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到我7岁时，母亲已经带着我搬过十三次家。
有的是母亲某个朋友的卧室，有的是某个临时的转租房，反正我们俩住的都不是正儿八经租来的房子。我们最后住的那个地方，不知什么人不打招呼就把冰箱卖掉了，所以我们再也住不下去了。第二天，母亲给父亲打电话要钱，父亲随后把每个月的子女抚养费增加了200美元。接着，我和母亲搬到了帕洛阿尔托强宁大道（channingavenue）一栋房子后面的小楼的一楼公寓里。这是母亲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租房。对我们母女而言，这个新住所刚刚好。
公寓前面的房子，是深褐色的手工风格。草坪已好景不在，地上覆盖着乱生的藤萝，藤萝上面满是灰尘，两棵矮栎弯着树干，几乎要触到地面。藤萝和矮栎之间挂满了蛛网，蛛网上沾着花粉，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从大道上，看不到房子后面的公寓楼。
在帕洛阿尔托之前，我们先后在附近的几个城市生活过：门洛帕克（menlopark）、洛斯阿尔托斯（losaltos）、波托拉谷（portolavalley），但帕洛阿尔托才是我们真正称为“家”的地方。
这里的土壤是黑色的湿土，散发着香气；石头下面，有红色的小虫子、灰粉色的蠕虫、细长的蜈蚣……还有蓝灰色的潮虫，一碰就蜷起身子，像个甲壳球一样。这里空气潮湿，弥漫着桉树味、阳光下热土的味道、新割的草坪味。铁路将小城一分为二，斯坦福大学就在铁路旁边。校园里是一条大路，路旁有两排棕榈树，路的尽头是一个草绿色的金边拱顶教堂。
搬家那天，母亲把车停好，接着把东西搬进屋里：炊具、一个蒲团、一把摇椅、灯、书等。“游牧民族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这个原因。”母亲说道，她搬着一个盒子走进门来，头发蓬松，手上有些白点——那是画布的白色底漆，“他们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建不出能长久使用的房子。”
客厅里有一扇玻璃推拉门，门外是一个小露台。露台下面，是一块覆盖着干草和苔藓的土地，地上有一棵苗条的矮栎、一棵同样苗条的无花果树，还有一排竹子。母亲说：“竹子一旦扎了根，就很难根除了。”
东西搬完，母亲双手叉腰站了一会儿。我们俩把房子内外看了一遍：东西都搬进来了，可还是显得很空。
第二天，母亲给父亲的办公室打电话，找他帮忙。
“伊莱恩（elaine）明天把货车开过来，我们一起去你爸爸那里，搬个沙发回来。”几天之后，母亲对我说道。父亲当时住在蒙堤圣利诺（montesereno）的萨拉托加（saratoga）附近，那里是郊区，距离我们现在的住处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时，我尚未见过他的房子，也没听说过他生活的城市。我只见过他寥寥数次。
母亲说那天给父亲打电话，他答应把一个多余的沙发送给我们。但母亲知道，如果我们不尽快把沙发搬回来，父亲就会把沙发扔掉或反悔。更何况，伊莱恩的货车也不是能随叫随到的。
那时，我正上小学一年级，跟伊莱恩的龙凤胎同班。伊莱恩比我母亲大一点儿，有一头蓬松的黑色鬈发，被光照到的时候，头上仿佛有光晕一样。母亲比伊莱恩年轻、敏感、聪明，但伊莱恩有丈夫、有自己的房子、有个完整的家，母亲却没有。母亲只有我，而我有两个职责：第一，保护好她，这样她才能把我保护好；第二，塑造她、磨炼她，这样她才能应对这个世界，就像拿砂纸给漆面抛光一样。
“左拐还是右拐？”一路上，伊莱恩总是在问。伊莱恩约好了去看医生，所以时间很紧。母亲有阅读障碍，但她说看地图没问题。她说地图就在脑子里，只要是去过的地方，就一定不会走错（即便需要数次尝试才能找对路），但我们还是常常迷路。
“左拐，”母亲指挥道，“不对，右拐。等等，好了，左拐。”
伊莱恩有些烦了，但母亲一点儿歉意都没有。她的样子，似乎是跟救命恩人也要平起平坐。
阳光照在我的腿上，犹如花边一样。空气潮湿，弥漫着刺鼻的月桂树和泥土的味道。
帕洛阿尔托四周的山丘都是地壳挤压而成，“我们这是在断层线上，”母亲说道，“要是现在闹地震，咱们就被埋了。”
我们找对了路，前面是树木掩映的私人车道，车道尽头是草坪。草坪是圆形的，刚迸出嫩芽，看上去很软。房子共有两层，山墙屋顶，木瓦白灰，玻璃长窗，光线充足，这是我画画时常画的那种房子。
我们按下门铃，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应门，母亲扭了扭门把手。
“锁着的。”她说道，“该死，他不会露面了。”
