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画画
当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母亲在周末为我及另外五个孩子上美术课。她开车带我们去本地一个名叫“世外桃源”（hiddenvilla）的农场写生。在汽车里，她让我们每两个人坐一个座位，共用一根安全带。
我跟玛丽-埃伦（marry-ellen）一起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在前，她在后。她留着短发，脸上有酒窝，我的后背能感觉到她平缓的呼吸。母亲把画具都放在后备箱里，每个学生一个折叠画架、一个梅森奈特纤维板用于固定画纸、一套水彩、一支炭笔、一块橡皮，还有一块软布。
“我们要画什么？”乔（joe）问道。
“我还没想好，”母亲答道，“到那里再说。”
她跟别的妈妈不一样，我们俩也跟别的家庭不一样。我害怕她在上课时把我们的怪异之处暴露出来。
几天前，我走进卫生间，发现母亲脚踩着马桶边沿，高高地蹲在马桶上面，裤子褪到腿上，像一扇窗帘似的。
“你在干什么？”我吓了一跳，问道。
“这是我在印度学的，”她答道，“这样方便更健康，把门关上。”
农场位于丘陵中央，山上满是月桂，树干不粗，半月形的黄叶从树上飘落。路的一侧是一排绿色的莴苣。空气中弥漫着树的味道，干净好闻。这是一片三角形的平原，周围层峦叠嶂。农场的主人是做石棉生意的，母亲说石棉是绝缘体，但有毒性。身在农场，我不由得想，如此清新的空气，如此繁茂的农场，却是靠经营毒物而建成的。
我们取了画具，跟着母亲来到停车场附近的田野中。这里有一棵小树孑然独立，褐色的树干裂纹密布，细枝探出呈环状。树枝上叶子不多，树根四周有寥寥杂草，仿佛胡须一般，草叶间土块可见。“就这里吧。”母亲说道。
我们把画架支起来，围成半圆形。树后面是个围栏，围栏里有菜园、谷仓、棚屋；再后面，峡谷尽头，就是起伏的山丘，仿佛皱起的皮肤。从近到远，树、青草地、青山、紫色的山、天空……画纸那么小，恐怕装不下这么多景物。
“把画架往土里插得深一点儿，这样就稳当了。”母亲对我们说道。她绕了一圈，把我们的画架依次往土里按了按，调正。她的言行干脆利落、应对自如，她这种果敢和自信我倒是第一次见到，甚至有点畏惧。我们把画纸在纤维板上固定好，母亲站在我们前面，一只手拿着画笔，另一只手摊开画纸。“开始之前，我要教你们怎样运笔。”她讲解道，“不能把笔尖按下去，像这样。”说着，她为我们演示了一下。她把画笔压在手掌上，笔毛绽开犹如拖把似的。“而是顺着一个方向运笔，不能戗着笔毛走。”多年以前我就知道怎样运笔，而别的孩子现在是第一次学，跟他们再学一遍，我觉得很乏味。
我们开始画画，纷纷拿起铅笔，红棕色的方棱铅笔跟树上的枝丫有些相似。我们要先画素描，后上水彩。“画树的时候，不要想当然，”母亲说道，“要眼见为实。”
我不知该从何处下笔，不知怎样才能让它越过背后的层层山岭，使其树冠映在天际。我认真地观察眼前的风景，我注意到，草地与山岭几乎占据了同等大小的空间。照这样画，恐怕我的树会变成画纸中央的一个小点儿，周围则是一大片白色的空间，而这是母亲深恶痛绝的画法。
“画第一笔需要勇气，”母亲讲解道，瞅了一眼我的画纸，“记住，自然界里没有真正的直线。”
而我的画纸上，正有几条直线。
“地上溅洒的颜料，也比素描有趣得多。”母亲说道。这句话我以前就听她说过，这是她从社区大学的老师那里听来的。我无法理解，所以不爱听。母亲对模糊和混乱应对自如，我们俩一起画画时，她不让我用那套黑色的颜料。她一再说，黑色其实不算一种颜色，看得久了，就能从中看到别的色彩。她不相信书中、电影中“好人”“坏蛋”的二分法，若是我把某个角色定义为好、坏，她就会生气。对我而言，这样的分类，以及黑色这种颜色，都能令我心中踏实，仿佛落脚点一般。
我们画画，母亲转着圈逐一指导：或是帮这个涂改画错的地方，或是帮另一个画枝干分叉的地方。“需要我帮你吗？”在接过玛丽-埃伦手里的铅笔之前，她如此问道，像对大人那样彬彬有礼。
