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花了很长篇幅，对社会科学中的几股流行趋势进行批判，现在打算回来谈谈有关社会科学承诺的一些更具建设性甚至纲领性的想法。社会科学或许乱成一团，但我们对此不该只是扼腕叹息，而应该加以利用。它确实可能是生病了，但认识到这一点，能够被视为也应该被视为在呼吁人们做出诊断，甚或被视为表露出即将痊愈的迹象。
一
人的多样性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所有社会世界都有这个特点。这些世界里，有据我们所知千年几无变化的原始共同体，也有仿佛骤然成为暴烈存在的强权大国。拜占庭和欧洲，传统中国和古代罗马，洛杉矶城和古代秘鲁的印加帝国——人们所知的这些世界如今都摆在我们眼前，接受我们的审视。
在这些世界里，有开阔的拓殖地、压力群体、少年团伙和纳瓦霍油井工人，有随时准备定点摧毁方圆数百英里都市区域的空军，有巡视街角的警察；有共处一室的亲密圈子和陌生公众，有犯罪集团，有某个夜晚涌动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广场和路口的人潮，有霍皮族儿童、阿拉伯奴隶贩子、德国诸政党、波兰各阶级、门诺派的学校、西藏的精神迷狂者、遍及全世界的广播网。各个种族血统和族裔群体在电影院里混杂一团，但也被相互隔离；已婚家庭彼此快乐相处却也彻底相互看不顺眼；工商百业，各级政府，乃至幅员辽阔的大国，都容纳了千百个分工细密的行当。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百万次不起眼的交易，随处随地形成的“小群体”数量之多，任凭谁都数不过来。
人的多样性还包括人类个体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也同样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必须把握和理解的。透过这种想象力，1850年的印度婆罗门和伊利诺伊的开荒农夫并肩而立；18世纪的英国绅士与澳洲土著站在一起，旁边还有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农民、当代玻利维亚的政治家、封建时代的法国骑士、参加1914年绝食抗议的英国女权运动者、好莱坞新星、古罗马贵族。要谈“人”，就得谈所有这些众生男女，既要谈巨匠歌德，也要谈邻家女孩。
社会科学家力图以某种有序的方式来理解人的多样性，但考虑到这种多样性的广度与深度，他很可能面临这样的追问：这真的可能吗？社会科学的这种混乱局面，不正是践行社会科学的人力求研究的事情的必然反映吗？我的回答是：也许多样性并不像单纯罗列其中一小部分而使其显露出来的那么“无序”，甚或不像大专院校里教授的那些研究课程往往使其显露的那么无序。无序也好，有序也罢，端赖于视角：要对各种人群和社会达成有序理解，就要求采取一套特定的视角，既要足够简单，促成理解，又要足够综合，使我们能够在看问题时涵括人的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奋力获取诸如此类的视角，正是社会科学首要而不懈的奋斗方向。
当然，无论什么视角，都有赖于一套问题。只要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的方向在于研究人生，研究历史，研究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交织的相关问题，就很容易想到社会科学的全局性问题。要研究这些问题，要认识人的多样性，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面，与这种现实对众生男女个体的意义，保持持续而紧密的关联。我们的目标就是确定这一现实，辨识这些意义；正是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梳理经典社会科学的那些问题，进而捕捉它们所蕴含的那些议题与困扰。它要求我们对于史上曾经出现和当世确实存在的各种社会结构具备充分的比较性理解。它要求我们从大规模历史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小范围情境进行筛选和研究。它要求我们避免囿于学院系科之间任意武断的专业化，而是根据话题，首先是根据问题，灵活调整我们的工作的专业化定位。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从对于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人的所有合宜研究中，借鉴相关的视角与想法、素材与方法。
回顾历史，社会科学家最关注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在军事制度、亲属制度、宗教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有众多研究。这种分类的根据是制度总体上履行的客观功能，简单明了，虽然只是假象，但毕竟方便合用。如果我们搞懂了这些制度性秩序是怎样彼此关联的，也就搞懂了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这是因为，“社会结构”这个观念最通常的用法，指的就是这个，就是根据各自执行的功能来分类的各项制度的组合。基于这种用法，它就成了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最具包容性的操作单位。有鉴于此，社会科学家最宽广的目标就是逐一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和总体上的多样性。“社会结构”这个术语本身的定义就五花八门，其他术语也会被用来定义这个观念。但如果牢记情境与结构之间的区别，再加上制度的观念，那么无论谁碰到社会结构这个想法，都不会不明白。
二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结构通常是在一个政治国家下组织起来的。无论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还是就其他许多引人关注的方面而论，社会结构最具包容性的单位都是民族国家。纵观世界历史，民族国家现在成了主导形式，也因此成为每个人生活中的主要事实。民族国家既分裂又组合着全世界各“文明”、各大洲，程度不一，方式多样。它的扩散程度，它的发展阶段，就是理解现代史的重要线索，现在则成了理解世界史的重要线索。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诸方面的决策手段和权力手段现在都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组织起来的。绝大多数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所处的一切制度和特定情境，现在都被组织进了某一个民族国家。
