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认为权力体制反映平衡社会的人，往往混淆了现在的时代与美国早期历史，混淆了目前体制下的高层、底层与中层。当把权力体制归纳为一个主模型，平衡理论在历史上并不明确；而事实上，作为一个模型，它应该具体到只适用于美国发展的特定时期——尤其是杰克逊时期，和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的新政早期和中期。
认为权力体制是平衡社会，这个观点同时认为平衡中的单位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如果商业和劳动，或商业和政府不是相互独立的，他们就不能被看作是自由公开的平衡元素。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增加他们的利益往往减少相互竞争，往往他们在许多方面的利益都一致，事实上，他们都处在政府的保护伞下。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单位不仅变得更大，而且变得更集中，他们的利益趋向一致，并明确结为心照不宣的联盟。
如今的美国政府不再是一种框架体系，供相互竞争的压力集团抢占有利地位、玩弄政治。尽管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它的等级结构中，其中一些利益比另一些等级更高、优势更大。没有力量可以有效抗衡大企业家与占优势的军人组成的联盟，现在，前者作为政治局外人占据了指挥位置，后者的意见十分有分量，并且经常在高层委员会发言。现在，在美国有实权的人不仅仅是权力经纪人、冲突解决者，或有各种利益冲突的妥协者，他们代表了并确实体现了十分具体的国家利益和政策。
尽管职业政党政客有时还可以充当权力经纪人、利益妥协者、事务谈判人，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处于国家高层或整个权力体制的顶端。
认为权力体制是一个平衡社会，这种观点使我们认为国家是自治权力的有形面具，但事实上，现在决策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旧的游说集团无论是有形或无形的，现在都是有形的政府。立法和行政领域及其之间的“游说集团政府化”在持续形成。行政部门不仅成为权力的中心，而且成为解决所有权力冲突或否定决议的场所。行政机关取代了选举政治，派系策略取代了政党冲突。
1890年代的农民起义、自1880年代开始的断断续续的小商人的起义和1930年代的劳工起义——都失败也都成功了。他们作为小业主或有组织的、可能与企业富豪进行权力抗衡的工人自治运动失败了，他们作为政治自治的第三方失败了。但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又是成功的，在国家扩张后作为既得利益集团进驻国家内部，他们作为地方性利益集团，分散在各个特定的州和地区，与当地其他较大利益集团没有冲突。他们具有中层权力平衡的成熟特征。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在大多数权力中层，所有这些阶层和利益集团都在谋取高层权力的过程中遭受了挫败，或从未为此努力过，包括农村和城市小产业者、劳工工会、所有消费者和主要的白领群体。这些人都处于分散的状态，在结构上不能团结一致，他们确实在组织松散的状态下相互平衡。他们是高度统一的高层的阻碍，但他们中没有人有机会进入高层，来自企业和军队的政治局外人牢牢控制着高层的指挥职位。
当各种各样的中产阶级充当政治的平衡轮时，职业政治家是有权势的决策者。当中产阶级作为自治的政治力量衰落时，平衡社会作为一种权力体制也会衰落，而自治地方的党派政客会沦为国家权力中层。
这些结构趋势在新政时期——当然也是经济萧条时期——开始具备政治形态。当今时代的物质繁荣已经掩盖了这些事实，但没有改变事实，事实上，这对理解现在的权力精英十分重要。
注释
johnadams，discoursesondavila（boston：russellandcutler，1805），pp．92-3.
davidriesman与reueldenney和nathanglazer合作所着，thelonelycrowd（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50），pp．234-9，260，281，250，254-5。
georgegraham，moralsinamericanpolitics（newyork：randomhouse，1952），p．4.
irvinghowe，“criticsofamericansocialism，”newinternational，may-june1952，p．146.
关于这样一个方法，参见gerthandmills，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1953）。
murrayedelman，“government'sbalanceofpowerinlabor-managementrelations，”laborlawjournal，january1951，p．31.
e．h．carr，thetwentyyears'crisis（london：macmillan，1949），pp．82-3.
edelman，op．cit．p．32.
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alprocess（newyork：knopf，1951），pp．506ff.
