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们三个人吗？”我问道。这是很反常的，因为父亲在跟缇娜交往，母亲在跟伊兰交往，而我们仨却要一起出去吃饭。
“对。”母亲答道。
饭店在门洛帕克站旁边，背后就是铁轨，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有火车经过。火车经过时，哪怕是同坐一桌的人也难以听清彼此的话，但震耳欲聋的哐当声正是这家饭店的体验之一。这是一家夫妻店，窗帘饰以蕾丝，他们把黄油全麦烤饼放在有图案的餐巾纸上，再将烤饼放进篮子里送到餐桌上，店里满是烤饼的香气。
食物端上来之前，服务员先为我们送来鲜榨的橙汁，装在高脚杯里。
父亲举起杯子，说道：“祝贺你，你要去新学校上学了。你被录取了。”
母亲微笑不语，原来她早就知道。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难道我又要跟朋友们分别了？
努艾瓦（nueva）是一所私立学校，位于希尔斯伯勒（hillsborough）的一栋老宅院里，占地三十三英亩。几个月前，我去那里看过。努艾瓦学校旨在培养年轻的音乐家，所以允许学生旷课去接受私人音乐辅导，这是一个专为神童而设的学校。我在一位名叫布莱娜（bryna）的老师的课堂上听过课，她教弹吉他。每到一天结束，她都会组织学生们演奏一首曲子，说的是一位名叫查理的男士无法离开地铁、无法回家的故事。
学校用灰石建成，围栏和大树随处可见。在为期三天的参观中，我每天都听全校的晨唱。晨唱活动总共持续半个小时，地点是在一个舞厅里，大厅里装着拱形玻璃窗，窗外是树林和草地。我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但我能沉浸在歌曲中。其中有一首名叫《俄国野餐》，有好几个部分组成。各个年级的学生都席地而坐，大家一起引吭高歌。
后来我才知道，伊兰反对让我上私立学校。他认为私立学校是精英制教学，建议母亲不要送我去，但母亲没听他的。几个月前，父亲怒冲冲地问母亲：“她是怎么回事？”他发现我不会做时事作业，母亲却说：“看到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她发现我的眼神越来越呆滞。在此之前，母亲曾让父亲出钱送我去私立学校，但他拒绝了，不想让我再转学。现在他则让她许诺，他要是负担我在努艾瓦的学杂费，她就不再让我转学了。
一两个月前，母亲让我退出了学校的语言障碍矫正课。
“为什么让她上语言障碍矫正课？”母亲问道。这门课是从四年级开始的。
“因为她吐字不清，矫正好了，别人就能听清她说的话了。”一位女老师答道。
母亲不喜欢这个回答，她喜欢我的说话方式，但她觉得我可能喜欢一对一授课。
有一天，她来接我放学。她看了看我的课本，当天学的是“s”和“th”的发音。她说，课本上讲得既不准确，又枯燥无味。
“丽莎申请到努艾瓦上学了。”母亲对辅导员说，我挺喜欢这个老师的，“你愿意为她写封推荐信吗？”
“她不够聪明，够呛吧？”老师答道。
在学校里，每到交作业时，助教总是一个个点名，问是否把作业交到作业篮里了。我发现，哪怕是没交，只要在点名时回答交了，就万事大吉了。从此之后，我屡试不爽。
那年年中，我申请到努艾瓦上学，却未被录取，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名额了。后来我得知，不仅仅是名额的问题，还因为我的智商，与幼儿园时测的结果相比，我现在的智商反而更低了。母亲说，努艾瓦的校长问过他俩，问我在哪些学校上过学，又问他们为什么频繁为我转学。后来，蒙娜为我写了推荐信。破天荒地，父亲还问校长，如果他为努艾瓦捐一笔钱，学校是否就可以录取我，当时我并不知情，但校长拒绝了。可不管怎样，学校的政策规定，只要是申请入学的学生，都可以到校参观三天。
母亲告诉我，在参观了布莱娜——努艾瓦最为德高望重的老师——的课之后，后者为我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推荐信。正巧有个女生退学了，腾出来一个名额，于是我就被录取了。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打动了布莱娜老师，也从未见过她写的那封推荐信。学校让我四年级一结束就马上入学，所以我对五年级的生活少有准备。
努艾瓦离家很远，父亲给我们买了一辆新车，奥迪quattro。母亲和我去挑车，最终选了栗色的一款，内饰是浅灰色的。手刹后端包着松垮的皮套，像大象皮似的。副驾驶座前面的仪表板位置，是光滑的木头。
“以后，开车时还能敲木头呢。”母亲说道。真的，后来开车时，只要看到乌鸦的数目不吉利，或者看到了黑猫，她就会敲仪表盘上的木头。要是她看到的鸟的数目不吉利，她就会紧张兮兮的，以为自己会触霉运，直到再看见一只鸟，鸟的数目改变了，她才能释怀。
每天早晨，母亲开车载着我，沿280高速路一路向北，经过水库。从我家到努艾瓦大约四十分钟车程。路旁的山丘上有很多禽类，大都是红头美洲鹫，有时候还能看到鹰和隼。
“你猜我们现在有多快？”有一次开车时她问道，伸手遮住了速度计。
“五十英里？”在以前那辆现代汽车里，我们说话得大声喊，可在这辆奥迪里，几乎感觉不到车的移动，车内非常安静。
她移开手掌。“八十英里！”她惊叹道，“天啊。”赶紧踩下刹车减速。
母亲听说有一种新的牙套，它由骨头色的聚合物做成，跟牙齿的颜色极其相近。她让父亲给她买，他同意了。但她每天都喝咖啡，把牙套的透明带环和骨色托槽都染了色，往往几口咖啡下去，带环就变成了黄色，显得牙齿更黄了。
“我要戒掉咖啡。”她说道。可第二天，她的口中带着浓浓的咖啡味，带环又染成了黄色。她一边做饭，一边对此沮丧不已。
“太难了，戒不掉。”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如此答道。
