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还是把我的目标定位在世界第一，因为我的团队想让我成为世界第一。
我把自己封闭在吉尔的健身房里疯狂地训练。我告诉了他我的目标，他据此为我制订了作战计划。首先，他设计了一个研究课程。他着手收集世界上口碑最好的运动医生和营养学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然后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使他们成为他的私人顾问。他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与专家私下会面。他在东西海岸之间飞来飞去，采访最出色、最具智慧的身心健康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然后把他们说的每一个词都记录在他那个
“达·芬奇笔记本”上。他阅读的内容从肌肉杂志到晦涩难懂的医学研究和枯燥的医学报告，几乎无所不包。他甚至还订阅了《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几乎顷刻间他使自己变成了一所移动大学，这所大学只有一位学生和一个课程——我和我的身体。
然后他为我设定了身体极限，并尽力使我达到这一极限。他很快就让我开始了杠铃推举训练，每次要进行5—7组，亦即推举超过300磅，相当于我体重两倍的杠铃。他还为我安排了举哑铃训练，所举总重量达到50磅，几套动作都令人难以忍受，全部是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的，即向后、向后再向后的收缩以燃烧我肩部三块不同的肌肉。然后我们开始操练二头肌和三头肌。我们把我的肌肉烧成了灰。我喜欢吉尔的“燃烧肌肉，把它们点着”的说法，这能够使我心中的“纵火狂”发挥正面的作用，我甚是欢喜。
下一步我们首先借助于吉尔设计和建造的专用器械，专门锻炼我的躯干中段。他把他所有的器械拆开、切割，然后重新焊接（他的达·芬奇笔记本上的设计蓝图精妙得令人目瞪口呆）。“这是世界上仅有的此类器械，”他说，“因为你利用它既可以锻炼你的腹肌，而又不会损害你脆弱的背部。我们将把重物堆在你的腹肌处，你要坚持此种状态直到你的腹肌燃烧起来为止。然后我们来做俄罗斯式转体运动：你将手举一个45磅重的铁板，一个大的转盘，向左转，向右转，再向左，再向右，那样会燃烧你两肋的肌肉和斜肌。”
最后，我们转向吉尔自制的背阔肌重锤拉力器。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健身房里的任何一个拉力器都不同，吉尔的这一拉力器不会损伤我的背部和脖子。拉力器重锤的位置靠前，恰好在我的前方，因此我身体的姿势绝不会使我感到别扭。
当我举重时，吉尔每隔20分钟就会为我提供一次食物。他想让我以4:1的比例吸收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并力图使我摄取食物的时间精确到毫微秒。他说：“你何时吃东西，以及你如何吃东西才是关键所在。”每次我转身时，他都会把一碗高蛋白的麦片粥或者一个熏咸肉三明治，或者涂有花生酱和蜂蜜的百吉圈递到我面前。
终于，我的上身和腹部不堪重负，祈求暂时的“宽恕”。于是我们来到室外，在吉尔家后面的山上跑上跑下。吉尔山。爆发力和速度。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我一直跑，直到我的思想乞求我的身体停下来，但我会忽略我思想的请求，继续再跑一段。
当黄昏时分我小心翼翼地钻进车里时，我通常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开车回家。有时我连试都懒得试。如果我连转动钥匙发动引擎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就会回到健身房里，蜷缩在吉尔的一条长凳上，酣然入梦。
在与吉尔共同度过在这个迷你新兵训练营的日子后，我看起来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仿佛我已经把我的旧身躯折价卖出，升级为最新的。不过还有提升的空间，我可以改善我在健身房之外的饮食结构，但吉尔不会苛求我改掉一些小毛病。他当然不喜欢当他不在我身边时我吃饭的方式——我会吃墨西哥塔克钟肉卷、汉堡王等，但他说我偶尔也需要吃一些安慰食品。我的精神比我的背还要脆弱，他不想使我过度紧张。而且，一个人需要有一两样坏习惯。
吉尔自身便是一个矛盾体，我们全都知道这一点。他可以一边给我上营养课，一边看着我一口一口地抿着奶昔。他不会把奶昔从我手里抢走，相反，他可能也会喝上一小口。我喜欢矛盾的人，这对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吉尔并不像监工，这一点我很满足。我的监工已经足够多了，多到完全可以监督我的一生。吉尔理解我，溺爱我，而且有时——只是有时——纵容我吃垃圾食品的喜好，或许是因为他会与我分享。
