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你们全都知道。”
波姬求我留下来，佩里也是，我告诉他们不可能。我不想再看她舔另一个男人的手了。
“你别这样。”波姬说。
“我？我？我可什么都没干。回去吧，好好享受剩下的时光！祝你大获成功！品尝更多的手。我要离开这儿了。”
我在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着，在车流中穿梭前进。我不确定我要去哪里，但有一点我很确定：我绝不会回波姬那里。去他妈的。突然间我意识到我要一路奔回拉斯维加斯，中途绝不停车。做出这个决定后，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我开足马力，呼啸着穿过了两个城市的边界，开始行驶在沙漠上，现在在我和我的床之间只有一望无垠的荒原和天上闪耀的群星。
收音机里的节目都结束了，只剩下无尽的噪音。我开始试着分析自己的情感。我心怀嫉妒，是的，但我也感到混乱不堪，失去了自我。同波姬一样，我也正在扮演一个角色——一个迟钝麻木的男朋友，而且我认为我演得还不错。但当舔手那一幕开始时，我无法再继续演下去了。当然，我以前就观看过波姬在舞台上吻男人的手的表演。我也曾遇到过一个色情狂，他一见到我，便迫不及待地向我讲述起他在片场和我女朋友亲热的事，当时她只有15岁。但这次不同，这次已经越过了界限——其实我也不知道界限在哪里，但舔手肯定是越界了。
我在凌晨两点把车停在了我的单身公寓前。长途跋涉使我疲惫不已，也冲淡了我的愤怒。我仍然很生气，但也十分后悔。我拨通了波姬的电话。
“对不起，我只是——我需要离开那里。”
她说每个人都问我去哪儿了。她说我羞辱了她，破坏了她这次的大好机会。她说每个人都对她讲她有多么出色，但她一分钟都享受不了这种成功的喜悦，因为她唯一想与之分享这一喜悦的人已经走掉了。
“你最让我分心，”她提高声音说，“我不得不把你阻挡在我的思绪之外，这样我才可以专注于我的台词，而这让一切都变得更为困难。如果在比赛中，我也对你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一定会狂怒不已的。”
“我就是不能看着你舔那个家伙的手。”
“我在表演，安德烈，难道你忘了我是个演员吗？难道你忘了我以演戏为生吗？难道你忘了那全都是装出来的吗？装装样子而已？”
“要是我能忘了就好了。”
我开始为自己辩解，但波姬说她不想听。她挂断了电话。
我站在客厅的中央，感觉地板在摇晃，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拉斯维加斯发生地震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站在哪里。我走到放置奖杯的架子前，拿起了其中的一个奖杯，用力扔了出去。奖杯飞出了客厅，最终落到了厨房的地上，摔成了碎片。我又拿起了一个，朝墙上猛地砸去。我一个接一个地摔着，把所有的奖杯都摔碎了。戴维斯杯？摔了。美网公开赛的？摔了。温布尔登的？摔了，都摔了。我从网球包里一把拽出球拍，试图用它把玻璃咖啡桌砸碎，但球拍反而断掉了。我又将已经碎了的奖杯捡起，再次朝墙上猛地砸去，然后再朝房子里的其他东西砸去。当奖杯碎得不能再碎了的时候，我一下子倒在了满是脱落的墙皮的沙发上。
几个小时后，我睁开了眼睛，惊讶地环视四周，仿佛这些破坏都是别人造成的。确实，确实还有别人，有一半的破坏是那个人造成的。
电话响了起来，是波姬。我再次道歉，并告诉了她我砸奖杯的事。她的语气缓和了些，并表现出了关切之情。她讨厌看到我伤心难过，看到我为嫉妒所折磨，看到我处在痛苦中。我告诉她我爱她。
一个月后，我来到斯图加特，踏上了室内赛季的征程。如果让我列出一个全世界所有的大陆和国家、所有的城市和乡镇、所有的乡村和村庄中我最不想待的地方的名单，斯图加特可能会位居榜首。即使我能活到1000岁，在斯图加特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是说斯图加特有什么不好，此时此刻，我只是不想待在这里打网球。
尽管如此，我还是来到了这里，参加一场重要的比赛。如果我赢了，我世界第一的排名将得到巩固，这是布拉德极度渴望的。我与马利韦·华盛顿正在进行比赛。我对他非常了解，之前在青少年组的比赛中，我总是与他狭路相逢。他很有运动天赋，像柏油帆布一样覆盖全场，总是使我有一种要击败他的冲动。他的腿是纯铜的，因此我攻击不了它们。我无法像对付一个典型的对手那样使他筋疲力尽，只得以智取胜。我这样做了，并得以领先一盘。我积极跑动，突然间有一种类似踩到捕鼠夹的感觉。我低头看去，发现我的鞋底掉了。
除了现在穿的这双，我没带别的网球鞋。
我叫了暂停，告诉裁判我需要一双新鞋子。扬声器响了起来，用断断续续的德语广播道：“有谁能借给阿加西先生一只鞋？10码半？”
而且必须得是耐克鞋，我补充道——因为我的代言合同。
