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知道那是个绝杀的机会，但你不用杀得这么凶啊！有时你击出的最棒的球反而是一记收力的并使对方能够勉强回球的球，这样你的对手才有可能失误。让对手辛苦去吧！”
我喜欢这种方式给我的感觉，因此对布拉德的观点、热情和活力积极响应。我从他的“完美主义也是可控的”这一说法中获得了平静。完美主义是我的选择，它正在毁灭我，但我也可以有别的选择——我必须得做出别的选择。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的完美主义同我那日益稀疏的头发和变稠的脊髓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
在吃了一顿清淡的午餐后，我躺在床上看电视、读报纸，随后又在树荫下纳凉，然后我前往赛场，战胜了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英国选手马克·佩奇。我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贝克尔，他现在的教练是尼克。尼克曾公开宣称他无法想象会充当我的任何对手的教练，但如今他正在训练我最为强劲的一个对手。事实上，尼克正坐在贝克尔的包厢里。贝克尔正在一如既往地大力发球，球速可达135英里/时。而这次，因为尼克站在了他那一边，让我此时体内的肾上腺素陡增，能够应对他发射来的任何炮弹。贝克尔深知这一点，于是他不再和我竞争，而是在观众面前做起了秀。在落后一盘和一个破发局后，他将球拍递给了一个女球童，仿佛在说：给你，我现在做的，你也能做到。
我则在想：好的，让她也打吧，我会把你们两个都击败。
在淘汰了贝克尔之后，我进入了决赛。想知道我的对手是谁吗？皮特。又是皮特。
这场比赛将通过电视在全美国直播。当布拉德和我走进更衣室时，我们都很紧张，却发现皮特正躺在地上，一位医生以及一位赛会医生正弯着腰对其病情进行诊断。赛事总监也守候在他近旁。皮特抱着膝盖，蜷缩成了一团，并不断地发出呻吟声。
“食物中毒。”医生说。
布拉德悄悄地对我说：“看来你已经赢了比斯坎湾站的比赛了。”
赛事总监把布拉德和我拉到一旁，问我们是否愿意给皮特一些恢复的时间。我感觉到布拉德挺直了身子，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但我还是对赛事总监说：“他需要多久，我就会等多久。”
赛事总监叹了一口气，然后拉住我的胳膊说：“谢谢你，现在外面有14万观众，还有数不胜数的电视观众。”
于是布拉德和我在更衣室里百无聊赖地消磨时间，在不同的电视频道之间调来调去，还随便打了几通电话。我拨通了波姬的电话，她此时正在百老汇参加《油脂》的试演，要不然的话，她肯定会在这儿的。
布拉德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放松，”我对他说，“皮特很可能恢复不了了。”
医生给皮特打了一针，然后扶他站了起来。皮特像一只刚出生的马驹一样摇晃着身体。他绝不会赢得这场比赛的。
赛事总监走到我们近前。
“皮特可以了。”他说。
“真见鬼，”布拉德说，“我们也该死。”
“今晚的比赛肯定会速战速决。”我对布拉德说。
但皮特做到了，他把他邪恶的“双胞胎兄弟”派到了赛场上。此时此刻，赛场上的这个人已然不是在更衣室地板上缩成一团的那个皮特，也不是被打了一针并站立不稳的那个皮特。这个皮特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发球。他发挥出了最佳的竞技水平，不可战胜。他一上来就以5:1领先。
我愤怒了。此情此景就如同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把它带回了家，悉心照顾直至其康复，但最后它却试图啄食我的眼睛。我奋力回击，赢了这盘。显然我已顶住了皮特能够发动的唯一攻势，他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
但在第二盘中，他表现得更为出色；在第三盘中，他简直就是个魔鬼。他赢得了这场三盘两胜制的比赛。
我冲进了更衣室。布拉德正等着我，此时的他怒火中烧。他又一次对我说，如果他是我，他早就已经迫使皮特弃权了，而且他一定也已经使赛事总监开出了给获胜者的支票，尽管对方是多么地不情愿。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对布拉德说，“我不想以那种方式获胜。另外，如果我连一个中了毒、躺在地上的人都战胜不了，我就没有资格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布拉德突然间沉默下来，他瞪大了眼睛，点了点头。在那一点上，他无力与我争辩。他说他尊重我的原则，尽管他并不认同。
