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没有取得成功的内战，美国权力体系的变化并未对基本立法构成挑战。即使当权力体系的变化被决定地称之为"革命"，也没有借助巡洋舰的武力，没有借助武力来驱逐选举产生的议会，或者借助警察国家的机制。国家也没有采用任何决绝的方式来控制大众的思想。美国权力结构的变化通常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秩序相对位置的机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义上，美国权力精英已经经历了四代，现在是第五代。
一
1．在第一代----大致上从革命到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社会和经济、政治和军事机构，或多或少以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在每个主要机构的顶层，个人精英可以轻易跳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多面手，他们可能充当议员、商人、边疆居民、战士、学者和勘测员。
直到1824年，国会党团会议（congressionalcaucus）垮台，政治机构似乎非常集中，政治决策拥有重大意义，许多政客被认为是国家政客。"正如我首先想到的，"提及在波士顿的童年生活，亨利·卡伯特·洛奇曾说，"社会建立在古老的家族基础上，霍姆斯博士将它们定义为'专制者'，即这些在独立战争时期和美国建国前10年，一直位居高位的家族。他们在社区代表了几代人的教育和立场，他们的祖先有的是教师，有的是议员，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参加了独立战争，帮助制定州和联邦宪法，在海军或陆军部队服役，有的在美国建国之初担任过众议院或参议院的议员，有的是成功的商人、生产商、律师或文人墨客。"
这些人----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是约翰·杰伊夫人1787年社交名单上的主要人物，当然包括了名声赫赫的政治人物。关于早期的重要事实是，社交生活、经济制度、军事机构和政治秩序是一致的，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也在经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家人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事实上，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领导人的地位并不完全仰仗他们的政治地位，尽管他们的政治活动十分重要，作为政治家的声望也很高。这种声望似乎只属于国会和内阁成员。精英是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管理经验的政客，正如布赖斯子爵提到的，精英具有远见卓识，品格高尚。
2．在19世纪早期----沿用杰斐逊总统的政治哲学，但是，在适当的时机，也包括汉密尔顿的经济原理----经济、政治和军事秩序与美国极其松散的社会结构联系得并不紧密。经济秩序不断扩大，开始辐射到个人财产所有者，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领土，成立民主共和党取代联邦，都印证了这一点。
在这个社会，"精英"成了许多顶层集团的成员，每个集团都是松散地组织起来的。毫无疑问，每个集团都有重叠部分，而且十分松散。这个时期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我们看来，杰克逊时期的革命，与其说是经济或政治革命，不如说是身份革命。在杰克逊式民主下的身份大潮中，都市400强不可能真正繁荣，与此同时，政治精英掌握了新的政党体系。没有人集中控制了权力手段，没有小集团主导经济，更不必说政治事务。经济秩序超过了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在经济秩序内，很大一部分经济人士共同决定了经济秩序。因为这个时期----大致上是从杰斐逊到林肯----精英至多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当然，这一时期结束后，南北决裂。
官方评论家喜欢拿美国的权力体系与集权主义国家组织严密的集团进行对比。然而，如果比较20世纪中期的苏联和19世纪中期的美国，则更容易证实这些评论，这是托克维尔口中美国评论家经常做的事。但那是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人，在过去的100年里，美国精英不再是评论家描述的伪爱国者。现在，"松散的集团"领导着颇具规模和拥有权力的机构，尤其是自"一战"以来，松散的集团已经十分紧密。我们超越了浪漫的多元主义时期。
3．从1866年国会选举开始，企业经济权力的优越性正式显现，1886年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宣布了对企业加以保护的第14修正案，优越性得到了巩固。那段时期见证了主动权从政府转移到企业手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这是一个经济精英冲击政府的时代，是一个单纯腐败的时代，是一个参议员和法官能被买通的时代。很久以前，麦金莱和摩根的时代，远没有我们这个时代复杂，现在，许多人都认为那是美国统治阶级的黄金时期。
同"二战"时一样，这段时期的军事秩序不如政治秩序，反过来，政治秩序不如经济秩序。因此，军事力量不再是美国历史的主要推动力。美国政治制度从未形成一个集中的拥有自治权的区域，在缓慢应对企业经济的公众效应下，政治制度得到了扩大和集中化。
