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抛开芭芭拉的话题，避开报纸和电视，我继续自己在1993年温网的进程。在击败卡巴切尔后，我又战胜了葡萄牙的若昂·库尼亚·席尔瓦、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拉夫特和荷兰的理查德·克拉吉赛克。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与皮特对决。又是皮特。他的发球已然成为一种武器，我怀疑我的手腕是否能承受得住他的发球。但皮特此时也被其自身的伤痛所困扰，他的一个肩膀疼痛难忍，所以他在比赛中的表现比平常稍微差些——或者他们是这样说的。你绝不会知道他是如何对付我的：他迅速地拿下了第一盘，花费的时间比我穿赛服的时间还要短，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赢得了第二盘。
又是一场短命的比赛，我心里想。我抬头看了看我的包厢，芭芭拉坐在那里，闪光灯在她周围不停地闪着。我想：这真的就是我的命运吗？
第三盘开始时，皮特连续失误，这给了我喘息的机会。我赢了这一盘，接着又拿下了第四盘。我们战平了，各胜两盘。命运的车轮似乎正在朝我的方向转动，我看到恐惧悄悄爬上了皮特的双颊，怀疑、明显的怀疑之情就像下午时出现在温布尔登草场上那长长的影子一样追随着他。只有这一次，不是我，而是皮特在声嘶力竭地咒骂自己。
在第五盘中，皮特退缩了，他揉着肩，请出了赛会医生。在比赛中断的这段时间里，皮特接受了治疗，我则暗暗发誓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连续两年温网冠军——难道这不是了不起的成绩吗？到时那些小报又会说些什么，或者我将说些什么，我们走着瞧。或者我会说：你们现在觉得你们的“汉堡王”如何呢？
但当我们重新开始比赛时，皮特完全换了一个人——不是重新恢复了生机或者重新焕发了活力，而是完全不同了。他从头开始，完全丢弃了那个深陷自我怀疑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的皮特，就像蛇完成了蜕皮一样。现在他正在一点点甩开我，以5:4领先。在这一盘的第十局一开始，他就连发了三个ace球，但与其他任何ace球都不同，它们甚至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就像内战中加农炮的声音。三个赛点。
突然间他朝球网走来，然后伸出了手，又一次以胜利者的身份。这次握手使我感到了切身的疼痛，但这并不是因为我那一触即痛的手腕。
输给皮特几天后，我回到了我的单身公寓。在这里，我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我不愿再想起任何有关网球的事情，一个星期足矣，我只想短暂休息一下。我的心痛苦不已，我的手腕疼痛难忍，我的骨头要散架了。我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什么也不做，只是安静地坐着，没有痛苦，没有戏剧性，没有发球局，没有小报，没有歌手，没有赛点。我正在小口啜饮着我当日的第一杯咖啡，随意翻看着一份《今日美国》报纸，然后一个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我的名字在里面——“波利泰尼与阿加西分道扬镳”。尼克告诉记者他已经和我彻底断绝往来了，他想花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10年了，他竟然以这种方式让我获得了这一消息，甚至还不如我在他的椅子上放的那只屁股朝天的大熊猫。
几分钟后，联邦快递送来了尼克的一封信，信上的说辞和报纸上的内容大同小异。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封信，看了不下数十遍，最后我把它塞进了一个鞋盒子里。我走到镜子前。我并没有感觉有多糟——我已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已经麻木了。仿佛可的松的药力已经蔓延到了我的全身，吞没了我的知觉——我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开车到了吉尔那里，和他坐在健身房里。听我讲完这件事后，他和我一样感觉很糟，并且愤怒不已。
“嗯，”我说，“我猜现在是‘同阿加西决裂’时间，首先是温迪，然后是尼克。”
我身边的人比我的头发减少得还快。
尽管似乎说不通，但我还是想再次踏上球场，我想要“享受”只有网球才能赐予我的那种痛苦。
