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的观念不同，骗术并非什幺新奇玩意——它是一门古老的生意经。
——弗兰·勒波维茨（franlebowitz），美国演员
曾经，在近20年时间里，当代艺术界涌现了一批从未有人见过的大师之作。作者是20世纪最杰出的一群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pollock）、马克·罗斯科、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motherwell）、克莱福特·斯蒂尔（clyffordstill）、威廉·德·库宁（willemdekooning）、巴尼特·纽曼（barnettnewman）、弗朗兹·克莱恩（franzkline）、萨姆·弗朗西斯（samfrancis），等等。这批艺术品规模惊人，质量无可置疑。将这批画作带到公众面前的经销商名叫格拉菲拉·罗萨尔斯，她与一位神秘的收藏家保持着独家关系。这位收藏家从父亲手中继承了一大批艺术品，上面提到的画作正是出自这笔遗产。负责公开这些画作的画廊是曼哈顿历史最悠久的诺德勒画廊。
这些画作的购买者都是艺术品收藏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声名显赫的企业家、演员和艺术爱好者。这些抽象表现主义的大师之作很快就得以在全世界展出，遍布各地展览，还出现在贝耶勒基金会美术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中。
各路专家对这些画作发表了看法。马克·罗斯科帆布画作分类目录（分类目录是艺术家作品最权威的官方纲要）的作者、历史学家戴维·安法姆称，其中罗斯科的画作令人惊叹。当时正在制作罗斯科纸张画作分类目录的英国国家美术馆表示，希望在即将出版的目录中加入一幅出自这批画作的罗斯科作品。一名专家称，其中的一幅波洛克“属于大都会博物馆”。但这批无价之宝到底来自何方呢？
格拉菲拉·罗萨尔斯来到美国的时间不长。她出生于墨西哥一个显赫的天主教家庭，自幼便置身于社会顶层精英之中。与罗萨尔斯家交往的都是艺术家、收藏家和政治家，他们与这个小女孩亲切交谈，向她身为主教的伯父寻求指点。据她回忆，在这些家族朋友中有一对年迈的夫妻。他们是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同时也是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他们对格拉菲拉讲述自己遇见的艺术家与购买的画作，这令小女孩心驰神往。她暗想，这就是她以后要做的事情。
小女孩长大后开始周游世界。在西班牙，她遇到了一名男子，并立即坠入爱河。他叫何塞·卡洛斯·博甘迪诺·迪亚兹，发誓要永远照顾她。两人决定到美国碰碰运气，因为那里充满了机遇。他们在市郊买了房子，并有了一个女儿。终于，罗萨尔斯梦寐以求的画廊——国王美术画廊开业了。她一心投入到艺术品之中，何塞·卡洛斯则从事一些慈善与人道主义工作。生活非常美好，比她想象的还要好。1986年，罗萨尔斯获得了美国的永久居住权。
20世纪90年代初，从墨西哥传来了消息：罗萨尔斯家的老朋友，那位艺术品收藏家去世了。和老人不同，他的子女对美术毫无兴趣。他们一心只想清理掉这些画作，为储藏室腾出空间。对他们来说，与其保存这些作品，不如全部卖掉省事。他们听说罗萨尔斯现在在艺术界工作，便问她是否愿意帮这些画作找到新家。价钱并不重要，他们任由她来决定这些画的市场价值。他们之所以雇她来做这件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任她能保守秘密。他们相信，她作为这个家庭的朋友，能够对某些事保持沉默。收藏家的儿子反复强调，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些画作的出处绝不能被人知晓。他们的父亲是一名未公开的同性恋者，这其实已经算不得什幺秘密，而那些画作的来路也并不太正当。收藏家有一位“志同道合”的特殊密友，曾与那些艺术家共同工作，因此能够从容出入各家画室，把那些未被列入正式目录的画作带出去，从而逃避令人厌烦的纳税要求。他们不想公开父亲有损家族荣誉的同性恋身份，也不想被看成逃税者。收藏家的儿子一再重申，绝对要保持彻底的匿名。
