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富豪为竞选捐款，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行为并不是太多。超级富豪这幺做的情况没有企业行政官那幺多----大型有产阶级对企业进行重组----有产阶级使产业带来的权力服务于政治目的。随着企业界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参与到政治秩序中，这些行政官与政客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那些担任美国政府政治委员的关键"政客"。
我们习惯相信19世纪的经济人士是精明的，是讨价还价的行家里手。但是，大型企业的数量增加，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增加，这挑选和形成了经济人士，并给予他们特权，这些经济人士遍布各个市场，在讨价还价方面不及专业行政官和精明的经济政客。现在，成功的经济人士或为有产阶级经理，或为产业经理人，必须影响或控制制定对企业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的位置。诚然，战争加速了经济人士的这种趋势，从而使企业活动需要继续同政治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政治当然是企业经济的生命力，战争期间，政治经济变得越来越统一，而且，大多数毋庸置疑的事情----国家安全----的政治合法化，是通过企业经济活动而实现的。
"'一战'前，商人相互竞争；'一战'后，他们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对抗消费者。""二战"期间，他们为无数战争诉讼咨询委员会效力，他们奖赏预备役军团委员会中的商人，催生了更永久的军事机构。所有这些情况皆持续已久，也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企业行政官公开在政府行政部门担任要职。以前，他们更多是在幕后出谋划策，签署大量合同，现在是公开发声。
1953年4月29日，在内政部长道格拉斯·麦凯（douglasmckay）对商会朋友说："在座各位任职于代表工商业的政府机构时，或当国防部长威尔逊坚称美国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利益一致时，需要就这些做详尽分析吗？"这些事件可能是政治错误----如果没有反对党的话，或可能会是----但同时不也揭露了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图吗？
有些行政官害怕政治认同像害怕中立的劳工领袖一样，他们属于第三党派。因为，企业富豪曾长时间接受培训，成为反对群体，他们中更具智慧的人略微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处在危险中了。在艾森豪威尔当政之前，这些权力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滥用。在他之后，权力的行使就不是那幺随意了。如果事情有差池，这些行政官----事情相关方----不该被问责吗？
但是，《财富》杂志编委会主席约翰·诺克斯·杰瑟普（johnknoxjessup）的观点是，企业可以作为自治政府体系取代各州过时的体制----从而填补中层权力真空。作为企业共同体的领导人，管理者有义务保证选民幸福。杰瑟普先生认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已经失衡："任何想要治理繁盛国家的总统，对企业的依赖程度至少与企业对它的依赖程度相当----甚至更高。他对企业的依赖与英格兰国王约翰对兰尼米德的地产大亨的依赖如出一辙，兰尼米德是《大宪章》的签署地。"
然而，总的来说，行政官属于企业富豪，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如果他们只是认为自己是成功人士联谊会的成员，而不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那幺他们就是保守主义者。他们没有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务实派"。他们不会未雨绸缪地思考问题，只对呈现出的方案做选择，因此必须从他们做的选择中判断他们的意识形态。
在过去的30年里，事实上，自"一战"以来，政治人士和经济人士之间的区别在不断缩小；尽管在过去，企业经理不信任在政界资历深厚的同行。他们变化不定来去匆匆，因为当时的他们是不负责之徒。然而，越来越多的企业行政官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结果形成了几乎全新的政治经济，在政治经济的巅峰时期，诞生了企业富豪的代表人物。
企业富豪享有政治权力是显而易见的事，由此引发的问题与相关人士的个人诚信并无太大关系，与个人财富积累、声望提高和权力增加也没有太大关系。当我们发现上层人士普遍道德败坏，以及权力精英形成体系时，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但重要的政治问题是，这些事实是否能够进一步证明，企业富豪和所谓的政治委员之间存在结构性联系。
超级富豪和首席行政官、当地社会与都市400强中的上流阶层以及企业圈战略集团，已经在政治体系中占据了众多位高权重的位置吗？当然他们已经在蚕食政府，获得特权。但是他们曾经或现在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吗？不同于官方传奇、学术神话和民间传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但是是十分肯定的。
然而，认为政治机构仅仅是企业圈的延伸，或认为政治机构已被企业富豪所取代，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无论是简单说来，还是结构性事实，美国政府都不是"统治阶级"的委员会，它是由委员会编织的网络体系，除企业富豪外的其他级别人士也是委员会成员。诚然，职业政客本身是最难对付的人，但是军队高层，华盛顿的军界领袖是最新加入的委员会成员。
注释
关于"管理革命"，参见jamesburnham，themanagerialrevolution：whatishappeningintheworld（newyork：johnday，1941）；关于伯纳姆观点的详细评论，参见h．h．gerth和c.赖特·米尔斯的"amarxforthemanagers，"ethics，vol．lii，no．2，january1942；关于领导人家庭的理论，参见ferdinandlundberg，america's60families，1937（newyork：thecitadelpress，1946）。
