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别人为他在俄罗斯山举办的生日宴会上，那时他30岁刚出头。
旧金山，我们称为“那个城市”。这里的灯光跟帕洛阿尔托不一样，斜射、发黄，比帕洛阿尔托的灯光更柔一些。那栋房子也更漂亮：房间宽敞，羊毛地毯沿及四壁，还有当时我见过的最大的电视机。后院的草坪几乎被一个圆形金属支架的高大蹦床占据。
父亲站在蹦床上，身穿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
“嗨，想玩吗？”他朝我喊道。
我走了过去，有一个人（不是我的母亲）把我举起来。我抬高双腿，刚好够到蹦床边缘的布料，我的脚趾像袋鼠一样蜷曲着。蹦床像个小型游泳池一样大，表面光滑如镜。我原以为我跟父亲两人会像我在上体操课时那样跳，可蹦床上同时有两个人，节奏不规则，会相互影响。我尽力控制自己的跳跃轨迹，但半空中还是差点跟他撞上。他的动作不协调，不知道怎么起落。他这样跳，对我俩来说都很危险，而且，蹦床四周还没有防护网。我们可能会掉到草坪上，砸在宾客身上，或者飞出后院的围栏。我体重较轻，所以，飞出去的人很可能是我。更严重的是，我们俩可能会同时飞出去，然后我砸在他的身上。我当天穿了一条黄色短裤，跳跃时，短裤兜风卷起，我担心他和下面草坪上的宾客会看见我的内裤。可我要是双手按住短裤，又显得太过滑稽，跳跃的动作也会变形失控。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跳到了最高点，因为每次跳起都伴随着下落，仿佛被人在下面拉扯着一样。
有两次，我们俩是同时落在蹦床上。我暗暗祈祷，千万不要有身体碰触，那样就显得过于亲密了。在外人面前，我刻意避免与父亲的意外亲近。半空中，他微笑着看我。
我掉下，他弹起；他掉下，我弹起。蹦床下面，有人为我们拍了张照片。我们俩跳啊跳啊，最后他对我说：“好了，孩子。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嗨！史蒂夫”
母亲给我讲过一件事，那是她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
父亲是被人领养的。20多岁时，他曾寻找生身父母。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寻亲的事几乎没有进展，最后，父亲找到了当时负责接生的医生。他已经找了太久，所以，他将其视作最后的机会，要是再无进展，他就注定与亲生父母无缘了。
他去见那位医生，问生母的名字。医生说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能告诉他，因为此举违反保密协议。
父亲从医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没有立即回去，而是打算再等等，看看有没有转机。与此同时，医生坐在桌前写了张纸条：“等我死后，请转告史蒂夫·乔布斯，说我认识他的生母，她叫乔安妮（joanne）。”还在纸条上写了她的联系方式。
四个小时之后，医生死于冠心病。父亲拿到纸条，找到了生母，还得知自己有个妹妹，名叫蒙娜。
讲述类似的故事，易于把控事件的巧合。在讲到父亲逗留期间医生写下谶语时，母亲故意压低了声音。
我8岁时，又跟母亲搬了一次家，父亲每个月到我们家来一两次。那时父亲被迫从苹果公司离职，后来我听说，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即便我当时还小，也能感觉到他深深的沮丧，走路的样子变得很滑稽，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他那时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名叫next，生产计算机软硬件。我还知道，他还有一家电脑动画公司，名叫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皮克斯制作了一部里面有大小两个台灯的动画短片，大获成功。但这点成就，无法与苹果和next相比。
母亲后来对我说，父亲之所以来找我们，是因为他世界级的成功事业遇到了挫折。她认为，父亲只有在事业受挫、在外失利时，才会想起我们母女俩，继而来家里探望，想在我们身上找到慰藉。他似乎在事业狂飙突进时忘记了我，受阻时才又想起我。
父亲过来时，我们俩一起在附近滑旱冰。母亲也陪着我们，因为那时我对父亲知之甚少，单独跟他相处让我感觉很怪异。他通常是下午过来。他来的时候，汽车轰鸣着开进我们的私人车道，停在红瓶刷子树前，震得房子及对面的篱笆都瑟瑟发抖，空气中洋溢着激动的气氛。他开着一辆黑色的保时捷敞篷车，车停下时，发动机由轰鸣变成呜呜低吼，熄火后才安静下来，显得周围越发宁静，只听得到鸟鸣的声音。
“嗨，史蒂夫。”我打招呼道。
“嗨。”他应道。
我喜欢他走路的样子：脚尖发力，身子前倾，一颠一颠的，他的外表干净利落。
