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市望向大城市，可是大城市应该望向哪里呢？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首都，没有哪个城市像巴黎、罗马和伦敦一样，既是全国的社交中心，又是政治和经济之都。在小城镇和大城市的当地社会，没有历史法庭（historiccourt）能够彻底而正式地证明选举及其合理性。国家的政治之都不是地位之都，也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官位晋升和社会地位晋升不是对等的。成为经济之都的是纽约，而非华盛顿。如果从一开始，波士顿、华盛顿和纽约合为美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都，将会是另外一番局面！那幺，约翰·杰伊夫人（mrs．johnjay）设置的1787年和1788年的晚宴宾客名单，包括出身名门的人、富豪和权贵混合在一起作为全国人口普查的一部分，可能会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并更新至今。
尽管官员和大都市缺少统一性，但170年后的现在，美国各大都市兴起了显赫的上流阶层，他们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很团结。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旧金山，被松散的新富家庭围绕的旧富家庭有一个坚实的内核。在纽约，这个内核曾经被沃德·麦卡利斯特（wardmcallister）说成是400强。现在，就试图以家族作为基础而言的光荣血统，他们得到国家认可的机会很渺茫。然而，毫无疑问，都市400强和小城镇400强的优势在累积，客观机会和心理准备相互作用，为每一代人创造和维持上流阶层的世界。在每一个大城市，这些阶层首先都是眈视对方。
一
内战之前，大城市的上流阶层紧凑而稳固，至少社会编年史家回顾过去时是这样说的。伦塞勒夫人（mrs．johnkingvanrensselaer）写道，社会是“在其内部发展的，而非外部……吸收的外部因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代又一代，每个家庭为国家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社会圈也随之得以不断扩大……上流阶层的分界线可追溯至殖民统治时期的家族血统，像中国的长城一样坚不可摧、难以忽视，上流阶层之间唯一的分裂是教派；长老会、荷兰归正教派和圣公会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凑的组织。”
在每一个地区，19世纪的财富导致当地家族中出现了工业等级。哈德逊河上游有大庄园主，他们为自己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的出身感到自豪；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每个镇上都有清教徒船主和早期的实业家；在圣路易斯市有法国克里奥尔人时髦的后裔，他们主要从事房地产；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有富裕的金银矿商，就像狄克逊·韦克特（dixonwecter）所说的，纽约市有一个剪息票投资者（couponclippers）组成的阶层，他们以父辈的积蓄为生，像阿斯特家族（astors）和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s）这样的阶层，正试着尽快退出以前的商业项目。
最富裕的人被认为可以拥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财富是永恒的，他们的家族是传承已久的。只要他们守住自己的财富，而且没有能撼动其财富地位的新富出现，就没有必要通过家族血统和财富来凸显地位。旧上流阶层的稳定依赖于旧家族和巨大财富，鉴于此，新上流阶层的财富和权力受到了旧阶层的限制，旧上流阶层只有在保持高贵和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偶尔接受新成员。
内战后的数十年里，旧城市的旧上流阶层被新富们抢走了风采，伦塞勒夫人认为“顷刻间，勇于挑战社会等级制度高墙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大肆抨击社会体系”。而且，海外移民，如南方人，以及接踵而至的西部人，开始在这座城市发家致富。“已经在其他地方致富的人，则远上纽约寻欢作乐、获取社会认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旧式家族同新富家庭之间的斗争规模宏大。这些古老的家族在内战前就已经积累了财富，试图将内战后的新富家庭隔离在其圈子之外。但这种举措失败了，因为新富家庭数量众多，古老的家族无法与之抗衡。而且，新富家庭不局限于任何地区，像是不断扩张的国家版图，新富和权贵——以家族的形式，现在以企业的形式——辐射到全国。县、市、州无法遏制有社会影响力的新富阶层。新富阶层无孔不入，蚕食着大都市中古老家族的领地。
