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了新女友
我从黑暗中惊醒，心脏怦怦直跳。恐惧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口，嘴里充斥着一股罐头味儿。空中传来远处的轰鸣，床下的地面在震颤。世界末日了，一个核弹正朝nasa飞来。
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早就为此做好了打算。在得知核弹要来与其落地爆炸之间的短暂时间里，我要冲过房子中间的黑暗地带，跑到母亲的屋里，把她叫醒，告诉她核弹即将到来，我们只剩几分钟时间可活。然后我们俩抱头痛哭，接着便在可怕的辐射和强光中化为灰烬。
等我站到床下，我才明白过来：刚才的声响只是一辆货运列车驶过的声音。它在夜间从此处经过，比客运列车长一些。此前，我从未被它的响声惊醒过。
在此之前，我在11岁时就得了偏头疼。每当我低头看手却发现看不全时，或者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半边脸不见了，只剩一团边缘闪烁的灰雾时，我就知道偏头疼要来了。二十分钟内，我的前额就仿佛被一把银闪闪的电锯劈开，经过双眼，直达脑子中央。如果是在学校里犯了偏头疼，我就会离开教室，到教学楼前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在一张小床上躺下。黑暗有助于减轻疼痛，我最终沉沉睡去，醒来后仍然是蒙的，仿佛带着一种宿醉感去呕吐，吐完重新变得精神焕发。然后我沿教学楼外面的小路走回教室，路边树叶的每一滴露珠仿佛都在为我闪烁。
偏头疼和对即将到来的核弹毁灭的恐惧，二者交织在一起。npr的一个女人解释说，一旦核弹发射升空，就再无挽回的余地了。我们的导弹瞄着苏联，苏联的导弹也瞄着我们。我认为苏联的导弹会袭击nasa，因为后者极具战略意义，而nasa距离我们家只有数英里远。
那年秋天，我深信我们会在圣诞节期间受到核弹攻击。我还觉得自己有责任阻止这一危机的发生，并且说服大人们——尽管我只有11岁。有一天，我的偏头疼又犯了，母亲就给仍在nasa工作的罗恩打了个电话。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我躺在床上，屋里拉着窗帘，我因为即将到来的头疼而惴惴不安。我的神经末梢扩散开来，触碰到地球上的每一个烦恼——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潜在的，每个人都在遭受苦难。
“孩子，你还好吗？”罗恩走进我的房间，问道。我正躺在床上，拉着窗帘。
“我担心受到核弹攻击。”我对他说道，“他们会攻击nasa，对吧？”
“可能吧，”他答道，“但是，如果这种事发生了——我不是说一定会有核弹攻击，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你什么都感觉不到，一点儿感觉都不会有。‘噗’，一下子就完了。”
“可是在广岛……”
“现在的核弹，威力是那时的一千倍。”他说道。
“你是说，更快？”我问道，“破坏面积更大？”
“对。”他答道。
“可是在爆炸之前呢？在知道核弹要来之后至爆炸之前的那段时间呢？”
“你还来不及想，就已经变成气体了，死掉了，”说着，他打了个响指，“就像这样。”
“谢谢你专程过来看我。”我虚弱地谢道。但他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在得知核弹攻击之后至爆炸之前，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世间万物仍然存在，我也是活生生的。我若是保持警惕，就一定能抓住那个时刻。
几天过后，父亲来到我们家，他嘴里咬着一块三角巧克力。他不常吃巧克力，他说这块巧克力是一个刚开始交往的女人送他的礼物。
我向他要一块吃，但他不给。他说：“这是我的。”又继续说道，“你知道吗，她真的很聪明，还很漂亮，就是腿粗了点。”说着，他伸出双手比画了一下。我纳闷他怎么知道她的腿有多粗。“她长得像那个模特，克劳迪娅·希弗。”克劳迪娅·希弗是谁？
他那时跟缇娜刚分手一两个月而已。我觉得他的移情别恋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所以我对他的新女友兴趣不大。他的情感生活变数太大，外人无法把控。但此前我从未听他夸奖别人聪明，我不知道二者竟然可以兼得：既漂亮又聪明。我觉得自己仿佛受骗了：我一心想要变得漂亮，却突然发现仅有漂亮还不够。
“你知道吗，到事情结束的时候，人们总是容易忘记开头是多么容易又伟大。”他说道。
圣诞节到了，核弹并没有来，我继而认为它推迟到了新年午夜。我的偏头疼还没好。父亲和蒙娜在伯克利的潘内西餐厅（chezpanisse）二楼订了个长桌一起过年，我和母亲都受邀前往。这样也好，如果核弹真的来了，至少我们母女俩能同时变为气体了。
父亲还邀请了他的新女友劳伦娜（laurene），劳伦娜又邀请了一个朋友，她俩是分头来的。聚餐过后，父亲开车送蒙娜、母亲和我回家。聚餐期间，我并未留意劳伦娜及其朋友，也不记得父亲为我们做了介绍。在场的人里我有很多都不认识，不过无所谓啦，如果核弹来了，我们都将一并化为灰烬。
蒙娜也邀请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位身材娇小的短发女士。
“宝贝，你好。”她对我说道，弯下腰看着我的眼睛，“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丽莎，是蒙娜的侄女。”
“噢，”她应道，“这样啊，很高兴认识你。你多大了？”
“11岁。”
“上几年级了？”
“六年级。”
“哎哟，真不错。”她说道，“你在学校里过得快乐吗？”
她的每一句话都会把我吓到。我四下里寻找母亲，想让她带我回家。但母亲喜欢聚会，而我们罕有机会参加聚会。所以，当她终于答应我离开时，又会跟所有聊过天的人道别，继而引发新一轮聊天……所以，总是聚会都要结束了，我们还没走成。
