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心中还有渴望，就说明时辰未到。当你得偿所愿之后，你的渴望会消失，闲暇会增多。欲望越少，就越能保护你免受失望。但最保险起见的，莫过于选择窝囊度日。
——范妮·豪《不可分割》
“爸爸，对不起”
离开学还有一周时，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哈佛，为了参加新生户外活动。天气又潮又热，我在一顶白色帐篷里排队，等待报名登记。可轮到我时，等我报上姓名，一位女工作人员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的学费还没有付。她似乎怀疑我无权登记，我跟她说，这一定是个误会，但我很尴尬，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她说我的住宿登记和注册登记都得延后了。我找到公用电话，打电话给父亲的会计杰夫·豪森，他说他会尽力补救。第二周，等我参加户外活动回来时，学费已经交上了。
大一的前三个月里，父亲还会回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我在电话里向他抱怨波士顿没有什么可看的，这里的一切都平淡无奇，没有景色可言，我的眼睛都乏味了。视野里满满当当的，全是建筑物，“不管到哪里，眼前都是各种楼房。”我在电话里如此说道。
“这就是东海岸思维的写照。”他评论道。
秋天来了，新大衣无法御寒。我只买了几双棉袜，还不知道羊毛衣物的重要。
我担心母亲的情况，她能付得起房租吗？
“我会想办法的。”我问她时，她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我能把事情处理好。”
大一期间，我每晚都要跟母亲通好几个小时的电话，听听她的见解，感受她的关怀，这里的文化环境陌生得超出我的预期。我跟约什分手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恋，无论是漂亮的大衣还是刷马桶的技能，都无法让我应对这次变故。
我满怀悲伤。
关于失恋的事，父母分别给出了相同的建议。“喜怒哀乐都得经历，这样的话，下一次爱情才会意义重大。”
“第一次失恋，是人生伤心事的开始，”父亲告诉我，“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大损失，但是吃一堑长一智。”
“真正的心痛，是一个美丽巨浪的退去。”而母亲如此说道。
其他人则说：“会好起来的。”“会过去的。”“出去散散心就好了。”
选课时，我只选了自己感兴趣的——人类学。这门课在一栋木楼阴面的教室里上，整栋楼里到处都是骨头标本。还有电影和文学课、儿童保护法课，还有美术课，课上我们要画两手相扣的素描。我还加入了校报、文学杂志社，并且在本地的一所学校里做社区服务。
大一那年，父亲来学校里看过我一次。在去宿舍时，在楼梯上，他跟在我的后面，说：“你得减肥了。”他对我的室友说，她的自动调味微波炉爆米花闻起来“跟屎似的”。尽管父亲的脾气不好，但他自带着一丝忧郁气息，还在一家名叫“agnèsb”的高档服装店里给我买了件皮夹克。我没要，因为这件皮夹克似乎很贵。皮衣沉甸甸的，似乎带有别的意义，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我也很伤心，因为没有他的陪伴，独自一人在这儿。
那年暑假，回到家之后，父亲对待我很古怪。他不跟我说话，张嘴就是训斥，还带着蔑视。我太瘦了，劳伦娜跟她朋友说我得了厌食症。其实我不是不想吃东西，可是店里买回来的食物实在味同嚼蜡，我又不会做饭，而劳伦娜又总是买三明治回来。
暑假结束时，我心情压抑，又轻了十五磅，已经瘦得不像话了。食物到嘴里，全是塑料味或粉笔味。不知什么原因，我只能吃家里做的食物，否则就会喉咙发紧，难以下咽。
我去找莱克医生做心理辅导，却发现父亲已经不再为此付费。直到进了诊室，我才得知这件事。莱克医生说：“谁都无权不让你接受辅导。”他把费用减为每次25美元，是我自己付的钱。
暑假里，我在“世外桃源”农场打工。几年前，母亲在这里教过美术课。我在这里当营队辅导员，学员是来此学习畜禽和农场知识的孩子。
在我上大学以后，父亲的会计杰夫·豪森定期寄给母亲用于付房租的支票就停了，母亲拿不出林科纳达那栋房子的房租，不得不搬家。