我盼望着父亲的到来，为之牵肠挂肚。他离开后，我还总想他，但每次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之间总有种怪异的宁静，就像他的保时捷熄火之后那样。他不太跟我说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跟母亲交谈，但中间会有长时间的静默，只听见旱冰鞋轮子在人行道上的摩擦声、鸟鸣声、汽车声和旁边草坪上吹落叶机器的声音。
我们在街区的街道上滑行，树影斑驳，旁边院子里种着灯笼海棠，花瓣绽开，雄蕊垂下，仿佛身穿舞会礼服和紫色鞋子的女子。有些街道两边种着巨大的橡树，有些树的树干因内力或地震而开裂，弯弯曲曲的裂纹里满是亮闪闪的黑焦油。
“看，焦油里映着天空。”母亲对我和父亲说道。真的，在天空的映衬下，条条焦油就像浅蓝色的小河。
跟母亲两个人在一起滑旱冰时，我总是很健谈，但跟父亲在一起时，我就变得沉默寡言了。
父亲的旱冰鞋跟母亲的一样，鞋身是褐色磨绒牛皮，红色鞋带交叉穿过金属扣眼。我有时滑到他们身前，有时跟在他们身后。母亲谈起旧金山的一所大学，说想去那儿上学。父亲在人行道或街道上的裂缝处总会绊一下，对我来说，滑旱冰就像跑步、游泳一样简单。母亲的旱冰鞋的后刹车片早就磨平了，前刹车片（像橡皮一样的那块）也磨掉了一半。她双脚迭进，直行一段之后，稳稳地停在一个停车标志前，就像弗雷德·阿斯泰尔的舞步一样。而父亲的旱冰鞋的刹车片都是新的。
“你会用刹车片吗？”我问他。这时我们已接近一个停车标志。
“我不用刹车片。”他答道。只见他直直地朝标志杆冲过去，实实在在地撞在前胸上，双臂搂住标志杆，绕着它转了好几圈，磕磕绊绊地停了下来。
经过种有灌木的院落时，父亲拽了一把叶子在手里，然后边滑边撒叶子。碎叶在我们身后连成一条线，就像《韩塞尔与葛雷特》故事里的情节一样。
好几次，我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可当我抬头看时，他又把目光移开了。
父亲离开后，我和母亲谈论起他。
“他的牛仔裤上为什么全是窟窿？”我问道。他该把破洞都缝起来。我知道他有数百万美元的身家。在谈到父亲时，我和母亲不说他是“百万富翁”，而是说“数百万富翁”，一是因为那样更精确，二是因为知道精确的数字显得我们是“自己人”。
“上高中时，他的衣服也有破洞，不仅仅是牛仔裤。”母亲答道，“他就那样。我们第一次约会时，他来家里接我，我爸爸说‘小伙子，你长大后想干什么？’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
“怎么回答的？”
“他说‘做个流浪汉吧’。你外祖父听了，很不高兴。他想让我跟有上进心的男人交往，可你爸爸那时是个留着长发的嬉皮士，只想得过且过，做个流浪汉。”
母亲说，父亲说话口齿不清。“可能跟牙有关。”她解释道。她说，大多数人要么是上牙兜住下牙，要么是下牙兜住上牙，“但他的上下牙是直接相对的，多年的磨合使得上下牙咬合时严丝合缝，像锯齿，或是拉链一样。”
在他们俩上中学相恋时，甚至在制售可以免费拨打任意电话的蓝盒子之前，父亲就预言自己会功成名就。
“他怎么知道的？”
“他就是知道，”母亲答道，“他还说自己会英年早逝，估计40多岁就会死掉。”
他的第一个预言已经应验，所以我相信，他的第二个预言也会成真。我继而把他看作某种先知，一生与孤独和悲剧为伴（只有我们了解他的孤独和悲惨！）；他永远游离于光明和黑暗两端，没有中间地带。
“还有，他的手掌很平，这很奇怪。”母亲补充道。
我那时认为，父亲身上的种种怪异之处恰恰意味着他的神奇。他奇怪的走路姿势、拉链样的牙齿、破洞牛仔裤、平的手掌……这些怪象都被我赋予了神秘色彩，仿佛他不仅仅是跟别的孩子的父亲不一样，而是比他们更好。因为现在他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哪怕只是一周见一次面，也说明我之前并非白白等待。与那些始终有父亲陪伴的孩子相比，我会过得更好。
“大多数人到了二十来岁就不再长个儿了，可他还在长。”她说道，“我亲眼见到的。”
当然，父亲身上的种种特点并不协调：他富甲一方，却穿破洞牛仔裤；他事业有成，却寡言少语；他文质彬彬，却笨手笨脚；他声名显赫，却孤孤单单；他发明了一款电脑并以我为名，却对我视而不见，也不向我提起这件事。尽管他身上有种种矛盾和不协调，我仍将其视作一种特质，是他独有的个性。
“我听说，只要剐蹭了一下，他就会直接买新的。”我无意中听到母亲对罗恩说。
“新的什么？”我问道。
“保时捷。”
“涂点漆不就行了？”
“车漆不是那么简单的。”罗恩解释道，“你看原车漆是黑色的，就补上黑漆，那可不行。两种漆不一样，光黑色就有好几千种。所以，要是刮了，就得把整辆车都喷涂一遍。”
之后父亲过来看我时，我看着他的车，禁不住疑惑：这究竟是上次开来的同一辆车，还是全新的另一辆车？
蒙娜·辛普森
有一天，父亲到我们家来，还带来一个人。她身材娇小，相貌漂亮，身穿牛仔裤，留着红色齐肩直发，深蓝色的大眼睛，嘴巴挺大，笑靥如花。