她说，每次一笑，嘴唇就会被牙套挂住。有一次她去商店买东西，一个女人对她说：“真是难以置信，你这个年纪还戴牙套？”回到家里，母亲急匆匆、怒冲冲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把桌子上的纸都碰掉了。
但很快她就学会了自己更换带环。她买了很多带环，每天自己动手更换：她蜷坐在马桶上，一只脚踩着座圈，用换过新刀片的美工刀割断带环。旧的带环被割断，发出清脆的响声，飞得满洗手间都是。然后，她再拿出新的带环，用两根食指撑开，套进托槽里去。
有一天蒙娜来我们家，她刚参加完一个名为“杰拉西”的驻地艺术家活动回来。她和母亲在厨房里的微波炉旁聊天，母亲担心房子太小，不能当工作室用。“只管画就行，”蒙娜提议道，“把卧室改一下，改成工作室，白天画画，晚上睡觉。”
母亲照做了，她在卧室的墙上用胶带贴满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毕加索、凯尔希纳、塞尚、夏加尔、康定斯基的石版画、蚀刻画的黑白影印版。在贴这些画时，她只粘上面，下面留着，就像屋瓦或鱼鳞似的，每当有风吹过，这些画就翩翩起舞如树叶一般。不久之后，她又把车库改成了工作室，墙上贴满了石膏灰胶纸夹板。
母亲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除了学习石版画，还开始制作蜡纸模板。开始时她是手工刻画，后来又打算使用激光蚀刻以实现量产，将其作为一套产品的组成部分。
“一定能行的，”她说道，“怎么可能不行呢？”她在别人家的客厅里见过一张花朵的版画，非常漂亮。“要是别人能卖画挣钱，那我也行，因为我的画更好看。”
她根据奥杜邦的鸟类图鉴为儿童卧室制作版画，用层层重叠的办法呈现鸟体的复杂结构。
大约在那段时间，我们跟刚搬到街道对面的一家人成了朋友。妻子名叫丽莎，丈夫是个足病医生。我跟他们的女儿一块儿玩，她比我小3岁，但老成得多，或许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缘故。
我10岁时，丽莎执意要为我庆生，要在我们家客厅里举行一个呼啦圈仪式。母亲也在场，还有丽莎家的女儿、她的弟弟。大家围坐在沙发旁边的地毯上，丽莎把呼啦圈放在中间，让我在呼啦圈外面脱掉衣服，然后走进圈里，再把新衣服穿上（那是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心里很犹豫，因为我不想当着他们的面脱衣服。
“你要把它当成一种象征，”丽莎说道，“一个新的时代——你的年龄从此进入两位数了。你就要破茧成蝶，变成一个新的、完整的、美丽的人。”
“呼啦圈就是十后面的零。”她补充道。
这有点嬉皮士的做派。
我脱掉外衣，只留内衣，走进呼啦圈里。母亲把前窗的百叶窗放了下来。他们都看着我，其中包括那个小男孩。我们叫他“面条”，他如果光着屁股，就应该叫他“裸条”了。我站在呼啦圈里，穿上母亲送我的天鹅绒裙子，转身蹲下来让母亲帮我拉上后背的拉链。
在此期间，丽莎用旁白的口吻说道：“丽莎走出了童年，进入了一个成长的新阶段。她步入了人生之圈，即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9岁到10岁，丽莎的人生发生了美妙的变化。”我承认，能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能有个专门为我而办的庆祝仪式，这种感觉很好。丽莎念念有词，我将其记在心里：我的人生与众不同，我即将发生新的变化。
我10岁生日的那天晚上，我们在旧金山一家名叫格林斯的饭店一起吃饭，有一大桌子人：蒙娜、缇娜、缇娜的哥哥、缇娜的外甥芬恩、我的父母，还有我。吃完饭已是深夜，大家一起走出饭店。我走在父母中间，牵着他俩的手，我很高兴。我的双臂仿佛后来名字中的连字符，把他们两个人联系起来。
“改天咱们翘一天玩。”过完生日之后，有一天父亲来我们家时对我如此说道。
“翘是什么意思？”他走后，我问母亲。
“他要旷工，你要旷课，你们俩一起出去玩一天。”母亲解释道。
星期二早上，父亲开车带我去市里。我们先去了正对联合广场的一家裁缝铺。一张工作台上，摆着一卷卷布料。“孩子，稍等我一会儿。”他说道。
“范思哲真有好布料，”他对裁缝说道，拇指摸着一匹灰色格子花呢，“比阿玛尼还好。”虽然是赞美，却语带悲伤，似乎因美好事物而变得伤感，范思哲这个名字不大好发音。他把每种布样都摸一摸，然后再递给我，让我也摸一摸。
从裁缝铺出来，我们开车去了金门大桥。我们把车停在桥头，下了车，步行过桥，一如他的事先计划。在市里检视布料时，他自信且健谈。现在没有外人了，他背着双肩背包，显得好像十分年幼无知。
“总有人从这里跳下去自杀，”他远眺桥对面的马林县，“所以现在在桥下拉了网。”
“真的啊？”我还以为是为了保护维修工或油漆工。桥下的海湾水平如镜，深水碧绿，从高处俯视，凝固如翡翠一般，其白色的边缘也静止不动。
“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掉在水面上，就像撞到砖墙上一样。”说着，他双掌一拍，以作比喻。
跨桥的路程很长，桥上的风很大，一路上我们俩都不大说话。我们忘了随身带水，等走到索萨利托，经过一条狭窄的上坡人行道，小汽车、公交车紧贴着我们驶过，我们又累又渴，于是就打出租车返回停车处。
我以为以后还会有旷工、旷课一起玩的机会，可事与愿违，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过。
几周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第二天就得上交艺术课的最后一次作业，但她还没有准备好可供展示的作品，所以慌乱不已。夜深了，我已经睡觉了，她去找一个艺术家邻居帮忙。他说有个好主意，随后搬来一个垃圾桶，把里面的垃圾一股脑儿倒在我们家的地板上：皱巴巴的纸、一团刷子上掉的毛、废盒子、塑料袋……她原以为他能想个好点子，却被泼了盆冷水。但她急中生智，把这堆破烂塞进一个半透明的长筒状的黑绿色塑料垃圾袋，里面糊上一个硬纸板当脊柱，纸板上挂着一串圣诞节装饰用的白色小灯泡。灯泡在里面闪烁，透过黑绿色的塑料袋，仿佛深夜的湖中鱼腹中的闪光。