参见floydhunter，“structuresofpowerandeducation，”conferencereport：studyingtheuniversity'scommunity（neworleans：centerforthestudyofliberaleducationforadults，april1954），关于在一个城市的这种小集团的组成，以及关于他即将完结的关于国家场景的书的首页附注。
e．h．carr，同上p．80。
关于第83届国会（1954年）的成员，参见cabellphillips，“aprofileofcongress，”thenewyorktimesmagazine，10january1954，pp．16ff.。关于1949年到1951年的国会成员，参见donaldr．matthews，thesocialbackgroundofpoliticaldecision-makers（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54），p．29。另参见madgem．mckinney，“thepersonneloftheseventy-seventhcongress，”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xxxvi（1942），pp．67ff.。
matthews，同上pp．30和pp.23。另参见mills，whitecoll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p．127-8。
matthews，参见mills，whitecoll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p．127-8。
matthews，参见mills，whitecoll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p．24和pp．26-27。天主教徒在第83届国会中只占参议员的9％。参见教会的全国委员会报告，引自time，19january1953。
文本中的引文来自cabellphillips，“thehighcostofourlow-paidcongress，”thenewyorktimesmagazine，24february1952，pp．42，44。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甚至说一般的政治办公室，“个人应该有足够的钱，为他自己进行可靠的投资，当他没有担任公职的时候可以保证他的生活……要不然他应该有商业关系，一个职业或者是一份他可以时常从事的工作。”1932年的杂志中的文章，由haroldf．gosnell重新发表，championcampaigner：franklind．roosevelt（newyork：macmillan，1952），被《纽约时报》引用，thenewyorktimes，15october1952。另参见georgeb．galloway，thelegislativeprocessincongress（newyork：crowell，1953）。1952年，国会议员的平均总收入，参见“thehighcostofourlow-paidcongress，”引用文献同上；以及1955年关于提高国会议员的年薪，参见“congresstake-home，”thenewyorktimes，6march1955，p．2e。
robertbendiner，“spotlightonagianthoax，”theprogressive，june1955，p．5.
参见例如，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martindies，“thetruthaboutcongressmen，”saturdayeveningpost，30october1954，pp．31ff.。
参见martindies，引用文献同上p．138；关于johnf．kennedy，参见thenewyorktimes，1december1952，p．16。在1952年的竞选中，密歇根州的已故参议员“布莱尔·穆迪和几个为他工作的委员会报告称筹集了98940美元。参议员的个人报告列出了37224美元的开销，而韦恩县委员会为他的竞选花费了36224美元。”在1952年的所有竞选中，纽约州的共和党人报告显示，他们在巴腾（batten），巴顿（barton），德斯汀（dustine），奥斯本（osborne）广告公司花费了227290美元，另外还在其他机构花费了20844美元（参见上文）。
五十年前，虽然参议员可能是“来自铁路部门的代表”，但与众议院议员相比，参议员是一个实质性的家长；因为他有足够的能力，对选举他的州立法机构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自1913年以来，直接选举的参议员也不得不在众多利益中进行操纵，这些利益常常分散注意力，影响众议员的政策。关于专业政治家的狭隘主义，一般来说，参见jamesmacgregorburns的优秀作品，congressontrial：thelegislativeprocessandtheadministrativestate（newyork：harper，1949），pp．8，14，59，142，143。
stanleyhigh，引自stephenk．bailey和howardd．samuel，congressatwork（newyork：henryholt，1952），p．8。
这里有一个极好的描述，关于一位大参议员和重要的众议员贝利和萨缪尔度过生活中的典型一天。引用文献同上。
关于1954年竞选中，地方“问题”的好的总结，参见life，1november1954，pp．30，20，21。称他的对手是“不诚实的或哑的或愚蠢的，是一个笨蛋”的参议员，是欧文·艾夫斯（irvingives），引自thenewyorktimes，29october1954，p．22。
据报告，60％的选民根本没有思考1954年的竞选。1954年10月4日盖洛普民意测验，见《商业周刊》的报道，businessweek，30october1954，p．29。
参见burns，同上pp．198和pp.36。不是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而是阿瑟·克罗克说的，“到目前为止的混乱是，在一些州和一些国家问题上，选民很难找到主要政党”分界线……一个突出的原因是……行政机构和主要政党党纲被看作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的，实际上并不是国家立场……因为在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同一党派标签下的人，也会反对这些国家的立场。thenewyorktimes，15june1954。
burns，同上p．181。另参见pp．123，124，182。
引用文献同上pp．18，19，24。
davidg．phillips，thetreasonofthesenate，1906（stanford，california：academicbeprints，1953）.
johnd．morris，“thewaysandmeansofdanbeed，”thenewyorktimesmagazine，5july1953，p．29.
