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等级机构对高层职位的要求趋同，占据高层职位的各类人----通过挑选和职业培训----变得越来越相似，从组织到个人无一例外。这三个组织内正在上演的高流动率，通常以一种错综复杂的形式反映了这一事实。"二战"期间，首席行政官、军界领袖和民选政客开始建立亲密的工作关系；"二战"后，他们之间信仰相同、意气相投、利益一致，关系得以持续。在过去的15年里，在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大部分高层人士都在另外两个或一个领域任职：在这些高层圈中可以进行职位互换，这是基于"行政能力"的可转换性，本质上来说，是基于集团的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许多权力精英都参与了这种职位互换，已经开始把"政府"当成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保护伞。
这三大领域之间的合作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有所增加，人员流动性也随之增加。提拔人才的标准开始体现这一事实。对与政府和军队打交道的企业委员来说，相比于提拔没有从政和从军经验的年轻人，提拔有经验的年轻人更加明智。对于依靠企业决策和企业取得政治成就的政治委员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挑选有企业工作经验的人。因此，成功的标准使权力精英的人员流动性和团结度得以提高。
一些精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这三类集团中度过的，考虑到这些集团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一个集团的决策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后果，精英之间在许多方面利益上的一致性，以及美国文官政府的权力真空和任务的扩大----考虑到这些结构趋势，加上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他们心理上的相似性----如果我们发现，行政和组织能力卓越的人仅仅懂得相互保持联系，我们可能确实会感到惊讶。当然，他们所做的远不只如此：他们还会逐渐在对方的领域内获得职位。
高层职位可以互换展示出的团结基于三个领域内高层职位的平行发展。在利益一致的地方职位互换最频繁，例如，监管机构和接受监管的行业之间，承包单位和承包商之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职位互换促成了更明确、更正式的协作。
权力精英的核心成员是在主要机构内相互交换指挥职位的高层人士：海军上将也是银行家和律师，还主管一个重要的联邦委员会；曾经在两三家战争物资生产企业担任行政官的人，如今是国防部部长；战时将军穿着便装加入政治局，成为着名经济企业的董事会成员。
变身将军的行政官、变身政客的将军和变身银行家的政客，他们比普通环境中的普通人见识更广，但是，他们的视野也常常局限于他们统治的地区。然而，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内交换职位，轻易超越了这些领域内的利益特殊性。他们的职业和活动把三大领域牢牢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是权力精英的核心成员。
他们不一定对权力的各大主要领域都十分熟悉，我们指的是在两个领域内活动的人----例如工业和军事领域----另一个活动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第三个在政治领域活动同时作为意见领袖。这种连接性的类型非常清晰地展示出了权力精英的结构和运作情况，甚至他们幕后运作的情况。至于"隐身精英"，这些顾问和联络人就是他们的核心。即使----我认为极有可能----他们中的许多人至少在他们职业生涯的第一部分是作为各类精英的代理人，而非自己就是精英，在把几大领域的高层整合成权力结构并加以巩固上，他们表现得最为积极。
权力精英的核心成员还包括更高级别的法律和金融人才，他们来自大型律师事务所和投资公司，是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的职业中间人，能够将权力精英统一起来。企业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在充当"中间人"方面表现卓越。由于他们的工作属性，他们超越了任何一个行业相对狭窄的范围，因此能够代表企业界发声，至少能代表企业界的绝大部分人。企业律师是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中间人；投资银行家是企业圈的重要组织者和联合者，也是现在美国军事机构需要的擅长巨额投资的人。如果你遇见一个处理投资银行家的法律事务的律师，你就遇见了一位权力精英的重要成员。
在民主时期，结合民营企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是狄龙瑞德投资银行。詹姆斯·福莱斯特和查尔斯·f.德特马都来自这家公司；费迪南德·埃伯施塔特在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之前，也曾是他们的合伙人，他的公司诞生了其他政界和军界精英。共和党执政期间，促成了库恩雷波投资公司（kuhn，loeb）和巴腾、巴顿、德斯汀和奥斯本广告公司。
无论由谁执政，都存在沙利文与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中西部的投资银行家齐鲁斯·伊顿曾说，阿瑟·h.迪安（arthurh．dean）是华尔街48号沙利文与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曾参与协助起草1933年安全法案，这是第一批监管资本市场的法案。他的事务所被誉为美国第一大事务所，自成立之初就一直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对美国证交会有巨大影响力。