在印第安韦尔斯，我再次与皮特狭路相逢。如果我能战胜他，我离排名榜的最高点就仅有一步之遥了。我的体能处于绝佳状态，但我们的这场比赛打得马马虎虎，充满了不必要的失误。我们两个都无法完全专注于比赛。皮特仍在为他的教练苦恼，而我则在为我的父亲担心——他几天后将接受心脏直视手术。这次，皮特最终战胜了他烦乱的思绪，而我则让我的这种思绪肆意泛滥。我以三盘输掉了这场比赛。
比赛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发现我的父亲全身都插着长长的管子，我不禁回想起我童年时用过的那台发球机。你战胜不了“大龙”的。母亲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说：“他昨天看你比赛了，他看着你输给了皮特。”
对不起，爸爸。
他躺在床上，靠药物维持着，看起来是那么无助。他的眼睛睁着，眼皮在颤抖。他看到我后做了个手势，示意我靠近点儿。
我探身贴近了他。他不能说话，因为他嘴里插着一根伸进喉咙的管子。他嘟囔着什么。
“我不明白，爸爸。”
更多的手势。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对我说什么。他被激怒了，如果他现在还有力气的话，他一定会从床上爬起来，一拳把我打倒在地。
他又示意要纸笔。
“过一段时间再对我说吧，爸爸。”
不，不。他摇摇头，他一定要现在告诉我。
护士递给了他纸和笔。他潦草地写了几个字，然后做出了一个“刷”的动作——像艺术家那样，轻轻地“刷”。我终于懂了。
反手，他想说，打皮特的反手，你应该让皮特更多地使用他的反手。
网前集结。再用点儿力。
我站在那里，几乎是在一瞬间原谅了他，因为我意识到我父亲控制不了自己，他从来都控制不了自己，也从来不了解自己。父亲一直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尽管他控制不了自己，尽管他说不出爱我和爱网球之间有什么区别，但那毕竟是爱。我们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自己，而如果我们有幸了解了自己，我们的最佳选择便是坚持。父亲绝对做到了这一点——坚持到底。
我抓住父亲的手，把它轻轻放在床上，然后告诉他我懂了。“好的，好的，打他反手。下周在比斯坎湾我会打他的反手，我会狠狠地打的。别担心，爸爸，我会战胜他的。现在休息吧。”
他点点头，手却仍然轻抖着。他闭上眼睛，进入了梦乡。
接下来的那周，我在比斯坎湾站的决赛中击败了皮特。
在比赛后，我和皮特一起飞往纽约，然后我们会在那里乘飞机前往欧洲参加戴维斯杯。但飞机一落地，我就拉着皮特去了尤金·奥尼尔剧院，观看波姬在其中扮演里索的《油脂》。我认为这是皮特第一次看百老汇的演出，但这却是我第50次观看《油脂》。我能面无表情地背出其中《我们一起走》（wegotogether）的歌词，我就曾经在《大卫·莱特曼深夜秀》节目中表演过这个绝活，并引来一阵哄笑。
我喜欢百老汇，戏剧在我心中产生了共鸣。百老汇演员的工作是个体力活，紧张繁重、要求苛刻，而且每晚的压力都很大。最优秀的百老汇演员使我不禁联想到运动员。如果他们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平，他们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观众会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但皮特和我并没有同感，从一开始他就哈欠不断，还不停地看表，显得颇为不耐烦。他不喜欢戏剧，而且由于他在生活中从未有所伪装，所以他也无法理解演员。在舞台上脚灯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他如此烦躁不安，我不禁微笑起来。不管怎样，迫使他坐在剧院里看完《油脂》比在比斯坎湾战胜他使我更为惬意。
第二天早上，我们搭上了飞往巴黎的协和式飞机，然后转乘一架私人飞机飞往巴勒莫。我刚刚在酒店安顿下来，电话铃就响了。
是佩里。
“我手里有最新的世界排名。”他说。
“说给我听听。”
“你现在是世界第一啦！”
我终于把皮特赶下了山顶。在当了82周世界第一之后，他现在要抬头看我了。自从实行电脑排名以来，我是20多年来第12位世界第一。我接到的下一个电话来自一位记者。我对他说我对自己的新排名很高兴，能登上我所能达到的制高点，我感觉很好。
这是一个谎言，我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而只是我想要拥有的想法而已。这是我期待产生的想法，这是我告诉自己我应该拥有的想法，但事实上，我什么感觉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