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解狄拉克方程吗？
我在巴西那年的岁末，收到了惠勒教授的来信，说在日本将有一个理论物理学的国际会议，我喜欢不喜欢去？日本在战前有几位有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以及仁科芳雄等——但这次会议，是战后日本恢复生机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认为应该去帮助他们。
惠勒还随信寄来了一本军用短语手册，他写道，我们大家都学点儿日语，会很有意思。我在巴西找到了个日本妇女，教我发音，我还练习用筷子夹起纸片儿，读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东西。那时候，对我来说，日本很神秘，到这么一个奇怪而奇妙的国家，该是很有趣儿的，所以我很用功。
等我们到了那儿，大家在机场见了面，我们被送到东京的一家旅馆。这旅馆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这是模仿欧洲旅馆里头的小个子家伙，穿着一身制服，活脱就是菲利普·莫利斯（philipmorris）。我们这不是在日本；这明明是在欧洲或者美国嘛！送我们到房间的那家伙，磨蹭着不走，把窗帘拉来拉去，等着你给他小费呢。什么东西都像是美国的。
我们的主人把一切都安排妥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的楼顶上吃晚饭，为我们服务的女人，打扮是日本的，可菜单是英语的。
为了学会几个日语短语，我遇到的麻烦可不少。到晚饭将近结束的时候，我对女服务员说，“kohi-omottekitekudasai.”她一鞠躬，退一边儿去了。
我的朋友马沙克（marshak）一叠连声地说：“什么、什么？”
“我说日语呢。”我说。
“哈，装模作样！你走哪儿都没正经，费曼。”
“这话怎么说的？”我说，语气很正经的。
“那好，”他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让她拿咖啡来。”
马沙克不相信。“我跟你打赌，”他说，“如果她把咖啡拿……”
女服务员出现了，端着咖啡，马沙克输了。
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学会了几句日本话——甚至惠勒，他还告诉大家都应该学日语呢，也一点儿没学会——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格的旅馆的书，我们住的旅馆应该完全跟这个不一样嘛。
第二天早晨，我把那个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日本家伙叫到我房间来，“我想住在日本风格的旅馆里。”
“这恐怕不可能啊，费曼教授。”
我在书上读过，日本人很礼貌，但也很固执：你得一直做他们的工作才成。因此，我拿定主意，跟他们一样固执，也跟他们同样礼貌。那是一场脑筋搏斗：这么来来回回的，折腾了30分钟。
“你为什么想去住日本风格的旅馆？”
“因为在这个旅馆里，我感觉不到我在日本。”
“日本风格的旅馆，一点儿都不好啊。你得睡在地板上。”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想看看是怎么个样子。”
“还没椅子哪——你呢，守着桌子坐地上。”
“没问题。那很好玩儿。那就是我要找的东西。”
最后，他才把难言之隐说了出来：“如果您住别的旅馆，汽车到会场的时候，得多停一站。”
“不用，不用！”我说，“早晨，我到这个旅馆来，在这儿上车。”
“那就妥了。好。”啰唆半天，都为这个——好像花费半小时才触及真实问题，倒无关紧要似的。
他走到电话机那儿，要给别的旅馆打电话；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了；又掉链子了。我又花了15分钟才发现，这次是为了信件收发的事儿。如果会上有什么消息，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该去哪儿传达。
“没问题啊，”我说，“我早晨来坐车的时候，就在这个旅馆拿走给我的信啊、材料什么的。”
“那成。好。”他打电话去了，最后，我们终于往那个日本风格的旅馆走了。
我们一到那儿，我就觉得值啊：太可爱了！前头呢，有个地方，好脱鞋；然后呢，有个女孩儿，穿着民族衣服——宽腰带——穿着木屐，悉悉索索，碎步而出，拿了你的东西；你跟在她后头，穿过走廊，走廊上还铺着草席子呢，把纸糊的拉门拨开，她呢，喳喳喳喳，小碎步走着。这整个太有意思了！
我们进了房间，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那家伙，一路跟来，疲惫不堪，然后用自己的鼻子碰一下地板；她呢，赶紧跪下去，也用自己的鼻子碰一下地板。我觉得自己好尴尬。我也应该用我的鼻子碰一下地板吗？
他们这么互相打了招呼，他认可了给我的这个房间，出去了。这实在是个好玩的房间。到处都是照规矩弄的、符合标准的东西，这现在你都知道；可当时，在我看来，都无不新鲜。有个小壁龛，里头还有一幅画；一个花瓶，漂漂亮亮地斜插着几枝褪色柳；一方小桌，地板上放着，近旁铺好了软垫；屋子尽头，是两扇拉门，迈步出去，便是花园。
照顾我的这位太太，是位中年妇女。她帮我宽衣解带，给了我一件尤卡塔，就是一件简朴的蓝白便服，好在旅馆里穿。
我开了门，欣赏这个可爱的花园，然后坐在桌子边，做点儿小小的工作。
我在那儿待了15或20多分钟，一件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抬眼一看，就在花园那厢，在门口那儿，门边还有帘子，我瞥见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日本妇人，一身华裳。
关于日本的风俗，我读过不少，我心里扑腾开了：谁派她来干吗。我暗想：“这，或许会非常有趣啊！”
她稍知英语。“您，花园，喜欢看看？”她问。
我套上和我穿的尤卡塔相配的鞋子，我们就步入花园。她挽着我的胳膊，指给我看这看那。
到头来，事儿是这样：她知道点儿英语，旅馆经理就想，或许我喜欢她带我去浏览一下花园——不过如此而已。我有那么点儿失望，当然；但这是文化相会呀，我也知道，想入非非，想的不是时候。
过了一阵子，照料我房间的那位妇人进来，说了点儿什么关于洗澡的话——用日语说的。我知道日本的洗澡，很有意思，迫不及待地要以身尝试，于是我说：“嗨！”
我在书上看到过，说是日本的洗澡，非常复杂。他们用好多的水，而水是在外头烧的，而且，你不可把肥皂弄进洗澡水里，那会把水弄脏，下个人还得用这水呢。
我站起来，迈进浴室，那儿有洗手盆，我听得见隔壁那家伙，也正关着门在家洗澡呢。突然之间，门儿拉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主儿，想看看这个不速之客是谁。“教授！”他用英语对我说。“别人在洗澡，您却闯进了洗澡间，这错得都离谱了！”那人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说，那妇人问过我，我想洗澡吗，此事无可怀疑；果真如此，她会为我善加准备，等洗澡间无人之时，她会禀告我的。世界上犯过如此严重的社交错误的，大有人在；幸运的是，我犯在汤川教授手里！
那个日本风格的旅馆，真是好玩；有人来访，尤其好玩。别的家伙来到我屋，席地而坐，谈吐挥霍。我们还坐不到5分钟，照料我屋子的那位妇人，就端着糖盘、茶盘进来了。好像你就是主人，这儿就是你自己的家，旅馆的工作人员呢，是帮助你招待宾客的。在美国，有客人造访你的旅馆房间，没人理你；你必得打电话叫人过来服务，如此等等。
在这个旅馆吃饭，也别有情调。那个把托盘送来的女孩儿，在你吃饭的时候，会待在这儿陪着你，所以你不觉得孤独。我没法和她好好聊聊，但不妨事儿的。饭也美妙。比方说，汤上来了，是盛在盖着盖儿的碗里的。你掀开盖儿，里头是一幅漂亮的画：小块的葱叶，就那样在汤上漂着；美哉。食物放在盘子里，样子如何，很讲究的咯。
我拿定主意，我得尽可能像日本人那样生活。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吃鱼。我从小到大，就不喜欢吃鱼；但是，在日本，我发现，不吃鱼，可有点儿孩子气了：我吃了很多鱼，而且吃得有滋有味。（等我回到了美国，我做的头一件事儿，是直奔鱼那儿。可怕——跟从前一样可怕。我受不了鱼。后来，我发现了答案：鱼必得非常、非常新鲜——要是不这么新鲜，它就有股子味儿，我烦这味儿。）
有一次，我在这家日本风格的旅馆里吃饭的时候，他们给我上了一个圆形的、硬硬的玩意儿，跟鸡蛋黄大小相似，放在一杯黄色液体当中。到目前为止，日本的什么东西，我都吃过；但这玩意儿，吓住我了：这东西够费解的，样子像个脑子。等我问那个女孩儿，那是什么玩意儿，她答道“kuri”。问也白搭。我琢磨着，它多半是个章鱼蛋什么的。我哆里哆嗦，吃这东西，因为我希望尽可能深入日本生活嘛。（我还记得“kuri”这词儿，好像我的命就系在这东西上——30年之后，我都没忘这事儿。）
第二天，我问开会的一个日本家伙，那叫人费解的东西，是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他，那东西难吃死了。“kuri”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那词儿的意思是‘栗子’。”他回答。
我学的那些日本话，有几句是很有用的。有一次，汽车等了好长时间也不开，几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语；让他们赶紧点儿！”
我说：“hayaku！hayaku！ikimasho！ikimasho！”——这意思是说，“走吧！走吧！快点儿！快点儿！”
我发现自己的日语失控了。我是从一本军事短语手册上学的这些短语的，那些说法想必是非常粗鲁的，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开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是的，先生！是的，先生！”车也立刻就开了。
日本的这次会，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在东京，另一部分在京都。在到京都的车上，我把日本风格的旅馆的一些事儿，告诉了我朋友亚伯拉罕·派斯（abrahampais），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都城旅馆”里，里头美国风格和日本风格的房间都有，派斯和我共用一个日本风格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料理我们房间的那个年轻女人，为我们准备了洗澡水，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阵子，她端着托盘回来送早饭。我衣服穿了一半。很客气地，她转朝我说“ohayo,gozaimasu”，这意思是“早晨好”。
派斯刚刚洗完澡，浑身滴答水儿，一丝不挂。她转朝他，同样安然自若，“ohayo,gozaimasu”。然后，把我们的餐盘儿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老天爷，我们文明吗！”我们意识到这么回事儿：在美国，如果一个女仆来送早饭，这个家伙站在那儿，赤身露体的，那就会有一声尖叫、一通做作。可在日本，大家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对于这些事儿，我们觉得，他们比我们更进步，更文明。
我那时正在捣鼓关于液氦的理论，我已经琢磨出了怎么用量子力学定律，来解释超流动性这种奇怪的现象。对这一成就，我觉得很自豪，想在京都会议上讲讲我的研究。
