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知道他得了癌症，他变得很瘦。
前一个月我才想到，虽然我不知道他病得多重，但趁着为时未晚，我应该对他好一点儿，而且我认为他很快就能康复。
“你知道吗，从某些方面来说，你的性知识是很渊博的。”我夸赞他。性是我们父女俩之间最轻松的话题。在我上高中时，父亲曾教育我说：“戴了子宫帽，你就有时间三思并做出抉择。”他并不要求我吃避孕药，也没有直言担心我会怀孕，而是让我感觉到他相信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你说这些事时，也没让我觉得尴尬。”我说。
“对，对！”他兴奋地说道。他坐在我旁边的驾驶座上，有些得意忘形，上下抖动着他的一双细腿。我们坐在车里，车子已经熄火了，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商场的寿司店门口。“我尽力地避免让你尴尬，”他说，“你知道吗？你失去处女之身后，第一个告诉的人就是我！这太好了，谢谢你这么相信我。”他要是不说，我倒是把这件事给忘了。我们下了车，一起朝寿司店走去，他说：“与我的另外两个女儿相比，我对你的了解更深。”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我有些震惊，因为我是长大了才见到他，而两个妹妹却是一生下来就跟他在一起生活的。这不可能是真话，我这样想着。
当天晚上，我去他楼上的卧室里看他，他正在看连续剧《法律与秩序》。他突然问我：“你打算把我写到你的书里吗？”
“不。”我回答他。
“很好。”他说，转过脸去继续看电视。
母亲生病了，鼻窦和鼻骨感染，最初并未诊断出来。因此她不能工作，也没钱付房租。几年前，她不顾我的反对把厄拉米达·德·拉斯·普尔戈斯路上的那栋房子卖了，拿这笔钱出去旅游，把钱全部花光。绝望之中，我给努艾瓦的一个朋友的父母打电话求助，他们在旧金山有栋闲置的房子，我请求让母亲过去暂住几个月。另外一些朋友也借钱给她，用来支付手术费用。手术过后，她的脸肿了起来，像被蜜蜂蜇了似的。
几周之后，我到孟菲斯的一家医院去探望父亲，他刚刚在这里接受了肝脏移植。之所以到孟菲斯来，是因为这边刚好有个可移植的肝脏。他和劳伦娜是在晚上乘私人飞机过来的。有一次他要小便，护士让我回避一下。
“没事，不用出去。”他说。接着，他把一个塑料便盆放到病号长袍下面开始小便，我则站在旁边陪他说话。他好像一秒钟都不愿我离开。他在医院里有两个房间，一个里面是病床，另外一个里面有一个沙发和几把椅子，就像小学里的接待室似的，还摆放着树脂人体模型和金属腿骨模型。有人来探视时，我们就得挪椅子，还得把这些人体模型和金属腿骨搬到一边去，每当如此，病房里就稀里哗啦一阵乱。有一次，我跟父亲、姑姑、继母坐在接待室里，父亲突然有些喘不上气，脸都憋紫了。我们都吓坏了，四下里查找问题根源。我瞥了一眼自己的脚下，心中顿时一阵惶恐：原来是我的椅子腿压住了他的氧气管。我赶紧把椅子挪开，他的呼吸又重新正常起来。
丽莎，对不起
肝脏移植后不到一年，在瓦沃勒街的家里，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股骨上方以及内脏边缘。“那里叫什么？”我问护士伊尔哈姆。
“叫‘浅筋膜’。”她回答。我想象着一个裹着肠子的小袋子，不知怎么，在我的想象中，它发着磷光，像个水母似的，或者是像在飞机上俯瞰下面的城市灯光，外缘是光亮的，内部却是暗的。在医院里，父亲化名为强尼·艾特。有时候，他靠舔吗啡棒棒糖来止疼。他躺在床上睡觉时，从某个角度看过去，像是一堆黄骨。他已经不能下床走动了。“他感觉不到疼。”伊尔哈姆安慰我。根据核磁共振扫描显示，父亲的大脑尚未被癌细胞影响。
我上次来时，他还能吃点儿东西（父亲依然挑食又偏执，如果碗里有两种不同的杧果，他就拒绝吃）。这次来看他时，他只能吃流食了，这叫作tpn，晚上则是静脉注射，根本增不了重，只能靠这种方式，每小时给他提供一百五十卡路里的热量。
那次我去探望他，他说我身上有一股厕所味。此后又过了几个月，我仍然在父亲的家里四处偷些小物件，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最近的所作所为。我希望她能宽恕我，我想让她在“不准偷东西”的规矩上破例，一次就行。我想让她对我说：“亲爱的，没事的，都留着吧。”
可她却对我说：“把东西都还回去。这事情很重要。你不能偷你父亲的东西，就像珀耳塞福涅一样。”用神话故事来教育我，的确是母亲的一贯风格，“还记得吗？那个吃了石榴籽的神。”
