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所有的努力、愤怒之后，在所有这些比赛、训练之后，在每一次场上的跳跃、每一滴汗水后，最后得到的却还是相同的空虚和失望。不论你赢了多少场，如果你不是最后赢的那个人，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而我在最后的时候总是会输，因为有皮特，总是有皮特。
我在巴勒莫的大街上逛来逛去，喝很浓的黑咖啡，试图弄明白我到底怎么了。我做到了——我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选手了，但我仍觉得很空虚。如果成为世界第一我还感觉空虚的话，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呢？干脆退役得了。
我想象着我宣布退役时的情景，我甚至开始想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如何措辞。几个人的脸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布拉德、佩里，还有我父亲。每个人都很失望，都颇为震惊。同时，我也告诉自己退役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退役无助于我弄清楚我今生到底想要什么这一问题。我将成为一个25岁的退役者，这听起来与9年级的辍学生大同小异。
不，我需要一个新目标。真正的问题是，一直以来，我的目标就是错的。我从来不是真的想成为世界第一，那只是别人为我设定的目标。循着别人为我设定的目标，我成了世界第一，我得到了电脑排名系统的青睐，那又怎样？我认为自从儿时起一直想要的，以及我现在想要的，远远比这更为困难。更加有分量。我想要在法网称王，这样我就将四个大满贯头衔收入囊中，这才完满。我将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五位完成此壮举的人——并且是第一个美国人。
我从来都不在意电脑系统的排名，就像我从来都不在意我赢得大满贯的次数一样。罗伊·埃默森获得的大满贯冠军头衔最多（12个），但没有人认为他比罗德·拉沃优秀，没有人。我的对手们以及我敬重的任何网球专家都一致认为拉沃才是最优秀的，才是真正的王者，因为四大满贯冠军头衔他全都得过，而且他两次在同一年包揽了四大满贯冠军头衔。虽然当时只有草地和红土两种场地，但那仍然有如神来之笔，无人能及。
我想到以往的伟大选手们，他们如何试图与拉沃比肩而立，如何梦想着将四大满贯冠军头衔悉数拿下。他们都会缺席一些大满贯赛事，因为他们并不在意数量，他们在意的是技术的全面。他们全都担心如果履历不完整，如果与四个大满贯头衔中的一个或两个失之交臂，他们就不会被视为真正伟大的选手。
我越想着要问鼎全部四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头衔，我就越兴奋。突然间，我对自己有了如此深刻的洞见，这真令人吃惊。我意识到这才是我一直想要的。我只是将这一欲望压制在心底，因为那似乎是不大可能实现的目标，尤其是在连续两年经历了杀入法网决赛但最终均功亏一篑的挫折之后。而且我还放纵自己被那些什么也不懂的体育记者和球迷们牵着鼻子走，他们只知道计算选手们赢得的大满贯冠军头衔，然后用那个实际上并无实际意义的数字衡量某位选手的成就。在四大满贯赛事均问鼎冠军才是我真正的圣杯。因此，1995年在巴勒莫我决定朝此圣杯全速前进。
与此同时，波姬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的圣杯的不懈追求。她在百老汇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她并未因此感到空虚，而仍然雄心勃勃。她想要的不只如此。她期待着下一次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机会迟迟未来。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对她说，公众其实并不了解她，一些人认为她是个模特，一些则认为她是个演员。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她需要重塑自身的形象。我还请佩里帮波姬重新规划其发展方向和职业前景。