第二天晚上，在我讲话之前，有个晚宴，坐在我旁边的，不是别人，正是昂萨格教授，液态物理学和液氦问题的一流专家。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可金口一开，便掷地有声。
“呃，费曼，”他说，嗓子粗哑，“我听说，你已经明白了液氦的事儿。”
“那个，是……”
“哼。”整个晚宴，那就是他对我说的全部的话！不太怎么提情绪啊。
第二天，我发表了讲话，把液氦的一切都解释清楚了，到末了，我抱怨说，我还有点儿东西没有琢磨透：就是说，液氦从一态到另一态的转化，是属于第一序列（如在固体融化或者液体沸腾的时候——温度是恒定不变的），还是属于第二序列（如有时候你在磁力现象中看到的那样，温度是不断变化的）。
昂萨格教授站起来，语气严厉：“哈，费曼教授，在我们这个领域中，初出茅庐啊，我想，他需要接受点儿指教。有件事儿，他是应该知道的，而我们应该告诉他才是。”
我想：“我的个老天爷！我招谁惹谁了？”
昂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费曼，根据基本原理，没什么人已经正确地琢磨出任何液氦状态转化属于什么序列……因此，他的理论不允许他正确地搞出这个序列，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不曾令人满意地理解了液氦的许多其他方面。”到头来，他这是恭维我呢；但从他开讲的那个派头看，我还真以为他要修理我一顿呢！
不到一天的工夫，我在房间里，电话响了。是《时代》周刊打来的。打电话的那家伙说：“我们对您的工作很感兴趣。您能否寄给我们一份拷贝？”
我从来也没上《时代》，我非常兴奋。我很为我的工作自豪，我的讲话在会上的反响也很好，于是我说：“当然！”
“好的。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这家伙把地址给了我。我感觉棒极了。
我重复了一遍地址，那家伙说：“没错儿。谢谢您，派斯先生。”
“哦，不！”我说，大吃一惊，“我不是派斯；你找的是派斯啊？抱歉。等他回来，我会告诉他，你有话跟他说。”
几小时之后，派斯回来了。“嗨，派斯！派斯！”我说，声音激动。“《时代》杂志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把你在会上的论文，寄给他们一份。”
“哎呀！”他说，“名声，是个婊子啊！”
我倍感震惊。
打那以后，我发现派斯说得对，但人在当时，我想，要是我的名字上了《时代》，那可真的美啊。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归心似箭，说哪个大学要我，我都去。日本人安排了一系列地方，够好几天参观的。
等到这一次，我已经和玛丽·娄结婚了，不管我们到哪儿，他们都热情招待。有个地方，他们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整套仪式，还伴以舞蹈，这通常是为大旅游团体表演的。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在船上遇到了许多学生。还有一个地方，市长见了我们。
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待在树林里的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地方，天皇来的时候，就待这儿。那是个很可爱的地方，周围都是森林，就是漂亮；选在溪流淙淙的这个地方，也是费了心思的。这地方有某种静谧之感，一种宁静的优雅气氛。天皇到这么个地方来小住，我以为，说明他比我们一般的西方人，对自然有着更细腻的感觉。
在每一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我就和他们讨论。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一般问题，然后写出一大堆方程式。
“稍等片刻，”我说，“这个一般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例子？”
“怎么没有；当然有啊。”
“那好。给我一个例子。”我得看例子：除非我脑子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看着它怎么走，我是理解不了任何一般的东西的。有些人，一开始还以为我迟钝呢，以为我不明白那个问题，因为我问了许多这种“傻瓜”问题：“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可是稍后，当这个家伙掉进方程式堆里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事儿，我就说：“稍等片刻！那儿，有个错误！那不可能对！”
这家伙看了看他的方程式，过了一阵子，他果然发现了那个错误，百思不得其解，“这家伙，一开始听不明白，可他怎么就能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方程式中间看出个错误呢？”
他以为我是在推演数学步骤，但我干的不是这个。对于他正在努力分析的那个问题，我有一个具体可感的例子；我本能就知道，我亲身体验着那个东西的属性。因此，当方程式说它会这么这么行为的时候，我知道那错了，我跳起来说：“等等！那儿有个错误！”
因此，在日本，除非他们能给我一个可感的例子，他们大多数人找不到个例子，我就不能理解任何人的工作，不能跟他们讨论。有些人倒是能给我一个例子，但那个例子经常稀松，你用一个简单得多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个例子所表达的问题。
由于我总是不问数学方程式的问题，而是问他们试图解决的那个问题的物理环境，一份在科学家中间流通的油印小报的标题，“费曼的轰炸，与我们的反击”，对我的日本之行做了归纳。（小报不起眼，可那是他们在战后搞出来的一种有效的交流系统。）
在走访了好几座大学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所”过了几个月。我很喜欢在那儿工作。一切都那么好。你来工作的时候，得把鞋脱掉，早上会有人过来给你上茶，那时你正想喝杯茶。这很是惬意。
在京都，我发了狠心想学日语。我用功得多了，学到可以打出租车转悠和做事儿的地步。一个日本人每天给我上一小时的课。
有一天，他教我“看”这个词儿。
“好了，”他说，“你想说，‘我可以看看您的花园吗？’怎么说？”
我造了一个句子，用了我刚学到的一个词儿。
“不成，不成！”他说，“如果你想对某人说，‘您想看看我的花园吗？’你就用第一个‘看’。但是，如果你想看别人的花园，你得用另一个‘看’，这一个更礼貌些。”
在第一个情况中，你实际上说的是这么个意思：“你愿意瞥一眼我这个邋遢的花园吗？”可是，当你想看另一个伙计的花园的时候，你一定得这么说：“我可否观赏您漂亮的花园？”这就是说，你必得用两个不同的词儿。
然后，他给了我另一个情况：“你到一个庙里去，你想看看那个花园……”
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用的是那个礼貌的“看”。
“不成，不成！”他说，“庙里的花园优雅得多，因此你一定得说出相当于这么一种意思的一句话：‘我可否瞻仰你们至为美妙的花园？”
一个意思，要用三个或四个词儿来说，因为我做那事儿，那事儿就寒碜；你做那事儿，那事儿就高雅。
我学日语，主要是为了技术上的事儿，因此我决定试试在科学家们中间，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第二天，在研究所里，我对办公室里的家伙们说：“‘我解狄拉克方程’这句话，用日语怎么说？”
他们说这样这样说。
“那好。现在我想说，‘你解狄拉克方程吗？’——你怎么说这个？”
“哈，你一定得用一个不同的词儿来说‘解’。”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我解这方程，你解这方程，做的不是同一件倒霉的事儿吗？”
“哈，是啊，可得用不同的词儿——那才更礼貌啊。”
我打了退堂鼓。我断定，我讲不来这种语言，不学日语了。
百分之七的答案
问题是要发现贝塔衰变的正确规律。看起来好像有两种粒子，名叫陶（τ）和西塔（θ）。这两种粒子，质量似乎完全相同，但是，其中的一种蜕变为两个介子，另一种却蜕变为三个介子。它们不仅是质量看来相同，寿命也相同，这真是一种怪异的巧合。因此，当时人人都关心这事儿。
在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报告说，在回旋加速器当中，这两种粒子在以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能量产生出来的时候，其数目也总是相同——有多少个陶，就有多少个西塔。
当然，有这么一种可能性：那是同一种粒子，有的时候衰变为两个介子，有的时候衰变为三个介子。但是，没人承认竟然有这种事儿，因为有一个定律，叫宇称律；这个定律基于这么一个假定之上：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镜像对称的，这就是说，一个东西，要是能变成两个介子，那它就不可能变成三个介子。
在那样一个特别的时候，我真的不怎么能跟得上事情发展的脚步：我总有那么点儿落后。人人都透着聪明劲儿，我呢，觉得自己跟不上趟儿了。无论如何，我跟一个名叫马丁·布洛克（martinblock）的家伙，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住一个房间。有天晚上，他对我说：“你们这帮家伙，干吗那么拘泥于宇称律？或许陶和西塔是同一种粒子。要是宇称律错了，那会有什么结果？”
我沉思了片刻，说：“那将意味着，对左旋和右旋来说，自然规律是不同的，意味着有办法以物理现象为右旋下定义。我认为这事儿不那么可怕，尽管这必定会带来一些糟糕的结果，可我不知道。你干吗不在明天问问那些专家？”
他说：“不问，他们不会听我的。你来问吧。”
所以，第二天在会上，在我们讨论这个陶-西塔难题的时候，奥本海默说：“关于这个问题嘛，我们需要听到某种更野一点儿的新想法。”
那我就站起来说：“我代替马丁·布洛克问这么个问题：要是宇称律错了，那会有什么后果？”
默里·盖尔曼经常拿这个揶揄我，说我没胆子为自己问这个问题。但不是这么回事儿。我认为，那非常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李政道代表自己和杨振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儿复杂，像以往一样，我听不大明白。会议结束的时候，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的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但依我之见，这问题还没了结……仍然有一种可能性。我不是认为这事儿非常可能，可我认为它可能。
诺姆·拉姆齐（normramsey）问我，我是否认为他应该做一个实验，来寻找违背宇称律的现象，我回答：“解释此事，莫非实验。你发现不了什么东西，我输你50块；你发现了，你输我1块。”
他说：“那我得大便宜了。”可他从来没做这个实验。
无论如何，违背宇称律的现象，被吴健雄发现了，用的是实验方法，她为贝塔衰变理论开创了大量全新的可能性。此事也立刻引发了大量的实验。有些实验表明，电子从核里出来，是飞向左边的，有的证明是飞向右边的；关于宇称律，还有各种各样的实验，各种各样有趣的发现。但是，得来的资料令人困惑，没人能把事情综合起来。