还有美国第三大银行：纽约大通国家银行（现为大通曼哈顿银行）。无论由谁当政，这家银行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行政官都已经换了职位：约翰·j.麦克洛伊是世界银行的上任行长，1953年担任大通国家银行的主席，世界银行现任行长是大通国家银行的前任高级副总裁。1953年，大通银行的总裁温思罗普·w.奥尔德里奇离任后成为驻英大使。
权力精英的最外围----比它的核心变化更大----也是"重要人物"，尽管他们没有参与制定有重大意义的决策，也没有在各统治集团内变换工作。不是每位权力精英都需要参与制定各项决策，不是参与决策制定的才是权力精英。在参与制定的决策中，每位权力精英都会将其他人考虑在内。他们不只在战争与和平等几个重大领域制定决策，在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的决策中，他们是决策制定者重点考虑的对象。
在外围和他们之下，在靠近比他们低的阶层边缘，权力精英逐渐淡化为权力的中间阶层，或为国会普通议员，或为不属于权力精英的压力集团成员，或为区域、州和当地各利益集团的成员。如果所有中层人士都不属于那些重要人物，有时也必须将他们考虑在内，他们被操纵、劝诱、解雇或提升为上流阶层成员。
当权力精英发现为了达到目的必须与略低于他们的阶层接触时----例如需要经由国会通过议案时----他们必须要施加压力。但是，在权力精英中，这种高层级的游说属于"联络工作"。军方有与国会、实业顽固分子，尤其是与权力精英间接相关的每一个重要部分进行"联络"的人。白宫的工作人员中也有两位"联络"员，两人都有处理军务的经验；其中一人曾是投资银行家、律师和将军。
企业富豪和权力精英成员现在的政治领袖不是贸易协会，而是律师和投资银行家的高层集团。"通常认为国家级协会在舆论制造和指导国家政策上有着无上的权威，而一些证据表明协会间正式层面的互动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协会内的总趋势似乎是围绕组织的具体利益促进活动，投入更多的精力培育成员，而非花费大量时间影响其他协会处理手中的事务......作为说明和重申国家总价值结构的媒介，贸易协会意义重大......但是，当事态严重时，与大型企业相关的个人需要在恰当的时间与恰当的位置施加压力。贸易协会可能会充当协调这些压力的中间人，但是，大企业利益集团顶层成员之间的大量沟通似乎决定着政策的最终制定。"
贸易协会仍然在进行传统的"游说"，尽管这种游说常常关乎权力中层，目标是国会，而且只是国会的普通成员。例如，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重要职责是比较间接地影响政策，而非告诉小企业家他们的利益与大企业相同。但也存在"高层游说"。全国所有企业领导人都通过私人友谊、贸易和专业协会及它们的各个分会、名人俱乐部、公开的政治派别和客户关系进入高层军事和政治圈。在这些权力领袖之间有一个共识，直接参与调查这些行政官集团的人说，现在国家面临许多重大的政策事件，例如减税，把所有的生产经营都交给私营企业，增加对外贸易，保持政府福利和其他国内活动的最低标准，巩固和维护执政党在全国的权力。
事实上，企业行政官集团在企业、军事和政治权力高层的非正式意见领袖，比作为军事和政治组织的实际参与者意义更加重大。在军界、政界内部和经济圈外围，企业行政官的这些圈子和集团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决策的制定----无论是什幺主题。对于所有的高层游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游说都是在精英内部进行的。
六
权力精英的概念和权力精英之间的团结，基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组织的相应发展和利益的一致性上。还基于他们的出身和前景相似，与主要集团顶层圈有社会和私人关系。反过来，三大机构秩序内部和相互间频繁的人员流动，中间人的崛起和高层游说，表明机构和心理力量在同时发挥作用。因此，权力精英的概念并不取决于这一假定，即自"二战"以来，美国历史必须作为权力精英的密谋或重大共同阴谋来理解。权力精英的概念基于十分中立的立场。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美国权力精英----据说包括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组织者----也的确出谋划策。我们已经清楚，精英的崛起不是也不可能由一个计谋引发；概念的合理性不在于任何秘密或知名组织的存在。但是，一旦结构趋势和个人意志相结合，就会导致权力精英的崛起，接而，权力精英就会计划项目，事实上，如果不提及权力精英就无法解释第五时期的许多事情和官方政策。霍夫施塔特说："历史上存在阴谋和历史就是一场阴谋，这是有巨大差别的。"
机构的结构趋势，被那些占据指挥职位的人定义为机会。一旦意识到这些机会，人们就会对它加以利用。在每个主要机构领域内，特定类型的人都比其他人更具远见卓识，他们在联络尚未具备现代特征前，就积极推动这种联络的发展。他们常常这样做不是为了与同伴分享，尽管并不反对被他们分享；他们联络的结果常常具有令他们意想不到的重大意义，虽然没有露出多少端倪，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变得十分明确。只有当联络顺利进行之后，大多数成员才发现自己是其中一员，并为此感到高兴，尽管有时也感到担忧。但是一旦协调持续进行，新成员就会很容易地加入进来，并毫无异议地接受它的存在。
对明确的组织而言，无论密谋与否，根据权力精英的本性，他们更可能利用现有的组织，在这些组织内或组织间工作，而不是设立明确的入会资格仅限于自己成员的组织。但是，如果没有机构来保证军事和政治因素在决策的制定中保持平衡，他们就会创立这样的机构并加以利用，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外，在形式上的民主组织中，精英的各种目的和权力得到了持续战争经济的进一步支持：假定国家安全是基于计划和意图的高度机密性。许多会揭露权力精英工作的高层事务，可以以保密为由向公众隐瞒。由于他们的运作和决策涉及的机密内容很广，权力精英可以掩盖他们的意图、运作并进一步巩固。对于能够清楚观察高层决策者的人，任何强加给他们的保密措施，都有助于而不会违背权力精英的运作。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但由于事情的本质属性，没有证据----权力精英并非完全"浮于表面"。即便他们的活动不是公开的，那也没什幺可隐藏的。尽管精英之间相互认识，一起工作、参与许多相同的组织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尽管他们的决策常常不为公众所知，运作方式操作性强而不明确，但并不存在什幺阴谋。
