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重复了一遍：“波姬·克里斯塔·小丝？”
她把一只手放在了额头上。“等等，”她说，“什么？你……等等，我还没准备好。”
我们都没准备好。
当我从裤兜里拽出戒指盒、打开盒盖、拿出戒指并把它戴在她手上时，她已经泪流满面。
“波姬·克里斯塔·小丝？你愿意……”
她把我扶起。我吻着她，心里却在想：我真希望自己已经认真思考了这件事。安德烈·柯克·阿加西，你真的应该和这个人共同度过今生吗？
“我愿意，”她说，“我愿意，愿意，愿意。”
等等，我心里想。等等，等等。
她说她想再来一次。
一天后，她说在海滩上她已经完全惊呆了，根本听不到我在说什么。她想让我再逐字逐句地重复一次。
“我需要你再说一遍，”她一再要求，“因为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也不相信。
在我们离开小岛前，她就开始筹备婚礼了。在我们回到拉斯维加斯后，我又重新开始了我未经筹划的、非正式的网球生涯的终结之旅。我像太空漫步一样一项赛事接着另一项赛事地参加，每次都被早早淘汰出局。不过，这样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多了起来，这倒使波姬颇为高兴。我很平和，或者说已经麻木了。我现在有很多时间谈论婚礼蛋糕和请柬的问题。
我们飞到英国参加199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在赛事即将开打时，波姬坚持要去多切斯特酒店吃下午茶。我恳请以后再去，但她一再坚持。我们的周围全都是穿着花呢服装、扎着蝶形领结的年纪较大的夫妇们，他们中的一半看起来都昏昏欲睡。我们吃着面包皮被剥掉的小三明治，面前堆满了空盘子，这些盘子原本装满了鸡蛋沙拉以及涂有果酱和黄油的烤饼。这些食物味道不错，但显然会阻塞人的动脉。这些食物使我烦躁不安，而这里的氛围也荒唐可笑，坐在这里就像置身于一场在养老院里举办的儿童茶会一般。但就在我要向波姬建议我们该埋单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她正沉醉于其中，玩得非常开心。她想要更多的果酱。
在第一轮比赛中，我的对手是排名第281位的道格·弗拉赫，一个只是通过资格赛才打入正选赛的球员。但当你观看他与我比赛时，你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他比赛时好像化身为罗德·拉沃，而我则像拉尔夫·纳德，我们正在“坟墓”球场决一死战。到目前为止，你会认为我在这里也将拥有自己的墓碑。我尽可能快地输掉了这场比赛，然后与波姬迅速赶回洛杉矶，进一步讨论关于双色蛋糕饰带和雪纺绸边的帐篷的问题。
当夏季临近时，只有一件盛事使我感兴趣并鼓舞着我——并非我的婚礼，而是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它给了我一种新的感觉；也许这场比赛与我自身无关，我将为我的国家而战，为这个国家三亿成员而战。我也正在完成一项未竟的事业——我父亲曾经参加过奥运会，现在轮到我了。
我与吉尔制定了一个奥运会作息制度，并在训练期内全力以赴。我每天早上花两个小时与吉尔待在一起，再和布拉德打两个小时的球，然后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跑到吉尔山顶，再跑下来。我想品味炎热，品味痛苦。
奥运会开始时，体育记者因我缺席奥运会开幕式而对我口诛笔伐，佩里也因此狠狠地责怪了我。但我绝不是为了参加开幕式才来亚特兰大的，我是为金牌而来，而且在这段日子中，我需要尽可能地集中注意力和精力。网球比赛将在石山公园进行，而开幕式则在城区举行，从前者到后者驾车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到达开幕式现场后，还要在佐治亚州潮湿闷热的天气中穿着外套、系着领带站着等上几个小时，才能沿跑道走上一圈。然后驾车回到石山公园，在赛场上发挥出我的最高水平？不，我做不到。我确实很想亲身经历这盛大的庆典，欣赏奥林匹克的壮丽与宏伟，但不应该在我的第一场比赛前。这才是焦点所在，我对自己说，这才是将实质置于表象之上的真谛所在。
在美美地睡了一夜之后，第二天，我在第一轮比赛中战胜了来自瑞典的尤纳斯·比约克曼。在第二轮中，我轻松战胜了来自斯洛伐克的卡罗尔·库切拉。在第三轮中，我面临的考验比前两轮要艰巨些，我的对手是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亚·高登兹。他的球风非常暴烈，喜欢与你针锋相对，如果你敬重他，他就会更加强硬。我对他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敬意，但网球也没有对我致以丝毫的敬意。我犯了各种类型的非受迫性失误。在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我已经落后一盘和一个破发局了。我抬头看了看布拉德：“我应该怎么办？”他吼道：“别再失误了！”