罗彻斯特（rochester）有个会——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会议。我还是落后，人家李政道都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了。他和杨振宁得到了一个结论：宇称律是可以打破的，现在，他在为这种现象制造理论。
在会议期间，我待在锡拉丘兹（syracuse）我妹妹那儿。我把那篇论文带回家，对她说：“我看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说的这些东西。这也太复杂了。”
“不复杂，”她说，“你的意思，不是说你看不懂，而是说那东西不是你发明的。根据你听到的这个线索，按照你自己的思路，你却琢磨不出个头绪来。你应该设想你现在又是学生了，把论文拿到楼上，一行一行地看，检查一下那些方程式。你会很容易就看懂。”
我听了她的建议，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发现它既明显，又简单。我一直害怕读这个东西，还以为它很难呢。
这让我想起好早以前做过的一件事儿，是和左右不对称方程有关系的。现在看李政道的公式，事情变得清楚了，他的解法简单得多：一切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对电子和μ介子来说，我的预言和李政道的相同，只是我的符号不同罢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李政道处理的仅仅是μ介子耦合的最简单的例子，并没有证明全部的μ介子都是右旋的；但按照我的理论，全部的μ介子必定都是自动右旋的。因此，实际上，我事先就预言到了他说的事情。我的符号是不同的，但我在当时没有看到我把全部的事情都搞对了。
我预言了几件事儿，可还没有人为此做实验；但是，说到中子和质子，我却没把事情搞得和当时已经知道的中子、质子的耦合协调起来，这事儿有点儿棘手。
第二天，我回去开会，一个叫肯·凯斯（kencase）的好心人，把他分得的宣读论文的时间，匀了五分钟给我提出我的观点。我说，我确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的，而且中子和μ介子的符号用反了，但我正在极力解决中子的问题。后来，几个实验物理学家问了一些和我的预言有关的问题，然后我就在夏天到巴西去了。
等我回到了美国，我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情况怎么样了。我去了吴健雄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她不在；但另一位女士在那儿，把各种各样的数据都拿给我看，乱七八糟的数字全都不对劲儿。在贝塔衰变中的电子，依我的模型来看，应该都是左旋耦合的；可在有些情况下，却右旋了。一切都支离破碎了。
等我到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我问一些实验物理学家，贝塔衰变情况如何。我记得三个家伙，汉斯·詹森（hansjensen）、阿尔德特·瓦帕斯特拉（aaldertwapstra）和费利克斯·勃姆（felixboehm）。他们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开始告诉下面这些事实：这个国家别的地方的实验结果，他们自己的实验结果。因为我认识这几个家伙，知道他们是多么仔细，我对他们的结果比对别人的结果，注意得更多。单看他们的结果，还不是那么不协调；但加上别人的结果，就都乱了。
最后他们把这些东西都一股脑地倒给了我，说：“情况如此混乱，连大家建立多年的一些东西都成了问题——比方说，中子的贝塔衰变是s和t。这个乱劲儿啊！默里·盖尔曼说那可能是v和a。”
我从凳子上跳起来了说：“这我就全明白了！”
他们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呢。但是，我在开罗彻斯特会的时候的麻烦，是中子和质子的衰变：事事妥帖，但有一件事儿掣肘；如果事情是v和a，而不是s和t，那么那个掣肘的事儿也妥帖了。因此，我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论！
那天晚上，我用这个理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计算出来了。我计算的第一个事情，是μ介子和中子的衰变率。两个衰变率应该是互相联系着的，如果我的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根据某种关系，那么这个理论只差9%就对了。这很接近了，9%啊。这个理论本该更完美的，但也非常接近完美了。
我继续检查了另外一些事情，符合，连带着新的和更新的东西都符合了，我喜出望外。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知道了一个自然规律，别人却不知道。[当然，这说法不真实；我后来发现，起码默里·盖尔曼—还有苏达山（sudarshan）和马沙克（marshak）—都搞出了相同的理论，但我没觉得他们败兴。]
以前我做过的另一些事儿，是把人家的理论拿过来，改善其计算方法，或拿来一个方程式，如薛定谔方程式，来解释一个现象，如氦的现象。我们都知道这个方程式，我们也知道这个现象，但怎么拿方程式来解释现象呢？
我想到了狄拉克，他拥有他的方程式有一阵子了——那是个新方程式，告诉我们电子怎么行为——现在我也有一个关于贝塔衰变的方程式，没有狄拉克的方程式那么重大，但也不错啊。我发现了一条新的规律，这是头一遭啊。
我给在纽约的妹妹打电话，感谢她在罗彻斯特会议期间，让我坐下来研究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曾经觉得不自在，觉得落后，可现在我登堂入室了；我得到了一项发现，仅仅是听了她的建议而得到的一项发现。我又能投身于物理当中了；可以这么说吧，我想为此谢谢她。我告诉她，事事都妥帖了，只差9%。
我太兴奋了，算个不停，妥帖的事儿层出不穷：它们是自动妥帖的，丝毫也不勉强。人在当时，我开始忘记了那9%，因为其他的一切都顺顺利利。
我在夜里干得很卖力，坐在厨房靠窗的小桌子边。工作得越来越晚——下半夜两三点的样子。我努力工作着，把那些计算结果和那些妥帖的事情弄得天衣无缝，我沉思，气定神凝，外面漆黑而宁静……突然，啪、啪、啪、啪——好响，有人敲窗。我一抬眼，一张白脸，就在窗上，近在咫尺，连惊带吓，我尖叫起来！
那是我认识的一个女士，跟我生气呢，因为我假期回来，没立刻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回来了。我让她进来，想跟她解释，眼前我正忙着呢，我刚刚发现了个事儿，这事儿蛮重要的。我说：“请出去，让我弄完。”
“不，我不想烦你。我就坐在客厅里。”
我说：“呃，那好，但坐那儿也没劲啊。”
严格来说，她并没坐在客厅里。最好的说法，是她似乎是蹲在一个角落里，把两只手攥到一起，不想来“烦”我。当然，她的目的，是非要把我烦死不可！她达到了目的——我不能不理她。我火来了，我受不了这个。我不得不做这个计算；我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发现，我欣喜若狂，不知怎么的，对我来说，这个发现比这个女的更重要——起码在那个时刻，就是这样。我记不得我最后是怎么把她弄走的，反正挺难。
又干了一阵子，时辰更晚，我也饿了。我走到大街上，往五个或十个街区之外的那个小饭店那儿走。我以前也经常这样，深夜出行。
以前有几次，经常有个警察挡住我，因为我一边走，一边思考，然后，停住不走了——有的时候，冒出了个想法，要想继续走路，太难了；你必得把什么事儿搞确实了啊。于是，我就不走了，有的时候，我还把双手举在空中，自言自语：“这些东西之间的距离，是那个样子，那么这个就会是这个样子……”
我两手乱比画，站在大街上，警察过来了：“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哪儿？你在干什么啊？”
“啊！我在思考嘛。抱歉，我就住这儿，经常到那个饭店去……”过了些时候，他们都知道那是谁，再也不挡我的路了。
我到了饭店，吃着饭还兴奋呢，我告诉一个女士，说我刚刚弄出个发现。她开口了：她是一个消防队员或者护林员什么的老婆。她很寂寞——都是我不感兴趣的事儿。所以呢，那种事儿，有啊。
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去找瓦帕斯特拉、勃姆和詹森：“我已经把一切都搞出来了。事事都妥帖了。”
克里斯蒂（christy）也在那儿，说：“你用的是什么衰变常数？”
“就是那谁谁的书上的那个。”
“可那个已经被发现是错误的，最近的测量表明它有7%的误差。”
我这才记起了那个9%。这对我来说，像个预言：我跑回家，搞出了这么个理论，说中子衰变将有9%的误差，第二天早晨他们告诉我，实际上，那个数有7%的变化。但是，是从9%变为16%（这可不好），还是从9%变为2%（这个很好）？
正在那时，我妹妹从纽约打来电话：“那9%怎么样了？——是怎么回事儿啊？”
“我刚发现，有一个新的数据：7%……”
“往哪边变啊？”
“我正在把这事儿捣鼓出来呢。回头给你打电话。”
我太兴奋了，兴奋得没法思考。这好像你赶飞机，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晚了，你就是搞不清楚了，这时，有人告诉你：“现在是夏时制嘛！”没错儿，可提前还是延后？往哪边？人一激动，这事，想不清楚的。
于是，克里斯蒂进了一个房间，我进了另一个房间，各人都静悄悄的，这样我们才能把问题想透彻：这个是这么动的，那个是那么动的——这不算很难，真的；就是激动。
克里斯蒂出来了，我也出来了，我们都同意：是2%，稳稳当当地在实验许可误差之内。那个常数毕竟已经改变了7%，那2%倒真可能是误差。我给我妹妹打电话：“2%。”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实际上，那不对：真的说来，那是1%，什么原因，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只是后来尼古拉·卡毕博（nicolacabibbo）才理解了这事儿。因此，那个2%，完全不是实验误差。]
默里·盖尔曼把我们的观念比较并综合了一番，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理论的论文。这个理论相当严整；它比较简单，它把许多事情都弄妥帖了。但我以前告诉过你，有好多乱七八糟的数据。在有些时候，我们竟然能走得这么远，能说出哪些实验是错误的。
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是瓦伦丁·特勒第（valentinetelegdi）做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测量了当一个中子衰变的时候，向各个方向飞出的电子数。我们的理论预言，各个方向上的电子数应该是一样的，但特勒第发现一个方向上的电子数要比另一个方向上的多11%。特勒第是一个优秀的实验家，做事很仔细。有一次，他在什么地方讲话，提到了我们的理论，说：“理论家的麻烦，是他们从来也不留心实验！”
特勒第还给我们寄了封信，话说得并不严厉，但无论如何还是在表明，他确信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在信末，他写道：“关于贝塔衰变的‘费盖（费曼、盖尔曼）理论’，得‘费劲掩盖’点儿什么。”
盖尔曼说：“我们拿这事儿怎么办？你知道，特勒第善于做实验。”
我说：“我们权且等待。”