“这是我妹妹。”他介绍道。她名叫蒙娜·辛普森（monasimpson），是一位作家。父亲的生父将父亲弃养之后才结了婚，几年后生了个女儿并把她留下来抚养。她跟我父亲性格投契，刚认识就一见如故，亲近得不得了。那时她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名叫《芳心天涯》（ianywherebuthere/i）。这本书连续数周占据畅销榜，还被拍成电影，由苏珊·萨兰登和娜塔莉·波特曼主演。乍看之下，史蒂夫和蒙娜毫无相同之处：一个高大，一个娇小；一个沉闷，一个活泼；一个男，一个女……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兄妹，只有两人同时笑起来时，才能看出一些端倪——他俩的笑容是一样的，还有相似的嘴唇，一样的大颗牙齿。
父亲的妹妹名叫蒙娜，对我而言这是天大的巧合。我们俩的名字合起来，恰恰是那幅世界名画《蒙娜丽莎》。这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啊！
在他们二人相认之前，父亲兄妹俩各自事业有成，但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他们俩有着不同的审美观，父亲购买昂贵的灯具、地毯、书籍，蒙娜则在跳蚤市场里寻觅古旧的水银灯、木雕、木兰花盘子、银边玻璃杯。
后来，在蒙娜的一再要求下，父亲为我和母亲租了一栋房子，比我们在麦尔维尔（melville）住得好多了。也是在她的一再要求下，父亲把他在伍德赛德（woodside）住的（我跟他生活期间也住在那里）小房子重新铺了地毯，粉刷一新。还是在她的一再要求下，父亲把我从原先的红毛地毯卧室换到了另一间卧室，这样我去上厕所时就不必穿过他的卧室。她给我买了一张新床，还主张让父亲给我们母女俩买栋房子。她一直站在我们母女俩这一边，为我们争取利益。她支持我母亲的艺术事业，格外关注并提升我的生活。她来我们家时，还带着对食物、饰品、衣物的热情。她能为我们找到最好的餐馆，吃当地最好吃的馅饼。她常常戴着同一副耳坠，长长的金链垂下，扫动着她的下颌。
蒙娜的父亲弃家出走，所以，她也是跟母亲长大的。我曾让她给我讲她小时候的事，而在我听来，她的母亲简直是脑子有问题。有一次圣诞节，她母亲给男友的孩子买了礼物，却什么都没给她买，她母亲把她扔在路边，让她去餐馆点一份牛排，自己却驾车离开，因为她们没法付钱，我的母亲绝不会做这样的事。蒙娜的往事令我不禁战栗，仿佛站在万丈悬崖边上俯视，濒临危险的同时却安然无恙。蒙娜对我很感兴趣，她注意到我的品位并对此做出评价，说我很聪明，她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一千零一夜》。后来我想，她这样帮助我、为我争取利益，或许是在弥补幼年时自己缺失的爱。
蒙娜看着我时，仿佛对我的脸格外感兴趣，甚至在跟别的大人谈话时，她也会偶尔注视我片刻。有一次，我们在餐馆吃饭，我在一个盘子的垫纸上胡乱画了画，她却说我画得很棒，将垫纸拿走装框，放在她纽约的住处里。
我希望自己的人生也能达到蒙娜那样的高度，我长大后也要像她一样娇小玲珑，我也要在大学里学英语文学，我也要写作。
有那么一年的时间里，她每周都寄给我她写的长信，用的是厚纸、褐色墨水。她送给我的礼物也是把我当成大人：银长耳坠，柔色封面平装版的契诃夫文集、蒂芙尼的镶紫水晶金戒指。
这些礼物就像一扇扇窗户，为我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我渴盼跻身其中的世界。她的童年不幸福，但她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成了人生的胜利者，那些送给我的礼物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担心，一旦她在我身上看不到自己幼年的影子，一旦她对我不再心生同情，她送给我的礼物和对我的关注都会戛然而止。
我上中学时，蒙娜又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一个普通人》（iaregularguy/i），我那时15岁。付梓之前，蒙娜寄给我一份书稿，问我的意见，问我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受宠若惊，可当我开始读时，我却震惊了：书中的角色都像极了我和我的父母，而我的角色名叫“珍妮”。此前，我根本不知道她要写我们的事。上大二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被人写成故事的经历。在文章中，我记录了蒙娜是如何收集我生活里的点滴，并将其纳入书里：她甚至连送给我的礼物都描述得巨细无遗，如一个古代中国的珐琅盒，蓝底，饰有菊花和五彩鸟。其他内容都是杜撰的（那本书是小说），但这种虚实结合的叙事令我反感。看到自己的事情变成了她笔下的白纸黑字，我甚是惊讶，甚至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仿佛她收回了给我的所有礼物。话虽如此，每当我读到蒙娜的书，总让我有提笔写作的冲动。