母亲当时跟一个在瑜伽课上认识的软件工程师交往，那个人还是空手道黑带。她打算先搬到他家里住一阵子，等找到房子了再搬走。他在偏远的门洛帕克有栋小房子，就我的理解来看，所谓的“偏远”，意思就是公路两侧不是人行道而是排水沟，树木茂密却不成行成列。他对母亲说可以一直住着，直到找到新房子再说，但他的房子太小，没有可以容纳我的地方。
在一个星期六，我过去的时候，母亲正在家里打包收拾东西，有几个朋友在帮忙，我也应该帮帮忙。她一会儿指挥交通，一会儿在车库与房子中间的那条紫藤廊下的小路上来回奔跑，阳光穿过紫藤架，光影斑驳。“丽莎，动手帮忙。”她对我说。我站在大大小小的箱子、一堆堆书、衣服、锅碗瓢盆之间，根本挪不动脚。眼前的这一切都是我们母女俩的生活，是我们俩的过往。
“帮忙打包。”她指挥我。可是我无法区分哪些东西要带走，哪些要扔掉，更不知道什么东西该装进哪个箱子，我的腿都站麻了。很快，她就不再指望我能帮忙了。
傍晚，打包结束后，我坐在她的书桌前，她给我做晚饭吃。几天来，我终于有了一种舒适安心的感觉。我知道，我很快就能好好吃饭，马上就能健壮起来了。我不愿再离开她的关照。
可是，那天晚上父亲弄到了几张太阳剧团的票。自从放假回来，他几乎不跟我说话，也不看我，但是他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去看马戏，也念念不忘我照看弟弟的事。我又瘦又忧郁，像个布娃娃似的。我想要取悦他，却有心无力，于是我决定不去了。
“我今晚去不了了，”我在母亲家里给他打电话，“爸爸，对不起。”
“你必须去。”他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是否在场对他如此重要，充其量是照看弟弟，带着他在马戏团圆形的帐篷里绕圈。
“我要住在妈妈这边了，我要吃饭，她给我做了些吃的。”我解释道。母亲在厨房里，目带关切地看着我。
“丽莎，你不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成员。”他说道，“说实话，我们觉得你很自私。”
“我想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啊！”我说着，浑身发抖。
“如果今晚你不来看马戏，就从这边搬走吧。”
“好。”我说道，挂断了电话。听到他的这句话，我顿时一身轻松，似乎从一间黑暗的小屋里走了出来，走进了春光明媚的田野里。
我当即给凯文打电话，就是父亲的那个邻居。
“他让我搬走。”我说道，“要是今晚不跟他们去看马戏团，我就得搬出去。”我喜欢这种开门见山说话的感觉。“我该怎么办？”
“那就搬出去好了。”凯文说道。
“什么时候搬？”
“就今晚，趁他们去看马戏时。”几年前，凯文帮助桃乐茜从她父亲的家里搬了出去。他从她父亲的手里拯救了她，两个人很年轻就结了婚。
“然后呢？”他知道我母亲正在搬家，而我没有别的住处。
“你可以先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说道。
这正是我想要的回答。
黄昏时分，我到凯文家里与他会合，然后开车去一个街区外的父亲家里搬走我的物品。我拿走了自己大多数的衣服和鞋、化妆品、一些私人信件，没拿cd。我知道父亲此刻正在看马戏，距离家至少有30分钟的车程，但我总觉得他随时都会回来，会当场抓住我们。凯文也没心情磨蹭，比往常要严肃很多。我把自己的东西都装进了大包里。
等父亲回来，发现我已经搬走了，他会怎么样？似乎他会挺伤感的，接着，他会感到之前打电话时绝对想象不到的——震惊。可能他并不想逼我走，他不愿失去身边的人，却一手促成了此事。生活中本可以有人向他解释这种“失去才懂得珍惜”的情况，可他连他们都留不住，即使留住了，也不可能把他们的话听进去。
上大学之前我又跟母亲生活了半年时间，接着就出门去上大学了。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他觉得是自己被我抛弃了，甚至觉得我背叛了他。这么说可能不公平，却是事实：我小的时候，他不关心我，没有时间陪我；现在，轮到我离开他了，他却生起气来。在当时，我的解释是：他恨我，几乎注意不到我的存在，所以，失去我并不会激起他的怒火，我不足以让他留恋。然而，直到我三十多岁时，我才意识到：他生气，是因为失去了我。他冰冷的愤怒，源于我离家去上大学。很多父母能在多年的时间里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早已习惯了他们渐渐远离自己的怀抱，而父亲在这个方面却是个新手。