罗萨尔斯欣然接受了这项委托。但有一个问题：她该怎幺卖出这些画呢？对于这幺一大批大师作品来说，她自己的画廊实在太小，又没有名气。此外，她并不精通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不能准确地判断这些画作到底值多少钱，也不知道哪些收藏家会对它们感兴趣。因此，她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罗萨尔斯就频繁参加纽约艺术界的各种活动。她参加各种拍卖会，在开幕典礼上展开社交，在全城各处的活动与派对上都能看到她面带笑容、手持香槟的身影。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她遇到了吉米·安德雷德。两人一见如故。和罗萨尔斯一样，安德雷德也说西班牙语。他是一位优雅得体、品味不凡的年长绅士。他的伴侣也给罗萨尔斯留下了好印象——理查德·布朗·贝克，当代艺术收藏家，以眼光精准、出手大方着称。此后，每次当罗萨尔斯遇到安德雷德，两人都像多年好友一般致意——相互飞吻与盛赞，笑个不停。罗萨尔斯得知，安德雷德在诺德勒画廊工作已有数十年之久。那里正是售卖罗萨尔斯手上这批新画的最佳场所。
罗萨尔斯给安德雷德打了电话。他此前已经安排她去过一次诺德勒画廊，那次她手上有几幅理查德·迪本科恩（richarddiebenkorn）的素描。但这次，她告诉他，她手里的东西可比上回重要得多。她请他介绍自己与画廊的总监安·弗里德曼认识。她说，她有一幅画，弗里德曼一定愿意看看。
安·弗里德曼已经不记得第一次遇到格拉菲拉·罗萨尔斯的场景了。那不是什幺重要的聚会——吉米的某位朋友带来了一些迪本科恩的画，那些画也没有很高的价值。那是1991、1992还是1993年的事了？她已经记不清了。有人拿来了那些画，她把画卖掉了，仅此而已。
但这次会面，她记得很清楚。令她印象深刻的不是格拉菲拉·罗萨尔斯，而是她双手捧出的那幅画，浅桃红色的背景上是两朵云彩般的色块。“美得令人窒息。那是一幅罗斯科的杰作。”她闭着眼睛，这样对我说。弗里德曼身材高挑纤细，浓密的灰色卷发下是一张棱角分明的面孔。她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爱穿运动鞋而非高跟鞋，但这无损她外表的优雅。回忆那件事令弗里德曼感到心痛，毕竟，那次会面最终导致她几乎身败名裂：被诺德勒画廊解雇，遭到欺诈指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深爱的画廊关门停业。（罗萨尔斯在认罪时并未提及弗里德曼。在写作本书时，后者在法律角度看是清白的。）此外，她还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客户，失去了人们对她曾有过的高度尊重和信任。她从未预料到这一切会发生，完全没有。那些画实在太令人震撼了。它们怎幺可能是假的，或者以艺术界的行话来说，是“错的”呢？
弗里德曼问过罗萨尔斯，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没错，这是一幅杰作，但杰作也得问明出处。画作是不会凭空出现的。罗萨尔斯解释道，那是一位私人收藏家的藏品。那位收藏家希望保持匿名——她对那个家族做出了承诺。这幅画是私下购买的，从未被记录过，已经被保存了几十年。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门艺术已经逐渐衰微了。罗萨尔斯唯一愿意表明的，就是有一位x先生，他在抽象表现主义的全盛时期曾与一些日后注定会名垂史册的艺术家交往甚密。他用现金直接从画家手里购画，这些交易从未被正式记录过。没有正式交易文件可查，因为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文件。罗萨尔斯说，即便有过一些收据类的证明，也很可能在x先生去世后被他的女儿丢掉了。他的儿子现在想把这些画全部卖掉。
关于这个儿子，罗萨尔斯透露了哪些消息呢？她只说他是东欧后裔，曾居住在瑞士和墨西哥。2001年前后，弗里德曼与罗萨尔斯已经合作多年，并锲而不舍地追问关于这家人的更多消息。罗萨尔斯终于向诺德勒画廊透露了这家人的姓氏——与一位墨西哥画家的姓氏相同。那位画家也是欧洲后裔，曾在瑞士居住，在墨西哥去世。他的几个儿子在他死后继承了他的艺术收藏品。他们后来证实，罗萨尔斯售出的那些画跟他们父亲的藏品毫无关系。但是，那份证明来得太晚了。
