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在想：我们真的很合适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我无法后退，无法向她建议我们应该分开一下，因为我已经使自己远离了网球。没有波姬，没有网球，我将一无所有。我害怕空虚寂寥，害怕阴郁和忧伤。于是我紧紧抓住波姬，波姬也紧紧抓住我。
佩里天天追着我问我到底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不能告诉他。我不知道，更确切地说，我不想知道。我不想向佩里或者自己承认对皮特的一次失利竟然在我心中产生了如此挥之不去的阴影。就这么一次，我不想和佩里坐在一起，不想厘清自己一团乱麻似的潜意识。我已经放弃理解自己，我对自我分析已经毫无兴趣。在与自己进行的这场长期的战斗中，我屡战屡败，而这一次我却主动认输了。
我去了圣何塞，然后被皮特彻底击溃了。当然我并没有遵照医生的嘱咐。在比赛中，有好几次我都大发脾气，咒骂我的球拍，对自己尖声呵斥。皮特看起来颇为茫然，裁判员则因为我的不雅言辞而罚了我的分。
哦，你喜欢那样？这里，接住这个。
我朝上层观众席发了一记球。
我去了印第安韦尔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张德培。我无法面对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于是我逃掉了，因此付了一大笔罚金。我去了蒙特卡洛，在54分钟内就输给了来自西班牙的阿尔贝托·科斯塔。当我走出球场时，我听到了口哨声和嘘声——它们可能也是从我的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我想要向观众大喊：“我同意！”
吉尔问我：“到底怎么了？”
我告诉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自从我在美网赛上输给皮特那一刻起，我已经失去了意志力。
“那么我们就别这样，”吉尔说，“我们得想清楚我们该怎么办。”
“我想要退出，”我说，“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或者何时退出。”
在199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我烦躁不安。第一轮比赛，从头到尾，我不停地大喊大叫，咒骂自己，因此受到了正式的警告。但我却更加声嘶力竭了。我被罚了一分。我是一个满口“他妈的”、差点儿就要被驱逐出这项赛事的混蛋。天下起了雨，比赛推迟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坐在更衣室里，像被催眠了似的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在比赛重新开始后，我赢了我的对手雅各布·迪亚兹。其实我根本看不见他，他浑身是水，同单打边线与双打边线之间的雨水坑中的影子一样模糊不清。
战胜迪亚兹只是暂时延缓了那不可避免的失败。在下一轮比赛中，我输给了来自田纳西州的克里斯·伍德拉夫。一看见他，我就会想起西部乡村歌手，他与其说是在打球，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竞技表演。他在红土场上看起来更加笨手笨脚，为了弥补这一点，他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极富侵略性，尤其是反手击球。我抗击不住他的猛攻，犯了63次非受迫性失误。他纵情欢呼，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觊觎他的热情而非他的成功。
体育记者们说我并没有认真对待每个球，而是故意输掉了这场比赛。他们从来就没搞明白：当我故意输掉比赛时，他们说我不够优秀；而当我表现得不够好时，他们则说我故意输掉了比赛。我几乎忍不住告诉他们我没有故意输掉比赛，我只是在折磨自己——因为我不够优秀。无论何时当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资格成为胜利者，知道自己不配获胜，我就会折磨自己。你可以查查我的历史。
但我什么也没说。赛后，我马上离开了体育场，又一次没有出席本应出席的新闻发布会，又一次，我心甘情愿地付了罚金。好在这钱花得很值。
波姬带我去了曼哈顿的一家餐厅。它的前厅比电话亭还小，但主餐厅很大，全厅都笼罩在一种芥末黄的色调中，温馨可人。campagnola——我喜欢波姬说这个词的方式；我喜欢它的气味；我喜欢走进这个餐厅时，我和波姬都心生喜悦却心照不宣的那种感觉；我喜欢衣帽间旁边那张爵士歌手辛纳特拉的照片，上面附有其亲笔签名。