我二十五六岁时，有一次，父亲到伦敦来看我。我们俩步行去了格林公园（greenpark），在一条长凳上并肩坐下。“等我老了，我每天都要出去，坐在这样的长凳上。”他说道，四下里看着。但当天上午没有老年人出来活动，别的长凳上也都没有人。
“你知道吗？”他对我说，“你跟我们住在一起那几年，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听到他的这番话，我不由得惊呆了，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对我来说，那段时间很艰难，我原以为对他而言，那也是很糟糕的一段经历。
“把需要的拿上，”凯文说，“再给他们留张纸条。”
我在纸上写道：“亲爱的史蒂夫，你说我要是不陪你们去看马戏，就得搬出去，所以，现在我搬走了。希望你明天能给我打个电话。”
“写上你去了什么地方。”凯文说。“我住在凯文和桃乐茜家。”我又写上了凯文家的电话号码，最后写了“我爱你们”。与下午跟他打电话时相比，搬走时说“我爱你们”似乎没什么诚意。我想显得轻松一点儿，但又不敢太过轻松，怕凯文以为我惯于接受别人的帮助。
身为邻居，他们为何要帮助我？多年以来，他们对于父亲如何对待我表达过极其不满。早年间，桃乐茜的父亲也是个杰出而有魅力的人，但同样对她不好。他们很有钱，所以在经济方面有能力帮我。他们认为，我的父亲有钱，身边的人对他逢迎有加，但他不能对自己的孩子如此刻薄。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多次问过他们，我该如何回报他们的恩情，他们说，等到我有能力时，以善偿善，去帮助别的孩子就行了。
“走吧。”一切妥当，凯文对我说道。
当晚，我睡在凯文和桃乐茜的家。桃乐茜在我卧室的床上放了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俄式茶点，上面有糖粉，用塑料纸包着，一壶花草茶，还有一张欢迎我的纸条。第二天早上，正当我准备去农场工作时，却发现我落枕了，这让我一整天都歪着脖子。
父亲没给我打电话，也不回我的电话。
暑假余下的日子里，我重复着相同的模式：住在凯文和桃乐茜家，到农场工作，去看母亲，猜父亲在做什么、想什么，桃乐茜做饭给我吃。我不断地用积极的事鼓舞自己，因为消极情绪总是不断涌现。起初并不频繁，后来逐渐减少，等到暑假结束时，绝大多数无情而苛刻的声音都从我的脑中消失了。
道貌岸然
“我要让史蒂夫给我买栋房子。”我上大二时，母亲在电话里如此说道。
那时，她仍然住在男朋友家里，我放假回去时住在凯文和桃乐茜家。“他不会给你买的。”我告诉母亲。
“那我就追着他要，直到他给我买为止。”
之前，母亲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从小到大，父亲从未给我们母女俩买过一栋房子，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要是他有这个想法，早就给我们买了，哪会等到现在？我不知道她为何觉得现在能跟父亲要到房子，尤其是我现在已经长大离家——而且他现在还对我不理不睬。还有，如果她能做通他的工作，为什么不早点做呢？
现在有可能成，以前也有可能成——即使我希望母亲能从他那里要到房子，但还是被这个念头吓到了。
几个月后，父亲同意了。母亲在门洛帕克找到了一栋待售的房子，甚为符合他的条件：跟他的房子离得不太远，不超过40万美元。房子位于繁华的厄拉米达·德·拉斯·普尔戈斯路上，是木质结构，薄墙，两间卧室，后院很漂亮。他说，选的房子必须离他家很近，这样他就能提前过去看看。可是直到最后，他一次都没来看过，便以母亲的名义把房子买下了。
大二那年暑假，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基因实验室找到了一份工作，跟高中时打工一样。这就是我在帕洛阿尔托度过的最后时光。
母亲用新鲜的龙蒿叶和莴苣做沙拉。窗帘是她用法式线缝的。她在后院里种了西红柿，却忘了浇水，叶子都变黄枯萎了，结的西红柿却格外甜。
那年暑假，父亲还是不跟我说话，但执意要我去照看弟弟，弟弟一直都很想我。我去过父亲家几次，帮忙照看弟弟，希望父亲能跟我说说话，可他只是无视我。后来我对他说，他要是不跟我谈谈，我就不去照看弟弟了，但是父亲拒绝了，还反过来说是我抛弃了弟弟。
一天下午，凯文和桃乐茜到母亲家里来，恰逢我和母亲惊慌失措。因为父亲刚刚打电话过来，怒吼着要我过去照看弟弟，又给母亲发来一封恶言恶语的电子邮件。在邮件里他写道，我又坏又自私，逃避照看弟弟的责任。我和母亲心烦意乱，不知该如何回应。我想，从某个角度来说，一定是我错了。我在电话里、邮件上一遍遍地回复父亲，说我愿意照看弟弟，只是想跟他好好谈一谈，但他似乎根本听不到后半部分内容。
