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常勇在事务所门前相遇，迷茫的他抬着头看看我们的大门，又往里面望望。我迎上去：“找律师吗？我就是，跟我进来吧！”
进门后，他先不说话，也没有接我递上的名片，而是把自己的右鞋脱下来。那脚估计有好几天没洗了，臭得要死，当着他的面，我不好捂住鼻子，这还不算，接着他又脱去袜子，这下我愣住了：除了半个大脚趾外，其他脚趾不见了，新愈的伤口泛着粉红色，整个右脚如同一个粗大的胡萝卜，被齐齐削去一截。
常勇说他是个焊工，春节前单位本来放假了，有个叫刘兵的老乡说某单位有点焊接的活，让他去干。他想过年还早，不如再干几天，于是他就跟着刘兵去了那个单位。谁知才干了两天，就出事了，一截钢梁从五米高的车间顶棚落下，把脚砸了。
“要是再慢一步，就没机会坐在这里和你说话了！”他苦笑着摇摇头说。
“是什么单位？”
“你听我说，受伤后是刘兵把我送到第一人民医院，后来又转院到市立医院，住院费也是刘兵付的，花了一万多。听刘兵说，那个单位属东船重工，他们把活又承包给一个叫金鑫钢构的公司，金鑫钢构的负责人叫岳之霖，刘兵是从岳之霖那里包的。一开始刘兵的态度很好，但是出院后就找不到人了，打电话也不接，后来再打，干脆是查无此号，估计是销号了，现在不知道找谁。”
“脚成了这个样子，走路有影响吗？”
“影响不大，我还可以打球，就是剧烈运动不行。律师，我这个能赔多少钱呢？”
我说：“这要看伤残鉴定，根据伤残等级确定赔偿额，您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什么都没有，才去两天，一月八号去，十号出的事。”
看来还不算工伤，那得按雇员伤害赔偿。我初步查了一下，他的伤能达到七级，按本市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能赔偿十六七万元。
他听了很兴奋：“有那么多？”
“你先别高兴太早，起诉三要素：有事实、有证据、有被告，你说了这么一大堆，连被告都没法确定，告谁去？”
“刘兵啊，他包来的活，我知道他家，他跑不了。”
我听了哈哈大笑：“不要说找不到刘兵，就是找到了，你把他卖了值几个钱？找他有什么用，你得找一个赔得起的主，东船重工，金鑫钢构，他们都有这个能力。”
“那怎么办呢？”
“你这个案子太复杂，说了你可能不一定懂。眼下，除了被告，最重要的还是证据。你手上什么都没有，开庭时，如果对方否认你是他们的员工，你怎么回答？以目前的情况看，立案都很难，你手上只有这份病历是不是？”
讲到这里我突然闭上嘴，我想起了一段话：“不能把什么都告诉当事人，记住哪些应该说，哪些不应该说，如果他什么都知道了，还请你干什么？”
实习期满后，所里也安排我独立接待委托人，但最后总是留不住案子，我觉得我对案件分析很透彻，法律规定、事实真相、种种可能，一应俱全。但还是留不住案件，很少有当事人委托我办案或回头来找。我的接待有什么问题吗？有一天我将自己的困惑告诉刘文良，并谦虚地向他请教。他听了哈哈大笑，于是讲了上面那段话。
我不说了，常勇果然一脸的迷茫。被告、证据、雇佣、工伤、因果关系、连带责任、司法鉴定、第三人、有赔偿能力的被告等等，这些他从没有听说的词语，我估计他脑子有点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