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名胜过世间一切珠宝。
——苏格拉底
1915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苏迪·惠特克和米洛·f.刘易斯来到了艾奥瓦州乡下的一座农场。这里位于州首府得梅因西南方不远处的麦迪逊县。哈策尔夫人看着他们从远处走来。两人衣着体面，一看面相就是正派人。但他们跑到乡下来做什幺呢？这对男女不是本地人——稍一打量就能明白这一点。
两人对哈策尔夫人说，他们是为了她的利益而来。但能否先给我们喝点水？您看，我们走了这幺远的路，天气又热得要命。
哈策尔夫人把两名客人请进屋，坐在简陋的客厅里。她把在地里干活的两个儿子奥斯卡和坎菲尔德叫了回来。一家人坐在一起，等着两个陌生人发话。他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对哈策尔夫人说，在16世纪末期——具体地说，是1596年1月28日——在巴拿马的迪奥斯港，着名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drake）爵士死在了自己的战船“反抗者”号上。他们特别强调，这可是传说中的弗朗西斯·德雷克，那位效忠伊丽莎白女王的大海盗。
但他们还知道一个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闻所未闻的秘密。德雷克虽然早已死去，却有一样东西保留至今——他的巨额财富。多年的海盗生涯和精心的隐藏，让这笔财富的数目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但这还没完，两人继续说，德雷克有个继承人。历史记载他并无子嗣，但这不过是个谣言，为的是保护一个惊天秘密：这名效忠于王室的海盗有个私生子，而这个孩子的生母不是他人，正是女王陛下本人。
由于非法身份以及丑闻的关系，这名继承人自然得不到属于他的遗产。但几个世纪以来，争夺这笔财富的斗争却从未停止。任何为这场即将迎来高潮与结局的法律纠纷提供必要资金支持的人，都会收到数倍于其投资的回报，以作为当前继承人的谢礼。“您为帮助争取这笔财富投入的每一块钱，”两人继续说，“都会变成一百块，回到您的手里。”一旦烦琐的手续办完，所有的回报都会立即到位。
两名陌生人从白天说到晚上，还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两人描述的细节越多，那份财宝就显得越诱人。哈策尔夫人看了看两个儿子，儿子们默默点头。她对奥斯卡说，到阁楼上去，把那个锡盒子拿下来。盒子里是一家人的全部积蓄：6000美元。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两个陌生人——他们遇到了天赐良机，这时候可不能小气。米洛写下了一张收据，两人反复担保后扬长而去。他们保证，法律程序一有新进展，就来通知哈策尔一家。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了。这只不过是又一个老掉牙的骗局——用并不存在的巨额遗产吸引毫无戒心的笨蛋上钩——如果惠特克和刘易斯在选择目标的时候更谨慎一点的话。但是，他们在骗局最基本的阶段，也就是料敌机先这一步就走错了。他们应该擦亮眼睛，发挥一切本领，去评估他们的潜在目标，可他们太心急了。不错，他们是把女主人骗得团团转，但她并非孤身一人。随便哪个骗术好手都会告诉你，你必须骗过见证骗局的每一个人。
奥斯卡·梅里尔·哈策尔是一个精明的推销员。虽然长着一个强硬的方下巴和一对有些突出的眼睛，但他能讨得大多数客户的欢心。他和兄弟一起在农场工作多年，在故乡艾奥瓦州以及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和南北达科塔州推销各种设备和种子，然后进入了县警局。他对销售手段再了解不过。他越想这事就越觉得蹊跷。这所谓“德雷克的宝藏”一定有问题。
第二天早晨，奥斯卡动身去了苏城。路程不近，足有200英里，但离他家最近的图书馆就在那里。他找的就是图书馆。奥斯卡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在书架中寻找关于德雷克的一切书籍、文章和记录。他得搞清楚这是怎幺一回事。很快，他的疑心就得到了证明。德雷克根本没有直系继承人，也没有什幺财宝。他去世时几乎身无长物，唯一的一点财产留给了一位表亲。奥斯卡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他发动了自己的法律关系网。身为副警长的奥斯卡认识不少人。他要找到那两个骗走他家钱的家伙。没费多少周章，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得梅因市。他发现，惠特克和刘易斯就住在那里。运气不坏，那就在他回家的路上。奥斯卡登上了下一班火车。
到处打听一番，再加上一点运气，奥斯卡就顺利地找到了惠特克女士和刘易斯先生。两人正给一位神魂颠倒的五金商人讲述秘宝的故事。他们看到奥斯卡后，先是大吃一惊，随即开始急切地解释起来。和之前的受害者面对面，这可是他们拼命想避免的局面。