“我不想跟你谈，也不愿意见你。”他在电话里对我说道，“你不愿意照看里德，可我爱里德，既然你不愿意拿出时间陪伴我爱的人，我也不愿意为你浪费时间。”
桃乐茜站在母亲身后，口述了一封电子邮件：“史蒂夫，省了你那套道貌岸然的狗屁话吧。”母亲打着字。桃乐茜教她“道貌岸然”怎么写。我为桃乐茜的回应以及这个新词激动不已。
退学危机
在哈佛，我决定主修英语。大三那年，我听了一次讲座，主题是乔叟的《特罗伊勒斯和克莱西德》，主讲的教授是一位魅力非凡的英格兰乔叟学者。他的牙齿不整齐，耳朵里长着一簇白毛。故事里，克莱西德离开了特罗伊勒斯，但特罗伊勒斯始终无法忘记她。
“特罗伊勒斯太悲惨了，”我在研讨班上说，“他始终无法忘怀克莱西德。”
“不，”教授和蔼地看着我，说道，“他的力量源于坚持。”
那年春天，我围绕自己的眉毛写了一首非常深刻的维拉内拉诗，并将其投稿给学校的文学杂志。不久之后，我去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那里接受免费心理辅导。我在登记表上写下名字，预约了一个小时。心理辅导老师是个女的，很瘦，声音很细，头发也很细，脸很瘦，鼻子瘦长，就像莫蒂里安尼画中的女人。她面容平和，波澜不惊。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找她辅导过几次。年底，最后一次心理辅导时，我跟她说了前一天晚上做的梦：我坐在悬崖上眺望大海，父亲正坐在书桌前，身子罩在圆锥形的灯光里。书桌像个木筏，他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他和桌子都在海上越漂越远。
“他会离你而去，”她解析道，语带怜惜，“或许有一天他会意识到，他对待你的方式，恰恰是他（亲生）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我大吃一惊，她竟然立刻解了我的梦。而我认为，她解析得如此快又如此简短，一定是错的。可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似乎又是对的。我以为我的家庭怪象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其实根本不是。而我惊讶的是，如此明显的事情，我竟然一直没看清。
那时，父亲又开始去苹果公司上班了，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大三那年我去伦敦留学之前，彩色imac的首波广告面世，哈佛校园里的公交车上纷纷贴上了广告。
大三暑假，我留在剑桥，在一家名叫“咱们走”的哈佛大学导游公司工作，职务是东南亚导游指南的助理编辑。暑假过半，我收到哈佛大学的邮件通知，说我下半年的学费还没交。
两年前，我在马戏团之夜搬出去之后，父亲就不再为我学费之外的所有事项付款——包括来往学校的机票、书本费，连零用钱都不给我了。我的钱都是靠打工以及给凯文和桃乐茜帮忙赚的。
第二天，我走进一条蜿蜒的地下室走廊，去找哈佛大学助学管理处。工作人员坐在桌前，面对着门。在他的身后，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天花板上的一块瓷砖掉了，一块绝缘层也松了。
我向他解释，尽管父亲付得起我的学费，但他现在已经不打算继续为我付学费了。
“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得退学，直到法定成年为止。”他告诉我。
“法定成年是多大？”我问他，我希望是21岁。
“25岁。”他说。我听到他的回答，顿时就泄气了。
我在大学里打了两份工，一份是在esl当老师，另一份是在大学发展事务处。“发展”的意思是，通过筹款人、广告等方式为学校筹集资金。
我原以为助学管理处应该跟发展事务处有些类似，都是钱来钱往的。事实上，这间办公室，还有这位工作人员，似乎都很窘迫，仿佛是告诉我，哈佛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有钱。我被他一本正经的说辞给激怒了，不行，一定会有办法的。我想，学校总是会帮我的，会把我留下来。而这个人说不能，只不过是他的职责所在罢了。
“哈佛的助学金是按需求评定的。”他解释道，而我父亲的情况使得我没有申请资格。
