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提醒你们注意，社会学的想象力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成另一种视角，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起对于整个社会及其组成要素的充分观照。当然，正是这种想象力使社会科学家有别于单纯的技术专家。只需短短数年，就可以训练出合格的技术专家。社会学的想象力倒也可以培养，当然，要是没有经过大量的，往往也是例行常规的工作，也很少能实现这一点。不过，它还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品质，或许是因为它的本质就在于将没有人想得到可以融合的观念，如分别来自德国哲学和英国经济学的一堆观念，给融合到了一起。支撑着这种融合的，是轻松嬉戏的心态，是一种真正锐利的要去领会这个世界的冲动，而这是典型的技术专家往往缺乏的。或许后者被训练得太好，太不走样。既然你只能被按照已知的模样来训练，那这样的训练有时候就会使人丧失学习新路数的能力；它使你抵制那些注定会乍看起来不太严密甚或站不住脚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类模糊的意象和观念出自你身上，那你一定别放弃，必须把它们梳理出来。这是因为，如果有原创性的观念，它们一开始几乎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的。
我相信，要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存在一些确定的方法的：
在最具体的层面上，如前所述，重新梳理档案就是诱发想象力的一种方式。你只需要清理此前互无关联的文件夹，打混它们的内容，然后重新归类。你要试着用一种比较放松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诚然，你重新整理档案的频率有多高、力度有多大，随着问题的不同，以及它们成熟程度的不同，会有相当的差异。但它的机理就这么简单。当然，你脑子里会想着自己正在积极探索的好几个问题，但你还得尝试被动地接受不曾预见的、计划之外的关联。
以轻松嬉戏的态度对待界定各式议题的那些词汇和短语，这样往往能释放想象力。在字典和专业书籍里逐一查找你的核心术语的同义词，以便了解它们的含义的全部范围。这个简单的习惯会刺激你精细琢磨问题的各个角度/用语，从而以更精练的文字更精确地界定它们。原因就在于，只有当你了解了可以赋予相关词汇或短语的几个意涵，才能选出自己希望用来研究的最恰切的意涵。不过，对于词汇的这种兴致还不能就此止步。在所有的工作中，特别是检视理论陈述的时候，你会努力密切留意每个核心术语的概括层级，往往会发现将一个高层级的陈述化约成更具体的意思会很有用。完成了这一步骤，陈述常常被拆成两三个部分，各自指向不同的维度。你还要尝试调高概括层级：去掉具体限定语，在更抽象的层面检视重新组织后的陈述或推断，看看你能否加以扩展或详尽阐发。就这样，由宽到窄结合由窄到宽，你将尝试通过寻求更明晰的意涵，深究相关观念的方方面面及其丰富意涵。
你在思考自己想到的一般性观念时，其中有许多可以被塑造成类型。新的分类方式通常就是富有成果的发展的开端。简言之，能有本事搞出类型，然后探寻每种类型的条件与结果，就成了你身上熟能生巧的一道自动程序。你不满足于现有的分类体系，尤其不满足于已成常识的分类体系，而会探寻这些分类体系各自内部及彼此之间的共同特性与相异因素。好的类型要求分类标准明晰而系统。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养成交互分类的习惯。
当然，交互分类的技术并不局限于量化材料，事实上，无论是批评和澄清旧的类型，还是想象并把握新的类型，它都是最佳方式。定性的各种图表不仅可以用来展示已经做的工作，也经常充当货真价实的生产工具。它们澄清各种类型的“维度”，也有助于你想象和构筑类型。实际上，在过去15年，我认为自己写下的所有初稿当中，不带有一点儿交互分类的不超过十来页，虽说我肯定不总是展示出这类图表，甚至算不上经常这么做。它们绝大多数都流于失败，但你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学到一些东西。而如果它们起作用，就能帮助你思考得更加清楚，运笔也更明晰。它们还使你能够针对自己在思考的那些术语、在处理的那些事实，揭示它们的变化范围和完整关系。
交互分类对于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学家来说，正好像用图解法来分析一个句子之于认真的语法学家。从许多方面来看，交互分类就等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语法。它就像所有的语法一样，必须得到控制，不允许偏离其目的。