并不是说精英"相信"幕后有一个紧密的精英群体，而底下有一群大众。不是那种说法。只是人们肯定会感到困惑，就像托付孩子一样，必须把所有新的外交政策、战略和行政活动都交付到专家手中。只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些人必须操纵局势，这些人的确常常是这样做的。其他人根本就不在乎，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该怎幺做。因此，两种类型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当危机被定义为全局性的、似乎是持久的，决策的后果也会是全局性的，主要领域的决策开始具有整体和全局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评估这些结果对其他机构秩序产生的影响；超过这个程度，必须抓住机会。之后，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富有想象力的判断者，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缺乏合格的继任者，行政官对此感到悲伤。反过来，在这种悲伤情绪下，对培训权力接替者的担忧会增加。每个领域逐渐诞生出新一代，并在决策协调的时代成长起来。
我们注意到每个精英圈都注重招募和培训"全能型人才"作为接任者，即有能力为自己之外的其他制度领域做决策的人。首席行政官设立了正式招募和培训项目，像国中国一样操纵企业界。军事精英的招募和培训一直以来都十分专业化，但是，现在也开始走老一辈将军们认为无意义的教育路线。
由于缺乏真正的行政人员，只有政界落在了后面，出现了军官和企业局外人可以插足的管理真空。但是，自"二战"以来，甚至在政治领域，像已逝的詹姆斯·福莱斯特一样的精英已经做出多次努力，尝试在企业界和政界设立职业服务期。
现在缺乏的是一个真正相同的精英招募和培训程序，因为预备学校、常春藤盟校和都市400强的系列法学院都不是按照权力精英的需求来办学的。英国人，例如蒙哥马利子爵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他最近敦促采用一个体系，按照这个体系，将少数资质一流的青年学生与资质平庸的学生分开，尽可能给予一流学生最好的教育，满足国家对领导人才的需求。他抨击了美国的公立教育理论，认为它不能培育出有领导能力的精英群体......而这个国家需要履行世界领袖的义务。许多人认可这一批评，以各种方式回应了他的提议。
这些需求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未言明的需求，即不再局限于只以经济成就为基础来招募新成员，尤其是怀疑招新涉及高层的不道德行为后；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需要有人知道"纪律的意义"，如蒙哥马利子爵所言。但所有这些需求至少反映出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决策协调时代，权力精英需要一系列新的结果，要求权力精英具备全新的素质和能力。制定决策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广，而且相互之间有关联，评判所需的信息十分复杂，且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相关负责人不仅需要彼此帮助，而且需要培训继任者处理工作。这些新人将会成长为能够参与经济、政治和军事协调决策的人。
七
权力精英的概念取决于并使我们能够理清（1）决定性机构秩序，以我们这个时期的结构为特征，尤其是私营企业经济中的军事优势，从广义上来说，就是经济、军事和政治机构客观利益的一致性；（2）这些机构内首领之间的社会和心理上的相似性，尤其是他们之间高层职位互换不断增加，以及权势者在这些秩序下的流动性增加；（3）至于实质上的整体性，在高层制定的各种决策的影响下，一群人通过培训和服从开始拥有权势，并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职业组织者，他们也不受民主党训练的约束。
从负面意义上来说，权力精英的形成取决于（1）职业党派政客沦为权力的中间阶层，（2）立法职能陷入了独立地区半组织的利益僵局中，（3）缺乏一个拥有智囊团和行政技能的行政部门，且该部门既与政治密切相关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4）未经公众甚至国会讨论就秘密制定的决策不断增多。于是，政治局、企业富豪和地位日盛的军官都成为了权力精英，他们主导的统治集团得到了扩大和集中化，已经打破了之前的平衡，并使之前的主导者沦为权力的中间阶层。现在，平衡社会是一个属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在这个层面上，平衡已经成为地方性、不负有全国性责任的力量和需求，而非权力和国家决策的中心。
但底层呢？随着高层和中层的趋势都已十分清晰，美国公众的情况如何呢？如果高层的影响力空前强大，且日益团结和固执；如果中层日益陷入一个半组织化的僵局----那幺底层的情形如何，广大民众的情况如何？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权力精英的崛起依赖于美国公众向大众社会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转变的一部分。
注释
elmerdavis，rutwewererornfree（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53），p．187.
