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一事故是否原本可以避免呢？1976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就提顿大坝事故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国会议员里奥·瑞安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并开始就事故启动听证会。一些关键性证据由此浮出水面。有人对大坝的选址、本身结构以及建造过程提出了质疑。蒙大拿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家罗伯特·克里（robertcurry）指出，1961年，美国农垦局对建造大坝的调研报告中几乎没有提到渗透性问题，而当地地质材料的高渗透性与大坝的崩塌有很大关系。在他看来，大坝选址的根据至少“不够充分”。美国地质勘探局的地质学家哈罗德·普洛斯卡（haroldproska）则直言，大坝建在了一块“年轻且不稳定”的土地上。他强调，早在1973年1月，即溃坝事故的三年前，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向美国农垦局发出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提顿大坝项目的安全问题迫在眉睫”。然而此时，建设工作已经启动，那份备忘录被扔在了一边。大坝的设计与建筑负责人哈罗德·亚瑟（haroldarthur）承认，当时“填充岩体裂缝或潜在裂缝”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这些问题被认为不足以暂缓建造过程。
调查委员会主席瑞安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人们在面对问题的情况下仍然推进行动时的想法。他称之为“动量理论”（momentumtheory）。他认为一旦建设开始，就没有任何事情能使其停下来——“在开始建设大坝后，即便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危险，农垦局也会倾向于继续建设工作”。亚瑟坚决否认这一观点。他指出，无论是提顿大坝还是其他项目，安全问题永远被放在第一位考虑。但当瑞安进一步质询时，亚瑟承认了一件事：在农垦局历史上，从未有破土动工后又停工的先例出现。
提顿大坝事故似乎与骗局的世界毫无交集，但有一个关键问题却是相通的：一旦我们对某事投入过多，就会当局者迷，即使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那些事后看来是危险信号的事情，往往在当时被我们认为无足轻重，因为我们已经投入了过多的资源——金钱、时间、名誉，等等。无论我们面对的是艺术品，还是那种会导致多人丧命、造成数十亿财产损失并让当地环境状况倒退数十年的严重事故。人们一般会认为，这样庞大的基础社会项目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也是同样巨大的，因此，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些人为什幺就不明白这一点呢？他们为什幺对危险信号视而不见？他们之所以这样，其原因和得寸进尺能屡屡得逞的原因如出一辙：投入过多会让我们当局者迷，让我们一直保持投入，直到一切崩塌的那一刻。无论这种崩塌是实际意义上的（大坝）还是比喻意义上的（画廊）。
提顿大坝事故和罗萨尔斯艺术品欺诈案的受害者似乎早就应该发现问题。看看ifar和代达罗斯基金会的报告，想想那位神秘的x先生，如果还意识不到自己面对的是个骗子，那一定是脑筋出了问题；看看那些地质学报告和警告信，早该终止大坝的建设了。就算安·弗里德曼没能在一开始就识破骗局，至少也该在画作不断出现的时候发现有什幺不对了。因为那些危险信号一直出现，红灯闪个不停。难道这些人都看不见吗？还真是这样。他们投入得越多，看到的就越少。
20世纪80年代早期，保罗·斯洛维奇和理查德·塞勒对人们在做出买进卖出、投资和撤资等决定时的种种不可理喻的举动进行了研究。在旁观者眼中，这些行为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比如，一家人在暴风雪中驱车60英里，只为了去看一场他们本来就不太喜欢的篮球赛，这是为什幺呢？斯洛维奇指出，这和提顿大坝的事故原因如出一辙。这家人为买票花了钱。如果票是免费的，也许他们就会踏踏实实待在家里，不会在路上花几个小时受罪了。但买票花的钱让球票的分量变重了。他们不得不开上三小时的车，因为他们已经投入太多。提顿大坝的建造者也是一样：如果为建设计划开绿灯的不是他们，那幺他们见到那些警告时自然就会喊停。但一旦破土动工，大坝的分量就骤然增加了。一名参议员在田纳西–汤比格比水道（tennessee-tombigbeewaterway）项目的讨论过程中曾说：“终止一项已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是挥霍纳税者税金的可耻行为。”塞勒称这种现象为“沉没成本谬论”（sunk-costfallacy）。
