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轮到我的发球制胜局。我们勉强振作精神，小心翼翼地将球打到对方的场地中部，仿佛怕惊到网球一般，俨然两个10岁的小女孩在打羽毛球。他再次破了我的发球局。
5:5平。我放下球拍，跌跌撞撞地跑出了球场。
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或者也许事实上它已成文——那就是如果拿着球拍离开球场，就算自动认输，所以我丢下球拍以示我还会回来。在我神志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我仍然在意网球的规则，但我也很在意生理的规则。在这种热度中，你吃进肚里的东西必定会出来，而且必定是不久就会出来。在去更衣室的路上，我吐了好几次。我冲进厕所把我几天前、或许是几年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我感觉自己就要休克了。吹着更衣室里的空调，加之我已把胃清空了，我终于重新获得了生机。
裁判员来敲门了。
“安德烈！如果你不马上回到球场，你就会被罚分了。”
胃里空空如也，脑袋里嗡嗡作响，我回到了赛场。我破了埃德伯格的发球局。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我继续坚持，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
我蹒跚地走到了网前。埃德伯格斜着身子，似乎也马上要晕过去了。待在球场接受颁奖的那段时间，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很难挨。当他们把奖杯递给我时，我想的是我可能会吐到里边。他们交给了我一个麦克风，让我说几句话，我想的也是我要是吐在上面怎么办。我说我为我的行为道歉，尤其要向那些坐在那个被我不当使用的花盆旁边的人道歉。我本想公开建议那些官员们把比赛的地点改为冰岛，但呕吐感再次汹涌袭来，我再也撑不住了。我放下麦克风，飞奔而去。
波姬问我为什么不干脆退赛。
因为这是复仇之夏。
赛后，塔兰戈公开反对我的行为，要求我为离开球场做出解释。他说他当时正等着打他的双打比赛，我耽误了他。他很生气，我却很愉悦。我想要回到球场，找到那个花盆，把它包装起来，作为礼物送给塔兰戈，并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你就把那叫出界吧，你这个骗子。
我绝不会忘记，贝克尔必须受到严厉的教训。
我离开华盛顿，来到了凉爽宜人的蒙特利尔。在这里，在三盘艰苦的战斗后，我在决赛中战胜了皮特。我战胜皮特后总会心情大好，但这次却几乎没什么感觉。我想要击败贝克尔。在辛辛那提的比赛中，我在决赛中战胜了张德培，感谢上帝。然后我来到纽黑文市，重新回到了东北夏季的高炉里。我进入决赛，与克拉吉赛克对决。他很高大，至少有6英尺5英寸，而他的脚步却很轻盈，只需两步他就已经冲到了网前，龇牙咧嘴地准备在你的心上狠狠咬上一口。而且，他的发球极为可怕，我可不想花3个小时对付他那发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赢得了三个冠军头衔后，我的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但布拉德不允许我这样说。
“你是在训练，记得吗？用一场终极恶战去终结所有的恶战？振作起来。”他说。
我于是振作起来，问题是，克拉吉赛克也如此。第一盘，他以6:3取胜。第二盘，他两次拿到了赛点。我没有屈服，把比分追平，并在抢七局中扳回这一盘。在第三盘中，我击败了克拉吉赛克。这是我第20场连胜，也是我的四连冠。在这一年我已经参加的70场比赛中，我赢了63场，而在46场硬地赛中，我获得了44场胜利。记者问我是否有一种无往不胜的感觉，我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我是谦虚，但我说的是实话，我就是这样觉得的。在复仇之夏，我只允许自己拥有这种感觉。骄傲是糟糕的，压力才是有益的。我不想感到自信，我想感觉到愤怒——永无止境的、强烈的愤怒。