“这叫废品佛像！”第二天早上，她向我解释道。只见它皱巴巴地蜷在客厅墙边，闪闪发光。它有两英尺高，呈蹲坐状，丑不可言，还插着电源插座。通电时，其塑料外皮微微闪烁，仿佛呼吸一般。一想到她会将其带到学校向师生展示，我就尴尬不已，似乎它暴露了我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会怎么想？或许，这就是她对自己，或者对我们母女俩的写照：自以为圣洁，却过得如同垃圾一般。
她每挪动“废品佛像”一次，外形就变化一次，不变的是其“变废为宝”的本质。
第二天下午，父亲过来了。“进来吧！”母亲向他招呼道。“看，”她说道，将他带到摆放“废品佛像”的墙边，“你觉得怎么样？”她说，在学校展示时，她关掉了教室里的灯，佛像像活的一样。
父亲瞅了一眼，却没说话。从他站立和行走的样子来看，他应该是情绪不佳。刚才我看见他佝偻着走了进来，身影单薄，一脸沮丧。
“缇娜和我分手了，”他说道，“结束了。”接着便瘫坐在窗前的花布沙发上。有时候他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一句话都不说，压着椅背，椅子向后倾倒，直到他的身子呈水平状态。我怕他摔倒，只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和缇娜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来回折腾了十多次。分手时，他走路也难，说话也难，迈不动步子，脸色苍白，整日以胡萝卜为食。和好时，他跳步而行，欢声笑语，一扫先前的颓态。每次分手，我们都误以为是最后一次。
他似乎需要我们母女俩，我们却受宠若惊。悲伤的时候，他冷漠而寡言，即便如此，我们俩都是他生活不顺时——比如缇娜跟他分手时——的依靠。有时候他会来我们家，在沙发上小睡片刻。一两个星期之后，他和缇娜复合，而我却怀念那种被他需要的感觉。
他不想当我们俩的监护人，但他已进入我们的生活。他越是想稍微靠近后就撤，我就越是想让他在我们的生活下方布起一张巨大的安全网。
那段时间，我很少见到缇娜。他俩和好时，我也很难高兴起来，因为我知道他俩还得闹崩。我无意中听到母亲和伊兰说，next发展不顺。我知道，倘若next倒了，父亲与缇娜破镜难圆，那他很可能会被悲伤击垮，我为此忧心忡忡。
一天晚上，母亲和伊兰出去约会了，我到伍德赛德的房子里跟父亲住。他对我说：“我为缇娜写了首歌，你想听吗？”
我坐在沙发上听。屋里没有开灯，但窗外洒进来一些月光。我不知道他除了《心灵》之外还会弹什么曲子。
在半明半暗的空旷大厅里，他坐在钢琴前面。时至今日，我已记不清那首歌了，只记得他的歌声和钢琴声清澈嘹亮，在房间里回荡。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原来他弹琴弹得这么好，唱歌也好听。过后，他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很好听、很伤感，可他不信，一遍遍反复地问。之后他把歌录到磁带上，送给了缇娜，后来又把磁带要回来了。
一周之后，我坐在父亲的车里时，他跟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怎么随便一个男人都能随时把她抢走？”
不仅仅是他，别的大人也是，有时候他们待我像大人一样，征求我的建议，跟我讲他们的感受和愿望，虽然知道我不懂，但也愿意跟我说他们的感情问题，他们称为“爱情生活”的东西。我周围的几个大人都没有结婚：父亲、母亲、蒙娜、缇娜，而我是唯一一个常伴他们左右的人。自然而然，他们都会找我谈心。我边听边思考，换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过得更好，不犯他们的错误，也不搞这些闹剧。我侧耳聆听，提出建议。我想，当我长大了，就有前车之鉴了。
“如果你爱她的话，应该能想出办法。”我对他说道。
两三周过后，父亲跟缇娜又和好了。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仨一起走在大学路上。父亲走在中间，我和缇娜走在两边，打算去大地餐厅吃午饭。刚一进门，一股茶的混合香气扑面而来：肉桂、丁香、橙子、姜……餐桌、椅子、凳子、服务员的制服，都是沉闷的褐色，体现了这家餐厅的食物特色。吧台前面，是一排布面椅（我跟母亲来过这家餐厅，她不在家做肉菜，只做鱼。“你要是想吃肉，咱们就出去吃正宗的。”她如此说道。那天我点了一个奶酪汉堡，她点了一杯咖啡。我们俩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我兴高采烈地大吃汉堡，她则微笑地看着我）。
“丽兹，你要记住这一切啊。”父亲庄严地大声说道，似乎我是钦定的历史档案员似的。他身上散发着一种盛大的庆典情绪。next运营顺利，缇娜没跟他分手，我也陪在他身边，阳光明媚，所照之处全无痕迹。每次跟缇娜复合，他总会念叨这句话，对我的态度也大为改变。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帮他记住。
那段时间里，我有时很可怜他，有时又受他所制。他偶尔变得渺小而脆弱，偶尔又变得宏伟、令人费解、自我膨胀。这两种形象在我眼前反复变换，直到我感觉索然无味。
人行道上，一个流浪汉朝我们走来。他一头蓬乱的灰褐色头发沿着脸颊垂下，头顶却是秃的。他大腹便便，身上套一件红色大t恤。他一边走着，一边嘴像鱼似的一张一合，嘴里只有寥寥几颗牙齿。
“两年以后我也会变成他这样。”父亲悄声地对我们说道。