你往往能通过考虑极端状况，即思考你直接关注的东西的对立面，来获得最佳洞见。如果你考虑绝望，那么也想想欢欣；如果你研究守财奴，那么也琢磨一下败家子。这世上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单纯研究一个对象。一旦你尝试对比不同对象，就会更好地把握材料，从而能够从比较的角度挑出它们相似的方面。你会发现，在关注这些维度与关注具体类型之间来回穿梭，会使人深受启发。这项技术在逻辑上也很严密，因为要是没有一个样本，你就只能想方设法猜测统计频率：你能做的就只是给出某种现象的大体范围和主要类型，而比较有效率的做法，就是首先构建“极化类型”，即多种维度上的对立两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再努力，以求有所收获，维持某种比例感——不用去寻求某种线索以评估给定类型的发生频率。事实上，你要坚持不懈地尝试一边进行这一探寻，一边探求可能找到或搜集到的统计数据的指标。
所谓观点，是要运用多种多样的观点/观看之点的：比如，你会问自己，最近读到的这位政治学家会如何探讨这一问题，那位实验心理学家或历史学家又会怎样处理呢？你会尝试从多种多样的观看之点出发来进行思考，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一块移动的棱镜，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捕捉光线。在这一点上，对话式写作往往大有助益。
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在反复琢磨某样事情，而在尝试理解一块新的学术领域时，你最开始完全可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列出争论的主要论点。所谓“精通文献”，意思之一就是有能力确定每一个可用的观看之点的朋友与对手。顺便说一句，如果过于“精通文献”，也不是太好，你可能会沉溺其间无法自拔，就像莫蒂默·阿德勒。或许关键就在于要明白，什么时候你该读，什么时候你不该读。
事实上，出于简洁起见，在交互分类时，你一开始会从是或否的角度来展开工作，这会促使你从两极对立的角度思考问题。大体来说这也不错，因为定性分析当然无法告诉你发生频率或变动幅度。它的技术，它的目的，都在于告诉你可能有哪些类型。从许多宗旨来看，你所需要的也无非就是这样。当然，从某些宗旨来看，你的确需要更精确地了解相关的比例。
有时候，有意颠倒你的比例感，能够成功释放出想象力。如果某样东西显得很微小，不妨想象它非常庞大，并问自己：这可能会有什么差别？反过来，对于规模巨大的现象也可如法炮制。前文字时代的村庄如果拥有3000万人口，会是什么样子？至少在今天，我从来不曾想过，在真的清点或测量什么东西之前，不先在我可以控制一切东西的规模的想象的世界中，把这些东西的各种要素、条件和结果玩味一番。统计学家在说“你要先了解宇宙，然后才能对它进行抽样”这句简短而令人畏惧的话时，应该就有上述这层意思，只是他们从未明言。
无论你关注的是什么问题，都会发现，用比较的方式把握材料会很有帮助。无论在一个文明或一个历史时期里，还是在几个文明或历史时期里，探寻可供比较的多个个案都会给你以头绪。你要想描述20世纪美国的某项制度，就必须努力回想其他类型的结构和历史时期里的类似制度。即便你不做明确的比较，情况也是如此。有时候，你会几乎不假思索地以历史的维度引导你的思考。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在于，你所考察的东西往往只限于数字，而要以比较的方式把握它，就必须将其置于某个历史框架中。换言之，对立类型的思路常常要求考察历史材料。这种做法有时会形成一些要点以便做趋势分析，或者引向某种以阶段分类的体系。然后，你会使用历史材料，因为想把某种现象的讨论范围弄得更充分或者更方便，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范围要包括某套已知系列维度上的各种变异。社会学家必须具备一定的世界历史知识；没有这类知识，无论他知道其他什么知识，都只是个跛子。
最后还有一点，与其说关系到释放想象力，不如说关系到整合出一部书的技巧。不过，这两者往往是融为一体的：你怎样安排材料展示出来，始终会影响到你工作的内容。我脑子里这个想法是从一位杰出的编辑兰伯特·戴维斯那里学来的，不过我猜他看了我怎么发挥他的观点，会不愿意承认这是他想出来的。这就是主题与话题的区别。
所谓话题，就是研究内容，如“公司高管的职业生涯”，或“军方将领的权力增长”，或“社交圈贵妇的衰落”。你就一项话题不得不说的绝大多数内容，通常不难归入一章或其中的某一节。但你所有话题的次序安排，往往会把你带到主题的领域。
所谓主题，就是想法，通常反映某种显著趋势、主导观念，或是核心区别，如合理性与理性。在构思一本书的布局时，当你逐渐认识到两三个主题，有时可能达到六七个主题时，你就会明白，自己完全胜任了工作。你之所以会认识到这些主题，是因为它们总是被卷入各种话题，或许你会觉得，它们纯属重复。有时候，它们确实就只是重复！当然，你往往会在自己草稿的那些写得比较磕磕碰碰、含糊不清的章节和写得不太好的章节中发现它们。