“人们习惯以小说的形式来叙述家事，”蒙娜解释道，“托尔斯泰就说过，小说的细节源于真实生活。”说这些话时，我们俩正坐在佛罗娜咖啡馆（caffeverona）里。我们俩到这家咖啡馆专门聊这本书的事，那时我还在上中学一年级。蒙娜得知我读过书稿之后心中不快，第二天就乘飞机从洛杉矶到帕洛阿尔托来跟我解释。
“作家就是这样的。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绝不会。”
“我很伤心。”我说道。读她的书，我觉得自己已没什么可写。我感觉被掏空了。“珍妮”不喜欢寿司，因为吃寿司时就像嘴里被塞进了一根舌头。书中的细节令我不快，因为她写得太好了，那些事仿佛就变成了她的，而不再属于我。
“你先前读书稿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不想让我出版呢？”蒙娜问道，“我可以修改，可以等一段时间再出版，甚至可以不出版啊。”可我那时只有15岁，怎么会想到，又怎么可能干涉她的事业。
现在，书的出版已成定局。
何况，由于心中不安，我只读了一半书稿。我根本不知道我这个角色结局如何，所以，即便提出意见也很可能会被她无视。
“你没读完？”蒙娜问道，松了口气，“你会喜欢的，珍妮的结局很好。”
“或许吧。”我答道。
“没准儿有一天你也会出书，那就把我的书写进去。”她对我说道。我一听，颇感惊讶：原来可以做到书中有书，仿佛俄罗斯套娃一样。原来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时间段，都还有内容可以挖掘。
在那本书的故事最后，珍妮身穿校服跟其他孩子一起冲进教室。她终于跟大家打成一片了。
拍照
罗恩认为我就读的那所私立学校过分强调素质教育，基础教育不扎实。他说服了母亲，于是，我们搬到了帕洛阿尔托学区，以便我在这里的公立学校上学。
我们的新家是位于一栋房子后面的公寓。我们原先租住的房子就够小了，新家比老房子还要小一半，但房间一样多，就像儿童游戏房似的。房子里铺着木地板，在我们入住之前，房东将其重新打磨上漆。地板呈干草黄色，闪闪发亮，仿佛沾了水。在此之前，我们住的地方都是满屋地毯。母亲一见到这地板就欣喜若狂，这让我颇为诧异，她在新房间里把我的儿童床安装好。
我们入住不久，一天晚上，母亲租来《神秘约会》，在新电视机上看，但她不准我看。在此之前，我们住的地方都没有电视机。她让我上床睡觉，我却悄无声息地掉了个头，把门敞开一条缝，隔着沙发偷看。
电影里，一个女人身穿破旧黑衣，头发像谷穗一般，戴着好几条项链。越看，我就越想变得像她一样。
母亲转过身来，发现了我在偷看电视。
“我就知道你在偷看，”她说道，“快去睡觉。”说罢，她走过来把门掩上了。
几天过后，我在一本杂志里看到一张图，或许是盖尔斯或jordache的牛仔裤广告，图上有位女郎，她留着蓬松短发（或许是湿的），在空中跃起。她在半空中双腿劈叉，身下是黑色的沥青。她身穿t恤，砂洗的牛仔裤，我也想成为跟她一样的女孩儿。
一天，正当我和母亲在厨房里时，罗恩来了。家里的厨房正对正门，他一进门，就举起了手里的相机。
“别动，”他边说着边按下快门，“很好。”我们家没有相机。
开始时，他是抓拍，后来就让我们为他摆造型。我脸上的笑容都快僵住了。
在跟我和母亲相处时，罗恩总是过于坚持己见。母亲说他“犟得很”，仿佛只有极端的重复才能使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知道罗恩是个好人，他的摄影技术很好，没有歹心，还很大方。他给我和母亲买了两条金项链，她的粗一些，我的细一些，均是鱼脊形的双套链。他拍了很久，还对我们俩的反对置若罔闻，最终惹得我们生了气，把他拒之门外。现在，他又追到厨房里来了，一面是母亲和我，一面是急于拍照的他。我们对他冷眼相看，他却打开了闪光灯。
“罗恩，够了，”母亲说道，“不拍了，可以吗？”
母亲跑进了卫生间，我则躲在了墙后面。
“回来啊，”罗恩喊道，“再拍几张吧。”
罗恩不在这里过夜时，我就跟母亲睡在她的床上。其实我更想一个人睡在这张床上。
“你为什么不离开他？”第二天，我问母亲。
“会的。”母亲答道。
罗恩把洗好的照片装在纸质信封里拿了过来。他刚进门，母亲就一把夺过他手里的信封，跑到沙发那里，坐下来翻看。我想抽几张来看，罗恩也想抽几张看看，但母亲蜷着身子把相片护在自己的怀里，一边看，一边把不喜欢的抽出来，塞到腿下面压着。
母亲深信，摄影师的核心视角就在其拍摄的照片中，好的照片意味着罗恩抓住了她的美，甚至是她的灵魂，丑的照片则证明他没有发现她的美，不懂得欣赏她，甚至不爱她。
“我看看。”我说道，从她背后探过手，想要取照片，但还是慢了一步：她把压在腿下的那些照片拿出来，撕作两半。
撕完后，她转过身来，冲我们耸了耸肩膀，得意地歪着脑袋，扬了扬眉毛。她知道这让我和罗恩愤怒且沮丧，但她却自鸣得意。在撕掉自己的照片后，她总是做出如此反应。