我从三五成群的大人身边走过，却又被那个身材娇小的短发女士堵了个正着，又被她问了一遍刚才的问题。我从未跟醉酒的大人打过交道，不明白她怎么会瞬间就把我忘了。这说明世界的秩序已经崩溃，核攻击会随时到来。
午夜时，突然响起刺耳的声音，喇叭嘶鸣，纸哨子像蜥蜴的尖叫，吓得我心惊胆战。声音平息之后，周围黑暗的世界一如既往，原封未动。我浑身战栗，为我们的幸存而心怀感激，同时我又满心自豪，仿佛是我的担心保住了这个世界。
坐车回去的路上，父亲朝我们大发脾气，说我们无视他的新女友。外面大雨瓢泼，他把雨刷开到最快。他的汽车上只有一支厚雨刷，此刻像疾风中的芦苇一般来回摆动。
“我没看见她。”我恭顺地解释道。早就有人告诉他了，我害怕核弹攻击，担心世界末日。他知道我有偏头疼，但他对偏头疼了解不多，也不来安慰我。他跟我的忧虑和头疼毫无关联，现在，世界没有毁灭，我如释重负，又觉得有些愚蠢。
“我们都忙着跟人聊天呢，史蒂夫。”蒙娜解释道，“你知道的，我们也都邀请了朋友过来。”
“上帝啊，”父亲说道，“你们太自私了，想一想我有多么尴尬。我跟她说我的家人都很好，她看到你们这样对她，怎么会愿意跟我交往呢？”
我们不像是一家人。除去同时跟他们俩在一起时，我从未想过我们是一家人。我原以为他不会承认，现在，听到从他嘴里说出这番话，哪怕是说气话，也颇令我惊讶。他似乎认为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魅力，没有看到人们都愿意聚在他的身边。
似乎他的女朋友会因为我们在聚会上没有关注她而跟他分手！
当天晚上，按照先前的安排，我在父亲家的房子里过夜。那一晚上，他几次把我叫醒——蜷在我的床上，晃我的肩膀。那时他已重新粉刷了房间，铺了新地毯。我也换了房间，睡在蒙娜给我买的木床上，不在原先的卧室了。“她不接我的电话，”他对我说道，“或许她是生气了，或许我们俩完了。”他眼看就要哭出来了。起初他对我冷漠而有怨气，似乎是要归咎于我，现在却又想让我劝服他。一转眼他又坐在我的床边，双手抱头。
“她可能在朋友家里，”我劝他道，“没事的。你可以明天上午再找她谈谈。”
“我担心她会离开我，再也不回来了。”可两三个小时之前我们才见过她。这时天已经破晓，天边露出一丝曙光。
“明天她会给你打电话的，你该去睡觉了。”
“我试试能不能睡着吧。”说完，他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要上大学吗？
12岁生日时，蒙娜送给我一张佩茜·克莱恩的cd，里面有一首悲伤的歌，说的是垂柳在夜里独行。不久之后，蒙娜到我们家来。她进屋跟母亲寒暄了一番，随后把我叫到了屋外。我们俩站在草坪上，当时是傍晚，天空是昏黄的，除了割草机、吹落叶机器、螺旋桨飞机的声音，再无别的动静。草坪上方，小虫如碳酸饮料表面的气泡一样飞舞翻腾。
蒙娜个子不高，大概只有五点二英尺，但气场很足，仿佛站在哪里，哪里便是她的地盘。她的小腹微微隆起，像小姑娘的肚子似的。在我眼里，她是成年女人与小女孩的合体。我相信她能理解我，我相信她能在将来帮助我。我知道她的父亲同样离她们母女而去，她曾经也经济拮据。跟我父母不同的是，她上过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她走路的时候屁股来回摆动。她当时在一个名叫巴德大学的学校里任教，嘴里常会说出“分期偿还”（amortize）“气候有益健康”（salubrious）等我听不懂的词。她不会重复这些精妙的词汇，再说话时，会蹦出新词。这些词语被她融到句子里，快速而清脆，似乎她希望我能明白它们的意思。
我们俩站在房子前面，草的叶梢映着斜阳，变成半透明状，仿佛灯前的秸秆。
“要是史蒂夫不供你上大学，我供你。”蒙娜突然冒出这句话来。大学离我还很遥远，但我多少有些担心，我从未向他人明确表达过上大学的意愿，所以我纳闷她是怎么知道的。父亲每次谈到大学时，都语带鄙夷。他不用上大学，那我为什么要上？更何况，有时候他事到临头才决定不掏钱，比如不付账就走出饭店，拒绝买别人觉得理所当然的物品（如家具等）。他生命中的每个人都见识过他奇葩的金钱观，不论东西大小，都有先许诺要买却又食言的情况。
有一次，我和父亲、蒙娜在帕洛阿尔托一家二手服装店买东西。我和蒙娜淘到几顶帽子和几件上衣，父亲看着我们试戴试穿。“它们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好看。在二手店买东西，很容易觉得东西好看，其实并不是。”他大声地说道，接着就走出店门，扬长而去。可几分钟前他还貌似要给我们俩付钱，说至少是每人买一顶帽子。
“谢谢你。”我对蒙娜说道。
她向木兰树下的汽车走去，向我挥手作别，然后就开车走了。我跑进屋里，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问道：“她真是这样说的？”似乎是在考虑其意义，或者是不相信蒙娜的话。
家长会
六年级期末，有一天，班主任琼叫我去她办公桌前。我走了过去，站正，准备挨批。在学校里，我经常会因为自己的穿着打扮挨训。
“这个，”琼老师说道，拿着我的一篇作文，里面有一段关于哈丽雅特·塔布曼的评论。“写得很好。”琼老师的眼睛很大，水汪汪的，因为戴着眼镜，她的双眼被再度放大。说这番话时，她认真地抿着嘴唇。
我心里一阵狂喜，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作业做得好而单独受到表扬。我记得前一晚写作业的情形，我的文思如泉涌一般，美妙的字句仿佛抹了润滑油，唰唰地溜出来，我只需将其誊写在纸上即可。
这么说，我也变聪明了，并且，写那段文字并不累人。从琼老师的夸奖中得到的满足感，要远胜我用超短裙换来的那条破洞牛仔裤（我在那条裤子上记下了所有吻过的男生的名字。说来也巧，他们的名字的首字母都是t：托比、汤姆、特利普、泰勒）。