没过多久，佩里就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制订了一项计划。他说波姬现在需要参演电视节目，她的未来取决于电视。因此，她立即开始寻找那种能使她星光闪耀的剧本和样片。
就在1995年法网公开赛开赛前，波姬和我去渔人岛待了几天。我们都需要休息和补充睡眠，但我既没能好好休息，又无法安然入睡——我一直在想着巴黎。深夜，我躺在床上，神经却高度紧张，脑袋里像绷着根弦一样。我盯着天花板，脑海中浮现的全是比赛时的场景。
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尽管有波姬陪着我，但我仍然心神不宁。波姬此刻没有工作，所以她得以脱身陪我前往巴黎。
“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去巴黎。”她说，并吻了我。
“是啊。”我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一边说道。
我怎样才能让她知道这一次并不是，而且完全不是来度假的呢？我怎样才能让她知道这次旅行绝不只是我和她之间的事呢？
我们住在凯旋门附近的拉斐尔酒店。波姬喜欢那里破旧的老式电梯，喜欢那种用手把电梯的铁门拉上的感觉，我则喜欢酒店大厅外那间小烛光酒吧。房间很小，而且没有电视，这使布拉德大吃一惊。事实上这一点让他无法忍受，在入住这个酒店几分钟后他就结账离开了，随后住进了一家更为现代的酒店。
波姬会说法语，所以她可以以一种全新的、更为宽阔的视野为我展示巴黎。探索这个城市使我感到很惬意，因为我不用担心迷路，而且她可以为我翻译。我向她讲述起我第一次和菲利来巴黎的经历，讲起了我和菲利的卢浮宫之行，我说我们当时真的被那些画作深深吸引了。她对此非常感兴趣，并想让我也带她去看看。
“下一次吧。”我说。
我们在高档餐厅就餐，还参观了一些若是我自己一个人绝不会冒险踏入的偏僻社区。我确实觉得其中一些社区颇为迷人，但对其他大多数社区则没什么兴趣，因为我非常不愿分散我的注意力。一家小餐馆的老板邀请我们参观了他古老的酒窖——一个散发着霉味的中世纪的坟墓，里面装满了满是灰尘的瓶子。他把其中一瓶递给了波姬，她瞥了一眼标签上的日期：1787。她像抱着一个婴儿那样抱着这个瓶子，然后把它递给了我，一副不敢相信的神情。
“我不要，”我轻声说，“就是一个瓶子而已，而且还全都是灰。”
她狠狠瞪了我一眼，似乎都想要用那个瓶子砸我的头了。
一天深夜，我们沿着塞纳河散步。那天是她30岁生日。我们在通往塞纳河的一段石阶上停了下来，然后我送给她一个钻石手链。我把它戴在了她的手腕上，并用手不停地拨弄手链的搭扣，她则开心地笑着。我们都很喜欢它在月光下的样子。这时，在波姬一侧的石阶上站着一个醉醺醺的法国男人，他正摇摇晃晃地撒尿，尿液呈弧形高高飞起后落入了塞纳河。通常情况下，我不相信所谓的预兆之说，但这似乎确是个不祥的预兆，我只是不确定这到底是预示着我的法网之旅还是我与波姬的关系。
赛事终于开打了。我前四场比赛未输一盘。对于记者和评论员来说，很明显我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网球运动员——更加强大也更加专注。对于参加此项赛事的其他选手来说，他们最为清晰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我总是会注意到选手们默默选定他们当中的阿尔法狗的方式，他们会挑出那个最具王者风范、最有可能赢的选手。在这项赛事中，我第一次承担起了这一角色。在更衣室里，我感到他们都在注视着我，留意着我的一举一动，任何微小的举动他们都不放过，甚至连我是如何整理我的包的他们都要研究；当我走过他们身旁的时候，他们会快速地闪到一边；他们还会非常主动地把训练台让给我用。他们对我的敬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我则尽量看淡这些，但我还是禁不住享受起这种待遇，毕竟这样总比让别人获得这种待遇好。
