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社会科学家觉得自己秉承了经典传统，那对他来说，社会科学就是一种治学。研究实质问题的人就属于那种人，会迅速被整体方法与理论的详尽讨论搞得失去耐心，疲惫不堪，觉得讨论是如此干扰自己正常的研究。他相信，让一个从事实际研究的学生来汇报自己是怎样推进工作的，远胜于专家们搞出的一打“程序汇编”，因为后者大多从未做过什么有实质影响的工作。只有通过交谈，让有经验的思想者就各自的实际工作方式交换信息，才能将对于方法和理论的有用感受传递给初学者。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比较详细地报告一下我自己是怎样治学的。这样的陈述必然带有个人色彩，但我写这个也是希望别人，尤其是那些刚开始从事独立工作的人，能根据他们自身经验的事实两相引证，减少其个人色彩。
一
我想，最好还是一开始就提醒你们这些初学者，在你们选择加入的学术界里，那些最值得敬仰的思想家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割裂开来。他们似乎两方面都很重视，以至于不允许出现这种割裂，希望让两者相得益彰。当然，在一般人那里，这样的割裂已渐成常态，我想这是因为一般人现在做的工作空洞无物。但你会认识到，作为一名学人，你有额外的机会来设计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促成好的治学习惯。投身学术，既是选择一种职业生涯，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治学者自己是否清楚，当他努力完善其治学之道时，他也在塑造其自我；他落实自己的潜能，把握遇上的任何机会，筑造一种品格，其核心就是好的治学者所具备的品质。
这么说的意思是，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学会运用你的生命体验，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审视和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学之道就是你的核心，你与自己可能做出的每一样学术成果之间都有个人的关联。说你能“吸取经验”，首先意味着你的过去会融入并影响你的现在，而这又界定了你吸取未来体验的能力。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你必须控制这种颇为微妙的相互影响，捕捉你的体验并细加梳理。只有这样，你才能指望用它来指引并检验你的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塑造成一名治学有道的人。但你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有个好办法就是，你得建立一份档案，这可能就是社会学家的说话方式：记日记。许多有创造力的作者都记日记；社会学家需要系统性的思考，就得这样。
在我接下来要描述的这种档案中，个人体验和职业活动彼此融汇，正在进行的研究与计划进行的研究相互交织。在这份档案中，你作为一名治学者，将尝试把自己学术上做的事情和作为个人体验到的事情结合起来。在这里，你不用担心运用自己的体验，并可将它直接关联到进行中的各种工作上。你的档案可以用来核查避免重复工作，也使你能够节省精力。它还鼓励你捕捉“边角闪念”：即很多杂七杂八的念头，可以是日常生活的意外收获，街头耳边飘过的对话片段，或者，在这里来说，梦也算。这些闪念一旦被记录下来，不仅使更受审视的体验获得了学术上的相关性，还可能通向更为系统的思考。
你会经常注意到，那些已经富有成就的思想家，还是那么细致地对待自己的想法，十分密切地观察自己思路的发展，梳理自己的体验。即使是最微末的体验，他们也非常珍视，原因就在于，现代人终其一生，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如此之少，而体验作为原创性学术工作的源泉，又是如此重要。我逐渐开始认为，对自己的体验既要能够信任，同时又要持有疑虑，这是成熟的治学者的一个标志。对于任何学术追求中的原创性而言，这种暧昧的自信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借助档案这种方式，你可以培养这样的自信，并为之做出正当化的辩护。
通过维护一份充实的档案，并由此培养自省的习惯，你将学会怎样保持内在精神世界的清醒。无论何时，当你对什么事件或观念感受强烈，一定不要让它们从你头脑里溜走，而是要加以梳理，归入档案，同时勾勒意涵，让自己看看这些感觉或想法有多么愚蠢，或者它们是否可能被阐述成富有启发的样子。档案还有助于你培养写作习惯。如果你不是至少每周写点东西，就会“手生”。在维护这份档案的时候，你可以练习写作，从而像大家说的那样，提高你的表达能力。维护一份档案，就是参加一项受控实验。