“要试着去把握树的灵魂，”她说道，“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它内在的生命力。”听到这句话，学生们一个傻笑以对的都没有，我很是惊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画，只有我一个人无法集中注意力。此前，我不愿跟她过分亲密，但现在，我希望身为她的女儿能与众不同，能当“内部人士”，能有外人没有的信息和知识。我以为母亲的讲解只有我一个人能听懂，并因此而略感不好意思；但看到别的孩子聆听的样子，似乎他们也能听懂，且并不为此而羞愧。
要做到“看树是树”其实很难，我觉得就像是用左手写字一样。树的意向不断扰乱我的手指和双眼，所以，观察过后我就疾笔而画，稍一耽误就会被意向所惑。
“闭上眼睛会好一点儿。”母亲建议道。我按她说的做，周围世界顿时平静下来。接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正在落笔的树枝变了样子，树枝已不再是树枝，而是光组成的形状，且位于其他光形之间，我激动不已。树只是个形状，与树枝无关。我抓住灵感，疾笔而画，画其神而非其形。
完工。我端详片刻，很满意。
接下来，我们用水彩给素描上色。
“树需要阳光、水分和营养，”母亲说道，“但是，阳光、水分和营养太多了，树也不会茂盛。经历挫折，树才会长得强壮，果树的果子才会丰产。”那几年，她反复说这个道理，我知道那是个类比。
“颜色，以眼睛看到的为准，不要凭空想象。”她讲解道。
此前，她给我演示过：在碗中加入橙色的颜料，在天空下，它反射出蓝色；在阴影里，它呈现出紫色；在强光下，它则是白色。对此，她解释说，这是个惊喜的发现，它教给你眼见为实。
颜色并非独立存在，即使白纸也是有颜色的。万物皆有其意义，万物皆有联系。她可能摸过脸，或是拂过眼前的垂发，我看见她的鼻梁上有点褐色的颜料。“妈妈，”我对她说道，“你脸上有颜料。”
“不要紧的，丽莎。”她如此应道。
家长来接孩子之前，母亲转一圈看看我们的画，逐一点评。“我喜欢你的构图。”她对一个学生说道。
“很漂亮，很精致。”她对另一个学生说道。
她说乔画得格外好。“这一部分，”她指着画中的山丘说道，“画得最好，真不错。”
对我的画，她夸奖说，树的笔触是一气呵成，但也有缺点。她说，从素描到上色，我都画得太快，没有耐心，把画画当成了速度比赛。
父亲依然没有来
“明天史蒂夫给我们送床来。”母亲对我说道。她直呼父亲的名字，似乎我们跟他关系很近的样子。他说过两次要送床过来，但都食言了。我们的公寓里，客厅旁有个带天窗的壁龛，母亲用帘子将其遮起来，准备把新床放在那里。我一个人睡觉时，是在客厅的蒲团上，以后我就可以睡新床了。父亲的新女友（我和母亲还没见过她）还给母亲打电话道歉，承诺这次他一定会过来。
史蒂夫，我对他知之甚少。他就像米开朗琪罗的男性石雕，半是平滑，半是粗糙，总令人揣测其内部世界。
“他上次就没来。”我对母亲说道。那次我们俩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或许他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床，或许他忘了我们的住址，或许母亲跟他约错了时间。
“他说好了，这次一定会来。”母亲应道，“等等看吧。”
我们俩先是在屋里等着，又走到屋外，站在圆形的沥青路面上，看着公路上来往的车辆。知道他要来，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是那个攀岩爱好者送给我的），难抑内心的激动。私人车道外，汽车来来往往，每一辆车里都可能是他。我们等啊等，终于，一段时间过后，母亲说道：“他可能不来了。”我们走回屋里，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原本充满激动、新奇、福运、惊喜的一天，突然变得无聊而平凡。最后还是我们母女俩，无所事事。