“这是在纽约我最喜欢的地方。”波姬说，因此我也将之视为最心爱之地。我们坐在角落里，在朦胧的黄昏时刻吃着清淡的食物，享受着在午饭和晚餐高峰期间这段难得的时光。餐厅在这个时间通常都不提供食物，但经理说鉴于我们的情况，他们会破例为我们准备食物。
campagnola很快就成了我们的第二厨房，以及我们关系的全部。波姬和我经常去那里，以向自己表明我们相处得仍然很愉悦。我们在特殊的场合去那里，在工作日也去那里，从而使单调乏味的生活变得特殊。在美网的每场比赛后，我们几乎都会习惯性地去那里。我们如此频繁地光顾，以至于那里的厨师和侍者都根据我们来对表了。在一场五盘大战的决胜盘中，我有时竟然在想campagnola里的那群人。我知道他们一边在准备意大利干酪、土豆和意大利熏火腿，一边会不时地瞟上一眼电视。当我拍拍球，即将发出第一个球时，我就知道不久我就会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吃着配有白葡萄酒汁和柠檬汁的黄油煎虾，外加一盘意大利式小方饺，小方饺如此的柔软和香甜，他们真应该把它算在甜点内。我知道当我和波姬走进那扇门时，无论刚刚打完的比赛是赢还是输，他们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campagnola的经理弗朗基总是穿得非常干净利落——吉尔的那种干净利落——意大利西装、印花领带，还有丝帕。他每次跟我们打招呼时，总是咧嘴一笑，微微露出牙齿，而每次见面他都会给我们讲几个有趣的新故事。“他是我的第二父亲。”当波姬把他介绍给我时如是说，而我认为那是非常神奇的说法。第二父亲是我最为敬重的角色，因此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弗朗基。然后他为我们叫了一瓶红酒，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些泡在他的餐厅里的名人、赌徒、银行家，还有歹徒的奇闻逸事。波姬被逗得大笑不已，笑得双颊绯红。一来二去，从我自身来说，我也对他产生了好感。
弗朗基说：“约翰·戈蒂sup/sup？你想知道关于戈蒂的事？他总是坐在那里，就在那里，角落处的那张桌子旁，脸冲着外面。如果有人要暗杀他，他就能察觉到。”
“我倒是和他想得一样。”我说。
弗朗基发出了坏笑，然后点点头：“我知道，对吧？”
弗朗基很诚实，工作很努力，也很真诚，是我喜欢的那一类人。我发现每次我一踏进餐厅，就会情不自禁地搜寻他的脸。当弗朗基面带微笑和我们拥抱过后，脚步轻快地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座位旁时，我的感觉会好很多，我的伤痛和焦虑也会黯然失色。有时他会把其他客人赶出去，波姬和我则会佯装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皱眉和抱怨。
弗朗基最大的优点，按我个人看法，是他谈论他的孩子们时的语气。他爱他们，总是夸赞他们，随时会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展示。但很明显，他有些担忧他们的未来。一天晚上，他摸着他那张疲惫的脸，对我说他的孩子现在才上小学，但他已经在为他们的大学担心了。他抱怨高等教育的费用是那么的昂贵，他真不知道将来该如何应付。
几天后，我和佩里谈了这件事，并叫他将一些耐克公司的股票作为储蓄存在弗朗基的名下。在我和波姬下一次去campagnola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弗朗基。“这些股票十年后才能自由处置，”我说，“但到那时，它们应该会值一些钱，应该可以大大减轻你的学费负担了。”
弗朗基的下唇在微微抖动。“安德烈，”他说，“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为我这样做。”
他一脸震惊的表情。我以往并不理解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这给大多数父母和孩子带来的艰辛和压力。我以前从未像这样思考过教育。对我而言，学校一直是一个我设法逃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应该被珍视的地方。我存这些股票，只是因为弗朗基特别地提到了大学而我则想尽点儿绵薄之力帮帮他。当我看出来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时，我才是那个受到了教育的人。