母亲绕着房子走了一圈，看看窗户和后门有没有开着。“都锁了！”她叫道。我倒是觉得这房子不一定是我父亲的。
这时，母亲走回前门处，抬头看了看框格窗。窗子太高了，够不到。“我爬上去试试。”说罢，她踩着洒水喷头登上排水管，双手抓住窗台，身子贴在墙上，又找到一处落脚点，攀了上去。
我和伊莱恩仰头看着。我吓坏了，怕她摔下来。
父亲本应在家等着我们，给我们开门，邀请我们进去。或许他还会让我们看看其他用不到的家具，让我们再来拉走。
然而事与愿违，事到如今，母亲像做贼一样爬进屋里。
“走吧，”我喊道，“咱们不该来的。”
“希望里面没装警报器。”母亲说道。
这时她够到了壁架。我屏住呼吸，等着警报器响起，但安静如常。母亲拨开窗户闩，支起窗户，一条腿探进窗户里，另一条腿跟着也进去了，片刻过后，她已从前门而出，站在了阳光下。
“进来吧！”她说道。我向门内看去：阳光反射在木地板上，很高的屋顶，冷清、空旷的空间。穿窗而入的阳光仿佛地板上的湖泊一般，各个房间则暗了一些，空气中有种淡淡的好闻的霉菌味和焚香味。那一刻，我跟父亲建立了联系（后来也是）。
母亲和伊莱恩一人抬着沙发的一头，出了前门，走下台阶。“不算重。”母亲说道。她让我站在一边。沙发表面是亚麻布，其边缘由酒椰叶纤维编成，靠垫是乳黄色的，上面有红、橙、蓝的贴布印花。此后很多年里，我喜欢拈起这些花瓣，试图把手指探进下面。
母亲和伊莱恩动作迅速而认真，好像带着怒气。母亲的一缕头发从发带里掉了出来，垂在脸边。她们把沙发搬上货车，又返回屋里，搬出跟沙发配套的一把椅子和一个搁脚凳。
“好了，走吧。”母亲说道。
车后座满了，我只好坐在前座，坐在母亲的腿上。
母亲和伊莱恩兴高采烈。沙发拿到了，伊莱恩看医生也不会迟到。而我担心和警惕的正是这一刻：母亲精神愉悦、心满意足的时刻。
伊莱恩把车开出私人车道，驶上双车道公路。过了一会儿，两辆警车从对面高速驶过。
“可能是来抓我们的！”伊莱恩说道。
“咱们会蹲监狱的！”母亲笑道。
我听不懂她那得意扬扬的调子，要是被抓了，我们母女俩就得分开了。据我了解，大人和孩子不是关在同一个监舍里的。
第二天，父亲打来电话，问道：“你闯进我家把沙发搬走了？”他笑了。他说，家里装了无声警报器，母亲进去的时候，警局里的警报就响了，随后四辆警车飞奔他家，我们刚离开他们就到了。
“是啊。”母亲答道，语带炫耀。
此后很多年，我一直想着那个无声警报器以及差点被抓的事，久久不能释怀。
“我是你爸爸”
1972年，我的父母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cupertino）的霍姆斯特德高中（homesteadhighschool）相识。那时他高三，她高二。
每个星期三晚上，母亲都会跟几个朋友在校园里拍摄一部学生动画电影。一天晚上，母亲站在聚光灯下，等着将黏土人偶搬走。这时，父亲走到她跟前，递给她一张纸，上面打印着鲍勃·迪伦的一首歌词：“低地的愁容女士（sad-eyedladyofthelowlands）”。
“看完了还给我。”他说道。
在拍摄间歇，母亲画画，父亲则在一旁拿蜡烛为她照明。
那年夏天，他们同居了。他们的小房子位于史蒂文斯山谷路（stevenscanyonroad）的尽头，父亲负责房租，钱来自售卖他与朋友沃兹一同制作的“蓝盒子”。沃兹是一位工程师，比我父亲年长几岁，怕见生人但待人热情，长着一头黑发。他和父亲在一家科技俱乐部相识，成了朋友和搭档，后来一同创立了苹果公司。“蓝盒子”能发出控制信号声，通过它可以免费拨打电话（非法）。他们俩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电话公司的书，书里介绍了交换机控制信号的原理。把“蓝盒子”放在话筒旁边，盒子发出控制信号声，电话公司就会为你连接对方的线路，打全世界的电话都行。我父母租住的房子近旁，邻居养了几只攻击性很强的山羊，每次他们开车回来，父亲都会牵制山羊的注意力，让母亲快跑进门，或者两个人一起跑，父亲护在靠近山羊的一侧。
那时，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刚刚离婚，外祖母得了精神病，且越发严重，母亲在外祖父、外祖母两个家之间奔波。外祖父因公外出，常年不在家。外祖父不同意父母同居一事，但并未过多阻拦。我的祖父名叫保罗（paul），对他俩同居的事大怒不已。我的祖母名叫克拉拉（clara），为人仁慈，是双方父母中唯一一个到父母住处吃过晚饭的人。当天的晚饭，父母为祖母做了浓缩罐头汤、意面和沙拉。
