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物业的案子开庭了。被告有一百多个，法官说分五天，每天只通知二十人开庭。那情形很像到中药铺看郎中，法官开完一个，叫下一个进来。
我把案件的具体事务全交给杨晓玲，所有立案开庭联系法官的事都由她负责，正式开庭的时候我才去。法官是个女的，很瘦，晚上可能没有休息好，眼眶周围一圈黑色，穿上宽大的黑法袍，活脱脱童话里一女巫。一宣布法庭组成人员，我才知道她叫李劲风，以前听过其大名，说是很厉害，但没在她手下办过案。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女人起了个男人名，劲风，听着就让人怕，好像要把人吹走。“人瘦脾气差”，她嘟嘟囔囔，很不满意，说你们催一下，交了不就得了，一点物业费，还起诉到法院？这样的案件看着标的小，办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很麻烦，给原被告和代理律师各发一份判决书，加起来也有几百份。人会深受其职业影响。法官当久了，眼里不是原告就是被告，好像随时在开庭，张嘴就训人。
我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想起诉啊，拖几年了就是不交。”然后绵里藏针地扔给她一句话，“给您添麻烦了。”心想作为法官，办案是你的天职，你发什么牢骚？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很特殊，就像一对时间久的夫妻，过不下去又离不成。在法官眼里，律师再大牌，挣多少钱也得听我的；在律师眼里，法官你别牛×，办的案子很多，累得驴样，一个月就那点工资，还不及律师一个案子的收入。但是诉讼是个专业的程序，多数情况下，法官办案离不开律师，而律师的价值也通过法官的判决体现。
第一位被告是位退休的老大爷，头发白了。我看了一下诉状，名叫吴江门。法官赶时间，说有关诉讼的权利义务我不讲了。就是一点物业费，调解一下吧。我说原告同意，但被告坚决不同意。老大爷说并不是自己不愿意交物业费，而是安居物业公司的服务太差。垃圾从不及时清理，一堆几天，夏天臭气熏天，苍蝇乱飞。保安值班不认真，小贩在小区里自由出入，高声叫卖，极不安全。有时家里的水管坏了，请物业来修，总是找不到人。最后他说：“别说起诉两千四百二十七元，我一分钱不交！”
这是第一个，一定得镇住，要是压不住，庭就没法开了，后面的都会不交。
我先是提交被告拖欠物业费的单据，从二七年十一月后就再也没有交过。我知道，有关被告说物业公司服务不到位的说法，他根本拿不出证据，也没法举证。法庭辩论的时候我说，原被告之间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与《业主公约》，那么就得按合同约定履行。被告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也无证据证明，被告主张物业服务不到位，应当提起反诉或另案起诉，但物业费仍然要付。最后，我提高声音：“退一步说，就算是原告的服务不到位，是谁造成的呢？不是原告，恰恰是对面坐着的被告——小区里大量的业主拖欠物业费，使物业公司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没法聘请更多的保安和工人，往往是一人身兼数职，请问，这样的条件能保证高质量的服务吗？”
老头被我问得无话可说。十多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业快速发展，企业四处盖楼赚钱，但物业服务的意识还跟不上。业主也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维权的意识，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话，别人能过得去，我也过得去。这样就给物业公司养成了一种毛病，只收钱，不干活。有些小区，物业公司倒成了主人，对业主颐指气使，业主像仆人，对物业公司的人低三下四。要是得罪了他们，今天给你停电，明天给你停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啊！其实，我们家小区的物业公司也是这样。有时真想发起成立业委会，把他们赶走，但是此刻，我是物业公司的律师，只能向着他们说话。
