了，如果我能够在这一赛事中胜出，我目前的状况就能够得到改善。我给布拉德打了电话，他大概一个小时后就给我订了一个球场，还为我找到了一位练球伙伴，一个除了每天上午只是想和我对打而别无他求的业余选手。我在清晨的雾霭中驱车朝布卢里奇一路驶去，在那里与那位业余选手会面。我感谢他愿意花时间陪我练习，但他说他乐此不疲。“这是我的荣幸，阿加西先生。”我精神为之一振——我会完成我的工作的，即使我身处这个偏远的地区。我们开始击球。这里海拔较高，地心引力较小，球总是四处乱飞，打球时就仿佛身处外太空，似乎总是在做无用功。
几天之后，这位年轻人的肩膀脱臼了。
在这趟南部之旅的剩下两天里，我不是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平锅菜饭，就是在默默思考。而当我无聊至极时，我甚至想用头撞松树。我走上高尔夫球场，试图以低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把球击入离后门廊最近的洞里。
终于到我该离开的时候了。我分别同波姬和格兰妮·斯特里克兰吻别，并注意到自己竟然赋予了这两个吻同样的激情。我飞往迈阿密，转乘飞往斯图加特的直航飞机。当我登机时，我又看到了皮特——除了他还会是谁？看起来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除了训练就是训练，而在他不训练的时候，他会躺在他那间几乎空无一物的房间里，思索着怎么击败我。他休息充足，全神贯注，完全不受外物所扰。我总是在想我和皮特之间的差别被体育记者们过度夸大了。无论是对于球迷、耐克，还是对于赛事来说，把我和皮特分别视作网球中的扬基队和波士顿红袜队都是极为方便的，也是很重要的——这项运动中最好的接发球手：谦虚谨慎的加利福尼亚人和鲁莽草率的拉斯维加斯人。这些都是屁话，或者用皮特最喜欢的话来说，这些都是胡说。但此时此刻，我们在登机门处随便聊了几句，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差别似乎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差别之大令人恐惧。我总是对布拉德说，网球在皮特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太重了，而在我的生活中分量却不够重。但似乎皮特是对的，网球是他的工作，他满怀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工作中，而我所有关于过一种没有网球的生活的言论似乎都只是说说而已，只是为我的心烦意乱找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自从认识他以来，我第一次羡慕起他的乏味和迟钝。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如此缺乏激情，而且如此不需要激情。
在斯图加特的比赛中，我又一次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布拉德的情绪非常糟糕，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这样。他以一种惊讶、悲伤以及与拉夫特相似的那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当我们在酒店前停下之后，他叫我去他的房间。
他在迷你吧里翻出了两瓶啤酒。他看都没看标签，甚至都不在意它们是德国啤酒了。当布拉德不去注意或者没有抱怨就喝德国啤酒时，肯定出事了。
他穿着牛仔裤和黑色高领毛衣，神情阴郁、严肃而且看起来苍老了许多。我使他变老了。
“安德烈，我们得做出一个决定，我们在今晚离开这间屋子前就要做出决定。”
“怎么了，布拉德？”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你的水平远不应该如此，至少，你过去比现在要好很多。你或者退役，或者重新开始，但你不能再像这样丢自己的脸了。”
“什么……？”
“让我把话说完。你还远未走到尽头，至少我认为你可以。你还能赢，好的事情还会发生的——但是你需要彻底地重新审视自己。你需要回到起点，你需要退出所有的赛事，重整旗鼓。我说的是一切从零开始。”
如果布拉德说要退出赛事，我知道事情已经很严重了。
“你需要这样做，”他说，“你需要像多年没有训练过那样进行训练。强化训练。你需要使自己的身体就位，精神就位，然后从最底层开始——我指的是挑战赛，你要和那些从未梦想过自己能有机会和你见面、更别提和你打比赛的人对抗。”
他停下来，喝了一大口啤酒。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这就是现在的境况，而且似乎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行进好几个月了。我凝望着窗外斯图加特来来往往的车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厌恶网球——但我更厌恶自己。我心里想：即使你痛恨网球又怎么样？谁在乎？外面的那些人，那些讨厌他们赖以为生的工作的芸芸众生，尽管讨厌，他们还是在继续从事着他们的工作。也许，做你所讨厌的事情，而且要欢欣鼓舞地好好做，才是关键之所在。既然你厌恶网球，那就全身心地恨它，但你仍需要尊重它——还有你自己。
我说：“好的，布拉德，我还不想就这么结束，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所以请告诉我怎么做，我一定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