那年秋天，父亲考入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reedcollege），在那里上了半年学，然后就辍学了。父亲和母亲分手了。母亲对我说，他们俩其实并未认真地谈过感情的事，从恋爱到分手，什么都没说。在分手之前，母亲就开始跟别的男生约会了。母亲还说，父亲明白母亲已经离开了他，伤心到连路都不会走了，只是踉跄而行。我很惊讶母亲竟然是主动分手的那个人，后来我还奇怪，是不是因为这个，父亲在我出生之后才会对母亲心怀恨意。母亲说，父亲那时只是一个大学辍学生，人生毫无目标，极度需要人的陪伴，哪怕她时时刻刻守在他身旁都不够。
父亲和母亲都去过印度，但不是结伴去的。父亲去印度待了半年，回国之后，母亲才去那里待了一年。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去印度的目的，是见圣者尼姆·卡洛里·巴巴（neemkarolibaba），但他到达时，圣者刚刚去世。圣者的修道院准许父亲在那里住了几天，他住在一个白色的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床，还有一本书，书名是《一位瑜伽修行者的自传》。
两年后，父亲与沃兹共创的苹果公司开业，父亲和母亲和好了。他们住在库比蒂诺一栋深褐色农场风格的房子里，同住的还有一个名叫丹尼尔（daniel）的人，他跟我父母都在苹果公司工作。母亲在包装部门工作。她开始攒钱，准备离开郊区，离开情绪多变的父亲，去帕洛阿尔托一家名叫“大地”的餐馆工作。这家餐馆位于大学路（universityavenue）与爱默生路（emersonstreet）的交叉口，以绿色食品闻名。母亲做了节育手术，在体内放了节育环，但后来节育环脱落了，可她并不知情（这种情况在放置节育环术后不久偶有发生），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发现身孕后的第二天，母亲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当时他们俩站在厨房中央，四周没有家具，只有脚下的一小片地毯。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怒不可遏，他紧咬牙关，不知嘟囔着什么，然后便冲出家门，开车走了。母亲猜想他一定是去见律师了，或是某个让他“别再跟她说话”的人，因为从那以后，父亲就对此不置一词了。
就在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之前，苹果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为她提供了一份学徒工作，负责电脑蓝图的绘制。但随后发生的这一系列变故，让她忘了答复此人。她也觉得怀着父亲的孩子还在公司工作很尴尬，于是便辞去了包装部门的工作，寄居在几个朋友的家里。她靠救济金生活，没有车，也没有收入。她想去堕胎，可不断地梦到自己双腿间被焊枪喷射，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想生下孩子让人领养，可生育部门那位信得过的女士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了。有一段时间，她找到了一份家庭清洁工的工作，并在拖车上住了一段时间。怀孕期间，她参加过四次静坐冥想的活动，部分原因是那里的食物很丰盛。父亲一直住在库比蒂诺，直到买了蒙堤圣利诺的房子才搬走，也就是我们搬走沙发的那栋房子。
1978年，我的父母都是24岁。那年春天，在俄勒冈，在父母共同的朋友罗伯特的一个农场里，在两位产婆的帮助下，我出生了。分娩过程从头到尾用了三个小时。罗伯特为我们拍了照片。几天过后，父亲来了。他不断地对农场里的人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可无论如何，他还是坐飞机来看我了。我长着黑头发和大鼻子，罗伯特指着我对父亲说：“她长得真的太像你了。”
父母把我抱到田间，将我放在一块毯子上，然后一起查看宝宝起名书。父亲想为我取名“克莱尔”，他们俩看了好几个名字，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他们不想要缺乏独创性的名字，最好是一个长名字的减缩版。
“叫丽莎怎么样？”母亲最后问道。
“好，就叫这个了。”父亲高兴地回答道。
第二天，父亲就走了。
“丽莎是不是从伊丽莎白缩写来的？”我问母亲。
“不是，我们查过了，丽莎是个单独的名字，不是缩写。”
“可是他不承认是我的父亲，你又为什么要让他帮忙取名字？”
“因为他本来就是你父亲。”母亲答道。
在我的出生证上，母亲把他们俩的姓氏都写上了，但我随她的姓：布伦南。母亲在出生证四周的空白处画了一圈空心的星星。
