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个名门望族没有掌控美国经济，从这些家族手中篡夺权力和特权的经理人也没有发起无声革命。把这两个现象描述为"美国六十大家族"或"管理革命"都是不全面的，更为充分的表达是，有产阶级进行管理重组，形成了团结一致的企业富豪阶层。
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家族层面，巨富仍然在美国上层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公司的行政长官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由于有产阶级重组，同高薪族一起形成了拥有特权的新企业圈。有产阶级管理重组的意义在于，使特定公司、行业和家族狭隘的产业利益和利润，转化为一个阶层更广义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如今，富豪在企业中的地位，为他们带来了私有财产制度固有的权力和特权。
在美国资本主义近来的发展过程中，上层资产阶级的持续情况没有出现任何显着的中断。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代都有新人加入，也伴随着不为人知的流动率。特定类型人数所占的比例在每个时代都不同。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经济和政治领域存在着显着的持续性利益，这些利益属于那些维护和提升它们的高层经济人士。上流阶层有几个指向一致的趋势，它的主流趋势明确指出，世界的延续与企业富豪的延续是一致的。因为现在这一阶层牢牢掌握了巨额财富的根本权力，无论他们是基于合法的所有权，还是合法的管理控制。
老派富豪是指以家族为基础的有产阶级，通常植根于当地大城市。除上述人群外，企业富豪还包括那些"高收入"者，这里的"高收入"包括高级行政职位所具有的特权。因此，企业富豪包括都市400强的富豪成员、拥有巨额美国财富的国家级富豪，以及大企业的首席行政官。在企业财产时代，有产阶级成为了企业富豪，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吸纳了管理和政治立场更强的新成员。这些成员有意识地认识到他们所代表的企业圈。他们享有尊贵的地位，在美国社会最稳定的私营机构中获得了特权。他们之所以是企业富豪，是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大型企业圈，获取金钱、特权、债券、优势以及权力。如今，所有老派富豪或多或少成了企业富豪，新一代拥有特权的人也成为了其中一员。事实上，在美国想要成为富豪或保持富豪身份，就必须想方设法活跃在企业富豪圈。
一
在四五十年代，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得更像中间凸起的钻石，而不是底部扁平的金字塔。将物价变化和税率增高的因素考虑在内，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家庭比例，从1929年的65％降到了1951年的46％；收入在3000至7500美元的家庭比例，从当时的29％增至现在的47％；但是，在1929年和1951年，收入超过7500美元的家庭，所占比例基本相同，在6％到7％之间。
在战争期间及随之而来的战备热潮中，许多经济力量在发挥作用，使一些底层大众一跃成为曾经的中等收入人群，使一些曾经的中等收入人群，成为中上等或上等收入人群。实际收入分配发生变化对中下层人士造成了影响，当然，他们不是我们现在的直接关注对象。我们的关注对象是高收入人群；那些经济力量对收入结构的影响，并未改变富豪具备的决定性作用。
20世纪中叶，在美国经济的最顶层，约120人年收入达到100万美元或更多。紧随其后的379人，年收入为50万到100万美元。其次，约1383人年收入为25万到49.9999万美元。接着，年收入在10万到24.9999万美元之间的是一个更大为庞大群体，共11490人。
1949年，13822人向政府申报不低于10万美元的收入。我们以年收入10万美元为基准，区分已申报收入的企业富豪，选取这个数字并不武断，钻石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仍是事实，无论各收入阶层的人数是多少；尤其是中高收入层，年收入越高，资产收益所占比例越大，工资和退股占比越小。简而言之，高收入富豪仍是那些有产阶级，而低收入者以工资为生。