七年级开始前的那个暑假，伊兰教我读莎士比亚。有一次，母亲和伊兰带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看剧场版的《冬天的故事》。演员都身穿现代服装。剧场中央是个圆形的水泥舞台，周围是广阔的阶梯坐席，旁边是个山丘，红杉环绕。光线透过树冠，照到舞台上。我喜欢赫米奥娜这个角色，她骗过了国王，让他以为自己是个雕像。国王在她四周徘徊，边走边对她倾诉衷肠，说后悔当初没能善待她，她则不为所动，直到最后才回心转意。
长久以来第一次，我想穿那些不会惹母亲反感的衣服。简简单单、中规中矩，早晨起床时拿起来就能穿，不必费心，比如校服那种。我会变聪明，我需要一个衣柜，它能显得我勤奋好学，不为穿衣打扮分心，牛仔裤搭配衬衫就可以。
中学部与小学部是分开的，位于山坡上方，远离主教学楼。在五年级教过我的史蒂夫·斯缪恩（stevesmuin）和李·沙尔特（leeshult）两位老师是我们的主任教师，听说他们非常严厉。
七年级有地理课，要学习全世界的国家、海洋、地标。作业是做一张世界地图，涵盖所有地理因素。我们一个大洲一个大洲地进行，刚刚完成欧洲部分。其实这个作业不会计入学分，只是一个工具，用于熟悉可能考到的国家布局。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花好几个小时去做。因为我知道，只要图做得好，就会被老师表扬，还会在教室里张贴展示。我不在乎这要花多少时间，受表扬的渴盼使我坚持下去。
那天晚上，我正为爱奥尼亚群岛涂色，用的是名叫“帝国蓝”的一种蓝绿色颜料。母亲穿着网球鞋，脚尖位置皱巴巴的，一条松垮而沾有颜料的布裤，反穿着套头毛衣。她歪着头看我画地图。“光线有点暗。”她说道，随即从她用石膏灰胶纸夹板把车库改成的绘画工作室里拿来一盏灯，插上电源，将灯头扭向我坐的位置。
当天晚上，我的地图完成了。第二天，我把地图交了上去，李·沙尔特老师把它钉在教室前面的墙上，面向课堂。这是唯一一幅张贴展示出来的地图。
晚上，做完作业以后，我都会把当天的笔记誊写到一个螺旋装订的笔记本里，若是不够整洁，我就会撕掉重写。我在写“i”头顶上的点时，不再画空心圆圈，字体也稍微倾斜，这样我写的字就呈一定角度向纸的边缘行进。
每天上午，老师都会对前一天所学的内容进行一次小测试，接着，每名学生都要当着全班的面向史蒂夫·斯缪恩老师报告成绩。史蒂夫·斯缪恩老师坐在电脑跟前，把成绩输入，连头都不抬一下，除非某个学生的分数太低，那时他就会抬起头，面带讥讽。这时班里就会鸦雀无声，仿佛低分不仅是学习不好，甚至连品行都有问题，仿佛低分学生在宣告自己不愿加入学校的宏伟事业，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哭。虽然学校里不正式为学生排名次，只是在家长见面会上给他们一张手写的评估以供商讨，但这些数字还是非常重要。
我害怕史蒂夫·斯缪恩老师，所以就努力学习。用词错误，或者各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都会惹他生气。他的嘴唇很薄，嘴很小，因为留着短须，嘴巴半掩半现。从这短须下的嘴唇里冒出的随便一句讥蔑之语都会使我受挫，有时候一整天都缓不过来。史蒂夫·斯缪恩开着一辆蓝色现代汽车，在学校外面，只要看到同款汽车，我的心就会提到嗓子眼。我小心翼翼，走路时挺直腰杆，说话时吐字清晰，生怕他在旁边看到听到。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从中学毕业以后还心有余悸。
我努力学习并非仅仅为了分数、为了证明自己聪明、为了参加八年级为期一个月的赴日研学旅行，而是为了免受史蒂夫·斯缪恩老师的批评和讥讽，为了能换得他的和颜悦色，不用多么明显，哪怕只是一点点就好。有一天上午，我们考的是《文化的构成》，前一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复习过，还为此发明了一种记忆技巧。第一次，我把十道题全部答对了（此前我从未有如此好的表现），史蒂夫·斯缪恩老师并未发出怀疑的哼声，而是赞许地点了点头。
几周之后，第一次家长见面会上，我的父母是分头来的。看着父亲踮着脚尖朝气蓬勃地走进教室，我快活极了。家长见面会一年举行两次，当时我并未意识到，两个乔布斯对我竟然有类似的影响。
我们五个人坐了下来：史蒂夫·斯缪恩老师、李·沙尔特老师、我父亲、我母亲、我。李·沙尔特老师先开口，眨眼间，她的三角眼不断闪烁：“她在校表现很好，一直在不断进步。”接着两位老师对我那幅地图作业点评一番。接着又谈到我喜欢《森林人》这本书，谈到我认真准备每次测验，谈到我每天早上认真练习太极拳。我一言不发，听他们说我。两位老师说，与去年穿超短裙、化妆的我相比，我可谓改头换面。李·沙尔特老师的目光在我及我父母的身上来回移动，但绝大多数时间里，她是看着我父亲。父亲的到场令这次家长见面会活跃了很多，两位老师的兴致非常高。我担心他们过度关注父亲而忽略了母亲，似乎我和父亲是主角，母亲只是个陪衬。
“如果你们还以为她是六年级那样，整天想着男生和穿衣打扮，那就错了。”
“很好，”父亲应道，“大体而言，我认为中学教育很糟，还不如让孩子们去周游世界，把他们送到船上，就什么都不用管了。不过这里跟别的中学大不一样。”
“是的，”史蒂夫·斯缪恩老师附和道，“我们很高兴丽莎能在这里取得进步。”我忍住不笑。“只要她能坚持下去。”史蒂夫·斯缪恩老师继续说道，然后就出去了。
“在洗碗这件事上，她很不听话。”母亲说道，深深地坐在椅子上。“她在学校里表现好，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做家务。”
“我同意。”李·沙尔特老师说道，“在我们家，女孩们都帮忙洗碗，有时还帮着做饭，还有洗衣服、打扫卫生。”
李·沙尔特老师看着我，说：“丽莎，要是你妈妈制定家务安排，你愿意尽力服从安排吗？”
“好。”我应道。我能看出来，听到这句话，母亲如释重负。但是我想跟李·沙尔特老师说明白，我们母女俩的矛盾不在家务活，而是母亲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精神和情感支持。即便当着父亲的面，母亲也将自己的担忧和盘托出。