匿名的国会议员，被戴斯引用，引用文献同上p．141。
参见murrayedelman，“government'sbalanceofpowerinlabor-managementbelations。”引用文献同上p．35；和“governmentalorganizationandpolicy，”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ol．xii，no．4，autumn1952，pp．276ff.。
参见参议院司法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优秀观点，计划由伊丽莎白·多纳休（elizabethdonahue）负责迪克森—耶茨的权力调查，theprosecutionbests，newrepublic，23may1955，pp．11ff.。
参见edelma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andpublicpolicy，”前面引用的文献，pp．276-83。
johnk．galbraith，thegreatcrash（boston：houghtonmifflin，1955），p．171.
关于总统和国会领导的一次声明，参见burns，引用文献同上pp．166ff.。
ottokirchheimer，“changesinthestructureofpoliticalcompromise，”studiesin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instituteofsocialbesearch，newyorkcity），1941，pp．264ff.
那些把当前权力体系作为平衡社会理解的人必须相应地，要幺是（1）在旧的，分散的社会中走私，或者是（2）试图在新的体系中，在更高层次上找到新的均衡，参见和。
mills，whitecoll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p．54ff.
kenneths．lynn，thedreamofsuccess（boston：littlebrown，1955），pp．148ff.
参见mills，引用的文献同上p．65和章节13，14，15。
参见mills，“thelaborleadersandthepowerelite，”industrialconflict（由arthurkornhauser，robertdubin，和arthurm．ross编辑）（newyork：mcgraw-hill，1954），pp．144ff；参见mills，thenewmenofpower：america'slaborleaders（newyork：harcourt，brace，1948）．另参见sauld．alinsky，reveilleforradical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46）。
大卫·理斯曼（davidriesman，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着有《孤独的人群》等作品。——译注
欧文·豪（irvinghowe，1920—1993），美国文学评论家，社会批评家。——译注
默里·埃德尔曼（murrayedelman，1919—2001），美国政治学家。——译注
大卫·杜鲁门（davidtruman，1913—2003），美国政治学家，多元主义政治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领域的重要学者。——译注
参见下面第十三章：大众社会。
e．h．卡尔（e．h．carr，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译注
现在，典型的参议员是57岁左右、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尽管在第83届国会（1954年）有一位参议员已经86岁高龄。典型的众议员也来自于受过大学教育的10％的成年人，约52岁——尽管在最近一届国会中有人年仅26岁。几乎所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在地方和州政府任职；他们中约一半人都是参加了某场战争的老兵。几乎所有人在政界外都有任职，通常是职业等级机构上层15％的职位：例如，在1949年至1951年的国会中，参议院和众议院中69％的人是职业人士，参议院另外24％和众议员22％的人是商人或经理。参议院中没有工薪阶层、没有底薪白领和农业工人，只有一两位在众议院中。当然，他们主要的专业是法律——在美国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只有0.1％，但在参议员和众议员中占65％。很容易理解他们都是律师。律师的语言表达技巧和政客是一样的，都涉及谈判、协商和为商业政治决策者提供建议。律师也常常发现——输或者赢——政治事务对他们的法律职业是有益的，因为对他们的做法有宣传效应。此外，私人的律师业务，一笔生意可以放在一个人的公文包中，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处理好。因此，律师同政客一样，在没有再次当选的情况下，有东西可以依靠，如果他愿意，在当选了以后也可以有东西依靠。事实上，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两个政治条款仅仅是获得华盛顿或本地更大法律业务的垫脚石。法律业务通常使律师可以没有风险地进入政界，没有机会在全体选民意志之外获得主要资金来源的好处。在过去的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大多数国会成员都来自于他们自己在过去10年里从事的相同专业和企业家职位。他们中90％到95％的人都是专业人士、商人或农场主的儿子——尽管大约在1890年，他们的出生时间，只有37％的劳动力属于这些企业家阶层，并非所有这些人婚后生的都是儿子。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参议院中都没有黑人，在任何一段特定时期，众议院中的黑人也从未超过两个——尽管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0％。