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衣室里，我盯着奖杯上自己扭曲的影子。我冲着奖杯和奖杯上那个扭曲的人形说：“一切的痛苦和折磨，都是为了你。”
自从上次温迪来“形象就是一切”的广告片场探班后，我和她就成了男女朋友。她和我一起旅行，照顾我。我们两个真的很合拍，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并且发现现在的我们也可以继续一起成长。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有着共同的追求。我们疯狂地爱着对方，尽管我们彼此都同意应该保持开放式的关系——这是她的原话。她说：“我们还太年轻，承诺对于我们来说还太复杂。”她不知道她是谁。她在一个摩门教家庭长大，然后发现自己并不真正认同摩门教的教义；她上了大学，然后又发现自己完全选错了学校。她说，在她知道自己是谁之前，她不能把自己完全地交给我。
1991年，我、温迪还有吉尔一起在亚特兰大一家破旧肮脏的酒吧里庆祝我21岁的生日。酒吧的台球桌上满是被烟头烧焦的痕迹，喝啤酒用的是塑料大杯。我们三个人一起大笑，一起喝酒，即使是从来不碰这些东西的吉尔今日也放纵地喝到微醺。为了留住那晚的美好回忆，温迪把她的摄像机带来了。她把摄像机递给我，让我拍摄她在拱廊玩投篮游戏的情景。她说她要训练我。我只拍摄了3秒钟她投篮的情景，然后就将镜头慢慢下移到她的身体。
“安德烈，”她说，“把摄像机从我的屁股移开。”
然后一群吵吵闹闹的人进来了。他们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我想他们可能是当地的美式或英式橄榄球队的队员。他们对我说了很多粗鲁的话，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温迪身上。他们就是一群酒鬼，非常无礼，想要在温迪面前使我难堪。我想到了纳斯塔斯，在14年前他也做过相同的事情。
那个橄榄球队的一群人扔了一堆硬币在我们的台球桌上，其中一个人说：“下一场轮到我们了。”说完，他们邪恶地笑着离开了。
吉尔放下了他的塑料啤酒杯，拿起那些硬币，缓缓地走到了一个自动售货机旁边。他买了一包花生，然后又走了回来。他慢慢地吃着花生，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帮家伙。最后，他们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去了另外一个酒吧。
温迪咯咯地笑了起来。她建议说：“吉尔除了这么多职能和义务之外，还应该扮演保镖的角色。”
“他已经是了。”我对她说。但是“保镖”这个词并不能真正体现吉尔的作用，这个词不足以描述他。吉尔保护我的身体、我的头脑、我的女朋友。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是我的守护神。
每当记者、球迷、怪人们问吉尔是不是我的保镖时，我都很享受那个过程。吉尔总是微微一笑，说：“要是谁敢碰他，你们就知道了。”
1991年法网公开赛时，我在前六轮中一路过关斩将，杀入了决赛。这是我第三次进入大满贯赛事的决赛，对手是库里埃。两人当中我明显更被看好，每个人都说我一定会击败他，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需要击败他。我不能想象连续三次进入大满贯赛事的决赛，又都以惨败收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消息是，我知道怎样才能打败库里埃，去年也是在法网中我曾击败过他；坏消息是，这场比赛夹杂着私人恩怨，这使我很紧张。我们从同一个地方起步，都在波利泰尼网球学校学习，我们的床铺挨得很近。我比库里埃强很多，比他更受尼克的偏爱，如果我在大满贯的决赛中输给他的话，我就成了在龟兔赛跑中输给乌龟的兔子。先是张德培在我之前赢得了大满贯冠军，这令我感觉很糟。然后是皮特。现在是库里埃，他也要赢我？不，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参加这次比赛，就是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从上两次大满贯赛事的惨败中，我吸取了很多的教训。我以6:3轻取第一盘。在第二盘中，我很快就以3:1建立起领先优势。我获得了一个破发点。如果我赢了这一分，我就会在这盘比赛甚至是整场比赛中占据绝对优势。突然，天下起了雨，球迷们纷纷用手遮着头跑到了避雨处。库里埃和我回到了更衣室，在那里，我们俩表现得就像两头困在笼子里的狮子。尼克走了进来，我注视着他，希望他能给我些意见，但是他却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我继续跟着尼克是出于忠诚和习惯，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真正的指导，这一点我早就意识到了。那么，在这个时刻，我需要的不是指导，而是关怀和鼓励，这是每个教练的职责。在这个特殊而关键的时刻，我需要别人的认可来增强自己的信心，这个要求很过分吗？
