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根本没有必要让自己工作所处环境的“偶然事件”来塑造工作的政治意涵，或让其他人的宗旨来决定工作的用途。讨论工作的意涵，决定工作的用途，这基本都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属于他们自己的方针。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但也是在基本未经检验的程度上，可以影响甚或决定这些方针。享有如此决定权，就要求他们做出公开的判断，对理论、方法和事实都要做出决定。这些判断作为方针，无论同行还是个体学人表示关注都无可厚非。然而，相较于有关个人方针和职业方针的公开讨论，不公开的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的影响要大得多，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人们只有把这些影响也变成需要争论的方针，才会充分意识到它们，从而尝试控制它们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及其政治意涵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都无法避免做出价值方面的选择，并在研究中贯彻始终。问题同议题与困扰一样，都关注那些对人们预期的价值构成的威胁；如果不承认那些价值，问题就难以梳理清楚。无论是研究，还是社会科学家本人，都越来越服务于科层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有鉴于此，作为个体也好，作为专业人员也好，研究人和社会的学人都面临着如下问题：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所做工作的用途和价值，这些用途和价值是否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又是否力求控制它们？他们如何回答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和职业生活中运用或无法运用相关答案，决定了他们对于最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们在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中，究竟是在道德上是自主的，还是受制于其他人的道德立场，抑或在道德上随波逐流。我确信，贯穿这些问题的关键词往往是出于好意，但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社会科学家必须真真切切地直面这些相当关键的问题。要思考如何来回答它们，似乎必须涉及某些事情。我将在本章讨论其中一些内容，并给出我最近几年逐渐开始觉得合乎情理的一种回答。
一
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并不是乍然撞上价值选择的需要的。他已经在特定价值的基础上展开工作了。这些学科目前所体现的价值也是从西方社会创造出的那些价值中选出来的。而在其他地方，社会科学只是一种舶来品。当然，有些人说起话来，好像他们选出来的价值真的“超越”了西方社会或其他任何社会；还有些人说起自己的标准来，仿佛它们是某个既存社会中“内在固有”的东西，属于某种尚未实现的潜能。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现在广泛赞同说，社会科学诸传统中蕴含的那些价值既不是超越性的，也不是内在固有的。它们只不过是许多人宣称的价值，在一些小圈子里得到有限践行。某人所称的道德评判，只不过是他想把自己选择的那些价值予以一般化，从而让其他人也能采用。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诸传统中蕴含着三种主导性的政治理念，当然也是其学术承诺中所涉及的三种理念。首先就是真实的价值，事实的价值。由于确定了事实，社会科学事业本身就具备了政治意涵。在这个无稽之谈广泛传播的世界里，任何有关事实的陈述都有着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重要意义。凭其存在于世这一事实本身，全体社会科学家就参与了启蒙与愚昧之间的斗争。处在我们这样一个世界，践行社会科学首先就是践行有关真实的政治。
但是，有关真实的政治并不能充分陈述指引我们事业的价值。放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里看，我们的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我们的调查的准确性与世间人事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而它们是否相关，又如何相关，本身就是第二项价值，简言之，就是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价值。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三项价值，即人的自由，无论其意涵有多么暧昧不清。如前所论，无论自由还是理性，都是西方世界的文明的核心要义，都很容易被宣称为理想。但在任何具体应用中，不管是作为准则还是作为目标，它们都会引发诸多争议。正因为如此，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思想任务之一，就是阐明自由与理性这两个理想。
如果说人的理性将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扮演更重要、更明确的角色，那么社会科学家必然会是其主要承载者之一。这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在工作中表现出了理性在理解世间人事时的用途，他们干的就是这个。如果他们希望以自觉选择的方式进行研究，并以此方式行事，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定位在所处时代的思想生活和社会历史结构中。他们必须先在才智的社会领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必须将这些领域与历史社会的结构相结合。此处不能展开详论，我只想根据作为一个理性人的社会科学家可能的自我设想，简要地区分三种政治角色。