所有家庭都似乎非常“古老”，但并不是所有家族的财富都积累了长达至少两代人的时间，更准确地说是三代或者四代。美国的“古老家族”等于金钱、意志、时间的总和。毕竟，纵观美国历史，其跨度还只有六七代。每个古老家族中的一些成员，都必定会经历家族还不是那幺“古老”的阶段，因此，在美国，身为家族祖先和身为家族普通成员同样值得骄傲。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世系家族不允许也未曾允许未经注册的家族加入他们的社交圈，尤其是在未注册的家族抢占了他们的银行业务的情况下。现在，只有那些加入古老家族社交圈不过两三代的人，会竭力将那些意图效仿他们祖先的人阻挡在外，旧富和新贵之间的博弈始于建国之初，现在依然在小镇和都市中心上演。该博弈经久不变的规则是，只要有坚不可摧的意志，任何家族都可在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胜出。金钱——纯粹的、赤裸的、庸俗的金钱——毫无意外地帮主人赢得进入美国社会任何地方的通行证。
从地位的角度看，它总是试图建立在家庭血统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家庭地位的高墙”总是摇摇欲坠，从更普遍的立场来看，上流阶层在当地的认可度更高，这意味着上流阶层在不断重组。同时，也意味着无论美国上流阶层如何自命不凡，也只不过是富裕的资产阶级，无论其成员如何权倾朝野，也无法杜撰一个贵族身份。一位细心的系谱学家声称，20世纪初，在纽约，因财富和家族古老性而拥有显赫社会地位的家族，他们的祖先曾受邀出席杰伊夫人的晚宴，这样的家族不足10个。
在美国，试图凭借家族血统获得地位，这种自以为是的行为令人怀疑，只涉及了极少数人。出身良好和出身高贵的人，出于强烈的族谱意识，用他们真实或者虚构的祖先，精心编制族谱，刻意与出身卑微的人保持距离。但在他们尝试与底层大众保持距离时，底层大众却似乎对自己的低微出身引以为豪，而且总是热衷于搬出一些极其庸俗的笑话，于是，贵族们的虚荣心在此无处安放，或者说无从施展。
有太多家庭宅邸活动和跨行业的活动，在个人的一生中，以及在各代际之间展开，因为他们觉得家族谱系是根深蒂固的。当这种感觉强化了上流阶层的诉求时，除非受到底层的尊重，否则这种感觉对他们也并无利处。美国人不是特别有家族谱系意识，他们不是那种会用金钱为家族血统镀上高贵的底层大众。只有当一种社会结构在各代之间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时，只有当职业、财富和地位遵从世袭制时，那种傲慢和偏见，那种内心的奴性和自卑感，才能形成声望体系的稳定基石。
尽管没有封建的历史，并且因为移民存在流动性，但是以家族声望为基石，建立一个转瞬即逝的以血统为主导的上流社会是可能的。正是新移民大量涌入大城市的数十年，美国的大都会处于全盛时期。在北方人的聚居区，通过血统获得社会地位是最成功的，而获得成功的与其说是普通民众，不如说是那些声称自己拥有某种血统，想要更多血统的人。这些诉求一直以来都涉及国家团体的地位等级。
但当卑微的移民不再服务于这一目的：移民停止流动，不久，在北美的每一个人都变成或很快会变成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尽管移民的数量巨大，他们在大城市的数量超过了本地人，但是民族主义的自由情绪正变得过于强烈，无法被严格的血统壁垒所塑造。“移民的美国化”——是有组织的运动，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事实——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忠诚比盎格鲁-撒克逊的血统更重要。认为美国是一个光辉的种族和民族熔炉的观点——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持此观点，开始在那些关心“种族”血统和血统导向型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盛行。而且，每一个国家团体——从爱尔兰人到波多黎各人——已经慢慢在当地赢得政治权力。