雨停了，库里埃的底线站位明显更加靠后，希望借此削弱我击球的力量。在下雨期间，他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放松和调整状态，从而挽救了破发点，赢了第二盘。现在我很愤怒，怒不可遏。我赢了第三盘，6:2。我想要让他明白，也让自己相信，第二盘他不过是侥幸获胜而已。盘分2:1的领先优势让我找回了自信，我仿佛已感到胜利正在向我招手——我距我的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头衔只有短短的六局比赛之遥了。
但第四盘一开始我就连续失分，最初13分里输掉了12分。是我没有用尽全力，还是库里埃打得更好了？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知道这种感觉很熟悉。这种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无能为力的感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势头慢慢减弱。库里埃赢了这盘比赛，6:1。
在第五盘的时候，在比分战成4:4平时，他获得了破发点。现在，突然间，我放弃了获胜的希望。
我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在第四盘时，我丧失了斗志，而现在我则彻底丧失了希望。就像比赛刚开始我确信我会赢一样，现在我几乎已经确定我必输无疑了。而且，我想输，我渴望输。我默默地祈祷：让比赛赶快结束吧。既然这一结局不可避免，我只希望它来得快一点儿。
我已经听不清观众的呼喊声，脑袋里一片空白，只能听到耳边的嗡嗡声。我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只剩下对输的渴望。我输了这场紧张的、至关重要的第五盘比赛，然后祝贺库里埃取得了胜利。朋友们跟我说，当时我脸上的表情悲凉得让人心碎。
赛后，我并没有自责。我冷静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你不具备最终冲过终点线的那种素质，你放弃了自己——你需要退出这项运动。
这次失败留下了一道伤疤，温迪说她几乎都能看到那道伤疤，就像被闪电劈过后留下的印记。这句话是她在同我一起飞回拉斯维加斯的长途航班上说的。
当我们从前门走进我父母的房子时，父亲正在门厅等着我们。他对我的教训马上开始了。“在下雨之后，你为什么没有好好调整？”“你为什么不攻击他的反手？”我没有回答，一动不动。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我都在想象他会怎样教训我，现在我已经麻木了。但是温迪却没有，她做了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做了以前我一直希望我母亲会做的事——她站在了我和父亲中间。她说：“我们在两个小时内能不能不谈网球？两个小时——不谈网球？”
父亲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当时我很担心他会给她一巴掌，但他只是怒气冲冲地穿过门厅，回到他的卧室去了。
我凝视着温迪。那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爱她。
我碰都不碰我的球拍，也不打开我的网球包。我不同吉尔一起训练。我只是同温迪一起躺着看恐怖电影，只有恐怖电影能够转移我的注意力，因为看恐怖电影时的感觉同与库里埃比赛时的某种感觉很相似。
尼克不断地劝我去参加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我只冲着他晒黑的脸大笑了一声。
“重新回到赛场上，”他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我的孩子。”
去他妈的那个赛场。
“去吧，”温迪说，“说实话，反正也不会比这更糟了，不是吗？”
我已经没有力气跟他们争论了，任凭尼克和温迪将我推上了飞往伦敦的飞机。我们租了一栋两层的楼房，远离繁华的主路。这个地方离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很近，房子后院有一个大花园，遍植着粉色的玫瑰，各种鸟儿在这里尽情歌唱。这里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避难所，我住在这里，远离尘嚣，几乎忘记了这次来英国的目的。温迪将这座房子收拾得就像家一样，她用蜡烛、杂物还有她的香水填满了整个屋子。每天晚上她会做美味丰盛的晚餐，早上也会准备我可以带到练习场地去的美味的午餐。
比赛因雨延迟了五天。第五天的时候，尽管房子很舒适，但我们都快要憋疯了。我想到赛场上去，我想洗刷自己在法网公开赛上所遭受的耻辱，或者是直接输了，这样我便可以回家了。最后终于雨过天晴了。我的第一个对手是格兰特·康奈尔，他是一个发球上网型球员，在快速场地上拥有一席之地。对于我的第一场草场比赛来说，他真的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他本应该打败我的，但是我却笑到了最后，经过五盘战斗赢得了比赛。