“咱们去滑旱冰吧。”母亲说道。
我和母亲滑旱冰时，最喜欢的就是软的水泥地面。走路时，不同路面似乎没什么差异，但滑旱冰时，能清楚地感觉到软硬地面的不同。我们将软的路面形容为“黄油一样”。在坚硬而颠簸的路面上滑行时，我的膝盖和骨盆都跟着震颤，脸和眼珠都颠得疼；滑到软的地面，那感觉就像在飘，舒服极了。
我们在橡树林大道的停车场旁边找到一块软的地面，我们在那里住过。那间主屋及分离出来的工作室已经被拆，原地新建了棕色木瓦的联信银行。“你的脐带就埋在那个银行的地底下。”经过银行时，母亲对我说道。我听得一阵心烦意乱，哪有妈妈把孩子的脐带埋在院子里的？
那片软的水泥地面位于一栋帕拉第奥式风格的办公楼前面。楼门是茶色玻璃制成的，前面是个假山庭院，两条弧形人行道绕过庭院，在楼门前合二为一。坡道上的水泥地面如丝绸一般，两侧配有弧形的金属扶栏。我们俩就从一侧坡道上去，另一侧坡道下来，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滑行时，母亲不时地看我，我则假装不知道她在看我。“你知道吗，你就是我想要的那种女儿。”她对我说道，“跟我愿望中的一模一样。当时我在农场待产，那里有个小女孩，三四岁，由她妈妈带着。那是个金牛座女孩儿，聪明、老成。当时我就想，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女儿。”
“我知道。”我应道。以前她跟我说起过这件事（当时她说：“我不只是爱你，我是真喜欢你。”），“他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台电脑？”
“事后他不承认了。”母亲答道。接着，她又给我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况。他们俩在田野里给我起了名字，他否决了她所有的提议，直到她想到“丽莎”这个名字才点头同意。“他爱你。”母亲说道，“只不过，他不知道他爱你。”太复杂了，难以理解。“等他见到你，真的了解你，他就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他会后悔没有陪在你的身边，他会懊恼死的。就像这样……”说着，母亲刹住脚下的滑轮，一只手抓住扶栏，另一只手紧抓胸口，面露痛苦和悲伤，蜷起上身，仿佛要跌倒死去一样。
我试着想了想父亲错过的事，可什么都想不起来。
后来，我从几个人那里听说，我小时候，父亲的钱包里装着我的一张照片。跟人聚餐时，他就会从钱包里拿出我的照片，给同桌的人传看，介绍说：“这不是我的孩子，但她没有爸爸，所以我多照顾她一点儿。”
“那是他的损失。”在踩着滑轮回家的路上，母亲如此说道，“他的损失太大。早晚有一天他会明白，看到你，看到你跟他多么相像，想到自己错过了多少，他就会后悔，后悔得撕心裂肺。”
我觉得，现在是养猫的最佳时机。
本地的动物保护协会在贝兰德自然保护区（baylandsnaturepreserve）边上，一栋政府大楼里。
“他们收留了很多猫，”母亲开车带我前往，我尽力抑制自己心中的兴奋之情，“要是找不到收养的人，它们就会被实施安乐死。”
动物保护协会的主屋是开敞式平面布局，回声很大，头顶是有屋梁的天花板，脚下是石质地面。收留的动物都在门后面的屋子里。前台的工作人员是位女士，身着绿色制服，束着腰带，衣服上有很多口袋。她拿出一个夹着表格的笔记板，问我们的住址及居住的时间。
“我们现在住在门洛帕克，已经几个月了。”母亲说道。
“之前呢？”
“之前在朋友家住了两个月。”母亲答道，语调平缓。“在那之前，我们在另一个朋友家住了四个月。”
那位工作人员做着记录，嘴越绷越紧。我希望母亲撒谎，或略过一些漂泊的经历，以便面子上好看一些。直到她开始跟工作人员交代我们的行踪，我才意识到这些事本不该说。母亲尽管答应来领养宠物，但我开始怀疑她仍心存犹豫，所以才会毫不遮掩，把我们的漂泊无定坦诚地告诉工作人员。也许，她是决心要实话实说。也许，工作人员的问题使她得以回看多年的漂泊经历并将其和盘托出，她从中获得了某种快感，所以对讲述的兴趣超过了对猫的。看吧，这就是我们母女俩的生活，一五一十，历历在目。