后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手中挥舞着他的鞋子。他很高兴把鞋借给我，他说。布拉德走上看台把鞋拿给了我。虽然这个男人的鞋是9码的，我还是把脚硬挤进了他的鞋里，就像翻版灰姑娘那样，只不过这个灰姑娘有些愚笨而已。穿上鞋后，我重新开始了比赛。
这就是我的生活吗？
这不可能是我的生活。
我正在打一场捍卫世界第一排名的比赛，却穿着一只从斯图加特一位陌生人手中借来的鞋。我回想起当我们还是孩子时，父亲用网球修补我们的鞋，而这次我感到更尴尬、更荒唐。情感上，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在想我为什么不就此罢手，走出球场，离开。是什么使我还在继续？我是如何做到选择击发球时机，如何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又是如何破了对方发球局的？我的精神已经飘离了赛场。我现在已经云游到大山中，租了一个滑雪小屋，吃着自己做的煎蛋饼，呼吸着充满森林与雪的气息的空气，惬意地休息呢。
我对自己说：如果我赢了这场比赛，我就退役；如果我输了这场比赛，我也退役。
我输了。
我并没有退役。我做的事情与退役恰好相反：我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前去参加四大满贯赛事之一——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澳网还有几天就要开赛了，我是卫冕冠军，但我却一点儿不在状态。我看起来一副要发疯的样子，两眼布满了血丝，面容憔悴。空乘员应该把我踢出去，我自己差点儿就把自己踢出去。布拉德和我登上飞机后刚刚过去几分钟，我就差一点儿从座位上跳起来然后跑掉。布拉德看见了我脸上的表情，便抓住我的胳膊。
“别这样，”他说，“放松。你不会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好事情呢。”
我吞下了一粒安眠药，又喝了一瓶伏特加。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飞机已经抵达墨尔本，正在着陆。布拉德载着我来到了科莫酒店，我此时昏昏沉沉，脑袋里就是一堆糨糊。一个年轻侍者把我带到了我的房间。房间中央摆放着一架钢琴，钢琴旁边是一个螺旋形的楼梯，楼梯的木台阶闪着光泽。随手轻敲了几个琴键后，我摇摇晃晃地踏上了台阶，想上楼睡觉，但却踏空了，膝盖撞到了楼梯扶手尖锐的金属边上，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我跌下了楼梯，血流得到处都是。
我给吉尔打了电话，他两分钟后就赶来了。他说我撞到了膝盖骨。“不妙的裂口，”他说，“不妙的淤伤。”他为我包扎了伤口，然后把我扶到了沙发上。第二天早上，他给我关了禁闭，不让我出去练习。“我们得小心你的膝盖，”他说，“如果你的膝盖能撑过七场比赛，那就是个奇迹了。”
膝盖上绑着绷带，眼睛上蒙着一层薄雾，我一瘸一拐地参加了第一轮比赛。对于球迷、体育记者、评论员来说，很明显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选手了。我丢掉了第一盘，又很快在第二盘中落后了两个破发局。我即将成为继罗斯科·坦纳之后第二个在大满贯赛事的第一轮比赛中就被淘汰出局的卫冕冠军。
在该场比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阿根廷的加斯通·埃特利斯，先不管他是谁了。他看起来甚至不像一个网球选手，而就像在学校里代课的代课教师。他本来是个双打选手，受到上天的眷顾才获得了单打的资格。能够待在这里，他自己看上去也颇为惊讶。像这样一个家伙，通常情况下我在更衣室狠狠地瞪一眼他就会落荒而逃，但现在他竟然已经领先了一盘，并且在第二盘中继续保持着领先优势。天哪，他才是那个饱受折磨的人。如果我的样子称得上痛苦的话，那他看起来则惶恐不安，仿佛喉咙里正塞着一只90磅重的牛蛙。我希望他淘汰我，干掉我，因为如果我现在输掉比赛并早早出局，反倒会对我好一点儿。
但埃特利斯畏缩不前，原地徘徊，在场上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极为糟糕的决定。
虚弱开始蚕食我。今天早上我剃了个干干净净、锃亮的大秃头，因为我想惩罚自己。为什么？因为毁了波姬在《老友记》的客串演出，我仍然耿耿于怀；因为我摔碎了我所有的奖杯；因为我没有做好准备就前来参加一项大满贯赛事——而且因为我在美网中输给了皮特。你无法欺骗你镜子里的那个人，吉尔总是这样说，因此我打算让那个人付出代价。在巡回赛中，我的绰号是“惩罚者”，因为在比赛中我总是让别人跑前跑后。现在我决意通过晒焦他的头的方式来惩罚这个最难对付的对手——自己。
使命完成了。澳大利亚的太阳无情地照在我的身上，就像火烤一般。我痛斥自己，然后原谅了自己，并按下了复位键。随后，我设法将第二盘的比分拉平，然后我赢了抢七局。
