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历史观察员注意到现代社会顶层权力部门出现了一个显着趋势，即文官开始掌权，可以管控军队，军队的权力被束缚、抵消和削弱。当然，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军队都曾服务于文官的决策，但这个趋势在19世纪达到高潮，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起来，这一趋势都十分显着，因为在此之前，这种趋势的规模从未如此巨大，根基也从未如此牢固。
20世纪，在工业化国家中，伟大但又短暂的文官统治开始变得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经历了从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期和平后，世界历史长河中的旧格局再次出现。全球的军界领袖开始卷土重来，并制定了世界的规则。在美国也是如此，军界领袖们将自己的触角伸进了政权真空。企业行政官、政客与那些海陆军上将如同美国精英阶层中不安分的表亲一样，他们手中掌握和被赋予的权力日益膨胀，并且能够做出和左右那些影响最为重大的决定。
一
所有的政治手段都是在谋求权力，权力的最终形式就是暴力。那为什幺在当时军事独裁不是正常和普遍的政府形态呢？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中，人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刀锋之下，只要一出现重大的人事骚乱，不管这些骚乱是真实的，还是仅存在于想象中，社会便会求助于军事统治。即使现在，我们也经常忽视这些世界历史上较为普遍的事实，因为我们继承了一些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正是在19世纪文官统治政权下兴盛起来的。即使权力的最终形式是暴力压迫，每个国家内和各国之间相互竞争的权力也还没有达到最终形态。我们的政府学理论采用了某些制度，同时我们的宪法也促成了这些制度，在这些制度下暴力被最小化并且受到人民统治的有效制约和平衡。在当代西方长期和平的时代，人们往往将历史归功于政治家、富豪和律师，而不是陆军将领、强盗和海军将领。但是这段和平是如何产生的呢？文官又是如何战胜暴力崇尚者成为主宰的呢？
加埃塔诺·莫斯卡在谈到军队时曾做过一个假设，我们虽然不同意他的这种假设，但却也无碍于我们接受他的大致推理框架。他说在任何社会，总有部分人当被激怒时就会采取暴力，如果我们赋予这种人才干和时机，那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拿破仑；如果赋予他崇高的理想，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加里波第；如果赐给他一个机会，仅此而已，那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墨索里尼；如果放在一个商业时代，我们会得到一个匪徒集团。
但是，莫斯卡还说过，如果我们让这些人在特定的社会等级集团内拥有一份工作，那幺我们得到的就会是职业士兵，而且通常是文官可以控制的士兵。
当然，除了职业的常备军（standingarmy）外，还有内在的和平力量。比如神职人员所传达的“上帝赐予的和平”，又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强迫人们接受的“国王赐予的和平”，实质是专门针对那些认为荣誉和权力是依靠武力来取得的人。但是，你也许会意识到，现代和平史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和平史都是一个矛盾，即和平都是来自于政府对暴力的集中和垄断，同时世界如今大约有81个这样的政府，这也是现代战争爆发的首要条件。
在出现政府之前，暴力者时常能够并且也经常在局部范围内采用暴力手段。欧洲和东方的封建社会在很多方面其实就是暴力者在局部范围内进行统治。在政府对暴力手段进行集中垄断前，权力通常能够在分散的地方小范围地进行自我复制，并且被当地的帮派所掌控，这通常就是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的历史进程。但是，在一心建立国家的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的带领下，高尚的西班牙人变成了被国王统治的群体，接着在适当的时间变成了征服者，接着变成了由女王统治的士兵。很快，那些小地方的暴力者成为了被平民首领所统治的常备军的一员。
常备军到底采用的是怎样一种了不起的制度，以至于能引导暴力者好斗的天性，让他们顺从文官的领导，并且将这种顺从作为自己的荣誉准则？如果在当代社会常备军垄断了暴力，变得足够强大去主导社会，他们为什幺还没有这幺做呢？为什幺反而他们能够接受人民首领的领导？为什幺军队甘心从属于人？常备军的秘诀是什幺？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秘诀，但是在常备军由文官掌控的地方，总是会有如下一些公开的运行机制。首先，这些军队都有“贵族气派”。任何时候，只要有人企图要改变这一点都会失败，比如早期布尔什维克的狂热。另外在国家的常备军中，军官和士兵总是保留着很明显的分界线；军官基本上都是从人民领导阶层或与领导阶层有着相同利益的人群中甄选而来。因此，领导阶层内部力量的平衡便反映到常备军中去了。最终在这支常备军中，或者说在很多支这样的常备军中发展出了能让人拥有满足感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让暴力者们也垂涎欲滴：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更多的是通过遵守硬性的荣誉法则便能获得可以预见的荣誉。