母亲早就向父亲寻求过帮助，不是金钱，而是时间和精力，她甚至低三下四地求过他。之前她从未有过类似的要求，只是任他来去，看我或不看我，只要他合适，怎么都行。而现在，我已经进入青春期，上了中学，学校离家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七点钟开始上课，所以她得五点钟起床，这让她一直睡眠不足。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麻烦：有一天，父亲的会计打电话通知她，说父亲不再为她支付医疗费用（此前他已为她付了一年的钱）。她和伊兰正闹矛盾，她辛辛苦苦地照顾着我，我才能在学校有良好表现，可她觉得自己被学校当成了两位家长中逊色的那位。
父亲拒绝了。他说，她如果想要更多帮助，就得让我跟他一起生活。后来他对我说，是学校认为我们母女俩频繁吵架，母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所以认为我跟他一起生活会更好一些。但母亲认为，父亲如果能多帮帮忙，情况就不会这样。
家长见面会结束后，我希望他俩能多交流一下。我在教室里多待了一会儿，把书籍资料收进书包。他俩走出教室，走到封顶的人行道上。母亲穿着一条长裙，脚上是一双靴子，上身是女装衬衫。父亲穿着白衬衫、羊毛西裤。那一天，海上升起的雾气布满天空。母亲的头发一卷一卷的，父亲刚刚理过发，像黑漆一般。我站在玻璃门后面，看见他俩面对面说着话。我不关心他们在谈什么，只要能一直交谈就好，因为这一幕让我感到平和甚至狂喜。我走出门去，站在他俩旁边。但是他俩都说要回去工作了，就在学校里分开，各自离去。
我和母亲先去买了些日常用品，然后回到家里。这时已是日暮，落日的余晖在公路上印下一条条宽阔的金线。我们下了车，这时，邻居玛格丽特——一位年长的女士，有时候在我放学后照看我——朝我们走了过来。
那段时间，父亲说要为我们母女俩买下当时居住的那栋房子，但房主不愿意卖。我担心等我上大学时母亲还不能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我想，趁着父亲尚未改变主意，要么就做做房主的工作，要么就去买一栋价格差不多的房子。但母亲似乎不着急，想必她跟玛格丽特说过我们要买房子的事。
“有一栋房子要卖，”玛格丽特说道，“砖头房，像童话里的房子似的，就在瓦沃勒街（waverleystreet）和桑塔丽塔街（santarita）的拐角处。”那里距我们有四个街区的距离。
“我知道那栋房子，”母亲说道，“就在南希法式乳蛋饼店对面吧？”母亲说的是一位名叫南希·米勒的女士，她卖一种酥皮冷冻乳蛋饼，我和母亲偶尔去吃。她发了大财，都能买一栋意式风格的房子了。
“就是那里，还没挂出去。我猜，你可能想过去看一看。”玛格丽特眨了眨眼睛，说道。
母亲想趁着天还没黑，现在就过去看看。沿着我们家门口的大街一路向北，下坡，在街区前右拐，再经过一个街区，来到第三个街区一角，只见一栋风格别致的砖房立在眼前：屋顶层层叠叠地铺着蓝灰色的瓷砖，铅条窗格玻璃窗，房子的螺旋小尖顶像猪尾巴似的。房子的一侧是一道高墙，跟房子一样，也是砖头砌成，日久已有风化的痕迹，高墙呈弧形围住庭院。在距离房子最远处，高墙上嵌着一扇木门，木门上有拱顶，半腰处是一个铁门闩，跟童话书里一样。
我们从大门向里面看着。“哇哦……”母亲赞叹道。她喜形于色，脸变得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似乎已将其视作我们俩的房子，就像刚喝了几口酒似的有了醉意。
“他不会给我们买的，”我说道，给她泼了点冷水，“这栋房子太好了。”
“他会的，”她反驳道，“他终于要为我们做点事了，真正大方一次。我希望他能办到，别的什么都不要，只要给我们买下这栋房子就好。”
我喜欢父亲当初给我们买那辆奥迪车时的感受，仿佛从天而降的神迹，一下子就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他不会的，”我再次说道，心里却盼着他能给我们买。这房子如果真成了我们的，会怎么样？母亲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再说了，咱们怎么买得起家具？”
“到时候再想办法。”她答道。
站在窗外看别人的家，总会令我联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她站在外面的雪地里，一根根地划着火柴，在火焰中幻想一幕幕幸福的场景，直到划光最后一根火柴，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冻死。自从得知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小女孩之后，我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伤感。
几天之后，父亲来我们家，母亲在厨房里做南瓜汤。之前她在电话里跟他说过那栋房子的事，还说她想要那栋房子。他说有空就带房产经纪人过去看看。
“你知道我跟劳伦娜是怎么说的吗？”他问道。
“怎么说的？”母亲问道。
“我说我背着包袱。”他说的包袱，指的是我们母女俩。
“她真聪明。”父亲又对我说了一次，“我跟你说过吗？她长得像克劳迪娅·希弗。”他又开始重复以前说过的话了。他这样很令人沮丧，倒不是因为同一件事、同样的话听两遍令人厌烦，而是因为他第一遍讲述时，激动的样子令我误以为故事是特意讲给我听的。有时候，他告诉我一个秘密，并让我发誓守口如瓶，可后来我却发现，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说的。
他拿起一把铁勺子，从锅里舀了一勺尝了尝。“呣……”他品评道，闭上了眼睛，嘴里的食物还未咽下去，就又问道，“里面加了黄油？”
“加了一点儿。”母亲心不在焉地答道。
他一听，就把嘴里的食物吐在手上，口中发出作呕的声音，又跑到洗手池边漱口。