接下来你必须做的，就是将它们分类，尽可能简明扼要地予以陈述。然后，你必须以非常系统性的方式，在你话题的整个范围内，进行交互分类。这就意味着你得追问每一个话题：每一个主题都是如何影响每一个话题的？再有就是：如果说每一个话题对于这些主题都有意义，那么意义分别是什么？
有时候，一项主题要求独立一章或一节，或许就是在最初引出该主题的时候，又或许是在结束时的概括陈述的时候。大体上我认为，绝大多数作者以及绝大多数系统性思想家都会同意说，应当在某个点上，让所有主题一起出场，相互关联。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书的开头安排这一点，尽管也并非都得如此。如果一本书布局精巧，通常应该在行将收笔时做这件事情。当然，全书自始至终，你都该努力至少将主题与每一个话题相关联。这一点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因为它通常不会像看上去的那么按部就班。但有时候，至少如果主题已经得到了恰当的分类和阐明，也确实只要按部就班就行了。当然，这也正是难点所在。原因就在于，我这里有的东西，在文学技巧的语境里叫作主题，在学术研究的语境里就叫作想法。
顺便说一句，有时候，你可能发现一本书其实没有任何主题。它就是一连串的话题，当然，还被一堆有关方法论的方法论介绍、有关理论的理论介绍重重包围。没有想法的人写起书来，这些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就会导致有欠明晰。
五
我知道你会同意，应当尽可能以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思维所允许的简洁明晰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工作。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社会科学中似乎充斥着臃肿浮夸的文风。我猜想，使用这种行文的人或许相信自己是在效仿“自然科学”，但他们没有觉察到，这种文风大部分根本毫无必要。事实上，已有权威言论表示，出现了“严重的读写危机”，而这场危机社会科学家卷入甚深。之所以会有这种独特的语言，是否因为确实讨论的是深奥精微的议题、概念和方法呢？如果不是，那又为什么会出现马尔科姆·考利的妙语“社会学腔”呢？这对于你研究工作的完成当真有必要吗？如果确有必要，那你无计可施；如果并无必要，那你又该如何避免？
我相信，这种晦涩难解的状况通常与研究内容的复杂性没什么关系，甚至毫无关系，和思想的深刻更是搭不上边。它几乎完全是因为学院作者对自己的地位产生了某些困惑。
在今天的许多学术圈子里，任何人要想写得通俗易懂，就很可能被指责为“只是个文人”，或者还要糟糕，“就是个写稿子的”。或许你已经懂得，人们通常用的这些措辞，其实只是显示了似是而非的推论：因为易懂，所以浅薄。美国的学术人正在努力过一种严肃的学术生活，而他们身处的社会背景往往显得与前者格格不入。他选择了学院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为此牺牲了许多主流价值，他必须以声望作为弥补。而他对于声望的诉求，很容易就变得与其作为“科学家”的自我意象紧密相关。要是被称作“就是个写稿子的”，会使他觉得丧失尊严，浅薄粗俗。我想，在那些雕琢矫饰的词汇底下，在那些繁复夹缠的腔调与文风背后，往往正是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做派学起来不难，拒绝起来倒不容易。它已经成了一种惯例，那些不使用它的人倒会遭到道德上的非议。这或许是平庸者一方在学术上封闭等级的结果，可以理解，他们希望把那些赢得了在学术上和其他方面明智通达的人们的关注的同行排除出去。
所谓写作，就是要诉求引起读者的关注。无论何种风格体裁，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写作，也是要诉求自己至少有足够的地位能让别人来读。年轻学人与这两种诉求都深有牵连，因为他自觉在公共生活中缺乏位置，因此往往会先诉求自己的地位，然后再诉求读者关注自己所说的东西。事实上，在美国，即使是最有成就的知识人，到了更广泛的圈子和公众群体里，也没有多少地位。在这方面，社会学这个个案一向属于极端案例：社会学的行文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那段不堪的过去，当时社会学家即使和其他学术人相比也是地位低下。所以，对于地位的欲望，就成了学术人为何如此容易陷于晦涩难解的一个原因了。而后者恰恰又成了他们之所以没能拥有自己想要的地位的一个原因。这是不折不扣的恶性循环，但任何学人都能够轻易打破。
你要克服学院的这种乏味文风，首先必须克服学院的造作姿态。比起研习语法和古英语词根，说清楚你自己怎么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要重要得多：我的研究内容究竟有多艰涩复杂？我在写作的时候，要求自己享有什么地位？我在努力为谁写作？
对于第一个问题，通常的答案是：内容并不像你论述的方式那么艰涩复杂。这么说的证据俯拾皆是：社会科学著作中有95%可以被轻松译成英语，就揭示了这一点。
