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抽象经验主义里，要证明什么似乎不被视为值得重视的议题。如何去证明它则几乎是自动由陈述问题的方式给出了。这些方式融入了相关分析等统计步骤。事实上，对于这类证明的教条式要求似乎常常成了唯一的关注点，因此限定了甚至是决定了那些恪守这种微观风格的人使用什么“概念”，钻研哪些问题。
在经典风格的研究实践中，要证明什么往往被认为是重要的，甚或比如何证明它更为重要。想法的阐发与特定的一系列实质问题密切相关，而决定选择要证明什么的时候，遵循的是诸如以下的规则：努力证明所阐释的想法中据称与阐释的推论最相关的那些特征。我们把这些特征称为“关键性的”特征，倘若这一点的确如此，那么下一点、下一点、再下一点也必然都是如此。而如果这一点并非如此，那么会有另一系列的推论。这种步骤的理由之一，就是觉得需要简化研究工作：经验证明、证据、文献附注、事实的确定，这些都非常耗时，而且往往单调乏味。有鉴于此，人们会希望这类工作对自己正在采用的想法和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
经典风格的治学者通常不会只针对一项大型经验研究搞出一套大型方案。他的方针是听任乃至挑起宏观观念和细节阐释之间的持续交流。为此他把自己的工作设计成一系列小型经验研究，里面每一项都似乎对他在阐发的解决方案的某个部分起到关键作用。根据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这个解决方案也就得到了确证、修正或驳斥。
在经典风格的实际研究者看来，如何证明陈述、命题与推定事实，似乎并不像微观视角的研究者常常搞的那么费劲。经典风格的实际研究者通过细致阐发一切相关的经验材料来证明一项陈述。当然，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已经觉得需要以这种方式结合我们的问题，选择并处理我们的观念，我们就往往可能以统计调查的那种更为精确的抽象方式来展开细致阐发。而对于其他的问题和观念，我们的证明则类似于历史学家的做法，问题转向了证据。当然，我们从来也不会很确定；事实上，我们往往是在“猜测”。但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猜测都有同等机会被证实。我们不妨满怀敬意地说，经典社会科学的一项宏旨就是提高我们有关重要事项的猜测的正确概率。
所谓证明，就在于以理性的方式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遵循公认的规则，首要的规则就是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呈现研究工作，使其每一步都是开放的，以供他人核查。而要完成这一规则，并不存在“唯一正道”。不过，它总是要求我们倍加谨慎，留心细节，养成明晰的习惯，抱持怀疑态度对据称的事实进行审核，对其可能有的各种意涵，及其对于其他事实和观念所具有的影响，始终充满好奇。它要求系统有序。简言之，它要求我们坚定不懈地践行学术伦理。如果这一条不具备，无论什么技术，什么方法，都将徒劳无益。
四
从事社会研究的每一种路数，对于研究主题以及研究这些主题的方法的每一个选择，都蕴含着“有关科学进步的一种理论”。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说，科学的进展是累积性的。它不是一人之手的创造，而是众人反复修正和批评、彼此扩充和简化各自努力的产物。要想让自己的工作有分量，就必须结合此前已经做过的研究，也结合当下进展中的其他研究。为了相互沟通，为了“客观性”，就需要这样做。你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说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让其他人可以核查。
抽象经验主义者有关进步的策略是非常具体的，是满怀希望的：让我们逐步积累起许多微观的研究，日积月累，点滴推进，就像蚁群聚屑成堆，我们终会“筑造起科学”。
而宏大理论家的策略则似乎是：终有一日，总有一处，我们会接触到鲜活的经验材料。当这一天来临之时，我们应当做好准备，“系统地”处置这些材料。然后我们应当知道，这样的处置对于提出可以合乎逻辑地用于经验证明的科学方式的系统性理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些立志实现经典社会科学承诺的人所秉持的科学进步理论使他们无法假定，一系列的微观研究就一定能积累成一种“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他们不愿假定，不光是当下的目的，对于其他任何目的，诸如此类的材料也一定会有用。简言之，他们不认为靠着一砖一瓦的筑造，就能取得社会科学的发展。他们不认为从这样的工作中会涌现出一位牛顿或达尔文来统合全局。他们也不认为达尔文或牛顿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诸如此类的微观事实“统合”起来，就像今日微观社会科学所做的堆积一样。经典风格的践行者也不愿意像宏大理论家那样认定，对“概念”做的聪明的阐发和辨析，到时候自然就会以某种方式，系统性地与经验材料产生相关性。他们主张，丝毫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概念上的阐发最终会比现在有所推进。
概而言之，经典社会科学既不是从微观研究中“逐步筑就”，也不是从概念阐发中“演绎而出”。它的践行者力图在同一个研究过程中同时进行筑造和演绎，而要完成这一点，靠的是对各项问题进行反复而充分的梳理，并给出充分的解答。我很抱歉还要重申，不过这一点确实是要害所在：要贯彻这样的方针，就要在现实的历史层面上讨论实质问题，从适宜的角度陈述这些问题；然后，无论理论的升华有多么宏远高妙，无论细节的爬梳是多么耗人心神，研究的每一步结束之时，都要从问题的宏观角度陈述解答；简言之，经典模式的焦点乃在于实质问题。这些问题的特点限定并提示了能够使用哪些方法和观念，以及如何使用它们。要时刻保持与实质问题的密切关联，以适宜的方式展开有关“方法论”和“理论”的不同观点的争论。
五
一个人对自己面临种种问题的次序安排，即他怎么陈述这些问题，赋予每个问题的轻重缓急，都取决于他运用什么方法、理论和价值，无论他自己是否清楚，都是这样。