我记得，珀耳塞福涅去了冥界，她什么都不能碰，但她忍不住吃了石榴籽，作为惩罚，她就得在冥界滞留一段时间。这就是人间冬季的由来。我使劲回忆着，就是想不起她吃了多少石榴籽。
“吃了多少并不重要，”母亲告诉我，“重要的是，她偷吃了石榴籽，所以才会被困在冥界。她在冥界偷了东西，还吃光了，然后就受到了惩罚。”
“然后呢？”
“你要是把从你父亲那里偷来的东西据为己有，你就会被困在那栋房子里。它会把你牢牢拴住，你将永远无法挣脱。”珀耳塞福涅的故事也是母亲的故事，因为女儿消失了几个月，她的母亲伤心欲绝，把人间的大地变成了贫瘠的冻土。
我把偷来的东西陆续还回去，因为太多了，一次拿不齐。我把碗裹在枕套里，以防其叮当作响。我把唇膏放回卫生间的架子上，把护肤霜放回楼上的柜子里，把鞋放回衣橱里。我发现，在不被撞见的前提下把偷来的东西放回去，跟当初把它们偷出来一样难。
这次来探望时，父亲似乎并不热心于见我。他让我离开他的房间，不要妨碍他和我弟弟一起看电影。他已经不能走路，不能正常进食，我却妄想他能活很久。他病得太久了，我都没有注意到他是何时病入膏肓的。我尽量不去他的房间，只是偶尔进去看看，还盼着他是睡着的。探望结束时，我想，我应该不会再来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既无诚意又无意义。
可是，一个月后，他给我发来短信（他很少给我发短信），让我周末去他那儿一趟。那时，劳伦娜和弟弟、妹妹都不在家。我从纽约坐飞机去了旧金山，又在机场乘火车去了帕洛阿尔托。
外面空气清新，月台上光线明亮。纽约的空气很单调，要么什么味儿都没有，要么就只有一种味道，或者是垃圾味，或者是雨的味道，或者是香水的味道，或者是汽车尾气的味道。不像帕洛阿尔托，这里的风凉飕飕的，能感觉到空气中的水分。雾气笼罩着起伏的山丘，空气中有桉树、青草、香草蛋糕和薄荷的气味，还有湿土和干土的气味。
我怀疑这次探望将与其他几次并无不同。很久之前，蒙娜就叫我“小信的人”，母亲现在还这样叫我，用来打趣我。
我在加州大街下车，小镇似乎没什么变化，公路像一条笔直的跑道直通绿色的山区。我从阿尔玛街的地下通道穿过，从阳光照射的另一端出来，又经过了一座公园和一片松树林，这里的房子都处于树木环抱之中。
半年以来，我一直在吃氯硝西泮。这是一种抗焦虑的药物，据说能缓解人体内杏仁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每天服用0.25毫克即可。尽管（或许是因为）父亲执意让我试试大麻或者摇头丸，可是毒品对我来说一直没有吸引力，我从未服用过毒品，也不想试一试。但是现在，每个月都坐飞机过来看他，还要修完我的研究生学业，母亲在生病又经济拮据……千头万绪，我已经难以集中精力。我的日常举止和语速都变得越来越快，我快疯了，希望能用药物帮我分分心，让我清静清静。我紧张不安，战战兢兢，感到很不自在，生怕父亲会说些骇人的话，然后就咽了气，什么都解决不了。
在电影里，人死前总是会说一些惭愧的话。可是这不是电影，是现实生活。
我穿过房间，在父亲书房（现在已经改成他的卧室）的门槛处停了一下。书房里有张哈罗德·埃杰顿拍摄的照片。照片上，一个苹果被子弹打穿，弹孔边缘是炸开的。
我绕进他的房间，父亲正倚着枕头坐着。他的腿又细又白，像两根毛衣针。五斗橱上摆着很多相框，每个都对着床的方向。五斗橱的抽屉都一样宽，后来我发现，每个抽屉里都放着他归置好的画和照片。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他醒着，似乎是在等我。看到我，他笑了。
“真高兴你能来。”父亲说。他的热情令我心软。他流下泪来。父亲生病之前，我只见他哭过两次，一次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另一次是在电影院看《天堂电影院》，影片结束时，他哭了，我还误以为他是在颤抖。“这是你最后一次见我了，”他对我说，“你得让我走了。”
“好的。”我回应他。话虽如此，但我并不太相信，也绝对想不到父亲在一个月之后就会去世。我毫无头绪，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我坐在床上，陪在他旁边。
“你小的时候，我没能陪你，”他对我说，“真希望我们能有时间多相处一些。”
“没事。”我告诉他。此时此刻，他不仅身体虚弱，情感也很脆弱。我躺下来，面向父亲。