每当她这样做，都会触怒我。现在，我对她越发挑剔。我发现她走路时带点内八字，她的小脚趾外侧结了黄色的老茧，那些老茧坚硬且锋利，垂直于脚底板。她往沙拉里放了太多啤酒酵母，闻起来像灰尘密布的房间，而她做的蛋糕也总是塌的，因为她性子急，冷却时间太短。我曾经喜欢她咀嚼时鼻尖耸动的样子，还喜欢坐在她的腿上，听她咀嚼时发出的镰刀割草似的声音。但现在，我觉得这些都奇怪且不正常，我相信，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她也只能与罗恩这种档次的男人交往，她配不上我的父亲。继而我认为，她失败的感情经历完全是咎由自取：她不够漂亮，因而不可爱，也不会惹人怜爱，甚至还可能把我也抚养成那样。
我的父亲是乔布斯
新学校的教学楼是西班牙风格的单层建筑，灰泥墙、拱门和院子都是脏兮兮的。教室之间的走廊是露天的柱廊，地上铺着亮闪闪的水泥方砖。下雨的时候，积水就灌进院子和学校后面的围栏操场。我的老师是约翰逊女士（missjohnson），她是位年轻的女老师，我们是她带的第一批学生。她的金发沿脸颊垂下，刘海则是内弧形。她笑起来的时候，腮上会鼓起圆弧，仿佛嘴里含着好吃的东西。
此前我对效忠誓言一无所知，所以，当全班第一次起立宣誓时，我只是张了张嘴，滥竽充数。我发现，全班只有一个女生是坐着的，但她似乎不是忘了起立，而是坐得理所当然。
我问她这其中的缘故，她告诉我：“因为我是耶和华见证人。”
得知这件事之后，我也不再起立效忠宣誓了。
“你为什么不效忠宣誓呢？”有一天，约翰逊老师问我。
“我是佛教徒。”我答道。母亲说过，她和父亲都信奉佛教。
“哦，这样啊。”约翰逊老师应道。从那之后，她再也没要求我起立宣誓。
“并不是父母单方面选择了孩子。”母亲对我说道，这肯定是佛教的理论。“据说，孩子也会选择父母来投胎。”我“评估”了一下自己的投胎选择：父亲遥不可及，像闪烁的碎镜片一样；母亲如影随形，却咄咄逼人。或许的确是我选择了他们。如果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他们。
在学校里，我不可以提及父亲。
“以防被人绑架。”罗恩解释道。
母亲上高中时，学校里有个女生被人掳进一辆白色无窗的货车，手脚都被绑了起来。出城之后，绑匪到加油站加油，她借机打开车门，才逃出魔爪。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由于父亲的关系，我也可能被人绑架。可是，因为他不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遭绑架的可能性似乎有些小，同时又颇为刺激。
在罗恩的催促下，母亲带我去警局采集了指纹。一个男警察捏着我的手指，先在黑色的印油里蘸了蘸，再将其按在一张纸上。为了精确地采集指纹，需要把手指肚来回滚一滚。我的手指很细小，每次他抓住我的手指在纸上按，我都有点疼。指纹采集好了，纸上留下了数个指肚纹路。母亲解释说，那就是我的指纹，全世界独一无二。她说，我的指纹是螺旋样的，又称“簸箕”。接着她给我看了看她的指纹，她是同心圆样的，像山脊线似的。
“我有个秘密。”我对学校里的几个新朋友说道。我故意悄声，让他们以为我是不愿说出口。我觉得，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关键就是轻描淡写。“我父亲是史蒂夫·乔布斯。”
“谁？”有人问道。
“他可有名了，”我解释道，“他发明了个人电脑。他住在大别墅里，开保时捷敞篷车，要是剐蹭了，他就会再买辆新的。”
话虽如此，但即便我自己听来，这事都不甚可信。此前我跟父亲少有相处，只有寥寥数次滑旱冰和来访的经历。如果有这样一位成功人士做父亲，那么他的孩子理应有光鲜的衣服、时髦的自行车。可我什么都没有，连我的姓都跟他不一样。
“他还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款电脑呢。”我对朋友们说道。
“什么电脑？”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女生问道。
“丽莎。”我答道。
“一款名叫‘丽莎’的电脑？”她说道，“我从没听说过。”
“因为太超前了。”我引用了母亲的原话，但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超前。“后来他发明了个人电脑。你们可要保守秘密，要是让坏人知道了，他们就会绑架我。”
我耐心等着，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把这件事透露出去，起到欲扬先抑的效果。跟那些有父亲的朋友相比，我不记得曾感觉低人一等，我暗中拥有一个神秘的身份，在自怨自艾时，它就会发痒发痛，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继而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