开始时，格拉菲拉只说x先生有几个子女，他们都不喜欢艺术。弗里德曼对她说，自己只有获得更多信息才能继续运作此事，并请她留下画作以待评估。于是，罗萨尔斯离开了。
正巧，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罗斯科研究者戴维·安法姆当时从英格兰来到了纽约。他来到诺德勒画廊看了这幅画，之后表示，这幅画优美地展现了罗斯科的风格，并对弗里德曼保证，这幅画是“对的”。这与弗里德曼最初的印象不谋而合。当然，一家之言无法盖棺定论，但她很快又从其他人口中获得了同样的保证，这些人包括曾在史密森尼博物馆任美国艺术档案总监的艺术史学家、抽象表现主义专家斯蒂芬·波卡利，和英国国家美术馆20世纪美国艺术展的前任策展人、沃思堡现代美术馆总监卡尔明。各路专家纷纷前往诺德勒画廊。罗斯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对这幅画赞赏有加，专家们更是赞不绝口。那位神秘收藏家不愿透露姓名，这倒也并非什幺稀奇之事。艺术界的水本就深得很，很多人选择隐姓埋名，售卖凭证也往往含糊不清。格拉菲拉倒确实拿出了一份有签字的声明，证明她经合法授权出售这些画作，而弗里德曼的调查团队无法证明她的行为有不当之处。再加上有专家的意见作为后盾，弗里德曼终于决定，将这幅画在诺德勒画廊出售。
那批藏品开始一幅接一幅地出现。罗萨尔斯说，这些画的拥有者打算把它们全部卖掉。弗里德曼感到十分激动。每幅画都通过了严格检验，但她表示，需要深入了解这些画的背景。“匿名者”和“x先生”不行。弗里德曼记不清是谁告诉给她一个名字，可能是她自己的研究员。这个名字是“阿方索·奥索里奥”。奥索里奥本身就是一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也符合时间特征，并与那些艺术家有交往。如果是他的话，这个故事是合理的。罗萨尔斯表示，她会去向画主人确认一下。
罗萨尔斯后来对弗里德曼说，奥索里奥确实与这些画有关。就在奥索里奥的名字出现不久之后，一位名叫杰克·勒维的买家准备出两百万美元买下一幅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他要求国际艺术研究基金会（internationalfoundationforartresearch，ifar）对这幅画进行检查，画作的真伪将决定他是否进行交易。弗里德曼爽快地同意了。她认为，这幅画毫无问题。
但ifar却并不像她这样肯定。这家机构的报告显示，画作来源的说法不合理。奥索里奥不可能是经手人。ifar擅长调查艺术品来源，而由于这方面的漏洞，这一机构表示无法肯定这幅画是真品。交易就这样被取消了。
弗里德曼把调查报告拿给专家看。他们表示，这就是波洛克的真迹。ifar的说法不合理，他们建议不要理睬。ifar对画作本身没有实质性研究，只是凭奥索里奥是否参与就下了结论。看看那份报告吧：没有人对那幅画是不是波洛克的真迹或者画本身的品质表示任何疑问。不错，一些评审人员确实表示他们无法下定论，但大部分的质疑都集中在来源上。弗里德曼被专家们说服了，她自己出资，与一位加拿大的大收藏家戴维·米尔维什共同买下了这幅波洛克。她很有信心，愿意承担金钱损失的风险。米尔维什也读过了ifar的报告，他与弗里德曼意见一致。
但奥索里奥到底是怎幺回事？弗里德曼去问了罗萨尔斯。后者说，奥索里奥确实参与了交易，但不是真正的经手人，只是交流之中出现了误会。
很快，又出现了一个名字。这回极有可能是诺德勒画廊的内部人员提出的：戴维·赫伯特。他是一名杰出的艺术品商人，与很多画家有私交，与x先生一样是未公开的同性恋者：简直是完美的一环。罗萨尔斯证实了这个发现。是的，戴维·赫伯特是那个经手人。
这件事看上去说得通。卡尔明深入研究了一番，发现所有线索都对得上。赫伯特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他们都认为这下找到了整个故事中丢失的那一环。