几周之后，母亲带着我住进了她姐姐凯西（kathy）的家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叫爱德怀特（idyllwild）的小镇上。母亲仍然靠着救济金生活，父亲既不来探望我们，也不肯出子女抚养费。我们在姨妈的家里住了五个月后搬走了，从此开始了不断搬家的生活。
在母亲怀孕期间，父亲正忙于研发一款新电脑，后来这款电脑被命名为“丽莎”（lisa）。它是“麦金塔”（macintosh）电脑的前身，是第一款主打大众市场的个人电脑，配有像大块奶酪一样大的鼠标，有内置软件和标有lisacalc和lisawrite标签的软盘。但由于价格昂贵，“丽莎”成了一款失败的商业产品。父亲又转去组建新的团队，用mac系列取代并颠覆了它。后来“丽莎”电脑停产，三千台余货在犹他州洛根市的垃圾填埋场被付之一炬。
一直到我两岁之前，母亲都靠帮人打扫房子、在餐馆当服务员来添补家用。父亲一点儿忙都不帮，外祖父和姨妈也只能略尽微薄之力。有名牧师的妻子在教堂里开了个日托中心，母亲在里面找到了一份帮人看孩子的工作。还有几个月，我们住在一栋提供给考虑领养小孩的女性的房屋里，这个住处还是母亲在一个公告牌上看到的。
“你哭，我也跟着你哭。那时我太年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看到你伤心，我也一起难过。”谈起那些年的经历，母亲如此说道。这些似乎都不是很好的事情，杂糅在一起，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幼年的经历使我变得更能体谅他人，有时候甚至能和对方感同身受。父亲的缺席使得母亲的种种选择显得更加荒唐欠妥，犹如黑色幕布前上演的一出荒诞剧。
后来我责怪她，说她使我变得难以在有动静的房间里入睡。
“小时候，你应该多让我在嘈杂的环境里睡觉。”我说道。
“可周围没有别人，”她答道，“我能怎么办——敲盆子、敲碗吗？”
我1岁时，母亲在大学剧院（varsitytheatre）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大学剧院位于帕洛阿尔托，是一家艺术剧院，同时也是一家餐馆。她还在附近的市中心幼儿园为我找到了价格便宜、服务优质的日托。
1980年，我2岁时，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sanmateocounty）的地方检察官为子女抚养费一事起诉了父亲。检方想让他支付子女抚养费，并偿还地方政府拨付给我们的救济金。这起诉讼是由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代表我母亲发起的。父亲却否认他是我的生父，在宣誓做证时说自己不育，并指称我的父亲另有其人。随后法庭调取了父亲指认的那个男人的牙科及医疗记录，发现并不匹配。他的律师辩解说：“在1977年8月至1978年1月，原告与某一位或某几位男性发生关系，被告对这些人的信息一无所知，但是原告都知道。”
于是法庭要求给我做dna测试。这是一种新的测试方式，取的是血液而非口腔黏膜细胞。母亲说，护士在我的胳膊上找不到血管，就拿着针管乱扎一气，我大哭不止。父亲当时也在场，因为法庭要求我们同时到医院做检测。在候诊室里等待结果时，父亲和母亲都对彼此保持了克制。结果出来了：我和父亲的血缘相关概率高达94.4%，是截至当时医院所能检测出的最高值，我被证明是父亲的亲生女儿。法庭判决父亲偿还6000美元的福利金，并要求每月支付385美元的子女抚养费（后来，他涨到了每月500美元），还要为我支付医疗保险，直到我年满18岁。
这起案子的编号是239948，原告是圣马特奥，被告是我父亲，案卷现以微缩胶片的形式保存在联邦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上，父亲用小写字母签名，这是他后来的签名里较少使用的一种版本。母亲的签名紧凑而扭曲，她一共签了两次名字，一次在签字线下面，一次在线上。其实她还签了第三次，但刚一落笔就画掉了，如果签上的话，会位于所有签名的最上方。
这起诉讼案在父亲律师的催促下，于1980年12月8日正式结案。母亲起先很纳闷：为什么打官司拖了好几个月，结案却如此积极？四天后，苹果公司正式上市，一夜之间，父亲的身家超过2亿美元。
当时，我和母亲租住在门罗公园（menlopark）橡树林大道（oakgroveavenue）的一栋房子里，在法庭结案之后苹果公司上市之前，父亲来家里看过我一次。我其实不记得那次来访了，但那是我在俄勒冈出生之后第二次见到他。
“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把挡在眼前的头发撩到一边，问我。