较之1996年发生的任何其他事，帮助弗朗基使我获得了更多的满足感，使我觉得自己更加有血有肉、更加具有活力，而且更加真实。我对自己说：记住这一点，持之以恒地践行这一点。帮助别人是完美的，这是人生仅有的完美，是我们能够做的唯一具有持久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存在的原因——使彼此感到安全。
当1996年在沉闷中逐渐消逝时，安全则似乎变得越来越珍贵。波姬会定期收到跟踪者的信，信中常常用死亡和不可言说的恐惧威胁她，有时也威胁我。信中的内容很详细，很恐怖，也很恶心。我们把它们交给了fbi，并叫吉尔与那些探员合作，密切注意他们的进展情况。好几次，他们查到了信的源头，吉尔则变得非常暴戾。他会搭上飞机，然后拜访那个跟踪者。他通常都会在黎明之后的清晨在跟踪者的房子前或工作场所出现。他手中拿着信，然后非常温柔地说：“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住在哪里。现在好好看看我，如果你敢再骚扰波姬和阿加西的话，你就会再次见到我。你肯定不想那样吧，因为到那时你就完蛋了。”
而最吓人的信往往追查不到源头。当这些信恐怖到一定程度，当信里威胁某天将发生某事时，吉尔就会在我们睡觉时站在波姬的褐色沙石房子外面守护着我们。站着，真的是站着。他站在门廊处，双臂交叉在胸前。他自愿在那里驻扎，承担起警卫的角色，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整个晚上都如此。
夜夜如此。
这种紧张感，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他不断地担心他做得还不够，担心漏掉了什么，担心稍不留神，哪怕是眨眨眼睛，某个无赖就会从他眼皮底下溜走。他变得心神不宁，日益憔悴，日益沉郁，而我则随着他的消沉而消沉，因为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我使吉尔承受了这些。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被不祥的预兆深深困扰。
我试图劝说自己摆脱这种情绪。我告诉自己：“你在银行里有数目不菲的存款，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你绝对不应该不高兴。”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觉得百无聊赖、毫无希望；我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种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的生活中，被众多我无法看见的人驱赶着。我不能和波姬讨论这些事情，一点儿都不能谈，因为我不想承认我是如此的软弱，如此的不堪一击。在输掉比赛之后感到沮丧是一回事，而无缘由地感到沮丧，或者说对整个生活感到沮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能有这种感觉。我拒绝承认我现在的感觉正是如此。
这些天来，就算我想和波姬讨论这件事，我们也无法顺畅地沟通。我们的频率不一样，我们的宽带也完全不同。例如，当我试图和她说些关于弗朗基的事，当我试图向她表达因为帮助他而获得的那种满足感时，她就像没听见一样，毫无表情。在最初饶有兴致地把我介绍给弗朗基后，她现在对他非常冷淡，漠不关心，就仿佛他已经演完了他的角色，现在该退出舞台了。这并不是第一次了，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波姬把许多人或地方带入了我的生活——博物馆、美术馆、社会名流、作家、演出、朋友。从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地方中，我总是比她获得的要多。当我刚刚开始享受其中的乐趣、刚刚开始从中得到一些收获时，她却已将它丢到了一边。
我不禁在想：我们真的很合适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我无法后退，无法向她建议我们应该分开一下，因为我已经使自己远离了网球。没有波姬，没有网球，我将一无所有。我害怕空虚寂寥，害怕阴郁和忧伤。于是我紧紧抓住波姬，波姬也紧紧抓住我，尽管这看上去是爱情使然，但此种情形或许与卢浮宫中那幅画描述的场景更为相似——牢牢抓住皆因要维持宝贵的生命。