而同时我的思绪一直在闲聊：我该怎么？我应该和波姬分手吗？还是和她结婚？我输掉了第三盘。然后埃特利斯似乎又承受不起领先的喜悦了，我再次通过抢七局拿下了第四盘。第五盘，埃特利斯体力已消耗殆尽，他放弃了。我既没有感到自豪也没有感到如释重负。我很尴尬，我的头看起来像一个大水疱。我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放一个大水疱到他的脑子里去。”
赛后，记者问我是否担心被晒伤，我笑着告诉他们：我最不担心的便是被晒伤了。我很想补充说：精神上，我已经焦头烂额了。但我没有。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与我对阵的是库里埃。此前，他对我保持了六连胜的纪录。我们进行着残酷的战争，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在报纸上。在1989年法网公开赛上战胜我后，他抱怨我得到了太多的关注，他说他感觉一直以来他总是在充当我的配角。
“听起来他好像很缺乏安全感。”我对记者说。
库里埃则迅速回击：“我缺乏安全感？”
他对我不断变换的装扮以及发型一向看不顺眼。曾经有一次，当被问到对新阿加西有什么看法时，他如是说：“你是指新版阿加西，还是新版的新版阿加西？”也是自从那次起，我们就不再公开争吵了。我对库里埃说我为他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我把他当朋友看待，而他也说了类似的话。但在我们之间仍然存在一种紧张感，而且这种紧张感很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至少会持续到我们其中一个人退役为止，因为我们之间的竞争要追溯到青春期，追溯到尼克那个时候。
由于同一个球场之前进行的女子四分之一决赛打得过长，比赛被推迟了很久，我们在几近午夜时才踏上球场。第一盘中已经进行了9局，然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天开始下雨了。裁判们可以合上屋顶，但是需要40分钟才能完成。他们问我们是否愿意明天再接着比赛，我们俩同意了。
睡眠很有帮助。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神清气爽，决意战胜库里埃。但球网那边站着的已经不是库里埃了，而只是个苍白无力的摹本。尽管以2:0领先，他看起来却犹豫不决，疲惫不堪。我认得那副表情——我曾多次在镜子中看到过那副表情。我于是立即行动，奋力拼杀。我赢得了这场比赛，获得了这么多年来对他的第一场胜利。
当记者问我库里埃在比赛中的表现时，我说：“他今天不在状态。”
这场胜利使我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我再一次摘掉了皮特的王冠，但这只能让我再一次想起我没有，也不能战胜皮特的那一次经历。
在半决赛中我对阵的是张德培。我知道我能赢，但我也知道我会输。事实上，我想要输掉这场比赛，我必须输，因为贝克尔已经进入了决赛，我应付不了他。我不想在决赛中面对他，反正面对他我也会输掉比赛。在贝克尔和张德培之间进行选择，我宁愿输给后者。除此之外，从心理上来讲，在半决赛中输掉比赛总比在决赛中功亏一篑更易让人接受。
因此今天我将输掉比赛。祝贺你，张德培，希望你和你的救世主都很为此高兴。
但故意输掉比赛并非易事，这几乎比赢得比赛还要困难。当你故意输掉比赛时，你不能让观众们感觉出来，你甚至不能让自己感觉到，因为你当然不是完全自觉地故意输掉比赛的——你甚至连半自觉都算不上。你的精神已经缴械投降了，但你的身体还在战斗，肌肉也有记忆，甚至你的精神也并没有完全缴械投降，只有那个主张独立的小集团，那个分裂出来的小群体完全投降了。故意做出的糟糕决定是在黑暗的角落，完全见不得光。你不去注意那些你需要注意的细节，你不去竭尽全力跑动，你不会猛扑过去接球。你慢悠悠地迈步，你不愿意弯腰或俯身，你只挥动胳膊，却吝啬你的腿部和臀部之力。犯了一个粗心的错误后，你会用漂亮的一击作为弥补，然后你会再犯两个错误，慢慢地，但毫无疑问地，你最终落在了后面。你从不会真的想这次我要击球落网。总之，故意输掉比赛要复杂得多，也隐蔽得多。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布拉德对记者说：“今天，安德烈遇到了瓶颈。”
确实，我想，非常正确，但我没有告诉布拉德，我每天都会遇见瓶颈。如果他知道今天我觉得这个“瓶颈”很好，如果他知道我甚至亲吻了它，如果他知道我输得很高兴，如果他知道我宁愿乘飞机回拉斯维加斯，也不愿与我们的老朋友苏格拉底再战——如果他知道这些，一定会震惊得哑口无言。我宁愿去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好莱坞，我行程的下一站。既然我输了，我可以及时赶回家观看橄榄球超级碗，以及随后播出的那集特殊的、长达一小时的、由波姬·小丝主演的《老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