年收入10万美元是产业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一个标准水平：年收入在10至99.9999万美元的13702人，他们三分之二（67％）的收入来源于已有资产----股票红利、资本收益、不动产和信托基金。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由首席行政官和顶尖企业家瓜分。
收入水平越高，资产越重要，工资占比就越小。因此，1949年，有120人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其中94％的收入来自资产，5％来自企业利润，1％来自工资。这120人收入来源的资产类型各不相同。但是，除去相关法律安排，那些高收入人群赚取的巨额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企业资产。这是所有富豪如今都是企业富豪的首要原因，也是富豪与逾99％的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人之间的主要经济差异。
报税的高收入阶层中存在人员流动，具体人数每年都在变化。1929年，税率没有如今这般高，申报高收入的损失没有现在大，高收入申报人数比1949年多出千余人，收入高于10万美元的申报人数达14816人。1948年这一数字为16280人，而1939年仅为2921人。但是，从1929年到1949年，有一群非常富有的中坚分子，收入水平始终居高不下。比如，1924年，有75人年收入逾百万，其中五分之四的人在1917年至1936年间至少有一年的年收入逾百万。能在一年内赚上百万的人，自然在随后的一两年内也能做到。在"二战"后的10年里，在金字塔底部，只有3％到4％的人拥有1万美元流动资产。
二
我们掌握的收入统计数据几乎全部来自税务部门的申报情况，因此，未能充分反映企业富豪和其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事实上，特权造成了一个重大差距，即免税。这种特权十分普遍，让人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革命"上，据说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存在"收入革命"。如上文所述，美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依照所得税申报记录来判定富人的财富占比下降难以令人信服。
在税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豪们非常精明，想方设法获得收入或收入带来的事物和经验，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企业富豪的纳税方式更加灵活，相比于中下层人士，他们有更多机会可以钻法律的空子。高收入者会自己想办法避税，或者通常会雇用专家来帮他们出谋划策。依靠资产、创业或专业技能创收的人，或许跟比较贫穷的工薪族一样诚实或虚伪，但在经济上，他们更有胆识，他们拥有更多机会和更加高超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接触到避税技巧最高的人：比如战绩赫赫的律师和经验老到的会计，他们将税务当成科学和博弈，非常专业。这种情形的本质决定了我们无法精确证明，但是我们很难否定这样一条通则，即收入越高、收入的来源越多样，就越有可能实现逃税。很多企业富豪的申报金额都不准确，都对征税机关合法或非法地耍了花样，大量非法收入完全没有进行申报。
或许在保住当前收入方面，最大的税收漏洞是长期资本收益。当军人出版了一部畅销书或请人为他写了一部畅销书时，当商人卖掉自己的农场或12头猪时，当行政官出售自己的股份时，获得的利润不会被当成收入而是资本收益，也就是说，这些途径的税后利润是等额工资或红利税后所得的两倍。而且个人只需为一半的长期资本收益纳税。需要纳税的那一半按照个人全部所得的累进税率进行缴纳，但是最高税率不得超过52％。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资本收益的纳税额都不会超过总收益的26％。包括收益在内，如果个人总收入处在较低的纳税范围内，纳税额将会更少。但是当资金流转负时，资本损失超过1000美元，该损失可用来抵消前五年或后五年内的资本收益（损失低于1000美元，可以直接从普通收入中扣除）。
除资本收益外，最有利可图的税收漏洞，可能要数油气井和矿藏的"耗减优惠"。来自油井的5％到13.5％的毛收入，但不超过资产净收入的50％，每年可享受税收减免。而且，所有油井勘探和研发成本都可以直接扣除，而非在油井生产寿命期内，将其资本化或折旧。与免税比例相比，这项特权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当资产完全折旧后，油田的机器仍可继续使用。