“不，不对。我没能多陪陪你。”他继续说道，“我应该多陪陪你。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都过去了。”我劝他。话虽如此，我却并不确定。我最近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很幸运，因为我认识父亲的时候，他还不是举世闻名，那时，他的身体很健康，还能带我出去滑旱冰。我曾以为，他陪伴别人的时间都很多，唯独陪我很少，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他看着我的眼睛，流下泪来，说道：“我对你有亏欠。”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他。在那个周末，他对我一遍遍地絮叨：“我对你有亏欠，我对你有亏欠……”我在他小睡醒来时过去看他，他每次都会哭，每次都会重复这句话。而我想要的，我认为他亏欠我的，是在他的家人中，我应该有清晰的一席之地。
除了每六小时就轮班的护士之外，家里只有我们父女两人。有几个人过来探望他，都是以前的同事。还有几个父亲不认识的人也来看他，有的拿着包，有的空着手，在院子里徘徊。有个身穿纱丽的人请求见他一面，有个人径直走进大门，说是乘飞机从保加利亚专门来看他。侧门处聚集了一群人，先是聚在一起说话，后来就四散离去。
“你能记得自己做过的梦吗？”我问他。
我躺在他的床上，他时睡时醒。
“能。”
“你都能记得清吗？”
“大多数吧。”
“你都梦见什么了？”
“大部分是工作的事，”他答道，“梦里，我总是在说服别人相信我。”
“相信你什么？”
“相信我的想法。”
“做梦时想到的想法吗？”
“有时候是。在梦里，通常我无法说服他们。他们太笨了，理解不了我。”
“你的想法都是这样来的吗？在梦里。”
“是的。”他答道，接着又睡着了。
第二天，我陪他去医院输血。这件事几乎用了一天的时间，因为他太虚弱了，无法走路，只能坐轮椅。上车，到医院；下车，坐轮椅；输完血，再坐轮椅；上车，到家；下车，再坐轮椅，上床。血袋里的血又浓又暗，像吸血鬼之类的电影里的道具血浆。在医院时，他们从一个冰箱模样的机器里给他拿来加热过的毯子。因为父亲身上很凉，盖上毯子就会暖和一些，可是随后又变凉了。
我坐在房间的椅子上陪着他，耳边是机器的嘶嘶声。我不知道他输的血来自何人。我想问，却不愿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引到血袋上来。他每过十天就要输一次血，每次要输好几个小时，每次输完血，他的气色就会好一些。
“他可能很冷。”输血快结束时，我对护士说道。
“没事，我不冷。”他说。我坐在房间角落的椅子上，等着他。
几分钟之后，我再次对护士说：“他可能感觉到很冷。”我能感觉到房间的通风孔吹出一阵阵冷风。
“没事，我不冷。”父亲再次说道。我有事出去了一趟，后来护士叫我进去，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护士拿给我一条毯子。
“你父亲说你觉得冷。”护士对我说。我自己都没发觉。
“我没能多陪陪你，对不起。”他躺在床上，又说道。
“可能是你工作太忙，所以才不给我回邮件、回电话吧？”他很少给我回邮件、回电话，也不记得我的生日。
“不是，”他说道，又停顿片刻，“不是因为工作忙，是因为我气你当时不邀请我参加哈佛的周末。”
“什么周末？”
“入学周末。我从你那里得到的只有一张账单。”他说道，突然有些呼吸不畅。
父亲说的是我的新生入学仪式。我后来记起来了，当时我还精心安排了一番，因为我的父母不愿意同时出席，所以，我请教了心理医生，又跟他们达成共识：母亲出席入学仪式的那个周末，父亲则晚几个周末再来。当时，他还觉得这样安排最好。
“可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
“因为我不擅长跟人交流。”
“我真希望能重来一次，调整一下你和妈妈来的顺序。”我告诉他。我们父女俩交恶，竟然是因为我的新生入学仪式？不太可能吧，这甚至有些荒谬。我不信！他是很聪明的，但人之将死，想要理顺俗事，不可能做到清醒的反省。我不相信一次邀请、一个周末，就能令他怀恨在心，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都对我不理不睬，还拒付我在大四的学费。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自己的手相。我能过上好生活，我的掌纹就是这么说的。
我记得一年前，母亲来纽约看我。她的病已经好了，但身体虚弱，听力有些受损。傍晚，我们俩出去散步。