两天之后，从特勒第那儿又来了一封信。他心服口服了。根据我们的理论，他发现：从中子弹出来的质子，在所有的方向上是不同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他忽视了。他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相同的。用我们的理论所预言的数据，来修正他一直在用着的数据，实验结果就没有掣肘的地方了，理论和实验完全一致。
我知道特勒第非常出色，跟他顶牛儿，不大容易。但在当时，我已经确信他的实验必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而且他也会发现——他自己找漏子，要比我们去找，好得多。我说我们不应该去琢磨那件事儿，而是权且等待，原因就是如此。
我去了巴舍尔教授那儿，把我们的成功告诉了他，他说：“是啊，你们挺身而出，说中子-质子耦合是v而非t。大家在以往都以为那是t。说它是t的那个基本实验在哪儿？你为什么不看看以前的实验结果，找找那些实验出了什么毛病。”
我离开他，去找到了关于那个实验的原始文章，文章说中子-质子耦合是t，有什么东西让我大吃一惊。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读过这篇文章（以前，《物理评论》上的文章，我篇篇必读——那时它还不厚）。我记得，当我再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看着那条曲线，心里想：“那什么也证明不了啊！”
你看，它依靠的是整个数据范围靠边上的一两个点，有一个原则：在数据范围靠边上的一点——最后一个点——是不够好的，因为，如果它足够好的话，那就还有一个更靠外的点。我本来就意识到，中子-质子耦合是t这整个观念，就是基于那最后一个点的，那个不很好的点，因此它证明不了什么。我记得我注意到了这个！
等我对贝塔衰变感兴趣的时候，我就直接阅读那些“贝塔衰变专家”的报告，都说那是t。我从来没看过原始数据；我只读那些报告，跟个傻瓜似的。假定我是个好物理学家，那么以前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我想到原来那个观念的时候，本来立刻就会检查“我们知道那是t，果真可靠吗？”——那才是明智之举。我本来会马上意识到我早就注意到那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任何东西。
打那以后，对“专家们”的任何东西，我再也不费心思了。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计算。当人们说夸克理论相当不错的时候，我让两个博士，费恩·拉芬达尔（finnravndal）和马克·基斯令格（markkislinger）与我一道，把这个理论从头到尾搞了一遍。只有这么个搞法，我才能检查出这个东西还确实能得出相当妥帖的结果，而且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理论。我再也不会犯那个错误了，只读专家意见的那个错误。当然，你只有一次生命，你把什么错误都犯过了，这才知道不该做什么，而你这一辈子也完了。
十三次
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市立大学里教科学的一个老师，过来问我，愿不愿意到那儿讲个话。他给我50块钱，但我告诉他，我不在乎钱。“那是个市立大学，是吗？”
“是。”
我想到的是，当我跟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我通常不得不缠在一大堆例行公文当中，于是我笑道：“我很高兴去讲话。整个事情，只有一个条件。”——我卖了个关子，继续说——“我签名，决不超过十三次，还得包括签支票那次！”
那家伙也笑了。“十三次！没问题。”
签字的事儿，这就开始了。首先，我必须签一个东西，说我忠于政府，否则我就不能在市立大学里讲话。我还必须签两次，是吧？然后呢，我必须签某种把什么权力出让给市政府的文件——我记不得是个什么玩意儿。很快，签字次数就一路攀升。
我必得签一个东西，说我是个货真价实的教授——这是当然的，因为那是市政府的事儿啊，那就得保证经办者别偷偷让自己的老婆和朋友来上课，或者甚至根本不请人上课。有各种各样的事儿，都要保证，签字次数一直在上升。
这下好了，那个开始还笑的家伙，好紧张啊，但我们刚好把事情办完。一次不差，我签了十二次。还有一次，好签支票，于是我们就出发，去讲话。
几天之后，那家伙过来送支票，他真是满头大汗啊。他说，我确实讲过这个话，但除非我签一个表格，他就没办法给我钱。
我说：“如果签这个表，我就签不成支票。但是你在场；你听到了那个讲话；为什么你不签？”
“我说，”他说，“你搞的这一套，是不是有点儿傻啊？”
“不傻。在开头，我们就弄了这么个协议。我们真没想到会需要十三次签字，但是我们彼此都同意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到底。”
他说：“我是尽力了，到处打电话。什么我都试过，他们说，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签这个表格，否则你就是拿不到钱。”
“不拿就不拿，”我说，“我已经签了十二次，我也讲了话。那钱，我不要了。”
“但我太过意不去了。”
“没事儿。我们说定了；别担心。”
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这钱，他们不能不给你！他们已经把这钱拨出来了，已经从账里出来了，因此他们必得把这钱给你啊。”
“那好，如果他们必得给我这笔钱，让他们给我好了。”
“但你必须签这个表。”
“我不签这个表！”
他们都给卡住了。这人该得这钱，可他不想为它签字，这钱没地方搁了。
最后，事情弄妥了。费了好长时间，事情很复杂——但我用第十三次签名，兑了我的支票。
“鸡母牛，鸡母牛！”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反正我去旅行的时候，总是粗心大意。地址啊，电话号码啊，邀请我的那些人的情况啊，我都不留心。我琢磨着，会有人来接我，或者别的一个人知道我们要到哪儿去，但不知怎么，我能把事情弄妥。
有一次，那是在1957年，我去参加在北卡罗莱纳大学举行的一个引力会议。有人把我看成不同领域中的一个也关心引力问题的专家。
那天，我在机场降落的时候，已经赶不上会了（第一天我没参加），我出了机场打出租车，对车辆调度员说：“我想到北卡罗莱纳大学。”
“你要到哪个北卡罗莱纳大学，”他说，“是在罗利（raleigh）的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还是在教堂山（chapelhill）的北卡罗莱纳大学？”
不需要说，我一点也不清楚了。“他们在哪儿呢？”我问，以为这两个大学一定相距不远。
“一个在北边儿，另一个在南边儿，距离大约一样。”
我身上没带什么东西能告诉我会场在哪儿，天色都那么晚了，也没别的人往会场那边去了。
我灵机一动。“听我说，”我对车辆调度员说，“会是昨天开始的，因此有一大群家伙都往会场那边去，他们昨天一定是从这儿走的。让我告诉你，他们是个什么德性：他们都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互相谈着什么，不大在意到哪儿去，互相说的话，好像是这么个声音：‘鸡母牛，鸡母牛（g-mu-nu）’。”
他眼睛一亮。“啊，是的，”他说，“这么说，你是要到教堂山了！”他对下一辆正在排队的出租车说：“把这位先生送到教堂山的大学。”
“谢谢。”我说，然后我就奔会场了。
但那是艺术吗？
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上打邦戈鼓，打得蛮热闹。有个家伙，特受鼓声的感染。他进了洗澡间，把衬衫脱了，用剃须膏在胸膛上画了个可笑的图案，出来发疯地跳，耳朵上还挂着樱桃。很自然，这个发疯的傻瓜和我立刻成了好朋友。他的名字是杰瑞·左提安（jerryzorthian），他是个艺术家。
关于艺术和科学，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说的是类似这么一种意思：“艺术家，找不着北：他们没什么主题！他们习惯于宗教主题，但他们丢失了自己的宗教，现在他们什么也没了。他们不懂这个他们身在其中的技术世界；对于那个真实世界的美，那个科学世界的美，他们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心里没什么东西好画的。”
杰瑞会这么回答：艺术家不需要物理的主题；可以用艺术来表达的情感，多了去了。此外，艺术可以是抽象的。不仅如此，科学家把自然打碎了，把它变成了数学方程式，破坏了自然美。
有一次，我到他那儿给他过生日，那一次的这类愚蠢争论，一直延续到下半夜三点。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把他叫醒了：“听着，杰瑞，”我说，“我们这么吵，也吵不出个所以然，原因是，关于科学，你啥也不知道，我呢，关于艺术，也啥也不知道。因此，每个星期天，我们轮换着，我给你上科学课，你给我上艺术课。”
“那好，”他说，“我教你怎么画画。”
“那不可能。”我说，因为，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只会画沙漠上的金字塔——主要是直线构成的嘛——我时不时地想试着画棕榈树，加上个太阳。我绝对无才。跟我坐一块儿的那家伙，跟我一样有才华。要是让他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他画的那东西，是两个脏乎乎、扁歪歪的椭圆形，像两个摞在一块儿的轮胎，轮胎里头伸出根杆子，杆子头儿变成了个绿色的三角形。我们得假定那是棵树。因此，我跟杰瑞打赌，他教不会我画画。
“当然了，你得用功啊。”他说。
我保证用功，但还是打赌他教不会我画画。我非常想学会画画，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传达一种感情，我对这个世界的美的感情。那很难说得清楚，因为那是感情。那种感情，跟宗教感情差不多，这个宗教和一个控制着整个宇宙的神有关系。事物显得这么不同，行为也这么不同，可在“布景背后”，它们都受着同一种组织、同样的物理规律的支配，思想此事，你会感觉出有一种普遍性。这是对自然的数学之美的赏识，是对这种美的工作方式的欣赏，是对我们从原子之间内在作用的复杂性当中看出来的意识；是一种关于这种美有多么戏剧化、有多么奇妙的感觉。那是一种敬畏之感——科学的敬畏——我觉得可以通过绘画，把这感觉传达给别人，别人也有这种感情的。我的画可以提醒他，让他暂时记起宇宙的壮丽。
原来，杰瑞是个好老师。他首先告诉我说，回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于是我就想画一只鞋；然后画盆花。画得乱七八糟！
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给他看了我的习作：“哦，你看！”他说。“你看，这靠后的这个地方，花瓣的这个线条，没碰着叶子。”（我本意是要它碰着叶子的。）“这很好哇。这是一种表现深度的办法啊。你很聪明。”
“你没把全部的线条都搞得一般粗（我不是故意那么做的啊），是很好的。全部线条都一般粗，那种画，发呆。”他又继续说了类似的一些话：我什么都想错了啊，他习惯于以积极的方式来教我点儿东西。因此，我坚持努力，渐渐有点儿起色，但我怎么也不满意。
为了练习得更多，我还报名参加了一个函授学校的班，“国际函授学校”的班，我不得不说这个学校好。他们让我开始画三棱锥和圆柱体，还加上阴影什么的。我们涉猎了许多领域：素描，蜡笔，水粉还有油画。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却渐渐疲塌了：我给他们画了一幅油画，但总也没寄出去。他们不停地给我来信，敦促我不要半途而废。他们非常好。