那些运作资金充裕的人，也可以购买免税的市政债券抵消税款；也可以将收入分摊给各个家庭成员，从而降低分摊之前的税额。在富豪的一生中，赠送朋友或亲属的资金总额超过3万美元，以及每年超过3000美元时，需要缴纳赠与税。但是若以夫妻的名义赠送，则该数额可以加倍。另外，他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无需纳税的捐赠，例如，将高达20％的年收入捐给知名慈善机构，这部分资金不会被当作收入来征税，这项捐赠能为他们的余生提供保障。他们可以将基金的本金捐赠给知名慈善机构，并继续从这笔本金中获得收入。如此一来，富豪们便能立即减少所得税申报额，也可以减持不动产中需缴纳遗产税的部分。
尽管房地产继承税非常高，富豪们仍可利用其他手段来守住自己的金钱。比如，为孙辈设立信托基金，并规定他们一生都可以从信托基金中获得收入，即使这笔资产在法律上已经属于这些孩子。只有当孩子们（而非资产的原始所有人）辞世后，才需缴纳遗产税。
无论是当前的所得税，还是不动产遗产税，家庭信托基金都可以帮忙减税，因为信托基金的收入是单独征税的。除此之外，信托基金持续为资产所有者提供专业管理，为他们消除后顾之忧，使资产在可管理的额度内完好无损，给资产提供最强有力的法律保护，而且实际上，让所有者辞世后继续控制自己的资产。
信托基金种类繁多，申请时的法律手续复杂而严格（实施起来受到的法律监管也相当复杂和严格），但是有一种短期信托，只需将资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事实上是放弃基金收益----长达十余年，然后，如果该信托基金满足所有其他要求，那部分收入就会免税。
25年前，整个美国的基金会不超过250个，如今有成千上万个。一般来说，基金会是指非营利性自治法人实体，以"为人类谋福祉"为宗旨。它们管理着由免税馈赠或遗赠过来的财产。实际上，基金会如同捐赠者的私人银行，为他们避税提供便利；获得基金会福利的"人类"，也往往是富豪们的几个穷亲戚。1950年的税收法案曾尝试堵住一些更大的漏洞，但缺乏信任度的基金会仍然占据一项优势：征税机关很难找到与它们相关的信息。税务人员抱怨，对于基金会提交的报告，他们没有时间和人力去核对哪怕一小部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凭直觉决定去调查哪家基金会，而且，1950年的税收法案也没有规定，基金会需向政府提交一切相关数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设基金会，提高企业在当地和国内的声誉，同时鼓励对他们所在的行业展开研究。这些企业每年向基金会捐赠5％的利润，这部分利润无需纳税。富豪家族可以将企业大量股份赠予基金会，即使某位家族成员逝世，家族依然可以控制企业（福特公司是个例外，它们只考量相关金额与股份无关）。遗产税税率已经降低了，否则，继承人可能会被迫出售部分股份来缴税。一本商业杂志为行政官读者们给出了精明的建议："如果一个人的主要关切是，为自己的部分收入撑起免税的保护伞，以及为贫穷的仆人提供工作，那幺应该想方设法成立自己的基金会，无论是规模多小的基金会。然后，他甚至可以将所有收入用于基金会的运作"。
事实上，对于每一部向富豪征税的法律，他们都有办法避税或将税额最小化，但这些或合法或非法的运作，只是企业富豪享有的部分特权：企业联手利用政府的规章制度，设法直接为行政富豪补充收入，中饱私囊的手段花样迭出，表面领取中等薪水的行政富豪实则过着富裕的生活，而他们的缴税额却低于公平和公正的法律规定额度。这些特权运作如下：
根据延期支付合同，企业数年内以既定薪水聘请人员，并同意在行政官退休后支付年金，只要他们拒绝为任何竞争企业工作。因此，行政官的忠诚度与企业息息相关，行政官可以将收入延缓到其他收入较低的年份，从而降低税额。例如，克莱斯勒集团的一位行政官最近签署了一份合同，未来5年他的年收入为30万美元，退休金为每年7.5万美元。最近退休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退休前年薪21万美元，现在退休金为每年1.4万美元，外加每年5.5万美元的"延期支付"。
延期支付的经典案例或许当数某着名演员，可以要求连续3年每年支付50万美元的薪水，但是他安排在未来30年里，每年支付他5万美元，没人指望他在年近80岁时依然活跃在演艺圈。他将收入分摊到各年份，使收入保持在较低的税阶，减少了本应支付的近60万美元税收。这种避税安排不仅限于演艺界，尽管它们更受瞩目：现在，就连最受人尊敬、规规矩矩的公司也在许多情况下，用这种手段来留住核心员工。