我们像《卡萨布兰卡》结尾处博加特和克劳德·雷恩斯那样一起走出了体育场。一场美丽的友谊由此展开——他成了我的团队中关键的一员。
随之，这个团队就经历了一连串“壮丽”的失败。
运用布拉德的理念打球就如同学习用左手写字。他称他的哲学为“布拉德式网球”，我则称之为“布拉德态度”。不论到底管它叫什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很难。我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完全搞不懂老师在说些什么，渴望自己身在别处。布拉德一遍又一遍地重申，说我需要始终如一，发挥稳定，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他反复地说着：要像地心引力一样，持续施压，使你的对手不堪重负。他试图向我兜售他有关“丑陋地赢”的乐趣、“丑陋地赢”的优势那一套理论，但我只知道如何“丑陋地”输以及如何“丑陋地”思考。我信任布拉德，我知道他的建议完全正确。我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可是为什么还是赢不了？我已经放弃了完美主义，为什么我还是不完美？
我去大阪参加比赛，再次输给了皮特。地心引力？算了吧，我根本就是个“乌龙博士”（flubber）。
我去了蒙特卡洛，在第一轮中就被叶甫根尼·卡费尔尼科夫淘汰出局。
更糟的是，在赛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卡费尔尼科夫被问到在有如此多的球迷为我加油的情形下战胜我的感觉如何。
“很艰难，”他说，“因为阿加西就像耶稣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我认为那肯定不是赞美我。
我去了佐治亚州的德卢斯，输给了马利韦·华盛顿。赛后，在更衣室里，我几近崩溃。这时，布拉德微笑着出现了。“好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他说。
我盯着他，一脸狐疑。
他说：“首先你得承受痛苦，你得输掉大量激烈的比赛，然后有一天你会在一场激烈的比赛中胜出，天空拨云见日，你将由此获得突破。你需要那次突破，那一新的开端。在那之后，你将所向披靡，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选手。”
“你疯了。”
“你会看到那一天的。”
“你这个傻瓜。”
“走着瞧。”
我参加了1994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和托马斯·穆斯特恶战了五盘。当第五盘中我以1:5落后时，一些事情发生了。我的脑子里总是回响着布拉德的哲学，但现在这种哲学已发自内心，而非从外部灌输。我已经将这种哲学内化于心，就像我从前对待我父亲的声音那样。我奋力回击，多少挽回了些败局，在第五盘中以5:5与穆斯特战平。穆斯特破了我的发球局，拿到了他的发球制胜局，但我在这局中还是坚持打到了30:40，我尚有希望。我保持警觉，随时准备战斗，但他用反手打出了极难对付的一球，我击中了球，但打出了边线。
胜利者，穆斯特。
在球网处，他摸了摸我的头，弄乱了我的头发。除了表现出这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之外，他的动作还几乎弄掉了我的假发。
“打得真不错。”他说。
我以完完全全仇恨的眼神盯着他。巨大的错误！不要碰我的头发，我的头发绝对不能碰！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在球网前对他说：“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再输给你。”
在更衣室里，布拉德向我祝贺。
“好事儿马上就要发生在你身上了。”
“什么？”
他点点头：“相信我——好事情。”
很明显，他不知道失败给我造成的痛苦有多大，而试图向某人解释一件他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