有一次，我听说父亲被《花花公子》杂志评为“年度最性感男士”。我有选择性地吹嘘此事，因为我既不知道消息的真实性，也不知道这个头衔的确切意义。据我猜测，因为既有《花花公子》又有《花花女郎》两本杂志，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有裸体女郎的男性读物里被报道了，还是在有裸体男士的女性读物里脱光了。继而我得出结论，父亲应该是在《花花公子》里刊登了他的裸体照片。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不寒而栗。我想，所谓成长，就是要对类似情况泰然处之吧。
学校里一个名叫柯尔斯顿（kirsten）的女生开始在课外尾随着我，嘴里念叨着“你爸爸是史蒂夫·乔布斯，你爸爸是史蒂夫·乔布斯”。
“别吵。”我对她说道。
但她不听。她有时是以嘲笑的语气在说，有时则像机器人一样嘟囔。我不胜其烦，但其骚扰也有好处：她广而告之的正是我想让大家知道的事实。是她在替我吹嘘炫耀，我则是无辜的，甚至是受其折磨的一方。
“那个女生是怎么回事？”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如此问道，“她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可能是我告诉她的，但我是无心之过。
“你跟她说的？”
“我说漏嘴了。”我等着她大发雷霆，她却没有生气，只是疑惑不解。
“那更说不通了。”母亲分析道，“你告诉了她，现在她又反过来追着对你说？让她别再说了。这孩子真奇怪。”
一天下午，父亲又过来跟我们一起滑旱冰，他从next公司捎来一沓贴纸，一共六份。贴纸很漂亮，又大又厚，由透明硬塑料制成，上面印着一个黑色的立方体，立方体上面是亮闪闪的四个彩字：next。
“你可以把它送给学校里的朋友。”他说道。我激动坏了：这样一来，朋友们就会知道我并非是在杜撰自己的身世。
就在那段时间，约翰逊老师在班里搞了个活动，名叫“猜数字”，让学生们猜罐子里玉米粒的数量。我连续两次以全班最小的误差猜中了大概的数字。其实我只是在纸上写了几个数，我读不出来，因为我还不认识个、十、百、千的计数单位。母亲来接我放学时，约翰逊老师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们俩都以诧异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是个神童。一周之后，我写的一首诗被选中，刊登在学校的周报上：“美丽的朝圣者，伟大的朝圣者，他们乘着五月花号，踏上我们这片土地。”一切好像水到渠成，我变成了自己梦想中的样子：像父亲一样有名并且幸运。
不久之后，父亲给我送来一台麦金塔电脑。他把箱子从汽车后座上拖出来，搬进我的房间，将其放在地板上。他看了看箱子，说道：“该怎么打开呢？”似乎他真的不知道，我禁不住怀疑他是不是这台电脑的发明者。
房间里光亮的木地板上，只有儿童床这一件家具，平行四边形样的光从窗户里射进来，点点浮尘像半空中微小的火星。
他抓住顶部的把手，将电脑拉了出来，放在地上，靠近墙上的电源插座。
他抓起电源线，似乎很眼生的样子，说道：“我猜，应该把它插进去。”
他盘腿席地而坐，我则跪坐在他身边。他找到电脑的电源开关，按下开关，电脑启动，屏幕中央出现一张电脑的笑脸照片。接下来，他教我如何用电脑画画，画完后如何保存，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对另一款电脑——lisa——只字未提。我担心他并未以我的名字命名电脑，担心那只是个误解。
“你想让别的同学都喜欢你吗？那就跟他们说，你去了nasa，还玩了飞行模拟器。他们会羡慕你的。”罗恩如此说道。他在nasa工作，是阿姆斯研究中心（amesresearchcenter）的工程师，所以能把我带进去。几个月之后，终于等到了去nasa的日子。那天，骄阳似火，茶色玻璃门外面的白色石头都散发着热量。他为我拍照：在nasa的标志旁边、在接待处的桌子后面、在飞行模拟器门外。那时我刚刚在超级剪理发店剪成齐腮短发（我的姨妈琳达在超级剪连锁理发店担任经理，所以我们享受折扣）。
可是飞行模拟器关着。“该死，”罗恩埋怨道，“怎么非在今天呢，太不凑巧了。”飞行模拟器并不像飞机，更像是间办公室。操作台上有几根黄色、蓝色的操纵杆，但屏幕是黑的。
“这些模拟器太棒了，就跟真的在飞行一样。”他解释道。听他讲着，我却在想，是不是真的会有乘风飞翔的感觉，如果操作失误，是否也会有失事坠机的感觉。
“看着屏幕，假装全神贯注的样子。”他吩咐道。他拿起相机，为我拍了好几张照片。“把操纵杆一起拉下来，很好。你可以跟朋友们说，因为相机开着闪光灯，所以照片上看不到模拟器屏幕的样子。”
接着，他带我去吃午饭。那里的桌布都是白色的，水装在银质水壶里，用玻璃酒杯喝。他为飞行模拟器的故障向我道歉，我跟他说没关系。
他又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手肘支着桌面，小口地喝着水，微笑着。食物端上来了，我们开吃。