但你也许会问，难道我们有时候不就是需要术语吗？我们当然需要，但“术”不一定意味着艰涩，当然也不意味着行话黑话。如果这类术语真的不可或缺，并且也明晰精确，那就不难用平白晓畅的英语来阐述，从而以具备意义的方式将它们介绍给读者。
或许你会表示反对，认为寻常词汇的常见用法往往“负载”了各种感情和价值，因此可能最好还是避免使用，改用新词或术语。我的回答如下：不错，寻常词汇往往是别有负载的。但社会科学中常用的许多术语也别有负载。要想写得清晰，就要控制这些负载，要精确地表述你的意涵，以便其他人也能理解这层意涵，也只能理解成这层意涵。假设你想表达的意涵处在一个周长六英尺的圆圈里，你身处其间；又假设你的读者所理解的意涵是另一个这样的圆圈，他身处其间。我们姑且指望这两个圆圈的确能有交叠。交叠的区域就是你能达成的沟通区域。在读者的圆圈里，没能交叠的部分也就是不受控制的意涵的区域：他自己造出了意涵。而在你的圆圈里，没能交叠的部分则成了你流于失败的另一标志：你没能使意涵被他人所理解。所谓写作的技能，就是让读者的意涵圈与你的意涵圈精确重叠，就是以特定的方式写作，让你们双方都处在受控意涵的同一圆圈中。
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绝大多数的“社会学腔”都与研究内容或思想的什么复杂性毫无关联。我想它们几乎完全是用来确立自我的学院诉求的。这么写文章，就是要告诉读者：“我知道某样事情，它非常难，你只有先学会我这艰深的语言，才能理解它。与此同时，你只是个写稿子的，一个门外汉，或者别的什么比较落后的类型。”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作者关于自己的想法，以及他言说的声音，区分出两种呈现社会科学工作的方式。一种方式的出发点是：作者觉得自己这种人咆哮、低语或轻笑都可以，反正始终得在场。他是哪种人也很清楚：无论是自信满满还是神经兮兮，不管是直截了当还是夹缠纠结，他都是体验与推理的中心。现在他发现了某样事情，正在告诉我们这事情怎么回事，自己又是怎么发现的。这就是英语里能看到的最佳阐释背后的腔调。
另一种呈现工作的方式并不运用任何人的任何声音。这类写作根本就算不上一种“声音”。它就是一种自主存在的声响，是由一台机器生成的乏味文章。它固然充斥着行话黑话，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它非常矫揉造作：它不仅不具个人色彩，而且是矫揉造作地不具个人色彩。政府公报有时就是以这种方式写的，生意公函也是。社会科学中也有大量例证。任何写作，只要不能被想象成人的言谈，就是糟糕的写作，或许只有某些真正的文体大师的作品不属此列。
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在听这些声音，对于这一点的考虑也会影响到文体的风格。任何作者都非常有必要牢记，自己正在试图对什么类型的人说话，以及他究竟是怎么理解这些人的。这些问题都并不简单：要很好地回答它们，既需要了解读者公众，也需要定位自身。所谓写作，就是提出诉求，等待被阅读，但是由谁来读呢？
我的同事莱昂内尔·特里林已经给出了一种答案，并允许我在此转述。你先假设，自己受邀就自己熟悉的某项研究内容做一次演讲，听众中既有来自某个一流大学各个院系的师生，也有来自附近城市感兴趣的各色人等。假设这样一群听众坐在你面前，他们都有权利了解；假设你也想让他们了解。现在开始动笔写作。
社会科学家作为作者，大体可以有四种可能性。如果他承认自己是一种声音，假设他正在对像我刚才点出的那类公众说话，他会努力写些明白易懂的文章。如果他假定自己是一种声音，但不完全清楚面向什么公众，就比较容易陷入艰涩难解的胡扯。这种人最好还是谨慎一些。如果他觉得自己与其说是一种声音，不如说是某种不具个人色彩的声响的代言者，那么，假如他找到了一群公众，也非常有可能是一群狂热教徒。如果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声音，也没有找到任何公众，却纯粹只为了无人保管的某种记录而说话，那我想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标准化乏味文章的制造者：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回荡着自动的声响。这让人不寒而栗，简直像卡夫卡小说里的场景，而情况应当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理性的边界。
深刻与夹缠之间的界限往往很微妙，甚至就像在走钢丝。有些人就像惠特曼那首小诗里所描述的那样，刚开始做研究，就被迈出的第一步弄得激动万分，无比敬畏，几乎不再想着继续前行。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奇特的魔力。语言就其本身而言，的确构成了一个令人赞叹的世界，但如果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们一定不能把起步时的迷惘错当成最终结果的深刻。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你应当把自己看成是一种真正伟大的语言的代表，应当期待自己、要求自己，在说话或写作的时候，要努力传递有教养的人的话语。