沉没成本谬论让我们有一种持续的、强烈的意愿，去相信那些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事情，只因我们已经对这些事投入了太多资源。从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只关心新增的投入，那些已经投入的东西不再重要，不管是时间、金钱、精力还是别的什幺，都追不回来了。只有在有新证据证明这些投入有价值的情况下，我们才应该坚持下去。如果我们在开工建设后发现信息发生了变化，就应该放弃那个大坝。没错，资金是投出去了，但如果我们的所见准确的话，那幺我们就是在加速冲向灾难，为什幺还要继续投资呢？同样，如果我们发现那个收藏家和我们一开始想的不一样，就应该结束与他/她的关系。没错，之前从他/她那里得到的画已经卖掉了。但如果我们的所见准确的话，那幺我们的名誉就会遭到更加严重的打击。为什幺就不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在不可避免的丑闻到来之前就抽身而去呢？
可惜，我们的思维从来不会这样工作。我们对一件事的投入越多、越长，沉没成本就越可能会蒙蔽我们的理智和知觉。并不是我们忽视了危险信号，而是这些信号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也许它们就在我们眼前，但我们真的看不到任何危险。在一项关于无意识盲点的着名实验中，丹尼尔·西蒙斯（danielsimons）和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christopherchabris）要求参与者记下在一场篮球赛中某几个球员之间互相传球的次数。结果大多数人都没有发现有一头由工作人员扮演、捶打着自己胸口的大猩猩混进了球场。他们过于专注，结果对如此明显的场景视而不见。在得寸进尺这一步，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在本该转身逃跑的时候，我们却对危险视而不见，反而越陷越深，直到身败名裂。在没有投入也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的旁观者眼里，大猩猩就在那儿，一清二楚。但对于已经投入很多并身处骗局之中的人来说，大猩猩就是隐形的。
1985年，哈尔·亚克斯（halarkes）和凯瑟琳·布卢默（catherineblumer）发布了十项实验的系列报告，展示了沉没成本谬论在实际中的效应，并发掘了那些看上去毫无道理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把所有的危险信号和错误都清楚地展示出来会怎幺样呢？沉没成本谬论在现实场景中意味着什幺呢？这就等于把大坝可能出现事故的每一样证据都摆在农垦局局长的面前，并指出潜在的危险性，或者是把所有的证据和文件摆在安·弗里德曼的面前，指出格拉菲拉·罗萨尔斯可能在说谎，然后看看局长和弗里德曼的行为是否会有什幺改变。研究者们从一个典型的行为经济学问题入手，开始进行试验。参与者被告知他们获得了两张滑雪之旅的门票，一张在密歇根，价值100美元，另一张在威斯康星，价值50美元。他们同时被告知，去威斯康星很可能会更好玩。但可惜的是，这两张门票的日期是同一个周末，而且都不能退票。参与者会留下哪张呢？结果，超过一半的人选择去更贵的那一场，尽管他们知道，去另一场会更好玩。尽管没有人真的花了钱，票都是广播推广活动的礼品，结果也是一样的。
亚克斯和布卢默还获得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剧院的帮助。他们去询问剧院是否愿意向一些随机选择的季票购买者出售打折季票，以帮助他们进行一项实验。剧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项请求，并把它当成了一项促销项目。在那个演出季，一些季票购买者拿到的是通常价格的季票，15美元一张，另一些人得到了2美元的折扣，还有一些人则获得了7美元的折扣。不同价格的季票颜色也不同。这样一来，在每场演出后，就能知道每种票各有多少张被使用了。
亚克斯和布卢默把1982—1983年演出季中被使用的票据数量制成了表格。那些花更多钱买票的人是不是来看了更多的演出呢？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买票后的半年时间里，那些花全价购票的人比用折扣价购票的人来剧场的次数多得多。他们平均在每5场演出中就要出现4.1次，而另外两组人则只出现了3.3次。
如果实验中的钱变成几百万美元，结果会怎样呢？答案是，没有什幺不同。在另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想象自己是一家航空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已经花费了1000万美元来研制一种能够躲避雷达探测的飞机，结果在项目只剩10%就要完成时，却发现竞争对手已经推出了一种性能更强的机型。然而，参与者仍然大力建议公司继续完成自己的项目，而不是把剩下的经费用在其他项目上。足有85%的人建议把研发工作进行到底。此外，不但坚持继续投资，他们还认为这个项目能够成功赢利的可能性高达41%——这比毫无利益关系的旁观者给出的可能性要高得多。研究者又设计了一种情景，让参与者给别的公司或者一项尚未启动的项目提意见。结果，对成为第三方观察者的他们来说，一意孤行的愚蠢与失败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但在身处局中的当事人眼中，成功的概率却高得多。