创建一个血统清晰的世系社会（pedigreedsociety）的尝试已经在上层流社会中展开，上流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相互竞争的：东部沿海地区最先建立，因此，那些留在那里的人在当地组成的家庭比最近人口密集地区的家庭历史更悠久。然而，在当地声名显赫的家庭，其享有的名声在新英格兰的许多小镇上和波士顿人家庭一样悠久；南方小镇家庭对持续亲戚关系的诉求不会被极端的波士顿婆罗门所超越；早期的加利福尼亚家庭有强烈的时间概念，认为他们比任何纽约家庭都更古老、经营得更好。当地还存在经济方面的竞争。以矿业为生的家庭、从事铁路方面工作的家庭、以房地产为生的家庭——在每个行业、地区，正如我们说过的，巨大财富滋生了当地家庭自身的阶层。
当阶级结构坚实而稳固时，血统是声望稳固的基础。唯有此时，各种传统和礼节才能在坚实的经济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经济变化非常迅速，流动性具有决定意义时，富裕阶层必定会坚持自己的主张；地位借口会分崩离析，由来已久的偏见会荡然无存。从阶级立场来看，一美元是一美元，但是从世系社会的立场来看，两笔数额相等的资金是不尽相同的——一笔是传承了四代的信托财产，一笔是上周从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赚取的钱。而且，当新赚的钱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时，该怎幺办呢？1870年，阿斯特夫人该如何对待范德比尔特夫人呢？阿斯特夫人会处于劣势：1883年，她在范德比尔特夫人门前留下了她的名片，应邀参加范德比尔特夫人的化装舞会。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你无法举办一场真正的血统身份的展示。在美国，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以血统为根基的社会，总是会或被粗鲁的新富阶层忽视或收买。
在白手起家之人的社会背景下，新富自然会有地位诉求。自力更生的人有资格要求身份地位，而不是被鄙视。每代有家族成就的人中都会有人鄙视新富，将他们视为入侵者、暴发户、异乡人。但是他们的后裔或者他们的子女，都会被世系家庭的上流社会阶层接纳。
二
在美国，地位之争并不是某个时期独有的情况，因而不会随着另一个时期的到来而自然平息。旧富阶层力图依靠家族血统来维持其阶层大佬的地位，失败与成功总是相伴相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每一代都会出现新成员；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上流阶层总在挑起事端。存在上流阶层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成员恒久不变、绝对稳固的上流阶层却是不存在的。就算阶层成员变动很快，也不足以破坏整个阶层。不是相似的个体和家庭，而是相同的模式在阶层内部占主导位置。
用或多或少正规的方式划界，从而尝试使这种模式固定不变。甚至在内战之前，新富还没有像之后那样推动社会发展时，忧心忡忡的女主人在面对社会决策时，似乎就需要寻求一些社会权威人士。对1850年之前的两代人来说，纽约社会信赖艾萨克·布朗（isaacbrown），他是格雷斯教堂的司事，狄克逊·韦克特说，布朗对姓氏、血统和流言蜚语的记忆准确无误。他随时乐意告知主妇们谁在服丧期间发出凭吊邀请，谁破产了，谁有朋友来访，谁是小镇和社区的新来者。他会主持各种聚会，一些人发现他“手上有一批能歌善舞的男青年”，能为新搬进来的准备办聚会的人提供帮助。
内战后的极富阶层呼吁采用更明确的方式决定被选举人，沃德·麦卡利斯特一度将他自己确定为选民。为了“社会可能获得抵抗虚荣的奸商（大发战争横财）所需的安定”，麦卡利斯特希望致力于必要的工作，将有地位但不时髦的古老家庭，和为了崭露头角而进行娱乐活动、头脑灵活的时髦人物联系在一起。据说，他非常重视这份工作，不分昼夜地潜心钻研纹章学、宫廷礼节、系谱学和烹饪等方面的书籍。在1872年和1873年的冬天，他组织了“族长会”（patriarchs），这是一个包括25名成员的委员会，他们有权力创建和领导社会，通过邀请四位男士和四位女士参加舞会，履行他们的职责——麦卡利斯特作为神圣信任加以强调的职责。最早的族长会由纽约古老的家族组成，这些家族至少经历了四代人，麦卡利斯特眼中的美国式慷慨是，40岁的人都能成为优秀且真实的绅士。
在19世纪80年代，麦卡利斯特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发表评论说，时尚的纽约社交圈只有400人。除此之外，你再找400人，他们要幺自己在社交场合感到拘谨，要幺让在场的其他人感到拘谨。1892年，族长会的优越性和麦卡利斯特的名声急转直下，他公布了那“400位社交能人”的名单，实际却只包含了300个姓名。那只不过是族长舞会（patriarchballs）的登记名册而已，族长舞会是内战前纽约各家族内部社交圈的活动，宾客主要是一些热爱跳舞的单身男女，和一些麦卡利斯特认为适合出席的新富。在当时，最富有的90人中只有9人会收到他的邀请。