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只有在一种场合下才觉得需要写下自己的“计划”，即打算为一项具体的研究或“课题”找钱。绝大多数“计划”被制订出来，或至少有些详细的书面的东西，就是为了申请经费。无论这做得多么标准规范，我想也是非常糟糕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注定就是推销术。而且，考虑到通行的期待，它还很可能导致煞费苦心的矫揉造作。课题可能被“展示”出来，并在远未成熟的时候就被颇为任意地详加阐释。它常常纯属向壁虚构，为了所展示的研究，也为了不管多有价值的隐含目的搞钱。一名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应当定期评估“我的问题和计划的现状”。年轻人在刚刚开始从事独立研究时，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指望他在这一点上能走得多远，他自己也不应当如此期许；他肯定不应当变成死抱着哪一个计划不放。他所能做的就是开列自己的论题；遗憾的是，这往往是他头一份预想中独立完成的有一定长度的研究。当你的研究工作行至半途，或者大约三分之一时，这样的评估很可能会大有收获，甚至可能引起其他人的兴趣。
任何已经熟练上路的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也应当随时拥有许多计划，也就是说想法，而问题始终就在于我打算、我应该接下来研究其中哪一项？他应当为自己的主导日程专设一份小档案，反复打磨，只给自己看，或许也和朋友讨论一下。他应当经常回过头来，非常细致而有针对性地评估这份小档案，有时清闲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要想让你的学术事业始终方向明朗、驾驭自如，此类步骤都属于不可或缺的手段。我觉得，要想充分地陈述“社会科学的首要问题”，唯一的基础就是在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当中，围绕有关“我的问题的研究现状”的这类评估，开展不拘形式的广泛交流。无论在哪一个自由的学术共同体里，都不太可能出现某种“铁板一块”的问题队列，当然也不应该出现。在这类共同体里，如果生机活跃、兴盛发展，个体成员之间就会不时抽空讨论未来的研究。而在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当中，也应当出现三类中间讨论——关于问题、关于方法、关于理论，并重新导回研究。它们应当接受进展中的研究的形塑，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研究。职业学会在学术上的存在理由就是为了这样的中间讨论。同样是为了它们，也有必要建立你自己的档案。
你的档案里有各式各样的话题，下面有想法、个人笔记、书本摘抄、书目文献、课题大纲。我想，这属于习惯问题，并无定规；但我认为，你会发现，最好把所有这些内容统统归入一个主档案，叫作“课题”，下面再分许多子类。当然，话题会有变化，有时还很频繁。比如，当你作为一名学生，既要准备预考，撰写论文，同时还要做期末作业，你的档案将根据这三块努力的领域进行编排。但在研究生读了一年左右以后，你会开始根据自己论文的主要课题，重新组织整个档案。然后，随着你不断推进自己的研究，你会注意到，没有一项课题能主导这个档案，或是设置编排档案的主导类别。事实上，使用档案，会促使你思考时所使用的类别不断增多。这些类别会发生变化，有些被剔除了，另一些被加了进来，其具体方式就是一个指标，反映出你的学术进展和学术视野。最终，你将根据几个大课题来编排档案，里面再分为许多子课题，每年都会有变化。
所有这些都包括做笔记。你必须养成习惯，自己读的任何值得读的书，都要大量做笔记。虽说我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你读的书很次，还不如自己琢磨收获更大。无论是来自其他人的著述，还是源于你自己的生活，在把这样的体验转译到学术领域里去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赋予其形式。单单是为一则体验命名，往往就会让你必须做出说明；仅仅是从一本书里做一则笔记，常常就会刺激你去思考。当然，与此同时，做笔记会大大有助于你领会所读的东西。