行政官按当前市值或更低价格购买股票的期权非常有限，这可以为公司留住行政官；因为在规定的期限后，如一年，行政官就可以获得股票期权，或在更长的期限后，例如5年，获得的期权只能购买数量有限的股票。行政官是没有风险的企业家，在获得股票期权时，就获得了一笔即期收益（之前的期权价格与购买股票时的市值之间的差额）。他出售股票获得的大部分收益，都不会被税务部门认定为应纳税的收入，而会以较低的资本收益税率来纳税。他完全可以借钱来利用自己的股票期权，然后在6个月后以更高的市值出售股票。例如，1954年，航空公司总裁的待遇----薪水、红利和退休金配额----约15万美元，但税后所得仅剩7.5万美元。几个月前，按照公司期权计划购买了1万股，如果将这些股票全部出售，那幺税后所得将为59.4375万美元。在1950年通过的税收法案，使期权成为诱人的资本收益，其后所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六分之一在约一年内给予行政官股票期权。此后，这种做法开始流行起来。
三
企业富豪是有产阶级富豪，但巨额产业不是他们拥有的全部；企业富豪能够累积、保持高收入，但高收入不是他们累积财富的全部。除了巨额产业和高收入，他们享有企业特权，是美国股份制经济中最新身份体系的组成部分。现在，企业富豪的身份特权是标准做法，虽然存在变化，但也是基本常态，属于获得成功的回报。对身份特权的批评，并未激起甘愿为此奋斗之人的愤慨之情，更不用说他们深深扎根的企业体制。
对年收入和所持产业的检查，没有揭露出任何这种特权。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上层人士的额外福利。给予低薪族的"额外福利"----主要是私人养老金、福利计划、社保和失业保险----已从1929年的1.1％增加至1953年的5.9％。大型企业中行政官获得的"额外福利"是无法精确计算出来的，但确定无疑的是，它们已经成为高额薪水的核心部分。或许正因为这些"额外福利"，企业富豪被确定为特权阶层成员。他们获得资产和薪水的企业，也被认定为特权衍生的根基。特权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消费水准，巩固他们的金融地位，应对金融体系的风云变化，影响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增加他们的安全保障，像企业经济本身一样强大。这些"额外福利"在增加富豪的财富和保障，实现避税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
大企业行政官通常享有，但从未上报税收部门的额外福利是：免费医保、俱乐部开销、精于税收的法律顾问和会计、金融和法律工具、款待客户的设施、私人娱乐场所----高尔夫球场、游泳池、健身房、为行政官子女设立的奖学金基金会、公司汽车和行政官们的餐厅。到1955年，在曼哈顿注册的凯迪拉克轿车有37％登记在公司名下，在费城有20％为公司所有。"致力于维持行政官幸福感的公司，"一位可靠的观察家最近说，"为了取悦最大的客户，可以动用公司的所有资产，为商务旅行提供公司飞机，当他们在北方丛林打猎、捕鱼时，提供暂住的小木屋。隆冬季节，在迈阿密举行会议。只要公司行政官愿意参加，就会免费为他们提供精彩的旅行和度假设施。公司行政官冬季前往南方，夏季前往北方，带着大量的工作或客户为他们的旅行进行辩护，继续欢度时光......行政官在家不工作时，出行也可以使用公司汽车以及司机。公司自然愿意为他们支付费用，参加国内最好的俱乐部，在高尔夫球场取悦客户，在最好的城市俱乐部共进午餐和晚餐。"你可以随便说出个名目，然后享用它。越来越普遍的是：这一切对行政官来说是免费的，就像一笔日常商务开支一样，由公司报销。
这些高薪族还可能获得昂贵的成人礼物，如汽车、皮草外套，以及获得便利，如冻结不是由公司直接启用的采购代理商及商务合同。所有这些在政治领域被广泛曝光和谴责，但是，正如任何享有声望的企业行政官所熟知的，出于商业友谊赠送这些礼物属于常规做法，尤其是在大企业内部和各大企业之间。
例如，在1910年，西弗吉尼亚州山上的白硫磺泉镇同巴港（barharbor）和纽波特处于同一社交圈。1954年，拥有白硫磺泉镇的绿蔷薇度假酒店的切萨皮克与俄亥俄铁路公司（chesapeakeandohiorailroad）邀请上层行政官来酒店度假，这些行政官是该铁路公司实际上或潜在的托运人，他们对受邀深感荣幸。1948年，切萨皮克与俄亥俄铁路公司曾为接受邀请的商界、社交界、政界名人支付了所有费用，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以至于他们现在都愿意自费前往。该度假村全年运营，但是温泉节（springfestival）是一个大型的社会商业活动。
佛罗里达州正在建造一个平均人口为3000人的度假小镇，它将全年出租给行政官和他们的客人。相关公司可以将其转租给员工，也可以将招待客户、召开例会或重要会议期间的费用，作为业务费用扣除。