在18世纪末期，约翰·亚当斯曾问道：“参加常备军的欧洲人是出于单纯的爱国吗？他们的军官都是有远见、乐于奉献，指望在来世才得到回报的人吗？他们敢于冒生命危险，在受伤后能泰然处之，是源于道德的力量还是宗教的使命？”可能有人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所有或者大部分这类英雄都是由以上因素驱使，那只能证明他对这些人还不够熟悉。这些人所得到的报酬足够鼓舞他们自己吗？其实他们得到的报酬仅仅称得上是普通而且简单的谋生品，与在其他领域能追求到的财富，以及正常生活所拥有的快乐相比不值一提，何况这份工作艰难而且危险。所以，能够鼓舞他们的其实是参军后能够获得荣誉的考量和机会。
“士兵们会拿自己与战友相比，为了提拔成下士相互竞争，下士们也为升为中士相互竞争，中士们为了成为少尉愿意赴汤蹈火，这样一来军队里的所有人都在不断地渴求升职，就如同联邦公民们都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阶层一样，以求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从声望到名誉，以及这所带来的一切，可以说一直都是军队放弃政治权力的报酬。而且这种放弃已经根深蒂固：它已经成为军队荣誉准则的一部分。军队的官僚等级制度通常十分精简，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军官们认为“政治手段”是一种肮脏、不可靠和不绅士的游戏。按照军官自己的身份法则来衡量，他们一直认为政客们只是生活在一个无常世界里的不合格生物。
常备军们所拥有的这种状态机制并不总是会导致文官统治的结束，但是在这一方面没有什幺事情是不可能的。比如，我们都清楚只要当军官们在国家的议会里拥有一席之地时，他们就会努力地去控制整个议会，而当军官们在议会里没有一席之地时，他们就有可能会向首都进军，这也正是西班牙语国家所摆脱不掉的诅咒。
二
与世界趋势和事实相关的所有这些情况，以极其高明的方式，对美国军事机构、军队高层将领产生影响。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诞生于暴乱中，但在美国建国之时，战争还不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战争机器无法轻易抵达美国的建国基地。不会轻易受到战争的摧残，不会受制于军事人员的欲望。美国成立之初，意欲建立一个文官当权的政府并加以保卫，管控好军界领袖们可能爆发的野心。
美国的民族主义革命是与英国政府征用的士兵交战，这些雇佣兵居住在美国的家中，这个年轻的国家不太可能会热爱职业军人。美国国土广袤，被两大洋所包围，周边是实力弱小的邻国以及印第安人，美国在19世纪的数十年内都不需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且，从门罗主义诞生到19世纪后期适用于英国，为了保护在西半球的英国市场，英国舰队徘徊在美国和欧洲各大陆国家之间。甚至在“一战”后的时期，直到纳粹德国兴起，美国成为欧洲破产国的债权人，美国不再担心会面临军事威胁。同时这也意味着，正如在不列颠各岛一样，海军历来是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而非陆军；海军对国家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弱于陆军，因为他们不能有效镇压群众暴乱。因而，海陆军将领在政治事务上发挥的作用不大，文官的统治地位坚如磐石。
国民一心想着赚取个人财富，从经济层面来说，这个国家不可能会资助寄生群体。在中产阶级重视自由和进取心的国度，严守纪律的士兵不可能会得到尊重，他们常常被支配，残暴地支持缺乏自由精神的政府。因此，自古以来，经济实力和政治环境都赞成文官贬低军人，认为他们只是偶尔有用，却一直都是负担。
美国宪法的颁布是出于畏惧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机构。身为文官的总统，可以任命所有军队的最高将领，在战争期间，可以任命州民兵团的最高将领。只有国会可以宣战或者为军费拨款——两年一次。各个州保留他们的民兵团，独立于国家军事机构之外。没有条款规定，军队要向文官首领不断地建言献策。如果宪法中有关于暴行的规定，也是很勉强的规定，暴力分子会被严格追究重大责任。
继老一辈革命家之后，上流阶层没有了军事标签，美国精英成员没有系统性地包含高级军事将领，没有形成服军役的传统，军事人员不会享有声望。相比于军事人员，经济人士的优势在于光荣性方面，内战时期，事实上一直持续到“一战”，招募雇佣兵是不受歧视的。因此，军事人员长期被孤立在岗位上，没有进入美国上流阶层。
无论跨半球远赴战场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无论他们的远征队和军队多幺好战——在许多方面，在大部分时间，都身处战争营地中——国家元首仍然不崇尚军事思维、不担忧军事前景。