你的笔记可能像我的一样，看来只有两类：在读某些非常重要的书时，你试图把握作者论证的结构，并以此脉络做笔记；但更多的情况是，在做了几年独立研究之后，你一般不再通读全书，而是从某些自己感兴趣的、关乎自己在档案中已有计划的特定主题或话题的角度出发，选读许多书的部分章节。因此，你所做的笔记或许不能全面体现你所读的书。你只是为了落实自己的课题，运用某个想法，某桩事实。
二
行文至此，你想必觉得这份档案更像是某种奇怪的“文学”杂志，那这又该如何运用到学术生产中去呢？维护这样一种档案本身就是学术生产。它就是在持续不断地积累各种事实和想法，从极其模糊到渐趋完善。比如，我在决定研究精英后，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列出我希望了解的各种人物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草拟提纲。
我究竟为何以及打算如何做这样一项研究，或许就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是怎样滋养了他的学术工作。我已经忘了自己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对“分层”产生专业兴趣，但我觉得，初次读到凡勃伦时，兴趣想必已经萌生。我一直觉得他的“商业”和“工业”雇佣的讲法非常粗疏，甚至可以说含糊不清；在通点学术的美国公众看来，这就是对马克思的某种转译。不管怎么说，我后来写了一本书谈劳工组织和劳工领袖，这项任务背后是有政治动机的。然后我又写了一本书研究中产阶级，这项任务最初的动机是我想表述自己1945年以来在纽约城的个人体验。然后朋友们建议我，应该写一本关于上层阶级的书，凑成一套三部曲。我想自己脑子里已经有了这种念头。我曾陆陆续续读过一些巴尔扎克，尤其在40年代读过不少，也颇为感佩他赋予自己的任务：“涵盖”自己希望把握的那个时代的社会中所有的主要阶级和人物类型。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研究“商业精英”，并收集整理了制宪时期以来美国政治中顶层人物职业生涯的相关统计数据。这两样事情的主要启发都源于美国历史研究的研讨活动。
我在写这几篇文章和书以及准备有关分层的课程的同时，当然也攒下了一些没用上的关于上层阶级的想法和事实素材。尤其是在研究社会分层的时候，很难避免超出你当下的主题，因为任何一个阶层的“实况”相当程度上都在于它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有鉴于此，我开始盘算写一部关于精英的书。
但这还算不上“课题”浮现出来的“真正”方式。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从我的档案中浮现出相关想法和计划，因为我所有的课题都是始于档案而终于档案，专著也无非是围绕不断汇入档案的工作的零散成果组织起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相关的一整套问题开始萦绕在我脑海中。
拟完了粗略提纲，我又将整份档案检视了一遍，不仅检视了其中明显与我的研究话题有关的部分，而且检视了乍看起来似乎毫无关系的内容。把那些此前完全孤立分散的条目搁到一块儿，找寻预料之外的关联，往往能成功地激发出想象力。我在档案中为这批特别的问题专设了新的单元，当然，这也会导致档案中其他部分的新布局。
你一旦重新安排整个档案体系，往往会发现，自己似乎正在释放想象力。显然，这是由于你试图基于不同的话题，将各式各样的想法和笔记组合到一起。这是一种组合的逻辑，“运气”有时在这过程中扮演了令人称奇的重要角色。你尝试用一种轻松自如的方式，将档案中体现的自己的学术资源与新的主题相结合。
至此，我也开始运用我的观察和日常体验。我首先想的就是自己与精英问题相关的体验，然后拿去和其他我觉得可能对相关议题有所体验和考虑的人讨论。事实上，我现在开始改变我的习惯对象，这样就包括了属于我想研究的人群的人；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人；通常以某种专业方式对他们感兴趣的人。
我并不完全知道，要成为最出色的学术工作者，都需要满足哪些社会条件，但其中肯定有一条：周遭有一群愿意倾听、愿意交流的人，有时他们不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人物。无论如何，我努力让自己置身于一切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上相关的环境，只要是我觉得它可能引导我沿着自己的研究脉络深入思考。我上面有关个人生活与学术生活相融合的讲法，意义之一即在于此。
当今出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只是由一项边界分明的经验“研究”构成的，通常也不可能如此。它得包括众多研究，202它们在关键要点上锁定了有关主题的形貌与趋势的整体陈述。因此，直到重新梳理了现有的材料，构筑了整体上的假设陈述，人们才能做出决定：究竟哪些是锁定陈述的关键要点？