他经常说这种话，感触的对象是城里形形色色的老人，他们坐在路边，衣衫褴褛，头发蓬乱，面容饱经风霜，有些似乎还穿着尿不湿。但他只要稍加努力，就不可能在两年之后沦落到那种地步。他如此对比，或许是想说“看看我跟他们差距有多大”，或是说“不可能的”。
也许，他之所以说这番话，是为了提醒自己与别人并无不同，他并不比别人优越多少。
“哈，是啊。”我附和着他，想逗他笑。
next发布会
我随母亲到一个名叫“塔撒加拉”的地方待了几天，这是一个佛教禅宗休养地，有天然温泉。她到这里来当俗家学徒，白天干活，作为报偿，晚上我们可以免费住在一个小屋里，只是比付费的客人住得略差一些。通往我们小屋的是一条长台阶，是由凿进山腰的木头做成的。有一个雨天，土坡和木台阶都变得泥泞湿滑，又没有扶栏等任何可供抓扶的东西，所以，我和母亲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上去的，我俩一边抱怨一边大笑。
白天，她在厨房里打扫卫生、清洗蔬菜，我则四处闲逛、结交朋友、游泳。到了下午，吧台那边会摆出大杯的饮料，我就去品尝免费的咖啡、冰水、牛奶。泳池边是水泥地面，游泳的人爬出来时，会留下湿漉漉的脚印，很多口渴的蜜蜂飞下来饮水，我则小心翼翼地不敢踩到它们。
“你对蜜蜂过敏？”一位女士问我。
“嗯，踩到就会肿起来，连路都不能走。”我答道。
“你妈妈呢？”她又问道。
“在工作。”我迫切地想让她知道，我不是住在偏远劣质小屋里的普通女孩儿，而是一个重要人物。
“你爸爸呢？”
“他没来，他在忙公司的事。”
“什么公司？”
“next。”
听完，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着我的脸。我知道她已明白我绝非一个在泳池边上闲玩、害怕蜜蜂的普通小女孩，而是一个微服私访的公主。“我知道你爸爸是谁了，”她说道，“我听说他的公司倒闭了。”
“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两三天之前，我在报纸上读到的。”她告诉我，“next已经失败了。”
我们离开了他，他的事业完蛋了。他完了。
父亲之前谈到，大约一个月后next会有一场展示会，而他的展示样机尚有问题。“要是不能正常运行，展示会就失败了。”他如此说道。
“我得走了。”我对那位女士说道。我们得立刻赶回家，我得说服母亲带我回去，还得不让她发现我向别人透露了父亲的身份。她若是知道我四处宣扬父亲的事，就会担心我给自己惹来危险，这样她在工作时也得担心我的安危。
我沿着树荫下的土路跑到母亲告诉过我的地方，来到厨房所在地，遇到一个身穿褐色僧袍的短发女人，请她帮我找到母亲。
母亲来了，我对她说道：“咱们得走了。我想回家了，我担心史蒂夫。”
“为什么？”
“我听说next完蛋了。”
“从哪里听说的？”
“一个女人说她在报纸上看到的。”
“什么女人？”
“一个这里的女人。”我想象着父亲沮丧颓废的样子，他需要我们，渴望与我们共度无忧无虑的日子，却联系不到我们。我们母女俩是他仅有的依靠，我是他仅有的依靠，而我在这时却离开了他。悔恨像虫子一样在我的胃里蚕食，我只希望母亲不要深究我和那位女士的谈话。
“先给他打个电话再说。”母亲说道。
附近一栋房子的墙上有一台投币式公用电话，母亲从兜里拿出一枚硬币，又从电话本上找到父亲的办公电话。我拨了过去，担心对面无人应答，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接起了电话。
“嗨，”我寒暄道，“你还好吗？”
“还好啊。”他答道。
“工作还好吗？”
“还好啊。”他应道，“怎么了？”
“没、没什么。”我说道。
他说自己有事要挂电话，我们说了再见，挂断电话之后，我的喉咙仍然隐隐作痛，难以抑制自己心中绝望的爱。
几个月后，我和母亲到戴维斯交响乐厅（daviessymphonyhall）参加父亲的next发布会。他为此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我知道他很紧张，尤其担心样机的情况。他要向大家展示next电脑是如何实时工作的。
那天，我穿了一件深蓝色灯芯绒裙子，扎了一条红色丝质腰带，我本想穿得酷一些，但母亲和蒙娜都说这样就很好。当天早上，旧金山粉红色的朝阳和冷风照耀着、吹拂着我的脸颊，也照耀着、吹拂着建筑物上的玻璃外墙。
我们按指示进入一条禁止别的车驶入的弯道。几位身穿黑色丝袜的女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一个有夹子的压膜卡片，随后领着我们走到大厅的前排座位上。舞台两边挂着巨型横幅，横幅中央是next的标志。宽大的舞台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有台电脑，还有一瓶水。一想到父亲可能在大庭广众面前演示失败，我就胃中泛酸。在我们身后，人们纷纷落座，满怀期待地交谈，但会场数千把天鹅绒椅子吸收掉了他们的声音，嘤嘤嗡嗡的，使人听不清楚。
父亲的秘书芭芭拉走了过来，手上拿着一个剪贴板。她问我：“你想去后台看看你爸爸吗？”母亲点头应允了。我觉得自己就要看到一个大秘密，大厅里的人会发现我独自一人朝舞台走去，我能感觉到后背上落满了目光。于是，我稳稳地走着，上台阶也格外小心。
芭芭拉撩开天鹅绒厚幕布，幕布后面，被天鹅绒帘子隔出几个光线暗淡的隔间。父亲就在其中一间，被几个人围着。他穿着一身西服，比平时潇洒很多。他似乎不太紧张，看到我，朝我笑了笑。
“祝你好运，史蒂夫。”我对他说道。
“谢谢你，宝贝。”他应道，接着便走进隔间里了，我跟着芭芭拉穿过幕布往回走。我担心样机演示失败，我想让他知道，哪怕失败了，我也不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大厅里正在播放阿隆·科普兰的《平凡人鼓号曲》（ifanfareforthecommonman/i）。歌曲起伏的号声令我心弦紧绷，坐在前排的客人有我母亲、缇娜、父亲的父亲保罗、蒙娜、父亲的妹妹帕蒂（patty），他们都在等着我。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缇娜化妆、穿礼裙。她似乎有些不安，她个子太高，举动间裙摆沙沙作响，引人注目。我在母亲身边乖乖地坐了下来。