当然，社会科学家并不总是只研究国族范围内的社会结构。但关键在于，他们一般都会觉得，即使是更小或更大规模的单位的相关问题，也需要以民族国家为框架来梳理。而其他“单位”会很容易被理解为“前国族的”或“后国族的”单位。原因就在于，虽说国族单位当然也可能“属于”某个“文明”，这通常意味着它们的宗教制度是某个“世界宗教”的制度，但是这种“文明”的事实同其他许多事实一样，也可能意味着可以由此衡量今日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不过，在我看来，当“文明”被像阿诺德·汤因比这样的作者使用时，范围过大，笼统含糊，无法作为社会科学的首要单位，难以成为“清楚明白的研究领域”。
我们选择国族社会结构作为通用的研究单位，就是采取了一种合宜的概括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既能够避免放弃我们的问题，又能包容当今人类行为的许多细节和困扰中显然涉及的那些结构性力量。不仅如此，选择国族社会结构还能使我们非常方便地把握公共关注的重要议题，因为现如今，那些行之有效的权力手段，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行之有效的塑造历史的手段，无论好坏，正在世界各民族国家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被紧密组织起来。
各个民族国家在塑造历史的力量方面并不都强弱一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些国家非常弱小，高度依赖于另一些民族国家，以至于要想理解其国内状况，只能通过研究强权大国才能实现。但这在我们的研究单位即国族的有效分类中，在必然涉及的比较研究中，无非是另一个问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民族国家都相互作用，其中一些小集团的出现乃是源于类似的传统背景。但这也适用于我们可能选来作为社会研究对象的任何具备一定规模的单位。不仅如此，每个有能力的民族国家都变得越来越自力更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如此。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显然，自己的首要研究单位是民族国家。即使他们在考虑“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也必然是紧密结合各式各样具体的民族国家来进行研究。人类学家的处境及其不懈的活动当然是研究一个社会或“文化”的“整体”，如果他们研究现代社会，会很容易力图去理解作为整体的国族，这样做的成功程度也高低不一。但要说到社会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做经验研究的技术专家，他们并不会死抱着社会结构的观念不放，往往会认为国族在规模上太宏大，令人生疑。显然，这也得怪他们有某种偏见。他们偏好“数据采集”，如果一心关注小规模单位，就不那么花钱。当然，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单位的选择并不切合选择研究的不管什么问题之所需。相反，无论是问题还是单位，都是由方法的选择来决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总体上是在反驳这种偏见。我认为，当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开始认真考察一个重大问题，他们会发现如果从任何比民族国家规模小的单位出发，都会很难进行梳理。研究分层和经济政策是这样，研究舆论和政治权力的性质也是这样，研究工作和闲暇还是这样；就连市政管理的有关问题，要是不充分结合其所属的国家框架来考虑，也无法得到完备的梳理。所以说，任何在研究社会科学有关问题方面富有经验的人，都能获得丰富的经验证据，证明民族国家这一单位实为佳选。
三
纵观历史，社会结构这个观念，连同有关它作为社会科学通用单位的争论，与社会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而社会学家也是该观念的经典阐释者。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其传统的研究主题都是总体上的社会或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对于一个总体社会的任一特定性质的研究，其“社会学”特色就在于不断努力将该特性与其他特性相关联，以求获得有关整体的概念。如前所述，在相当程度上，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这种努力的培训结果。不过，放眼今日，这样的眼光、这样的做法，已经绝不仅限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曾经在这些学科里的承诺，如今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科学当中的宗旨和做法，至少已是蹒跚上路。
至于文化人类学，就其经典传统和当前发展而言，在我看来都与社会学研究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曾几何时，在对当代社会的调查寥寥无几甚或付之阙如的时候，人类学家不得不搜集荒远之地粗朴无文的人群的资料。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学，则从学科肇始之时就依赖于有文字的社会里积累起来的文献资料。这一事实往往成了学科之间的分隔。但是现在，各式各样的“经验调查”被用于所有社会科学，实际上，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各历史社会时最充分地发展起了相关技术。当然，近些年来，人类学家也研究了发达共同体，甚至是民族国家，只是往往与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反过来，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考察了“不发达的人群”。今天，无论是方法上的分别，还是主题上的边界，都谈不上真正把人类学与经济学和社会学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