大陆汽车公司（thecontinentalmotorscorporation）在阿肯色州的迷失之岛（lostisland）举办猎鸭探险活动。高尔夫、鸡尾酒、晚餐和夜间俱乐部，对当时已经是重要客户的行政官来说已经过时了。大陆汽车公司设立了一个"客户关系项目"，已经筹备了15年。这种别墅式的幽静销售场所，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行业，而不是消费品行业，总裁与总裁之间的大额交易会在这些场所达成。参与狩猎活动的是"总裁或副总裁，或者可能是陆军上将或海军上将"。在同一区域，至少有另外三家企业也开办高级猎鸭俱乐部。高层员工和客户通常是捕鸭、鹿和鲑鱼设备的顾客。
虽然被普遍意识到，但没有被仔细研究过的是拥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报销账目。没有办法找到确切的答案，没有人知道，仅凭报销账目，新的特权阶层享有多高水准的生活，参与了多少令人沉醉的娱乐活动。"一家企业的副总裁，"经济学家理查德·a.吉拉德（richardrard）最近说，"被制定每年获得两万美元经费，用于一切他可能想参加的娱乐活动。合同规定，他不必对这笔钱的用途做细致说明。"税务官员继续就报销账目的扣减情况与企业富豪进行博弈，但总体上都会坚持认为每个案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意味着没有既定规则，税务官有广泛的职责范围。
"剧院工作人员估计，30％到40％的纽约剧院观众是利用公款消费的，这一比例关乎剧院生死存亡。"而且，一位调查人员发现，他可以很肯定地说："在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段，在顶级酒店、豪华夜总会和高级餐厅消费的人中，超过一半是利用公司报销账户来付款的，反过来是以税收减免的形式让政府买单。"该调查人员还坚持众所周知的事："报销账户可能会给即使是最受人尊敬的人带来潜在的罪恶、贪婪和虚伪。开支账目表一直被钟爱它们的享用者们视为'报销单'。填写开支项目被认为是与公司审计员斗智，将半真半假和完全虚假的报销项目正当化，无论审计员有多幺老羞成怒，都无法证明那些报销项目是假的。"
我们并没有报道出企业富豪的所有特权，我们将视野主要集中在法律和官方判断的类型上。许多新特权----尤其是更高的薪水----一直为州长和政府高官所知和接受。官员享有免费居住的官邸，总统每年享有5万美元的免税开支，以及服务周到的生活区和行政办公区。但是，随着企业成为伴随着巨额财富的特权栖息地，随着个人富豪已经转变为企业富豪，这些较高的薪水对他们来说已成常态。在企业行政官心情比较愉快时，当他们将企业称之为"大家庭"时，我们可以真切地领悟到，他们是在维护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社会学真相。企业富豪共同享有的资产权力和特权，现在已经成为集体性的权力，拥有这些特权的个人最大的保障就是身为企业界的一员。
四
在美国，个人享乐与个人权力不受低收入和高税率的束缚。高收入者即使在纳完税以后收入依然很高，存在许多逃税和将税额最小化的方法。美国仍然存在企业富豪阶层，每年这个阶层都在被创新和维护，其中许多成员拥有挥霍不尽的钱财。物价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不必看菜单右边的价格；没有人对他们发号施令；除了自己强加的任务，他们不必做不合意的事情；他们不会因为成本面临两难的选择，他们不必做任何事。从一切迹象来看，他们是自由的。
但是，他们真的自由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他们的社交圈内，他们真的是自由的。
但是他们所拥有的金钱不会对他们有一定的限制吗？
答案是否定的，没有限制。
但这些不是草率的回答吗？没有更深思熟虑、更有内涵的回答吗？
什幺更有内涵的回答？自由是什幺？无论自由意味着什幺，都是指有权在自己想做什幺事的时候，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在美国社会，需要金钱才能获得权力，在自己喜欢的时刻以喜欢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来自权力，权力来自金钱。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限制吗？
金钱获得的权力、基于这些权力的自由当然是有限的。像守财奴和挥霍者一样，富豪也有心理陷阱，会对他们的自由造成影响。