但也不是这种剧痛。可的松的药力完全消失了，所以我手腕中那种针扎刀刺的感觉再度回归，而且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又见了一个新医生，他说我的手腕需要手术。然后我又见了另一个医生，他说休息可能会起作用。我赞同第二个医生的看法，所以我选择了休息。但当四周后我踏上球场，只是挥了一下拍后，我就意识到手术可能是我唯一的选择了。
我就是不信任外科医师。我信任的人本来就很少，我尤其不赞同别人说可以信任某个完全陌生的人。把自己交给一个刚刚见过面的人，由他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实在厌恶这样做。一想到要毫无意识地躺在一张台子上，而某个人会切开我赖以为生的手腕，我就想打退堂鼓。如果那天他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如果失误怎么办？我总是会在球场上看到这一幕，而一半的时候，它就发生在我身上。我排在世界前十名，但某天你会觉得我只是个不折不扣的业余选手而已。如果我的外科医生恰巧就是医学界的安德烈·阿加西怎么办？如果他那天未在最佳状态怎么办？如果他喝醉了或者吸毒了怎么办？
我让吉尔在我手术时待在手术室里，陪在我的身旁。我想让他充当我的警卫、监视器、后盾以及见证人，换句话说，我想让他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为我站岗、守卫着我，只不过这次要穿着一身长袍，戴着一副口罩。
他皱起了眉头。他摇摇头。他不知道。
吉尔有几个可爱的特性，比如说他很恐惧太阳。但是最可爱的就是他那神经质的个性——他见不得针，他一打流感疫苗心里就直发毛。
但是，为了我，他会鼓起勇气。他说：“我会坚持住的。”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对他说。
“你从来都不欠我的，”他说，“我们之间不存在谁欠谁的问题。”
1993年12月，吉尔和我飞到了圣巴巴拉市，然后我住进了医院。当护士在我周围忙来忙去、为我做手术前的准备时，我对吉尔说我非常紧张，我会晕过去的。
“这样他们就不用给你打麻药了。”
“吉尔，这可能会是我网球生涯的终点。”
“不会的。”
“如果是的话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他们给我戴上了口罩，然后对我说：“深呼吸。”我的眼睑变得很重很重，我挣扎着不让它们合上，挣扎着不让自己失去意识。“别走开，吉尔，别离开我。”我凝视着吉尔。他此时正戴着外科手术用的口罩，只有那双黑眼睛露在外面。他注视着我，眼睛一眨都不眨。吉尔在这里，我心里暗暗想，吉尔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守护着我，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我闭上了眼睛，让某种迷雾吞噬了我。而仿佛刚刚过了一瞬间，我就清醒了过来，吉尔则靠在我病床边对我说我手腕的状况比预料的还要糟，事实上要糟得多。“不过，他们已经清理干净了，安德烈，现在让我们心存希望，默默等待最好的结果吧。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对吧？”心存希望，期待最好的结果。
我栖身在绿色鹅绒沙发上，对一只手敬而远之，用另一只手打电话聊天。医生说我必须使我的手腕在几天之内保持抬起状态，于是我用一个大的硬枕头垫着手腕躺在沙发上。尽管我一直在吃强力止痛药，但手腕仍然隐隐作痛，而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担忧之情，我依然很脆弱。不过至少还有事情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一个女人，肯尼·基的妻子琳迪的朋友。
我是通过迈克尔·波顿认识肯尼·基的，而前者则是我在戴维斯杯上结识的，我们全都住在一个酒店里。然后，琳迪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遇见了一个完美的女人。
“嗯，我喜欢完美的女人。”
“我觉得你们真是天生一对。”
“为什么？”
“她漂亮、聪明、雅致，而且幽默。”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还没忘了温迪呢，而且我不想通过别人介绍寻找心仪对象。”
“你会愿意和这个人联系的，她的名字叫波姬·小丝。”
“我听说过她。”
“再说，你和她联系又不会失去什么。”
“我会失去很多。”
“安德烈。”
“我会考虑的。她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你没法给她打电话，她正在南非拍电影。”
“她肯定有电话吧。”
“没有，她此时正在茫茫蛮荒中，住的不过是在灌木丛中临时搭起的帐篷或者小木屋，你只能通过传真和她取得联系。”
我没有传真。在我家里什么小装置都有，但就是没有传真机。