在内战后的时期，经济充满活力；"信任"----政策和事件充分证明了----可以使用较弱的政府机构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州和联邦政府的控制权受到了决定性的限制，事实上，这意味着它们自己受控于更大的经济利益。它们的权力是分散而无组织的；工业和金融企业的权力集中且相互关联。摩根一个人的利益涉及112个企业里的341个董事职位，总资产超过220亿美元----是新英格兰地区所有不动产和个人资产的三倍。由于收入高于许多其他州，雇员也更多，企业控制了各个党派，买通了司法人员，使国会议员保持"中立"。由于个人的经济权力超越了公共政治权力，所以经济精英超越了政治精英。
然而，甚至在1896年至1919年，重大事件都以政治形式呈现，预示着在1920年代局部流行的权力将在新政时期盛行。或许在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政局都没有进步时代那幺透明，进步时期是总统塑造者和丑闻揭发者的时代。
4．新政并未扭转第三时期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领域和企业界，新政的确创建了权力角逐中心，对企业领导者的权力造成威胁。随着新政董事会获得了政治权力，经济精英在冲击政府以获得特权的同时，在第三时期反对政府扩张，最后试图加入政府高层。经济精英达到目的后，发现他们又面临着其他利益和相关人士，因为决策位置已拥挤不堪。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在合适的时机控制并利用新政制度，他们曾对新政制度的创立予以强烈谴责。但是在1930年代，政治秩序仍然以有产阶级的小农场主和商人为主，尽管他们的实力被削弱了，失去了在进步时代获得真正优势的最后机会。大小财团之间的争斗卷土重来，然而，如我们所见，在新政时期的政界，这些争斗加码升级，有组织的劳工和无组织的失业人群也展开了斗争。新生力量在政治庇护下茁壮成长，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社会立法和底层疾苦首次成为了改革运动的重要特征。
在整个1930年代，新实施的农场议案和新组成的工会----以及大企业----之间不稳定的平衡造就了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戏剧性。而且，这些农场、工人和商业团体多多少少包含在不断扩大的政府结构框架内，政治董事以标准的政治方式制定决策。这些团体在相互施压的同时，向政府和政党系统施压，完善政府和政党系统。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中任何人长期从单方面把政府作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为什幺整个三十年代是属于政治的十年：商业力量未被取代，但是受到了挑战，得到了补充：成为权力结构内一大重要力量，权力结构主要由政客而非从经济或军事领域改行的从政者操控。
罗斯福统治的早期和中期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竭力寻求减少失业人口，增加就业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些年，新政作为权力体系，实质上是压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高层调停了众多冲突，重点满足这个需求，暂缓其他需求，政治高层不是任何单方的公仆，所以要按照现行政策平衡一切，形成了从一个小危机到另一个小危机的持续政策路线。政策是平衡顶层的政治举措的产物。当然，罗斯福实施的均衡法案没有影响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衰落。根据罗斯福的说法，他平衡了政治缺陷，在政治上冷落"经济保皇党"。
为了维持平衡、实施补贴而颁布的"福利制度"有别于"放任"政策，"如果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放任制度被认为是中立的，因为领导人声称制裁不偏袒任何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这个制度可以说是中立的，是因为它惠及所有人。"公司决策层的新制度，有别于以往的福利制度。事实上，罗斯福当政的最后几年----从美国公开参战到备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只从政治权力的巧妙平衡来加以解读。
二
有人说，我们研究历史是为避免重蹈覆辙，权力精英的历史清楚地印证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总的来说，同美国的生活节奏一样，自"二战"之始，权力结构的长期趋势大大加速，主要机构内和各机构之间的新趋势决定了权力精英的特点，从历史角度赋予了权力精英第五时期的特定含义：
1．现在，就权力精英在政治秩序中的结构线索而言，政治作为多个决策的真正和公开辩论----与国内各个负责任的和政策连贯的政党、与中下权力阶层相联系的自治组织和与决策层之间的辩论----有所下降。现在，美国在更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而非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形式上的政治机制也是软弱的。