我那时才3岁，哪里知道这些。
“我是你爸爸。”他说道。
“说得好像他是达斯·维德似的。”母亲后来给我讲《星球大战》时，又提到了这件事。
“我会是你认识的人里最重要的那一个。”他接着说道。
和母亲相依为命
家门口的大街两侧，胡椒树低垂枝丫，粉红色的果实抬手可得，放在手里一捏，就“啪”的一声裂开了。胡椒树叶的形状跟动画片里的鱼骨头一样，在风中轻轻摇曳。鸽子咕咕地叫着，像跑调的木管乐器。树干旁的人行道上，地面偶有隆起和裂缝。
“那是树根，不是树干。”母亲解释道，“它们的劲儿很大，能把水泥顶开。”
我跟母亲一起淋浴，溅到墙上的水珠又沿着墙流下来，水珠就像动物一样，或缓或疾，蜿蜒而下，留下一道道水痕。淋浴间封闭而阴暗，铺着瓷砖，挂着帘子。母亲打开热水阀时，我们俩会一起大喊“毛孔开啦”；打开冷水阀时，我们就喊“毛孔关啦”。母亲跟我解释说，毛孔是我们皮肤上的小孔，它们热胀冷缩。
莲蓬头下，她抱着我，我依偎在她怀里，哪次都分不清我俩究竟谁先洗谁后洗。
她想当个好妈妈，同时希望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每次搬家，她总会带着两本大册子：一本是我出生以来的影集，另一本是她称为作品集的画册。影集是我很希望她扔掉的，因为里面有我光屁股的照片，而那本作品集，我却非常担心她会弄丢。
母亲的作品集里都是她的画作，每一张都包裹着塑料纸，把它称为“作品集”会显得很有档次。我喜欢一页页地翻看里面的画，享受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在一幅铅笔画中，一个女人坐在窗边的办公桌前，一阵风吹过，她的头发像扇子一样绽放，桌上的白纸飘飘扬扬，仿佛纷飞的白蛾。
“我喜欢她的头发，”我说，“我喜欢她的裙子。”我怎么看都看不够画中的女人，我想变成她那样，或者让妈妈变成她那样。
画这幅画时，母亲坐在桌前，用的是一支自动铅笔和一块橡皮，还有她的手掌根，在画的过程里母亲时不时地会吹掉纸上的墨粉和橡皮屑。我喜欢铅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喜欢听母亲画画时平缓而悠长的呼吸。她是带着好奇心在作画，而不是自视为画的主宰，似乎她并非落笔之人。
这幅画打动我的地方是它的真实性。每一处细节都像照片一样精确，但画中的场景却如梦似幻。我喜欢画中女人的样子：铅笔裙、纽扣衬衣，在纷飞的纸片中泰然自若、端庄高贵。
“这只是一幅插画而已，算不上艺术品。”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多画一些，她不屑地回答道。（她的意思是，这幅画只是一件商业作品，不如她其他的正式画作那样精美，但是我看不出这二者的区别。）她接了一个项目，为一本名为《巨商》的书绘制插画，这幅画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没有车，所以每次出门时，母亲就骑自行车载着我，把我放在后座的儿童椅里，我们在树荫下的人行道上骑行。有一次，迎面而来另一个骑车的人，母亲朝一侧转车把，没想到对方也是，结果双方就撞车了。我们俩摔倒在人行道上，手和膝盖都擦破了。然后，我们俩坐在旁边的草坪上缓了一下，母亲啜泣着，弯曲着膝盖，将短裤卷起，一个膝盖擦破了皮，流着血。那个骑车的男人想帮忙来着，却无从下手。母亲哭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她伤心的原因绝非仅仅是撞车摔伤。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想出去散步，但那天母亲心情不好，不愿出门。我求着她，缠着她，最后她才同意和我一起出门。在路上，我们看到一辆叶绿色的大众掀背轿车，车上贴着一张告示，写着“车主转让，700美元”。母亲绕着车转了一圈，还透过车窗看了看里面的情况。
“丽莎，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我们正好需要一辆。”
母亲记下了车主的名字和电话。后来，外祖父带她去了他公司的贷款部门，共同签署了一份贷款协议。后来说起这件事时，母亲对我当晚拉她出门的行为大加赞赏，似乎我立了大功一样。
母亲喜欢边开车边唱歌。琼妮·米切尔的《蓝》（iblue/i）、《泰迪熊的野餐》（itheteddybears’picnic/i）、《魂断奈何桥》（itomdooley/i），她都唱过，唱什么歌随她的心情而定。我记得有一首歌唱的是请求上帝赐给她一辆汽车和一台电视机。高兴时，她唱irockyraccoon/i，歌里有一段音调忽高忽低，却没有歌词，就像爵士乐里的衬词唱法一样，每当听到这里，我都会因为感到尴尬而大笑起来。当时我以为那首歌是她瞎编的，因为它太古怪了，不像一首正经的歌曲，几年之后，当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披头士在唱这首歌时，很是吃惊。