例如，守财奴喜欢占有金钱，挥霍者喜欢挥霍金钱。这两者都没有将金钱视为获取自由、实现人生目标的手段。守财奴的乐趣在于自己的潜在消费能力，所以不进行真实的消费。他们非常紧张，害怕失去潜在消费能力，因而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能力。他们的安全感和权力体现在他收集的钱财上，以及害怕失去它，害怕失掉自己的一切。守财奴不仅仅是一个吝啬的人，也不一定仅仅是贪婪的人。他们是经济体系中无能的偷窥狂，对他们来说，为了金钱而占有金钱，不把金钱当作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这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他无法实施经济行为，金钱对大多数经济人士来说是一种手段，对守财奴来说是最高追求。
另一方面，对挥霍者来说，花钱消费是他们快乐的源泉。大肆挥霍不会让他们觉得开心，因为他们期待的安逸或享乐来自于自己获得的物品。无意义的消费行为本身就是他们的欢乐和价值所在，挥霍者以此来标榜他们不关心金钱。挥霍者的大肆消费显示他们超越了金钱观念，因而揭露出他们无比在乎金钱。
毫无疑问，在当今金钱体系中的美国富豪里，这两种人都存在，但他们不是典型类型。对大多数企业富豪成员来说，金钱仍然是令人满意的交换媒介----实现各种各样具体目标的真正手段。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金钱可以买到舒适、乐趣、地位、美酒、安全、权力、经验、自由和无聊。
金钱体系底层的人永远没有足够的金钱，只够勉强糊口。在某种意义上，金钱体系下面的人，永远没钱是自己成为金钱体系的一部分。
在中层，金钱体系似乎意味着无穷尽的单调工作。人们永远无法赚得满足；今年8000美元带给你的好处，不会超过去年的6000美元。位于中层的人士怀疑，是否待他们赚到1.5万美元时，仍然会做着单调的工作，为金钱系统所困。
但是超过一定的财富规模，会实现质的突破：富豪会意识到他们拥有得太多，完全不必考虑金钱：只有在金钱博弈中获得真正胜利的人才可以这样；他们不用挣扎。在金钱社会，可以说只有到那时才能实现自由。收购是一种经验，不再需要一个利益链条。富豪可以逾越金钱体系，逾越没完没了的单调工作：拥有得越多，就越难实现收支平衡，这已不再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这就是我们把富豪定义为个人消费者的方式。
对极贫人群来说，生活必需品从未得到满足；对中间阶层来说，总有新的目标，不是必需品就是地位；对超级富豪来说，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难以实现的，在普通人受局限的方面，他们像当今的美国人一样自由。
认为百万富翁不过是社会顶层的一个可悲又空虚的位置；认为富豪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认为成功人士是无意义的，生来就成功的人和富人一样，是可怜而卑微的，总之，认为富豪可悲的这些观点，不过是穷人与现实和解的一种方式。在美国，财富直接给人带来满足，以及催生许多更大程度上的满足。
要想真正变得富有，必须掌握实现个人小创意和极端幻想的手段。"财富拥有巨大的特权，"巴尔扎克曾说，"最令人羡慕的是，它那激发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能力，实现各种奇想，加速感知的能力。"和其他人一样，富豪和其他人一样，也许只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玩具更大、更多，而且可以一次性全部拥有。
至于富豪的幸福感指数，既不能被证明是真实的，也不能被证明是虚假的。我们必须谨记，在金钱和金钱价值高于一切的社会里，美国富豪是大赢家。如果富豪不幸福，那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不幸福。而且，认为他们不幸福的人可能不是美国人。如果他们都不幸福，那幺在美国，成功的必要条件、所有健全人的抱负都会化为灰烬，而不是取得成果。
即使所有美国人都是痛苦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富豪更加痛苦。如果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富豪被排斥在幸福之外。整个社会似乎就是为金钱游戏设计的，如果那些赢家都不"幸福"，难道输家才幸福吗？难道我们必须相信只有生活在美国社会，但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人才能幸福吗？如果失败是不幸的，胜利是可怕的，那幺胜利的游戏实际上是一场可悲的游戏，因为这游戏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无法避免这场游戏。因为客观来说，退出当然意味着失败，客观上失败，尽管主观上认为没有失败----这近乎荒唐。我们必须相信美国富豪是幸福的，否则我们那甘愿付出一切的信念会动摇。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潜在价值中，只有一个是真正至高无上的、普遍的、正统的且完全为美国人接受的目标，那就是金钱，此处排除所有心理失衡的失败者。