关于1951年和1929年的收入分配问题，参见businessweek，20december1952，pp．122-3；1929年和1951年的收入都是1951美元。参见businessweek，18october1952，pp．28-9。
关于改变后的收入分配背后的一些一般性经济事实的讨论，参见fredericklewisallen，thebigchange（newyork：harper，1952）和businessweek，25october1952，p．192。
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局，"currentpopulationreports：consumerincome，"seriesp-60，no．12，june1953，p．4。
1949年公告的收入数据是源于美国财政部国税局的计算，"statisticsofincomefor1949，parti，preliminaryreportofinpidualincometaxreturnsandtaxablefiduciaryincometaxreturnsfiledin1950"（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2），pp．16-19。
在这81个收入为1到190万美元的人中，企业股利占的份额最大（42％和45％）。在20个收入2至290万美元的人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48％）是房地产和信托。这些赚300万美元或以上的人，资本收益占49％。然而，在最后这两个最高的群体中，红利是他们收入的次要来源，分别为39％和43％。参见同上，pp．16-19。
同上一文献中，pp．45-7。
1917年至1936年的百万美元收入的历史数据由美国国会国税联合委员会（jointcommitteeoninternalrevenuetaxation）编制，"million-dollarincomes"（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8）。在1944年之前的年份，个人收入没有从房地产和信托中分离出来。如果将这些纳入1949年的收益中，并与1929年的513人相比，1949年将有1.45亿美元的收入。1939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家庭比例，参见thenewyorktimes（5march1952），美国人口普查局呈现的数据。
"preliminaryfindingsofthe1955surveyofconsumerfinances，"federalreservebulletin，march1955，再版第3页。
税收数据专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发现，最富有的1％的人口（标准下降到家庭收入仅为15000美元）的税后总收入所占的份额，从1928年的19.1％降至1945年的7.4％；但他谨慎地补充道："从我们的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用一种高度可靠性来构建预算以及发掘数据来检验几个假设，我们在这些方面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然而，他的数据是建立在"大升级"和"富人衰落"理论常用的依据之上的。这些数据涉及一定数量的"预算"和"调整"，这是可以详细讨论的；但是，重要的讨论应该关注他们"预算好的"数据。从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知道的一小部分----征收重税的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中，我们严重怀疑，是否从19.1％下降到7.4％同样是一种说明，企业富豪很好地掌握了如何隐瞒他们的收入信息，从而不被政府知道，而不是一场"收入革命"。然而，没有人会真的知道，因为官方要求的调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参见simonkuznets，"sharesofupperincomegroupsinincomeandsavings，"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inc.，occasionalpaperno．35，pp．67和pp．59；还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由伊丽莎白·詹克斯（elizabethjenks）协助，"sharesofupperincomegroupsinincomeandsavings"（newyork：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inc.，1953）。关于库兹涅茨对税收数据的不同解释采用的方法的一次辩论，参见j．keithbutters，lawrencee．thompson和lynl．bollinger，effectsoftaxation：investmentbyinpidual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3），especiallyp．104。附带说一下，各种税收的收入比例----不同收入水平的哪些成员需要支付税费----最近没有仔细研究。然而，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格哈德·科尔姆（gerhardcolm）和海伦·塔拉索夫（helentarasov）对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的研究结果（monographno．3："whopaysthetaxes？"seeespeciallyp．6）向我们透露了，年收入从1500美元到2000美元的人缴纳的税收占他收入的17.8％，只能节省5.8％；而年收入是他们10倍（15000美元到20000美元）的人，相比于他的高比例收入，他们所缴纳的税收比例（31.7％）只有不到前者的两倍，能够节省五倍多的比例（32.3％）。
任何给定年份的这种费用扣除减少了"消耗津贴"的数额，因为它们减少了净收入的规模，但它们不影响允许消耗的百分比。参见royblough，thefederaltaxingprocess（newyork：prentice-hall，1952）p．318。截至1954年7月31日，所有企业都获得了消耗增加，而不是在整个使用寿命期内分期平均偿还购买的固定设备的成本，现在可以在其使用寿命的上半阶段扣除三分之二。参见thenewyorktimes，22july1954，pp．1，10。
time，2november1953，p．98.
