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的结局，刘易斯对他的学生们说：痛苦是上帝唤醒这个常常听而不闻的世界的扩音器。他告诉他们：我们就像一块块石头，上帝拿凿子的重击虽然使我们饱受磨难，但是也使我们臻于完美。
既然我赢得了一个大满贯冠军，我就应该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每个人都这样说。没有人再说“形象就是一切”。现在，体育记者声称：对于安德烈·阿加西来说，赢得比赛才是一切。整整两年来，他们一直称我为骗子、“掉链子艺术家”、毫无理由的反叛者，而今天他们则把我捧为了名人。他们宣称我是一个胜利者、一个有实力的选手、真正的高手。他们说我在温布尔登的胜利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对我进行评价，不得不重新考虑我到底是谁。
但是我并不觉得温布尔登改变了我。我觉得，事实上，我只是得知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小秘密：胜利什么都不能改变。既然我赢了一个大满贯赛事，我就知道了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获知的事情。你从一场胜利中获得的快感根本无法与你在一场失败中承受的痛苦相提并论，而且好的感觉也不会像糟糕的感觉那么持久，相差甚远。
我在1992年的夏天确实要比以往更为幸福、更加充实，但并不是因为温布尔登，而是因为温迪。我们变得更为亲密了，我们私下里对彼此许下了诺言。我已接受了我未必会和施特菲在一起这一点。你执着于那份痴想时，它的确很美好，但此时我已全身心地投入到与温迪的这份感情中，她也如此。她去了好几所大学，但没有一所合适，因此她现在整日和我待在一起。
但1992年，和温迪待在一起突然间变得复杂起来。无论是在电影院还是在餐厅，我们事实上从来都不是单独相处。人们不知从哪里就冒了出来，要求和我拍照，索要我的签名，试图引起我的注意或者寻求我的意见。温布尔登使我出了名。我本来以为我在很久以前就出名了——6岁时，我就第一次为别人签名——但现在我发现我以往其实是声名狼藉。温布尔登为我正了名，拓展并深化了我的吸引力，至少根据那些经纪人、经理还有营销专家们的说辞确实如此，我现在会经常与这些人会面。人们想更加靠近我，他们认为他们有这种权力。我理解在美国任何事情都要交税，现在我发现，每个球迷15秒钟——这就是你要为你在体育运动上的成功所要缴的税。我理智上能接受这一点，只是我希望这不会意味着我从此丧失了和女朋友之间的私人生活。
温迪只是耸耸肩，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她对生活中的一切侵扰都非常大度。她使我免于太过严肃地对待任何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她的帮助下，我认定身为名人的最佳之道就是忘记自身的名声，我尽力将自己的名望抛诸脑后。
但是名声是一种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你关上窗户阻挡名声，它会从门缝中溜进来。某一天，我一转身，竟然发现我已经有了几十位名人朋友，其中有一半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如何认识的。我被邀请到聚会和贵宾室，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庆典。这些场合名人云集，其中许多人会主动要我的电话号码，或者把他们的号码塞进我的手里。同样，我在温布尔登的胜利使我自动成为全英俱乐部的终身会员，这也意味着我被接纳成为这一鱼龙混杂的名人俱乐部的一员了。现在，我的社交圈子包括肯尼·基、凯文·科斯特纳和芭芭拉·史翠珊。我被邀请到白宫过夜，乔治·布什在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前和我共进了晚餐，我睡在林肯曾经的卧室里。
我开始觉得有点儿像做梦，但是随后就觉得这没什么了，完全正常。我只是对从不可思议到习以为常的转变如此迅速而惊讶。我惊讶原来出名是这么无聊和乏味，惊讶名人是那么平凡甚至庸俗。他们困惑慌乱，摇摆不定，缺乏安全感，而且常常讨厌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那句格言：金钱买不到幸福。但直到我们亲眼所见，我们才会相信。在1992年，我看到了这一点，从此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衡量自身的信心。