现在，在“现有的材料”当中，我从档案里找到了三类与我的精英研究有关的材料：必然与话题相关的几种理论；已经被其他人梳理出来的证明这几种理论的材料；还有一些材料已经被收集起来，整理汇编以资利用的阶段各异，但尚未建立与理论之间的直接关联。只有借助诸如此类的现有材料，初拟出一套理论，我才能有效地确定自己的核心主张和直觉预感，并设计一些研究来检验它们。或许我也不必如此，尽管我当然也明白，自己稍后会不得不来回穿梭于现有的材料和自己的研究间。任何定论都不能只是在自己所知和能用的数据范围内“涵盖数据”，还必须以某种肯定或否定的方式，考虑现有可用的理论。要“考虑”一个想法，有时只需与或颠覆或支持的事实相对照，有时则需要详细的分析或限定。有时候，我可以系统地安排可用的理论，作为可供选择的范围，并根据这个范围来组织问题本身。但有时候，我也只会用自己的布局，在颇为不同的场合来安放这些理论。不管怎么说，在讨论精英的书里，我必须考虑以下等人的研究：莫斯卡、熊彼特、凡勃伦、马克思、拉斯韦尔、米歇尔斯、韦伯和帕累托。
我浏览了有关这些论家的一些笔记，发现他们给出了三类陈述：从有些论家那里，你通过系统地重述他就给定论点或整体上说了些什么，就能有直接的获益；对于有些论家，考虑到其给出的理由和论证，你会予以接受或驳斥；还有一些论家，你会拿来用作自己的详细阐述和课题方案的参考建议。这里就牵涉到你要把握一个论点然后追问：我怎么能把这个变成可检验的模样，又该怎么检验它？我该如何以此为核心进一步展开阐述，以其为视角，使那些描述性细节都呈现出相关性？当然，正是在这样处理现存想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承继了此前的工作。下面有几条读莫斯卡的原始笔记的摘录，或许能体现出我一直在试图描述的东西：
除了历史轶闻，莫斯卡还用以下断言支撑他的命题：正是组织的权力，使少数派有能力始终维持统治。有组织有素的少数派，他们管理着世间人事。也有缺乏组织的多数派，他们被管理。但是，为什么不同时考虑组织有素的少数派，组织有素的多数派，缺乏组织的少数派，缺乏组织的多数派呢？这值得全面探究。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组织有素”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莫斯卡的意思是说，有能力制定出多少算是持续和协调的政策并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他的命题根据定义就是正确的。我想他会说，所谓“组织有素的多数派”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最终将体现为在这些多数派组织的顶层，会出现新的领袖、新的精英，他很容易就把这些领袖挑出来归为他所说的“统治阶级”。他称他们为“发号施令的少数派”，在他大言不惭的陈述之下，尽是些站不住脚的材料堆砌。
我突然想到的一件事情就在于：从19世纪到20世纪，我们已经见证了一场转变，从以第1种和第4种情况组织起来的社会，转到更多是从第3种和第2种的角度建立起来的社会。我们已经从精英国家转到组织国家，其中的精英不再如此组织有素，不再那么单方面享有权力，大众变得更加组织化，更加有权力。有些权力是在街头赢得的，有一整套社会结构及其“精英”以其为中轴。统治阶级中有哪个部分会比农业集团更有组织性呢？这并不是个反问句，我现在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回答，这只是个程度问题。但现在我只想挑明这一点。
莫斯卡提出了一个观点，这观点在我看来很妙，值得进一步阐发：他认为，在“统治阶级”里，往往还有一个顶层小集团，以及一个次高的较大阶层，顶层与其保持着持续而直接的接触，其与顶层分享观念、情感，他相信也因此分享政策。然后我们要检查一下，看看他是否在书里其他地方提出了别的关联点。小集团吸收的人员是否主要来自次高层？顶层是否要以某种方式为次高层负责，至少要密切关注次高层？
现在不妨暂且抛开莫斯卡，在另一套词汇中，我们有：精英，这里我们指的是顶层小集团；有分量的人；其他所有人。在这个图式里，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成员资格是由第一层界定的，至于第二层的规模大小，内部构成如何，与第一层和第三层的关系怎样，则差别甚大。
这个图式或许能帮助我更清晰地考虑不同的精英，他们是根据好几个分层的维度划出来的。当然，还要以清晰而有意义的方式，重拾帕累托有关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的区分，只是不像他那么形式化。可以肯定，有许多拥有至高地位的人至少会处在第二层，大富豪也是如此。所谓“小集团”或“精英”指的是权力还是权威，这要看具体情况。这套词汇里的精英始终指的是权力精英，其他的顶层人群可能是上层阶级或上流集团。