对于用来描述第一和第二阶段特征的重点，我借鉴了robertlamb的文章，"politicalelitesandtheprocessofeconomicdevelopment，"theprogressofunderdevelopedareas（由berthoselitz编辑）（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2）。
henrycabotlodge，earlymemoirs，由dixonwecter编辑，thesagaofamericansociety（newyork：scribner's，1937），p．206。
lordjamesbryce，theamericancommonwealth（newyork：macmillan，1918），vol．i，pp．84-5，在革命前的美国，区域差异当然很重要；此外参见williame．dodd，thecottonkingdom（volume27ofthechroniclesofamericaseries，由allenjohnson编辑）（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19），p．41；louisb．wright，thefirstgentlemenofvirginia（huntingtonlibrary，1940），第十二章；samuelmorison和henrys．commager，thegrowthoftheamericanrepublic（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0），pp．177-8；jamest．adams，provincialsociety，1690-1763（newyork：macmillan，1927），p．83。
参见例如，davidriesman，reueldenney和nathanglazer合着的thelonelycrowd（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50）。
参见普乔委员会（pujocommittee）的听证会，引自richardhofstadter，theageofreform（newyork：knopf，1955），p．230；和louisd．brandeis，otherpeople'smoney（newyork：stokes，1932），pp．22-3。
richardhofstadter，同前面引用的文献p．305。
whittakerchambers，witness（newyork：randomhouse，1952），p．550.
关于公司利益的国际统一的优秀介绍，参见jamesstewartmartin，allhonorablemen（boston：littlebrown，1950）。
geraldw．johnson，"thesuperficialaspect，"newrepublic，25october1954，p．7.
参见前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1953年1月15日，1月16日和1月23日，美国第83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名指定charlese．wilson，rogerm．keyes，robertt．stevens，robertb．anderson，andharolde．talbott（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3）。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垄断权力研究小组听证会，美国第81届国会第一次会议，serialno．14，part2-a（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0），p．468。
thenewyorktimes，6december1952，p．1.
floydhunter，"pilotstudyofnationalpowerandpolicystructures，"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researchpreviews，vol．2，no．2，march1954（mimeo），p．8。
floydhunter，"pilotstudyofnationalpowerandpolicystructures，"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researchpreviews，vol．2，no．2，march1954（mimeo），p．9。
richardhofstadter，前面引用的文献pp．71-2。
gerthandmills，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1953）.
mills，"theconscriptionofamerica，"commonsense，april1945，pp．15ff.
"twelveofthebestamericanschools，"fortune，january1936，p．48.
蒙哥马利子爵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报道，thenewyorktimes，24november1954，p．25。
deanacheson，"whatasecretaryofstatereallydoes，"harper's，december1954，p．48.
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cabotlodge，1850--1924），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共和党党员。----译注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着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等。----译注
参见。
"统治阶级"是一个复合词。"阶级"是个经济词汇，"统治"是个政治词汇。因此，"统治阶级"一词包含了经济阶级在政治上进行统治的理论。这个简洁的理论有时可能是正确的，有时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并不想要用那个词汇中包含的极简理论来定义我们的问题；我们希望用意义更准确、更具体的词来简单说明这个理论。具体来说，"统治阶级"一词在通常的政治含义中，并不意味着对政治秩序和它的机构有充分的自治，而且与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读者应该很清楚，我们并不简单地认为高层经济人士单方面制定所有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决策。我们认为"经济决定论"的简单观点必须由"政治决定论"和"军事决定论"来阐明；现在，这三个领域内各自的高级机构的自治程度很高；如果他们真的制定和贯彻最重要的决策，也通常只用错综复杂的方式联合起来。这就是当我们从权力方面考虑上流圈时，比起"统治阶级"，我们更喜欢用"权力精英"作为形容他们的特色词汇的主要原因。
参见。
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chambers，1901--1961），美国记者，《时代》周刊的编辑。----译注
《纵横天下》（executivesuite）和《叛舰凯恩号》（thecainemutiny）皆为1954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译注
杰拉尔德·w.约翰逊（geraldw．johnson，1890--1980），美国记者，编辑，作家。----译注
查尔斯·f.德特马（charlesf．detmar，1906--1986），曾任美国海军部长。----译注
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