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我爱爸爸。
紧接着我又在下面做了澄清：不是罗恩，是史蒂夫·乔布斯。
在史蒂夫·乔布斯的下面，我又写道：“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我觉得这份爱就在我的胸膛里，如果它没了，我的心也会碎掉。
“准备好回家了吗？”
母亲被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工艺学院（californiacollegeofartsandcrafts）录取了，她要在那里攻读学士学位。因为她星期三晚上有课，父亲就主动提出每周三晚上带我去他的住处。这是我第一次跟他单独相处，我们俩将住在他那占地七英亩、白墙闪亮的别墅里。
第一个星期三，我坐在教室里，心里又是激动又是难以置信。我上四年级了。我们换了老师，她叫济兹曼（keatsman）。她坐在教室前面，因为学生们的顽皮而内心备受煎熬。她一圈圈地捻着手指上的金戒指，戒指下的皮肤因之扭曲。这一天终于结束了，放学铃响时，我第一个冲出校门，四处寻觅一辆白色本田思域。父亲让我上这辆车，他的秘书芭芭拉（barbara）会过来接我。
那辆车就停在校门外的路边。我走出校门，她从车里弯腰看了看我，摇下车窗。
“你是丽莎？”
“你是芭芭拉？”
“是我。”她答道，把副驾驶一侧的车门打开了。
她开车带我去父亲的公司。她一只手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握住车挡，我发现，她的手指甲是红色的。她身穿长裙，女士衬衫，左右两条布在衣领处打成领结。她的头发是褐色的，很有光泽，刚刚齐肩。她戴着眼镜，我喜欢在她身边。后来我发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都喜欢跟父亲的同事相处，他们都对我和蔼温柔，跟他们在一起，比跟父亲在一起更舒心。他们大都富有人情味，还很谦逊。我想，父亲一定是喜欢他们的人品，所以才选择跟他们做同事，但他自己的性格却罕有以上特点。芭芭拉虽然比我母亲大不了几岁，但她稳重而成熟。
到了公司里，我被带进一个大房间里，坐在中间的地毯上。房间四周是白色的水泥柱子，四周有几个矮沙发、一株绿色植物，玻璃墙外是很多间办公室。房间里有股新油漆和新地毯的气味。芭芭拉给我拿来纸和彩色铅笔。从我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地板的另一边，跟其他办公室一样大小，门开着，我能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不断有人走进他的办公室，跟他谈一会儿，出来后在我身边停一下，跟我打招呼，问我是否一切妥当，还看我画的画。他的办公室里有活动百叶窗，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拉上的，所以我看不到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样子，但是我能听到他说话。有时候他会走出办公室，朝我挥手微笑，每次我都以为他是要带我离开，可他随后又走回办公室。每间办公室里都有白色书写板。父亲跟人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声音很大。天色暗了下来，他的办公室跟同侧的其他办公室一样都灯光耀眼，天色越暗，越显得明亮。
“我带你看样东西，”其间他走过来对我如此说道，“把书包放在这里就行。”我跟着他下了楼梯。楼下也是一些房间，但都关着门。我们经过一面墙，墙上挂着白板，白板上贴着员工照片，照片下有名字，名字旁边是一串数字。
“别的公司对员工的收入都是藏着掖着，讳莫如深。”他解释道，“我们这里则是公开，每个人都能看到，避免了各种猜疑和风言风语。”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地下办公室。这里屋顶很低，有一排排桌子，桌子上有很多电脑，有几个人站在桌子四周。其他人大概都已下班回家了。他向大家介绍我，说我是他的女儿，然后他们开始交谈。他们的语速很快，我也听不懂他们谈话的内容。
“看这里，”父亲对我说道，指了指一个大屏幕电脑，“再看这里，这里。他们的装配工是个瞎子侏儒吗？”他指的是大显示屏上的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的商标。他之所以如此抱怨，是因为每个屏幕下缘的商标都贴得不齐整。
看他不平的样子，我就纳闷，既然如此不满，当初为何要买呢？
“我们要用他们的电脑，来生产我们自己的电脑。”他解释道。哦，用电脑生产电脑，我明白了。
接着他向在场的人道别，带我回到楼上。
我以为这就要回家了，可他把我带到放书包的地方，又走进办公室里，打起了电话。
“准备好回家了吗，孩子？”