许多社会科学，或许尤其是社会学，都有着哲人王的主题。你能发现，从奥古斯特·孔德到卡尔·曼海姆，都在诉求“占有知识的人”应该得到更大的权力，并试图给出正当化辩护。更具体地说，理性的加冕当然也就意味着“占有理性的人”的加冕。如此看待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会大大促使社会科学家中始终有绝大多数人接受理性为一种社会价值，事实上这快成了他们整个群体的态度。当这种观念与有关权力的事实牵扯在一起时，他们也希望去除它的愚蠢之处。这个观念还和许多形式的民主体制的气质背道而驰，因为它蕴含着某种贵族统治，哪怕这种贵族统治凭的是才智，而不是出身或财富。不过，所谓他应该成为一名哲人王这种颇为愚蠢的观念，也只是社会科学家可能试图履行的公共角色观念之一。
政治的品质如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些参与政治的人的思想品质。要是真有“哲人”王，我可能会很想离开他的王国；但如果国王们没有任何“哲学”，就没有能力实施负责任的统治了吗？
第二种角色，现在也是最常见的角色，就是成为一名国王的顾问。我已经描述过的那些科层用途正是这一角色的当代体现。社会科学家个体往往会被卷入现代社会的许多趋势中，使个体成为一套功能合理化的科层体制的组成部分，并深陷于自己专门化的狭隘空间，乃至于无法公开关注后现代社会的结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种角色下，社会科学本身也往往倾向于变成一套功能合理化的机器，社会科学家个体往往会失去其道德自主和实质理性；至于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往往沦为只是对管理性、操纵性用途的技术的精致化。
但这只是国王顾问角色最坏的形式之一。我相信，这类角色并不一定具备科层风格的形貌和意涵。要以特定的方式履行这类角色，以维持道德和学术上的正直，并因此维持社会科学相关任务的工作自由，还是比较困难的。顾问们不难把自己想象成哲人，而他们的客户则是被启蒙了的开明统治者。但就算他们是哲人，他们服务的那些人也可能无法被启蒙。有些顾问对自己侍奉的未能启蒙的专制君主依然忠心耿耿，这让我十分震撼，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不管是专制者的无能，还是教条化的愚蠢，似乎都不会使这种忠诚有所减损。
我并不是断定顾问这类角色没法做好。事实上，我知道它可以做好，也有人正在做。要是有更多的人承担这类角色，那些选择第三类角色的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就会轻省许多，因为他们的任务有所重叠。
社会科学家还可以尝试通过第三种方式，来实现理性的价值，了解其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该方式同样广为人知，有时甚至已经做得很好，那就是保持独立，做属于自己的工作，选择属于自己的问题，不过这种工作既针对“公众”，也针对国王。这样一种观念促使我们把社会科学想象成一种公共智力机器，关注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关注这两者背后潜藏的我们时代的结构性趋势。它也促使我们把社会科学家个体想象成某个自我控制的团体的理性成员，而我们把这个团体称为社会科学。
我稍后将更充分地说明这类角色。我们如果接受这类角色，就要努力遵照理性的价值行事。我们如果接受说自己可以不是百无一用，就是接受了一种有关历史塑造的学说：我们等于承认，“人”是自由的，凭借其理性的努力，能影响历史的进程。这里我并不打算介入自由与理性价值本身的争论，而只想讨论这些价值可以基于何种历史学说而实现。
二
人可以自由地塑造历史，但有些人比其他人自由得多。这样的自由要求掌握现在塑造历史可以用上的决策手段和权力手段。但历史并不总是如此塑造的。下文将只讨论当代，在这个时期，塑造历史的权力手段已经大大扩张，大大集中。以这个时期为参照，我才可以认为，如果人们不去塑造历史，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变成塑造历史的人的工具，成为历史塑造过程的单纯对象。
公开的决策在历史塑造过程中究竟扮演了多大的角色，本身就是个历史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某个特定社会的特定时间能够利用的权力手段。在有些社会，无数人的无数行动调整着他们所处的情境，从而逐步调整着结构本身。这些调整正是历史的进程。历史兀自漂流，尽管总体而言是“人创造了历史”。因此，数不清的企业家和数不清的消费者通过分分秒秒成千上万次的决策，可以反复塑造自由市场经济的形貌。或许这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下这段话时脑子里想的首要限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命运，或者“必然性”，必然涉及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它们不受任何哪怕是具备以下三点特征的圈子或人群控制：足够紧密，可被辨识；足够强大，可以做出有一定后果的决策；所处位置能够预见到这些后果，因此要为它们负责。根据这个观念，事件就是无数人的无数决策所产生的意图之外的总和后果。他们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在后果上都是微小的，容易被其他这类决策勾销或增强。任一个人的意图与无数决策的总和结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事件超出了人的决策：历史是背着人们被塑造的。
如此看来，命运并不是一桩普遍的事实。它并不是历史本质或人的本性中内在固有的东西。命运是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社会结构类型的一种特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来复枪就是终极杀器，家庭农场和小商铺就是典型的经济单位，民族国家尚不存在，或者只是个渺远的框架，而沟通交流靠的是口述、传单和讲坛，那么，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历史可真的就是命运。