因此，我们或许能以某种方式，结合另外两大问题来使用这一图式，一是精英的结构，一是分层与精英理论之间在概念上的关系——后来或许也成了实质上的关系。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找出是谁有分量比找出是谁在统治要容易一些。当我们努力完成前一项任务时，我们选出顶层作为某种松散聚合体，依据的是所处的位置。但当我们尝试后一项任务时，必须具体明确地指出他们如何行使权力，与赖以实施权力的那些社会手段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处理的与其说是位置，不如说是人，至少是必须考虑人的因素。
目前，美国的权力牵涉到的不只是一类精英。我们如何能够判定这几类精英之间的相对位置？这取决于所处理的具体议题和决策。一类精英将另一类精英看作有分量的人。正是精英之间的这种相互认可，使得其他类型的精英有了分量；他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成为对于彼此而言重要的人物。课题：选择过去十年间三到四个关键决策，如投放原子弹、增减钢产量、1945年的通用汽车大罢工，详细追踪每项决策中涉及的人员。如果想找寻重点，不妨用“决策”和决策过程作为访谈的焦点。
三
你的研究进程中有一个阶段，是通读其他的书。不管你想从中读到些什么，都记在笔记和摘要里。而在这些笔记的旁注和另设的档案里，记下供经验研究用的想法。
如果可以避免，现在的我是不打算去做经验研究的。如果你一个助手都没有，就有一大堆麻烦事儿；而如果你真的雇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本身往往更加麻烦。
以今日之社会科学的学术条件而论，有大量工作是借助最初的“结构化”来完成的，所以大部分所谓“经验研究”都注定是贫乏无味的。事实上，大部分这类工作都是面向新手上路的学人的某种形式化练习，有时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适合那些还没有能力处理社会科学中更为棘手的实质问题的人。在经验探究中，最具价值的地方其实就在于阅读本身。经验探究的宗旨就在于解决有关事实的分歧和疑虑，从而通过将各方立场变得更具实质理据，让辩论更有收益。事实固然约束着理性，但理性是任何学问领域里的先行军。
尽管你永远也不能够拿到足够的钱，去做你设计的许多经验研究，但还是有必要继续设计这些研究。这是因为，一旦你展开了一项经验研究，即使半途而废，它也会引导你展开新的一场对于材料的探寻，最后往往还会表明，它与你的问题之间具有意料之外的相关性。如果答案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还要设计一项实地研究，那是很愚蠢的；但你在把书本转译成适当的经验研究，也就是转译成有关事实的一系列追问之前，就认为自己已经琢磨透了这些书，那也同样愚蠢。
我这类工作所必需的经验课题首先得有希望与我上面所写的初稿具有相关性，它们要么确认其原初形式，要么导致修改原稿。再说得隆重一些，它们必须对理论建构有意义。其次，课题方案必须切实有效、简洁明晰，如果可能，还要富有创意。我的意思是说，它们必须有希望带来大量新鲜材料，配得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但又该怎样做到这些呢？要陈述一个问题，最经济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单凭推论来解答。通过推论，我们力求分离出每一个有关事实的问题；以特定的方式追问这些有关事实的问题，确保答案有助于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推论，解决进一步的问题。
你要想以这种方式把握问题，就必须留意四个阶段，不过，通常最好是反复多次地实施这四个阶段，而不是在其中某一个阶段上长久耽搁。这四个步骤分别是：你基于对话题、议题或关注领域的整体了解，觉得自己接下来必须考虑一些要素和定义；这些定义和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顺便说一句，构造这些初步的小模型，正是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最佳机会；由于忽略了必需的要素，术语定义不当或不清，或是对某一部分过分强调及其导致的逻辑延伸等，产生了一些错误观点，应予以清除；对遗留的有关事实的问题进行陈述或调整陈述。