顿时，观众席的灯灭了，舞台上的灯亮了起来。父亲从幕后走了出来，似乎比我见到他时更自然了一些，似乎他在舞台上比在生活中更轻松。他在桌前坐下，电脑的屏幕被放大显示在舞台的大屏幕上。我知道，他就要失败了：他的电脑会死机，他会丧丢颜面。
他宣称，他的每一台电脑上都装了一部大词典以及莎士比亚全集。接着，他从《皆大欢喜》中搜了一段话出来。之前，我从未听他说过词典或莎士比亚。接着，他在屏幕上放了一个立体图像，那是一个圆筒或管子，里面有跳跃的颗粒。在图像下面，他添加了一个虚拟的按钮，按下后令颗粒运动的速度加快。他又添加了一个按钮，令颗粒升温。容器里的颗粒运动得越来越快。所有的图像都很平稳，没有延迟和停顿，不像我在我的电脑上那样，把物体从屏幕一端拖到另一端都卡得要命。图像的像素比我见过的所有电脑都更细致，并没有因为颗粒在运动而变得粗糙。接着，他又添加了一个按钮，按下按钮，竟然发出了声音——颗粒运动发出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这简直不可思议。
“看到了没？这就是我们的电脑能做到的。”他一边说，一边将桌上的电脑屏幕转向观众：圆筒里的颗粒仍在跳动。他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但他的讲话已被如雷的掌声淹没。我身后的观众纷纷起立鼓掌，我也跟着鼓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父亲成功了！不一会儿，我们都站了起来。
他微笑着，像是希望掌声快点结束，又像是不愿掌声结束。他站在我们面前的舞台上，宛如全世界的中心。
叛逆期
我转到了新学校，开始读五年级。之前我就打算好了，要在新学校里成为风云人物。在原先的学校里，我留意到几个这样的女生。在新学校里，我也想变得像她们一样。去年夏天，我在一家串珠店里发现了一对大塑料圆环，连上金属钩，就能做成便宜而性感的耳环。后来我和母亲为此大吵了几架，因为她觉得这副耳环太轻佻。
早晨上课前，我和朋友们聚在走廊外的女厕所里，俯身在橡皮泥颜色的洗手台上，贴近镜子，共用彼此的睫毛膏、发胶、唇彩。我用发胶和水把刘海固定成波浪状。
我穿上迷你裙，其实就是个脖套，是从一家名叫“悠内特”的商店里买的。在试衣间里，我惊喜地发现它竟然可以当成迷你裙穿。最后，我戴上母亲禁止我戴的那副耳环。它们摇摆着叮当作响，光滑的塑料表面亮光闪闪，我的圆脸顿时有了女人味。我把耳环藏到书包里偷偷带到学校，书包里还有很多母亲禁止穿戴的东西。
我之所以穿戴这些母亲禁止、大人厌恶的衣物，部分原因是唇彩和发胶的味道、耳环的垂感，都让我觉得很性感。但是，性感的不仅仅是穿戴和化妆本身，而是我从中获得的新鲜感觉，这似乎能赐予我某种力量，又仿佛按下的开关，突如其来，又难以抵挡。
大人都认为学业是最重要的，但我认为，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受同学们关注追捧的好处，或许他们又老又丑，已无法获得这种感觉，因此心怀嫉妒。我对母亲也是这种看法，所以，在我看来，她的衣着打扮规矩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她自己得不到的，也不想让我享受。
我是故意穿这么轻佻的，但是，如果是某个我敬佩的大人反对我的穿戴，我就觉得他们看透了我的灵魂，我的性格里有放荡的一面，却无法弥补。这份邪恶感，我的朋友们永远都不会有，也不会理解。有一次，我在费利蒙市琳达姨妈的公寓里过夜。
“你有男朋友吗？”她问我。
“我想有。”我答道。她放她最喜欢的歌给我听，比利·欧生的《走出我的梦，走进我的车》（igetouttamydreams，getintomycar/i）。
“你最喜欢哪首歌？”她问我。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我跟她说，“是乔治·迈克尔唱的。”
“哪首歌？”
“《思君性爱》（iiwantyoursex/i）。”我答道。她一听，脸色一沉，扭头看向别处。
在努艾瓦，我们有时候在图书馆里上课。图书馆位于两条平行走廊的中间，是个开放式的大厅。两侧墙面各有一排矮书架，大厅中央有三个沙发，中间围着一把椅子。上课时，学生们坐在沙发上，黛比老师坐在椅子上给我们读书听。书里讲的是牙膏的成分，原来，牙膏的主要成分是白垩，而白垩是数千年前海洋生物的遗骸，它们死掉之后沉入海底，层层压实，加工时被碾成粉末。黛比老师个子很高，留着褐色的精灵头短发，戴着厚厚的金边眼镜，身穿灯芯绒长裙。她的皮肤白里透红，宛若凝脂，生气时，脸便会涨得通红。
她大声朗读之后，学生们就分头选书默读。
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想跟凯蒂、凯特、埃琳娜聊天。她们仨很守纪律，阅读课上从不说话，只有跟我例外。我不是优等生，又喜欢怂恿朋友们跟我一起傻玩，所以，黛比老师经常罚我一个人待着。
我把一本书摊开放在腿上作为幌子，却跟凯蒂和凯特悄声说话。我们坐的地方离黛比老师很远，背倚书架，腿伸开，手肘相抵，以气息说话，几乎细不可闻。
距离这么远，黛比老师不可能听到我们说话。但她突然间站在我们面前，低头看着我们，脸气得通红。
“丽莎，”她说道，指着远处一块地毯，那里离凯蒂和凯特很远，“你去那边坐。”
我被迫与朋友们隔离了。我随手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翻开一看，只见里面全是裸体女人，连阴毛和乳头都清晰可见。
我把书夹在腋下，走到更远的角落里，在这里，哪怕黛比老师看见，也只能看到书的侧面。我坐在地上，翻开书，俯身细看。我的心如小鹿般乱撞：书的一半位置，有跨页的五张图，分别是那个女人身体发育的五个阶段。