“我们家有个院子。”我插话道。
工作人员问我母亲：“你们搬来搬去的，能把动物照顾好吗？”
母亲答道：“可以。我们现在已经安定下来了。”
工作人员坐直身子，说道：“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不能让你们领养一只猫。”
我没料到她的拒绝是如此直截了当，甚至都没带我们进去看看里面的动物。我和母亲走出办公楼，迎面扑来贝兰德刺鼻的咸味空气，我们俩都没有和彼此说话，满心疲惫。
几天后，母亲带我去了一家宠物店。她给我买了一对小白鼠，还有店里最贵的笼子，是用玻璃做的。
床送来了，可父亲依然没有来。这是一张双层床，共有上下两层，床体由很多红色的金属圆管组成，根根铁管如电路一般曲折上下，乍看之下，像个儿童游戏用的立体方格铁架。母亲把床安装好，把包装的纸箱子踩平。除了床，还有金属管架构、木屑板当桌面的一张白色小桌子。桌子上面，是个白色的书架。我顺着梯子爬到上层床上，正在天窗下面。这是属于我的第一张床，也是父亲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黛比
我开始出门玩了——动物园、公园、商店等，跟我一起出去玩的是黛比，她是母亲前男友（那个攀岩爱好者）的姐姐。她同时打三份工：教外国人英语，在旧金山的梅西百货化妆品柜台当售货员，还在附近一个名叫阿瑟顿（atherton）的城市给一个单身汉打扫房间。黛比30岁左右，跟我母亲年龄相仿，但她没有孩子。她是主动提出要带我出去玩的。她小时候父亲酗酒，以前在家度日如年，还好有一个认识的大姐姐照顾她，还教她如何化妆、如何使用香水、如何正确佩戴首饰。
约好出去玩的那天，母亲和我在路边等她。她来了，走下车，身穿淡粉色牛仔裤、白色高跟穆勒鞋、红色褶边上衣。举手投足之间，手腕上好几个树脂手镯叮当作响。她戴着巨大的耳环，围着花纹围巾。她一出现，仿佛一只热带鸟落在了褐色的土地上。
她开的是一辆手动挡的福特嘉年华。她洋溢着愉悦，情绪高涨，仿佛身上笼罩着一层光环，无忧无虑，我要随她去享受快乐了。她身上有种朦胧的香味，是香橙花的味道，沁人心脾。她留着短发，做过头发，头发的颜色和造型仿佛是四周倾泻的浪花。我摸了一下，却是硬的。
“喷发胶了。”她解释道。
等我长大了，也要喷发胶，我心想。
她开车带我去梅西百货、林科纳达泳池、动物园、她家，我们行驶过皇家大道、厄拉米达·德·拉斯·普尔戈斯路、280高速公路。路上，她说要上高架桥，还说高架桥就在我们头顶，远离地面，在半空中。
“要是能找到就好了，”她说道，“附近应该有匝道。”我们俩开始寻找匝道，但我根本不知道匝道长什么样子。
“该死，”最后她说道，“我一定是错过匝道了。有时候他们会关闭高架桥，下次我带你上去。”
一年之前，黛比生活在意大利，寄居在亚得里亚海岸边的一户人家中。她原想就那样过一辈子，但她妈妈坐飞机过去，把她押了回来。现在，她迈出艰难的一步，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当时我对此并不知情，只知道她是如此无忧无虑，与我印象中严肃沉重的成年人截然不同，就像高架桥一样快乐而自由。
我每周都盼着跟她出去玩，并为此提前准备出门的衣服。我认真挑选，将其单独放好，以保证在约好的日子里它们是干净的。我喜爱黛比，就像小女孩偶尔会喜爱母亲之外的女人一样。跟她在一起时，我是最快乐的。黛比那轻快的口吻，看待生活的独特视角，手镯轻叩的声音，造型各异、五彩缤纷的穿着打扮，都跟我母亲平淡消沉的样子截然不同。
“这才是该有的样子。”母亲在看过一部鲸鱼的纪录片后如此说道。鲸鱼生下来就会游泳，不需要尿布，不用学步，不需要操心。