商业和政府的长期趋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相互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深入，在第五时期，长期趋势的确定性已经到达了新高度。商界和政界不能被明确地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就国家行政机构而言，和解已经取得了最具决定性的进展。行政部门监管复杂的经济，政府行政部门得到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作为自治体制的壮大，同时意味着企业人士作为政治名人的崛起。
在新政期间，企业领袖加入了政治局，自"二战"以来，他们已经开始在政治局占据主导位置。企业领袖长期与政府紧密相连，现在，由他们完全主导战时和战后经济。企业行政官变身为政治官员，这加速了长期以来国会里的职业政客下降到权力中层的趋势。
2．如果说权力精英的结构性线索存在于扩大了的军事状况，那幺军事地位的崛起使这条线索变得更加明显。军事领袖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政治关系，美国的军队结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结构。表面上一直持续的军事威胁要求重视军队，重视控制人力、物力、资金和权力；事实上，现在，所有政治和经济行为的衡量依据是军队对现实情况的界定：高层军官已经在第五时期的权力精英内部获得了稳固高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至少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自1939年以来就非常重要：精英的注意力已经从国内问题----1930年代的大萧条----转移到国际问题，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战争。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应对和受影响于国内冲突和平衡问题，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美国政府都没有适合处理国际问题的机构，也没有那个惯例。在1941年之前长达150年的国家发展历程中，已经出现了形式上的民主机制，但是并未发展成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权力精英就是在这种民主真空中发展起来的。
3．如果说经济秩序是了解权力精英的结构性线索，这个线索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曾经是持久的战时经济和私营企业经济。现在，美国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军事资本主义，大企业与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在于军队和企业利益----军官和企业富豪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上。总之，在精英中，军队和企业高层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强化了他们的实力，并进一步强化了政客的从属地位。与军队高官同席规划战事组织的是企业行政官，而非政客。
只有当这三种结构性趋势同时显现时，当今权力精英的状况和意义才能被理解：私营企业的军事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一个被削弱了的形式上的民主体系，该体系包含观点和行为已经政治化的军事秩序。因此，在这一结构的顶层是控制了主要生产方式和控制了更具多样性的暴力手段的人，他们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塑造了权力精英。那些利益来源于职业政客地位下降，企业主管和职业军官上升到政治指挥的位置，来源于缺乏有能力、有诚信、不受既得利益影响的公务员。
权力精英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人士，但这些组织起来的精英常常有些紧张：他们仅仅在巧合的时间点和"危机"时刻才会组织在一起。19世纪漫长的和平年代，军官在州议会和政治局没有获得高位，经济人士也是如此----他们冲击政府，但并未加入政治局。在1930年代，政客地位上升。现在，军官和企业家占据了高位。
在构成当今权力精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圈中，只有军界从权力的强化中受益最大，尽管企业圈在更加公开的决策圈中的地位更加稳固，职业政客的损失最大。因此，在调查事情和决策时，往往会涉及企业富豪和军队高官在利益一致时共同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真空。
不应该说政治、经济和军事圈"轮流"掌握主动权，权力精英的机制并不总是像他们暗示的那样从容不迫。当然，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当政客考虑能借助将军的名声，他们发现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或者当大萧条期间，经济人士会感到需要一位既安全又有投票权的政客。事实上，现在这三个圈子参与了所有广泛而相互交织的决策。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个圈子中，哪一个占据主导位置----就像精英们界定的----取决于所处时期的任务。现在，这些任务集中为"国防"和国际事务。因此，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军队在这两方面占优势：人事和判断思维。这就是为什幺现在就军界优势而言，我们能轻易地阐述权力精英的团结和状况。