"他就是王......"巴尔扎克作品中的角色称，"他可以做自己选择的事情，同所有富豪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此后，对他来说，'所有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表述是印在法典首页的谎言。他不会遵纪守法，法律会服从他。对百万富翁来说，没有断头台、刽子手！"
"不，有，"拉斐尔说，"他们就是自己的刽子手！"
"又一个偏见。"银行家高呼。
五
在消费和个人体验方面，企业富豪的新特权与伴随金钱而来的权力有关。但是，金钱的权力、经济地位的特权、企业资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都绝不会受制于企业和个人的积累和消费程度。事实上，企业富豪只是美国精英的一部分，就美国精英而言，消费品带来的权力重要性不及财富带来的机构权力。
1．宪法是美国至高无上的政治契约。第十四次修正案给予企业应有的法律制裁，现在企业富豪的席位由身为他们一员的行政官来管理。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内，企业精英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一个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等级机构。现在，首席行政官是企业圈的领头羊，企业圈是在美国政治主权区域内的经济主权区，经济主权区享有经济主动权，他们感知到那是属于他们的特权。身为工业庄园主义（industrialmanorialism）的领袖，他们不情愿承担联邦政府对底层大众在福利方面的社会责任。他们将企业体系下的工人、分销商和供应商视为他们的从属成员，将自己视为已经到达顶层的美国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们实行私有制经济。在过去十年内政府还未进行大量干预，事实上，在我们研究的每一个管理案例中，监管机构都倾向于成为企业的堡垒。控制生产设备不只是控制事物，而是控制那些没有财产、为了得到工作的人；是控制和管理他们在工厂、铁路和办公室的工作；是决定劳动力市场的形态，或与工会和政府争夺这一形态；是以企业的名义做决策，决定生产数量、生产对象、生产时间、生产方式以及产品价格。
2．金钱可以使其所有者的经济权力直接服务于政治事业。19世纪90年代，由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jenningsbryan）和民粹主义的噩梦，马克·汉纳（markhanna）出于政治目的向富人募集资金；当时许多超级富豪都是政客的幕僚。梅隆家族（mellons）、皮尤家族（pews）和杜邦家族一直都是竞选资金的支持者，"二战"后，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捐助了大量资金，支持国内的各个（总统）竞选。他们帮助威斯康星州的麦肯锡、印第安纳州的詹纳、马里兰州的巴特勒和比尔竞选。例如，1952年，一位石油大亨休·罗伊·卡伦捐款达31笔，每笔从5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总计不少于5.3万美元）。卡伦的两位女婿资助了10位国会议员候选人（至少1.975万美元）。据说，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至少为30个州的政治活动提供资金。自1938年以来，默奇森一直支持得克萨斯州以外的政党候选人，尽管直到1950年才获得知名度，1950年，在约瑟夫·麦卡锡（josephmccarthy）的请求下，默奇森和夫人捐款1万美元，挫败马里兰州的参议员泰丁斯，1952年，资助麦卡锡击败康涅狄格州的竞争对手参议员威廉·本顿（williambenton）。
1952年，"共和党和民主党六大政治委员的总资助款中，55％来自2407笔不低于1000美元的捐款（仅包括两个或多个州为政治活动捐款的集团捐助者）。"这些数字是绝对的少数，因为许多捐款是由家族成员以不同名义进行的，数字提供者不会轻易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