我正航行在温哥华岛附近的海域上，与我的新朋友、音乐制作人戴维·福斯特一起度假。在我和温迪登上福斯特游艇后不久，科斯特纳也登上了这艘游艇，并邀请我们去他的游艇聚一聚，他的游艇就停在离这里大约50码处。我们立刻跟随他来到了他的游艇。尽管科斯特纳有一艘游艇，但他似乎是个非常传统的男人，随和、幽默，并且从容冷静。他热爱体育运动，热切关注着各种体育赛事，而且认为我也如此。我只能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从来都不关注那些运动，告诉他我并不喜欢它们。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我不喜欢体育运动。”
他失声大笑。“你的意思是除了网球？”
“我最讨厌网球。”
“好吧，好吧，我猜打网球肯定是个苦差事，但你并不是真的讨厌网球。”
“我确实讨厌。”
在游艇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温迪和我都在观察科斯特纳的三个孩子。他们很有教养，也很讨人喜欢，而且他们是那么的漂亮，看起来就像是从我母亲的诺曼·罗克韦尔拼图里偶然跌落人间的小人儿。在我们与他们见面后不久，4岁的乔·科斯特纳就抓住我的裤腿，然后用他那大大的蓝眼睛仰视着我，大叫道：我们摔跤吧。我一把抱起他，然后头朝下地“提”着他。他咯咯地笑着，那笑声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温迪和我当时心里想我们无可救药地被这些小科斯特纳们迷住了，但实际上我们是在有意无意地扮演他们父母的角色。我注意到温迪的眼神不时地从我们这些成年人身上溜走，然后转向那些孩子。我能看出她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也想象着陪在她身边，与她一起经历这些，与她一起抚养三个绿眼睛的小黄毛。这种想法不禁吓了我一跳，当然也使她为之一惊。我开始和她讨论家庭这一话题，我提到了未来。她没有回避，她也想要。
几周后，科斯特纳邀请我们去他在洛杉矶的家里观看他的新电影《保镖》的预映。温迪和我对这部新电影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但是我们疯狂地迷恋上了它的主题曲《我将永远爱你》（iwiiialwaysloveyou）。
“这首歌属于我们。”温迪说。
“永远。”
我们对彼此唱这首歌，我们引用这首歌表达对彼此的爱。每当电台放这首歌时，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会停下来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我们周围的人都不禁连呼肉麻，而我们却毫不在意。
我告诉佩里和菲利我头脑里经常出现和温迪共度余生的情景，所以我可能很快就会向她求婚。菲利表示完全赞同，佩里则只是觉得可以。
“温迪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对j.p.说。
“那施特菲·格拉芙呢？”
“是她拒绝我的。别再提她了，就是温迪了。”
我正向j.p.和温迪炫耀我的新玩物。
j.p.问：“这个东西被称作什么来着？”
“悍马。他们在海湾战争中开的就是这个。”
在美国刚刚开始出售悍马时，我就买了一辆。我们驾驶着这辆车在拉斯维加斯周围的沙漠里四处游荡，直到我们被困在了沙子里。j.p.打趣道：“他们在海湾战争中肯定没碰到过任何沙子。”我们下了车，在沙漠里漫无目的地走。我今天下午还要赶飞机，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如果我不能从这个沙漠里出去，各类人等都会对我发火的。我们不停地走啊走，比赛的问题突然变得那样微不足道，生存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切身之忧。环顾四周，我们如此渺小，而黑暗正在降临。
“我感觉到这似乎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j.p.说，“而显然这不会是一个好的转折点。”
“谢谢你的正面思维方式。”
终于，我们发现了一个简陋的小屋，一个隐居的老人把他的铁锹租给了我们。我们长途跋涉回到了悍马车旁，然后就赶快着手清除后轮处的沙子。突然间铁锹碰到了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那是钙积层，即内华达沙漠下的类似水泥的土层。我觉得手腕里面的某个部位发出了咔嚓一声，我痛得不禁叫出了声。
“怎么了？”温迪问道。
“我不知道。”
我看着手腕。
“在上面擦些土。”j.p.说。