当波姬和我交往快到两周年的时候，我决定我们应该使这种“彼此紧抓”的关系正式化。在我的爱情生活中，两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分界点。在我之前的每段恋爱中，两年都是一个“不成则散”的时刻——而我总是选择后者。每过两年，要么是我厌倦了我的约会对象，要么就是对方厌倦了我，如此准时，仿佛我的心里安了一个定时器，时间到了就会自动响起。我与温迪在一起两年，然后她公开了我们的关系，这也预示着我们的关系行将结束；在温迪之前，我与孟菲斯的一个女孩相处了整整两年，然后我逃掉了。为什么我的爱情生活总是以两年为一周期，我不知道。甚至在佩里向我指出这一点之前，我竟然对此毫无意识。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已决意改变。我26岁了，我坚信我应该打破这一模式，立即打破，否则当我36岁回顾过往时，我只能看到一系列仅维持两年、最终均无疾而终的感情。如果我想有一个家，如果我想要幸福快乐，我必须得打破这一怪圈，必须使自己跨越两年这一界限，必须使自己做出承诺。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和波姬在一起的时间远远未达到两年。由于我们繁忙的日程安排，由于我的比赛和她的拍摄，实际上，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我们仍在熟悉彼此，仍在磨合。一方面，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急着做决定，另一方面，我就是不想马上结婚。但谁在乎我怎么想？什么时候我想做的恰巧是我应该做的？有多少次我满怀期望地参加比赛，但却只能以早早出局而告终？又有多少次我不情愿地参加一场比赛，比赛时仿佛身处炼狱，最终却载誉而归？也许婚姻——一项终极的配对赛，一项终极的单淘汰赛——也是如此。
此外，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准备结婚——佩里、菲利，还有更巧的是，菲利和j.p.在同一天晚上一起遇到了他们未来的妻子。“复仇之夏”刚刚过去，现在又迎来了“结婚之冬”。
我向佩里征求意见。我们在拉斯维加斯谈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又通过电话商谈。他倾向于结婚。“波姬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他说，“还有比一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超级模特更好的人选吗？毕竟，我们很多年前不就想象过你会娶她吗？我那时不就预测她会走进你的生活吗？现在，她就在这里，这是命中注定的，还有什么问题吗？”他的这番话使我不禁想起《影子大地》。直到c.s.刘易斯敞开心灵去爱时，他的生命才得以完整，他才真正成熟起来。电影中有一句这样的台词：爱就是我们成长的方式。而刘易斯也这样提醒他的学生：上帝想要我们成熟起来。
佩里说他认识洛杉矶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珠宝商，他订婚时用的就是她家的珠宝。“先别去考虑是否求婚这一问题了，”他说，“暂时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戒指上吧。”
我知道波姬想要的是哪种戒指——圆的，蒂芙尼切工的——因为她告诉过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她总是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她关于珠宝、衣服、汽车、鞋子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之间最热烈的讨论就集中在这件或那件东西上。我们过去常常谈论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童年，以及我们的感情，但现在我们却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最舒适的沙发、最好的立体声唱机、最可口的干酪汉堡包。尽管我觉得这些谈话很有趣，而且是生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总是隐隐有些不安：或许波姬和我太过强调它们了。
我说服了自己，给那个珠宝商打了电话，说我正准备购买一枚订婚戒指。说这句话时，我的嗓音低沉而沙哑，我的心在狂跳。我问自己：此时此刻，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难道不应该满怀喜悦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多大尺寸？多少克拉？色度？净度？”她不断地谈论净度，不断地问我关于净度的问题。
我想：女士，问我净度，你可算是问错人了。
我说：“我只知道我想要圆的、蒂芙尼切工的。”