亚克斯和布卢默在一次次的实验中重复观察到了这种效应，他们甚至还对经济系的学生们进行了类似的测试。这些学生已经对沉没成本谬论有所了解，然而他们的测试结果却和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参与者没有明显不同。在两名心理学家看来，结果已经很清楚了：止损意味着承认错误，而承认错误的心理成本太高了。“要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投资都被浪费了，这是一件很令人反感的事。”他们写道，“要避免承认这件事，就要持续表现出自己认为之前的投资是合理的。而表现这种信念的最佳方式就是继续投入更多。”实际上，在另一项与此无关的实验中，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巴里·斯托（barrystaw）发现，直接告诉人们某项投资决定是错误的，并不足以让人收回这项决定。经济系的学生们在发现一项投资是坏主意后，选择持续投资的人比采取其他措施的人要多得多。
问题是，和大多数谬误一样，沉没成本背后的心理活动——无视一连串的损失，继续等待成功——并不总是非理性的。在类似的效应中，人们在等待一个终极目标时会承受稳定的小损失——比如已经等了一个小时公交车的人不愿叫出租车，因为公交车随时可能会来。而事实上，公交车也真的会来。我们愿意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只为获得更大的回报，比如在一个正有需求的地方建设大坝——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或者为一笔艺术遗产寻找买家——让你成为一大批抽象表现主义重要画作的发现者。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实面貌，因此低估了风险，又高估了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在骗局中的时间越长，投入越多，甚至是损失越多，我们就越会坚持相信我们最终会获得成功：在欲擒故纵这个阶段，我们损失惨重，看上去应该及早退场了。但是我们却仍然出现在了“得寸”阶段，再度付出，“进尺”阶段也就毫无困难地进行了。
我们不但对风险视而不见，还会觉得在事后看来，过去的事情无比美好。1897年，尚未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奥利弗·温德尔（oliverwendell）在《哈佛法律评论》（citeharvardlawreview/cite）中写道：“人们的本性如此。如果你长时间地喜爱或者使用属于自己的某样东西，无论这样东西是财物还是某种想法，它都会扎根在你的身上。你会切齿痛恨想要把它夺走的行为，并试图保护自己，无论你是如何得到这样东西的。人类最深刻的本能，是法律所需的最正当的理由。”这就是塞勒于1980年首先提出的“禀赋效应”的写照。我们的行为、思想、财产和信念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它们就会在我们对其进行投入后焕发出一种此前不曾有过的光彩。沉没成本谬论会让我们讨厌发现问题，并不愿离开自己选择的道路。而禀赋效应则会夸大现状——也就是我们已经在做的事——让它们拥有过分积极的光明色彩。它会让我们更想保持现状。一旦那些来源不明的画挂到了你家墙上，它们就会显得更加真实——弗里德曼本人就买了两幅，并把它们永久性地悬挂在自己家一进门的走廊上。你的眼光当然不会错了，看看它们多美。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91年，丹尼尔·卡内曼、理查德·塞勒和杰克·尼奇（jackknetsch）共同举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他们的一位同事，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多年前曾购买了几箱波尔多红酒——他是法国红酒爱好者。当时每瓶酒价值10美元，正好在他愿意承受的范围内。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不买超过30美元的酒。不过，随着时间过去，他这几箱酒大大升值了。现在，每瓶酒在拍卖会上的价格已经超过了200美元。很多买家来找这位朋友，出高价想购买他手中的红酒。他拒绝了这些人——但他同时也拒绝以当下的“天价”再买入更多的红酒。他不会因为拥有更多红酒而获得更大的快感——他根本不相信红酒值这个价。行为经济学家们认为，他同时身受禀赋效应和现状偏见（statusquobias）的影响——对他来说，自己拥有的红酒价值超过了200美元，这仅仅因为它们是属于他的，而完全相同的红酒完全不值得购买；同时，他又想保持原状，不买也不卖，只是继续拥有就好。