我挖出了悍马，赶上了我的航班，还赢了第二天的比赛，但是几天后，我痛得从睡梦中醒来。我感觉我的手腕已经断掉了，它已经无法弯曲了。我感觉里面已被梳入了许多缝衣针和生锈的剃须刀片。这太糟糕了，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然后疼痛自行消失了，我舒了一口气，后来它又出现了，我惊恐不已。不久，这种疼痛不再只是偶尔光顾，而是日夜与我相伴。早上还可以忍受，但是晚上这种针扎刀刺的感觉使我几乎不能呼吸，痛不欲生。
医生说我有肌腱炎，手腕外侧的囊炎尤为严重，即在腕部有很多难以愈合的微小裂口。他说这是用腕过度的结果，只有通过休息或手术才有可能痊愈。
我选择休息。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抚慰我的手腕，像呵护一只受伤的鸟儿一样呵护着它。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仍不能进行锻炼，连一个俯卧撑都完成不了，而且就连开一下门，我的脸都会痛得扭曲。
腕伤带来的一个积极的结果就是我能有更多时间和温迪待在一起了。1993年的开端对我来说，不是硬地赛季而是“温迪季”，我完全沉浸其中。她喜欢这种额外的关注，但同时她也担心她会忽视自己的学业。她又进入了另一所大学，这是她的第五所或者是第六所，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我正开车行驶在彩虹大道上。为了避免用到我那受伤的右手腕，我用左手握着方向盘。我摇下车窗，打开了收音机。在春风的吹拂下，温迪的头发轻轻扬起。她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并且感叹自从她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来，又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
我点点头，并且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
她再度调低了音量，并且说她上了这些不同的大学，在不同的州居住过，她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但感觉总是不对。她说她似乎无法认清自己是谁。
我再次点了点头。我非常同意，对那种感觉我再熟悉不过了，而且赢得温布尔登并没有使这种感觉得到缓解。然后我仔细看了看温迪，意识到她并不只是在闲聊，她说这些是为了把话题引到某处，她正在表明一种看法——关于我们关系的看法。她转过身，直视着我的眼睛。“安德烈，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而且我认为我不会快乐，真正地快乐，除非我能认清自己是谁以及我该如何度过我的人生。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们待在一起的话，我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她哭了起来。
“我不能只做你的旅伴、你的密友、你的球迷，再也不能。嗯，我会永远是你的球迷，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她需要找到自己，而要做到这一点她需要自由。
“你也是，”她说，“如果我们待在一起，我们就无法实现各自的目标。”
即使是开放式的情侣关系也太过限制双方。
我无法和她争论，如果那就是她的感觉，我则什么也不能说。我想让她快乐。此刻收音机中又开始播放那首属于我们的歌——《我将永远爱你》。我死死地盯着温迪，试图捕捉到她的眼神，但她的脸一直侧向一边。我掉转车头，把车开到了她家，送她到了门口。她给了我一个长长的拥抱，最后一个拥抱。
然后我开着车离开了那里，还没开到那个街区的尽头，我就不得不停下来，给佩里打了个电话。当听到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时，我由于哭得太厉害，甚至说不出话来。他以为这是个恶作剧电话。
“喂，”他不耐烦地喊道，“喂——”
他挂断了电话。
我又打过去，但还是说不出话来。他再次挂断了电话。
我藏了起来，躲在单身公寓里，疯狂地喝酒，没日没夜地睡觉，吃垃圾食品。胸口处剧烈的疼痛不断袭来。我把这种痛感告诉了吉尔，他说那听起来就是典型的心碎的感觉，拒绝愈合的小伤口，过度使用的结果。
然后他问我：“那温布尔登怎么办？该想想我们的海外之行了。是时候放下了，安德烈，我们要继续上路了。”
我此时甚至连电话都拿不住，更别提球拍了。不过我想去，这样可以暂时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可以在路上耗掉一些时间，与吉尔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而且我将不得不奋起捍卫我的冠军头衔，我别无选择。就在我们的航班起飞前，吉尔安排我在西雅图与一位医生会面，他应该是这一领域最好的医生，他给我打了一针可的松。这一针起作用了，到达欧洲时，我可以毫无痛苦地随意弯曲我的手腕。