五张图上，女人的乳房依次变大，乳头也依次变大。她身体的毛发渐渐成型，但其一头鬈发却由长变短。前面的图上，她不戴眼镜，到了第四张图，她戴上了眼镜，第五张也是。在所有五张图里，她的一只脚都向右侧伸出。她笑得很自然，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裸体一事，仿佛一个商会上展示用的、尚未穿好衣服的纸娃娃。
这些女性身体发育图，与我以前看过的人类进化史图示很相似。从黑猩猩到直立人，慢慢变成文明人。他最初是满身毛发，最后全身几乎没有毛发。这女人的发育却与之恰恰相反，开始时，除了乳头和头发之外，她全身从上到下都是灰白色的，跟我一样。到最后她却长出了很多体毛。人类进化史的图示上，到最后，人似乎不愿拘于现状，希望继续进化发展。但在女性身体发育图上，到最后，这个女人稳稳地站着，丰乳肥臀，面带笑容，似乎打算一直这样，不再改变。
我知道成年女性会长阴毛，乳房和臀部也会变大，但我不知道中间几个阶段的情况。时至今日，除了开始和结束，我还看到了中间的演化，这让我觉得既厌恶又兴奋。我想对其嘲笑一番，又想继续看下去，看得仔细一点儿。
“埃琳娜，你看！”这时埃琳娜从我身边经过，我悄声对她说道。
“哇！”她惊叹道，随即在我身旁坐了下来。
“嘘……”我赶忙拦住她，不让她作声。我从书架上面趴头看了看，只见黛比老师正跟另一位老师在聊天。
“我的跟这个一样。”埃琳娜指着第二张图中女人的阴毛说道。那些毛又细又疏，能看到下面的皮肤。
我惊讶于她的直白，我还以为我们可以对这些图片开开玩笑，因为我们距离那些样子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她的话令我猝不及防，我原以为书是我找到的，所以我应该是局内人，孰料因为还没长阴毛和乳房，我一下子变成了局外人。
“我也是。”我撒谎道。看这本书的感觉，跟看《花花公子》杂志里的裸女一样，兴奋、害怕，小腹感到暖暖的。
“但我的胸更像这个。”埃琳娜指着第三张图说道，那张图里的女人乳房不大，但已略具形状。我原以为各部位的发育应该是一致的，难道可以各有先后？
“我的跟第一张的一样。”我说道。
埃琳娜翻到另一页，是各种阴毛的特写。“阴毛，”书中写道，“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形状。”只见有的呈弧面向上的半圆形，有的覆盖三角区呈三角形，有的则是菱形。“有的女人的阴毛呈心形。”书中写道。此前我绝对想不到竟然还有这种事，我希望我的阴毛能长成心形。
黛比老师已来到我们跟前，我却没有发现。她的裙子挡住了灯光，而我手里的书则证实了她对我的评价。
她弯下腰，面无笑容。我原以为她要对我的人品大加批判，或是再次把我与同学们隔离开来。然而，她却递给我一本关于性和身体发育的书，书里同样有裸体配图，似乎看这种书并无不可。等我们俩读完时，她微笑着走过来，又拿给我们一本。她的笑容很和蔼，但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似乎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她不断地给我们送来新书，图书馆里至少有六本同类书籍，但我之前从未看过。此后几天里，我和埃琳娜受其批准，认真地阅读这些书，似乎生理知识也像历史和数学一样，是平常的、正确的、必需的。
努艾瓦并不记录成绩，但会在家长见面会上以书面形式给出学生评价。我初来乍到，精力都放在了与同学的交往上面，所以我得到的评价并不好。
我害怕家长见面会，因为母亲和班主任会结成同盟，共同批判我的穿着打扮和不求上进。家长见面会上，母亲总是穿得很好，表现得热心且正常，仿佛我们母女俩在家也是如此。可事实上，她对我的不满已越来越多。
李·沙尔特老师对我母亲说，我应该有所爱好。“如果她能在课外有爱好，就能在学校里做得更好。”
“只要是你感兴趣的，什么都行，”李·沙尔特老师看着我说道，“你觉得有趣的，能全身心投入的，哪怕跟学校课程没有关系。”
这是对我的惩罚吗？怎么听着跟送大礼一样！一个月前，母亲带我去一家练舞房看了看，练舞房名叫“佐哈尔”，位于加州大街普林特斯书店后面。白色的帐篷里，滚筒灯下，身着紧身衣的女人伴着音乐起舞。她们手臂张开，手指展开，快速地前后抖动，仿佛水鸟振翅。
“我喜欢跳舞，”我说道，“爵士舞。”
“好啊，”李·沙尔特老师说道，“那就开始学吧。”
于是我便开始学跳舞，每周两次。但母亲和我仍因为我的穿着和学习不努力而争吵不休。我彰显风格的种种，恰恰都是她所禁止的，所以，我要么撒谎，要么背着她偷偷摸摸地穿，生怕她某天会不打招呼就跑到学校里来，或者因为被老师叫到学校从而发现我在校的穿戴打扮。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平时放学我都是乘公交车回家，到家前就擦掉妆，换好衣服。可是有一天，母亲突然来学校接我放学，发现我化着妆，戴着耳环，穿着短裙和抽丝的丝袜。我们俩一言不发上了车。
“只是耳环而已，”坐在车里，我如此辩解道，“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耳环是吸引力的关键，叮当摇晃间散发着性感。
“不合适，”她说道，“摘下来。”
“可是别的女生都能戴。”我反驳道。我知道我说的是事实，戴耳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不知怎的，我又觉得母亲说的也有道理，我戴耳环的确不妥。
“我不管别的女生戴什么。”说着，她伸出手来，似乎是要拽我的耳环，吓得我赶忙躲开。
“罚你一个月不准出门！”她说道。之前，因为我把超短裙和黑色丝袜放在书包里偷偷带到学校的事，我已经被罚两个月不准出门了。“还罚你不准打电话。”她咬牙说道，“你背着我做事！还撒谎！”
她说的是真事。我背着她穿奇装异服，我趁她出门时溜进她的卫生间，用她的剃刀把小腿剃得光滑如镜，却对她撒谎说没有用过。