与此同时，画作的销售在持续进行。诺德勒画廊从这些销售中获利不菲。曾在诺德勒画廊工作，并于1997年离职开办自己画廊的朱利安·维斯曼也赚了不少钱——弗里德曼和诺德勒画廊都不知道，罗萨尔斯也通过他出售画作。诺德勒画廊共赢利超过6370万美元，维斯曼获利超过1700万。罗萨尔斯的收入也与日俱增。仅在2006到2008年间，她就靠出售画作获取了大约1400万美元的利润。从1994年到2008年，她共售出了63幅画作，其中40幅通过诺德勒画廊售出，23幅通过维斯曼的画廊售出。罗萨尔斯声称，她自己只拿了佣金的一部分，其余都转交给了客户。
弗里德曼尽管一直在尽力挖掘更多信息，却在不停走入死胡同。她问罗萨尔斯，能不能前往墨西哥见见这位x先生？她为一名助手买好了机票，并把他送上了飞机。罗萨尔斯表示，自己受了冒犯。弗里德曼怎能如此背信弃义？不，不可能让他们会面。
2009年，就在罗萨尔斯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后不久，致力于研究罗伯特·马瑟韦尔作品的代达罗斯基金会（dedalusfoundation）发布了一份关于罗萨尔斯经手的马瑟韦尔画作的报告。这家机构的专家原本宣称那些画作是真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画作出现在市场上，他们开始发出怀疑的声音。这份报告直接指出，代达罗斯基金会不再为这些画担保。他们认为，这些画不是罗伯特·马瑟韦尔的作品。在同一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对一些有问题的画进行调查。这项调查进行了很久。但在2012年，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处的特工埃里克·琼克被任命调查此事，他很快就有效地挖到了问题的根源。
最终，罗萨尔斯仅被指控逃税。被指控犯有同样罪名的罪犯很多，其中就包括芝加哥黑帮教父阿尔·卡彭。罗萨尔斯被指控没有在纳税申报单上披露格拉菲拉·罗萨尔斯美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销售收入，并瞒报自己的整体收入。此外，她还没有报告过自己在马德里储蓄银行的一个海外账户——美国法律规定，海外账户如果存款超过1万美元，就要上报。实际上，大部分画都直接被销往海外而没有上报。在2006年到2008年间，罗萨尔斯实际收入1474万美元，但她向美国政府瞒报了至少1250万美元。罗萨尔斯立即被逮捕了。
法律诉讼接踵而来。皮埃尔·拉格朗日曾在2007年以1700万美元从诺德勒画廊购买了一幅波洛克的画作，现在要求退款。他声称，经一名法医学专家鉴定，这幅画是赝品。弗里德曼被解雇了，诺德勒画廊关门停业。但安·弗里德曼仍然不为所动：她仍然坚信那些画都是真品。“我很有信心，有一天，我会重获清白，他们才会是被嘲笑的，”她对我说，“当时我全心全意地相信那些画是真的。”
直到这时，令人震惊的消息终于传来。格拉菲拉·罗萨尔斯坦白了一切。她承认，自己与博甘迪诺及其兄弟，以及一位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华裔老画师钱培琛（pei-shenqian）合作，用赝品充当真品出售。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大师之作全部出自钱培琛的手笔，每一幅都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罗萨尔斯后来承认，她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诈骗。她“早在当时就知道自己出售的画作都是赝品，无一出自她所宣称的画家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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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幺这幺多在艺术界鼎鼎大名的人士会被这样一个骗局蒙蔽了这幺多年？为什幺没有一个人能识破这些慢慢融入知名藏品之列的赝品呢？