当时，美国由里根总统执政，里根诋毁社会上的单亲母亲及福利母亲，将她们称作“手里拿着政府的救济宣传册却开着凯迪拉克豪车的福利皇后”。母亲一谈到里根就说他是个白痴和骗子，说他坏透了，他还规定学校午餐里的番茄酱就算一道蔬菜。
就在那段时间，琳达姨妈（linda）——母亲的妹妹——来看我们。琳达姨妈在超级剪（supercuts）连锁理发店工作，正攒钱打算买一套公寓。当时我们母女俩身无分文，琳达姨妈说她开了一个小时的车过来，给了我母亲20美元，让她用来买食物和尿布。母亲用这份钱买了食物、尿布，还买了一束雏菊和一小包带图案的手工纸。钱一到我们手里就花得极快，像着了火一样，瞬间就没了。我们要么是仅有一点儿余钱，要么是钱不够花。母亲既不会攒钱也不会挣钱，可是她偏偏又爱美。
据琳达姨妈回忆，她走进屋里，看见我母亲正坐在沙发床上，手拿电话哭诉：“史蒂夫，我们需要钱，请给我们寄点儿钱吧。”当时我只有3岁，还很小，只见我一把夺过母亲手里的电话，对着话筒说：“她只是要些钱，听懂了吗？”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他有多少钱？”几年之后，我问母亲。
“你看这个，”母亲指着一片橡皮大小的白纸说道，“这好比是我们有的钱。再看那个，”说着，她指了指一大卷白色的牛皮纸，“那就是他有的钱。”
这段对话发生在我们从大浩湖（laketahoe）搬回来之后。当初我们俩开着绿色的大众去大浩湖，与母亲的男朋友住在一起。他曾是一位著名的攀岩爱好者，像岩壁上的纽瑞耶夫一样，后来他肌腱受伤，手术又不成功，右手无名指废了，从此告别攀岩。他开了一家户外用品生产公司，母亲为他公司生产的靴罩等运动装备画图，同时在一家餐馆兼职当服务员。后来，在他们分手后，他转行去推销吸尘器，并重拾基督教信仰，但是当时的攀岩杂志里仍会时不时地刊登他的事迹。有一天，在一家杂货店里，母亲指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挂在悬崖上的攀岩者——对我说道：“这个人就是他，他曾是世界级的攀岩爱好者。”在巍峨巨峰的背景中，他就像块小石头一样难以辨识。他经常带我穿过斯凯兰迪亚公园（skylandiapark）的雪松林到海边去玩，我无法确信封面上的那个人就是他。
“再看这个，”说着，母亲翻开另一本杂志，“这是你爸爸。”这张脸我认识。父亲当时很帅，他一头黑发，嘴唇红润，笑容很有魅力。那个攀岩爱好者留给我的印象很模糊，而我父亲却很深刻。虽说前者照顾过我，但只给我留下了微弱的印象，我很惭愧，同时也为这份惭愧而自责，毕竟他才是童年时陪伴过我的人。
我和母亲在大浩湖生活了近两年，直到她跟那个攀岩爱好者分手并且搬回湾区生活。
就是在那段时间，关于父亲的一些说辞流传出来。1983年1月的《时代周刊》上，刊登了父亲及“年度计算机”的文章。当时我只有4岁，文章中，父亲暗示母亲与多名男子发生过关系，并且母亲还说过谎。文章中还提到了我，他说“美国28%的男人都可能是她的父亲”——或许是他篡改了dna测试的结果吧。
读到这篇文章之后，母亲深受打击，她行动迟缓、面无表情，做晚饭时厨房里也不开灯，只凭橱子下面的一盏暗光灯照明。但是几天后她就恢复如常，重新变得幽默起来。她给父亲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光着身子坐在屋里的椅子上，脸上戴着配有大鼻子和大胡子的搞怪眼镜。
“她就是你的孩子！”母亲在照片的背面写道。父亲当时留着大胡子，戴眼镜，鼻子很大。
作为回应，父亲给母亲寄来一张500美元的支票。母亲用这笔钱搬回了湾区，在门洛帕克与人合租了一栋房子，房子位于艾维大道（avyavenue），合租的人是个养蜂的嬉皮士。
我们从大浩湖搬回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请我们去参观他的新房子。我已经好久没见过他了，在此之后，又是很久未能谋面。所以，后来回想起那天时，当天的记忆——古怪的房子、陌生的父亲——都很不真实，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
那天，父亲开着保时捷来接我们。
他的新房子里没有家具，只有几个洞穴般的房间。在一个潮湿的大房间里，在地面凸起的平台上，我和母亲发现了一台教堂管风琴，风琴下面是一排木质脚踏板。另外两个房间里，花格墙上是满满的数百根金属管。这些管子粗细不一，有的很粗，我都能钻进去；有的则很细，比我的尾指指甲还细，每根管子都竖立在特制的木头底座里。