顺便说一下，只要想充分地陈述一个问题，第三步都非常必要，却常常被忽视。问题无论是作为议题还是作为困扰，对于它的通行认识都必须得到认真考虑，那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当然，学术陈述必须得到仔细审查，要么在重新陈述时彻底利用它，要么就弃之不用。
在决定手头的工作需要进行哪些经验研究之前，我首先要草拟一份更大的设计，其中开始生发出各式各样的小型研究。同样，我还是从档案中摘录了一些：
我还没有准备好以系统而经验的方式研究作为整体的上层集团。因此，我所做的只是提出一些定义和步骤，为这类研究构筑某种理想设计。然后，我就能够尝试：第一，搜集切近该设计的现有材料；第二，思考基于现有指标，以哪些便捷方式搜集材料，能在关键要点上满足设计；第三，接下来我可以进一步明确整体上的一系列经验研究，这到最后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要系统地界定上层集团，必须从具体的变项出发。从形式上说，这也多少符合帕累托的做法，任何给定价值或价值系列中，无论什么可用的东西，他们这些人都是“拥有”最多的。因此，我必须做出两项决定：我该以哪些变项作为判断标准，我说的“最多”又是什么意思？我决定了该用哪些变项，就必须尽可能构筑出最佳指标，如果可能的话将采用可量化的指标，以便从这些指标的角度来确定总体/人群分布。只有做完了这些，我才能开始明确自己说的“最多”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讲，这应该留待对于各种分布及其重叠的经验考察来确定。
我的关键变项首先应当足够一般化，能让我在选择指标时有一定的余地，但又要足够特殊化，能导向搜集经验指标。随着研究的推进，我将不得不在观念与指标之间来回穿梭，就想着既不能丢失原本的意涵，又得对它们有相当具体的把握。以下是我会作为出发点的四个韦伯式变项：
1．阶级，指的是收入的来源与数量。所以我需要掌握资产分布和收入分布。这里理想的材料是年收入的来源与数量的列联表。比如，我们知道，1936年，总数人口的x%得到了y百万美元或更多的收入，而所有这些钱中，z%来自资产，w%来自经营回报，q%来自工薪所得。在这个阶级维度上，我可以把上层集团，即那些拥有最多的人，界定为在给定时间内获得给定数量的收入的人，或者界定为在收入金字塔上占据最上层百分之二的人。查看财政部记录和大纳税人名单，看看是否能够更新有关收入来源和数量的tnec表格。
2．地位，指的是得到的遵从的数量。针对该变项，并没有任何简单的或可量化的指标。现有的指标要用的话，需要进行个人访谈；迄今为止，这只限于地方社区研究，总之基本上没什么用场。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地位不像阶级，地位还涉及社会关系，至少需要有一个人接受遵从，一个人授予遵从。
名声和遵从很容易搞混；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应该用名声的大小作为确定地位的指标，尽管这可是最容易获得的指标。
3．权力，指的是某人在即使他人抵制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其意志。就像地位一样，这个变项也还没有找到好的指标。我觉得自己没法把它始终作为一个单一维度，但还是必须讨论正式权威，即在各种机构中，尤其是军事机构、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中的位置所享有的权利和权力；尚无正式设置但以非正式方式实施的权力，如压力群体的领袖、可调动影响力广泛的媒体的宣传分子之类。
4．职业，指的是获得报酬的活动。在这个变项上，我同样必须选择自己应当抓住职业的哪一个特征。如果我使用多种职业的平均收入，并对职业进行排序，我当然就是在以职业作为测定阶级的一项指标，也作为判定阶级的基础。与此类似，如果我采纳通常被赋予不同职业的地位或权力，那我就是在以职业作为测定权力、技能或才干的指标，也作为判定这些东西的基础。但要区分人的阶级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技能并不是一种同质性的东西，能以多少区分，这和地位一般无二。如果试图这么来处理技能，通常会从获得各种技能所需耗费时间长度的角度来计算，或许也不得不这么做，虽说我希望自己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要想根据这四个关键变项，从分析层面和经验层面界定上层集团，我就必须解决这几类问题。出于设计目的的考虑，假设我已经令自己感到满意地解决了问题，已经分别从每一个角度搞清楚了总体分布。然后，我就有了四组人，他们分别处在阶级、地位、权力和技能的顶层。再进一步，假设我挑出每组分布中的最高2%作为上层集团。然后，我就会面临如下可从经验角度回答的问题：这四组分布如果彼此有重叠，那么每组的重叠程度有多大？不妨通过下面这张简表来确定可能性范围：。