巡回赛的所有话题都集中在我跟皮特的对抗上，主要是因为耐克公司的新一轮广告宣传，其中包括一个很流行的电视商业广告：在旧金山，我们从出租车里跳下来，搭起球网，准备开始比赛。《纽约时报周日杂志》发表了一篇长篇人物报道，内容主要是关于我们两人的竞争和性格上的差异，其中描述了皮特对网球的专注，以及他对网球的热爱。我想知道如果那个记者知道我对网球的真实感觉，他会怎样描述我们两人的分歧。要是我告诉他了该多好。
我将这篇报道放到一边，然后又拿了起来，我不想读，但我又必须读。这种感觉很奇怪，使我烦躁不安，因为皮特现在在我的心中已经不再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了。日日夜夜，我想着贝克尔——只有贝克尔。但是，我还是浏览了一下这篇文章。当看到皮特被问到喜欢我哪一点时，我身体不禁缩了一下。
他想不出任何一点来。
最后他终于说：“我喜欢他旅行的方式。”
终于，8月来了，吉尔、布拉德和我开车去纽约参加1995年的美网公开赛。在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运动场的第一个早晨，我看到布拉德站在更衣室里，手里拿着签表。
“很好，”他微笑着说，“哦，这真是太好了。ag，都很好。”
我和贝克尔被分到了同一个半区。如果一切按照布拉德的计划进行，我将会在半决赛和贝克尔对决，然后在决赛中对阵皮特。我想，如果我们出生的时候能够看到自己人生的抽签顺序，预计我们走到决赛的路径那该多好。
开始的几轮比赛，我的表现极佳。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也看到了我想要的就在前方，这些对手只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而已。埃德伯格、阿历克斯·克雷特加、皮特·科达——我需要越过他们才能达到我的目标。因此，我这么做了。每一次胜利之后，布拉德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表现得兴高采烈。他没有笑，没有庆祝。他对贝克尔全神贯注——关注他的比赛，细细研究他的打法。他想要贝克尔赢得每一场比赛、每一分。
当我以胜利者的身份走出赛场的时候，布拉德总一本正经地说：“又是不错的一天。”
“谢谢。是啊，感觉不错。”
“不，我是说苏格拉底，他赢了。”
皮特解决了他那边的问题，进入了他所处半区的决赛，现在等待着阿加西和贝克尔中的胜者。这就像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重演，第二季。但是这一次我却没有想皮特。我没有想那么远，我只关注眼前。我一直以来瞄准的对象都是贝克尔，而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我的注意力是如此地集中，精神高度紧张到自己都觉得害怕。
一个朋友曾经问我，当我面对一个跟自己有私人恩怨的对手时，我会不会哪怕是有一点的冲动想要扔下球拍冲上去卡住他的脖子。如果这是一场带有私人恩怨的比赛，如果比赛中充满了仇恨，我不会更想用拳头解决问题吗？我对朋友说，网球就是拳击。每一个网球运动员，或早或晚，都会将自己比作一个拳击手，因为网球就像是一场没有身体接触的搏击，它很暴力，徒手肉搏，在网球场上所做的选择就跟在拳击场上做的选择一样原始而野蛮。杀死对手或是被对手杀掉，击败对方或是被对方击败。网球中的争斗是深藏在体内的。他们让我想起拉斯维加斯以前的那些放高利贷者，用一袋橘子去打人，因为这样不会在体表留下任何淤痕。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一个普通人。所以进场前，我和贝克尔站在通道里的时候，我跟保安说：“詹姆斯，把我们俩分开，我不想让那个讨厌的德国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相信我，詹姆斯，你不想让我看到他。”
贝克尔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他记得他说过的话，他知道我已经将那些话读了不下50遍，并且已将其牢牢地记在脑海里。他知道我整个夏天都因他的话愤怒不已，他知道我想要让他血债血偿。他也想这么做。他从来都不喜欢我，而且对于他来说，这个夏天也是“复仇之夏”。我们走到球场上，避免眼神交流，拒绝向观众致意，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装备、我们的网球包和这场即将上演的惨烈的比赛上。