西四街（westfourthstreet）和查尔斯街（charlesstreet）的交会处，是砖结构联排住宅。我们俩停下脚步，看着夕阳中的房子。那段日子里，我们开始感觉到——终于熬出头了，以后的生活将是幸福快乐的。
“哎，还有手相的事。你真的会看手相？”我鼓起勇气问母亲。
“会一点儿。”她告诉我。我发现她浅浅一笑，我就知道她是在撒谎。
“我的意思是，你遇到过手相大师吗？”我想让她说是，说她曾在印度遇见过高人或者读过秘籍。
“那时的你需要指引。我们需要彻底改变命运。除了杜撰一些空话，我别无他法。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母亲对我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父亲家。他用平时召唤护士的虚弱口吻叫我：“丽兹……”盛着tpn的背包呼呼作响，像轨道上的玩具火车，浓浓的液体注入他的血管。他倚在枕头上，双膝屈起。他瘦得吓人，我看着他，满眼都是他瘦长的四肢和憔悴的脸。
“那天说的事……”他说道。上次，我们谈到了情感，他此前从未对我提及这个话题，很令我惊讶。“我想跟你说一说，我都不怪你。”他开始哭起来，“只怪我们当时不懂得如何处理，想不到那么多。我不怪你。我想告诉你，所有的问题都与你无关。”他一直等到自己时日无多时才向我道歉，而这正是我期盼已久的话。那感觉就像烧伤处淋了冷水一样舒服。
“丽莎，对不起……”父亲一边哭着，一边摇着头。他坐直了身子，双手抱着头。他瘦削了很多，显得手特别大，而他的脖子却太细了，几乎支撑不住脑袋，就像罗丹《加莱义民》雕像中的人。“真希望我们能回到从前，把一切都改过来，可是太迟了。现在还能做什么呢？太迟了……”他哭着，身体在颤抖。他的呼吸里掺杂着抽泣，我听不下去了。接着他又说了那句话：“我对你有亏欠。”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是坐在床上，靠在他的身边。即使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他说的话。我想，倘若发生奇迹，父亲康复了，他就又会重归故态，忘了生病时悔过的这些事，他仍然将刻薄地对待我。
“没事的，都过去了。”我劝他，“如果能再来一次，我们会成为朋友吧？”这是个轻微的打击：我和他只是朋友而已。而事实上，在这次探望之后的几周里，以及父亲去世之后，我伤心的也是我们错过了成为朋友的机会。
“好。”他应道，“太对不起了，我对你有亏欠。”
我把原先从父亲家偷走的东西都还回来了，此后虽然再也没有偷过，但我仍然惦念着几件想要的东西。直到此刻，我的念头才全部消失，我再也不想偷他的东西了。
家人都回来了，家里变得热闹起来。晚饭过后，我和劳伦娜两人坐在厨房的桌旁。以前过来时，我总会自告奋勇地去刷碗，但这一次，我坐着没动。“他跟我谈过了，”我说道，“都是些推心置腹的话。我感觉好多了。”我以为她会问我谈话的内容，但她没问，而是站起身来，走到水池边开始刷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我不信那些话。”劳伦娜说着。
幺妹伊芙过生日时，我们开了一个派对。我溜达到院子里，闻见了多肉植物、天竺葵、水的气味。一群小女孩聚在草坪上玩，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空中残留着一点儿光亮，像马格里特的画似的。
伊芙在蹦床上绑了绳子充当缰绳，模仿骑马的动作，和伙伴们爬在蹦床上跳来跳去。几只鸟飞入房檐，家里的哈巴狗呼呼噜噜地拱闻着蹦床的支柱。
“你是谁？”一个小女孩问我。她比伊芙高几英寸，跟我的鼻子齐平，头发像稻草似的。伊芙从蹦床上爬下来，站在她的旁边。
“我是小寿星的姐姐。”我告诉她。小女孩一脸不解的神情，或许是因为我和伊芙有21岁的年龄差。“我比她大很多，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妈妈生的。”我解释道。
“哦，”她明白了，说道，“很高兴认识你。”
“我爸爸一时糊涂，所以才有了她！”伊芙大声说道。
这句话听得我一阵眩晕，赶忙抓住她的肩膀以稳住我的身子。她在我身前，背靠着我的胸口。“你不应该说这种话。”我在她的耳边悄声说道，然后在夜色中走回屋里。
厨房的桌子上有一个蜂蜜罐，我俯身看着罐子上的标签。标签上有五只蜜蜂，每只蜜蜂下面有一个家庭成员的名字：史蒂夫、劳伦娜、里德、艾琳、伊芙。图上方写的是：乔布斯家庭农场。