人们对麦卡利斯特那份400人的名册十分关注，随后他退出了高级社交圈，这充分反映出他曾试图巩固的旧式上流阶层是何等的岌岌可危。无独有偶，其他城市也同纽约一样，付出百般努力，维护阻挠新富进入社交圈的“旧守卫”。麦卡利斯特的失败象征着所有诸如此类的努力皆已付诸东流，唯一明智的举措就是认可新富，或至少认可其挑选出来的成员，《社会名流录》是最成功的尝试。
19世纪80年代是个辉煌的时代，纽约的一名单身男士，继承了“一笔数额不大的积蓄和算不上显赫的良好社会地位”，他决定出版“一份杰出人才名录”，不接受商业赞助，但商人们极有可能会购买。《社会名流录》的绝妙之处在于既包含了旧富也囊括了新贵，在“烟斗”和“联盟”等纽约俱乐部的鼎力支持下，很快获得了成功。纽约第一期《社会名流录》包括了881个家族。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分别出版本市的《社会名流录》，名流录的编纂和出版事宜，都纳入到社会名流录协会（thesocialregisterassociation）的工作范畴中。到20世纪20年代，共有21个城市出版发行了《社会名流录》，但随后有9个城市因缺乏兴趣而停止出版。截至1928年，每年秋天发行12份新版《社会名流录》，出版的城市有纽约和波士顿（自1890年）、费城（自1890年）、巴尔的摩（自1892年）、芝加哥（自1893年）、华盛顿（自1900年）、圣路易斯（自1903年）、布法罗（自1903年）、匹兹堡（自1904年）、旧金山（自1906年）、克利夫兰（自1910年）、辛辛那提（自1910年）。
《社会名流录》刊登了“社交名流”的住址、子女、就读学校、电话号码和经常出入的俱乐部。增补版会于12月和1月发行，夏季版于每年6月发行。协会建议读者购买一本索引，里面包含了所有在名流录中出现过的姓氏，方便了解各城市中家族通婚和地址变迁的情况。
根据《社会名流录》的描述，能够入选名流录的人们或凭借家族血统，或因其社会地位，或具备其他资格，毋庸置疑，他们的家族都属于城市的上流阶层。然而，入选的具体标准却难以辨别，原因或许正如韦克特所言，“《社会名流录》营造了一种客观、公正和神秘探究的氛围。一定程度的隐姓埋名，对再创辉煌和继续保有声望大有裨益。”现在，社会名流录协会的总部设在纽约，似乎是由伯莎·伊斯特蒙（berthaeastmond）女士在掌管，自协会成立之初，她一直担任创始人的秘书。她权衡所有姓氏，哪些应该入选，哪些不配入选，哪些有望在未来加以考虑。完成这些工作，她可能会拜访能提供相关咨询的顾问，为此，在每个出版《社会名流录》的城市都设有个人代表，负责留意在册的姓氏、地址和电话号码。
《社会名流录》登记在册的有38000个夫妻家庭，为什幺他们会入选？出版《社会名流录》的12座城市的居民，都可以申请加入，尽管必须要有已入选的几个家庭的推荐书，还需要所属俱乐部的清单。但是，仅凭金钱或仅凭家庭，甚至这两项加在一起都并不能保证能立刻入选，或者能最终被保留下来。用更加武断的方式，旧式家庭的人有时会落选，第二代新富提出的申请也通常不会取得成功。然而，虽说仅凭出身和财富不足以入选，但并不是说出身、财富和合理的举止不重要。
只要小有成就的企业总裁有志于此就有可能入选名录，但是不应过度强调。尤其是1890年到1920年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三十年，是进入名流圈的关键时期。事实上，《社会名流录》中新家庭的入选率——只有在费城稳步下降——在20世纪前十年里增长了68％，截至20世纪30年代，增长率下降至6％。
那些落选《社会名流录》的人通常深知原因何在；《社会名流录》因其“武断的”本质，在社会意义方面遭到了嘲笑。实际上，狄克逊·韦克特曾总结说：“不利的宣传可以导致一个人被驱逐，但仍然是直觉多于逻辑……可以说，任何人，只要他的名字不被刊登在报纸专栏上——无论其私生活是何种状况，或者被爆料出何种秘密的传言——都不会影响他入选《社会名流录》。”
虽然入选和落选都看似过于武断，围绕名册充满了势利和苦恼，但是《社会名流录》是一份严谨的名册，确实有其意义。这是一种尝试，它努力将暴发户和臭名昭着的人阻挡在名流圈外，努力证明和巩固财富名流圈，维持名流圈的高贵性和价值。毕竟，它是美国已注册家庭的唯一一份名册，它是在一个没有贵族历史、没有宫廷社会、没有真正首都的国家中，距离获得官方身份最近的一件事。对个人而言，入选可能是无法预测的，甚至是过于武断的。但对一个群体而言，一个人之所以能入选《社会名流录》是因为他的财富、出身和生活方式。因此，出现在12个城市《社会名流录》中的姓氏，的的确确代表着一类人。
三
自《社会名流录》发行以来，参与出版发行的12座大都市，每座都有一个上流社会阶层，其成员都出生于入选《社会名流录》的家庭。这个登记了的社会阶层和新登记的阶层，以及其他大城市未登记的阶层，共同组成古老的家族群，他们在接下来的两代、三代或四代时间里，一直都是地位显赫、富甲一方。因为有着不同的起源形式、着装风格和行为方式，他们和其他群体格格不入。