我们首先去德国的哈雷参加了一项热身赛事。我在那里碰到了尼克，他立刻就向我提到了钱的问题。他因为欠了债，所以卖掉了波利泰尼学校，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以很低的价钱就把它卖掉了，现在他需要现金。他已经面目全非，或者说是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说他并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回报。他说投资我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花掉了大把大把的钱培养我，他有权获得比我已经付给他的报酬多得多的回报。我对他说：“我们回去后再谈论这个问题可以吗？现在我心头已经压着好几件事情了。”
“当然，”他说，“我们回去再谈。”
这次对峙使我心烦不已，以致在第一轮比赛中，斯蒂布以三盘击败了我，使我颜面尽失。热身赛到此为止。
去年我很少参加比赛，即使参加了，也表现得很糟糕，因此我成了温布尔登历史上排名最低的卫冕冠军。我在中心球场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德国人贝恩德·卡巴切尔。他厚厚的头发从比赛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是一个样子，这显然使我十分厌烦。卡巴切尔的种种，都让人无法专注于比赛，这不禁使我怀疑这一切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除了他那令人羡慕的头发，他还是一个罗圈腿，他走路时的样子就好像他不只是整天都坐在马上，而且是刚刚摔下了马，而那肯定是一个漫长的马上旅程，并且摔下时屁股被摔裂了。得益于他的这副样子，他在比赛中的表现很奇特。他反手很强大，反手技术堪称一流，但他只是靠它来减少跑动。他讨厌跑动，讨厌移动。有些时候，他也不怎么在乎发球。他的一发表现得非常具有进攻性，但二发就要逊色很多。
由于手腕麻木，我也有自己的发球问题。我不得不改变动作，只是小幅度地向后挥拍，并且限制突然的活动。这自然会引起问题，我在第一盘比赛中以2:5落后。我就要成为近几十年来第一个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的卫冕冠军了。但是我打起精神，迫使自己与自己的新发球方式和解，终于熬到了胜利。卡巴切尔跳上他的马，策马而逃。
英国的球迷非常友好，他们为我欢呼喝彩，赞赏我为克服腕伤所作出的努力；但是英国的那些小报却并非如此，它们充满恶意，连篇累牍地报道我最近刚刚刮过毛的胸部，各种奇怪的版本层出不穷。只是无意识地简单修剪了体毛，别人却认为我是切断了一只胳膊或一条腿。我的手腕断掉了，他们却只是谈论我的胸部。我的新闻发布会变成了滑稽剧，几乎每个问题都与我那新近变得光滑的胸部有关。英国记者都对毛发非常着迷——要是他们知道了我头发的真相，还不晓得会写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小报说我胖了，记者们恶毒地称我为“汉堡王”，并以此为乐。吉尔试图把我体形的变化归咎于我腕部注射的可的松——可的松会引起浮肿，但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法。
不过没有什么比芭芭拉·史翠珊更令英国人着迷的了，她到中心球场观看我的比赛，这引起了好一阵骚动。温布尔登从来不乏名流捧场，但芭芭拉的出现引起的骚动如此之大，我以前从未见识过。记者不断地骚扰她，随后又不断地逼问我关于她的种种。小报们煞费苦心地剖析评论进而贬低我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之间只是充满激情的友情。
他们想知道我们是如何相识的，我拒绝告知，因为芭芭拉是我所认识的最害羞、最不爱谈论私事的人。
我和芭芭拉的相识要感谢史蒂夫·温，他是一个赌场的老板，我从孩提时代就认识他了。一天，我和他在打高尔夫球，我提到我喜欢芭芭拉·史翠珊的音乐，他说她是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和芭芭拉就通过一系列的电话开始了联络。我赢得温布尔登后，她发了一封贴心的电报祝贺我并且略带挖苦地对我说：终于把你的样子和声音对上号了，还不错。