父亲把瓦沃勒街上的那栋房子买下来了，却是买给自己的。入住之前，他把房子翻新了一下。我跟他去看房子，他一一说着打算换掉的东西：地板、三角形的黄玻璃、院子里的紫藤架……一想到我和母亲曾奢望他给我们买下这栋房子，我就羞愧难当。他跟房东讲了价，最终以300万美元买下。房主是个寡妇，她受够了父亲举棋不定的慢性子。买下房子之后，他向母亲转述了买房的经过，说房主最终愿意减价卖房。伍德赛德的那栋房子他仍留着，为了那里的树和地，他打算将房子推平。母亲则认为他不该跟房主讨价还价，还因为他买走了自己心仪的房子而心痛。同时，她又不觉得惊讶，她有一种阿q精神，遇到伤心事也能笑起来。心仪的房子落空，她很伤心，但这并非意料之外的事，也可以算作一种赞赏：她很有品位，因为是她首先找到了美好的事物。
劳伦娜
劳伦娜搬进了瓦沃勒街上的那栋房子。几周之后的一个周末，我过去看他们。她在二楼，穿着运动服，戴着一个新戒指。“我们订婚了。”她对我说道，伸出手让我看。那是一枚祖母绿切割花样的粉钻。“在他之前，我一共被人求过两次婚。”劳伦娜说道。父亲去杂货店买东西了，回来时，我跑出去迎接他。他从正门走了进来。“我看见劳伦娜的订婚戒指了，”我对他说道，“恭喜你们！”
“那戒指都能换一栋房子了，”他说道，“但我没告诉她。”他似乎担心一旦劳伦娜知道了戒指的价值，就会吓跑。他与我擦肩而过，走进屋里，把刚买来的果汁放进冰箱。
从那之后，有时候，我会趁着父亲和劳伦娜都不在的时候，到瓦沃勒街上那栋房子里去。他们总是不锁门就出去。我穿过一个小门廊进到屋子里，再走到厨房里。阳光照射进来，在厨房的墙上形成一块块大洲样的形状。房子里悄然无声，外面有只鸽子时高时低地叫着，墙上的光影似乎也随之晃动。
厨房的工作台上有一盒椰枣，旁边是一个木盒，里面有一堆樱桃。这些果实都是从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买来的，据说，世界各地的王室也都吃他们的产品。椰枣和樱桃都有序排列，果肉朝上，上面覆着一层薄薄的蜡纸，像甲壳虫一样油光发亮。
台子上还有一碗熟透的红色杧果。我和母亲每次买杧果时都只买一个，因为太贵，而这里的杧果却似乎吃不完。
我在房子里闲逛，前房主在餐具室里留下了很多罐颜料，还有好几袋子画笔、几个放钉子的空罐、几瓶油彩、一些说明书。说明书都是以斜体草书写在线格纸上。
对我而言，这栋房子似乎是有生命的。我走进通往后院的走廊，看着庭院，我告诉自己，这基本上可以算是我的房子了。因为这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是他的女儿。我确信自己有权到这里来，但我还是不想被他们发现。
我和母亲住林科纳达的那栋房子。每次有小型地震或者有火车经过，都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窗玻璃震颤有如唱歌一般。而在这里，却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一切都安安静静的。这里距离火车站有好几个街区，看不到阿尔玛街，也看不到铁轨。房子的墙很厚，圆形的门廊很宽，像西班牙教堂似的。
我握着细铁扶栏，沿石头阶梯来到二楼。扶栏上方有盏长筒状的纸灯笼，在风中轻轻转动。我觉得胸口仿佛吊着一根绳子，拉着我进了劳伦娜的房间。在强烈的好奇心下，我翻看了她的衣橱和五斗柜。长久以来我一直想多了解她，看我能否更像她一些。
两三周之前，我问她：“如果让你二选一的话，你会选外套还是内衣？”我是从谢尔·希尔弗斯坦的诗里得来的灵感，这个问题旨在探寻对方的偏好，看其重视的是内在生活还是外在生活，是内心还是外表。
“我不确定，”她答道，“你的意思是，我是选择漂亮的外套还是漂亮的内衣？”
“对。”我说道，却已不再相信她的答案能透露其性格。
“那我选漂亮的外套。”她说道。
我没想到她在这个年纪竟然还能劈叉。她为我演示过，真的是一劈到地。我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包括说话时使用的词汇，那些词我从未在别人的嘴里听过：gratify,garner,providence,interim,pillage,marauding……一个个从她嘴里蹦出来，像珠宝一样为她的话语锦上添花。她说“marauding”这个词时，会把元音拉长，听起来成熟而自足。她的眼睛是冰蓝色的，很小，眼窝很浅。不知何故，有时候，看着她的眼睛时，我会感到伤心。她说，要是不戴眼镜或隐形眼镜，她就跟瞎了一样，整个世界只剩下轮廓。
劳伦娜的朋友凯特就住在附近。有时候我在这边，她也过来。她俩年龄相仿，都近30岁了。她俩有时会谈到某些一无是处的人，每当谈起，劳伦娜就伸出拇指和食指，比画出大写字母“l”。当她说到“loser”这个词时，听她清晰地吐字，我就在想，我千万不要变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劳伦娜的老家在新泽西州，由此我判断，她称人为“loser”时，其实指的是新泽西州的正常人。她俩没有博肯拖鞋，没有宗教导师，也不谈灵魂转世。大约在那段时间，劳伦娜说有个男人在全食食品超市尾随着她，自称是由一只大黄蜂转世而来。
现在，我身在二楼，周围静悄悄的，我想找出她的秘密。我打开她的衣橱，里面有个立式穿衣镜、一个五斗橱、一根用来挂衣服的横杆，是请木匠用浅色木头做的。五斗橱上有两支口红，一支是淡紫色，一支是亮粉色，都因为多次使用而被磨得又尖又细，顶端几乎要断掉的样子。我拿淡紫色的那支抹了抹嘴唇，润润的，闻着像蜡和香水的混合体。
我打开她放内衣的抽屉，不同颜色的内衣——黑色、白色、肉色——叠在一起，跟我在家里收放内衣的样子一样。抽屉右上角有根象牙色的圈，我将其抽了出来，一团弹性蕾丝在我眼前绽开，原来是一条吊袜带。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在《花花公子》杂志上见过，但从未见过实物。
第二层抽屉里，有一双炭黑色的羊毛袜，我记得在一张照片上见她穿过。照片是在斯坦福大学广场拍的，照片上，她浅金色的头发垂在脸的两侧，双脚呈丁字而立，一副自信的样子。父亲把这张照片放在办公桌上。母亲喜欢抓拍的照片，我喜欢正面照，像杂志上那样。我想像劳伦娜那样，哪怕现在不行，长大后也可以。