但波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不同，也没有对我区别对待。晚上，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凝视着窗外的巴黎——驻足在悬崖上的一只雄鹰，但她则在我耳边说个不停，她谈论《油脂》，谈论巴黎，谈论某某人、某某事。她不了解我在吉尔的健身房里所付出的努力，不了解我如今的自信是无数次尝试和牺牲以及日益强大的专注力的结果，这种自信也使我决意完成摆在我面前的艰巨任务。她对我们下一次将去哪里吃饭、将再去探索哪个酒窖更感兴趣。她认为我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她希望我快点儿赢得决赛，这样我们就能尽情地玩了。从她的角度讲，这并非出于自私，只是她错误地认为赢得比赛是正常的，而输掉比赛才不正常。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的对手是卡费尔尼科夫，那个把我与耶稣作比的俄罗斯人，在比赛开始时，我隔着球网不禁心生嘲讽：耶稣就要用汽车天线鞭打你了。我知道我能击败卡费尔尼科夫，他也知道这一点，这种情绪全都写在了他脸上。但在第一盘刚刚开始不久，在一次飞身救球时，我感觉到什么东西咔嚓了一声——那是我的臀屈肌。我不去管它，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装作我根本就没有臀部，但臀部把疼痛传递到了我的腿上，疼痛在我的腿上蹿上蹿下。
我不能屈身，也动弹不得。我请求赛会医生上场，他给我了两片阿司匹林，并告诉我他对此无能为力。当他对我这么说的时候，他的眼睛有纸牌游戏中的圆形筹码那么大。
我输掉了第一盘，然后第二盘。在第三盘中，我振作精神，以4:1领先。观众们鼓励我继续奋进。“加油，阿加西！”但每过去一分钟，我都会变得更加难以动弹，而运动自如的卡费尔尼科夫则逐渐将该盘的比分追平。我感觉到自己的四肢越来越无力。这是又一种俄式酷刑。再见，圣杯。我走出球场，连球拍都没有拿。
对我的真正考验本不应来自卡费尔尼科夫，而应该是穆斯特，那个曾经弄乱我头发、如今称霸红土球场的人。所以即使我勉强战胜了卡费尔尼科夫，我也不知道以我目前这种一瘸一拐的状态又该如何与穆斯特对抗。但我曾发过誓绝不会再输给他，我绝对是认真的，而且我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我曾认为无论球网对面站着的是谁，我都会成就伟大。而此次，当我离开巴黎时，我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我认为我被命运捉弄了。就是那样，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在巴黎绝不会再感到如此强大、如此年轻了，我再也不会在更衣室里激起如此强烈的恐惧了。
我赢得全满贯的黄金时机就此付诸东流。
波姬已经提前飞回了家，因此在飞机上只有吉尔和我。吉尔轻声地说着我们将如何处理那条屈肌，在经历了我们刚刚经历的事情之后，我们该如何调整，并该如何准备即将来临的草地赛季。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待了一个星期，除了看电影、等着我的臀部恢复之外，我们什么也没做。核磁共振成像表明我臀部肌肉的损伤不是永久性的——不幸中的万幸。
我们飞到英国。我是以头号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1995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因为我当时的排名还是世界第一。球迷们欢快热情地问候我，这与我此时的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耐克公司的人已提前来到这里，搞一些赛前推广活动以鼓动人心，比如说分发阿加西配件——可以粘在脸上的连鬓胡子和八字胡，还有印度扎染印花大手帕。这是我的新形象，我已从海盗变成了土匪。就像一直以来那样，看到男人打扮成我这个样子颇具有超现实的色彩，而看到女孩们也尝试着打扮成我这个样子则会更加超现实。留着连鬓胡子和八字胡的女孩几乎让我忍俊不禁，但我还是笑不出来。