几周后她邀请我去她在马里布的牧场参加一次小型聚会。戴维·福斯特也会参加，她说，还有其他几个朋友。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她的牧场各处都建有小屋，其中一间是电影屋。在午餐会后，我们闲逛到那里，观看了《喜福会》的非公开试映版。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文艺片，无聊至极，我耐着性子观看，不时担心自己会被闷死。然后我们又漫步到另一间小屋，是一个音乐室，窗户下摆着一架豪华钢琴。我们站在一起，一边吃着东西，一边随意交谈着。戴维坐在钢琴旁弹奏着一曲又一曲感伤的恋歌，他几度要求芭芭拉唱歌，但她不唱，而他紧追不舍，坚持要她唱，后来气氛都变得有些尴尬了，我真希望他能就此罢手。芭芭拉的胳膊肘支在钢琴上，后背正对着我。我看到她绷紧着身体——很明显，她有些害怕在其他人面前表演，这会使她非常不自在。
但是，过了不到5分钟吧，她哼出了几个小音节，从屋顶到地板，屋子的各处都回荡着她的声音。每个人都屏息静听。玻璃颤抖了，餐具颤抖了，我的肋骨和腕骨也为之一颤。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认为是有人在用博世（bose）音响系统播放芭芭拉的唱片，而且是调足音量之后播放的。我无法相信人类能够发出那么震撼的声音，无法相信人类的声音竟能够弥漫于整个房间，充满每一寸空间。
从那一刻起，我更加为她所吸引。她拥有如此强大、如此摄人心魄的天赋，却不能仅作为消遣自由地使用。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对她更加着迷，也觉得她更加亲切，但再一想，沮丧之情又不禁涌上心头，因为这种感觉是如此熟悉。那天之后不久，我们又见面了，她邀请我到她的牧场去。我们一起吃了比萨，然后又聊了几个小时，发现我们有很多方面很相像。她是个极端完美主义者，讨厌做一些她已经做得非常出色的事情。而且，尽管她处于半隐退状态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她内心充满了自我怀疑以及持续不断的恐惧，但她承认她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回到演唱舞台上。我鼓励她那样做，我告诉她剥夺人们听到那种声音——那种令人震撼的声音的机会是不对的。“最重要的是，向恐惧投降是危险的。恐惧就像毒品一样。”我说，“你对它做出一小步让步，它就会让你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即使她不想表演又能怎么样？她不得不表演。
当然，我每次对芭芭拉说这些话时，都会觉得自己很伪善。在我与恐惧和完美主义进行的斗争中，我一向输多赢少。我以对记者讲话的方式对她讲话，我只是告诉她我知道是正确的或者我希望是正确的事情，但其中大部分我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更别说付诸实施。
那是在春天，在我和芭芭拉打了一整个下午的网球后，我对她讲了关于拉斯维加斯一名新歌手的事。这名新歌手的声音非常洪亮，堪与芭芭拉媲美。我问：“你想听一听她的歌吗？”
“当然。”
我把她带出了网球场，带到了我车里，然后播放了这位轰动一时的加拿大歌手席琳·狄翁的cd。芭芭拉咬着她拇指的指甲，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知道此刻她在想什么，她在想：我也能做到。她的脑海中肯定浮现出自己重新在歌坛大有作为的情景。我感觉到我终于帮上了忙，但也觉得自己真是虚伪透顶。
芭芭拉终于重新回到了舞台，而我的虚伪也在那一刻达到了顶点。我坐在前排，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我的假发又出了问题，而我则担心别人对此会作何感想和评论。那晚我除了是一个伪君子外，还成了恐惧的奴隶。
大多数时候，我和芭芭拉总是会对我们的约会引起的震惊和流言蜚语一笑置之。我们一致认为，既然我们觉得彼此不错，那么纵使她比我大28岁又如何呢？我们的关系很和谐，而公众的反对声只是使我们的关系更加有趣，这种反对使我们的友谊具有某种为社会所不容甚至危险的意味——我整个反抗行为中的又一部分。与芭芭拉·史翠珊约会就像穿“热熔岩色”的球鞋。
不过，如果我疲惫不堪或是情绪低落，就像在温布尔登那次一样，公众的污蔑则会使我痛苦不堪。而芭芭拉对某个记者讲的我是一个禅宗大师的那番话也正中了那些诋毁者的下怀，各类报纸由此获得了一个可以对我大肆嘲笑的机会。我开始不断地听到有人引用“禅宗大师”——这句评语一时间取代了“形象就是一切”。我不理解他们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也许这是由于我不知道何为“禅宗大师”的缘故。既然芭芭拉是我的朋友，我只能认为它是一个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