比赛一开始就进入了我预想中的场面。我们互相嗤笑，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轻蔑地咒骂对方。我赢了第一盘，7:6。但令人气愤的是，贝克尔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为其所扰。他为什么要困扰呢？我们在温布尔登比赛时，开始就是这样的。他不担心落后——他已经证明了他能够承受住我的重击然后后来居上。
我赢了第二盘，7:6。现在他开始局促不安了，开始寻找出路。他试图干扰我的心智。他曾经看到过我不冷静时的样子，所以他认为可以再次让我失去冷静。他做了一个网球运动员可以对另外一个网球运动员做的最无耻的事情：他朝我的包厢抛出了几个飞吻，朝波姬。
这奏效了。我很生气，以至于我的注意力开始分散。第三盘的时候，在我以4:2领先的情况下，贝克尔朝一个他本不可能够到的球扑去。他做到了，赢得了一分，然后成功破发了我，赢得了第三盘。观众们现在沸腾起来了。他们似乎已经看出来了，这是私人恩怨，这两个家伙互相看不顺眼，我们是在解决宿怨。他们喜欢看到戏剧化的场面，想要让这些冲突更加激化，现在我觉得温布尔登的一切又要重演了。贝克尔开始取悦观众，他朝波姬又抛出了几个飞吻，并露出了贪婪的笑容。这种做法既然奏效了，为什么不再做一次呢？我看了看布拉德，他坐在波姬的旁边，用钢铁般的目光看着我，那是标准的布拉德表情，他在吼：“加油！冲！”
第四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缠斗。我们两个都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正在寻找破发的机会。我看了看表，9点半。没有人离场回家，现场的紧张气氛非常明显。我从来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想要赢得一场比赛，我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事情有如此的渴望。我保住了发球局，并取得了6:5的领先，现在贝克尔的发球局将决定他的去留。
佩里正朝他大喊大叫，波姬发出了让人恐惧的尖叫声。贝克尔微笑着朝他们俩招手，好像他是美国小姐一样。他的一发失误。我知道他的二发会很有进攻性，他是一个冠军，就会展现出一些冠军的架势。此时，他牙关紧闭，我很确定他会凭借本能向中路猛击一球。通常情况下，你会担心球的反弹和弹起的最高点，因此你向前移动，试着在球弹起却尚没高过你的肩膀时将球击回。但是，我赌了一把，保持在原地。我赌对了。现在球向我飞了过来，在我的可控范围内。我将我的臀部扭到一边，为这决定命运的一击做好准备。这球比我预想的快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迅速做出了调整。我踮起脚尖，感觉自己就像是怀亚特·厄普、蜘蛛侠还有斯巴达克斯。我大力挥拍，感觉身上的汗毛都立起来了。我将球击出的那一瞬间，发出了类似某种野兽的吼声。我知道以后我再也不会发出那样的声音了，我不会比这打得更用力或者更完美了。我打出了非常完美的一球——成败在此一举。当球在贝克尔那半边的球场落地的时候，我的吼叫仍在继续。
“啊啊啊——”
那球闪着金光从贝克尔身边呼啸而过。阿加西，赢了。
贝克尔走到网前。就让他站在那里好了。球迷们都站了起来，兴奋地挥舞着双臂。我久久凝视着波姬、吉尔、佩里和布拉德，尤其是布拉德。我继续凝视着他们，贝克尔还站在网前，我不在乎。我让他站在那里，他就像我门阶上的耶和华见证人一般呆立在那里。最后，终于，我摘掉护腕，走到网前，瞅都没瞅他一眼，就将手伸向他那个方向。他握了握我的手，我迅速地将手抽了出来。
一个电视记者冲到场上，问了我几个问题。我想都没想就回答了，然后又带着微笑冲着摄像机说了一句：“皮特！我来了！”
我跑回了通道，进入了休息室。吉尔在那边，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知道这场胜利对我的体力消耗有多大。