在温布尔登，几乎每天都在下雨，但球迷们仍然蜂拥而至。教堂路两侧都是冒着大雨、不顾寒冷前来观赛的球迷，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热爱网球。我很想走出去，站到他们中间，询问他们，从而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热爱网球。我很想知道对该项运动拥有如此强烈的激情会是什么样子。我很想知道假的八字胡在被雨水淋湿后是会完好无损，还是会像我以前的假发那样散落。
我轻松地拿下了前两场比赛，然后以3:1战胜了惠顿。但那天的大新闻是塔兰戈。输掉比赛的他在离开球场前和裁判员打了一仗，然后他的妻子又掴了裁判一记耳光。这是温布尔登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因此，我在下一场比赛中的对手就是来自德国的亚历山大·莫隆兹而非塔兰戈了。当记者问我更愿意与他们中的哪位对决时，我真的很想说出塔兰戈8岁时在与我比赛时作弊的事情，但我没有。我不想与塔兰戈公开争吵，而且尤其不想与他的妻子为敌。所以即使塔兰戈对我来说是更为危险的威胁，我还是给出了中规中矩的答案：我不在乎对手是谁。
我直落三盘，轻取莫隆兹。
在半决赛中，我遭遇了贝克尔。我在之前与其进行的八次比赛中从未失过手。皮特已经晋级决赛，正在等待着贝克尔和阿加西一战的胜利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正等待着我，因为在我看来，每一项大满贯赛事的决赛已开始成为我和皮特之间长期有效的约会场合了。
在第一盘比赛中，我毫不费力地拿下了贝克尔。在第二盘中，我已经以4:1领先。我来了，皮特。准备好，皮特。然而接下来，贝克尔发起了一场更粗野、更强悍的进攻。他零星地得了几分。在用极小的钉子在我的自信心上凿出了缺口后，现在他又掏出了大锤。他退回到底线，这不是他经常使用的战术，他借此暂时占了上风。他破了我的发球局，但我仍以4:2领先。但我感觉到什么咔嚓一声断了，这次不是我的臀部，而是我的意志。我突然间无法控制我的思想。我想到皮特正等着我；我想到我的姐姐丽塔，她的丈夫潘乔在与胃癌长期斗争后还是去世了；我想到贝克尔还在与尼克合作，尼克此时正坐在贝克尔的包厢里——皮肤已被晒成了棕褐色，而且颜色比以往都要深，同上等肋条牛肉的颜色相差无几——我不知道尼克是否已经将我的秘密透露给了贝克尔，就像我摸清了贝克尔发球规律那样（在发球前，贝克尔会伸出舌头，而他的舌头就像一个小小的红箭头，指引着他发球的目标方向）；我想到了波姬，这周正和皮特的女朋友——一个名为德莱纳·马尔卡希的法学院学生在哈罗兹百货商场购物。所有这些想法都涌入了我的脑中，让我思绪混乱，无法集中精神，而这给了贝克尔机会。他紧紧抓住这一机会，最终凭借四盘赢得了胜利。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具毁灭性的一场比赛。赛后，我没有对任何人说任何话——吉尔、布拉德还有波姬——我没有跟他们说话，因为我不能。我完蛋了，就像腹部中枪一样。
波姬和我按预定计划是要去度假的，我们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星期了。我们想要去一个较为偏远的地方，没有电话，没有其他人，于是我们打算去距拿骚150英里远的印第哥岛。在温布尔登的溃败后，我想要取消这次旅行，但波姬提醒说我们已经订下了整个小岛，而且如果不去，保证金是无法退还的。
“不仅如此，那里应该有如天堂一般，”她说，“去那里对我们都有好处。”
我皱起了眉头。
正如我担心的那样，从我们到达的那一刻起，天堂感觉就像重罪犯监狱。整个岛上只有一间房子，而对于我们三个——波姬、我还有我的坏情绪——来说，并不够大。
波姬晒着太阳，等着我同她讲话。她没有因我的沉默而恐惧不安，但她也不理解我。在她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伪装，而在我的世界里，有些事情是装不出来的。
在两天的沉默后，我对她能够如此耐心表示了谢意，并且告诉她我已经没事了。
“我要去海滩上慢跑几圈。”我说。
开始时，我还是慢悠悠的，但随后我发现我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着。我已经在想要使身体重新处于良好状态，为夏季硬地球场的比赛重整旗鼓了。
我前往华盛顿参加了莱格梅森精英赛。天气热得令人作呕，布拉德和我试图通过在下午两三点钟进行练习来适应这种热度。当我们完成练习之后，球迷们聚过来，对我们大声提问。几乎没有选手愿意花很多时间和球迷们聊天，但是我会，我喜欢这样。对于我来说，球迷们总是比记者们更可爱。