自从跟那个树枝艺术家分手之后，母亲不愿多干点工作，我们也没有多余的财物。她做的饭总是糙米、豆腐、青菜，我们俩都不爱吃。从早到晚，她长时间地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熄了灯研究《周易》与占卜。我很害怕，因为这种幽暗显示出我们家的怪异，以及作息的反常。
有一天，母亲心情不错，说要带我去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但首先她要去提款机取点钱。在博物馆里，我们穿过画廊，我懒洋洋地躺在长椅上玩，有时还倒立。而她看着画，有时也向我悄声讲解画家的情况。展厅里有克拉斯·欧登伯格的傻不拉叽的雕塑。博物馆的出口处有一个小餐馆，结束后我们可以在那里吃一点儿零食和点心。
“以后再去提款机吧，”我说道，“求你了。”但在出城之前，她还是在一个提款机前停下车。提款机里没有吐出钱来，而是吐出了一张纸条。她抓起纸条，走了几步，在人行道中央停下，看了看纸条的内容，顿时萎靡不振。她开车带我回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叫我保持安静，然后躲进屋里，当天再也没出来。
“去玩吧，”她对我说道，“宝贝，我很好，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然而，画画、整理衣物、照料笼里的小白鼠……一切正常的事情都有风险，就像风暴中的小舟。你不敢转移注意力，因为它随时会翻。
下一周，黛比带我去她家。她跟父母一起住在门洛帕克的霍巴特街（hobartstreet）。她的母亲一头金发，体形圆胖，皮肤像羊皮纸似的。她穿着围裙，坐在早餐桌旁，从彩色报纸上剪下方形的纸片。剪子移动处，发出悦耳的嚓嚓声。
我问她在剪什么。
“优惠券，”她答道，“去商店时用它，就能少花点钱。”她把优惠券分类，放在一个塑料盒里。
黛比的梳妆台抽屉里，有一个秘密隔间，一个抽屉里的抽屉。“爸妈都不知道。”她俯下身，贴着我的耳朵悄声说道。小抽屉里有个首饰盒，首饰盒里有根项链。项链很细，打了结。
“你的手小，试试能不能解开。”她说道，“要是能解开，就送给你了。”我坐在她的床上，仔细拆解细细的项链，最后终于把每一个结都解开了。
黛比为我戴上项链。
“你有丈夫吗？”我问道。
“还没有。”她答道，“但将来会有的。我在外面走着，‘啪’的一声，他就会出现在我眼前了！”
当黛比送我回家时，母亲正穿着画画时的工作服。
“看！”说着，母亲让我们看一幅接近完工的画。黛比走近一点儿，仔细看了看。“真不错，”她称赞道，“我还没见过这么美的画。”（后来黛比对我说，她很奇怪，我母亲明明很有才华，却为什么会那么穷。她觉得，我母亲再不济也可以在街上卖画。可是，除了接过几个插画的活儿，母亲从未用作品挣过钱。）
我们三个坐在桌旁，我坐在黛比的腿上。她俩说着话，我抬起头，对黛比说：“你的牙真白，我妈妈的牙是黄色的。”母亲顿时不自在了，她总是抱怨自己的牙不好看。
“黛比什么都不懂。”黛比离开后，母亲对我如此说道。“她很虚伪，还挑三拣四、指手画脚，其实她什么都不懂。”黛比是真的看不惯母亲，有一次黛比到我们家来，看到水池里的餐具还没洗，墙上有块污渍（那是前一个租客留下的，应该是洒了酒，时间久了颜色变深，就像块阴影似的），就皱了皱眉头。
“她趾高气扬地走进来，把你带走，”母亲继续抱怨，“你是个惹人爱的孩子。但她敢看不惯我？你能这样，全是我的功劳。”
“我喜欢她。”我说道。
“她并不完美，你知道吗？她不是总这么快乐的，她是装的。”
“你该剪一点儿优惠券。”我对她说道。
“才不呢，”母亲应道，“我不是那种人，也不想成为那种人。”
此前，在黛比来接我的早上，母亲总是陪着我，在屋前车库旁的圆形沥青路面上等她。从那以后，母亲再没陪过我，只让我自己等。
妈妈的小时候
我在学校里有一个好朋友，名叫丹妮拉。一个周末，她们一家带我去听音乐会。那天我穿着白色的紧身羊毛裤袜，演出中间，尿意来袭，我却无法离席去卫生间。我憋了很久，最后实在憋不住了，就尿在了裤子里（场内灯光都关了，所以看不出裤袜湿了，意识到这件事之后，我长舒了一口气）。