“这么说，我得退学了？学校帮不了我？”
“是的，”他说道，“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凯文到波士顿出差时，就会带我出去吃饭。我喜欢跟他出去吃饭，这样能稍微减轻一些我大学生活中的孤独感，也能让我像其他同学那样，有陪父亲在外吃饭的感觉，尽管凯文并不是我的父亲。有时候，凯文似乎总拿自己跟我父亲作比较。“他有好车，”吃饭时，凯文如此说道，“但是他不会开。”凯文解释说，好的驾驶技术，应该让乘客坐得舒适，感觉不到汽车的速度和加速。倘若他说的是真的，那父亲的驾驶技术的确很差，坐父亲的车，胃里总是翻江倒海，他总爱漂移着转弯。在父亲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一举成名之前，凯文说父亲不懂得经营之道，说next经营不善。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父亲不再花钱买东西了。我边听边点头，但与别的富人相比，我父亲一向不爱花钱买东西。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人、最差的司机，但这些事都并不能减少我对他的关心，也不会影响他在我心中的重要性。
“他不爱你，”凯文告诉我，“爱是要看行动的。”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我说，仔细考虑凯文的话，起初我还有些扎心，可真的承认了，反而让我解脱了。
“凯文怎么能说那种话？乔布斯当然是爱你的。”跟母亲打电话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这样跟我说。
“可‘爱’是个动词，”我问母亲，“再说了，他爱不爱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她说。
我想母亲可能真的不懂。我试着接受这个念头，父亲并不爱我，这就是他总是那样对我的原因。
这是赤裸裸的事实。
大四那一年的学费，是凯文和桃乐茜为我付的。
母亲说，她曾打算卖掉房子为我付学费，但时间太紧，一时找不到买主。她还说，她仿佛看到凯文和桃乐茜家的上方有个巨大的金色天使。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样想的话——钱来自天使，不是凯文和桃乐茜的——他们对我的恩情就容易接受一些了。这份恩情太大了，我想自己永远都无法偿还。
有时候，我真希望这两位可靠而负责任的邻居就是我的家人，而且，如果我的渴望足够真诚，他们会乐意当我的楷模，并乐于接受我的仰慕。他们会经常开玩笑，会教我生活之道，会教我家人之间该如何互动，教我不要插嘴，教我什么问题是粗鲁的，教我如何用言语保护自己，教我如何看待那些只知奉迎我的父亲和继母、却对我视而不见的人。我时而想变得像他们一样，时而又想做自己，而且，会想象他们来当我的父母并且对我宠爱有加。或许，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心怀成为一家人的渴望。
得知我的这些想法之后，母亲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咨询。
他告诉我的母亲：“放心，丽莎终究会发现，她无法更换父母。凯文和桃乐茜也会发现，金钱买不到女儿。”
毕业典礼
我已经决定大四那年去伦敦，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留学，凯文和桃乐茜都极为支持我。
那一年，伦敦眼建成，就在我的宿舍附近。
留学快结束时，我跟一位英国律师交往，他叫杰米（jamie），有一头高耸的金发。
“你应该请你爸爸来参加毕业典礼。”他对我说。
“不可能。”我告诉他。我把父亲的种种劣迹都告诉了他。
“但是他是你爸爸。”他说。杰米一直劝我，说我父亲的过错并不要紧，说乔布斯终究是我的父亲。当父亲的难免有错，但理应受邀出席儿女的重大事件。要是我不邀请他来，以后我会后悔，却无法弥补。我很矛盾，但最后我还是给父亲和劳伦娜寄去了两张票和一封信。
我还邀请了凯文和桃乐茜。他们本打算来，但得知我也邀请了父亲之后，他们很伤心，因为他们为我付出了太多，而我父亲什么都没做。最后他们决定不来了。
母亲原本担心自己负担不了此行的花销，但最后她在惠普公司找到了一份咨询工作，并且报酬颇丰。她买了机票，定了酒店房间，还买了一件漂亮的黑色棉裙，裙子的下摆展开像降落伞似的。