噢，对，明智的忠告。我不再失误，不再把对手视为胜者，把压力转移到了高登兹的身上。真的就那么简单，我攫取了一场丑陋却也令人心满意足的胜利。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几乎就要被费雷拉淘汰出局。当时比赛已经进行到第三盘，他以5:4领先。现在是他的发球局，如果他保住了这个发球局，他就是这场比赛的胜者。他以前从未战胜过我，而且我确切地知道他体内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把一片木炭戳进他的屁股，你拽出来的将是一枚钻石（圆的，蒂芙尼切工）。我知道费雷拉的括约肌已处于收缩状态，而这使我非常自信。我重整旗鼓，破了他的发球局，最后赢得了这场比赛。
在半决赛中我与来自印度的林达·佩斯对决。他简直就是一个会飞的跳豆，运动功能亢进，拥有大把大把的精力，而且双手的动作比巡回赛中其他所有选手都要迅捷。不过，他似乎从未学习过如何中规中矩地击球。他击出慢速球，他劈球、切球、吊高球——这就是孟买的布拉德。除此之外，他还会飞身冲向网前，进行有力有效的回击。比赛进行一个小时之后，你不禁会产生这种感觉——虽然他没有利利索索地打出过一个球，但是他会使你输得痛痛快快。不过我早有准备，我耐心比拼，镇定自若，最终以7:6、6:3战胜了佩斯。
在决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西班牙的塞尔吉·布鲁格拉。由于有雷暴雨，比赛被推迟了，气象预报员说5个小时后我们才能上场比赛，于是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麻辣鸡肉三明治。安慰食品。在有比赛的日子里，我并不担心卡路里和营养，我担心的是我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和是否觉得饱了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紧张情绪作祟，在比赛的日子，我几乎都不会觉得饿，所以一旦我有胃口，我就会大吃特吃，我的胃对什么感兴趣，我就吃什么。但当吞下最后一口麻辣鸡时，乌云却散开了，暴风雨远去了，天气又重新闷热起来。现在我的肚子里塞满了麻辣鸡肉三明治，温度达到了90华氏度（约32摄氏度），空气稠得像肉汁一样。我几乎动都动不了了——我还得为金牌而战？关于安慰食品就谈这么多吧，我现在胃里极其不舒服。
但我不在乎。吉尔问我感觉如何，我告诉他：非常好。我将奋力回击每个球，我将使这个家伙不断地跑来跑去。如果他认为他可以把金牌带回西班牙，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吉尔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才是我的好小子。”
“以前你走上赛场时，很少像今天这样，”吉尔说，“我在你的眼神里看不到一丁点儿恐惧。”
从首个发球局开始，我就连续重击布鲁格拉，迫使他从一角跑到另一角，他跑动的总面积绝对快赶上巴塞罗那的面积了。我每获得一分，都是对他的致命一击。在第二盘比赛中段时，我们为了一分的争夺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场面堪称壮观。他最终赢得了这漫长而艰难的一分，但也只是追至平分而已。他准备下一个发球的时间已明显超出了规定，我完全可以向裁判申诉了。按理我应该与裁判据理力争，那么布鲁格拉就会受到警告，但我没有。我用这段时间漫步到了球童那里，用毛巾擦了擦汗，然后低声对吉尔说：“我们场上的那位朋友怎么样了？”
吉尔微笑着。要不是吉尔在战斗中从来不会大笑的话，他此时定已开怀大笑了。即便布鲁格拉赢得了刚刚那一分，但吉尔已经预见到了，我也料到了，在赢得这一分后，等待布鲁格拉的只能是下一盘中的完败——连输六局。
吉尔大声叫道：“这才是我的好小子！”
当我登上领奖台时，我在想：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在电视上已经很多次看到这一场面，它不会辜负我的期望吧？
还是像很多事情一样，它最终只会令我大失所望？
我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获得铜牌的佩斯站在我的一侧，获得银牌的布鲁格拉站在我的另一侧。我的领奖台比他们的要高出1英尺左右，因此我比我的对手高出了一些——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此情此景，无论站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觉得自己足足有10英尺那么高。一个男士把金牌戴在了我的脖子上。当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我的心在膨胀，我分外自豪，但这无关乎网球，也无关乎自我。强烈的情感远远超出了我之前的所有想象。
我朝人群望了望，看到了吉尔、波姬还有布拉德。我试图找到我的父亲，但他藏了起来。他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对我说：我已经成功地夺回了多年前别人从他那里夺走的东西，但他并不想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不想贬损属于我的这一特殊时刻。他却不知道这一时刻之所以如此地特殊，是因为它不仅仅属于我。