关于赠与税，参见businessweek，7august1954，pp．103-104；和13november1954，p．175。
businessweek，7march1953，p．143.
在上述引文中，关于家庭信托的内容，同样参见businessweek，9october1954，pp．175ff.。
这些涉及基金的事实和报价来自于businessweek，19june1954，pp．167-9，173。
businessweek，17may1952.在1952年，对大约164家有代表性的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它们中只有8％单凭工资支付高管薪酬，理查德·a.吉拉德引用，"theyescapeincometaxes--butyoucan't！"americanmagazine，december1952，p．16。
girard，op．cit．p．89.
目前，这些股票期权仅仅向持有不到10％公司股票的高管开放；但是，有议论说到要放宽期权持有者的条件，包括大的股票所有者，虽然价格略高于市场价格，但这便于当新股发行出现浮动的时候，公司所有者和总经理可以保留公司股票的控制权。关于经理股票期权，参见businessweek，4april1953，pp．85-8；和17july1954，pp．52，54。
businessweek，25december1954.
businessweek，19july1952。
thenewyorktimes，17october1954，p．f3.
团体人寿保险，健康、意外、伤残和养老金计划在企业富人中越来越受欢迎。关于团体人寿保险和伤残的新趋势，参见businessweek，14february1953，pp．78，83；和26september1953，pp．120，122；以及24july1954，p．65。关于"保费分担"人寿保险，参见businessweek，24july1954，pp．64，65。
businessweek，20june1953，p．183.
williamh．whyte，jr.，"thecadillacphenomenon，"fortune，february1955，p．178.
businessweek，11june1955，p．168和9july1955，pp.40ff.
ernesthaveman，"theexpenseaccountaristocracy，"life，9march1953。最近研究的企业中的一个样本，约73％支付核心管理人员的全部或部分俱乐部费用，参见girard，op．cit．p．88。
thenewyorktimes，22february1953，周新闻板块，"journeys'end"。
businessweek，15may1954.
businessweek，16october1954.
businessweek，9january1954.
girard，同上p．89；businessweek，29august1953.
maryamannes，"broadwayspeculators，"thereporter，7april1955，p．39.
ernesthaveman，同上。
honoredebalzac，thethirteen（newyork：macmillan，1901），p．64.
引自look，9february1954。
honoredebalzac，同上。
参见，例如"hearingsbeforethesubcommitteeonstudyofmonopolypowerofthecommitteeonthejudiciary，"houseofrepresentatives，eighty-firstcongress，firstsession，serialno．14，part2-a（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0），pp．468-9。
theodoreh．white，"texas：landofwealthandfear，"thereporter，25may1954，pp．11and15；关于休·罗伊·卡伦，参见thewashingtonpost，14february1954。
thenewyorktimes，11october1953，p．65．"哈特政治活动法案（thehatchpoliticalactivitiesact），"《纽约时报》写道，"使得给予任何一个国家集团超过5000美元的行为是非法的。但是，它允许个人向任何一个单独组织放弃该金额，并允许每个家庭成员单独捐款。"
harrycarman和haroldc．syrett，ahistoryoftheamericanpeople（newyork：knopf，1952），vol．n，p．451.
jonathanstout，"capitalcomment，"thenewleader，5december1942.
引自thereporter，25october1954，p．2。
johnknoxjessup，"apoliticalroleforthecorporation，"fortune，august1952.