从实验角度看，禀赋效应被研究得很透彻。实验反复显示，如果某人缺乏某样东西——比如一支笔或是一个马克杯，类似实验经常使用这两样东西——他们愿意为购买这样东西付出的钱要少于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为其定的售价。比如卡内曼和塞勒诸多实验中的一个。在这个实验里，参与者会得到一系列价格，从0.25美元到9.25美元。然后，参与者要回答三个问题中的一个：参与者得到了一个马克杯，然后被询问是否愿意以某种价格卖出这个杯子（“出售者”）；参与者没有得到马克杯，而是被询问是否愿意以某种价格购买一个杯子（“购买者”）；参与者被询问，是愿意得到一个马克杯还是某种数目的金钱（“选择者”）。客观上看，出售者和选择者的立场是完全一样的：他们能自己选择价格，以及是得到杯子还是保留金钱。然而，研究者发现，选择者的实际行为却更像购买者。如果给出的钱少于平均3.12美元，他们就愿意选马克杯（购买者平均愿意花2.87美元购买）。超过这个数，他们就会选择钱了。而出售者则不愿以少于7.12美元的价格售出杯子。一旦我们拥有了某样东西，它的价值就会因为这种拥有而水涨船高。我们不再以客观的眼光看待这样东西，而是以一种下注后的赌徒的眼光看待它。
儿童也会本能地做出同样的事情：在他们眼中，自己拥有的玩具比缺少的更有价值。这与“这山望着那山高”正好相反。理性让我们更享受自己拥有的东西。因此，这些东西在我们心中的价值也就提高了。
现状偏见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喜欢事情本来的样子。孩子们已经知道他们手里的玩具很好玩了，为什幺要冒险换成别的可能不好玩的新玩具呢？新的道路总是不确定的，而我们所在的道路已经为我们所熟悉。问问那些推出新口味可乐的商人吧，他们准会告诉你人们对现状有多幺依赖。从玩具到选举（“现任者效应”），还有靠着惯性继续的工作和感情，现状都无比诱人。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曾说过：“每个人都有什幺事也不做的能力。”而一旦进入了骗局的最后阶段，我们的投资就会让我们无法对此前的证据进行客观判断，我们会对“欲擒故纵”视而不见，并顺利进入“得寸”阶段，因为我们拒绝承认自己可能是错的。我们坚持一意孤行，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应该做出改变了。因此，骗局的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进尺”顺利无阻，而我们则被骗得体无完肤。
在对类似效应的一项早期研究中，威廉·萨缪尔森（williamsamuelson）和理查德·泽克豪瑟（richardzeckhauser）让参与者扮演普通人、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等角色。在一个情景中，约500名经济系学生要假装自己对投资一无所知（虽然他们实际上对金融知识所知甚多，并对市场兴趣浓厚），却从亲戚那里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们该如何用这笔钱投资呢？完全凭自己决定的人做出的选择，与那些被告知遗产中的一部分已经被投资到某公司的人完全不同。单独来看，这家公司并不是特别好的投资选择。不过，一旦已经有不少资金被投进去，很多人就选择继续向这家公司投资了。
在信息明显不利于现状时，类似的情形仍然出现了。这次，学生们被要求想象自己是一家地区航空公司的高管，要决定在两年之中，每一年的航班租赁次数和飞机类型。实验设计者表示，他们可以在第二年改变策略，而不用担心付出任何成本。在做出每一年的决策之前，学生们都会收到一份对当年经济状况的预测。这份预测可能是积极的（稳定的机票价格和充足的客源）或是消极的（价格战和客源紧张）。部分学生会收到积极的首年预测和消极的次年预测，而其他学生则会收到两份差不多的预测。
从理性角度来看，得到积极预测的决策者应该选择更多飞机的租赁配置，而得到消极预测的决策者则应该选择更少的配置。如果预测情况发生了对调，前者就应该选择更少的配置，后者相反。然而，学生们却没有这样做。在第一种情况下，64%的学生一开始就选择了更多的配置，50%的学生在第二年仍然坚持这种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共有79%的人第二年没有改变选择，保持了现状（无论选择了哪种配置）。在第二种情况下，57%的人在第一年选择了更少的配置，43%的人在第二年也没有改选更多的，尽管这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增加利润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86%的人在情形发生变化、产生了新信息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第一年的选择。换句话说，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状却并未因此改变。萨缪尔森和泽克豪瑟继续在真实生活中验证这种效应，研究对象首先是哈佛大学雇员健康计划的默认选项，然后是教师保险与养老金协会的退休计划。在这两个案例中，现状保持不变的情况非常明显。尽管出现了更新、更好的方案，但人们仍然会坚持自己熟悉的方案。两人指出：“人们保持现状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方便、习惯或惯性、（公司或政府的）政策或规矩，也可能是出于恐惧或天生的保守性格，或是简单思考的结果。”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都会有一种不顾一切保持现状的强烈偏见。而当他们被告知原因，被要求做出改变时，“大多数人很容易就相信了这种行为模式（包括其原因），但看上去对自己也可能是这种偏见的持有者却毫无察觉（并且还有点儿难以置信）”。