最后必须来谈谈写作与思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你写东西只想着汉斯·赖兴巴赫所称的“发现的语境”，能理解你的人就会寥寥无几；不仅如此，你的陈述往往还会非常主观。要想让你想的不管什么东西更加客观，你就必须在展示的语境里工作。首先，你把自己的想法“展示”给自己，这往往被叫作“想清楚”。然后，当你觉得自己已经理顺了，就把它展示给别人，并往往会发现，你并没有搞清楚。这时你就处在“展示的语境”中。有时候，你会注意到，当你努力展示自己的想法时，会有所调整，不仅是调整其陈述形式，而且往往还调整其内容。当你在展示的语境中工作时，会获得新的想法。简言之，它会变成一种新的发现的语境，不同于原初的语境，位于我认为更高的层面，因为它在社会角度上更具客观性。同样，你不能把你如何写与如何想割裂开来。你必须在这两种语境中来回穿梭，而且无论何时，你都最好明白自己可能去往何处。
六
综上所述，你就会理解，其实你从未“开始研究一项课题”，你已经“在研究”了，要么是以个人的面目，体现在档案中，体现在浏览后的做笔记中，要么是体现在有方针指导的事业中。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你将始终拥有许多自己想要进一步探索的话题。一旦你确定了某种“释放”，就要尝试调用你全部的档案，你浏览的书籍、你的交谈、你所选择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话题或主题。你要尝试打造一个小世界，包含所有融入手头工作的核心要素，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各就其位，并围绕着其中各个部分的发展，不断调整这个框架。单单生活在这样一个构造出来的世界里，也要去了解所需要的各种东西：想法、事实、想法、数据、想法。
就这样，你将有所发现，对其予以描述，确立一些类型来为自己已经发现的东西安排秩序，通过按名目区分各样东西来聚焦和梳理自己的体验。这样探寻秩序，会推动你找寻各种模式和趋势，找出或许具备典型性和因果性的关系。简言之，你要去探寻自己碰到的东西的意涵，探寻某些东西，看其能否解释为不可见的其他东西的可见标志。你要列一份清单，涵括看上去与你正试图理解的不管什么东西有关的一切。你要去芜存菁，然后将这些条目仔细地、系统地彼此关联，以形成某种操作模型。接下来，你要将这一模型与自己正努力说明的不管什么东西相关联。有时候你能轻易得手，但也常常徒劳无获。
不过，在这一切细节当中，你始终得去找寻一些指标，它们可能指向主要趋势，指向20世纪中叶社会范围内的根本形式和趋向。这是因为，到最后，你始终在讨论的正是这一点，即人的多样性。
思考就是竭力谋求秩序，同时谋求全面。你绝不能太快停止思考，否则将无法了解自己应该了解的全部；你也不能听任自己一直思考下去，否则你就会炸裂。我想，正是这一两难，使得思考在那些获得一定成功的宝贵时刻，成为人类能够履行的最具激情的努力。
或许我可以借助几点劝告与警示，最好地概括行文至此我想说的意思：
做一名巧匠：避免任何刻板的程序套路。首先，力求培养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避免对方法和技巧的盲目崇拜。推动不事雕琢的学术巧匠重归学界，自己也努力成为这样的巧匠。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方法学家，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理论家，让理论和方法重新融入一门技艺的实践。倡导个体学人地位至上，抵制技术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大行其道。让你的心智独立面对有关人与社会的问题。
避免陷入拜占庭式错综繁复的拆解和组合各类“概念”的怪癖，摆脱繁文冗语的矫饰做派。推动自己也推动别人养成简洁清晰的陈述风格。尽量少用比较繁复的术语，除非你坚信，使用这些术语会使你的感受更为宽广，指涉更为精准，推理更为深刻。避免借助晦涩难解作为手段，来回避对社会做出评判，回避你的读者对你自己的工作做出评判。
只要你认为自己的工作需要，就尽量多做跨历史的建构，同时也深入历史内部的细节。尽你所能构筑较为形式化的理论并构筑模型。细致检视琐屑事实及其彼此关联，也认真考察独一无二的重大事件。但是不要兀自乱想：所有这类工作，都必须持续而密切地关联到历史现实的层面。不要假定总会有别的什么人在某时某地替你做这件事。将界定这种现实作为你的任务；从它的角度出发/使用它的术语来梳理你的问题；在它的层面上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缓解它们所蕴含的议题和困扰。如果脑子里没有确凿的例证，写东西千万不要超过三页。