如果我有材料可以填满这张图表，它将包含研究上层集团所需的主要数据和许多重要问题，将能破解许多定义问题和实质问题。
我还没有数据，也无法获得数据，这就使得我的推测愈发重要，因为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如果就是想着要逐步接近理想设计的经验要求，我就会捕捉到重要的领域，有可能得到相关的材料作为落脚点，通向进一步的思考。
对于这个一般模型，我还得补充两点，让它在形式上更趋完善。要充分理解上等阶层，就得重视其持续性和流动性。这里的任务就是确定：诸个体与群体在当前一代，以及此前两代到三代，在各个位置之间的典型流动状况。
这就把人生与历史的时间维度引入了图式。这些并不仅仅是更进一步的经验问题，也与定义相关。这是因为，我们希望继续探问，是否从我们某一个关键变项的角度来区分人的阶级，因此在界定我们的类别时，就应当看他们或他们的家庭已经占据了所探讨的位置多长时间。比如，我可能想确定，地位最高的2%，或者至少是地位等级上的重要一类，占据该位置至少已有两代人的时间。再有，我也希望继续探问，是否应当在构建一个“阶层”的时候，不仅看几个变项的交织，还要符合被忽视的韦伯有关“社会阶层”的界定，即“社会阶层”由其间存在着的“典型而方便的流动”的位置构成。这样一来，在某些产业中，低层白领职业和中上层雇佣工人工种就似乎在这个意义上正在形成一个阶层。
你在阅读和分析其他人的理论，设计理想的研究，泛读档案的过程中，将开始开列一份具体研究的单子。其中有些太宏大，难以驾驭，会被及时放弃，虽说留有遗憾；还有一些最终将成为素材，可以写成一句、一段、一节乃至一章；更有一些将会成为统贯全局的主题，被编织成一整本书。这里再摘录几项这类课题方案的原初笔记：
对大公司的十位顶层管理人员的一个典型工作日做时间安排分析，再对十位联邦政府官员做类似分析。这些观察将与详细的“生活史”访谈相结合。这里的目的就在于至少部分从所投入的时间的角度出发，来描述主要的例行活动和决策，并由此深入考察与所制定决策相关的那些因素。根据能确保得到的合作程度大小，研究程序自然也会不尽相同，但理想状态下，首先将会进行一场访谈，搞清楚此人的生活史和当前处境；其次，完成一天的观察，真正坐在此人办公室的某个角落，全程跟踪；最后，当晚或次日再进行一次长时间访谈，我们与他一起回顾这一整天，探问我们观察到的外部行为背后都涉及哪些主观过程。
对上层阶级的周末进行分析，密切观察其例行活动，随后，在接下来的周一对此人及其他家庭成员进行访谈。
对于这些任务，我都有相当不错的人脉接触，而如果处理得当，不错的人脉接触当然能引出更好的人脉接触。［1957年附记：事实证明这一想法只是幻念。］
研究开支账户以及薪酬和其他收入之外的其他特权，它们共同构成了顶层生活的标准与风格。这里的想法在于具体落实所谓“消费的科层化”，即将私人开销转嫁到企业账户上。
更新伦德伯格所著《美国六十家庭》之类的书中包含的那类信息，该书所用的纳税申报单还是1923年的，早已过时。
根据财政部记录和其他政府渠道，搜集并系统整理不同类型私有资产的所持数量分布。
对历任总统、全体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所有法官进行职业路径研究。从制宪时期一直到杜鲁门总统第二任期的这方面材料我都已经转入ibm卡，但我希望扩展所使用的条目，重新进行分析。
这类“课题方案”大约还有其他35个［比如，比较1896年与1952年两次总统大选所耗金钱的数量，详细比照1910年的摩根和1950年的凯泽，以及关于“三军将帅”职业生涯的具体情况］。但随着研究的推进，你当然必须根据可以获得的资料，调整自己的目标。
写好这些设计方案，我就开始阅读有关顶层群体的历史研究，随意记些笔记，解读材料。你不必真的研究自己在谈的话题，因为如我所言，一旦你深入钻研，满眼皆是话题。你对相关主题非常敏感，它在自己的体验中随处可见，随处可闻，尤其是我始终认为，它会出现在乍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地方。就连大众传媒，特别是劣质电影、廉价小说、画报杂志、夜间广播里面，也会向你展示出鲜活的重要意义。
四
但是，你可能会问，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想象力又是怎么被刺激出来，把所有的意象和事实都拢到一块儿，让意象具备相关性，并赋予事实以意义？我觉得自己其实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只能谈谈似乎能使我更有机会想出某些东西的一些整体条件和几点简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