在1994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上，我进入了第四轮，但是惜败给托德·马丁。我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我恐惧不安，我失望沮丧。在更衣室里，布拉德微笑着说道：“好事情即将光顾你。”
我们参加了加拿大网球公开赛。赛事开始之前，布拉德使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好事情不会发生了。”相反，据他看来，有几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他正在研究我的签表。“ng。”他说。
“ng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事不妙（notgood）。你抽的签很糟糕啊。”
“让我看看。”
我一下子从他手里夺过了那张纸。他说的很对。在第一轮比赛中，我将与来自瑞士的雅各布·赫拉塞克对战，这场比赛会很轻松。但在第二轮中，我的对手则是戴维·惠顿，他总是给我造成许多麻烦。不过，我最不怕的就是别人看轻我。我告诉布拉德，我将成为这项赛事的最后赢家。
“而且如果我最终做到了这一点，”我补充道，“你得戴上个耳饰。”
“我不喜欢珠宝首饰。”他说。
他思忖了一会儿。
“好，成交，一言为定。”
我觉得加拿大网球公开赛的赛场小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使对手看起来比平时高大许多。
惠顿是个大块头，但在这里，在加拿大的赛场上，他看起来有10英尺那么高。这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但我仍觉得他就站在距我只有2英寸的地方。我就这样心不在焉、浑浑噩噩地打着比赛。第三盘抢七局时，我猛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他拿到了两个赛点。
然而，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我调整了心态，设法使自己重新振作了起来。我排除了所有的干扰，抛弃了所有的错觉，奋力回击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我做了布拉德认为我会做成的事情，我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赛后，我告诉布拉德：“这场比赛就是你说过的那种我终会赢得的比赛，这场比赛就是你说过的将改变一切的比赛。”
他微笑着，仿佛我正独自一人坐在餐厅里并且点了一份未将沙司和奶酪与鸡胸拌在一起的帕尔玛干酪鸡。很好，再接再厉。
我的比赛越来越顺利，心态也越来越平静。我一路过关斩将，赢得了加拿大网球公开赛的冠军。
布拉德选择了一个钻石耳钉。
我是以男单第20位的排名参加1994年的美网公开赛的，因此我不是种子选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还没有一位非种子选手赢得过冠军。
布拉德很喜欢这一点，他说他不想让我成为种子选手，他想让我带点儿神秘色彩，成为难以捉摸的人。“你在最初的几轮会打得比较艰难，”他说，“但如果你坚持下来，战胜了那些对手，你就会成为这次公开赛的最大赢家。”
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并发誓如果我最终成功了，他就剃掉整个身子的毛发。我总是对布拉德说他的毛太多了。他需要剃掉胸部和胳膊上的毛，还有眉毛。要么剃掉它们，要么给它们起名字。
“相信我，”我对他说，“在你刮掉胸毛后，你会获得以前从未有过的感受。”
“赢了美网公开赛，你也会如此。”
因为我的排名较低，所以我不是美网的热门人物。（如果波姬没有去观赛，如果不是她每次回头都会有照相机拍个不停的话，我可能会更受人冷落。）我因而得以专注于比赛，而且我这次穿得也中规中矩：黑色帽子，黑色运动短裤，黑色短袜和黑白相间的运动鞋。但在第一轮比赛开始时（这一轮中我的对手是罗伯特·埃里克松），我感觉到我的神经又像以往一样绷紧了，我的胃部非常不舒服，恶心的感觉不断地袭来。我不懈地与这种情绪抗争，不断回想布拉德说的话，拒绝抱有任何完美主义的思想。我专注于稳扎稳打，让埃里克松自己输掉这场比赛——他最终也确实如此，使我顺利地进入了第二轮比赛。
然后，在差一点就痛失好局之后，我战胜了来自法国的盖伊·福盖特。接下来我直落三盘，淘汰了来自南非的韦恩·费雷拉。