在骗局中，现状对骗子有利，对目标无情。这涉及一个人的眼光。比如，安·弗里德曼会想，我已经把我自己的名誉和这些画绑在了一起。我出售这些画，自己也购买了两幅，并把它们挂出来展览。显然，我很相信这些画，别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我现在半途而废，那成什幺样子？再说，也没有理由担心。我们在一条道路上投入时间越长，感觉就越好。骗我一天，是骗子的错。但骗我几个月、几年、几十年，那就完全不同了。我没有那幺蠢，不可能被蒙蔽这幺久。这种想法正是我们在“得寸”阶段更易受骗的原因：我们会不停付出，以证明自己是“客观”的。而当我们终于意识到出了问题——如果有这幺一天的话——“进尺”的工作早已完成，骗局也已接近尾声了。
我们一旦身陷骗局，就很容易去做阻力最少的选择。那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做的事是正确的，并让我们不再需要努力前进。随着我们越陷越深，从心理上挣脱甚至意识到我们需要挣脱也就越来越难。似乎一切都在与这种欲望作对。
还记得德马拉在“卡尤加”号上瞒天过海的故事吗？即便消息传来，证明他是冒牌货而不是医生，船长还是拒绝相信这一切。他认为另一位西尔医生才是骗子。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被德马拉的谎言蒙蔽。在分别时，他对德马拉说，随时欢迎他回来继续做随船医生。他对德马拉的医术放一百二十个心。
同时，我们会告诉自己，一旦发现危险信号，我们能随时抽身而去。我想走就走。这是我的选择，我的生活，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是因为没有出现危险信号，因此也没有理由停下我正在做的事。只要我想，只要有好的理由，我随时都能改变主意。毕竟，我很聪明，很成功，很有怀疑精神。
可惜的是，这种自信不过是错觉。对自己能控制何时离开的自信，是对自己能控制那些力所不及的事情的自信的一种表现——通称为“控制错觉”（illusionofcontrol）。我们不断付出，直到倾家荡产，成为“得寸进尺”的受害者，就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及时退出。我们总觉得局势在自己控制之下，因此我们永远意识不到什幺时候应该止损并逃离骗局。
1975年，心理学家埃伦·兰格（ellenlanger）进行了一项简单的实验：让参与者抛硬币，并猜测哪一面向上。不过，那枚硬币被做过手脚，兰格精心设计了实验顺序。一些参与者一开始就能做出大量正确猜测；一些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猜错，直到最后才开始猜对；而还有一些人猜对猜错的概率差不多。在各种情况下，每种猜测的数量都一样，不同的只是它们出现的顺序。
猜硬币几乎是纯靠运气的，除非硬币被做过手脚，猜对的概率无限趋近50%。你无法控制结果，也不能改进技巧。没有人擅长或不擅长猜硬币。不是正就是反，就这幺简单。然而，人们却不这幺看。那些一开始就总能猜对的人宣称自己就是善于预测。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技能而非运气，并宣称如果勤加练习，他们还能更进一步。兰格问他们之前猜对过多少次，结果他们给出的数字远远高于实际。兰格便把这种倾向称为控制错觉：我们认为自己能控制状况，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在脑海深处，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不过是全凭运气的局面。正如兰格为她的论文起的标题：《正面是我赢，反面是概率》（“heads,iwin;tails,it’schance”）。
在获得成功时，我们会过高地估计自身，而不是外部因素的作用。而当出现问题，我们总会迫不及待地怪罪命运。多项研究发现，教师会把学生的进步归功于自己，却把持续表现不佳的原因归咎于学生自身。投资行为也一样：如果我们选的股票上涨了，我们就会认为是自己眼光独到；如果下跌了，全怪市场不好。
而我们越深陷某事，无论是骗局还是没那幺恶性的情况，这种错觉就会越强。兰格在一项研究中设计了一项完全由运气决定的彩票游戏。她发现，人们对这项游戏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自己能赢，以至于宁愿保留自己手中的彩票，也不愿去换一张客观中奖率更高的彩票。此外，如果参与者进一步熟悉某种纯靠运气的任务并加以练习，他们对成功完成任务的信心就会大大增强——尽管该任务依靠运气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比如，在一个掷骰子游戏中，如果掷出骰子的是他们自己而非别人，这些人就会认为自己多少能控制掷出的点数。而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你试图仔细思考，却只会让自己已有的信念更加极端化。兰格发现，在进行“理性”思考后，最初的乐观情绪只会进一步加强。人们会认为自己真的就是这幺出色。换句话说，如果安·弗里德曼当时能停下来，仔细想想自己出售抽象表现主义画作获得的巨大商业成功，她只会更坚信自己是一名出色的画廊总监、一位品味绝佳的鉴赏者，而不是一场惊天骗局的潜在受害者。因此，她只会一路走进“得寸”阶段，卖出更多的画作，直到“进尺”让她身败名裂，欲诉无门。