后来，谈到毕业典礼那天的情景时，父亲多次跟我说：“你妈妈那天真优雅。”有一件事他不知道，而我知道——母亲早算好了要跟父亲说的话，最多跟他说二十五个字，一个字都不多说。
典礼上，父亲和劳伦娜溜到温斯罗普（winthrophouse）后面，看我走上台接受学位证书。下台后，我找到母亲，发现父亲和劳伦娜也在她身边。“这让我有点不相信遗传学。”我们刚打过招呼，父亲便脱口而出这句话。他偶尔会说出这样出人意料的话，有时候他却说人类的基因是多么强大。我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找到工作了吗？”他问我。
我很不好意思，不愿意回答父亲。因为我知道他一直看不起银行业，他将其称作“直线和箭头”。其实，我对银行业也没有什么好感，而且，我怕他知道以后对我说三道四。
“跟他说说。”母亲怂恿我。我咕咕哝哝地跟他说了，“我在伦敦的一家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当分析员。”这份工作并不对口，因为我学的是英语专业。我觉得自己很傻，因为我跻身世俗的喧嚣，成了父亲偶尔会嘲笑的那类人。但在“施罗德·所罗门·史密斯·巴尼”工作，我就能拿到签证，就能在伦敦生活、工作，并且养活自己。
大学毕业后，如果条件允许，我一年会见父亲一次。我的幺妹伊芙是在我上大学期间出生的，但在随后几年读到的几本杂志里，在父亲公司网站的简介里，他都说自己一共只有三个儿女，而非四个。有时候他是和颜悦色的，却会突然冒出几句刻薄话来。在他身边时，我总是带着戒备之心。只有不在他的身边，我才过得轻松快乐。在我大学毕业几周之后，母亲让凯文和桃乐茜列了一份清单，上面详细地列出了他们为我花过的钱，包括机票、书籍、度假、衣服等。她把这份清单寄给了父亲，不久之后，父亲把这笔钱全还给了凯文夫妇。
lisa……那台电脑
27岁时，我已经不在银行工作，而是去了伦敦的一家图形设计公司。父亲邀请我一起乘游艇到地中海玩，同去的还有劳伦娜、弟弟、妹妹，还有一位保姆。他起初对我说，只需要陪他们周末两天即可，可是两天过完后，他又恳求我多待几天，随后他又让我多留了几天。我总共陪了他们两周的时间。在法国南部海岸，他说要在滨海阿尔卑斯省（alpes-maritimes）稍作停留，他要跟一个朋友共进午餐，但他却不说那人是谁。我们坐着一艘小艇上岸，又坐面包车去了埃兹小镇的一栋别墅。
父亲要见的朋友原来是保罗，那栋别墅正是保罗的别墅。他走到房子外面迎接我们父女俩，穿着牛仔裤、t恤衫，戴着跟照片和专辑封面上同样的太阳镜。他平易近人，一点儿都没有名人的架子。
他带我们参观他的别墅，似乎不相信这豪宅是自己的。屋子的窗户正对着地中海，屋里到处都是孩子的玩具等用品。他把我们带到一间空荡荡但是光线充足的八边形房间，告诉我们，甘地在这里住过。
我们在靠海的一个大封顶阳台上吃午饭，我跟父亲之间隔着几个座位，他和保罗并肩坐在餐桌的一端。侍者为我们端上饭菜。
保罗问父亲苹果公司开创时的情况。比如，当初创立时，团队是否有朝气，他们是否胸怀大志、准备改变世界？父亲回答，在制造“麦金塔”电脑时，他们的确是这种心态。波诺说，当初他和自己的乐队也是如此。两个不相干领域的人，竟然有着相同的体会，真是神奇。接着保罗问我父亲：“那台电脑lisa，是不是以她命名的？”保罗看了看我。
一时间，世界变得静悄悄的。我坐稳了，安静地等着父亲回答。
父亲犹豫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眼前的盘子。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是的。”
听到这句话，我直接站了起来。
“我想也是。”保罗说。
“对。”父亲回应他。
我看着父亲的脸。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为什么现在才承认？lisa当然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我当时如此想道。现在看来，他以前说的谎言简直荒谬可笑。我觉得听到这句话后，自己强大了很多，挺直了胸膛。
“这是他第一次承认这件事，”我对保罗说，“谢谢你能开口问他。”似乎，一个名人的秘密，需要另一个名人才能打开。
探病
几年之后，我回到纽约生活。我去看望父亲，他说想去吃寿司，只有我们俩一块儿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