法官问被告，认可拖欠物业费吗？被告说认可，但是由于服务不好，拒绝交。法官又问他有没有证据，被告说没有。
法官说：“物业公司和业主间形成的是服务合同关系，物业公司服务不到位，业主可以解聘或更换新的服务公司，但是在合同没有终止前，业主仍然要付物业公司费用。”被告不明白，法官直接说：“这个物业公司就是你们家养的一条狗，给你家看门护院，它做得不好，你可以打它，甚至把它赶走，在换或赶走之前，你得给它吃的东西——这就是物业费。”
讲完话后，李法官得意地向我看了一眼，我知道她在报复开庭前我说她的那句话，但只要她让被告付物业费，说什么我也不在意。我反而冲她笑笑，这个比喻真恰当！
“这么说，这个物业费我一定得交？”被告的情绪有点激动，声音也提高了不少，“要是我不交呢？你能把我这个老头怎么样？”
“我们不怕，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有房子，法院判决后，我们就申请强制执行，查封你的房子，这之前，我们还可以提前停你的水、电。”
这个案子必须赢，我寸土必争。
“坏律师。”老头很激动，气得直拍桌子。
法官开始干涉，法槌敲得“当当”响：“不要吵啦，要吵架来法院干什么？吵架能解决问题吗？”
法官主动帮我说话了：“也就这点钱，老人家你也别生气了，物业费肯定得交——法律就是这么定的，你们要是对他们的服务不满意，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解聘他们，但解聘前物业费还得交，如果大家都不交，拖欠着，也的确影响到服务质量，是不是？”
我以前不知道，法院内部有个考核指标：调撤率。即每年调解、撤诉结案的要在一半以上，有的法院更高。法谚说得好：再胖的诉讼不如一个瘦的和解！化解矛盾，体现和谐，调解当然好。所以法官最愿意调解结案，不必逐一分析原被告的证据和观点，省了不少事，考核成绩又高，何乐而不为？安居物业纠纷，虽然都是同类案件，但体现在判决书上，那也是一百多个案子，要是都判决，我估计法官全年的考核都过不了。那种结果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是风险代理，最大的愿望是早点拿到钱，我可不想判决后再去申请强制执行。
正在想着怎么办呢，法官对我说话了：“你们让让步，物业公司的服务也不到位，虽然没证据，但几乎所有物业公司都有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是有台阶赶紧下。我说听法官的，如果调解，我们愿意把那四百二十七元的零头抹掉。
这个让步看上去非常大，其实，那都是起诉时我和杨晓玲多算的，违约金、延迟履行的利息都加进去了，没有几个业主会计算这些。我们不能光要拖欠的物业费，既然起诉了，就得多加点，这就像商家促销，一件衣服本来卖三百元，把价格提到一千元，然后打三折卖，还是三百元，顾客感觉优惠很大，好像占了很大的便宜，其实还是那个价。
被告一看我们让步很大，又经不住法官的软硬兼施，也就同意了。
后面的开庭变得很容易，其他被告在旁听席上目睹了我们和吴江门的唇枪舌剑，知道这物业费是拖不过的。前面已经有了先例，不如接受了物业公司的让步，调解结案吧！再说以后还得在小区生活，要是关系搞僵了，停电停水，真是件很讨厌的事。但是，我也听到有几位年轻的业主说，他们准备成立业主委员会，更换物业公司，或许这才是最厉害的一着，不过那是以后他们与物业公司之间的事，与我这个代理律师关系不大了。
业主们大都顺利地签订了调解协议，我是能让步就让步，能打折就打折，有时还给他们送三个月或半年的免费物业服务，目的只有一个，及早结案，及早拿到钱。张经理一开始对我的做法不满意，我说那些业主正在酝酿成立业主委员会，他们准备更换物业公司，把安居物业赶走，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张经理一听我的话就不吭声了。我曾经为她算过，她一年能收三十万元左右的物业管理费，聘了三个退休老头做保安兼水暖工，又雇用杨海洋和另外两个附近村里的妇女做保洁，一年的工资也就几万元，其余全归她自己，多好的买卖！一听要把她从这里赶走，当然紧张。
她说：“要不要请法官吃个饭？”
“你真是个大土帽儿啊，现在法官都是收卡，谁还吃饭？”
“那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