“我们正想给你写信，告诉你们关于遗产的事呢。”惠特克匆忙说。
奥斯卡直接打断了她：“遗产的事我一清二楚。”他建议三人找个僻静的地方好好聊聊。
没用多久，两名骗子就坦白了一切。他们告诉奥斯卡，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艾奥瓦骗到了6.5万美元。他们发誓说自己没有恶意，如果他能高抬贵手——
故事在这里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奥斯卡大笑起来。他说，你们真是两个土包子。他了解了“德雷克的宝藏”的历史，发现惠特克和刘易斯对这个故事的价值根本一无所知。“这是个没人用过的好点子，”他对两人说，“你们却只顾捡几粒芝麻。”他不想把钱要回来。“我的老娘还相信你们的鬼话。我遇见的每一个上了你们当的人都没起疑心。”他们骗到几万美元就心满意足了，而只要方法得当，这个骗局明明可以获得上百万美元的利润。
“德雷克骗局”并不新鲜。德雷克死后不久，就有人在英格兰利用他的名声骗人。在美国，至少从1835年起就有人这幺干了。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驻英国大使罗伯特·托德·林肯甚至签发了一份声明，警告有意向的投资者，所谓分得遗产的许诺一文不值，财宝也根本不存在。但这个骗局的天才之处也正在于此：随便你怎幺警告，财宝的诱惑力就是那幺大，这种警告反而显得它真实无比。不过，奥斯卡·哈策尔这次打算让这个骗局更上一层楼。
不久之后，奥斯卡建立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协会”，并出任会长。他的法律背景让这个组织显得合法可靠，很快就有数十万美元入账。在接下来的15年中，他欺骗了来自全球各大洲的7万多名投资者。在其中9年的时间里，他在伦敦操控一切，对投资者声称这是因为要进行“近距离操作”（但实际上他只是需要一个海外账户）。他很早就甩掉了惠特克和刘易斯——他说他们是“一对贪污捐款、中饱私囊的骗子”——他利用这个组织获取了超过200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落入了他自己的口袋。他曾骗过整个城镇的人，很多人在不见分毫回报的情况下还多次投资。他的故事太有说服力，这些人相信最后的回报会无比惊人，即使等上多年也心甘情愿。
比骗局本身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的结局。在受骗多年后，尽管一分钱的投资回报也没见到，但几乎每一个受害者都自始至终对奥斯卡·哈策尔深信不疑。到最后，这7万名受害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去报警，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否认曾被骗。哈策尔最后被捕时，很容易就交出了7.8万美元的保释金和辩护费。这笔钱也是被他骗的人们出的。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他们一直相信哈策尔是被冤枉的，并又筹集了35万美元，为他请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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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他人如何看待我们，还决定着他人将如何对待我们。他们会信任我们吗？愿意和我们打交道吗？他们是否认为我们负责、可靠、受欢迎、有效率？在中世纪欧洲，fama这个词有两重含义：一是人们对其他人行为的评价，二是名誉。两种含义用同一个词表示的现象揭示了一个基本真理：我们的名誉实际上取决于他人怎幺说。金钱上的损失往往是骗局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实际上，很多骗子的目标根本不是金钱。最大的伤害在于名誉的受损——他人会用什幺眼光看我们，这种眼光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
骗子利用甚至是主动制造的正是这种对名誉的重视感。我们从错觉中惊醒，终于清楚地看到自己被骗以后，对名誉的爱惜足以让我们对此缄口不言。在“得寸进尺”之后，我们已经被骗得两手空空，骗子则盆满钵满，准备溜之大吉。但要怎幺做才能逃脱法网，找个新目标继续行骗呢？在逃之夭夭阶段，骗子只有一个目标：骗局已经完成，尽快摆脱目标。骗子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有人大声诉苦，引来他人的注意。“逃之夭夭”往往是骗局的最后一步，骗子在得手后顺利消失。不过，有些时候猎物也许不会就此罢休。在这种情况下，就得额外再加一步了：斩草除根，也就是骗子有意拖延司法机构的介入，以防受害者将案件报官。