“还有，这个月的零花钱也扣掉。”
我的零花钱是每周5美元，但因为我的衣着问题、在校表现不佳、食言不做作业，我至少已经三个月没拿到零花钱了。我的钱都是凯特·韦林伯格（katewillenborg）的爸爸给的。他总是给我们俩一人一张12美元的支票，然后送我们去商场购物。我认为钱就是用来花的，趁着尚未消失，应该尽快将钱换成物品。
回家之后，母亲对我大声训斥。我担心邻居会听到她的咆哮，一股奇怪的力量在她的血管和肢体穿行，压力之大，几乎要胀破穿行的通道。她的食指几乎要触到我的鼻子，她的脸气得通红。
“你这是在浪费生命！”她说道，“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就不会知道将来能做什么，长大后就不能跟优秀的人共事。”
“可我才上五年级啊！”我反驳她。
“你不懂！”她说道，哭了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它决定了你这辈子能跟什么人为伍，决定了你的同事是什么档次。”
“我不在乎。”我说道。我想象着一群人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自以为活得快乐，其实却不然。我认为母亲是在骗我，是想把我也变成她那样，但这说不通，因为她没有同事。但她执意要我撇掉自己的人生观，接受她的人生观，我不禁怀疑，我的人生最终会变得跟她一样。我若是为了学习和长远目标而牺牲了眼前的快乐，下场肯定会跟学习本身一样，乏善可陈、枯燥无味。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她其实是在为自己懊恼：本应完成学业步入职场，却年纪轻轻就怀孕生子；本可以与同事们一起工作，却整日独自打拼。她努力督促我通过学习获得优质的生活，这是她讲述自己人生遗憾之处的另一种表达。
“总有一天你会在乎的，你这小屁孩！”她愤怒地说道，狠狠地踢了我的卧室门一脚，在白漆的门上留下一个洞，在我看来，很像人震惊时张开的嘴巴。
几天之后，我发现她俯在卫生间的洗手池上，用尖嘴钳拽牙套的托槽。
“你在干什么？”我问道。
“整牙医生说还得再戴一年，”她答道，“我可不这么认为。”她嘴里传出咔嗒咔嗒的声音。
“妈妈，去找整牙医生，让他给你拆吧。”
“我等不了了，我受够了。”我发现，她最近对牙套的抱怨越来越多：疼、钩住食物，也厌烦了更换托槽，想一丢了之。因为她一直在自行调整托槽，所以矫正的进度很快。她的牙已经很整齐了，她如此说道。
“别这样。”我劝道。在狭小的卫生间里，我站在她的身边，牙套的钢丝从她嘴里探出来，仿佛银色的胡须一般。
当初我们住在麦尔维尔时，有一次，她在用燃气炉时犯了个大错。她忘了关煤气，再次点燃时，一股蓝色的火焰飞喷而出，烧了她的头发和一条眉毛。过后她却开玩笑说，炉火为她做了个极漂亮的发型，可惜只有半边。
“我不会停下来的，”她说道，“你出去，忙你的事去。”
初吻
有几个晚上，托比（toby）会打电话过来。他上六年级，在学校里人气很高。他有一头浅金色的头发，脖子细长，耳朵像精致的贝壳一样。他声音低沉，因变声未完，偶尔有高音掺杂其中。在学校里，我跟他调情：时而偷看他一眼，又赶快别过头来，跟朋友们嬉笑。
“你想跟我确定恋爱关系吗？”有一天他问我。
“当然。”我答道。“当然”是我早就想好的应对之词，既是正面答复，又给自己留了些余地。
我们打算试试法式接吻，凯特和克雷格会在午饭期间送我们俩到“木桩区”。木桩区位于校园一端，因为干河床上一条防火路弯道内堆积的木桩而得名。午饭时间只有四十分钟，算上路上的时间，其实我们能用来接吻的时间并不多。
我们沿校园中间的一条小路走过一个树荫下的小桥，此情此景令我想起了《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这本书让我明白了生命与爱的重要性。空气又暖又干，但掺着丝丝凉风，还有桉树的芳香。脚下落叶噼啪作响，小路上树荫掩映、凉爽怡人，阳光穿过树叶，似绿叶中的白色漆点。
“sokissalittlelonger,longerwithbigred.”凯特唱道。
过桥之后，小路变得陡峭不平，我差点儿摔了个结实的屁股蹲儿，还好抓着身旁的树枝站住了。我一边走，还要一边小心自己别被树枝挂住耳环。
到达目的地之后，托比对他俩说道：“你们该走了吧。”
“是啊，”我附和道，“谢谢你们带我们过来。”
我对同学们撒谎说我接过吻，一是觉得比父亲的初吻晚而感到丢脸，二是消息传开后会显得我更有魅力。我有点晕，我站在一根矮树桩上面，跟托比的脸齐平。
“那么……”他说道。
他身上有肥皂和洗衣粉的味道，我的脊背仿佛有一股电流窜过，浑身发热。我不知道要吻多久，也不知道该如何操纵舌头。我只是觉得很温暖、很舒服、很刺激。他嘴里的温度比我低一两摄氏度，也不如我嘴里咸。我的舌头动得对吗？我是该多享受一点儿，还是多迎合他一点儿？
我的心头如小鹿乱撞，他的舌头似乎在我嘴里贪婪地翻找东西，挑着舌尖侵扰我的口腔。一股口水漏了出来，弄湿了我的下巴。其间，我禁不住担心，等一会儿接吻结束时，我该如何处理下巴上的口水。他的舌头在我的上门牙后面搅动，在我的口腔里画着圆圈。
我的脖子酸了，我冒了个险，跟他的嘴分开，把头歪向另一边，顺势把头发也甩了过去。双唇再次接触时，我们俩的牙碰到了一起。我们都笑了，惴惴不安地又继续吻了下去。后来，我们自己摸索着学会了接吻时两边扭动舌头，多用背面柔软的部分。
我们俩都不知道该何时结束，但我们得回教室去了，何况，我们左右两边都亲过了。
“我们得回去了。”我对他说道。我从树桩上跳下，四肢软绵绵的。他的嘴唇周围都红了，他用手背擦了擦嘴。
趁着他看向别处，我也用手背擦了擦嘴。
暑假里，我跟他接吻的次数更多了：在电影院里、在贝尔兰德斯公园、在沙滩上、在他妈妈的旅行车的后座上……我俩书信来往频繁，然而，他却提出了分手。我用家里的无绳电话（电话是我们搬到林科纳达之后买的，跟家里的微波炉一样，是生活质量提升的标志。用到现在，话筒上被母亲弄上了很多颜料）跟他通话。