“你什么时候要？”
“这几天？”
“没问题，我想我这里就有一枚戒指，正是你想要的。”
几天后，戒指就送到了，装在一个大盒子里。随后的两周，我一直把这个戒指盒放在口袋里。我觉得这个盒子很沉，很危险，就像我一样。
波姬恰好不在我身边，她正在外地拍摄一部电影。每天晚上我们都打电话聊天，有时我一只手握着电话，另一只手则在抚弄着戒指。她在北卡罗来纳州或是南卡罗来纳州，总之那里非常冷，但剧本中的天气却是温和宜人的，因此导演强迫她和其他演员嘴含冰块，这样他们呼吸时就不会有雾气了。
总比舔手要好。
她对我说了几句他们的台词，听她说完，我们都不禁哑然失笑，因为那些台词听起来太假了。它们听起来就像台词一样。
在挂断电话之后，我出去兜了兜风，车里暖风的温度逐渐升高，长街闪烁的灯光宛若钻石一般。我回忆起我们刚才的谈话，我已经无法将她剧本的台词和我们之间的对话区分开来了。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戒指盒，然后打开了它。戒指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我把它放在仪表板上。
净度。
当波姬拍摄完毕时，我也结束了一连串悲惨的网球赛事。这些比赛使体育记者公开地，有时甚至幸灾乐祸地评论道：阿加西已经完蛋了。他们说，三个大满贯冠军头衔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他的预期。波姬说我们需要离开，离得远远的。这一次我们选择了夏威夷。我把戒指也带上了。
当飞机迅速降落，似乎朝着火山猛冲过去时，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窗外的棕榈树、波涛汹涌的海岸以及薄雾笼罩着的热带雨林从我眼前一一闪过，我想：又一个天堂岛，为什么我们每次被迫逃离时，总要逃到天堂似的岛屿？似乎我们已经患上“蓝色珊瑚岛”sup/sup综合征了。我想象着发动机噼啪作响、飞机旋转着掉进了一个火山口的情景。使我大为懊恼的是，飞机安全降落了。
我在毛纳拉尼度假村租了一座小屋，内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餐厅、一个游泳池，还配有一个全职厨师。另外，还有一片很大的白色海滩完全属于我们。
开始的几天里，我们就待在小屋中消磨时间，在游泳池里游游泳，然后就在泳池边上尽情放松。波姬正专心致志地读一本关于30岁的单身男女如何过得高兴的书。她把书举得很高，书几乎挡住了她的脸。她不时哗啦啦地翻着书，认真思考时，还会禁不住咬起手指头。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求婚的事，根本没有想到她这个动作可能也是个暗示。
“安德烈，你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没有，我……”
“没什么事吧？”
请别管我，我心里想，我正试图决定向你求婚的时间和地点。
我就像一个谋杀犯，正在设计着作案的情节，不断地思考着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但不同的是，谋杀犯都是出于某种动机才犯案的。
第三天晚上，尽管我们打算在小屋里吃晚餐，但我还是建议我们应像要出席一个特殊场合一样精心打扮一番。好主意，波姬说。一个小时后，她穿着一件到脚踝的白色长裙从卧室里翩翩而出，我则穿了一件有衬里的衬衫和一条米色裤子。真不应该穿这一套，因为裤兜很浅，戒指盒却较大。我只能用手盖着鼓鼓的裤兜，这样波姬才不会注意到。
我全身紧绷，似乎即将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我抖抖腿，然后对波姬说我们出去走走吧。“好，”波姬说，“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她喝了一小口酒，漫不经心地笑了笑，对即将发生的事毫无感知。我们大概走了10分钟，走到了一处没有任何现代文明迹象的海滩。我伸长脖子环顾四周以确定没有别人会来——没有游客，没有狗仔队，海岸一片祥和安宁。我想到了《壮志凌云》中的台词：我已筹划好了，而且没有危险，所以我行动了。
我放慢脚步，与波姬错开了几步的距离，然后我单膝跪在了沙滩上。她转过身，低头看着我。落日的余晖越发灿烂夺目，而她的脸色则渐渐苍白。
“波姬·克里斯塔·小丝？”
如果有人想要向她求婚的话，最好要用她法定的全名波姬·克里斯塔·小丝，她在聊天中曾经多次提到过这一点。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也从来没想过去探究原因，但现在它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