这些上流阶层成员住在一个或多个专属的奢华住宅区，其中有许多人自出生起就住在这些精致、古典的房子里，或者住在他们后来建成的简约现代风的房子里。这些房子无论新旧，一律家具齐全，装修精致。他们的服饰即便看起来随意、老旧，但剪裁和工艺都有别于常人。他们购买的东西也都价格不菲，使用起来很低调。他们所属的俱乐部和组织只接纳身份地位与他们相似的人，在这些团体里，他们非常注重仪表和着装。
他们有共同的亲人和朋友，除此之外，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都经历过严格筛选，都受家族控制。他们就读于相同或相似的私立和贵族学校，尤其钟爱新英格兰的教会寄宿学校。他们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如果没有走出当地，也会进入他们家族赞助的当地名校。现在，他们经常光顾学校的俱乐部，以及他们所在城市的顶级俱乐部，时不时也会去其他大都市的一两个俱乐部。
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娱乐八卦栏和社会专栏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有名的波士顿人和旧金山人，如果他们名字被那样没有意义地随意使用，他们会觉得有失当地身份——廉价的宣传和咖啡社会的丑闻是新家族咄咄逼人而俗气的风格，不是老派家族的风格。已经在上层立足的人感到非常自豪，还未在上层立足的人也很是自负。前者并不在乎位于他们之下的人对他们持何种见解，后者阿谀奉承，轻易相信吹捧之词，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自身的看法建立在他人的说辞之上
他们组成的各类小集团内部和各小集团之间，这些骄傲的家族成员产生了亲密的友情，形成了高度的忠诚。他们互相设宴招待对方，参加彼此举办的舞会，他们出席气氛愉悦的婚礼，令人伤感的葬礼，也参加同性恋严肃而拘谨的社会舞会。在社交场合，他们似乎最钟爱的形象是非正式的，在展示他们服饰和举止的信号中，辨别正误和洞察行为准则的明智，可以让他们在休闲、自然和正式的风格之间随意切换。
上流阶层成员的民众服务精神，似乎不直接以政治形式体现出来，而是让他们更乐意领导慈善、教育和文化机构。他们的财富——平均有几百万——他们通常并不会花掉多数资产；如果他们不想工作，也不必强迫自己工作，但是他们——尤其是地位显贵的年长者——通常都会选择工作，甚至是勤勤恳恳的工作。他们构成所在城市的商业贵族，尤其是金融和法律贵族。真正的绅士——在东部城市，逐渐蔓延至全国——是银行家或律师，这很好理解，因为那些拥有财富的人需要可靠、聪明和理智的人来维护尊严，这些人是大型银行的总裁和行长，是当地知名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和投资顾问。
几乎在整个美国，大都市的上流阶层在种族、宗教和出生地方面，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即便他们没有悠久的家族血统，他们的家族史也比底层大众要长。当然，也有例外，其中一些是重要的例外。在各个城市，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天主教家族——获得了财富和影响力——的身份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然而，更重要的是，也有例外——就种族、民族和血统来说，社会上流阶层的模式仍然是“纯粹”的。在各个城市，他们可能是新教徒，还有各阶层教堂教派中的新教徒，主要是圣公会教徒、一位论派教徒，或长老会成员。
在许多城市——例如纽约——有好几个而不是一个“都市400强”。这虽然属实，但并不是说大城市没有上流阶层，只是，与其他更单一的社会相比，这些城市的地位结构更复杂。地位之争导致的社会纠纷，未能摧毁地位等级。
身份地位较高的家庭可能加入了尊享乡村俱乐部，俱乐部会组织体育赛事和社交活动，但是这种模式对上流标准没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乡村俱乐部”也会接纳中间阶层甚至中下阶层的成员。在较小的城市，最好的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身份通常是上流阶层的重要身份象征，但是，大都市的地位市场却并非如此。大都市的地位象征是绅士们的俱乐部，是男性俱乐部，这在社交方面非常重要。