我只好把菲利的传真号码给了她。
就在我手术前，我接到了菲利的电话。
“我这儿有一个你的传真——来自波姬·小丝？”
我们之间就这样开始了。我俩你来我往地不断发着传真，就这样我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开始了这种远距离的通信联系。以这种方式开始本来就略显奇怪，而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方式就显得更加奇特。交谈的节奏极其缓慢，而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再合适不过了——我们都不心急，而且这种空间上的巨大距离使我们迅速放下了对彼此的戒心。发了几次传真后，我们之间就从彼此只是无关痛痒的调情转换到倾诉内心最深的秘密了；而几天之后，我们之间的传真就呈现出一种相互吸引，进而是亲密的语气了。我感觉我正在与这个从未见过面甚至交谈过的女人发展成为关系确定的情侣。
我也不再给芭芭拉打电话了。
此时此刻，我困居于沙发的一角，绑着绷带的手腕架在枕头上，除了焦急地等待波姬的传真，我别无他事可做。吉尔会隔三差五地来看看我，并帮我拟了几份传真的草稿。波姬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拥有法国文学学位，而我则在9年级就辍学了，这一点使我有些胆怯。吉尔则对我的这种想法置之不理，而是不断鼓励我，提升我的信心。
“除此之外，”他说，“别担心她是否喜欢你，而是要好好考虑你是否喜欢她。”
“嗯，”我语带嘲讽地说，“对，你说得很对。”
因此我叫他帮我租来了波姬·小丝的作品集，然后我们开始了两个男人的电影盛宴。我们买来爆米花，把灯光调暗。吉尔播放的第一部电影是《蓝色珊瑚岛》，波姬在其中扮演一个尚未到青春期的美人鱼，她与一个男孩困在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岛上，故事情节则与亚当和夏娃的传说大同小异。我们不断地倒回、快进或定格录像带，讨论波姬·小丝是否是我喜欢的类型。
“还不错，”吉尔说，“很不错，你继续给她发传真毫无疑问是值得的。”
这种通过发传真进行的约会维持了几个星期，随后，波姬发给我了一份简短的传真，说电影已经完成拍摄，她即将回到美国，她的飞机两个星期后将在洛杉矶着陆。而我恰巧也得在她到达后的一天抵达那里，因为我要做客吉姆·罗梅主持的节目，接受他的采访。
我们是在她家见的面。在接受完罗梅的采访后，我从演播室一出来就直奔她那里，连脸上的浓妆都没来得及卸掉。她猛地推开了门，看起来星味十足，脖子上戴着一个松垂的围巾似的东西，没有化妆（或者至少妆没有我化得这么浓）。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这使我颇为吃惊，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想象着她有着飘逸的长发。
“我扮演的一个角色需要剪短头发。”她说。
“哪部电影？《少棒闯天下》（badnewsbears）？”
她的母亲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我们握了握手，她表现得很热情，但难掩生硬。我有一种奇怪的直觉——无论发生什么，这个女人绝对不会和我相处得很好。
在开车载着波姬去吃晚餐的路上，我问她：“你和你母亲一起住啊？”
“是啊。嗯，不是，不完全是，这很复杂。”
“涉及父母的问题时的确总是很棘手。”
我们去了位于圣维森特的一家小型意大利餐厅pastamaria。我主动要求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就座，这样我们才能有一定的私人空间。很快我就忘记了波姬的母亲、她的发型以及其他所有的事情。她举止优雅，魅力非凡，而且极为风趣。一位服务生来到我们桌边问道：“请问两位女士看过菜单了吗，需要什么呢？”听到他这么说，我们都大笑了起来。
“我可能是该剪头了。”我说。
我问了她关于那部刚刚在南非拍摄完毕的电影。我问她喜欢当演员吗，她满怀激情地谈论着拍电影这一激动人心的经历以及与有天赋的演员和导演一起工作的乐趣。她这一点与温迪正好相反，温迪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波姬则总是十分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种深刻的反差使我印象尤为深刻。她看到了自己的梦想，并且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梦想描绘出来，即使她也不完全知晓如何将这些梦想变为现实。她比我大5岁，所以更加老于世故，更加具有世俗智慧，但她也流露出一种快乐天真的气质，一种需要别人的神情，这使我不禁想要保护她。她唤醒了我体内的“吉尔”，我以前从未意识到我还有这一面。