纵观整个美国史，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局面：我们被告知美国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事实上，我们不相信军事经验，而且我们注意到，革命使华盛顿将军成为总统，竞选总统失利的官员提议，在辛辛那提协会（orderofcincinnati）中，组建军事委员会，任命军事领袖。接着，杰克逊将军、哈里森将军和泰勒将军参与了墨西哥战争，前线战争和小规模战斗都与他们的政治成就有关。还有漫长而血腥的内战分裂着美国社会，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伤痕。无论内战中抑或内战后都由文官执政，但内战的确使格兰特将军获得优势，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经济利益的掩护者。
从格兰特到麦金莱，除克利夫兰和阿瑟以外，其余总统都是内战时的官员，尽管只有格兰特是职业军官。我们还注意到，在规模极小的美西战争中，最粗暴无情的罗斯福——或许因为他不是职业军官，最终成为总统。事实上，在33位美国总统中，约一半有军事经历，有6位职业军官和9位将军。
从谢司起义到朝鲜战争这段时期，军官暴乱事件不断上演。事实上，自1776年，美国参与了7个国家的战争，经历了4年内战，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和战争持续了一个世纪，不断侵略亚洲，征服加勒比海和部分中美洲地区。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对更重要的事情的干涉，但至少可以说，暴力作为一种手段，甚至作为一种价值观，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中是模糊不清的。
这种歧义基于这一事实：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暴乱，但其中大多数都是“民众”直接参与的。军事力量被分散到各州民兵团，达到近乎封建领地的程度。几乎无一例外，军事机构与分散的经济生产方式、政治权力的联盟是同时存在的。与欧亚大草原的哥萨克人不同的是，面对美洲印第安人，美国边疆居民在技术和数量上占有优势，无需组建一个真正的尚武阶层，以及一个庞大、守纪的暴乱管理部门。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步兵：考虑到战争的技术含量，暴乱的方式不是统一的，这一简要事实对文官占统治地位、对美国早期的民主制度和道德观意义最为重大。
从历史角度来说，在以步枪为主要作战武器的时代，一个人代表一支步枪和一张选票，美国的民主政体得到了民兵体制的支持。相应地，教科书式的历史学家认为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原因，不在于军事机构和武器体系的变化。他们动用军事力量，与印第安人爆发冲突以及发动一个边远地区的战争，然后让军队隐没起来，或许历史学家是正确的。但是，欧洲征兵组建的第一支军队是革命军，理应被人们铭记在心。其他国家不情愿地武装起自己的民众，梅特涅在维也纳会议上呼吁取消大规模征兵；普鲁士在其常备军遭受挫败后，才采用普遍征兵制；沙皇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才实行普遍征兵；俾斯麦的新兵击败弗朗兹·约瑟夫的军队后，奥地利实行普遍征兵制度。
欧洲大规模征兵组建军队，为了加强士兵的忠诚度，扩大了征兵方面的其他“权利”。在普鲁士以及随后的德国，都在深思熟虑后实行大众征兵制。农奴制的废除，以及随后实行的社保计划，都伴随着大众征兵制的建立。尽管不完全相同，但是很显然，携带武器的权利扩大的同时，其他权利也会相应扩大。但在美国，携带武器的权利并未从军队扩大到普通民众手中：他们从一开始就携带武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活动不涉及固定的军事训练纪律，也不是只有联邦政府才能使用暴力手段，也不涉及大型、固定军事机构顶层的职业士兵。在内战和美西战争期间，军队平均有2.5万军人，以军团为建制，军团和连队分散在边疆沿线和偏远的西部哨所。在整个美西战争中，美国军队是民兵团组成的，这意味着权力是分散的，由受当地影响的非职业军官领导。
州民兵团加入小规模正规军（regulararmy），形成美国志愿军团（theusvolunteers），指挥官由州长任命。在这种非专业化建军的情况下，正规军常常是志愿军团的将才。政治——也叫文官统治——拥有最高统治地位。在任何一个时期，将军的数量都不多，上校常常是西点军校学生的最高目标。
三
在19世纪末的陆军老将中，凌乱的蓝色制服上散发着内战时留下的缕缕硝烟味。他在内战中脱颖而出；在时间上介于内战和美西战争之间的印第安人战争中，他勇于冒险，与印第安人开战。骑兵的勇猛影响了他，尽管他有时像一个横冲直撞的笨蛋（别忘了卡斯特将军和小巨角战役），他的一生正是西奥多·罗斯福所推崇的顽强的生活。通常他蓄着八字胡，有时蓄着浓密的胡子，经常以一副没刮胡子的模样示人。他穿一身二等兵制服，制服上的扣子因未经打磨而暗淡无光，靴子陈旧不堪，这是他一贯的风格。这位老兵曾经近距离作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官方才开始保护受训军人的行动；许多将军和几十名上校在内战和后来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中牺牲。他不是通过坐在五角大楼里组织工作赢得下属的尊敬，而是通过准确地射击、精湛的骑术和面临困难时的随机应变赢得了尊敬。