我看到一个室内电梯，就来回坐着玩，最后父亲说：“行了，别玩了。”
外面在私人车道上看到的，其实是房子较窄的一面，对着草坪的那一面才大，白色的巨大拱门，艳红色的三角梅犹如波浪一般。“这房子跟屎一样，”父亲对母亲说道，“建得跟屎一样，我打算推倒重建。我是为了这里的树才买的。”我大吃一惊，但他俩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向前走。买这样一栋豪宅，真正在意的却是院子里的树？在我下次过来之前，他会不会已经把房子拆了？
父亲发“s”这个音时，很像把燃烧的火柴丢入水中的声音。他走路时身子前倾，仿佛是在登山，他的膝盖似乎总是伸不直。他黑色的头发耷拉在面前，总是轻轻甩头以免被其挡住视线。被黑亮的头发一衬，他的脸显得很帅气。跟他走在一起，沐浴着明亮的阳光，闻着土壤和树木的味道，感受着空旷的院落，真是令人着迷又兴奋。有一次，我发现他正在瞟我，那是一双褐色的眼睛，目光锐利、平静而冷淡。
他指着草坪另一端的三棵大栎树，对母亲说：“我买这栋房子，就是为了它们。”
他是在开玩笑吗？那时的我完全听不出来父亲说这句话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树龄多大了？”母亲问道。
“两百年。”我的胳膊只能环抱住树干最细的部分。
我们转身向房子走去，来到一个大池塘边上，池塘位于一片草地中央，草地久未打理，杂草长得又高又乱。池塘表面，有一层密密麻麻的死虫子：黑蜘蛛、盲蛛；还有一只折翅的蜻蜓，几乎看不到下面；还有一只死青蛙，白肚皮朝上浮在水面；还有很多枯叶，池水因此变得稠乎乎的，浑浊不堪，像一池墨汁似的。
“看上去你得好好清理一下池子了，史蒂夫。”母亲说道。
“或者我干脆把它填平算了。”父亲说。当天晚上，我梦见池塘里的虫子和小动物们像龙一样从水里飞起，直上云霄，只留下蓝绿色的水面和粼粼白光。
几周之后，父亲给我们买了一辆银色的本田思域，替换了原先的绿色大众。后来我们开着这辆本田去了很多地方。
几个月后，母亲打算外出度个小假，于是连夜开车带我去了哈滨温泉（harbinhotsprings）。返程的路上已是深夜，还下着雨，山路蜿蜒，离家还有两三个小时车程时，我们迷路了。驾驶位的雨刷很好用，但我这边的雨刷中间弯了，在玻璃上刮过时，总会留下一道弧痕。我这边的挡风玻璃上，还有一道裂痕，很可能是鹅卵石击中玻璃造成的。
“什么都没有，我们一无所有。”母亲突然说道。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接着她就开始哭了起来。她的哭声音调很长，连绵不断，就跟拉弦一样。
对于一个28岁的单身妈妈而言，独自养育孩子的难度还是远远超过她的预想。她的家人也爱莫能助：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吉姆（jim），借给母亲几笔小钱，还给我买了第一双结实的鞋子，但除此之外再无帮助。她的继母名叫法耶（faye），偶尔帮母亲照看我，但她不喜欢小孩子在她家里，怕会弄乱她的家具。她的姐姐凯西也是一位单身母亲，孩子也还小。她的两个妹妹都已长大离家，有了自己的生活。母亲因未婚生女感到羞耻，她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
我们经过白天走过的山丘，白天的时候看去，它们光滑而柔和，仿佛驼峰一样。但在夜空的衬托下，山丘却显现出荒凉的轮廓。母亲哭得更凶了，一路啜泣不已。我默默地听着，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迎面开过来一辆车，借着射来的片刻灯光，我才瞥了母亲一眼，看清了母亲哭泣的脸。
“我想我们好像错过出口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雨下得更大了，她把雨刷调快了一些。雨水瞬间填满雨刷刮出的半圆，又瞬间被雨刷刮掉。
“我不想再这样活了！”母亲啜泣道，“我不干了！我活够了！去他的！”她大声地咒骂，很是刺耳。我捂住了耳朵。“去他的！去！他！的！”她朝着挡风玻璃大骂不已，似乎是玻璃惹得她生气。