但是，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历史的特殊性，并对复杂性持开放态度。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使经济领域的大人物掌握了实权；简单的自由主义观点使政界大人物成为权力体系的首脑。有一些人视军事将领为真正的独裁者。所有这些观点都过于简单。为了避免过于简单的论断，我们采用"权力精英"而非"统治阶级"之类说法。
如果说权力精英已经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那幺"军事集团"也是如此。事实上，权力精英进入军界，形成了他们的现状。在权力精英认为有必要提供任何合法性时，他们的存在和观念就是主要的合法性所在。但是，所谓的"华盛顿军事集团"并不只是由军界人士组成，也不仅仅只在华盛顿具有影响力。其成员遍布全国，由企业行政官、穿着打扮如海军上将的政客、行事风格如政客的企业行政官、晋升为少校的文官、担任某位内阁官员助手的中将组成，内阁官员事实上属于管理精英。
无论是"统治阶级"，"官僚政客"，还是"军事集团"，这些概念都不充分。现在，权力精英通常都涉及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不稳定的巧合。
三
即使我们的理解局限在这些结构趋势中，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对于理解现代美国社会顶层的动向，权力精英是一个有益的，事实上不可或缺的概念。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如此狭隘：我们对于权力精英的理解并不仅仅基于所涉及的机构等级制度的一致性，或他们之间众多利益的集合点。我们对权力精英的理解基于人事构成的相似性、他们之间的私人和官方关系和他们在社交与心理上的相似性。为了掌握权力精英团结一致的个人和社会基础，我们必须首先谨记权力精英成员的出身、职业和生活方式。
权力精英不是贵族，也就是不是以世袭高贵身份为根基的政治统治集团。在名门望族的小圈子里也没有坚实的根基，小圈子的人能够一直在几个上流圈占据高位，而且他们还是权力精英，但是，这种高贵仅仅是他们之间拥有相同的出身，对美国精英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那并不意味着精英来自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精英来自当地社会的新旧上流阶层和都市400强，在许多巨富、企业行政官、政治局外人和军队高官中，他们至多处于收入和职业金字塔上端的第三层。他们的父辈至少属于职业和商业阶层，通常所处阶层更高。他们主要生活在城区，自己和双亲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除了他们中的政客以外，绝大部分都来自东部。他们主要是新教徒，尤其是圣公会教徒和长老会教友。总的来说，在他们中间，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来自上流阶层，或与上流阶层有联系。权力精英接受教育的路线越来越趋同，更加凸显了他们相似的出身背景。大部分大学生都毕业于常春藤盟校，军事高官的教育背景当然有别于权力精英的其他成员。
但是，关于上流阶层社会构成的简单明了的事实意味着什幺？尤其是对于理解这几个圈子的团结程度、政策方向和利益有什幺意义？或许最好的方式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极其简单的形式：就出身和职业而言，顶层人士代表谁或代表什幺？
当然，如果他们是民选政客，他们理应代表选民；如果他们是被任命的，那就间接代表任命者的选民。但这被认为是抽象的事务，是花言巧语的套话，政府所有体系下的掌权者都可以借此维护他们的决策权，有时，无论就他们的动机，还是就他们决策的受益者而言，这可能都是真的。然而，在任何一个权力体系内，仅仅只做假设是不明智的。
权力精英来自国内阶级和身份等级的上层，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只代表上层。如果权力精英作为社会类型代表交叉的阶层，那也不代表权力和利益平衡的民主会自动走向政治化。
我们不能仅仅从决策者的社会出身和职业来推断政策方向。要理解社会权力的分配，只着眼于权贵们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不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因为：（1）显贵们可能是贫穷卑微之人的意识形态的代表。（2）出身低微而白手起家的人，也许是在为最大的既得利益和继承利益服务。（3）另外，一些人虽然真正代表一个阶层需求的利益，但却不一定属于这个阶层，或从那些提升该阶层利益的政策中获取私利。简而言之，有些政客是特定群体的合意代理人，或许是有意的，或许是无意的，或许是付费的或许是免费的。（4）最后，在顶层决策者群体中，我们发现，一些人是凭借"专业知识"而获得当前职位的。为什幺权力精英们的社会出身和职业不能帮助我们推断一个现代权力体系的阶级利益和政策方向，以上所述就是这其中的部分原因。
那幺，上层的高贵出身和职业与权力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吗？绝非如此。只是提醒我们必须谨慎，不要仅从出身和职业来对政治特征和政策做任何简单而直接的推断，并不是说要完全忽略它们，而是说我们必须分析政治局的政治心理、实际决策以及社会构成。最重要的是，意味着我们必须像之前一样，把握好由政治人士的出身和职业得出的推断，要仔细了解他们所处机构的形势。否则，我们会有愧于总结出一个极其片面的社会和历史传记理论。正如我们给权力精英下定义时，不能局限于催生他们的体制机制，所以，我们不能仅凭成员的出身和职业来下定义。我们需要考虑那两方面以及其他依据，例如身份重叠。