绅士参与大都市的男士俱乐部，而且，上流阶层的男士通常会加入一个或多个这样的俱乐部。既允许男士也允许女士加入的俱乐部，例如乡村俱乐部，通常只存在于当地。旧上流阶层男士所属的乡村俱乐部是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乡村俱乐部，但是，都市俱乐部在不断扩展，不再局限于优秀的学校。绅士们加入三四个或更多的俱乐部也是司空见惯的情形。各个城市的这些俱乐部是真正排他的，因为总体上，这些俱乐部并不为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所熟知，它们比那些广为人知的俱乐部更高档，那里的上流阶层的身份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这些高档俱乐部属于上流阶层、依靠上流阶层、服务上流阶层，但是会有别的城市的上流阶层慕名而去。
对上流阶层之外的人说，上流阶层的男士或女士加入的俱乐部，是他们身份地位的强有力的象征；对圈内人来说，俱乐部提供了一个更私密的，像大家族一样的内部集团，可以凸显一个人的身份。俱乐部的核心成员通常是凭借血统成功实现地位诉求的家族，后来的成员借由与这些家族之间的亲密关系加入，但反过来，从长远看，他们的加入有助于巩固俱乐部的地位。
当有钱人在社会等级的标准线上相互推搡时，加入正确的俱乐部就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等级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而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则清楚地界定了有钱人的地位。大都市俱乐部是跻身上流阶层的重要途径：它们是新阶层通往老派上流阶层的身份阶梯；男士及其后代可以逐渐从一个俱乐部晋升到另一个俱乐部，如果成功的话，可以进入最排外的核心要塞。大都市俱乐部对都市圈内、都市圈之间的商业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这些圈子内的许多人来说，在这个排外的圈子里做重要决策似乎很方便，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很合适。“私人俱乐部，”一家为管理者服务的杂志社如是说，“正在演变成商人的城堡”。
大都市上流阶层属于富裕阶层，控制了当地关键性的金融和法律机构，因此，各成员之间存在商业和法律关系。对一个城市的经济来说，尤其大都市的经济，并不只与那个城市有关。经济以国家和大城市为中心，上流阶层控制大城市决策中的关键环节，从这两方面来说——各城市的上流阶层之间都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如果波士顿的富人的专属俱乐部经营惨淡，休斯敦的俱乐部也将会遭遇同样的情况。与那些被社会接受的人保持轻松、非正式的接触，能更好地在餐桌上达到协议。绅士们的俱乐部立刻成为具有决定性的金融和商业网络的重要据点，以及证明社会契合度的重要中心。旧上流阶层具备的所有特点似乎都是巧合：古老的家族、妥当的婚姻、合理的住所、正确的教堂和优质的学校——他们因此拥有制定关键决策的权力。每个城市的“杰出人才”都加入了这些俱乐部，当其他城市的上流阶层成员拜访时，他们享用午餐的场所极有可能是波士顿的萨默塞特或联盟俱乐部，费城的球拍俱乐部或费城俱乐部，旧金山的太平洋联盟俱乐部，纽约的尼克博克俱乐部、链接俱乐部、溪流俱乐部或球拍和网球俱乐部。
四
在美国的每一座大城市，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十分相似——尽管存在地区差异，都市400强关注的住房、服装和社交方式问题都相差无几。布克兄弟的西装和衬衫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投放广告，除纽约的门店外，总共只有四家分店，但这个品牌在国内的所有大城市都非常有名，没有哪个城市的销售代表感觉自己被当成了陌生人。还有其他服饰也是符合上流阶层风格的，但任何有钱和有品位的人都会发现其他品牌的衣服没有布克兄弟的西服那幺舒适。全国的旧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远不只体现在这些方面。
有一种把社会上的富人、普通富人及下层大众区分开来的深刻经验，那就是看他们就读的学校，所在的社团组织，还有因教育方式而贯穿他们一生的情感和理智。
例如，纽约旧上流阶层的女孩子，通常在4岁之前，都是在护士和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成长，此后，日常起居由家庭女教师照顾，女教师通常擅长法语和英语。等到六七岁的时候就会去私立学校上学，比如蔡平学校（chapinschool）或者布里尔利学校（brearley）。上学和放学都由家庭专职司机接送，中午和放学后都由家庭女教师照顾，女教师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在其左右。大约14岁的时候会上寄宿学校，比如，马里兰州的圣蒂莫西中学（st．timothy'sschool），波特女子高中（missporter'sschool），或康涅狄格州的威斯多弗高中（westover）。之后，可能会就读纽约的芬奇女子大学（finchjuniorcollege），然后毕业，或者如果她进入合适的大学，她会和许多普通的中产阶级女孩一样，就读于布林莫尔学院（brynmawr）、瓦萨学院（vassar）、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史密斯学院（smith）或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在结束学生生涯或大学毕业后，她很快就会结婚，然后开始引导自己的孩子，走过同样的求学之路。