这个变化----在1936年至1951年产生的影响更具决定性----大体上由以下几个经济因素促成：（1）就业相对充分，将战争期间及战后的所有谋职者，都变成了工薪阶层。（2）家庭收入成倍增加。1951年，夫妻双方都参加工作，收入低于2000美元和高于15000美元的家庭都不足16％，但是在收入介于3000至9999美元之间的家庭中，参加工作的已婚妇女所占比例由16％逐步增加至38％。（3）在二三十年代，大部分贫困人群都是农民，但现在农民在穷人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在政府的各种补助下，农民富裕起来了。（4）工会的压力，使薪资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不断上涨。（5）三十年代的政府福利项目，如出台最低工资标准、为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障、为失业者和残疾退伍军提供抚恤金，为家庭收入构筑一道底线。（6）当然，四五十年代的繁盛背后，还有结构性战争经济。
1949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纳税人，86％的收入来自工资，9％来自于经商所得或合伙收益，只有5％来自所拥有的资产。退股所得属于收入的一部分，对年薪在1万到10万美元之间的人来说十分重要。他们34％的收入来自商业利润，41％来自于工资，23％来自资产（2％属于杂项收入，如年金和退休金）。
当然，这些数字只是粗略表示巨额资金的含义，因为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情况。任何特定企业富豪的数量，以及上百万美元收入的具体数量，都与税率和企业界的利润水平有关。在低税率和高利润时期，申报的百万美元收入可观：1929年是理想的一年，估计有513人向政府申报逾百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达百万美元的人的平均收入为236万美元，税后平均收入为199万美元。在萧条的1932年，只有20人申报的收入在百万美元及以上；1939年，全美四分之三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45人申报的收入达百万美元。然而，在战争时期，收入达百万美元的人数随着收入总水平的增加而增加。1949年，利润和税率都很高，有120人向政府申报达百万美元的收入，他们的平均收入为213万美元，税后为91万美元。但是，在1919年，税率和利润都高，尽管利润有所下降，只有69人挣了百万美元，税前平均收入为230万美元，但税后仅剩82.5万美元。
例如，一个人可以将价值1万美元的股票给予神学院，由于可以节约税收，事实上，他只用花费4268.49美元。估算一下，十年后，股票增值到16369.49美元，这个人会获得6629美元的收入，是他给予神学院股票价值的50％还多。当然，这个人过世以后，该神学院将拥有这些股票并获得收益。
"以一位已婚人士为例，"一份执行官杂志详细解释道，"他的可征税收入为3万美元，包括一份2.5万美元投资所获的1000美元的收益。这1000美元的收益税后仅剩450美元。每年以4％的复利累积达10年，他的家庭至多可以累积5650美元。但是，假设这个人将2.5万美元的投资转为短期信托基金，如果安排满足具体要求，该笔信托金需要为每1000美元的收入支付200美元的税，剩下800美元。10年后，可以累积收益达9600美元，是没有信托金情况下收益的70％......（在每个州都允许这样做）在信托金终止的时候，这个人可以拿回2.5万美元，以及未实现的增值。累积的收入会进入信托受益人的账户----一个在他的家庭中处于低税收地位的人。"
商人每年乘坐私人飞机的时间----几乎所有的都是计划好的，加上乘坐商业航班的时间总共约400万小时。
例如："在过去的两年中，有300多位国会议员到国外旅行，估计花费了纳税人逾350万美元。毫无疑问，许多公费旅游都是有益的、合法的实情调查旅游和检查，其他的则无疑是一些豪华的免费游。上周，众议院法规委员会（houseofrepresentativesrulescommittee）发布通告对公费旅游保密。该委员会声称计划只批准外交部、国防部和岛屿事务委员会（insularaffairscommittees）成员的公费国外游。上周围绕国会的一个笑话是，"《纽约时报》总结称，"今年夏天要在巴黎召集到通常的法定人数将是很困难的。"
霍华德·休斯（howardhughes）曾主张以900万美元的价格从弗洛伊德·奥德姆（floydodium）处收购雷电华电影公司（rko）。"我需要这家电影公司如同我需要天花一样！"在被要求解释他的动机时，休斯严肃地回答称："......我从弗洛伊德·奥德姆那里购买雷电华电影公司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在我们讨论收购的详细细节时，有许多飞机降落在他位于印第奥（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
位于共和党捐款榜单前列的是洛克菲勒家族（$94000），杜邦家族（$74175），皮尤家族（$65100），梅隆家族（$54000），韦尔家族（$21000），惠特尼家族（$19000），范德比尔特家族（$19000），戈莱特家族（$16800），米尔班克家族（$16500）和亨利·r.鲁斯（$13000）。位于民主党捐款榜单前列的是纳什维尔的韦德·汤普森（$22000），肯尼迪家族（$20000），费城的艾伯特·m.格林菲尔德（$16000），宾夕法尼亚州的马修·h.麦克洛斯基（$10000），和马歇尔·菲尔德家族（$10000）。
对"二战"期间华盛顿的象征性领取微薄薪金者身份背景展开了调查，调查表明给政府提供贷款的行业，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是金融专家，不是在生产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在战时生产委员会（wpb）的销售人员和采购代理都是由费迪南德·埃伯施塔特（ferdinandeberstadt）负责，他是华尔街前投资银行家。那些在工作上有特殊技能的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在战时生产委员会发现十分有必要开始一门特殊的培训课程，教授他们工业生产方面的基础知识时，他们给出的借口让人震惊......我们发现象征性领取收入的人用公司销售员和采购代理的工资单给战时生产委员会做假账。这些象征性领取工资的人应该是高层管理专家和金融专家给政府的工业贷款，帮助打赢战争。现在，行业高层管理由两种类型的人组成......生产专家和金融专家......生产专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参见下面，对行政官的政治角色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