“我感觉很不好，吉尔。”
“先躺下来。”
我的头嗡嗡作响，浑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而且我将要在不到18个小时之内进行决赛。现在和明天比赛之间，我需要让体力迅速恢复过来，回到家，吃点热腾腾的饭菜，喝一加仑吉尔水直到再也喝不下，然后便上床睡觉。
吉尔将我载回了波姬的褐色沙石房子。我们吃过晚饭后，我在浴室里待了一小时。水哗哗地流，让我觉得自己应该为那些环境保护组织开张支票或是种棵树。凌晨两点钟，我在波姬旁边躺下，然后合上了眼睛。
5个小时后，我睁开了眼睛，有一瞬间竟然不清楚自己是在哪里。我试着坐起来，然后发出了一声号叫，与我同贝克尔对决时发出的那声叫声类似。我动不了了。
最初我以为是腹部肌肉痉挛，然后我意识到这比那要严重得多。我从床上滚了下来，趴在地上。我知道这种感觉，以前也曾有过。肋骨间的软骨好像撕裂了一般，我很清楚地知道是哪一击撕裂了它们，但是这次的撕裂肯定很严重，因为我几乎不敢扩张我的胸腔。我几乎不能呼吸了。
我模糊地记得这种伤需要五周的时间才能痊愈，但是9个小时后我就要与皮特对决了。现在是早上7点，比赛是在下午4点。我大声喊着波姬的名字。她肯定是出去了。我侧躺着，喊道：请不要让这一切发生。
我闭上眼睛祈祷：我一定能走到赛场上。但是我的要求似乎很滑稽，因为我连站都站不起来。尽管我很努力地尝试，但是我就是站不起来。
上帝，求你了，我不能缺席这场美网公开赛的决赛。
我爬到电话旁边，拨通了吉尔的电话。
“吉尔，我站不起来。我就是站不起来了。”
“我马上就到。”
他到的时候，我已经站起来了，但是我的呼吸仍然有问题。我告诉他我觉得肯定是肋骨间的软骨组织拉伤了，他也同意这一点。在他的注视下，我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他说：“到时间了，我们该走了。”
我们看了看表，做了我们在这个时刻唯一能做的事——我们笑了。
吉尔开车把我送到了体育场。在练习场，我击出了一球，肋骨狠狠地抓了我一下。我又击出了一球，不禁痛得叫出了声。我打出了第三记球，仍然很痛，但是我能够使出力气了，我能呼吸了。
“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大概恢复了38%。”
我们盯着对方。或许这就足够了。
但是皮特却是百分百地应战。他有备而来，在看了我跟贝克尔的对决后做了充足的准备。我输掉了第一盘，4:6，然后又输了第二盘，3:6。
然而，我赢了第三盘。我试图寻找能够利用的机会，试着寻找捷径、折中的办法、后路。我看到了将这盘比赛变成奇迹的一些机会，但是我就是不能好好把握它们。我输掉了第四盘比赛，5:7。
记者们问我：“连续赢了26场比赛，连续赢了整个夏天，却在最后时刻遭遇强敌，也就是皮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要是你，你会作何感想呢？我说：“明年夏天，我会多输掉一些比赛。我赢了26场，输了1场，我宁肯为这场比赛的胜利而放弃之前的26场胜利。”
坐车回“褐色沙石”的路上，我扶着肋骨，望着车窗外，回想这个“复仇之夏”的每一次击球。在经历了所有的努力、愤怒之后，在所有这些比赛、训练之后，在每一次场上的跳跃、每一滴汗水后，最后得到的却还是相同的空虚和失望。不论你赢了多少场，如果你不是最后赢的那个人，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而我在最后的时候总是会输，因为有皮特，总是有皮特。
波姬安静地开着车。她皱着眉头，带着温柔的表情看着我，但这感觉并不真实。她不会明白。她正在等着我好起来，等着这一切过去，等着一切恢复正常。失败是不正常的。
波姬跟我说过，在我输掉比赛时她有一个习惯，一种消磨时间直到一切恢复正常的方式。当我沉默着暗自神伤的时候，她会彻底整理她的衣柜，将所有几个月来没有穿过的衣服扔出来。她将毛衣和t恤整整齐齐地叠起来，将袜子、长筒袜和鞋重新整理，然后秩序井然地放到抽屉和盒子里。我输给皮特的那一晚，瞥了一眼波姬的衣柜。
整洁得一尘不染。
在我们短暂的恋情中，她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