在我们签完最后一个签名并且回答完了最后一个问题后，布拉德说他想来杯啤酒。他看起来有些诡秘，肯定发生什么事了。我把他带到了“坟墓”。佩里在乔治敦大学上学期间，当我去看望他时，我们经常来这个地方。从一扇小型街门进入，沿着狭窄的楼梯走到地下一层，就到了“坟墓”酒吧。这里阴暗、潮湿，空气中充斥着一股不干净的浴室的气味。这里的厨房也是开放式的，这样你就能将烹饪过程尽收眼底。开放厨房在一些餐厅确实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但对“坟墓”来说却并不是什么有利因素。我们找了一个小隔间坐下来后就开始点喝的东西。由于这里没有百威冰啤，布拉德有些心烦意乱，他只喝百威。在刚才的训练后，我感觉到我很了不起，我觉得神清气爽，并且浑身充满了力量。我已经快20分钟没有想贝克尔了，布拉德却将此终结。他从开司米套头衫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叠报纸，然后怒气冲冲地把它们摔在了桌子上。
“贝克尔。”他说。
“怎么了？”
“这是他在温布尔登击败你之后说的话。”
“我管他呢！”
“他在胡说八道。”
“怎么个胡说法？”
他开始读了起来。
整个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贝克尔都在抱怨。他抱怨温布尔登对我的宣传要多于对其他选手的宣传；他抱怨温布尔登网球赛的官员们竭尽所能把我安排到了中心球场比赛，这不公平；他抱怨所有赛事的组织者都拍我的马屁。然后他把矛头转向了我，说我是一个精英主义者，说我不与其他选手交往，说我在巡回赛中并不很受欢迎。他说我不坦率、不开朗，否则的话其他选手可能就不会那么怕我了。
简而言之，他向我下了战书。
布拉德从未在意过贝克尔，他总是称贝克尔为苏格拉底，因为他认为贝克尔总试图表现得像一个智者，但他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来自农场的长得过高的小子罢了。但布拉德现在满腔愤怒，似乎已不能再在这个小单间里继续坐下去了。
“安德烈，”他说，“这他妈的太过分了。注意听着我下面的话。我们会再次遇到这个该死的家伙，我们会在美网公开赛上再次碰到他。在那之前，我们要做足准备，我们训练，我们制订复仇计划。”
我又回味了一遍贝克尔的话，简直不敢相信。我知道这家伙不喜欢我，但这个……我低下头，看到自己的拳头握紧、松开、握紧、又松开。
布拉德问：“你听到了吗？我想让你把这个混蛋淘汰出局！”
“一言为定。”
我们碰杯，就此立誓。
而且，我对自己说，在战胜贝克尔后，我还要继续赢下去。我就是不想再输了，至少在冬天来临之前不想再输了。我厌恶了失败，厌恶了失望的感觉，厌恶和厌倦了其他人像我一样那么不尊重我的球技。
1995年的夏天是复仇之夏。我心里充满着仇恨，在华盛顿的赛场上以不可阻挡之势前进着。在决赛中与我对决的是埃德伯格。我的实力要强于他，但当时足足有100华氏度（约37摄氏度），这种极端的炎热将不平衡给扯平了——在这种热度中，所有人都“被平等”了，所有人都一样。在比赛开始时，我不能思考，也无法找到以前的感觉。幸运的是，埃德伯格也如此。我赢得了第一盘，他赢得了第二盘。在第三盘中，我暂时以5:2领先。我的球迷们，确切说是那些没有中暑的球迷们，在欢呼。由于观众席中不时有人需要接受治疗，比赛已经暂停了好几次。
接下来是我的发球制胜局，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我还在神游幻境，我不知道我打的是什么比赛。这是nerf乒乓球吗？我应该把这个覆有黄色细绒毛的球打出去吗？打给谁呢？我的牙在打战。我看到有三个球从球网那一边飞过来，我就对着中间的那个回击。
我唯一希望的是埃德伯格头脑里也出现了幻觉。也许在我昏过去之前，他就先昏了过去，这样我就能因他的弃权而获胜了。我等待着，密切地注视着他，但我的情况变得更糟了。我的胃一阵紧缩，而他则破了我的发球局。
现在轮到他发球了。我叫了暂停，跑到了一边，把早饭吐在了场地后边的一个装饰性的花盆上。当我回到球场时，埃德伯格毫不费力地保住了他的发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