但必须承认，对于如何排列他们的问题这一有标志意义的提问，有些从事社会科学实际研究的人并不能胸有成竹地回答。他们觉得不需要确定自己都在研究哪些问题。事实上，他们也搞不清楚。有些人以普通人在其日常情境中遭遇的切身困扰来设定自己研究的问题；另一些人则接受权威机构和利益集团以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界定的议题，将之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东欧和俄罗斯的同行们会比我们明白得多，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未生活在那样一种政治组织体制下，能够以官方的方式控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但这绝不是说在西方世界就不存在这种现象，美国就肯定不是这样。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问题的政治取向，不过尤其是商业取向，可能是出于他们自愿的甚至是急切的自我协调。
在老式的自由主义实践取向的社会学家那里，困扰主要是出于自身立场来考虑的。至于他们的问题是基于哪些价值考虑而发现的，他们从未澄清过。在什么样的结构性条件下有可能认识到这些问题，既没有得到探究，也没有得到直接面对。未经消化的事实阻碍了研究工作，学人们并不具备相应的学术技巧来吸收和理顺这些事实。这就导致了不切实际的所谓多因并存的多元论观念。不管怎么说，持有自由主义实践取向的社会科学家曾经秉持的那些价值，无论是否受人拥戴，现在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福利国家在行政管理上的自由主义。
在科层式的社会科学中，抽象经验主义是最合用的工具，而宏大理论则弥补了其理论的欠缺。在这种社会科学里，整个社会科学事业都缩减成向正当其时的权威机构提供服务。无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还是科层式的社会科学，都不能很好地处置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以使这两者融入社会科学探讨的那些问题。这些学派的学术品格和政治用途并不容易被切割开来：它们的学术品格，以及它们的政治用途，共同导致它们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占据这等位置。
社会科学的经典传统会以适宜的方式梳理问题，使其陈述融合形形色色的人所遭遇的大量具体情境和私人困扰。而这些情境又会从更大的历史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角度被定位。
要充分地梳理任何问题，就必须先说清楚它们蕴含的价值和面临的明显威胁。这些价值及危险就构成了问题本身的切入角度。我认为，自由和理性就是曾经统贯经典社会分析的价值；至于威胁它们的那些力量，今日看来，就算还没有构成当代的标志性特征，有时也像是与当代社会的主导潮流相吻合的。今日社会研究最重要的那些问题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它们都关注似乎正威胁着这两种价值的那些状况与趋势，都关注这样的危险对于人的本性，对于历史的塑造会产生哪些后果。
但在这里，我与其说关注特定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我自己的选择，不如说更关注社会科学家需要反思，自己的工作和计划中真正默认了哪些实际问题。只有透过这样的反思，他们才能明确而审慎地考虑自己面临着哪些问题，也才能考虑存在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只有循此而为，他们才能客观行事。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的工作中保持客观性，就要求不懈努力，明确意识到这项事业中牵涉到的方方面面因素，要求学者们能够富有批判性地广泛交流各自的努力。社会科学家要想以富有成效地积累的方式发展各自的学科，既不能依赖“科学方法”的教条模式，也无法仰仗煞有介事地宣告所谓“社会科学的问题”。
因此，对于问题的梳理应该包括明确关注一系列公共议题和个人困扰，并且应当开启对于情境与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联的探究。我们在梳理问题的时候，必须搞清楚在所涉及的困扰和议题中，真正遭受威胁的都是哪些价值，搞清楚是谁在奉行这些价值，它们又受到哪些人或哪些事的威胁。事实上，最后被发现面临威胁的价值并不总是个人和公众相信正面临威胁的那些价值，或者至少不完全是那些价值，这就常常使得这样的梳理大大复杂化了。有鉴于此，我们还必须问诸如以下这样的问题：行动者相信是哪些价值遭受威胁？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是受到哪些人或哪些事的威胁？要是他们充分意识到真正蕴含的价值，会为其面临威胁而感到不安吗？我们在梳理问题的时候考虑这些价值、情感、争论和忧惧，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样的信念与期待无论可能多么有欠缺，多么有误解，都是各种议题和困扰的真正素材。不仅如此，如果问题真有什么解决方案，要得到检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看它在说明人们体验到的那些困扰和议题时的有效性。
顺便说一句，所谓“基本问题”及其解答，通常都要求既关注人生的“深层”中孕育的不安，也关注某个历史社会的结构本身中生发的漠然。我们必须借助对于问题的选择和陈述，首先将漠然转译成议题，将不安转译成困扰，然后，我们必须在陈述自己的问题时，同时包容这些困扰和议题。在这两个阶段上，我们都必须努力尽可能简明而准确地陈述所涉及的价值和威胁，并尝试将它们关联起来。
进而，任何对于某个问题的充分“解答”，都将包含寻找战略干预点，即寻找据此维持或改变结构的“杠杆”，并对那些有能力干预却没有这么做的人做出评估。在梳理问题时还涉及了其他问题，这里只是很少一部分，但我在此只想略陈一二。
参见第三章第一节。
如下面这例颇为轻忽的尝试：“twostylesofresearchincurrentsocialstudies”，philosophyofscience，vol.20，no.4，october，1953，pp.266-275.
tensionsthatcausewars,editedbyhadleycantril,urbana,illinois,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50，p.297.
w.a.johrandh.w.singer,theroleoftheeconomistasofficialadviser《经济学家作为政府顾问的角色》），london,georgeallen&unwin，1955，pp.3-4.顺便说一句，此书有关社会科学方法的讨论方式得当，堪称范例。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基于两位富有经验的治学者的对谈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