但是，不仅仅是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出生地和教育的相似性对权力精英在心理和社交上的雷同十分重要。他们曾经的招募和正式培训都比现在更加复杂，尽管他们仍然属于同一社会类型。因为对一个圈子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是圈内盛行的认可、表扬、赞誉和晋升标准，如果在一个圈子里这些都是相似的，那幺他们的气质特征就会日趋相似。组成权力精英的各个圈子有着同样的规范和标准。相同的价值观会使各个社会类型相互吸纳，这比我们掌握的任何关于共同出身和职业的数据更重要。
成功人士之间相互吸引----不是上流权贵之间，而是有众多一致性的人之间。细致地说，这是一种心照不宣和互相崇拜，而他们最稳固的联系就是通婚。在这些极端中，有各种级别和类型的联系。在集团、俱乐部、教堂和学校中，存在一些关系重叠的情况。
如果社会出身和正式教育相同，那幺这会增进权力精英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他们之间的持续联系进一步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同类感受。几位上流阶层的成员相互了解，是私人朋友，甚至是邻居；他们一起打高尔夫、参加绅士俱乐部、乘国际航班和远洋游轮度假；他们在共同朋友的庄园会面，共同接受电视采访，参与同一个慈善委员会；许多人一定会共同出现在报纸专栏上，即便他们不在这些专栏相信的来源地----某个咖啡厅相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咖啡社会的"新都市400强"中，一位编年史家已经列出了41位巨富、93位政治领袖和79位企业行政官的名单。
"我不知道，我做梦都没想过，"惠特克·钱伯斯曾写道，"阿尔杰·希斯的政治联盟和社交关系涉及的权力和范围如此之大，涉及所有政党，从最高法院到宗教之友协会，从各州州长和大学教师到自由杂志的职员。自上一次与他见面后的十年里，他用自己的职业，尤其是他对和平事业的支持，通过参与组建联合国，在美国上流阶层盘根错节的根基中建立了自己的根基，给予中产阶级、自由人士和高级职员以启发。如果不能摧毁与他相关的所有根基，就不可能摧毁他的个人根基。"
权力精英的身份范围反应他们所处的时代。例如，在第三时期，谁能与巨富抗衡？在第四时期，谁能与政治高官，甚至是新政中的新贵抗衡？在第五时期，谁能与海陆军上将和企业行政官竞争？现在他们的形象都被搬上银幕、写成小说、编成舞台剧。你能想象《纵横天下》和《叛舰凯恩号》在1935年大获成功吗？
精英通常属于声名卓着的组织----巨贾、高级律师、海陆军上将和重要参议员的讣告常常透露出这些人群的多样性----常常是着名教堂、商业协会、高级俱乐部、较高的军衔。在他们的一生中，这些大学校长、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银行行长、西点军校毕业生----在身份范围内，他们很容易重温旧情增进友谊，利用曾经相互信任的经历，了解他们自己没有获得的权力和决策的背景。
在这些复杂的背景下，上流圈成员相互借助身份在各自的圈子里累积声望。他们利用累积的声望和借来的身份树立和巩固自我形象，因而，无论一个人看起来是多幺势单力薄，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上流阶层的"一份子"或"全能型"人才，一位"综合性"人才。或许这些内部经验是"判断力"的意义之一。
重要组织或许本身就是大型企业，因为我们发现董事会成员也是几类精英成员，一定程度上，冬夏的时候，我们在度假胜地发现各个圈子的人有各种交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遇见或认识某个将他们和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人。
军事、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高层成员通常能够以一种合意且明智的方式接受彼此的观点，他们把彼此当成重要的人，因而一定要把对方考虑在内，每位权力精英都会把其他人的观点、期望和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真诚、荣誉和良知中。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基于贵族文化的共同原则和标准，那也不代表他们认为不需要对彼此负责任。
他们之间的利益，以及出身、教育、职业和人脉等复杂的心理事实，所有这些因素在结构上的一致性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相似性，从而使他们之间能够畅谈：当然，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所有这些指明了阶级意识的基础和心理含义。在美国，权力精英们"阶级意识"的强烈程度位列全国之最，权力精英们高效组织的程度无可匹敌。阶级意识作为一种心理事实，意味着一个阶级的成员只会接受被自身阶级所接受的人，因为阶级成员对他的自我形象十分重要。
权力精英的上流阶层中确实存在派系斗争，存在政策和个人抱负上的冲突。共和党内仍然存在重大差异，甚至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运作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比这些分歧更强大的是内部纪律和共同利益，这使权力精英能够团结在一起，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处在不同国家。
四
我们必须重视这件事情的另一方面，它没有质疑事实，只是质疑我们对他们的解释。对于权力精英的整个概念必然会有一些不足，但那只与权力精英的心理有重大关系。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者可能以如下方式表述：