1845年来，参议院中在国外出生的议员比例从未超过8％，在国外出生的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更低——例如，1949年至1951年，国外出生的人在众议院中的占比不到50％。而且，第一和第二代国会议员通常有老一辈的北部和南部血统，而不是来自南方和东欧的新移民。高层新教徒（圣公会、长老会、一位论派和公理会）在国会议员中所占的比例是议员在总人口中占比的两倍，中层新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和浸礼宗教徒）在国会中的占比与在人口数中的占比成正比，但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更少：例如，在81届国会中，众议院中的天主教徒只有16％，参议院只有12％，但在1950年总人口中的占比为34％。
国会山（capitolhill），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国会大厦即坐落于此。——译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5年，国会成员的年收入为1.5万美元，其中包括2500美元的免税费用津贴；但在1952年，众议员的平均收入——包括投资、生意、职业、写作和演讲——约为2.2万美元；参议员的平均收入为4.7万美元。截至1955年3月，国会议员的年收入增加至2.25万美元。
罗伯特·本迪纳（robertbendiner，1909—2009），美国记者，编辑，曾供职于《国家》杂志。——译注
一位资深的国会议员最近称，1930年，他花费的竞选资金为7500美元，现在是2.5万到52万美元；在参议院，可能要花费更多；约翰·f.肯尼迪（百万富豪约瑟夫·p.肯尼迪的儿子）是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据说在1952年的大选中花费了1.5866万美元，但是，“代表他的委员会，为了改善该州的鞋业、渔业和其他行业，花费了21，7995美元。”
在一个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最重要的；在另一个州，一位意大利人和一位爱尔兰女性结婚，使用两个人的姓名；在一个州，一位候选人关于警察倾向于和谁结婚的讨论历时两年，该讨论的磁带录音似乎很重要；在另一个州，候选人是否对他的姐妹足够或过于友好很重要。这里宾果游戏法很重要，最大的问题是参加参议员竞选的年长者是否精力充沛；在一个关键的州里，一位20岁的人指控一名候选人和一家轮船公司有密切关系，该公司为一位法官付清了码头租赁费，这个指控一直花高价在电视上播放。一位着名参议员坚持他的竞争对手——也是一位着名的富人——他“要幺不诚实，要幺愚笨，要幺愚蠢和盲从”。另一位候选人被迫承认并详细讲述了他关于战争记录的谎言。在这种不信任的背景下，到处暗示、含沙射影、认为、猜测竞争对手与红色间谍有联系，即便他们真的没有受雇于苏联的分支机构。民主党再一次解决了经济萧条的问题，共和党再次决定将阿尔杰·希斯（algerhiss）关进监狱。
戴维·格林厄姆·菲利普斯（davidgrahamphillips，1867—1911），美国小说家，新闻记者。——译注
同企业富豪一样，工会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并非完全统一。然而，通常“另一方面”十分显着的趋势是，把一方的一些单位的任何举动都当成是对整体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楚表明这些人在观点、期望和需要方面确实形成了联盟，即使是不情愿的。他们把彼此当成是联盟的成员，事实上，以各种十分复杂的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单个工会可能会为了特殊利益进行游说，这是劳工群体不团结的重要体现。但慢慢地，他们遇到的问题和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的背景，在范围和影响上是全国性的，所以，他们必须结合全国形势，以损失权力为代价，与工会进行协商。企业执行官同工会领导人一样，既务实也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其他目的而采取的一贯手段，对他的政治行为和劳工问题也同样适用。现在，企业是运作的稳定基础；事实上，这对延续美国的安排比终生的家庭更稳定和重要。权力精英的商业成员在追求他的短期目标和权宜之计时可以依靠企业。但工会通常是反对的；它有时处于防守状态，通常对社会有潜在的敌意。它没有采用随时可用的、由商业精英支配的持久手段。如果他想要这种手段，即使只是为了实现小小的目标，工会领导人必须建立和维护它们。而且，1930年代的组织热潮表明，没有对产业工人的要求给予充分回应的官员会失去权力。另一方面，企业经理在企业内的意义与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不同。他的权力不取决于为他工作的工人的忠诚度，如果工会成功入侵他的工厂，通常他不会因此丢掉工作。1930年代的组织热潮不会使经理下台；他们负责的对象不是雇用的工人，而是他们自己和各个股东。权力形势的不同意味着，商业领导人的权力可能会比工人领袖更持久、更有保障：如果工人领袖没能“交货”，他的工作就有可能不保。无论企业和政治精英如何，在我看来，没有什幺能让我们相信，现在工人领袖作为个体和群体的阵容能够或者将会超越最大的适应性战略。我的意思是他们做出的反应比他们所领导的更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稳固和扩大他们在许多权力和利益中的地位。特定事情的发生可能会造成工人领导权或部分领导权的丢失，其他类型的领导人可能会获得工会的权力；但是现在的工人领袖们成了主流中的从属变量，在权力精英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工人领袖和工会都不可能是“独立变量”。
指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任期，1829—1837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