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文良商量撰写杜正兵的辩护词，他对管镇玉的做法非常不满，说这样的辩护还有什么意义？无法体现出一个律师的价值。说我当初就不应该拉他做这个案子，我们的工作即使不是律师的人都能做到，但他反对归反对，家属同意我们做罪轻辩护。
刘文良说：“从事实和法律上说，杜正兵的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四笔钱，任何一笔都不符合贪污或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当然，我们不排除杜正兵利用自己的这种特殊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刑事辩护是去伪不求真。我们的工作是逐一反驳对他的指控。”
“律师是为委托人服务的，你能保证无罪辩护让法庭采纳？如果你因个人的理想信仰，在法庭慷慨陈词，而让杜正兵的量刑加重，法院认定四笔都构成贪污受贿，从而判他十多年，那么，你是一个优秀律师吗？”
刘文良拍案而起，说：“我不怕，我会上诉，我会将案情公开，他占有的每一笔款都不构成犯罪，法官的判决说服不了别人，更无法说服我，事实和法律将证明我是正确的。”
“刘大律师，一个被纪委双规过的人，涉嫌贪污、受贿一百多万，公众和舆论早就给他判了刑，他被无罪释放，会引起多大的轩然大波，这些你考虑过吗？”
“荒谬，这些话出自别人之口，我觉得不奇怪，想不到是出自你一个专业律师的口中，新闻和舆论无权给一个人定罪。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无罪释放的后果？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是捍卫法律的公正！”
“但这就是我们的司法现状，我们律师有什么办法？”
“我知道有困难与阻碍，可你们抗争过吗？耶林说过，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妥协，交易，有法不依，司法黑暗，律师地位低下，绝对与你们这些人有关。我们或许会有牺牲，但更多的人将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难道不是法治的胜利？法治是什么？是你，是我，每个人都有义务推动法治的进程！”
“大法官考克波恩说过，律师应当像一位斗士那样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而不应像一位刺客，他应当知道如何调和委托人的利益同真理正义间的永久利益的关系。权衡利弊，让杜正兵有选择地承认部分贪污行为，认罪，然后律师做罪轻的辩护，当下的司法环境只会对我们的委托人好。就算在西方还有控辩交易一说，让杜正兵承认部分犯罪不是我们的妥协，恰恰是我们的胜利——我们要为我们的委托人负责，使其满意。”
“满意？我不认为委托人会对那种结果满意，他们只是无奈地接受。表面看你们好像是胜利了，但是，李正，你想过没有？你们损害了更多人的利益，还有司法的公义。还记得当年的辛普森杀妻案吗？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辛普森杀了他老婆，但法庭还是判他无罪释放，为什么？因为要更多人的权益，防止警察对公民随意拘捕——指控辛普森的证据是被污染了的证据！”
“刘文良律师，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吗？你是律师，不是法官，律师没有义务维护司法的公信，我们只捍卫法律的正确实施。我们是公民个人利益的代表者！是公民伸长了的手，保护公民权利，对抗他人，尤其是公权，才是我们真正的职责！我们甚至是破坏者，我们就是要钻法律的空子，从而形成制衡，让那些立法者、执法者，甚至是司法者知道，有那么一帮坏蛋律师，盯着他们，使他们谨慎，不敢轻易侵害公民的利益！”
刘文良不再和我争论，我掏出一支烟扔给他。他给自己点着了，深吸一口，陷入沉思。刘文良自诩是“死磕派”律师，当年，因为声援南方一个“言论过激”被拘禁的老师，他和全国十多位律师一道南下，在公安局门前抗议三天，迫使警方释放了那位老师。他们是法治的先锋，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灵魂！内心里我对他们充满敬意！我身上缺乏的正是他那种战斗的精神，而权利从来不是恩赐的，是争取来的。