我脱掉裤子，穿上她的短裤。短裤兜住了我的腿，我得一只手抓住裤腰，以防其掉下。我又穿上她的一件无袖衬衫，奶黄色，脖子和袖口有黑色的缝线。我把衬衫下摆塞进短裤里面，接着在镜子里看了看侧面和背面，希望光线和角度的改变能改善视觉效果。我学她照片中的样子，双脚呈丁字而立，我的指甲被咬得不成样子，所以我背着手。
我噘起嘴唇，因为我发现自己跟照片中的劳伦娜全无相似之处。
我把衣服都脱掉，把口红放好，却把吊袜带塞进口袋，接着走下楼梯，来到玻璃走廊，经过餐具室，穿过厨房，走出门去。
纽约的新家
那年春天，父亲邀请我陪他和劳伦娜去纽约。
“她跳舞很棒。”父亲在飞机上对我说道。我们坐的是商务舱，他坐中间，我和劳伦娜分坐两边。他看着她，抚摩她的头发，就像对熟睡的孩子那样。
“哪里，我跳得一般啦。”劳伦娜说道。但我知道，她一定跳得比我好，因为父亲在音乐会上看我跳过一次舞，却从未对人说过我会跳舞一事。
在此之前，劳伦娜抽时间开着白色的大众高尔夫带我出去吃过一顿午饭。她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上学，那时是她最后一个学期。她似乎很匆忙，开车时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只是直视前方，仿佛不知怎样跟小孩子打交道。她跟我妈妈握变速杆的方式不同，她抓得不紧，用手掌根推挡把。她很漂亮，但跟缇娜不同，缇娜不化妆，也对自己的美貌不那么在意。
我们穿过斯坦福购物中心，她走得很快，有点外八字。当天她穿着黑色的山羊皮鞋，上面有金属扣子。“咱们去欧佩拉餐馆（operacafe）吃吧，”她对我说道，“他们做的恺撒鸡肉沙拉很好吃，脂肪很少。”在我听来，此番关于脂肪的话既新颖又迷人，这又是一个精致的世界，此间的女人对摄入的脂肪量很敏感，我也想跻身其中。我不觉得自己胖或瘦，我不常在外吃饭，很想尝尝这里的巨人蛋糕。这种蛋糕体形巨大，仿佛克拉斯·欧登伯格的雕像。我希望除了沙拉之外还能吃些别的东西。
但我们必须得快点吃，连吃甜点的时间都没有。劳伦娜金色的刘海从发际线下呈弧状盖住前额。她拿东西时总是准确而坚定，仿佛在拿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我喜欢她平时拿菜单、握方向盘、拿口红的样子。
初到纽约，我觉得这里总有股酵母味儿。空气中混杂着热乎乎的椒盐脆饼干味道，还有汽车尾气、蒸汽的味道。
劳伦娜带我们去了华尔街，在交易大厅里转了转。大学毕业后，她在这里工作过一阵。
“他们经常调换电话。”她说道。她指的是经纪人使用的白色座机，每个座机下面都耷拉着白色的电话线圈。“是恶作剧。把这部电话的听筒放在那部电话上面，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有交易要做，匆忙之间抓起话筒拨号，却发现拿错了话筒。”
劳伦娜的朋友谢尔到我们入住的卡莱尔酒店（carlylehotel）里来看她。她肤色浅黑，涂着红色的口红，嗓门很大，带着纽约口音。她站在酒店的钢琴旁边，弹了几下。她们俩谈论的人我都不认识，她们称其为“十足的废物”。
当天下午，父亲说：“我带你们俩去个地方。”我们乘出租车来到一栋高楼，下了车，又乘坐用毯子充当轿厢壁的货运电梯直到顶层，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电梯门打开，眼前是一个遍地灰尘、呼呼通风、光线暗淡的空间。
这栋大楼名叫圣雷莫大厦（sanremo），这里是大楼的顶层公寓。公寓仍在装修，几分钟之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间公寓是父亲的。这里的屋顶比一般公寓的高一倍，地上铺着硬纸板。他揭起一张纸板，让我们看下面的大理石地面。地板是深黑色的，光滑如镜，墙的衬边贴的也是这种。他说，这栋公寓是贝聿铭于1982年设计的，石板若是用光了，就得找一模一样的，否则就得全部换掉，不然就不一致了。大楼已经建了六年，还未完工。
“太棒了。”劳伦娜一边夸赞，一边四下里看着。
除了两侧的窗户之外，公寓里上上下下全是黑色大理石。我用手指擦掉一道灰尘，露出下面亮闪闪的大理石面。我们站在主厅里，只见比一般公寓高三倍的屋顶、窗户，壁炉，黑色的墙和地面。楼梯似乎是湿的，从二楼逐级顺下，每一级都比上一级宽一些，仿佛罐中倒出的糖浆。父亲解释说，这是借鉴了米开朗琪罗的楼梯设计。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很难说舒适与否。这里有棱有角，锋芒毕露，像电影中富人的寓所。这里富丽堂皇，与父亲口口声声的反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纯粹为了取悦访客。他开保时捷，穿高档西装，可我相信他以简洁为美。所以，当我看到他公寓的样子时，我很吃惊。或许他的简朴生活观只是对我而言，只是他对我吝啬的借口而已。或许他是两面人，看他穿破洞牛仔裤、吃素、崇尚简朴、住得简陋，我还以为他不在乎物质享受，但他还是难敌炫耀的富人心态。
“这本应是终极版的单身公寓啊，”他伤感地说道，“真好。”
我们走到外面的阳台上，一排石栏像烛台一样将其包围。身在这么高的地方，纽约市内的种种已经全不可闻，风声如被单甩动着。俯瞰下去，中央公园仿佛是挖填的一块绿色。
“景色很好吧？”父亲问我们。
“是啊。”我回答道。
“太漂亮了，史蒂夫！”劳伦娜称赞道。她的声音里带着轻松和喜悦，我也想有这种声音。他搂住了她，而我转头看向一边，如鲠在喉，双脚沉重。
“你真缺心眼”
回家之后不久，我和母亲在商场里买了一个沙发、一把椅子、一个搁脚凳。
儿童用品商店的橱窗里，挂着一对白羽毛制成的翅膀。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有翅膀，但被医生剪掉了。肩胛骨就是翅膀根，是不是很奇怪？”