我一直都在练习画画，对它越来越感兴趣。如果我在开会，会却开得不顺利的时候——像那次卡尔·罗杰斯（carlrogers）到加州理工学院来，跟我们讨论，加州理工学院该不该搞一个心理学系——我就画别人。我带着一打子小开本的纸，走到哪儿都练习画画。因此，杰瑞教我的时候，我很用功的。
另一方面，杰瑞的物理学学得并不多。他心猿意马。我想教他电学和磁学的什么东西，但我一提起“电”，他就告诉我，他那个转不起来的电动机的什么事儿，他怎么或许能把它修好。我想让他看看电磁铁是怎么工作的，我就卷了个小线圈，把一根钉子系在一根线上，我给它通上电，钉子呢，摇摇晃晃地就进了线圈里，杰瑞说：“噢噢！就跟性交似的！”只好作罢了。
因此，现在我们又发生了新的争论——究竟他是个比我好的老师，还是我是个比他好的学生。
想让一个艺术家来赏识我对自然的那种感情，还想让他能描绘这种感情，这个念头，我打消了。现在我就得加倍努力，学习画画，那样我就能自己来办了。这是个野心勃勃的事业；这个想法，我谁也没告诉，因为我多半是永远也做不到。
在我开始学画画的时候，一个我认识的女士，看了我的习作，说：“你应该上帕萨迪纳艺术博物馆那儿。他们那儿有绘画班，有模特呢——裸体模特。”
“不去，”我说，“我画得不够好，我会很尴尬。”
“你很可以了啊；你应该看看别人画得什么样！”
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到那儿去了。第一节课上，他们说，要准备好印报纸的那种纸——大幅的纸，跟报纸那么大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铅笔和炭笔。第二节课，一个模特进来了，她开始摆了十分钟的姿势。
我开始画这个模特，到我才画了一条腿的时候，十分钟用完了。我往四周看了看，人人都已经画好了一幅完整的画，背后还加了阴影呢——整个完工了。
我明白自己是半瓶子醋。可是，到最后，那个模特要摆三十分钟姿势。我画得很卖力气，费了吃奶的力，倒也能画完她整个的轮廓。这次，我有了一半儿的希望。因此，这次我也不把我的画盖住了，因为我已经画完了前一次该画的那些。
我们转来转去，看看别人画得如何，我发现了他们的真本事：他们画的那个模特，惟妙惟肖，明暗有度，连坐着的那个椅子上的那个小挎包也画上了，台子也画上了，什么都画到了！他们手执炭笔，嚓、嚓、嚓、嚓，一气呵成啊，我琢磨着，我是没指望了——彻底没指望了。
我回去把我的画盖上了，它只画了几根线，挤在报纸的左上角那儿——那之前，我只在书本大小的纸上画——但班上的人，都在近旁站着呢：“噢，看看这个，”他们当中有个人说，“笔笔不虚啊！”
我不确切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我得到的鼓励，足够让我下次课还来。与此同时，杰瑞不停地告诉我，画得太满，没任何好处。他告诉我不必在意别人，因此他告诉我，他们也不怎么样。
我注意到，那个老师没对大家说得太多（他只告诉我，说我的画在那页上太小了）。他却努力鼓励我们实验新方法。我想起了我们是怎么教物理的：我们有那么多技巧——那么多数学方法——我们从来没停止告诉学生怎么做事情。另一方面，这位画画的老师，怵于告诉你任何事儿。如果你的线条笔力太重，这个老师不会说：“你的线太重了啊。”因为有些艺术家琢磨出了一种办法，能用很重的线条搞出了不起的画来。老师不想把你推到某种特别的方向上去。因此，怎么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而不是下达指令的方式来和学生交流，绘画老师就有这种麻烦了。物理老师的麻烦，是总教怎么解决物理问题的技巧，却不教精神。
他们总告诉我要“放松”，要无拘无束地画。我琢磨着，这并不比告诉一个掐着方向盘学开车的人“放松”，更起作用。那么说，是没有用的。只有在你知道怎么仔细地弄它的时候，你才开始放松。所以，我抵制这种没完没了的叫人放松的玩意儿。
他们发明的一个叫我们放松的练习，是画的时候，不看纸。你的眼一直盯着模特；在纸上画线条的时候，只看着她，不看你画的那些东西。
有个家伙说：“我就是忍不住要看。我没办法不自欺欺人。我敢打赌，大家都在自欺欺人！”
“我不自欺欺人！”我说。
“哇噢，装蒜！”他们说。
我把练习做完了，他们过来看我画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发现，确实，我没自欺欺人；一开始的时候，我的铅笔尖儿就断了，纸上除了压痕儿，空空如也。
等我把铅笔弄得好用了，我又来试。我发现，我的画有某种力度——一种可笑的、毕加索式的力度——这让我自己很得意。我觉得这画好，原因是，我知道那样画，是不可能画好的，因此呢，你不必画好——那才是这种放松练习的目的所在。我本以为“放松”的意思是“信笔涂鸦”，但实际上是别担心画出来的画是个什么样子。
我在这个班里，进步不小，我感觉颇为不错。到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的模特都是身量庞大得走了形的那种，画这种模特很好玩儿。可是，最后一堂课，我们的那个模特却是个体态匀称、金发碧眼的妞儿，比例非常完美。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仍然不知道怎么画画：我能画出来的东西，怎么看也不像这个漂亮的女孩儿！画别的模特，你画什么东西，如果画得大点儿或者小点儿，无所谓，因为反正是个走形儿。但是，如果你画的这个东西装配得这么好，你就不能自欺欺人了，一定得画好才是！
有一次在下课的时候，我无意听到那个真会画画的家伙问这个模特，她能不能单独为他摆姿势。她说，可以。“那好。但是，我还没有画室呢。我必得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琢磨着，我可能从这个家伙那儿学到不少东西；除非我想点儿办法，我就没机会再画这个体态匀称的模特了。“对不起，”我对他说，“我房子楼上有个房间，可以用做画室。”
他们俩都同意。我把这家伙的几幅画拿给杰瑞看，但他吓呆了。“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好啊。”他说。他努力解释为什么，但我实在是听不懂。
在开始学画之前，我从来没有太大的兴趣去看看艺术。对艺术的东西，我不怎么欣赏；要说欣赏，也不经常，比方说，那次我在日本的一个博物馆里的时候。我看到一幅在泛黄的纸上画的竹子。在我看来，这画的妙处，在于它不过是寥寥几笔，但它同时又是竹子，这二者之间有一种完美的平衡——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一会儿把它看作笔触，一会儿把它看作竹子。
绘画班之后的那个夏天，我在意大利参加一个科学会议，我想看看西斯廷教堂。早晨我早早就去了，比任何人都先买了票，然后一开门，我就跑上台阶。因此我享受了一段不寻常的时光，在别人来之前，在宁静的敬畏中，看着这整个教堂。
游客们很快就来了，一群一群的人到处乱转，说着不同的语言，指指点点的。我到处走，看了一阵子天顶。然后，我的视线稍微向下移动了一点儿，我看到了一些巨幅的、装了框子的画，我想，“嚯！我以前不知道这个！”
不幸的是，我把导游手册忘在旅馆里了，但我心里想：“我知道为什么这些画不出名了；这些画不怎么好啊。”但是，我接着看另外一幅，我说：“哇噢！那幅好啊。”我看了另外那些。“那个也好，那个也是一样，但那个稀松。”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画，但我拿得准，这些画都好，只有两幅是例外。
我到了一个叫“拉菲尔”的地方——拉菲尔展室——我注意到了相同的现象。我心里想，“这拉菲尔，参差不齐啊。他画得不总是好。有的时候，他很好。有的时候，就是垃圾嘛。”
等我回到了旅馆，我那本导游手册，关于西斯廷那部分，说：“在米开朗基罗的那些画下面，有十四幅是波提切利（botticelli）和佩鲁吉诺（perugino）的”——这都是大艺术家——“还有两幅是什么什么人的，没什么重要性。”这对我来说，可是太兴奋了，我也认得出来一个美的艺术品和一个不美的艺术品之间的区别啊，虽然那究竟是怎么个区别，我也说不准。作为一个科学家，你总是认为你明白自己做的事儿；可是，艺术家，说“那个很伟大”，“那个不怎么样”，过后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像杰瑞对我带给他看的那些画所发表的评论那样，你就信不过他们了。但现在我也是这样：我也能这么干！
拉菲尔展厅，有个秘密，原来是这样：只有一部分绘画，才是大师手笔；其余的，是学生弄的。我喜欢拉菲尔的那些。这让我对自己的艺术欣赏力自信大增。
不管怎么说，艺术班的那个家伙和那个体态匀称的模特，来过我家好几次，我想画她，我想学他。做了许多习作之后，我终于画了一幅我觉得实在好的画——她的头像——第一次成功，我很兴奋。
我有了足够的自信，问我的一个叫史蒂夫·德米垂阿德（stevedemitriades）的老朋友，可否请他漂亮的妻子为我摆姿势；作为回报，我把肖像送给他。他笑了。“如果她愿意浪费时间为你摆姿势，我不介意，哈、哈、哈。”
我为她的这幅肖像工作得很卖力，等他看到了，他完全站到了我的立场上：“画得可真漂亮啊！”他叫起来。“你能不能把它用照相机照下来，多复制几份？我想寄一份给我在希腊的妈妈！”他妈妈从来也没见过儿媳妇。想到我已经进步到有人要我的画的地步，这事儿来劲啊。
相似的一件事儿，发生在加州理工学院一个家伙搞的一次小型艺术展览会上，我贡献了两幅素描和一幅油画。他说：“我们应该在画上贴个价格标签。”
我想：“别犯傻了！我不打算卖啊。”
“那会使这个展览更有意思一点儿嘛。如果你不是舍不得的话，那就弄个标签上去。”
展览之后，那个家伙告诉我，一个女孩儿已经买了我的一幅素描，还说想跟我说说话，以便发现这画的更深的寓意。
那画名为“太阳磁场”。为了这幅特别的画，我借了一幅在科罗拉多的太阳实验室拍的漂亮的日冕照片。因为我明白太阳磁场是怎么把火焰拽起来的，而且在当时，我琢磨出了一种技法，来画磁力线（跟女孩儿飘动的长发相似），我想画画家们都没想到要画的某种漂亮的东西：磁场中的那种相当复杂和翘曲的线，在此处聚拢，却在彼处散开。
我把这些都解释给她听，还给她看了使我有了这个主意的那幅照片。
她告诉了我这么个故事：她和她丈夫去看过展览，他们都非常喜欢这幅素描。“我们干吗不买下来？”她建议。
她丈夫，是那种从来也不会当机立断的人。“让咱考虑考虑再说吧。”他说。
她想起来，再过几个月，就是他的生日，于是她当天返回，自己买了。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心情抑郁不振。她终于弄明白了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觉得，把那幅画买来给她，那才好；但是，等他回到展览会，有人告诉他，那画已经卖出去了。因此，她就把这事儿秘而不宣，等他过生日的时候，好给他个惊喜。
我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启示，这启示对我还是很新鲜的：起码从某些方面说，我终于理解了艺术确实有什么用处。艺术给某个单个的人以快乐。你能制造出一个东西，有人宝贝之至；他们或者沮丧，或者愉快，都是因为你制造的这破玩意儿！在科学中，那是一种普遍而大的东西：你不知道直接欣赏它的那些单个的人。
这个使我明白了这么一件事儿：卖画，并非为钱，而是为了踏踏实实地知道，那画实在想要属于一个人；那个人，要是得不到它，就茶饭不香。这事儿透着好玩。
因此，我决定卖画。然而，我却不希望大家来买我的画，是因为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我这个物理学教授没画画的本事，这可够你咂摸味儿的，所以我就起了个假名字。我的朋友建议我叫“奥菲”（aufait），在法语里是“办妥”之意，我却把这个名字写成“阿飞”（ofey），这刚好就是黑人送给“白鬼”（whitey）的那个称呼。但我毕竟是个白鬼，所以正合适。