我最终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和戴维·惠顿对决。我们当时的比分为2:1，在第四盘中，我获得了两个破发点，但是突然我的臀部屈肌——能带动关节弯曲的那块肌肉抻了一下，我只能一瘸一拐地打完比赛。惠顿轻松获胜。
我跟温迪说，我本能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的。我终于开始从法网公开赛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了。见鬼的臀部。
但是我想，我想要取胜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我可能很快就能找回自己获胜的欲望，然后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恢复得很快，几天后我的臀部就没事了，然而我的情绪却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参加了美网公开赛，在第一轮比赛中就被淘汰出局了——但是最可怕之处在于我输的方式。我的对手是克里克斯坦，一个很棒的老将，然而我就是不想与他进行这场比赛。我知道我可以战胜他，但是觉得为了获胜而这么麻烦并不值得，我不想消耗自身的体力。我很清楚自己缺乏努力——很简单，我就是对胜利缺乏兴趣。我对此毫不怀疑，也没有必要费心去摆脱这种消极的状态。当克里克斯坦气喘吁吁地跑来跑去、跳来跳去的时候，我就像个旁观者那样冷静、温和地看着他。只有在比赛之后，我才为此感到羞愧。
我需要做一些激进的事情，一些能够让我打破失败诅咒的事情。我决定从家里搬出去自己住。我在拉斯维加斯西南部住宅区买了一套三室的房子，将其改造成了一间彻头彻尾的单身公寓，几乎是单身公寓的样板。我将其中一间房间改造成了游戏室，里面有各种经典的游戏——《太空陨石歼灭战》《太空侵略者、卫士》——这些游戏我玩得很烂，但是我想提高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技能；我将主卧室改造成了一间电影放映室，在长沙发间安装了最先进的音响设备和低音扩音器；我将餐厅改造成了台球室。整套房子里，摆了很多形状怪异、颜色鲜艳的豪华真皮椅。我在主客厅摆放了一套绿色精纺的双毛绒软垫组合沙发，在厨房里放了一台苏打水机，里面装有我最爱的私酿威士忌酒，还设有啤酒龙头。在房子后面，我装了一个热浴盆，还修了一个黑底的环礁湖。
最棒的是，我将我的卧室装修成了一个山洞，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深黑色的，就连窗帘也是遮光效果很好的那种黑色，不允许哪怕一丝阳光侵入。这是一个被监禁的青春期孩子的房间，一个想要与世隔绝的男孩的房间。我在这所新房子里走来走去，在这个豪华的囚所里，我敢于去想自己有多成熟了。
1992年伊始，我又退出了澳网公开赛。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澳网赛，现在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好时机。然而，我还是参加了戴维斯杯赛，而且表现得非常好，可能是因为在夏威夷的缘故吧。我们和阿根廷队对决，我的两场比赛都赢了。然后，比赛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温迪、麦肯罗还有他的妻子塔特姆·奥尼尔一起喝酒。我们都喝多了，我凌晨4点钟才上床，武断地认为周日肯定会有人代替我去打那场毫无意义、被称作“死橡胶”的比赛sup/sup。
显然，没有人会替我去打。尽管我宿醉而且严重脱水，我仍要走到赛场和那位发球曾被我用手接住的贾蒂比赛。庆幸的是，贾蒂也是宿醉。这是场名副其实的“死橡胶”比赛，我们看起来都死气沉沉且马马虎虎。为了遮掩我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我戴了一副奥克莉太阳镜。不知怎的，我打得非常好，打得很放松。我作为赢家走出了赛场，并且想着是不是能从这场比赛总结些经验。如果这是一场争夺赛，如果这是一项大满贯赛事，我是不是还能这么放松？我是不是应该每场比赛前都喝得酩酊大醉？
比赛后的第二周，我发现自己登上了《网球》杂志的封面，封面上的我戴着奥克莉太阳镜，正在打出一记制胜球。这期杂志发行数个小时后，一辆运货卡车停在了我的单身公寓门口，于是我和温迪走到外面。“请在这里签名。”一个邮递员说。
“这里面是什么？”
“礼物，来自吉姆·简纳德的礼物，他是奥克莉的创始人。”
卡车的货箱被打开，一辆红色的道奇蟒蛇跑车慢慢地被卸了下来。
即使我丢掉了球技，我仍然可以推销商品，知道这一点感觉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