我们经过伍尔沃思，里面摆着一管管西瓜味的唇彩、一包包的美甲。我们经过布拉沃福诺餐馆，我们俩仍然偶尔跟父亲到这里来吃饭。最后，我们走进拉夫罗伦专卖店里，这家店是半敞式布局。水泥花盆跟我的腰一样高，里面种着凤仙花，凤仙花结着绿色圆嘟嘟的种荚，一挤就会爆开，喷出小粒的黄色种子，再恢复成扁平卷曲的样子。
“哎，这个沙发怎么样？你喜欢吗？”母亲问我，她说的是一个双人沙发。我坐上去，垫子没有弹起，而是慢慢地塌下去。
“我喜欢，”我说道，“很贵吧？”
她看了看沙发一侧的价格标签，倒吸一口冷气。
我知道她讨厌现在那个沙发，也就是多年前从父亲家里搬来的那个。要是让她选的话，她绝不会选那个。我想，那个沙发会让她觉得自己的生活里充斥着别人摒弃的东西。
最后，她买下了拉夫罗伦的沙发，以及配套的椅子和搁脚凳，刷的信用卡，这是那时为止我们花的最大一笔钱。为了少花点钱，她没有让店里换新的布面，而是保留了原先的沙发布面。付款过后，我们俩都有点飘飘然，似乎商场也已经与刚才大不相同，对我们不再设限。
我们一定是发财了，我如此想着。否则的话，她怎么会买大件物品呢？她想买一个新沙发的念头已经很久了。但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我问她时，她总是说没钱，可这一次，她说有。我不敢追问原因，生怕一问美梦就破灭了。她看上去开心而自信，我想，这才是我们在商场里应该有的样子，或许今后也会一直如此。
在香蕉共和国专卖店里，我们俩试了试同款不同尺码的牛仔夹克。这是一款箱型夹克，领子是石青色的灯芯绒。我尽量不喜形于色，我知道不能操之过急。但她把两件都买下来了，两件！与拉夫罗伦的沙发相比，两件夹克不值一提。我们提着沉甸甸的纸袋走出商店。
“你看，”我指着商店橱窗里的一件套头衫和长裙，对她说道。这是一家极简主义的小店，售卖瑞士服装。那件长裙是深灰色的羊绒料，套头衫是褐红色的安哥拉羊毛料，胸前绣着泰迪熊。“这身衣服你穿再合适不过了。”我对她说。若是没有泰迪熊的贴布，那就更好了，我如此想道。
“什么场合穿呢？”她问我。
“都行啊，”我答道，“去参加老师的见面会，去吃午饭、晚饭。”我为母亲设想着别样的生活。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她犹豫道。
“试试吧，不穿上看不出来。”我在另一家服装店听到了这句话，就现学现用了。她从试衣间里走出来，仍然犹豫不决，但看起来太合适了。我坚持让她买下，售货员也一个劲儿地怂恿，于是她就买下了。
快到家时，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处停下，前面就要转弯去我们的街区。绿灯亮了，她开车转了个弯，却未转回方向盘，于是汽车就又转了90°，错过了我们的路口，却像是无心之过。“哎呀。”她说着，方向盘还是打到了底。
汽车转了个大圈，又来到刚才停车的地方，可该转弯的时候，她又开过了。
“哎呀，又错了！”她笑道。
她开车转着圈，汽车似乎被卷入旋涡似的。人行道、草坪、树、房子，人行道、草坪、树、房子，反复从我们眼前闪过。
“转！”每到我们家所在的街区路口时，我就大声提醒她。
“我转不了啊。”她应道。周围院子里的灌木丛都长到房子半腰位置，那些房子就像长了络腮胡子的人脸一般，看着我们转圈。我们转啊转，头都晕了。终于，她转对了弯，把车开回了家。
当天晚上，我们在微波炉里加热鸡肉馅饼吃，在电视机前席地而坐，看《经典剧场》（imasterpiecetheatre/i）。我睡觉前，她要读安迪·沃霍的日记给我听。我已经很大了，不想再听睡前故事，但还是听她读了。
几天后，我们在加油站加油，母亲说她喜欢汽油的气味。我开玩笑说：“你真缺心眼。”以前我从未这样说过她。或许我是从《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素甲鱼的故事》里学到的，她经常读书里的片段给我听。话说出口，我希望她能否认，我希望她会生气地回应我：“你好大胆，敢说我缺心眼，我才不是。”可她只是哈哈而笑。
两三个月后，新的沙发、椅子、搁脚凳送来了，都装好了软垫，布面是暗褐色的亚麻，随之而来的还有羽绒衬垫和靠垫。她把旧沙发送人了。那套长裙和套头衫，她搭配着穿过几次，为的是让我看，但不久之后也送人了。她一犯错——比如迷路，再比如她坚称意大利冰激凌跟美国冰激凌一样，或者说不如美国冰激凌好吃……我就会说她缺心眼。每次听到，她总会笑起来。长时间跟父亲和劳伦娜相处，我已接受了他们的一些观点和高雅的生活方式。我去过纽约，我知道低脂食品的重要性，我见过劳伦娜小心而保守地往沙拉调味料里倒油，我知道意大利冰激凌跟美国冰激凌不一样，意大利冰激凌要比美国冰激凌好吃。
有一天，母亲开车带我出去。我发现她的牛仔裤上有块颜料没洗掉，就又对她说：“你真缺心眼。”这一次她没有笑，而是哭了起来。她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哭。她的反应令我，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诧异。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那样说过她。
父亲结婚了
父亲的婚礼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的阿赫瓦尼酒店举行。
主持婚礼的人是寇本（kobun），他是个佛教俗家弟子，我父母都认识他。仪式上，父亲和劳伦娜站在三个平板玻璃窗前，窗外是群山、森林和漫天飞雪。
劳伦娜穿着象牙白色丝绸婚纱，父亲穿着西装，脖子上扎着领结，下面穿牛仔裤。似乎他本人是个拼图，每一部分都是不同风格的衣物。
当天上午，劳伦娜在楼下的酒店大堂里，身穿黑色花朵图案的打底裤，戴着黑框眼镜。我以为，在婚礼之前，新娘是躲着不见人的，因为担心自己不够漂亮，劳伦娜却不这样，我喜欢她跟我们同乐的样子。
寇本安排了几个人在婚礼上致辞，我就是其中之一。