人类是狭鼻类动物的一员，这是远古时期猿猴中的一种群居型灵长目动物。和我们的灵长目祖先一样，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我们依赖群居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相互间的保护与支持，我们就无法长期生存。但这种生活方式需要付出代价。我们会相互争斗，在食物链中取代他人或者被取代。我们会说谎、欺骗、偷窃、争吵、背叛，我们会在背后捅刀子，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比喻。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说得好：生命本来就是肮脏、野蛮、短暂的。因此，我们必须设计制度，约束彼此，以保持社会群体的功能，才能成功地躲避天敌，生存繁衍。
人类以外的灵长目动物用梳理行为来承担维护群体状态的任务。猿猴通过互相触碰、爱抚和抓虱子来让彼此明白，它们珍惜它们之间的关系。梳理行为是最有效的团结手段。身体上的触碰会释放内啡肽，而内啡肽会让我们感到愉快、温暖、幸福。我们为这种触碰付出的时间表明，我们非常重视保持彼此间的关系。实际上，灵长目动物之间的梳理行为越频繁，其群居规模就会越大。牛津大学的人类学与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研究灵长目动物的社交行为长达40余年。他发现，梳理行为的时长与大脑新皮质（我们大脑中负责高级功能的部分）的大小是社会群体规模的决定性因素。
大脑新皮质的大小也显示出一些非常有趣的特征。在非人类社会群体中，个体能维持的稳定关系的数目上限只有80。而在人类中，这一数目有了质的飞跃，平均数目几乎翻倍，达到了150——也就是所谓的“邓巴数字”。按照推测，社会群体规模的飞跃也应该伴随着梳理行为时长的飞跃。我们的狭鼻类同胞把清醒时间的五分之一用在了相互梳毛上。按理说，人类应该花费更多时间，才能与其社会群体的较大规模相匹配。然而，邓巴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花在类似梳理行为上的时间大约同样是清醒时间的五分之一。这是什幺原因呢？
简单来说，是因为语言的存在。我们并不需要完全依赖梳理行为去保持社会联系并结成大规模的群体，以应对生存的压力。我们有语言。梳理行为显示的是相互之间的付出与信任，在梳理者与被梳理者之间营造出一种相互责任感。同样，我们的语言（当然，也要与行为结合）也能传达出这种信息。当我们交谈时，我们不仅是在互相梳毛——我正在投入这次谈话，我能为你做这些事，能够这样帮助你，还在分享关于他人的消息，比如谁做了什幺，说了什幺。换句话说，语言让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名誉，分享了关于他人的信息，并由此构建起他人的名誉。这就是传闲话最基本的前提。闲话本身并没有任何负面意义。闲话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能够通过互动来分享相关的社交信息，而正是这种信息让我们的社会更流畅地运作。“简而言之，闲话让我们所知的人类社会成为可能。”邓巴如是说。同时，因为闲话，逃之夭夭往往能成为骗局最简单的步骤——斩草除根也是如此，尽管很少需要这一步。
通过传闲话，我们了解了他人是如何表现的，尽管我们并没有在场直接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通过闲话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能够掌握整个社交网络的动向，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远远超过那150个和我们成为朋友的人。我们能够了解谁的表现好，谁的表现坏，谁是高尚的，谁是虚伪的，该去相信谁，需要畏惧谁，离谁远一点，和谁拉近距离。了解这些事实以后，我们就能惩罚那些偏离行为规范的人了——比如那些胆敢质疑德雷克宝藏的真实性并“危害”整个事业的人。哈策尔在料敌机先时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
这个世界其实并非充满了谎言、欺骗与偷窃，生命也不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因为我们知道，别人会知道我们做了什幺，而我们会因此付出代价。我们在乎别人的想法——他们的想法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利益。如果没有了社会信息的传播，没有了闲话，如果不能对何种行为可被接受、何种行为该被制裁达成一致，整个社会就会很快陷入混沌，只剩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争夺。
1997年，邓巴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件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去做的事：偷听他人谈话。在大学的食堂里、酒吧里和火车上，他们小心地（我们希望如此）坐在正在交谈的人身旁。他们特别关注了朋友之间放松的、非正式的谈话。每隔30秒，偷听者就会记下谈话的大致主题，并将其归类为“技术/指导性”（比如解释选举流程或者汽车发动机工作原理）、“工作/学业”（比如抱怨某门课程或是会议）、“体育/休闲”（“那场尼克斯的比赛烂透了……”），等等。