几天后，由于连我都无法理解的原因，我在奥运会时表现出的那种状态荡然无存。在辛辛那提的赛场上，我失去了理智，再一次和自己较起了劲，我在一阵狂怒中摔碎了我的球拍。不过最终我还是杀入了决赛，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很可笑吧。在这之后，我更加觉得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然后8月份的时候，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rca锦标赛。在第一轮比赛中，我与来自加拿大的塞尔维亚人丹尼尔·内斯特对阵。开始时我遥遥领先，但当他破了我的发球局后，不知怎的我竟然怒不可遏。我无法平息这突如其来的怒气。我仰望天空，真想一下子飞走，飞得无影无踪。既然我飞不走，至少我的网球可以飞走。自由飞吧，小球。我狠狠地击出一个球，球高高飞起，高过了看台，飞出了体育场。
理所当然会受到警告。
裁判达纳·莱康托对着麦克风说：“违反规则。警告，用球不当。”
“去你妈的，达纳。”
他把裁判长叫了过来，对裁判长说，阿加西说了“去你妈的，达纳”。
裁判长走近我，问道：“你说过吗？”
“是的。”
比赛结束。
“好吧，去你妈的，还有去你手下的那个裁判。”
球迷开始骚动。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听不到我说的话，他们只知道他们付了钱来看比赛，结果这场比赛却要被取消了。他们不断发出嘘声，纷纷把坐垫和饮料瓶扔到球场上。spudsmackenzi狗是rca锦标赛的吉祥物，现在这只小狗正穿梭在球场上的坐垫和饮料瓶中，它慢跑到球网的中央处，然后抬起后腿，撒了一泡尿。
我再同意不过了。
它快活地跑出了球场，我紧跟其后，低着头，拖着网球包走出了球场。观众们已经愤怒得要发疯了，疯狂程度不亚于电影中角斗场上的观众。垃圾如雨点般落在了球场上。
在更衣室里布拉德问：“到底怎么……”
“他们取消了我的资格。”
“为什么？”
我告诉了他。
他摇摇头。
他7岁的儿子扎克正在哭，因为人们对他的安德烈叔叔太坏了，也因为那只狗在球网边撒了一泡尿。我把他们打发走了，然后一个人低着头在更衣室里坐了一个小时。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创造新的低点。好吧，我能应付。事实上，我会惬意起来的。我能够适应这种新局面。处在最低点，你也可以很悠然自得，因为至少你可以休息了。你知道在一段时间内你哪儿都不用去了。
但我还远未抵达最低点。我去参加了1996年的美网公开赛，我一到那里立刻就引起了争议，是关于确定种子选手的问题。有几位球员抱怨我得到了特殊待遇，我在签表上的位置被特意安排了，因为赛事的官员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想要在决赛中看到我和皮特对决。穆斯特说我受到了特殊照顾，说我目空一切。因此，当我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把这个曾弄乱我头发的人踢出局，再次践行了我绝不会再输给他的诺言时，我尤感欣喜。
我杀入了半决赛，与张德培对决。几个月前，我在印第安韦尔斯输给了他，如今我已迫不及待地要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本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他正处于职业生涯中的低潮，布拉德说。我也是，人们这么说。但我获得了奥运会金牌，我甚至想在比赛中戴着这块金牌。但张德培对我的金牌不以为意。他发出了16个ace球，成功地挽救了3个破发点，迫使我出现了45次非受迫性失误。张德培赢得他上一个大满贯冠军已经是7年前了，但今天他似乎不可战胜，无可匹敌。他升起来了，我却沉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体育记者肆意贬低我，他们说“我认输了”“我满盘皆输”“我满不在乎”，似乎他们就是因为我才如此愤怒。但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输掉了这场比赛，现在他们不得不多应对张德培一天。
我没有在电视上观看决赛——在决赛中，皮特直落三盘，战胜了张德培——但我确实读了很多关于这场比赛的报道。每篇文章都以就事论事的口吻表示，皮特才是他这个时代最好的网球选手。
在1996年接近尾声时，我去了慕尼黑，那里的嘘声震耳欲聋。我输给了马克·伍德福德，而就在两年前我还曾以6:0、6:0轻松战胜过他。布拉德狂怒不已，他求我告诉他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告诉我，伙计，告诉我。”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我们一致认为，我应该休息一下，不参加澳网公开赛了。
“回家吧，”他说，“休息一阵，陪你的未婚妻待上一段时间，这样无论你得了什么‘病’，你都会痊愈的。”
此人为纽约黑帮教父。
波姬·小丝主演的一部影片就叫“蓝色珊瑚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