婚礼只邀请了四十位嘉宾。婚礼过后，大家一起在雪中森林里远足，穿的是父亲送给大家当礼物的抓绒上衣。晚宴在一间大厅里举行，一些长方桌呈“u”形摆放，其间会有古典吉他演奏，还放了一束束麦穗做装饰。
母亲未受邀请，但在婚礼前一天，父亲给她打过电话。很多年之后，母亲才把这件事告诉我。得知此事，我甚是惊讶，因为之前我不知道他们俩会保持联系。他俩的关系忽近忽远，我总是无法理解。
父亲在婚礼上致辞。他说，人们相聚相守的原因并非是爱，而是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这话是说给在场嘉宾和劳伦娜听的，很是生硬，仿佛是演讲，又或者是警示。几个人致辞过后，寇本叫到了我的名字，我朝父亲和劳伦娜走去。他俩站在窗户前面，背后的大雪缓缓而落，仿佛置身雪景球中一般。我手拿发言稿，上面写着：能目睹父母结婚是一种罕有的体验（一个朋友给我出的点子）。我一边向他们走着，一边读着，接着便哭了起来。父亲示意我走近，我抱住他俩，劳伦娜轻声安慰我道：“好了，丽莎，乖，别哭了。”
我一直期盼这场婚礼，因为我能吃到美食和蛋糕（形状像拱顶，味道像香蕉），可能会有舞会（结果却没有）。我为婚礼的种种细节、庆祝仪式的各个环节都做好了准备，等到身处这久盼的热闹中时，我却手足无措了。我想成为婚礼的焦点，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幻想的某个幸福场景成真。这场婚礼是为我准备的，我是新郎、新娘的女儿，即便劳伦娜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婚礼结束后，我怅然若失。我不是这场盛事的焦点，绝大多数合影中都没有我。父亲的心思似乎都在劳伦娜和宾客身上。婚礼之后的晚宴上，劳伦娜坐在桌前，我则站在她的身后，给她的长发编辫子。
后来我溜达到大厅里，在礼品店中闲逛。我找到一个小相册，封面是布做的，看起来像是一块马赛克式树木图案的织锦的一部分。
“请问您是付现金，还是记在房费里面？”以前我偶然得知，酒店的消费可以并入房费里一起结算。售货员似乎很热情，对我的阴谋一无所知。
“记在房费里吧。”我答道。一想到这个相册即将属于我，我就兴奋不已，手掌都出汗了。但父亲在结账时可能会看出来，我希望他会因为忙碌而忽略掉，或者钱太多，不在乎这点儿花销。
在酒店里，我跟父亲的妹妹帕蒂共住一个房间。帕蒂跟他一样，也是领养的。父亲和帕蒂的关系一般，不算亲近。成年之后，他找到了亲生妹妹蒙娜，跟她更亲一些。当然，父亲和帕蒂也没有血缘关系。我因为自己跟帕蒂共住一个房间而感到难过，似乎我跟她才是一类人。
婚礼过后，大多数宾客在星期天就返回了，只有蒙娜和她男友里奇（richie）多留了一周时间，与父亲及劳伦娜一起过蜜月。蒙娜和里奇下一年在巴德大学举行了婚礼，其间父亲和劳伦娜陪他们一起度了蜜月。可现在，在我看来，如果蒙娜能留下，我没有理由不可以。寇本和他女朋友斯蒂芬妮（stephanie）也多留了一会儿，打算当天下午离开。
“要是你们不走，我也要留下。”我对父亲说道。
“看情况吧，”他应道，“我考虑一下。”他似乎有些犹豫，他拒绝我时一向干脆，这次却罕见地迟疑了。
几个小时之后，他对我说，我当天下午就得搭寇本和斯蒂芬妮的车回去。
退房之后，离开之前，他在前台为我和帕蒂住的房间结账。帕蒂在大厅的中央桌旁等着，我站在父亲身边。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在他身边。
他看了一遍账单，皱起了眉头。
“是你花的？”他指着相册一项问我。
“是帕蒂。”我撒谎道。我怕他，也因为我要离去而伤心，还怕他发现我买了相册而不知说出什么话来。“我劝她别买，可她不听。”
一年多以来，我父母之间断断续续争吵过很多次。父亲的婚礼刚过，一场大战终于爆发。在此之前，我对于他俩的矛盾并不知情，只是感觉到两边家里的关系有些冷，我将之归咎于母亲生活的不易。其实他们争吵的原因是这样的：多年以前，父亲雇了个人负责伍德赛德那栋房子的园丁工作。最近，这个人在父亲瓦沃勒街的房子担任助理园丁，被我母亲发现了。我们认识他，因为几年前我们在波托拉谷租房子住，他就住在那里，负责照料那里的玫瑰。母亲从熟人那里听说这个人的孩子指控他猥亵。母亲怪父亲，说他把这样一个变态放在我的身边，并以此为引子，触发了他们的积怨。多年以前，父亲对我们母女俩置之不理，在我小时候未提供应有的保护，虽然他们未讨论、未解决这件旧事，但已变得彼此友好。而现在，他又一次未尽到保护我的责任，这件事一定是令母亲回想起了他以往的种种冷漠和忽视，于是勃然大怒。他俩一谈到这个话题，她就气得说不出话。她数次要求他辞掉那个园丁，但他不同意。
一天晚上，我独自去父亲在瓦沃勒的房子吃饭。他俩的“决战”爆发了。母亲在外面敲门，我开门一看，只见她气得脸色煞白，我大感意外。我看着他俩争吵，他俩站在门外，站在桑塔丽塔街的私人车道上，就在车旁边。我知道他们是为了那个园丁争吵，却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伤心，在我看来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为何如此气急败坏。我当时只希望她快点离开，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你好大的胆子，你好大的胆子，”她一遍遍絮叨着，哭着，“你答应我要解雇他。”
“不。”父亲拒绝道。他昂首挺胸地站着，无动于衷。父亲看起来样子不错：上身是一件新的黑t恤，下身是一条尚未出现破洞的牛仔裤，母亲则身穿着短裤和网球鞋。
站在父亲身边，母亲显得衣冠不整、褴褛不堪。说话时，她抽泣着，几乎听不出在说什么。回想起来，我满心愧疚：我只想让她表现得文雅安静一些，保持他俩友好和正常的假象。我不想让父亲以为我跟母亲有一丁点儿相似之处。倘若如此，他就不愿要我这个女儿了。母亲看上去简直不可理喻，甚至有些疯癫。我希望她的感受能少一点儿，表达的情感也少一点儿。看到她频频跺脚、面容扭曲的样子，我觉得很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