第二天，我在桌布下面的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摞这样的标签，背面都是胶纸。我猜这是要贴在礼物上面的。标签太多，紧紧地堆在一起，像扇子一样展开，仿佛用耙子耙在一起的落叶。我盯着标签，在蜜蜂中搜寻我的名字，觉得我的名字也应该在列。记得上大学时，在舞会厅里，一个女生半开玩笑地问大家：“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啊，我怎样才能嫁入豪门呢？”身在家庭幸福圈外的我，感到了同样的忧伤。
几年前，我到了纽约，在班宁顿学院（benningtoncollege）读艺术硕士，后来在一家设计公司从事咨询工作（这家公司为moma设计和编辑网站内容），跟一个心爱的男人同居，有望结婚。我已经长大了，我的生活在继续。然而，当我回家探望病重的父亲时，我竟然伤心于他的生活里仍然没有我，为此我大为吃惊。
回家探望他，往往会令我想起，当年跟他一起生活时，我希望自己变成别人。在他病重的那几年，我大约每个月都乘飞机回去看他，每次探望都让我感到五味杂陈。在那段时间，在一次探望中，站在前门的茉莉花丛前，我突然灵光一现，仿佛开窍一般，就像长久以来压在我身上的巨大包袱突然间消失了。蜂蜜罐上没有我的名字，这无关紧要。我不是某人一时糊涂犯下的错误。我不是米饭里的沙子。我听说，人的呼吸并不是平稳而规律的，人不是节拍器，呼吸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只取决于每次呼吸需要多少氧气，能吸收多少，肺里能装下多少。当时我只觉得，我不会用任何一段人生经历与别人交换，哪怕是那些令我难过万分、希望自己未曾存在的时刻，我也不愿将其交换出去。倒不是因为我的人生多么正确、多么完美、多么好，而是因为无数个选择铺成了我的人生之路，这些都独一无二，深入我的肌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被这个念头环绕包裹，如此亲近，就像我的皮肤一般，它已经足够好了。
父亲去世后
在父亲的葬礼上，以及他去世后的几年时间里，很多人都想跟我说他们与父亲生前有多亲近。
“他喜欢给我的儿子提真知灼见，”有人如此说道，“他们俩关系很好。”
“他们俩很亲近。”另一个人如此描述她儿子跟我父亲的关系。
“他就像我父亲一样。”另一个人含泪说道。
类似的谈话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我不仅是谈话的参与者，更是见证人。他们从不问我父亲的事，而是热情洋溢地对我讲述，仿佛我的聆听是对其补足，是酵母，能赋予他们的故事以生命。他们像背诵讲稿一样把父亲生前和他们的逸事讲述完毕，然后就离开了。
他们这样说，是想让我觉得受到了尊重吗？父亲对待他们也像一位爸爸一样——听他们如此表白，我似乎应该回答说父亲是“以父爱待人”的，他就是如此地伟大。
人们有时会谈到或者写到父亲的刻薄，他们有时候会把“刻薄”与“天才”挂钩。也就是说，天才总是有点儿邪性的。但在我看来，忙于创新时，他才会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善解人意、合作、有趣。在这方面，那些与他共过事的人应该比我更清楚。或许，他的创造力都被刻薄的表现所遮掩，所以，想用刻薄来表现天才，就如同模仿他口齿不清，或者模仿他假装与人亲热——转过身去，自己抱住自己，上下移动手臂，发出呻吟声——以表现他的成功一样，其实都是很愚蠢的。
“看那些云彩。”父亲病重但是仍能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指着窗外晴空里的云彩，愉快地对我说道，“那些云彩大概离地一万英尺，大约长两英里。要是咱们步行的话，我们俩，每英里需要走二十分钟。”
“走四十分钟就能走完了。”他说道。
塞格尤仁波切对母亲说过，如果父亲能多活两个月，只需要再多两个月，他就能为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找到完美的解决之道。
可是，谁知道呢？
现在，再回家看母亲时，待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离不开她。我连小便时都开着卫生间的门，好方便继续跟她说话。我们俩就像两个吸盘，一旦吸住，再难分开。有时候我们俩也会吵架，不在一起时——她在西海岸，我在东海岸——我会忘了两人在一起的样子，有时相处愉快，有时则吵吵闹闹。她到纽约来看我时，我们俩一起去看画展。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艾格尼丝·马丁画展上，我们从上面开始沿着螺旋楼梯逆人流而行，如此一来，她的作品就是从老年看到青年，越看越年轻。看完画展之后，我们走到外面穿过第五大道，去中央公园。“看！”她指着黑色沥青上的白漆道线说，“那边还有一条！”