但是，想想当下我们所处境况的主要线索：一句话，不就是各种权力手段和决策手段也就是各种塑造历史的手段都大大扩张，并呈现出确定无疑的集中趋势吗？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随着农民和手工匠人被私人公司和政府工业所取代，经济生产的设施也不断发展，逐渐集中。在现代民族国家，随着国王控制了贵族，自备武器的骑士被常备军所取代，现在又被令人恐惧的军事机器所取代，暴力手段和政治管理手段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暴力方面，所有这三股发展趋势出现了后现代的巅峰，如今正在美国和苏联有着极为戏剧化的表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塑造历史的国内手段与国际手段都愈益集中化。如此看来，人的自觉能动作用在历史塑造过程中所能享有的范围和机会，如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虽然掌管这些手段的权力精英现在的确在塑造历史，尽管“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但相比于其他人、其他时代，这些情势本身当然不会显得无法阻挡。
当然，这就是我们当下处境的悖论所在：有关塑造历史的新手段的上述事实，标志着人们已经不再必然听凭命运的摆布，现在有能力塑造历史了。但这一事实却被另一桩事实添上了讽刺意味：在西方社会，那些赋予人们塑造历史的希望的意识形态，如今已经没落或是正趋崩溃。而它们的崩溃也就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期望，即理性和自由将逐渐盛行于世，成为人类历史上的至高力量，也趋于崩溃。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也是整个学术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疏失。
既能承载西方世界的宏大叙述，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又能够深刻影响政党和公众，与我们时代的重大决策息息相关，兼具这两项任务的知识阶层该往何处寻觅？向这类人开放的大众传媒在哪里？在掌管着两党制国家及其残暴的军事机器的人当中，又有谁关注知识、理性和感受的世界中正在发生些什么？自由的知识界与权力决策为何如此脱钩？如今的位高权重者里面为何盛行着如此不负责任的极度无知？
放眼今日之美国，知识分子、艺术家、牧师、学者和科学家都在打着一场冷战，官场的混乱在这里得到了响应和阐发。他们既不要求当权者更换政策，也不在公众面前阐述这类替代政策。他们并不试图向美国政治输入负责任的内容，倒是进一步助长并维持政治的空洞化。科学家被国家主义“科学机器”所捕获，堪比我们所称的神职人员对于基督徒的疏失，两者都属于这种令人遗憾的道德境况。新闻报道撒谎已成惯例，也属于这种境况。至于冒充社会科学的那些矫揉造作的琐碎玩意儿，当然也在其中。
三
我并不指望这一观点能被所有社会科学家接受。我在这里最想说的是，无论哪一位社会科学家，只要接受了理性与自由的价值，当务之急就变为确定自由的限制，确定理性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限制。
社会科学家在接受第三类角色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外在于社会”的某种自主存在。他和其他绝大多数人一样，的确会觉得自己外在于这个时代塑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与此同时，他又明白，自己也是承受这些决策的许多后果的人当中的一员。他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成为一名公开的政治人，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没有人可以“外在于社会”，问题只是每个人在社会中身居何处。
社会科学家通常生活在阶级、地位和权力皆属中等的环境中。从他在这些情境中的活动来看，相比于普通个体，他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时的位置往往毫无优势可言，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从来也不可能是纯粹思想性的或私人性的。要恰当地陈述这些问题，就不能只限于开放给社会科学家的意志的情境；而它们的解决之道也同样如此。当然，这意味着这些问题关系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力。但是，社会科学家又不单单是“普通人”。从思想上超越自己碰巧生活其间的情境，这正是他的任务所在。当他考察19世纪英国的经济秩序、20世纪美国的地位等级、罗马帝国的军事制度，或是苏联的政治结构时，都是在完成这一任务。
只要他还关注自由与理性的价值，他的一项研究主题就必须去探讨，处在给定类型的社会结构中的给定类型的人，要想成为自由而理性的个体，可以利用哪些客观机会。他的另一项主题则要探讨，处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的不同位置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有哪些机会可以首先借助其理性和经验，超越其日常情境，其次借助其权力行事，并对其所处社会的结构及所处时代产生一定后果。这些都属于有关理性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
考虑了这些问题就不难看出，在现代社会，有些人有权力展开颇具结构相关性的行事，并清楚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后果；另一些人虽然拥有这样的权力，但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有效范围；还有许多人，既不能借助自己对于结构的意识来超越其所处的日常情境，也无法通过自己可用的任何行动手段来影响结构性变迁。
就这样，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位。依照我们工作的性质，我们对社会结构有意识，对其运动的历史机制也有一定的意识。但很显然，我们并未获得目前存在的可用来影响这些机制的主要权力手段。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确拥有一种常常很脆弱的“权力手段”，透过它，可以认识到我们的政治角色，认识到我们工作的政治意涵。
我认为，接受了自由与理性的理念的社会科学家，其政治任务正在于，针对我从权力和知识的角度区分出的其他三类人中的每一类，分别阐述自己的研究。
针对那些拥有权力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他应该根据自己研究的发现，确定为这类结构性后果担负的不同程度的责任，并将责任归于这些人的决策与否的决定性影响。
针对那些行动造成如许后果但似乎无所意识的人，不管他已经发现了什么，他都要指向那些后果。他试图教育这些人，然后，同样要分派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