研究者们对记录下来的谈话主题进行分析时发现了一个惊人一致的模式：无论交谈者是谁，谈话在哪里发生，交谈者的年龄、性别和职业是怎样的，每场谈话中超过65%的内容都与社交有关——谈论他人的行为，分析自己的功过。也就是说，包括工作、学习、运动、文化、艺术和音乐的所有话题加在一起，也不过占据我们日常对话三分之一的内容。而剩下那三分之二，则都与他人或是我们自己的名誉有关。在一些文化中，这一比例还要更高。研究者记录了墨西哥齐纳坎坦（zinacantan）的印第安人群中近2000段谈话内容，结果发现其中78%的谈话都以社交为主题。
1994年，经济学家（以及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设计了一个实验，让参与者坐在电脑前，针对两个不同的市场进行选择性投资。他们在做出选择时，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其他人的选择，但看不到做出选择的人是谁。一个市场能保证持续稳定的回报，而另一个市场的回报则取决于投资者的数量。如果参与者只能选一个的话，他们会向哪个市场投资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共同利益困境，这种潜在的利益冲突正是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对象。（这一困境得名于在公共草场上牧羊的问题。如果只有一只羊在吃草，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只羊，并放任这只羊去吃草，那幺草很快就会被吃完，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如果每人都向第二个市场投资，所有人的利益就会最大化，每个人都会赚很多钱；但如果有人选择了稳定的可靠回报，那幺这份回报就会高于不被青睐的第二个市场的回报。奥斯特罗姆发现，当参与者完全自己做主时，他们会对其他身份不明的投资者持怀疑态度。于是，很多人就会选择第一个回报稳定的市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每个人最后平均赚到的钱仅为全部投资第二市场所获回报的五分之一。换句话说，选择独立获取回报、不相信他人的人太多，导致那些相信团结力量的人反而赚得更少。
奥斯特罗姆随即对实验规则做出了调整。在实验进行过程中，她让所有人暂停并聚在一起稍事休息。于是，参与者就面对面地看到了彼此。他们不再是和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共同参与实验了。现在，他们能够把自己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的投资动向与眼前的一个个人联系起来。参与者回到各自电脑前之后，所有人的合作性变强了很多。现在，平均回报已经达到了最大可能性的80%。引发这一重大变化的只是那次短暂的社交会面。在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中，最后的一招让整体表现又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要求“背叛者”，也就是选择第一个市场的人，被实验负责人处以罚金。
经济学家罗伯特·阿克谢罗德（robertaxelrod）发现，在无交流游戏中——也就是参与者彼此不认识，也无法利用对彼此的了解——最佳策略就是“以眼还眼”。首先，你在走第一步的时候就要展现出合作的姿态。然后，你要重复搭档的行为。如果对方也合作了，你就要予以报答；如果对方背叛了你，那幺你也以眼还眼。这样一来，如果双方在一开始就合作，就能很快形成合作性均衡的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的名誉。当然，这一策略只有在能够反复进行游戏的情况下才有效，比如在奥斯特罗姆的投资游戏中。否则，参与者必须在一开始就拥有名誉——如此一来，游戏就不能匿名进行。幸运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幺是匿名的。
名誉是条捷径。它能让我们在从未见过某人的情况下预测他会如何表现，并对这种表现做出反应。着名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两名囚徒合作，也就是都保持沉默，他们就都会被释放；但如果其中一名背叛了对方，坦白了一切，而另一名保持沉默，那幺这个沉默的人就会遭到最严厉的处罚。解决这个困境的一个方法是让两名囚徒交流，但这个困境的重点恰恰就在于不允许交流——如果两人约定好不互相揭发，两个人就都能无罪释放，但他们没有这个机会。该怎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