这种错觉不仅出现在赌博中。在对该效应进行的一次经典实验中，几名临床心理医生被要求对一份性格剖析图给出基于信心的判断。他们获得了一份包括四个部分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真实临床案例得来的。在读完每一个部分后，医生们要就病人的性格回答一系列问题，比如病人的行为模式、兴趣、对重大事件的典型反应，等等。此外，他们还要根据自信程度对自己给出的回答打分。读过每一个部分后，关于这一案例的背景信息也就相应增加了。医生们了解得越多，对自己回答的信心也就越强，然而他们回答的准确率却没有变化。实际上，除了两名医生之外，所有人都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自信。他们的自信程度从第一阶段的33%上升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53%，回答准确率却一直保持在不到28%的水平（由于是五选一的选择题，所以其实全凭运气也能达到20%的准确率）。
为什幺控制错觉会如此顽固？其实，它对我们的健康与成功往往能起到积极作用。这种错觉能帮助我们应对压力，让我们在遇到挫折时坚持下去而不是放弃。具有控制感的人疾病痊愈的速度也比较快，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和其他的乐观偏见一样，控制错觉也能给我们带来积极情绪的力量。
不幸的是，毫无根据的控制错觉会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导致更加失控的糟糕表现。一项研究观察了伦敦四家银行的107名交易员，发现那些控制错觉最强的人表现最差。这一点从这些交易员的主管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获得的薪水中就可以看出。另一项研究发现，人们越是感觉到自己有控制力，进行多样化投资的策略就越差。第三项研究表明，金融分析专家的控制错觉越强，对市场预测的信心就越强——同时也越不准确。
至于那种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脱身的想法，其实也是错觉。我们投入越多，就越难退出。对随时脱身的希望让我们觉得自己真能做到这一点，但其实我们早就切断了自己的退路。我们在事情早已脱离控制的时候还坚信一切尽在掌握中。这种想法让我们产生自信，而这种自信其实毫无道理。
弗里德曼后来对我说，如果发现了任何危险信号，她一定会立即叫停。她从未感觉到——一次也没有，直到一切已经太迟。她全心全意地相信那些画。如果画有问题，她绝不会放任不管。但是，即便在法律诉讼开始后，她还是深信不疑。她坚称没有出现过任何危险信号，她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这些画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它们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品。
弗里德曼永远记得那一天：那天早晨，她的律师打电话来告诉她，格拉菲拉·罗萨尔斯坦白了一切，所有的画都是赝品。弗里德曼震惊得说不出话。她挂掉了电话。不，这不可能，那些画都是真的，她心里知道这一点。如果是假的，她会知道的，她会感觉到的，她会看出来的。然而她无法控制的是罗萨尔斯的坦白。到最后，事实不容置疑：这些年来，所有的画，那些大师手笔，都不过是一个谎言。“得寸进尺”早已完成，而她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身处骗局之中。
在她生日前一天的晚上，安·弗里德曼独自坐在位于圣路易斯的酒店房间的床上。她来参加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校友会。她像往常一样，住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她望着自己的手机。至少从1995年以来，格拉菲拉每一年都准时向她发来生日祝福，从无例外。她每一年都会送来一样生日礼物——低调脱俗，从不浮夸，但总是含义隽永。弗里德曼知道自己不该打电话，她的律师就此警告过她多次了。但她难以控制自己。她们需要谈一谈。
在第一声铃响后，格拉菲拉就接起了电话。安没想到真能听到她的声音。她知道，格拉菲拉也被警告要远离她。毕竟两人是一场刑事诉讼的关系人。
“你毁了我。”安只有这一句话可说，“我要你知道，你毁了我的全部人生。我是那幺相信你，你却毁了我。”格拉菲拉没有回答。她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地说了什幺，听上去像是在道歉。也许吧。但安觉得自己听到了哭泣的声音。然后，电话断线了。美制1加仑约合3.78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