典型的1900年代将军出身于古老的美国家庭并且拥有英国血统。他在1840年左右出生于美国东北地区，可能是在那里或在中北部的农村地区，也许是一个小镇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专业人士，很可能有政治人脉——这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对他的事业有帮助。自他进入军队或西点军校以来，他用了38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了一名陆军少将。大约60岁时，他进入最高指挥部。如果他有宗教信仰的话，可能是主教制教会的信徒。他结婚了，一些情况下结过两次，他的岳父也是一位专业人士，也可能有一些政治上的人脉。在军队服役时，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但是退休后，他可能会涉足共和党政治。他不太会写东西，也不会有人写很多关于他的东西。按照官方规定，他必须在62岁退休。平均来说，他会在77岁时去世。
这些老将军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就读于西点军校，另外只有四人完成了大学学业，老一辈的军人不看重读书。但我们必须记住，许多曾就读于西点军校和曾在旧联邦军队中占大多数的南方人都返回家乡加入了美利坚联盟国的军队（confederatearmy）。1900年代的将军们中，一些是在内战期间接受任命成为将军的，有些是通过州民兵团成为将军，有些亲自招募了足够的士兵然后成为了上校。在他成为正规军后，他的晋升很大程度上由资历决定，这种晋升的速度在战争中大大加快了，就像他在美西战争期间以上校身份的晋升一样。至少有一半的老将军们与其他将军和政治家有更紧密的关系。比如说伦纳德·伍德将军（leonardwood），他在1891年是一名医疗队长，成为了白宫的医生，先后为他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howardtaft）服务，最终在1900年担任参谋长。
36名顶层军人中，只有3人有从商经历，其中两人仅短暂地经营过生意。在临近战场的城镇，当地商人通常对这一老军队怀有好感，因为这支军队和印第安人打仗并且赶跑了偷牛贼，驻守军队对当地经济来说意味着金钱。在更大的城镇里，军队有时被授权驱散罢工人群。小男孩们也特别喜欢这支军队。
在内战和西奥多·罗斯福任期内的海军扩张之间，公众看到的更多的是陆军，下层阶级也在陆军对其地位的主张中得到了好处。但海军更像是一个绅士俱乐部，偶尔进行探索和救援的远航，而且海军在上层阶级中颇具威望。这解释了其军官团的高层出身和更专业的培训，由此也得到了部分解释。
除了从英国继承的对海上权威的认识，还有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mahan）把国家的伟大和他的海上权威联系起来的理论的影响，这在海军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听起来十分受用。在美西战争中海军的威望更进一步，影响了更大范围内的公众，因为对外行人来说，海军军官的技术比陆军军官更神秘，很少有人敢于指挥一艘船，但是很多人敢去指挥一个旅的军人。陆军军队里没有自行的系统，但海军有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接受正式、专业的教育并增强技能的优势。这也离不开巨大资本投资的事实，海军军官统辖下的船舰就是代表。最后，船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尤其是在蔑视水手的海洋传统之下——适用于服军役的船员，确实抬高了海军军官的地位。
1900年代典型的海军上将大约在1842年出生，有殖民背景、拥有英国血统。他的父亲从事某种专业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来自东北沿海地区的上层社会，很可能身处城市中心。这位未来的海军上将接受了学院教育，加上两年的接收舰（receivingship）经历。他加入海军的时候年仅14岁；如果他有宗教信仰，他肯定是新教信徒。大约在他加入海军43年后，他成为了一名海军少将。那时他已年届58岁。他和来自同一阶层的人结了婚。他可能已经写了一本书，别人写一本关于他的书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他可能会获得荣誉学位，并在62岁时从海军退役。他担任海军少将的时间只有三年，退休十年后逝世，达到了当时72岁的平均寿命。
即使在1900年，海军高层基本上都曾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受训，同时也很绅士。比起陆军，海军招募的人社会阶层更高，居住在东部的更多，接受过更好的准备训练，然后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海军上将也曾参与内战，内战后他通过避免在个人生活或在军事职责上打破陈规，慢慢晋升。鉴于他一丝不苟、缓慢前行的职业生涯，为了在62岁法定退休年龄前成为海军上将，能够早日受到委任和保持长寿是很重要的。成为一名船长通常要用25年左右的时间。“军人在下层花的时间太长了，他们从未学会自己思考。他们做到高层时已经太晚了，那时的他们不再年轻，不再踌躇满志，他们只学会了服从而非指挥……”