纽约旧上流阶层的男孩子在7岁之前的经历与女孩们大致相同，然后他也会去上走读学校，比女孩们更早就读于寄宿学校，尽管男孩子们将其称为预科学校，如圣马可（st．mark）、圣保罗（st．paul）、乔特（choate）、格罗顿（groton）、安多弗（andover）、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exeter）或霍奇科斯（hotchkiss）学校。然后他们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或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达特茅斯学院，也有可能就读这些名校的某个法学院。
教育的每个阶段对上流阶层人士的培养至关重要，在所有大城市，上流阶层接受的教育顺序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所有这些城市的孩子都喜欢就读于某个更时尚的寄宿学校，或者新英格兰的预备学校，这些预备学校里来自国内20多个州以及留学生随处可见。基于血统的地位诉求越来越难以实现，优秀的学校在社会意义方面超越了家族血统。因此，要找到一条进入美国的上流阶层的线索，专属女子寄宿学校和男子预备学校是最佳选择。
私立学校的许多教师都觉得，经济变化没有为顶层人士的子女带来适当的家庭背景和氛围，私立学校是最好的机构，培养他们具备上流阶层人士的礼仪举止，为将来生活在顶层做准备。无论校长知不知道，这似乎是一个事实，对于父辈来说，学校是俱乐部的等级标志一样——但更重要和更有内涵的方式是——私立学校扮演的角色，的确是为上流阶层挑选和培养新成员，以及使上流阶层的子女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准。只有在“下一代”，在私立学校里，新旧上流阶层间的紧张局势才有所缓解，甚至不复存在。因而，依靠这些学校，而不是任何其他单一机构，新旧家庭——在机会成熟时——成为自觉的上流阶层成员。
作为新旧上流阶层的筛选和培训基地，私立学校对上流阶层有着统一的影响和同化的力量。在道德和文化特征细致地传递下，世系家族变得越不重要，私立学校就变得越重要。传播上流阶层的传统，调整新富和人才进入上流阶层，就这两方面而言，最重要的机构是学校，而不是上流家庭。这是上流阶层经历中最具特色的一点。前15或20强的学校，是上流阶层的主要组织中心。因为在这些青少年私立学校中，上流阶层的宗教、家庭和教育任务是融合在一起的，维持上流阶层盛行的标准，最主要的任务是集中一致。
这些学校在经济上独立，政策上自治，最大的特点是非营利性结构。它们不是“教会学校”，因此不受宗教团体管理，但它们会要求学生参与宗教服务，尽管不是宗派学校，但它们遵从受宗教启发的原则。格罗顿中学创始人的格言沿用至今，包括建校理念：“不遗余力培育学生基督徒的品格，注重学生道德品质、智力水平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发展。学校校长将由新教圣公会教堂的神职人员担任。”
“预备学校的重点不在于课程设置，而在其他12个方面，其中一些很独特：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学生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哥特式礼拜堂和崭新的体育馆，学生宿舍的建筑风格和晚饭后所做的事，所有的一切决定权都在于校长。”学校有一个潜在的理想——成为家庭延伸出的组织，一个来自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的适龄学生一起学习正确的行为方式的大家庭。学校加强这种家庭理想的方式有通过宗教公共实施——往往是圣公会学校；通过上流阶层将他们的儿子送到父亲，甚至是祖父曾就读的学校；通过捐款，以及校友会的爱心活动。例如，乔特学校的根本目的是，证明家庭和学校能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学生可以享受学校提供的好处——尤其是“精神指引”和“结交良朋益友”——保持一个恰当的家庭所应该具有的亲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