骗局到了“得寸”这一步，受害者已经对骗子的计划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资源；而到了“进尺”这一步，骗局也就到了收获之日，目标会完全、彻底、不可挽回地被骗子控制。格拉菲拉·罗萨尔斯给安·弗里德曼送去越来越多的画，却不对弗里德曼质疑的模糊来源做更多解释，并让她把这些画全部卖掉，获取更多利润，而罗萨尔斯本人则计划悄然从舞台退场，让弗里德曼和诺德勒画廊面对一切后果（当然，在这个例子里，计划出了点问题，罗萨尔斯没能及时抽身）。让目标在付出却无回报的情况下再次付出——比如弗里德曼在反复询问画作来源却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下无视各种危险信号，继续卖出这些画——看上去很难，但实际上简单得多。一旦“得寸”开始，骗子建议目标增加投入，那幺“进尺”——骗局的终点，也就无法避免了。而我们一旦陷进骗局，就无法自拔。
1976年6月3日晚上，位于爱达荷州东部的提顿大坝（tetondam）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一项常规检查时发现了两处较小的泄漏点，分别在坝趾下游1300英尺和1500英尺处。清水正以每分钟60加仑和每分钟40加仑的速度从这两个泄漏点渗出。检查员对此感到担忧，并把情况上报。但管理人员认为，这两处泄漏无关紧要。此外，直到第二天晚上9点，也没有更多的泄漏报告出现。
但在第三天早上7点左右，一些来自吉本斯与里德公司的建筑商发现有水从一边的坝肩上流出来。7点45分，美国农垦局的几名测量员来到了现场。此时，在坝趾处又发生了一处泄漏。很快，在这处泄漏点的上方不远处，又一处泄漏点出现了。测量员立即向上级发出警报。8点15分左右，大坝的建筑工程师罗伯特·罗比森与现场工程师彼得·阿伯利已经获知险情。两人于9点到达现场。此时坝肩再次发生泄漏，这次水已经进入了堤防的填石带。两名工程师下令将泄漏的水及时疏走。
10点半时，整个大坝的下游面已经变成了深色，那是水流喷洒的结果。突然间，大坝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像是崩塌或爆炸的声音。罗比森事后回忆说，那是一声“怒吼”。接下来，他们听到了瀑布，而且是大瀑布的声响。大量的水倾泻而下，冲走了堤防的填充料。很快，两辆推土机被部署到了现场，试图将土石推进迅速扩大的溃口。罗比森向溃口里张望，发现那是一个长达30或40英尺、直径6英尺的大洞，直通堤防内部。“水流浑浊不堪，”他回忆道，“从坝肩上大约15到20英尺处的大洞中倾泻而出。”推土机只工作了大约20分钟，就因为土壤过于湿滑无法继续了。很快，两辆推土机接连从大坝上翻倒，坠入下游的河水中。
这时，水面上开始出现旋涡。仿佛恐怖电影中的慢动作，旋涡开始缓缓扩散，范围越来越宽，扩散速度也越来越快。他们试图倾倒土石阻止旋涡形成，但一切都无济于事。然后，塌方终于出现了。大坝顶部溃塌了。11点57分，正午之前3分钟，大坝决口了。从那天早晨的泄漏到整个大坝轰然倒塌，只不过5个小时。
提顿大坝事故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的工程事故之一。大坝的建造费用是8560万美元。在那5个小时内，仅事故现场的直接损失就达到了建造费的一半，4000万美元。但损失远不止于此。提顿河与蛇河沿岸绵延80英里，直到亚美利加福尔斯水库，面积达300平方英里的土地都被洪水淹没。事故造成11人死亡，2.5万人无家可归。仅在雷克斯堡与舒格城两个城镇，就有大约1.6万～2万头牲畜被湍急的水流卷走——水流强度与密西西比河洪峰到来时相仿。超过10万英亩耕地被洪水淹没，而洪水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到1977年3月16日，损失据估计已经超过2.5亿美元，但对事故的索赔金额达到了4亿美元——这还不算大坝本身的损失。最终，约有3亿美元的索赔得到了补偿，而有人估计整个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高达20亿美元。也就是说，溃坝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大坝本身造价的2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