不要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孤立研究小情境，要研究将其中的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基于这些有关较大结构的研究，选择你需要详细研究的情境，并以特定的方式来实施，以便理解情境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至于时间的跨度方面，也是如此这般进行。不要只当一个写稿的，不管你描摹得有多么逼真。你要知道，新闻报道也可以是一项重要的思想事业，但你还要知道，你的事业更加重要！所以，不要只是把细碎研究的报道固定在界限分明的静态时刻或非常短暂的时段之内。要以人类历史的进程作为你的时间跨度，以此作为你所考察的星期、年月和时代的定位框架。
要认识到你的目标在于对世界历史上曾有以及现存的各种社会结构进行充分的比较性理解。要认识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你就必须摆脱目前通行的学院系科所导致的任意专业化分隔。你要根据所讨论的话题，首先是根据有显著意义的问题，来灵活多样地确定你的工作的专业归属。在梳理并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广为借鉴有关人与社会的任何明智通达的研究，吸收其中的各种视角与材料、观点与方法，不要犹豫，事实上，要主动寻求，坚持不懈，放开想象力。它们属于你的研究，属于你所属的世界，不要让那些靠着怪异的行话黑话和造作的专业技能把它们封闭起来的人，从你这里夺走了它们。
始终关注有关人的意象，即有关人性的整体观念，这正是你在工作中要运用的预设；也要始终关注有关历史的意象，也就是你对于历史如何被塑造出来的观念。一句话，你要持之以恒地探索和打磨自己对于这些有关历史、有关人生、有关人生和历史在其中交织的社会结构的问题的观点。对于个体性的丰富多样，对于时代变迁的纷繁复杂，都要保持开放的眼光。运用你的见闻，也运用你的想象，来引导你关于人的多样性的研究。
要了解你所承继并发扬的经典社会分析传统；所以要努力避免把人理解成孤零的碎片，或是独立自在即可领会的领域或系统。努力把众生男女理解为具备历史维度和社会维度的行动者，理解纷繁多样的人类社会是如何以错综复杂的方式，选择和塑造着丰富多姿的众生男女。你在完成任何工作之前，都要把它引向一项持续不断的核心任务，就是理解你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即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这个令人恐惧却也令人赞叹的世界，理解它的结构与趋向，它的形貌与意涵，无论这种关联有时会多么间接。
不要让按照官方方式梳理的公共议题，或者按照私人感受呈现的困扰，来确定你拿来研究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从其他什么人的角度出发，接受科层制气质的非自由主义实用取向，或是道德溃散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从而放弃你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性。要明白，有许多个人困扰是无法只当成困扰来寻求解决的，而必须从公共议题的角度、从有关历史塑造的问题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要知道，必须将公共议题与个人困扰相关联，与个体生活的问题相关联，才能揭示前者的人性意涵。要懂得，要想充分梳理社会科学的有关问题，就必须同时包括各种困扰与议题，人生与历史，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宽广范围内，产生了个体的生活与社会的塑造；正是在这样的宽广范围内，社会学的想象力才有机会改变我们时代人的生活的品质。
本章标题为onintellectualcraftsmanship，此处原文为practiceofacraft。craft即“手艺”，强调的是个体的而非集体的，工匠的而非机器的，艺术的而非科学的，针对具体情境的而非标准程式的方法，所以正是针对全书批判的那种科层风格的“科学”“方法”。标题原意即为“论思想手艺”，此处原意即为“践行一门手艺”。为照顾已经被广泛沿用的译法，也遵循汉语学界的传统表述，我们译为“治学”和“治学之道”。米尔斯下文也用了颇具美国特色的intellectualworkman和workmanship，我们也译为“治学者”和“治学”。顺便说一句，当代法国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强调的也是这种意象，特别参见其《反思社会学导引》中“传承一门手艺”一节以及《社会学的手艺》一书。——译注
例子参见mills,whitecoll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chapter13.我在自己的笔记里做过类似的事情，将莱德勒和伽塞特与“持精英理论者”视为对于18、19世纪民主学说的两类反应。