“我觉得我们该分手了。”他如此说道。
我的心猛地一揪，一股内疚感涌上心头。“要是我哪里做错了，做得不好，我向你道歉。”我说着，哽咽了起来。
“什么？没有的事。”他告诉我。
我挂断电话，背上母亲盛首饰的红色小皮包（有一次，我在里面找到了我掉的乳牙）。皮包是放在瓷砖架子上的，旁边还放着一条项链和一堆手镯。我对它们垂涎已久，但是母亲一直禁止我戴，我把它们都戴上了。当时是星期六上午，母亲出去办事了，几个小时之后才会回来。我架着胳膊，以防手镯掉下。我到她的衣橱里翻了一阵，又在脏衣服堆里找出一件桃红色丝绸衬衫。衬衫是前排纽扣，短袖、有领，她不准我穿这件衣服。我从头套进去，这样就不用系扣子了。穿戴完毕，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跟刚才不一样了，变得强大了。
我抓起电话，坐到母亲床上。我要给托比打电话，我要向他表现我的自信、我的独立精神，让他别有心理包袱。
“喂？”
“嗨，还是我。我只是想跟你说不用担心，我很好。”可话刚出口，这通电话的愚蠢之处就彰显无遗，他根本就不担心。“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没事，你知道的。刚才挂得太快了，没来得及说明白。”
“谢谢。”他答道。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我们俩都无话可说。
我挂断电话，浑身发抖。还好，长痛不如短痛。我抓起母亲的梳子，穿过房子，回到自己屋里，戴着她的镯子，穿着她的衬衫和睡裤。
我边走边梳头，头发变得蓬松起来。我从房间的脏衣服堆里找出一条牛仔裤穿上，又从书架上拿下日记本，拉下百叶窗，挡住了街外的景象。
我打开衣橱门，亮出门后的镜子，但我不敢看镜中的自己。我在镜前席地而坐，开始写日记。我能感知到镜中自己的轮廓，我写的字是斜的，很像大人的字体，仿佛首次失恋已使我长大。我跪坐在地，俯着上身，头发垂到身体一侧，似乎是为拍照而摆造型，或者是待人欣赏——所有这一切都很重要，它是我此时此刻的写照。
我动了动胳膊，手镯哗啦作响。我低头看看衬衫，看衬衫的桃红色与手镯的奶黄色如何相配，手镯的奶黄色又如何与地板的颜色相配。大人们常说记不得童年的某些人某些事，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时刻应该铭记，什么样的时刻要忘记，种种时刻并未有清晰的分类。
我在日记里写道，我跟托比分手了——其实是他跟我分手了——我很伤心。但即便如此，我写道，我没什么大碍。在日记里，我详述了今天的穿着打扮，以防长大后记不起此刻的样子。我还暗示身上的衬衫和手镯都是我的，不是我母亲的。
我撩起下垂的头发，抬头看着镜子。镜中的我，头发并非像瀑布一样顺直下垂，而是蓬松着像蒲公英一般，傻不拉叽的。眼前的真实情况跟我在日记中设想的完全不同：衬衣是从脏衣服堆里拣出来的，全是褶皱；短袖长到手肘以下；我没有胸，所以衣服前面撑不起来，松松垮垮的；因为屋里光线不好，原本桃红色的衣服变得跟肤色类似；手镯并未增加我的魅力，却因为太大而显得傻乎乎的。
neimanmarcus，美国以经营奢侈品为主的高端百货商店。
dayton，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brookechristacamilleshields，1965年出生，美国女演员、作家、模特。
麦当娜·西科尼（madonnaciccone），1958年出生，美国女歌手、演员。
gertrudestein（1874—1946年），美国作家、诗人。
西方禁忌，敲木头可以避免坏运气，带来好运气。
ernstludwigkirchner（1880—1938年），德国表现主义画家。
paulcézanne（1839—1906年），法国著名画家，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
marcchagall（1887—1985年），白俄罗斯裔法国画家、版画家和设计师。
wassilykandinsky（1866—1944年），俄罗斯画家和美术理论家。
johnjamesaudubon（1785—1851年），美国著名画家、博物学家。
美国特有的一个专门医学科系，主要从事对患有足、踝及下肢各种疾病的研究、诊断和治疗。
versace，与下文的armani（阿玛尼）一样，都是世界著名服装品牌。
goldengate，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金门海峡，世界著名桥梁之一，属钢桁梁悬索桥，桥身全长1900多米，1933年始建，1937年竣工，耗资3550万美元，由桥梁工程师约瑟夫·斯特劳斯设计。
sausalito，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下属城市，坐落在旧金山湾北部、金门大桥北端。
aaroncopland（1900—1990年），美国作曲家。
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之一，讲述了被流放的公爵的女儿罗瑟琳到森林寻父和她的爱情故事。
georgemichael（1963—2016年），英国希腊裔创作歌手，威猛乐队成员。
ibridgetoterabithia/i，美国女作家凯塞琳·帕特森于1977年出版的畅销儿童图书，荣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故事讲述了男女主人公杰西和莱斯利因赛跑比赛而结缘，一起运用想象创造出一个叫特雷比西亚的王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红口香糖（bigred）的广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