中场休息时，我去了卫生间，把裤袜脱下来，扔进马桶里，打算把它冲下去。可是浸了水的裤袜在下水口一圈圈地转着，就是冲不下去。我放弃了，走出隔间。卫生间外面排了很长一条队，排在最前面的那位女士向我用过的隔间走去。“您最好别用这一间，”我婉转地对她说道，仿佛我跟她是一伙的，“马桶里有双儿童裤袜。”她听完，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走出卫生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这是欲盖弥彰啊！
演出结束后，母亲带我和丹妮拉去苹果木餐馆（applewood）吃比萨。吃完后，我们沿人行道向汽车走去。路上，我们轮流挥舞着母亲的布包，我们抓着提手，使劲舞出巨大的圈子。母亲在包里放了一把画画时用的美工刀，轮到丹妮拉抡包时，刀刃刺透了包底，露出了一截。布包抡过，划破了我的手腕，在前臂正中位置留下了一道一英寸长的疤，就像字母“i”似的，不丑，后来我也渐渐习惯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很愧疚，不敢看那道疤。几年过后她才释怀，常常指着疤痕说：“这可是我的签名啊。”仿佛那是她画的画似的。
有时候，母亲会说起她的亲生母亲弗吉尼亚（virginia），说她待她怎样不好，比如：不带她去咖啡馆吃蛋糕，不肯出面去学校，她在床上饿的时候不给她拿零食……在我看来，以上种种抱怨，恰恰也是我童年时从她身上求而未得的。
“我小的时候，”母亲说道，“妈妈注意到我有艺术天赋，但她给我妹妹琳达买了画架和一套精美的画具，却不准我碰。”
我想多听一些类似的故事，听听外祖母对她是如何无情，但母亲跟我讲述最多的，却是夸赞她母亲厨艺很棒，说她把手切的宽面条挂在厨房里晾干，就像晒袜子似的。还说她执意要买羽绒被，而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事。有一次，一个下雪天，外祖母看见窗外的树枝上落了两只红雀，继而萌生买一双红鞋的念头，后来果然买了。凭借弗吉尼亚是她生母的关系，我们还跟已故的布兰奇·里基（branchrickey）攀上了亲戚，他是母亲的舅姥爷，是布鲁克林道奇队的总经理，正是他把杰基·罗宾森带进了大联盟。母亲的言外之意是，我们要维护外祖母，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要替她维护什么。
“小时候，我最早的记忆是躺在婴儿床里，四下里看看，发现家里一贫如洗。”母亲说道，“似乎我是从一个更好的地方投胎而来。”在她讲述的童年经历里，她有时候脆弱无助，有时候又很强势。俄亥俄州的冬季很冷，但她家里穷，母亲被迫身穿裙子和薄上衣上学。她用攒下的谷物纪念币跟人换来双筒望远镜，清早出去观鸟。现在，她想比小时候过得好一些，让我们母女俩能享受到更高档的东西，我们没见过、没吃过的东西。
失落的母亲
有一次，母亲带我去马里诺尔神学院（maryknollseminary）附近的一个自然保护区远足。那里是一片丘陵草地，其间有个供退休神职人员生活的养老院。我们俩走在一条宽阔的土路上，四周的青草和荨麻味道很香，还带着肥皂味。虫鸣震耳，戛然而止，片刻过后又喧嚣而起。这是蛇出没的季节，路上会有晒太阳的蛇。
“我在印度见过一条小眼镜蛇，”母亲说道，“就在路中央，昂着头。”说着，她压低喉咙发出咝咝声。“小眼镜蛇才是最可怕的，它们不懂得自己的毒性有多厉害，咬一口就会放出所有毒液。”听她讲述时，我并没有把她放在故事的画面里，而是设身处地地站在她的视角，仿佛我才是那个在印度偶遇眼镜蛇的人。
山顶上有棵绿色的仙人掌，结了鲜红色的果实。“仙人掌果，”母亲说道，“我一直都想尝一尝。”
说着，她开始往上爬，脚踩过的地方，扑簌簌地落下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