我那时4岁，就坐在她旁边的副驾驶座上，被儿童安全座椅的两根保险带牢牢地固定住（那时儿童安全座椅还能放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一辆辆经过的汽车，看着前后左右的汽车，我幻想着一个平静的环境，我真希望自己能身处别的汽车里。如果她能像之前一样，能像在白天一样，那该多好，她的两面简直判若两人。她后来跟我说，尽管她的哭喊难以自抑，但她知道我已经懂事了，能记住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我一无所有，”她说道，“过着跟屎一样的生活，狗屎一样。”她呼吸不顺，上气不接下气，“我不想活了！这叫什么日子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的声音因哭喊而变得沙哑，“这该死的生活！”
她一边哭喊，一边猛踩油门，汽车向前疾驰，飞速碾过路面，窗外的雨点像横飞的唾沫，她似乎是要用发动机的轰鸣来代替嘶喊。
“去他的《时代周刊》，去他的，滚！”两相比较，“滚”比“去他的”更为短促有力，听得我胸口一阵闷痛。她长喊一声，却只有声音，没有内容。她猛烈地摇头，头发乱舞，接着她龇牙咧嘴，手掌猛拍仪表盘，吓得我一哆嗦。
“怎么了？”看到我吓一跳，她朝我吼道，“怎、么、了？”
我一动不敢动，成了一个坐在副驾驶座、不敢有任何想法的小女孩。
突然间，她猛打方向盘，车下了高速路；我原以为她是要撞翻车自杀，转而发现其实是开下了坡。
她把车停在路边，踩下刹车，伏在手臂间哭着，后背一耸一耸的。我被她的悲伤情绪包围着，无法逃离，也无能为力。几分钟过后，她开动汽车，经过高速天桥上了另一条路。虽然她还在哭，但情绪缓和了一些。跟祈祷似的，我暗暗向挡风玻璃上那个被鹅卵石打破的裂孔请求，请它帮我看着路，然后我就睡着了。
在她最为绝望、哭喊最大声的时候，虽然明明知道在这漫天雨帘的颠簸的汽车里只有我们母女二人，但我依然能感觉到身边有个平静镇定的“东西”。它亲切善良，心系我们母女，即使它无法干涉和改变现实，或许它就坐在汽车的后座上。它不能使母亲的悲怆停止，它无能为力，却默默注视，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后来我不禁纳闷，那是否是我成年后的某个灵魂，她穿越回来，在汽车里、在母亲身边，陪伴着年幼的我。
第二天上午，我们看见合租的养蜂男人在院子里。他身穿白色的养蜂衣，袖子连着手套，帽子上缝着防护网，他的蜂都在小院的一个板条箱里。房子的后面，是附建的厨房，我和母亲就在厨房里，看着院子里的情况。他向我打招呼，示意我出去看。
“不用怕。”他说道。
“她对蜂过敏。”母亲朝他喊道。以前我踩过一只蜂，结果脚肿了起来，一个星期不能走路。
“我的蜂心情很好，不会蜇人的。”说着，他摘下帽子，让我们看到他的脸。“这是蜜蜂，对人很友好。”
“但你还穿着养蜂衣，”母亲说道，“她可穿着短裤呢，一点儿保护都没有。”
“那是因为我得到箱子里取蜂蜜，要把它们熏出来。不然的话，我也会跟你们穿得一样，它们不会蜇人的。”他对我说道，“你知道吗，要是蜜蜂蜇了人，它们就死了。”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它们活得很快乐，你又不会伤害它们，它们为什么要去蜇你而丢了自己的性命呢？”
“你确定？”母亲再次问道。这似乎和我们想象的不符，但我们确实对蜜蜂一无所知。
“对啊。”那人答道，戴上了帽子。
我还从未近距离地看过蜂房呢。
“好吧……”母亲半信半疑。我走到他跟前，低头看蜂房的热闹情景。密密麻麻的蜜蜂犹如天鹅绒一般，像一张闪亮的褐色地毯。有的蜜蜂飞得高一些，盘旋着，就像细线牵扯的小气球一样。一只蜜蜂落在我的脸颊上，转着圈地爬。我并不知道，那是攻击的前兆。我抬手想把它轰走，它却紧趴在我的脸上，接着就把我蜇了。
我跑进屋里找母亲，她把我拽进厨房，厨房的窗户是开着的，从外头能听到厨房里的声音。
“你脑子有病吗？”她朝那人吼道，一边翻找了几个橱柜。她拿出苏打粉，放在碗里，用水调成糊状。“你也真是傻大胆。”说着，她蹲在我身边，用镊子把蜂针拔出来，用手指肚把苏打糊抹在我的脸上。这时，我的脸已经开始肿了。
“真是个蠢货，”她咕哝着，“他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却跟一个小女孩说没有危险。”
当我们手里有点闲钱的时候，我们就开车去德尔格食品超市（draeger’smarket）。那里的熟食店柜台后，有一面墙的烤肉炉，炉子里是慢慢转动的烤肉，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土腥味和蒸汽味。烤鸡的生熟一眼可辨：不熟的是亮白色，表面是一层橙色的调料粉；烤熟的则是褐色且表面光洁。母亲取了号。
“来半只烤鸡，谢谢。”轮到我们时，母亲对柜员说。他拿一把类似园艺剪刀样的刀子把烤鸡一劈为二，刀刃经过时，鸡肋发出动人的脆裂声。接着，他把半只鸡放进一个白色银边的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