我的一个模特，想让我给她画幅画，但她没那份钱。（模特没钱；如果她们有钱，就不干模特这行了。）如果我给她一幅画，她就愿意免费为我摆三次姿势。
“事儿得倒过来，”我说，“如果你白为我摆一次姿势，我会给你三幅画。”
她把我给她的画中的一幅，挂在她的小房间的墙上，很快，她的男朋友注意到了。他太喜欢这画了，他想出钱为她画一幅肖像。他要付我60块钱。（我现在涨了行市了。）
她有个念头，想当我的经纪人：她到处兜售我的画，能赚点儿小小的外快，她会说：“在阿尔塔迪纳，新出了一位艺术家……”身处另一个世界中，这堪为乐事啊！她做了一番筹划，把我的一些画摆到了“小公牛”，这是阿尔塔迪纳最雅致的一家百货商店。她和艺术部的那位女士来挑了我的几幅画——是几幅我早先画的植物（我不喜欢）——全都装了画框。然后呢，我得到了“小公牛”的一份签了字的文件，说他们接受委托，取走什么什么画。当然，没有卖掉任何一幅，但我是大大成功了：我的画在“小公牛”那儿卖啊！把画放在那儿，也是乐事啊。这样，有朝一日我就可以说，在艺术世界里，我曾经达到那样一种成功的巅峰。
我大多数的模特，是通过杰瑞搞到的，但我也想自己找一些模特。每当我遇到个年轻女人，看样子好像对画画感兴趣，我就让她为我摆姿势。最后的结果，总是我画她的脸，因为我不怎么知道如何处理裸体这个主题。
有一次我在杰瑞那儿，我对他妻子达布妮（dabney）说：“我没办法让女孩儿们光着身子摆姿势，我不知道杰瑞是怎么弄的！”
“哈，你从来也没有要求她们那么做？”
“哦！我连想都没那么想。”
我遇到的下一个女孩儿，想要她为我摆姿势，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学生。我问她愿不愿意为我裸体摆姿势。“当然。”她说，事儿就这么成了！因此，这事儿容易。我猜，我心里杂念太多，以为那么要求人家，不知道怎么就不对。
到现在，我已经画了很多画，我已经到了这么一种造诣，最喜欢画裸体。据我所知，严格来说，那不是艺术；那是一种混合物。谁知道这混合物中的各种物质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通过杰瑞认识的一个模特，曾经是《花花公子》杂志的花花女郎。她身材颀长，美艳无比。然而，她觉得自己太高了。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女孩儿，瞧她一眼，都嫉妒得要死。在她进一个房间的时候，上半身得弯着进去。在她摆姿势的时候，我想教教她，请她站起身来，因为她是如此优雅，如此耀眼。我终于说动她照着我说的做了。
她接着就有了另一种担忧：她的腹股沟那儿有些“凹坑儿”。我不得不找出一本解剖学书，给她看那是肌肉与肠骨的接合部，还为她解释，你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那些“凹坑儿”的；要想看到，那必须一切都刚好合适，完完全全地合乎比例，就像她那样。我从她那儿了解到，每个女人，无论她们多么漂亮，都担心自己的长相。
我想用彩色为这个模特画一幅画，用粉蜡笔，仅仅是为了做实验。我觉得应该先用炭笔勾勒轮廓，再用粉蜡笔覆盖。在我用炭笔勾完了之后，我不操心这画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了，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画过的最好的画之一。我决定，这样就行了，别在这幅画上用粉蜡笔了。我的“经纪人”看到这画，想把它带走。“这幅画，你卖不出去，”我说，“它画在报纸纸上啊。”
“哦，别担心，”她说。
几个星期后，她回来了，带着这幅画，用漂亮的木头画框给装了起来，红色的镶边，金色的边框。这事儿够滑稽的，一定会让一般的艺术家们闷闷不乐——你给一幅画装了框子，这对它的改善也太大了。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某位女士，对这画整个着了迷，我的经纪人就把这画送到画框师那儿了。他告诉她，有一种特别的技术，来装画在报纸上的画：用塑胶使之饱和，这么捣鼓，那么捣鼓。因此，这个女士必得遭受我画的这画带来的这些麻烦，然后呢，她还要让我的经纪人把画带给我看。“我想，这位艺术家或许想看看，它装了画框的时候，有多么可爱。”她说。
我肯定想看。有人从我的一幅画中得到了这种直接的快乐，这又是一个例子。因此，卖画，还真是件乐事儿。
有那么一段时间，城市里有脱衣舞饭店：你可以到那儿吃午饭或晚饭，女孩儿们光着上半身跳舞，跳着跳着，就一丝不挂了。有这么一个地方，离我住的地方也就是2500米，因此我经常到那儿。我坐在包厢里，在圆齿边线的纸上做一点儿物理计算；有的时候，我画一个跳舞的女孩儿，或者画一个顾客，仅仅为了练习。
我妻子格温妮丝（gweneth），是个英国人，我到这么个地方，她态度端正。她说：“英国男人都有俱乐部可去。”因此，那儿就跟我的俱乐部似的。
那地方墙上挂着一些画，但我不是太喜欢那些画。那是用荧光性的颜料画在黑色的天鹅绒上的——有那么点儿丑——画的是一个正在脱衣服的女孩儿什么的。我有一张相当不错的画，那是我用我的模特凯西画的，于是我就把这画送给了饭店老板，好挂在墙上，他很高兴。
给了他这么一幅画，结果产生了一些有用的结果。老板对我非常友好，我的饮料一直是免费的。现在，我每次到这个饭店，一个女服务员就给我端来免费的“七喜”（7-up）。我一边看女孩儿跳舞，一边做做物理学研究，备备课，或者画点儿什么玩意儿。如果我有点儿累了，我就看一会儿节目，回头再做点儿研究。老板知道我不想有人打扰，因此，如果有个喝多了的主儿凑过来，要跟我说话，立刻就过来一个女服务员把他支走。如果有个女孩儿过来，他就不多事儿了。我们关系很好。他叫乔诺尼（gianonni）。
我的画在那儿展览，有另一个效果，大家都问他，这画是怎么回事儿。有一天，一个家伙走到我这儿来说：“乔诺尼告诉我，那画是你画的。”
“是啊。”
“很好。我想请您画幅画。”
“行啊；你喜欢什么？”
“我要的这幅画，得画一头长着男人头的公牛，正在向一个裸体女斗牛士冲击。”
“那个，呃，要是我知道这幅画派什么用处，那会对我有点儿帮助。”
“我的开业典礼用得着。”
“什么买卖的开业典礼啊？”
“按摩廊。你知道的，小私密房间，按摩女——明白这事儿？”
“对，我明白这事儿。”我不想画一头长着男人头的公牛，正在向一个裸体女斗牛士冲击，于是我就想说服他放弃这个念头。“那会对顾客留下什么印象？那会让女孩儿们有什么感觉？你想过吗？男人们到那儿去，你用这画，把他们搞兴奋了。你希望他们那么对待那些女孩儿？”
我没把他说服气。
“假定警察进来了，他们看到这幅画，而你声称这是一家按摩廊。”
“对对对，”他说，“你说得对。我改主意了。我想要的这幅画嘛，如果警察看它，对一个按摩廊来说，那没什么不合适的；但是，顾客一看，他就会明白点儿事儿。”
“那好。”我说。我们商定了60块钱的润笔，我就开始画这画。首先，我得琢磨，这画怎么个画法。我想啊、想啊，觉得还不如当初就依了他，干脆画个裸体女斗牛士得了！
最后，我琢磨出了怎么来画：我画个想象中的罗马年轻女奴，在为某个重要的罗马人按摩——或许是个元老院议员。因为她是个女奴，她脸上就有某种表情。她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事儿，而她也只能听天由命。
我在这画上花了不少劳动。我让凯西当模特。后来，我找到了另一个模特来画那个男人。我做了许多研究，模特费很快就已经到了80块。我不在乎钱，我喜欢受托作画这一挑战。最后，我画完了一幅画：一个肌肉壮实的男人，躺在一张桌子上，女奴在给他按摩。她穿着某种长袍，盖住了她的一个乳房，另一个乳房裸着，我把她的那种听天由命的表情，表现得恰如其分。
我正准备着去交差，把我的大作给按摩廊送去，乔诺尼却告诉我，那家伙给抓起来了，下了大牢了。于是我就问这个脱衣舞饭店的女孩儿，帕萨迪纳这方圆之内，有没有好的按摩廊愿意挂我这幅画。
她们告诉我帕萨迪纳和周围几家按摩廊的名字和地点，还告诉了我这么些事儿：“如果你到了什么什么按摩廊，就说要找弗朗克——他是个挺不错的家伙。要是他不在，那就别进去。”还有：“别搭理艾迪。艾迪可不懂一幅画有什么用处。”
第二天，我把画卷起来，把它放在我汽车的后座上，我妻子格温妮丝祝我好运，我就出发去访问帕萨迪纳妓院，去兜售我的画。
就在去我名单上的第一家妓院的时候，我心里想：“你知道，我到其他地方之前，我应该先到原先那家按摩廊，说不定那儿还在营业呢，说不定新经理也要我的画呢。”我就去了那儿，敲门。门开了个缝儿，我看到了女孩儿的一只眼。“是熟客吗？”她问。
“不，不是，可你不想在门厅里挂一幅挺合适的画吗？”
“抱歉，”她说，“我们已经联系了一位艺术家为我们画画，他眼下正画着呢。”
“我就是那位艺术家，”我说，“你们的画，画好了！”
原来，那家伙在入狱之前，把我们的安排跟他老婆说了。于是，我就进去了，给她们看这幅画。
这家伙的老婆和他妹妹，现在操持着这个地方，不十分喜欢这画；她俩想让女孩儿们也来参谋参谋。我把画挂在墙上，就挂在休息室里，姑娘们都从后面不同的房间里过来看，并且开始发表评论。
有个女孩说，她不喜欢女奴脸上的表情。“她看起来，不怎么乐，”她说，“她该笑才对。”
我对她说：“告诉我——你给一个家伙按摩的时候，可他连看你也不看，你还会笑？”
“哦，不！”她说，“我觉得我真真儿地就是她那副样子！但把这画挂起来，不是个事儿啊。”
我把画留在她们那儿了，在我为这画反反复复担心了一个星期之后，她们决定不要这画了。原来，她们不想要这画的真正原因，是那个裸着的乳房。我解释说，我画这画，要比原来要求的节制得多，但她们说她们对这画的看法，和那个家伙的看法有所不同。我想，这可够讽刺的，开了这么一家买卖的这些人，对一个裸露的乳房如此谨小慎微，真可博人一笑，我就把画拿回家了。
我那位做生意的朋友，达德利·赖特（dudleywright），看到这画，我就把这故事讲给他听了。他说：“你应该把价码提高到三倍才是。艺术这玩意儿，真没人知道它值多少，因此呢，大家就想啦，‘要是价码高，它的价值想必就大！’”
我说：“你疯了！”但是，仅仅是为了逗乐儿，我买了一个20块钱的画框，把这画装起来，好准备着卖给下一个顾客。
有个家伙，在气象台干活儿，看到了我给乔诺尼的那幅画，问我有没有别的画。我邀请他和他老婆，到我家楼下的“画室”来，他们问了那幅新装了框子的画。“那幅嘛，200块。”（我把60块乘以3，外加20块的画框费。）第二天，他们回来把那幅画买了。这就是说，按摩廊的画，最终挂在了一个气象预报员的办公室里。
有一天，一个警察突袭了乔诺尼的脱衣舞饭店，逮捕了几个脱衣舞女。有人想要乔诺尼停止脱衣舞表演，乔诺尼不想停。于是就起了一场大官司；这事儿，当地的几家报纸上都登着呢。
乔诺尼四处奔走，求顾客们为他作证，支持他。人人都找借口：“我开了一家夏令营，要是家长们知道我到这么个地方来，他们就不会再把娃娃送到我这儿来了……”或者：“我做的是什么什么买卖，要是公众知道我溜到这儿来，我们会失去顾客的啊。”
我心里想：“这里只有我是自由人了。我没什么借口啊！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愿意看到它继续开下去，我看不出脱衣舞有什么不对的。”因此，我对乔诺尼说：“好的，我很高兴为你作证。”
在法庭上，这个大问题是，脱衣舞对社区而言，是可取的吗？——社区标准允许脱衣舞吗？
辩护律师试图把我弄成个社区标准的专家。他问我，我是否也去别的酒吧。
“去的。”
“平均而言，您每星期去乔诺尼饭店几次？”
“一个星期五六次吧。”（这一点都记录在案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这位物理教授，一个星期六次去看脱衣舞。）
“乔诺尼饭店的顾客，都包括社区的什么样的人？”
“几乎什么人都包括：有一些干房地产的家伙，有一个家伙是市府的，加油站的一群工人，工程公司的一些家伙，一个物理学教授。”
“既然这个社区许多阶层的人都在看脱衣舞，都喜欢看，那么，您是否会说脱衣舞娱乐活动，对社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呢？”