高级海军军官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任期是在海上度过的，当然主要是在其等级较低的时期。在35名顶层海军将领中，大约有一半的人曾经回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担任教员或官员。有些海军将领在安纳波利斯做了研究工作。一团糟的官僚作风通常是海军特征，其关键在于随着船舶、枪炮、物流技术上变得更复杂，对其进行管理的海军军官更多的是通过资历而非专业技术晋升。因此，船长就疏远了他的船舰，去负责那些自己不完全了解的事务。海军负责人与国务卿有联系，并且经常与国会议员关系密切。但尽管有明显的联系，这一时期只有一名海军上将进入商界，两名进入（地方）政界。
简而言之，这就是美国19世纪后期处于政治家控制之下的军队，其半职业化的高级军官团的成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商界和政界精英。但现在已经不是19世纪后期，当时塑造国家军事角色的大部分历史因素，对美国军队高层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小巨角战役发生在1876年6月25日的蒙大拿州小比格霍河附近，美军和北美势力最庞大的苏族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最终以印第安人的胜利而结束，整场战役历时仅半小时，是整场印第安战争中印第安人所取得的最大胜利。
四
在20世纪中期，和平和文职官员价值观的影响力——他们不信任处于从属地位的职业军人——必须由前所未有的局势来制衡，美国精英是这样描述国家形势的：
1．美国精英和底层大众中的优秀人物，第一次意识到生活在军事区域意味着什幺，在国土上进行灾难性的袭击活动意味着什幺。或许他们还意识到，由于美国的地理位置与世隔绝，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和稳定，进行工业化所需的自然资源丰富，只需要举行军事活动对抗技术落后的民众，在美国形成一个军事时期非常容易。所有那些都是事实：美国的军事实力与苏联旗鼓相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前几个世纪的德国之于法国。
2．对最新武器体系的物理效应做了更加详细的估测——目前已公开——立即和戏剧性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次饱和攻击会导致5000万人，即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这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美国会立刻以同样的杀伤力来对敌人进行报复，当然，这并不能降低对自己领土和人员造成的影响。
这种技术可能性有可能会被用于政治和工业领域，或直接运用到军事领域，拥有相关决策权的美国精英主要将其用于军事领域。他们是用军事术语来给国际实况下定义的，因此，在任何重要的历史局面中，上流阶层会评估战争可能性和战争威胁的严重性，而不是直接采用外交手段。
而且，新武器已经被开发为“第一道防线”。与毒气和细菌不同，新武器不是敌人反对使用的备用品，而是主要的防御性武器。如此重要的战略已经公之于众，理论上是基于这种假设，认为只会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使用这些武器。事实上，这是普遍假设。
3．对现状的定义和相应的政策倾向催生了美国国际立场的另一特点：当权者在谈论无法预见结果的“紧急情况”，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头一回。在现代，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开始把历史当成是被战争中断了的和平时期。但现在，美国精英对和平没有真正了解——而不是凭借双方制衡取得了令人不安的短暂间歇。唯一被真正采纳的和平计划是荷枪实弹。简而言之，战争或高规格的战备状态被认为是常态，似乎是美国不变的情形。
4．关于美国的形势，我们要提及的最后一个新特征同官方定义的一样，甚至更重要。在美国历史上，精英们首次发现他们正面临一场潜在战争，他们在自己的圈子，甚至在公共场合承认，参战方都不会取得胜利。他们不知道胜利意味着什幺，他们不知道胜利的途径是什幺。毫无疑问，将领们也对此一无所知。例如，朝鲜僵局是由政治层面上“意志麻痹”造成的，这变得越来越明显。梅尔文·沃里斯中校（melvinb．voorhees）在与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jamesvanfleet）交谈时，做了以下汇报。记者问：“将军，我们的目标是什幺？”范佛里特说：“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必须由高层决定。”记者：“将军，我们要如何取胜？何时以及我们能否取胜？”范佛里特：“我不知道，只有高层能对此做出回答。”