原文此处为michel，应为michels。——译注
莫斯卡有关心理法则的陈述也被视为支持其观点。要注意他对“本性”这个词的用法。但这并非核心，甚至可以说不值得考虑。
或许我应当用更隆重的语言来说同样的事情，以便让那些还不了解的人看明白，这一切可能有多么重要，也就是说：在阐述问题情境时，必须既充分关注其理论意涵与概念意涵，也充分考虑合宜的经验研究范式和适用的证明模型。而这些范式和模型又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建构，以便能够从应用中提取出理论上和概念上进一步的意涵。首先应当充分探索问题情境在理论上和概念上所具备的意涵。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科学家就必须具体确定每个方面的意涵，并彼此结合予以考察，同时还得使其适合经验研究范式和证明模型。
原文此处无着重格式，疑系遗漏。——译注
tnec，即美国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的简称，1938年6月由国会设立，1941年4月国会停止拨款。其功能在于研究垄断势力并向国会报告结论。——译注
见本书第70页注1。——译注
参见哈钦森在《人际关系研究》一书中讨论“洞察力”与“创造性工作”的出色文章，editedbypatrickmullahy,newyork,nelson，1949。
莫蒂默·阿德勒，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著作家。芝加哥大学哈钦斯校长古典著作精读培养项目的重要规划者，1940年出版畅销书《如何阅读一本书》，1943年提出庞大的编纂设想，日后落实为世界闻名的皇皇54卷《西方世界名著丛书》，其任副总编。他个人编写的两大卷《论题提要》，有中译本《西方大观念》。——译注
顺便说一句，其中有一些就属于肯尼斯·伯克在讨论尼采时所称的“由不和谐所产生的视角”。请务必参见burke,permanenceandchange，newyork,newrepublicbooks，1936.
语出自被广泛视为“英语世界最好的批评家”的埃德蒙·威尔逊，他写道：“根据我对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专家写的文章的阅读体验，我得出结论：在我理想中的大学，如果由一位英文教授来制定每个院系写论文的要求，可能导致这些专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如果它们还真能生存下来的话。”参见apieceofmymind，newyork,farrar,strausandcudahy，1956，p.164.
malcolmcowley,“sociologicalhabitpatternsinlinguistictransmogrification”，thereporter，20september1956，pp.41ff.
这类翻译的实例，请参见前文第二章。顺便略举数例：关于写作，据我所知最好的书是robertgravesandalanhodge,thereaderoveryourshoulder,newyork,macmillan，1944。也可参见barzun与graff的出色讨论，themodernresearcher,；g.e.montague,awriter'snotesonhistrade,london,pelicanbooks，1930-1949；andbonamydobrée,modernprosestyle,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34-1950.
那些远比我更懂数学语言的人告诉我，这种语言的特点就是精确、简洁、明晰。所以我非常怀疑许多社会科学家，他们宣称数学在社会研究方法中占据核心位置，但写起文章来却一不精确，二不简洁，三不明晰。他们该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那里学上一课，后者相信数学，是真的很相信，而他写的文章，哪怕是草稿，也总是体现出上述的数学品质。如果我读不懂他的数学，我知道那是我自己太无知；而如果我不同意他用非数学语言写的东西，我就知道那是因为他搞错了。因为你总能知道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因此也就清楚他究竟哪里搞错了。
1英尺=0.3048米。
莱昂内尔·特里林，美国著名社会文化批评家与文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继承英国阿诺德、利维斯的文人的批评传统，结合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侧重从社会历史、道德心理的角度评论文学和文化，不仅成为学院批评大师，对20世纪中叶美国公共文化尤其年青一代思想也影响甚大。——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