我的下一个对手是张德培。我在比赛那天早上醒来时腹泻不止，到比赛开始时，我虚弱无比，整个身体似乎都被榨干了，甚至连说话都像我的鹦鹉“桃子”那样颠三倒四的。吉尔让我又喝了一服吉尔汤药，这服药就像油一样又浓又稠。我硬着头皮喝了下去，有几次险些吐出来。在我喝药的时候，我听到吉尔轻声地说：“谢谢你信任我。”
然后我陷入了与张德培的拉锯战中。对我而言，他是难得一见的那种对手——他对取胜的渴望程度同我完全一致，不多也不少。我们从比赛一开始就知道这种较量将持续到比赛的最后一刻，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在第五盘中，我还一度认为我们必将进入抢七局，但我找到了很好的节奏，并且成功破发。我疯狂地击球，并感觉到他已乱了阵脚，逐渐失去了力量。在如此这番针锋相对的对抗后，我竟以这种方式偷走了该场比赛的胜利，这几乎是不公平的。在最后的时刻，我本应遭遇到更多的困难，但我却如此轻易地摘得了胜利，轻易得不禁使我产生了负罪感。
在新闻发布会上，张德培为记者们勾勒出了一场与我刚刚打完的那场比赛大不相同的比赛。他说他本可能再多打两盘。安德烈今天运气不错，他说。而且，他十分自豪地表示，他令我暴露了打法中的弱点，他还预言赛事中的其他选手将为此而感谢他。他说我现在不堪一击，就要完蛋了。
下一轮比赛中，我将遭遇穆斯特。我曾经立下毒誓再也不会输给他。在我取胜后，在球网前，我用尽全力克制自己才没去摸他的头。
我进入了半决赛，将在周六和马丁对决。周五下午，吉尔和我在p.j.克拉克餐厅吃午餐，并像以往一样点了干酪英格兰烤松饼汉堡。我们坐在我们最喜欢的女侍者的服务区，我们俩都认为如果有人敢开口问她，她一定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可以诉说。在我们点的菜端上来之前，我们随手翻看了一叠纽约的报纸。我看到卢皮卡的专栏写到了我——我不应该看专栏的内容，但我还是看了——他称我在美网公开赛中必输无疑，因为我会找到一种方式输掉这次比赛的。
“阿加西，”卢皮卡写道，“就不是一个当冠军的料。”
我合上报纸，感觉四周的墙正向我逼近，我的视野仿佛已经收窄到只有针孔那么大了。卢皮卡是如此地确定，好像他已经看到了未来。如果他是对的将会怎么样？如果这就是我的真实时刻而这又表明我就是一个骗子将会怎么样？如果我这次赢不了，那我何时还有机会成为美网的冠军？在前行的路上有如此多的障碍，进入决赛并非易事。如果我没有在这场比赛中获胜将会怎么样？如果我将总是带着遗憾回忆这一刻怎么办？如果雇布拉德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怎么办？如果波姬并非我要找的女孩又将如何？如果我精心组织的团队运作不良又将如何？
吉尔抬起头，发现我的脸色变得很苍白。
“怎么了？”
“我读了他的专栏，他没有改变对我的看法。”
“我哪天一定要会会这个卢皮卡。”他说。
“如果他是对的呢？”
“控制自己能够控制的。”
“嗯。”
“做好自己能够掌控的事。”
“对。”
这时服务员端上了我们点的餐。
马丁刚刚在温布尔登赛上战胜了我，是一个具有致命杀伤力的对手。他能够出色地保住自己的发球局，破发能力也很稳定。他个头很高，6英尺6英寸，并且正反手都可以精准有力地接发球。对于那些质量不高的发球，他会狠狠痛击，也会给像我这样一个发球水平中等的人造成极大的压力。他发出的球极其精确，即使失误了，也肯定只是差之毫厘。如果他想要发出压线球，他对击中边界线靠近场内的那半部分毫无兴趣——他想要击中靠外的那半部分。不知为何，我在应对雄心勃勃但失误较多的发球手时表现更佳，我喜欢在对手不断变换发球方式的尝试中前进，猜测他的球将以何种方式发出。而在与像马丁这样的选手的较量中，我的猜测经常是错的，这使我更加无暇顾及两侧区域。对于我这样的选手来说，他是一个恼人的对手，因此在半决赛开始时，我认为命运更加垂青他以及卢皮卡，而非我。
不过，当最初几局比赛逐渐展开时，我意识到我也有几项优势。相对于硬地，马丁的草地网球造诣更高，而硬地是我的地盘。而且同我一样，他在球场上往往发挥不出其真实水平，他也是自身紧张情绪的奴隶。我理解这位我正在与之对决的男人，而只是了解你的敌人这一点就使你拥有了强大的优势。
首先，马丁有一个不自觉的习惯，一种行为暗示。发球时，一些选手会看着他们的对手，一些则什么也不看，而马丁的目光会落在发球区内的一个固定点上。如果他长时间盯着那个点，那么他会发到相反的方向；如果他只是匆匆一瞥，他就一定会把球发到那一固定点处。当0:0以及15:0时，你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在破发点时，他会像恐怖电影中的杀手那样，以精神病患者似的眼神盯着那一点，或匆匆一瞥后就迅速移开目光，此时的他像极了纸牌桌上的新手。