《时代》杂志的社论作者评论称：“那是对过去两年朝鲜战争的总结。”在之前的时代，国家领导人在备战时就制定了取胜方案、投降条件，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实施的军事手段有把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美国的战争目标都变得十分模糊，但是有通过暴力手段取得胜利的战略计划。现在也没有关于胜利的资料。鉴于现在存在的暴力手段，“大规模报复”既非作战计划也非胜利理念，仅仅是一种暴力的外交——也叫政治——姿态，现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成为互相摧毁的手段。同样的状况是：所有参与战争的国家都可能会衰落，所以彼此害怕战争，最终都得以存续。和平就是彼此害怕，制衡战争威胁。
在这一点上，我不必为美国国家地位或政策的真实情况进行辩解。考虑到世界形势具备的这些特征，正如现在官方规定的，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决定和平的世界事务上，正统军事战略和各类军事专家都变得无关紧要和具有误导性。显然，在所有重大问题中，最首要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相较以往，这已经变成十足的政治问题。从军事角度来说，北约有10个还是30个师，与德国是否将重新武装起来一样无关紧要。全面轰炸造成的影响已成既定事实，因此，这些问题已不再是无关紧要的军事问题，是事关美国能否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的政治问题。
但是，鉴于决策者对事实情况的军事定义，将军们跻身美国精英的上流阶层完全合情、合法、合理。美国在国际上的新地位，以及新的国际形势都是由精英们阐释的，这种新地位和新形势改变了精英的关注点。华盛顿军界领袖指挥权的扩大和地位的提高，正是精英焦点发生改变的最好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最为重大的决策都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决策。对于许多精英来说，国内政治已经成为在国内控制权力的重要手段，从而对国外的国家机构施加影响力，如果那样说太夸张的话，以下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国内决策都越来越多参考国外的危险和机遇。
同时，随着军界领袖权力的增加，高层文官有所警惕，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能够有效挑战现实的军事定义，有利于全球事务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想象，那幺这种警惕是负责任的。但是到那时，更容易对军界领袖产生警惕，毕竟他们是造成现状主流定义的始作俑者。
五
美国的暴力手段得到了扩大和集中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官僚结构，陆军部队辐射到亚洲边缘地带，以及欧洲的半岛，战略空军力量深入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机构和武力手段的可及范围发生了变化，使暴力分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成了美国军界领袖。
五角大楼完美地诠释了新式军队体系的规模和结构，这里集结了美国各类军事人才。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大楼，五角大楼的五部分平均分布，任意一面外墙的长度都相当于三个足球场的直径之和。走廊长达约28千米，设置有4万部电话总机，通气管长达约24千米，有2100部可与世界各地联系的内部通讯电话，以及31300位工作人员。配备有170位巡逻的安保人员，1000名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4名专门负责换灯泡的全职工作者，还有另外4位全职工作者专门负责监视校准4000个时钟的主控板。大楼水闸入口的下方建有5个手球场和4个保龄球场。每天产生10吨未分类的废纸，每年可卖8万美元。大楼内的广播电视演播厅每星期可制作3套全国性的节目。通讯系统支持四方会谈，即使各方分别远在华盛顿、东京、柏林和伦敦。
五角大楼的建筑结构和人员构成极其复杂，是现代军事领袖的办公场所，其中难觅印第安勇士的身影。
国防部长由总统任命，担任总统助理。在军队官僚体制高层，仅次于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是军事领袖委员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紧接着是海陆军将领们组成的上流圈，他们掌管着需要精心部署且分布广泛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负责维护军力所需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控制着宣传机器。
