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好办啊！”案件的难度体现律师的价值，也决定律师费的高低。不把案子说难了，我怎么张口要律师费呢？果然，常勇问到了律师费。
“你的这个情况明摆着，肯定要照顾一下，我们的职责是匡扶正义，怎么也得个万儿八千，加上诉讼费，准备个一万五。”
听了我的话，常勇立马懵了，说没想到打官司要花这么多钱。他说这五个脚趾丢了四个半，还没对象呢。现在不敢回家，看见他的脚，他娘就哭。这三个月来又是住院，又是养伤，没有工作，生活都是问题，哪里有钱打官司！
他说要回去考虑一下，我以为他会和我谈价，觉得律师费太高，没想到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常勇千恩万谢地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惭愧万分，我本来可以给他分析得更为详细一些，或无私地援助他，不收一分钱的律师费，把帮助他当作自己职责，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看了一下表，快下班了，夕阳从高楼的夹缝中露出脸来，像是很无力的样子，马上，她会坠入大海。
如我所料，第二天常勇又来找我。
“李律师，我昨晚想了一夜，我无论如何也拿不出你说的一万五千元，我也不能再向家里要。去年白菜八分钱一斤，一万五千元会把我妈妈吓晕。你看能不能这样？你先别收费用，等打回来，那些赔偿款我给你一半？”
“你这是让我为难啊！”
我还想了些话要对他说，突然常勇的眼泪下来了，无声地，很快奔涌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一下让我措手不及。
“好了，什么都别说了，就当我帮你。”
常勇止住哭。我喊黄丽为他复印身份证，办理委托代理手续。对于律师费，我本来要为他免除，常勇坚持说按打赢回来的百分之五十付。百分之五十就百分之五十吧！其实，那就是个饼，这官司能不能赢还不好说，没证据，死马权当活马医吧！
律师即谋略。
我国实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顾名思义，法官的权力很大，很多本属于当事人的事，法官自己就做了。诉讼时当事人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然后举证，至于法庭辩论，律师的事不多，法官说了算。就像你做了一桌子菜，端上去后，菜的好坏由法官决定，律师说了不算。我们常常看见到了法庭辩论阶段，法官会说“简单一点”，“说过的就别说了”。有时候法官粗暴地打断律师的话：“好了，我知道了。”在这种体制下，提出一个能被支持的诉讼请求，搜集什么样的证据成为律师的主要工作。先提什么，后提什么，哪些证据应该出示，哪些证据应当隐藏。在竞合的情况下，主张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如果是被告，要不要反诉，等等。一月份，我和房峰办了个案子，有人把一辆货车卖给别人，但没办过户，后来出事了，我们发愁没有证据，但对方先把车辆的行车证、登记证拿出来，结果是我们胜了，要是他们不出示，我们真还不知道怎么办。案件的成败在于谋略上你是否胜人一筹。
接受常勇的委托后，我的压力随之而来，案子的难点还在于证据，除了那份住院病历，我们什么都没有。病历只证明你受了伤，但何时、何地、因何而伤，这些都无法证明。民事案子是“谁主张谁举证”，法官不会像警察一样主动去调查，如果没有证据，则意味败诉。
我来到隔壁刘文良的办公室，说中午请他吃饭。他正在写一份诉状，眼皮子抬也没抬一下，说，有什么事就说吧。我说没事就不能请刘大律师吃个便饭？他哈哈大笑，说要是看不出你那点心思，律师就白做了。
我有个缺点，就是笨，总觉得有些事自己想不到，现在想来是因为执业时间短，经验不足，缺乏自信。但我也有一个优点，就是谦虚，对于心里没底的事，总能向同行请教，我常常把自己办理的案件拿到同事中讨论，寻计问策。孔圣人说的，不耻下问嘛！只要能打赢官司就行。
我扔给刘文良一支烟，说了常勇的案子。他说：“这个案件你来问我，算是找对人了，去年我有一个顾问单位，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案件。我建议你先别起诉，到安监局去报案，这是个安全生产事故，报案后安监局会调查，调查完后到法院起诉民事赔偿。”
“对呀！只要安监局调查了，就可以确定案件事实，谁的人？在哪里？因为什么受伤？然后申请法院到安监局调取案卷！法院以安监局的调查为依据判决。大律师就是不一样啊！好了，下班时间到了，这次是真心请你吃饭，不过也就是个快餐。”
刘文良关了电脑，随我到佳世客五楼的快餐店，我们每人要了一份排骨米饭。他问我收了多少律师费？我说一分没收，学雷锋。他不信。我把常勇的情况照实说了。他说你小子越来越会办案了，这个案子正常收费也就是个几千元，但是风险代理，真的提取百分之五十，好几万元，那就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