在我出生之前，父母有一张合影。照片是在早晨拍的，他们俩站在火车站里，父亲要乘火车去里德学院。母亲的脸庞还很圆润，她穿着牛仔裤，父亲虽然脸色苍白，但是露出很甜蜜的神情。他们俩那时可真年轻。我觉得，母亲的一生总是在失去——失去房子、失去物品、失去我父亲。但是，她一直留着这张照片，并将照片传给了我。后来，我搬家时不知将这张照片遗失在了哪里。最近，母亲给了我一张画，那是她上高中时画的，还得了奖。
“他跟着你呢，你爸爸。”父亲去世后，母亲过来看我时，如此说道。
“他的鬼魂？”
“是他。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我能感觉到，他在这儿。你知道吗？他跟你在一起时特别快乐。他喜欢陪着你，总是跟在你屁股后面。哪怕只是看你往面包上抹黄油，他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不信，但我喜欢这种故事。
cirquedusoleil，又译“索拉奇艺坊”“太阳马戏团”，加拿大娱乐演出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戏剧制作公司，1984年创办，被誉为加拿大“国宝”。
将两片布的重叠位置缝合后翻转过来重缝一次，以遮蔽布边。
弗里·乔叟（geoffreychaucer，1340—1400年），英国中世纪著名作家。
又称“十九行二韵体诗”，是起源于法国的一种精美的诗歌形式，由若干个三行诗节和结尾的一个四行诗节组成。
amedeomodigliani（1884—1920年），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与雕塑家。
非母语英语课程。
londoneye，坐落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是世界上首座，也是截至2005年最大的观景摩天轮，是伦敦的地标及著名旅游观光点。
schrodersalomonsmithbarney，伦敦一家投资银行。
保罗·大卫·休森（pauldavidhewson），1960年出生，音乐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爱尔兰摇滚乐团u2的主唱兼旋律吉他手，艺名波诺。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karamchandgandhi，1869—1948年），尊称“圣雄甘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
全胃肠外营养。
persephone，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与丰收女神德墨忒尔的女儿，后被冥王哈迪斯掳走。德墨忒尔失去女儿后非常悲伤，离开奥林匹斯到处疯狂地寻找女儿，因此，大地上的万物都停止了生长。哈迪斯让珀尔塞福涅吃了四颗石榴籽，迫使珀尔塞福涅每年有四个月的时间重返冥界（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冥界，剩余时间则是在人间与母亲在一起）。她在人间的时候，便是春季和夏季，在冥界的时候，人间就成了秋冬两季。
语出《圣经》，形容信仰不够虔诚的信徒。
主要用于治疗癫痫和惊厥，也可用于治疗焦虑状态和失眠。
fight-or-flightresponse，心理学、生理学名词，1929年，由美国心理学家怀特·坎农（waltercannon，1871—1945年）所创建，其发现机体经一系列的神经和腺体反应将被引发应激，使躯体做好防御、挣扎或者逃跑的准备。
haroldedgerton（1903—1990年），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教授，高速摄影先驱，第一个拍摄彩色高速照片的摄影师。
印度妇女传统服饰。
magritte（1898—1967年），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
agnesmartin（1912—2004年），加拿大裔美国极简抽象派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