我们谈论的大都是在传真里谈过的话题，但现在，在餐桌上，这些话题听起来已然不同，更加私密。现在彼此之间的表达能够更加精确细腻，谈话中也蕴涵着丰富的潜台词，肢体语言也在其中起着作用。她使我不停地大笑，也使她自己笑声不断，而且她笑得很可爱。就同在手腕手术中的感觉一样，3个小时眨眼间就过去了。
她对我的手腕尤其关注，并且表现得呵护有加。她仔细观察着约一英寸长的粉红色伤疤，轻轻地触摸着它，然后关切地问这问那。她也颇有些同病相怜之感，因为她也面临着手术——她的脚趾由于多年的舞蹈训练已经受到了损伤，医生需要把它们弄断然后再重新接上。我告诉她在我手术时，吉尔站在手术室里守护着我，而她则笑着问我是否可以把吉尔借给她。
我们发现，尽管表面上看来我们的生活很不同，但我们有着相同的起点。她深深知道在自以为是、野心勃勃且生硬粗暴的刻板父母的管教下成长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从11岁开始，她的母亲就当起了她的管家，而与我不同的是，她的母亲现在还在管理着她的大小事务。现在她们已濒临破产，因为波姬的事业正江河日下。非洲的这部电影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在欧洲拍咖啡广告赚的钱只够付房屋按揭款。她对我讲类似这样的事情，惊人地坦白，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几十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此前互发传真已经使彼此之间的气氛颇为和缓。她只是生性坦率，我敢说，她一直都如此。如果我能有她一半那么坦率，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尚不能毫无顾忌地向她倾吐我内心的痛苦，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我对网球的厌恶。
她不禁笑了起来。“你不是真的痛恨网球。”
“我是真的讨厌。”
“但你并不痛恨它。”
“我确实痛恨它。”
我们谈论我们的旅行、我们最喜欢的食物和电影。我们在最近的一部电影《影子大地》（shadowlands）上找到了共同话题，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英国作家c.s.刘易斯的故事。我对波姬说这部电影在我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刘易斯和他的兄弟很亲近，他的生活处处受人庇护，与世隔绝；他害怕冒险，也承受着爱的痛苦，但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位异常勇敢的女人使他认识到那种痛苦是生而为人的代价，经历那种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在电影的结局，刘易斯对他的学生们说：痛苦是上帝唤醒这个常常听而不闻的世界的扩音器。他告诉他们：我们就像一块块石头，上帝拿凿子的重击虽然使我们饱受磨难，但是也使我们臻于完美。我对波姬说，佩里和我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两遍了，而且能够背出半数台词。波姬也很喜欢这部电影，对于这一点我深为感动。而当得知她还读过刘易斯的几部书时，我不禁心生些许敬畏之情。
已经过了午夜，咖啡杯也早已见底，我们不能再无视服务生和餐厅老板不耐烦的目光了。我们得走了。我开车送她回家。在她家外面的人行道上道别时，我有种感觉，觉得波姬的妈妈正透过楼上的窗帘注视着我们。我礼节性地吻了波姬一下，并且问她我是否可以打电话给她。
“请一定要打电话。”
当我转身离开时，她注意到我的牛仔裤在腰背部处有一个洞。她把手指伸了进去，用她的指甲划了一下我的尾骨，然后跑向房门，并在进屋前冲我会心一笑。
我在日落大道上开着租来的车。我之前本打算约会后开回拉斯维加斯的，未曾料到此次约会进展得如此顺利并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而现在乘飞机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决定在我经过的第一家旅店过夜，结果我停在了如今已破败不堪的假日酒店门前。10分钟后，我躺在了二楼的一间散发着霉味的房间里，窗外日落大道和405州际高速公路上车辆不时呼啸而过。我试图重温这次约会的种种，更为重要的是得出一些关于这次约会以及它意味着什么的结论，但是我的眼皮很重很重。我挣扎着睁着眼睛，就像任何时候行将失去意识，似乎也将因此失去最终的选择权那样抗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