管镇玉他们去了一趟北京，最后拿回来一纸《专家意见书》，上面有我们国家刑法学界名头很响的三位教授、两位高院退休法官的签名。随意见书还附有研讨会的现场录像，专家们认为杜正兵的这种行为算不上是犯罪，最多是违反纪律，是单位内部或党纪处罚的范围，对这种行为不能扩大为犯罪，等等。本质上，这种学者的意见并不能对杜正兵涉嫌犯罪和量刑产生影响，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但是，法院、法官却又无法忽视这种意见，毕竟专家中有两人参加过《刑法》的起草，我们所学的教材也是出自这些人之手。
一星期前，我和刘文良又见了一次那位将来在法庭上主控的黄检察官。他去了杜正兵的单位，财务上给了他所有杜正兵签字的账单，堆起来像小山一样高。他无法确认是哪一次，项目的承揽与结算往往相隔时间很远，结算又是分批次进行的，所以要证明某笔钱是某项目上的，连杜正兵自己都无法说明。要不是他自己的口供，那个一百四十九万元谁知道是怎么来的。案卷里有几个证人的证言，他们说钱是通过单位账户或支票给了杜正兵，但这个钱最后怎么样处理了，他们无法知晓。至于那个八万元和五万元还挂着，财务列为应收账款。也就是说，即使杜正兵给开发商说抵作自己的房款，但这种说法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开发商与单位签订合同，单位依然能够收回这两笔款。
“我也不管了，这是当时负责侦察的人留下的问题，我今年诉了二百二十七个案件，快累死了，年假还没休，我给科长说了，这个案子开完庭就休，否则就废了。”我看到黄检察官有三十出头，南方口音，人很廋，一脸的疲惫，一年办二百二十七个案子，的确不少。要是让我这个律师办如此数量的案件，可能会累得趴下。当然，职责不同，办案的目的与要求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办案是工作；对我们来说则意味着要满足委托人的要求，一个字：赢。
见完黄检察官后，我们心中有了底，既然证据不足，那就是我们攻击的目标。离二十二号开庭还有一星期，管镇玉带来消息，说法院初步意见不认定那个一百四十九万元，证据不足，只有杜正兵的口供，且每次不一样。八万、五万和那两张总额一万元的卡，一定要认。说到这里，他压低声音说：“领导说了，认定数额不宜过高，对老杜的量刑定在这个数。”他朝我和刘文良伸出右手，中间的三指屈起，只露出大拇指和小拇指：“六年，但不能上诉。”管镇玉收回了他的手。
“你没有和他们探讨，其实每笔款都不构成犯罪？”刘文良说。
管镇玉笑了：“影响这么大的案子，如果判决无罪，那怎么可能？不要总拿法律条款说事，而且，判决后还不能上诉，要被告人服判。”
我说：“这不扯淡吗？上诉是被告的权利，谁也无法干涉，怎么能剥夺呢？何况上诉不加刑，管他呢，只要判下来我们就上诉，到中院时再做做工作，量刑会更低。”
管镇玉直摇头：“如果二审减刑，那意味一审的判决有问题，从审判员、庭长到审委会，都有问题。你坚持上诉，鲁院长说了，他们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说案子有错误的地方，再审，有可能把那个一百四十九万元加进去，到那时候就不是六年了。”
管镇玉拿出烟来，给我和刘文良各扔了一支，我拿出打火机，想给管镇玉点上，他拿出自己的打火机点着了，吸了一口，说：“这个案子，这个结果，其实法院都定不了。”
“那谁定得了？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判决一个人是否有罪。”我说。
管镇玉伸出右手食指，向上指指说：“上面。”
我和刘文良沉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上面指的是谁。
“开庭前你们两个还要会见一次杜正兵，告诉案子的内幕情况，判决后他不能上诉，也要做好家属的工作。”
管镇玉说丁花和杜正军都没意见，对这个结果表示接受，我们作为辩护人还能说什么呢？
和刘文良又去了大栅的看守所，杜正兵和我们两个月前见的大不一样，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岁，皮肤松弛，略微发红，那两道怒竖的剑眉也变得柔和，贴着头皮刚长出的短发，有一半白了，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亲人。
他好像不再关心自己的定罪与量刑，问了很多家人和孩子的事。
刘文良给他讲了有关案件的情况，哪些该承认，哪些不承认，为什么会判六年，他不能上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