“我倒想知道，你说‘对社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是什么意思。没什么事儿，人人都接受。因此，为了使‘对社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说法成立，社区人口接受某事必须是多大百分比才成？”
这位律师建议了一个数字。其他律师反对。法官宣布休庭，他们在密室里待了15分钟，这才决定“对社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意思是社区50%的人接受。
尽管事实上是我让他们把事儿弄得准确了，我却没有精确的数字可作证据，于是我说：“我相信社区50%以上的人，都接受脱衣舞，因此，脱衣舞对社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
乔诺尼暂时输掉了官司，但他的这个案子和与此相似的另一个案子，最终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与此同时，他的饭店还在经营着，我得到了更多的“七喜”饮料。
大约是在那个时候，加州理工学院做出了一些努力，以便培养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有人捐钱把一座破旧的植物科学大楼，改造成了艺术工作室。设备和材料买来了，供学生们使用，他们还从南非雇了一个艺术家，来组织和支持加州理工学院的艺术活动。
各色人等都来教课。我把杰瑞·左提安弄来讲素描课，别的一个家伙来教版画，我想学这个。
这位南非艺术家来过我家一趟，看了我的画。他说，他认为举办一次个人画展，是很有意思的。这次，我可自欺欺人了：如果我不是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大家就不会觉得我的画有价值。
“我的一些比较好的画都卖了，给那些人打电话，我会觉得不安。”
“你不必担心，费曼先生，”他给我打气儿，“电话不必你打。一切都由我们来操办，画展一定会办得像模像样，没有差错。”
我给了他一个名单，那些人，都买过我的画，他们很快就接到了他的电话。“我们了解到您那里有一幅阿飞的画。”
“啊，是的！”
“我们正在筹划一次阿飞画展。我们在考虑，您是否可以把它暂时借给我们一用。”当然，他们很乐意借。
画展在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工俱乐部“雅典娜神庙”的地下室里举行。一切都跟真事儿似的：所有的画都有标题，那些受托从拥有者那儿借来的画，都有所有权确认说明：例如，“乔诺尼先生热情出借。”
有一幅，画的是艺术班的那个金发碧眼的漂亮模特，那本来是我打算研究阴影效果的：我把灯光放在她腿的高度，放得斜一点儿，灯光向上射。她坐着的时候，我想照实际情形画阴影——她的鼻子颇不自然地在她的脸上投下了一道影子——这不是那么难看。我把她的躯干也画得很好，因此你也可以看到她的乳房，以及乳房投下的影子。我把这幅画和其他展出的画凑在一块儿，名之曰“居里夫人在观察镭的辐射”。我意在传达的信息是：没人把居里夫人看成个女人，没人把她看成一个秀发飘然、赤裸着乳房的女性。大家一看居里夫人，只想着镭。
展览之后，一位著名的工业设计家亨利·德瑞法斯（henrydreyfuss），邀请了各色人等到他家参加一个招待会——那个捐钱赞助艺术的女人，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和他妻子，等等。
一个艺术爱好者也来了，开始跟我聊：“告诉我，费曼教授，你画画，是用照片还是用模特？”
“我从来都是直接用模特来画。”
“呃，您是怎么让居里夫人为您摆姿势的？”
大约在那个时候，“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losangelescountymuseumofart）有个看法和我的相似：艺术家对科学一点儿不理解。我的看法是：艺术家不理解自然的内在普遍性和自然之美，不理解自然规律（因此，不能在他们的艺术中描绘这类东西）。这个博物馆的想法是：艺术家应该更多地知道技术：他们应该更熟悉机械以及科学的其他实用功能。
这个艺术博物馆制订了一个计划，他们将让当时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到各种各样的公司去，这些公司自告奋勇为这个计划出时间、出钱。艺术家们将到这些公司四处溜达，寻找有意思的东西，好用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博物馆认为，如果有个人明白一些技术上的事儿，那么艺术家参观公司的时候，他就可以时不时地做个艺术家的联系人什么的。因为他们知道，向人家解释事儿，是我的拿手好戏；说到艺术，我也不完全是个二百五（实际上，我想他们知道我在努力学画画）——无论怎么说吧，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干这个差事，我同意了。
和艺术家去参观公司，乐事儿很多。经常发生的事儿，是某个家伙给我们看一根管子，里头放电火花，蓝盈盈的，曲曲折折的，漂亮。艺术家们全都兴奋了，问我，在展览的时候，怎么用用这个东西。搞这个东西，需要什么必要的条件？
艺术家都是些非常有趣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些，绝对是冒牌货：他们自诩为艺术家，别人也都承认他们是艺术家；但等你坐下来跟他们聊聊，他们简直就是言语无味！有个家伙，最是突出，是个最大的冒牌货，穿得总是滑稽，戴着一顶好大的圆顶硬礼帽。他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用的是人人不懂的方式；等你问他用的一些词是什么意思，以便搞清楚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在另一个方向上又堕入云里雾里了！最后，他对艺术和技术展览的唯一贡献，是他的一幅自画像。另一些艺术家，我跟他们说话，开始的时候，你听不出什么意思来，但他们会不遗余力地为你解释他们的想法。有一次，和罗伯特·欧文（robertirwin）一起，我到了个地方，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那是一次为期两天的旅行，费了好大劲，反反复复地讨论了很多，我终于理解了他试图向我解释的东西，我认为那很有意思，也很奇妙。
还有些艺术家，对真实世界绝对没有任何看法。他们以为科学家是某种大魔术师，他们什么东西都搞得出来，说的话像是这个样子：“我想做一种三维的画，里头的形象是悬在半空中的，而且还发光，一闪一闪的。”他们制造他们希望的那样一个世界，但制造什么是有道理的，制造什么是胡扯淡，他们是没有什么理解的。
最后，有一个展览，他们要求我当评委，来评判艺术品。尽管那儿有一些好东西，艺术家通过参观公司而得到灵感的好东西，但我认为，大多数的好艺术品，是那些在最后一分钟逼出来的东西，和技术实在风马牛不相及。评委会的其他成员全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了。艺术批评，我不擅长，我一开始就不该当这个评委。
在县艺术博物馆里，有个家伙，名字叫毛里斯·杜克曼（mauricetuchman），在谈到艺术的时候，确实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知道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搞的那个个人画展。他说：“你知道，你再也不会画画了。”
“什么？胡说！我为什么再也不……”
“因为你已经搞过个人画展了，而你不过是个业余画家。”
尽管自那以后我还是画画，但我不像以前那么卖力、那么投入了。我也再没卖过一幅画。他是个聪明的伙计，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如果我不是那么固执，我还可以学得更多。
电是火吗？
50年代早期，我暂时得了一种中年病：习惯于就科学发表哲学性质的讲话——科学是怎么满足好奇心的，科学怎么给你一个新的世界观，科学怎么赋予人做事情的能力，科学怎么给人力量——问题是：从新出现的原子弹这个东西来看，给人那么大的力量，是个好主意吗？我还思考过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大约是在那个时候，我得到邀请参加在纽约的一个会议，讨论“平等的伦理学”问题。
在长岛那地方，这些老人以前曾经在那儿开了个会，今年他们决定让一些年轻点儿的人加入进来，来讨论他们在另一次会议上搞出来的一些论文。
在我赴会之前，他们到处散发一个列表：“这里是一些您或许有兴趣来读的书，请告诉我们你希望别人也来读的书，我们将在图书馆里收藏这些书，好让别人也来读。”
于是我就有了这么一个奇妙的书籍列表。我开始读第一页：其中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我很不自在啊——我不入流啊。我看第二页：我一本也没读过。整本列表看完了，我发现，这些书，我一本没看。我必定是个白痴，一个文盲！里头有好书，如托马斯·杰弗逊的《论自由》（ionfreedom/i）之类的书。其中的作者，我也不知道几个。有一本书是海森伯写的，一本是薛定谔写的，还有一本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像爱因斯坦的《我的晚年》（imylateryears/i）和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iwhatislife/i），和我以前读过的东西有所不同。因此，我觉得自己真是一筹莫展了，我不该参加这个会议。或许我可以静悄悄地坐着听。
我去参加了第一次好大的见面会，一个家伙站起来，解释说，我们有两个问题要讨论。第一个问题，有点儿云山雾海的——是关于伦理学和平等的什么玩意儿，但我听不明白这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将展示一条道路，一条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之间可以进行对话的道路。”那儿还有个国际律师，一个历史学家，一个耶稣会的牧师，一个犹太教的拉比，一个科学家（我），等等。
好了，我的那个逻辑头脑立刻就这样转起来了：第二个问题，我完全不必在意，因为如果那行得通，它就行得通；如果它行不通，它就行不通——如果我们没什么可谈的，那么我们之间可以对话，这也用不着证明了，也用不着讨论了！因此，主要的问题是第一个，可那个，我又不懂。
我正想举手说：“你能不能把第一个问题定义得好些。”但我当时想：“别了，我不学无术；我最好还是听着点儿。我不想一开始就添乱。”
我所在的那个小组，应该讨论“教育平等的伦理学”。在我们小组的几次会议中，那个耶稣会牧师总在谈“知识的分崩离析”。他说：“教育平等的真实问题，是知识的分崩离析。”这位耶稣会牧师回顾了13世纪，其时天主教会主宰着全部的教育，整个世界都是简朴的。存在一个上帝，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井然有序。可是，今天，理解任何事情，都不那么容易了。因此，知识已经分崩离析了。我觉得，“知识的分崩离析”和“一切”没关系，但他从来也没定义什么是“一切”，因此我没办法证明他的话。
最后，我说：“这个伦理学问题，怎么就和知识的分崩离析扯上了关系呢？”他呢，只是用大团大团的烟雾来回答我，我说：“我听不懂。”可是别人都说听得懂，而且他们还努力为我解释呢，但他们没办法给我解释清楚！