论及权力精英----不是以出身和人脉来描述吗？这种描述不是既不公正也不正确吗？难道人们不会改变自己，尤其是当他们地位上升，能够达到工作要求？在他们所知范围内，难道他们没有达成代表国家利益的观点和政策吗？他们仅仅只是恪尽职守值得尊敬的人吗？
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些质疑？
1．他们是受到尊敬的人。但什幺是尊敬？尊敬意味着符合人们认为值得尊敬的准则。不存在所有人都认可的准则。这就是为什幺，如果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会消灭所有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问题不是：是否这些是值得尊敬的人？问题是：他们尊敬的标准是什幺？答案是：他们圈子里意见领袖的标准。怎幺可能会是其他情况呢？那是重要真理的一个方面：所有人都属于人类，所有人都是社会生物。至于真诚，只能给予反证，从未从正面证明过。
2．对于他们适应性的质疑----即他们在工作和经验中获得超越行为准则的能力----我们确定无疑的回答是：不，他们无法超越，至少在他们余生的少数几年内无法超越。期望他们能做到就是假定他们是奇特而机智的人：事实上，这种灵活性有悖于我们称他们为高尚正直的人。同时，美国早期政客不正是因为缺乏高尚和正直，他们所体现的威胁才不及那些品格高尚的人吗？
认为军官的军人品质和观念从单一性变成了多样性，这是对军队高效训练和思想教育的侮辱。或许这个背景对军人比对企业行政官更重要，因为职业培训更深入、更全面。
"缺乏想象力，"杰拉尔德·w.约翰逊说，"不能与缺乏原则相混淆。相反，缺乏想象力的人常常是原则性最强的人。问题是他的原则与康福德的定义一致，'一个原则就是不采取行动的准则，为在特定场合因为无原则而不采取行动提供合理的理由'。"
如果真的相信查尔斯·欧文·威尔逊代表了企业圈外的人或利益，岂不是可笑至极吗？不是因为他不诚实，相反，因为他是一位绝对诚实的人----绝对可靠。他就是现在表现出的样子，别无其他。他和政府内外的同事们一样，属于职业企业精英；他代表企业高层的财富和权力。正如他经常引用的一句话，他相信"对美国有益的就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的，反之亦然"。
听证会上对这些人的政治职位进行确认，这不是对法律和权力中层议员的冷嘲热讽，也不表示他们不愿意卖掉自己的股票。有趣的是，让他们彻底离开企业圈，尤其是放弃他们自己的企业是不现实的。不仅是他们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朋友、利益和训练----简而言之他们的生活----都与这个世界交织在一起。当然，把股票处理掉只是一个纯粹的仪式，关键是他们对企业圈的认同，而非他们在某个企业的经济或个人利益。突然要求一个人放弃这些利益和情感，犹如要求一位男性变为女性。
3．至于爱国精神的问题，即是否愿意为国效劳，类似于回答高尚的准则是什幺，我们必须首先回答，就国家整体利益而言，爱国主义情感和对国家有利的观点不是最终事实，而是存在各种意见。而且，爱国言论是通过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伴侣对他的影响而得以产生和持续的。个人品质不是由社会环境简单、机械地决定的，品质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现代社会研究的主要传统中对此有记载。只能感到奇怪，为什幺没有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在推测政局时对它加以系统性地利用。
4．不能真的认为精英只不过是恪尽职守的人。精英决定自己和位于他们之下的那些人的职责。他们不是简简单单唯命是从的人：他们发号施令。他们不只是官僚：官僚听从他们的指挥。为了在其他人或自己的圈子中掩盖这一事实，他们可能试图诉诸于传统，把自己想象成听命于他人的人，但是存在众多传统，他们必须选择符合他们的传统。他们面临的选择没有可遵循的惯例。
现在，这些答案表明了什幺？表明了这一事实：我们不能仅从位高权重者或小集团的动机和品质来推断公共事件和历史趋势。反过来，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遭到谴责时，不应该有所畏惧，比如在我们质疑位高权重者的高尚、真诚或者能力的时候。因为首先它不是一个个人品质的问题，其次，如果我们发现它就是个人品质的问题，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它公之于众。同时，我们判断权势之人的依据，是权力的标准和他们身为决策者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们是谁，或他们私下里做了什幺。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我们对他们的政策和他们的工作造成的结果感兴趣。我们必须谨记权力精英现在占据着美国社会结构中的战略位置，掌控了美国的重要机构，权力精英属于一类人，他们所做的决策能够给世界底层民众造成严重后果。
五
权力精英存在社会和心理上的相似性，但是，他们没有组成一个具有固定和正式界限的俱乐部，且不享有永久会员身份。权力精英的成员有巨大的变动，这是权力精英的本质，因此他们不是由一小部分固定不变的等级和职位相同的人组成的。因为他们相互了解不代表他们之间的政策一致，他们相互不了解也并不代表他们之间不团结。我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不能主要依据权力精英的私人友谊来给他们下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