珍珠港事件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命令，竭力统一各部门分支机构。这种统一会使文官统治更容易，但并未取得全面成功。尤其是海军高层常常感觉被忽视了，偶尔会出现各部门越过部长直接向国会汇报的情况——空军甚至在反对部长的情况下占了上风。1949年，胡佛委员会报告称，军事机构缺乏核心权威和充足的预算；军事机构不是一个“团队”，科学研究和战略计划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国家军事机构在指挥方面缺乏核心权威，行动上缺乏严格的法定体系和细分的责任，致使文官未能实现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
自“二战”以来，文官和军官最高层的人事方面发生了巨变——尽管人物类型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政客、经纪人、将军、银行家和企业行政官分别担任过部长。与这些人平起平坐的是四位最高军事长官，他们都是“军人出身”。就军事角度而言，或许理想的顶层文官是国会领袖，但事实是军事决策的工具。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例如，最近海军部长由于“政策分歧”撤掉了一位海军上将的职务。毫无疑问，双方之间会产生紧张情绪，同所有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身历史的囚徒。
诚然，高级军官中也存在派系，各自之间存在各种联系，和特定的文官政策和小集团也存在各种联系。这些情况变得愈发明显，当隐藏的紧张关系变成公开争论时——例如麦克阿瑟被撤销东部军区司令时。那时，除了主张亚洲优先（asiafirst）战略的麦克阿瑟派系，还有重视欧洲的马歇尔派，影响力都在下降。还有艾森豪威尔—史密斯集团，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没有掌控军队；布拉德利—柯林斯集团是掌控军队的首要集团。有的人认为服役的意义在于，在前线军官的领导下建立起真正专业化的武装力量，有的人则对新专家和参谋人员的崛起感到很满意，他们之间显然存在明显的分歧。
随着军队权力的增加，可能会产生更多关系紧张的派系，尽管表面上是“统一”的——当然这绝不可能实现。当军队是为了生存而战的少数派时，他们更容易团结在一起，当他们在权力精英中占据支配地位时，他们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生存的问题，而是扩张问题。
20世纪初，民兵体制实现了集中化；现在，武器系统的发展使步枪沦为玩具级别的武器。在集权控制下，民兵的武装发展成训练有素的组织，镇压非法暴力的手段也有所增加。因此，军事统治阶层外部是缺乏军事才能的人。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像士兵和文官一样，被卷入战争，这说明他们在以华盛顿军界领袖为领导的统治集团内接受训练。
六
海陆军将领们的最近一次轻型武器会战，是在大陆汽车公司的度假村与企业行政官们一起参加的猎鸭活动。事实上，一家保险公司，“连续15年为官员们提供保险服务，其中包括‘二战’期间……幸存者……在朝鲜战争中，战区投保官员的死亡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更为深入的一点是，塞缪尔·马歇尔准将（marshall）的研究表明，在“二战”期间的任意一次行动中，能够把枪口对准敌人并真正开枪的士兵不足25％。
相比人们眼中固化的战士形象，海陆军上将更像职业化的行政官。1950年的陆军上将中，有三分之二毕业于西点军校，1900年至1950年的所有海军上将都毕业于海军学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一战”，且大部分都经历了二三十年代反对军国主义、呼吁和平、祈求拨款、否决军火商报价这些事件。他们的上司都像潘兴将军一样注重仪表。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他们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起伏波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军人没有接到命令要求他们运用专业技能，无异于不接诊的医生，蹉跎年华。但是，他们一直在服役。或许这就是他们在这些时期的发展轨迹：他们深藏心底、难以察觉的欲望不断增强，希望符合标准，在下级面前保持冷静，不动声色，最重要的是，不要擅自打乱指挥系统的安排。不能让他们的上司察觉任何与之相左的事情，这一点很重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职业军人都生活在他们的小圈子内，不干涉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文官疑心重重，军人应该远离政事，大部分军人对此并无不满。
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太平时期，军官军旅生活的主题是军衔。想要通过资历晋升为上校，必须越过由四五千名军官集结而成的“驼峰航线（thehump）”，而且这些军官大多都参与了“一战”。要越过驼峰，从少尉晋升为上尉，需要22年之久，50岁之前晋升为上尉的概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