因此，这个小组里的人，就让我把我认为知识的分崩离析不是一个伦理学问题的理由写下来。我回到宿舍，仔仔细细地写，尽量写得好，我认为“教育平等的伦理学”这个主题或许是个什么问题，我还举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实例，我认为我们或许应该讨论这些东西。比方说，在教育中，我们增加差异，这是合乎道德的吗？然后，在又举了几个例子之后，我继续说，“知识的分崩离析”之所以是个麻烦事儿，是因为世界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理解事物，照我对这一主题范围的定义，我看不出知识的分崩离析，怎么就和任何近似于教育平等的伦理学问题的任何东西有关系。
第二天，我把我的论文带进了会场，那个家伙说：“是的，费曼先生已经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应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暂且把这些问题放一放，留待将来可能的时候再讨论吧。”他们完全没能理解我的主旨。我是想把问题定义清楚，然后表明为什么“知识的分崩离析”和我们的问题没任何关系。在那次会议上，没什么人能够说清楚任何事儿，原因就在于他们还没有把“教育平等的伦理学”这个问题定义清楚啊，因此，没人确切地知道他们该谈什么。
有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论文给我们大家读——这东西是他提前写的。我开始读这个鬼东西，我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我简直搞不清楚它说的是个什么子丑寅卯！我琢磨着，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不曾读过列表上的那些书。我有一种颇不自在的感觉，“我学养不厚啊”，直到最后，我对自己说：“我得停下来，只慢慢读一个句子，那样我就能琢磨出它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于是我就停下来——随便停在哪儿——然后读下一个句子，读得非常仔细。我不能精确地记得那个句子，但它非常近似于这么一个东西：“社会大众的每一成员，常常是通过视觉的、符号的渠道来接受信息的。”我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还把它翻译成别的句子。你知道它是个什么意思？“人们阅读。”
然后，我过渡到下一个句子，我发现我也能翻译这个句子。结果它就变成了这么一种空虚无聊的玩意儿：“有的时候人们阅读，有的时候人们听收音机”，如此等等，但是它写得如此花里胡哨，我开始的时候都看不明白，等我终于把它破译了之后，它却空无一物。
那次会，只有一件事儿，是愉快的或者好玩的。在这次会议上，每一个家伙在每一次全体会议上说的每一个字，都太重要了，他们弄了速记打字员在那儿，把每一件混账事儿都打了下来。在第二天的某个时候，那个速记打字员走到我这儿说：“您什么职业？肯定不是个教授。”
“我是个教授。”我说。
“什么教授？”
“物理学的——科学。”
“哦！难怪。”他说。
“难怪什么？”
他说：“您瞧，我是速记打字员，把人家说的什么都打下来。别的伙计讲话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我就打什么，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每次您站起来问个问题，或者说什么东西，我完全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明白问题是什么，您说的是什么——因此，我还以为您不可能是教授！”
到了一定的时候，有个特别的晚宴，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一个很好的、很犹太的人，发表了演说。那是个很好的演说，他也很会说话，因此，尽管在我现在说这事儿的时候，那演讲听起来是发疯，可在当时，他的主要思想，听起来却是完全明显而真实。他讲的是各国福利上的巨大差别，这引起了嫉妒，导致了冲突，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原子武器，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战争，我们都在劫难逃，因此追求和平的正确出路，在于确保每个地方不存在差别，因为在美国我们有的东西过多了，我们就应该把几乎全部的东西都放弃，都送给别的国家，直到大家扯平了为止。大家都在听这个，我们全都充满了牺牲的情感，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办。但是，在回住处的路上，我恢复了理智。
第二天，我们小组的一个家伙说：“我认为昨天晚上那个演讲，太好了，我们大家都应该签字认可，它应该成为我们这次会议的纲领性文件。”
关于平均分配一切东西的这一思想，我开始说，它建立在这么一种理论上：全世界只有x量的东西，不知怎么我们首先从比较穷的国家那儿把东西抢了过来，因此，我们应该把东西还给人家。但是，这个理论没有考虑到国家差别的真正原因——即用来种植作物的新技术发展，用来种植作物和做其他事情的机械发展，以及所有这些机器需要资本的集中这一事实。问题不在于东西，而在于制造东西的力量，那才是重要的。但我现在意识到，那些人不在科学之中，他们不理解这个。他们不理解技术；他们不理解自己的时代。
这次会议使我神经大受刺激，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女孩儿不得不让我安静下来。“瞧你，”她说，“你都哆嗦呢！你绝对变成了个大傻瓜！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别把事儿看得那么严重。退后一步，把事儿看清楚了。”于是我就思考这次会议，它多么傻，它多么坏。但是，如果有人要求我再参加那种东西，我将羞臊得像个疯子似的逃之夭夭——我的意思是，零！不！绝对不参加！直到今天，我仍然收到参加那种玩意儿的邀请函。
到最后评价这次会议的时候，别人都说，他们从本次盛会得到了那么多的教益，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诸如此类。他们问我的时候，我说：“这次会议，比罗尔沙赫氏测试（rorschachtest）还糟糕：那儿有一团毫无意义的墨迹，别人问你，你认为你看到了什么，等到你告诉他们你看到了什么，他们就开始跟你吵闹！”
比这更坏的是，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们要去开另外一个会议，但这次有公众参加进来，负责我们小组的那个家伙有胆量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收获，再说也没有什么进行公众讨论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干脆告诉公众我们已经得到的收获。我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我认为我们一点混蛋收获也没有嘛！
最后，在讨论我们是否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在来自不同学科的人们之间进行对话的途径这一问题——我们的第二个基本“问题”——的时候，我说，我注意到某种有意思的事儿。我们每个人都谈了我们所认为的“关于平等的伦理学”是个什么东西，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谈的，却不在意别的家伙的观点。比方说，这位历史学家建议，理解伦理学问题的途径，是历史地看那些问题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国际律师建议，搞这个途径，是看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是怎么发出不同行动的，以及是怎么做安排的；这位耶稣会牧师，总是提起“知识的分崩离析”；我呢，作为科学家，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单独来处理，在方式上应该像伽利略做实验的那种技巧；如此等等。“因此，在我看来，”我说，“我们还完全没有什么对话。恰恰相反，除了一团乱麻，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攻击，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难道您不认为秩序是从混乱中产生的吗？”
“啊，那个，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或者说……”我搞不明白这怎么扯上了“秩序是从混乱中产生的吗”这个问题。是，不，这怎么说呢？
在那次会上，傻瓜有的是——自负而浮夸的傻瓜——这种傻瓜，能把我逼得上墙。一般的傻瓜，无可指责；你可以跟他们谈，努力帮助他们把事儿搞明白。可自负而浮夸的傻瓜——就是那种又傻、又掩盖其傻，并且一门心思地要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傻瓜，他们连哄带骗，以此显示他们多么有能耐——那个，我无法忍受！一般的傻瓜，并不装模作样；诚实的傻瓜，无可指责。但是，一个不诚实的傻瓜，可怕！那就是我在那次会议上的收获，自负而浮夸的傻瓜，都成串儿了，我心烦意乱。我再也不让自己心烦意乱了，因此我再也不参加跨学科会议了。
在开会期间，我待在“犹太教神学院”，在那里，年轻的拉比们——我认为他们是正统教派——在做研究呢。因为我有犹太背景，他们告诉我的那些关于犹太法典的事儿，我也略知一二，但我从来没看过犹太法典。这法典很有意思：大开本，页角上的小方框里，是原文的犹太法典，然后在一种l形的页边上，围绕着这个方框，是不同人写的注解。犹太法典已经发展了，一切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讨论，讨论得非常细致，用的是一种中世纪的推理方式。我认为，那些注解，到13或14或15世纪，就停了——没有什么现代的注解。犹太法典是一本奇书，是一只装着各种各样事儿的大罐子：琐屑的问题，困难的问题——例如，关于教师的问题，如何教学的问题——接着又是一些琐事，等等。学生们告诉我犹太法典从来没有被翻译为其他文字，这事儿透着怪，因为这书是这么有价值。
有一天，两三个年轻的拉比来找我，说：“我们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上，要是不知道科学的事情，我们学不成拉比的，因此我们想问您一些问题。”
当然，发现科学的地方，何止千万，哥伦比亚大学就在附近嘛，但对他们要问什么样的问题，我感兴趣。
他们说：“那个，比方说，电是火吗？”
“不是，”我说，“但……干吗问这个？”
他们说：“犹太法典里说，安息日汝不得举火，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在安息日我们可以用电器吗？”
我深感震惊。他们对科学完全不感兴趣！科学影响他们生活的唯一方式，是他们或许能更好地解释犹太法典！他们对外部世界、对自然现象，没兴趣；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事儿，是消化犹太法典提出的问题。
后来，有一天——我猜是安息日——我去用电梯，有个家伙站在电梯旁边。电梯来了，我进去，他也跟我进来了。我说：“几楼？”我伸手要去按电钮。
“不，不！”他说，“该是我为您按电钮的。”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