但是，这场比赛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我根本不必考虑马丁那种习惯性动作的含义。他似乎被当时的大场面震慑住了，情绪很不稳定，而我发挥得极为稳健。我看出他在怀疑自己，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情他。四盘后，当我以胜利者的身份走出球场时，我心里竟然在想他还必须进一步成熟起来。然后我回过了神——我刚才真的在那样想吗？评判别人的成熟度？
在决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米夏埃尔·施蒂希。他在三次大满贯比赛中都杀入了决赛，因此和马丁不同，他在任一类型的场地上对我来说都是威胁。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臂长，是一流的体育健将。他的一发强劲有力，速度极快。当他发球状态上佳时——并且通常如此——他简直可以用发球把你轰到下个星期去。他总是如此精准，以至于当他失误时，你竟然会大吃一惊，甚至必须克服这种惊讶情绪而继续与之对战。而且，即使他真的失误了，你也仍未脱离险境，因为此时他还可以指望他所发的保险球，即一记高质量的慢速旋转球。除了总是使你难以保持平衡，施蒂希打球时没有任何模式和特性可循。你从来就难以确定他是会发球上网还是会坚守底线。
为了掌控局面，我开门见山、干脆利落地击球，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我喜欢球撞击球拍的声音，我喜欢观众的声音，喜欢他们不断发出“啊”和“哦”的赞叹声。而同时，施蒂希则不安起来。当你像他那样迅速地以1:6失掉首盘比赛时，你的本能反应也会是恐惧。我能从他的身体语言里看出他已经被那种出自本能的恐惧所俘获。
但他在第二盘中重新振作，与我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我最终以7:6赢得了这盘比赛，但我深知自己很幸运。我知道很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
在第三盘中我们彼此都加大了赌注。我感觉到终点线正越来越近，但现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战斗中。在前几盘中，他曾有几次因为信心不足而打得太过冒险，以这样的方式自我放弃。但这一次绝非如此。在这盘比赛中，他身手敏捷，技艺高超。他正在向我证明如果我真的想赢得这个奖杯，就必须从他手里抢过来。我确实想要这个奖杯，因此我会夺过来。在我的发球局中，我们对打了很长时间，他最终意识到我心意已决，即使打上一整天，我也会奉陪到底。我看到他叉着腰，大口地喘着气。我不禁开始想象奖杯摆在我拉斯维加斯的单身公寓里的样子。
第三盘开始后，我们谁都没能破发成功，比分战成5:5平。最后，我终于破了他的发球局，因而现在我的这一发球局将决定胜负。我的耳边回响起布拉德的声音——他的声音是那么清晰，仿佛他就站在我的身后——“打他的正手位，当你不知道将球打向何处的时候，永远打他的正手！”他的正手果然接二连三地失球。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比赛的最终结果，此刻已不可逆转。
我双膝跪地，眼里充满了泪水。我举目望向我的包厢，望向佩里、菲利还有吉尔，尤其是布拉德。在你胜利的时刻，你看着人们的脸，就会获知你所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我从一开始就对布拉德的天赋和能力深信不疑，但当我看到他因我而表现出纯粹和毫无保留的喜悦时，我也毫无保留地信任了他。
记者说我是自1966年以来首位赢得美网的非种子选手。更为重要的是，第一位曾经做到这一点的男选手是弗兰克·小丝——我包厢里坐着的第五个人的祖父。每场比赛都必到场的波姬看起来与布拉德一样高兴。
我的新女友，我的新教练，我的新经纪人，我的“代理父亲”。
终于，这一团队组建成功——坚不可摧，不可替代。
由于上句中“不是很合得来”原文用的是“onthewrongfoot”，正好与波姬受伤的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