听到这句话时，已是深夜。芭芭拉早就下班走了。离开之前，她过来看我，把挎包按在腿边，以防滑落，然后蹲下身来问我画的是什么。房间的冰箱里有芬达汽水，我喝了很多瓶，晕晕乎乎的。
一想到要跟父亲去他的大房子，单独与他过夜，我就心绪不宁。夜幕降临时，我尚未想到——我们距离他的房子还很远，还没走进家门。
伍德赛德距离帕洛阿尔托有二十分钟的车程。这里是一片林地，有人在这里养马。父亲的房产占地七英亩，是套别墅。
七英亩，这个数字听着是如此广阔，比我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大。
他的房子是西班牙风格，外面抹着白灰，正面是个旧铁门。铁门上了门闩，得亲自动手打开。门里有根旗杆，但上面没挂旗子。房间都很大，很黑，都空荡荡的。两面墙上都有大窗户，不然的话屋里罕见光亮。我早就知道这间房子的采光情况，那还是在几年前的一个白天，他刚刚买下这栋房子时，我和母亲跟他一起看过。
这次，父亲让我把泳衣也带着，以备游泳时穿。但几年前荒地里脏池子那一幕仍令我心悸不已，池子里现在还漂着死虫子和动物尸体吗？
伴着恐惧而来的，还有别的思绪，那是一种狂喜的期盼：今晚的某个我无法预测的时刻，他会对我说“我们走吧”，然后带着我走下宽阔的楼梯，穿过新布料的化学味道，走进芬芳的夜里，然后坐进他的汽车，呼啸而走。第一次，没有别人，只有我们父女俩，向着他的七英亩别墅飞驰。
汽车的折叠车篷盖好了，通风口里呼呼地吹着热气。动身时，我想着：我终于跟父亲迈出了相处的第一步。我是丽莎，我跟父亲在一起，我们正行驶在山峦掩映的夜里，身在干草的芬芳之中。我把自己的经历默默地讲给自己听，我不知道这些经历最终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它非同一般，或许意义非凡。
我心中惴惴，不敢说话。车里黑漆漆的，除了圆形的仪表盘、上面的指示灯和抖动的指针之外，什么都看不清。而这仪表盘是我见过的所有汽车里最漂亮的，在微微的颤抖中，仪表行走准确，发出白色的光。父亲开车轻重得当，汽车稳稳地趴在路上，但他加速很快，毫不犹豫。
父亲打开音响，把声音调得很大，放的是一首披头士乐队的《一夜狂欢》（iahardday’snight/i）。车外凉爽的夜风一丝丝地钻进车里，跟通风口喷出的热气交织在一起。我找到座椅一侧的调节钮，把座椅调到最高最靠前，车里有种肥皂的香气。我的屁股和大腿感觉越来越热，皮质座椅上有一些点状小孔，热气一定是从那里面冒出来的。
我们沿着沙山路（sandhillroad）行驶，从高架桥上越过280高速路，驶入幽暗的山地，空气中全是草地的味道。遍是红杉的山脊映在明亮的夜空里，山的轮廓犹如锯齿一般。一路上，父亲既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我绞尽脑汁地想找些话题，却又难以开口。我想立刻跟他亲近起来，就像别的父女一样，我想要滔滔不绝地聊天，想要你来我往地问答，想要他对我的关注。我等这一刻太久了，现在终于和他有了相处的机会，却感觉有点为时已晚。
在他的沉寂中，我再度泄了气，失望之情慢慢涌起。我全神贯注于他的点滴细节，却迷失了自己。
我看着他握住方向盘的双手，他的手指很好看，第一指关节下面长着黑色的细汗毛，大拇指的指甲很宽。他跟我一样，都喜欢咬指甲及两侧的死皮。他不时地会咬一咬牙关，腮上便会出现抖动的纹路，像池塘水面下游动的鱼。
我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唯恐因为紧张变了声调，让声音听起来刺耳，也怕他对我的话置之不理。我有一肚子话想要对他说，只要他开口问我，我就会对他倾诉衷肠：我在学校里不效忠宣誓，因为我说自己信仰佛教；济兹曼老师喜欢转手指上的戒指；我6岁时，在波托拉谷的陡坡上，母亲开车时让我把着方向盘；我猜中了罐子里的玉米粒数；我如何学着杂志封面女郎的样子跳跃；小时候，母亲在银行排队时，或是在博物馆里欣赏画作时，我就在一旁的硬地面上倒立（头顶地面，一下倒翻身体，所以不会磕到头）以打发时间……可这些往事在此刻是不合时宜的，我不想破坏这气氛。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终于，我打破了僵局。我的手指在颤抖，心吊到了嗓子眼。其实我后面还准备了两个问题：我们晚饭吃什么？你平时都吃什么？
“还好，谢谢关心。”他回答道，不以为意，看都没看我一眼。说完他就再度陷入沉默，仍是不看我。
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
路边橡树的树冠鱼贯映入眼帘，待我们经过后，又陆续隐入黑暗里。
一辆车从山路上下来，向我们迎面驶来。父亲轻拨了一下方向盘旁边的一根操作杆，只听一声清脆的咔嗒声，我们的车灯变暗了。待来车经过后，他又拨了一下，车灯再度变亮，照亮视野里的树林。此前我从未见过会车时变换远近光灯，因而对他优雅的驾车习惯大为敬佩（第二天我跟母亲说了这件事，她却说每个人在会车时都会变换远近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