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会愚弄自己，认为当下的成功意味着未来更大的成功，还会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到对某件事成功率的判断上。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认为未来会按照我们的预期发生好事，在重要的事情上尤其如此。于是，保罗·弗兰普顿确信丹妮丝·米兰妮会成为他的妻子，小拉尔夫·莱恩斯确信自己能和“家人”愉快地生活，奥斯卡·伯格斯特龙确信自己把所有的钱都交给威廉·米勒，就能靠着源源不断的投资收益过上好日子。
1935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杰罗姆·弗兰克（jeromefrank）让一些志愿者完成三项不同的任务，每项任务要重复多次。这些任务很简单：第一项是尽可能快地写出一组单词；第二项是向一根棍上扔套环（就是套圈游戏）；第三项是在限定时间内在头脑中对一系列形状进行排列组合。每次，当一位参与者完成了某项任务后，弗兰克就会告知其表现如何，并询问对方在下一轮任务中会表现如何。结果弗兰克发现，参与者越想表现好，就越会对自己在未来的表现做出乐观预期，即使这种表现与参与者过去的表现毫无关系。我们希望自己的计划获得成功，投资获得回报，爱情开花结果，好运常在，身体健康，外貌变美，并把这些欲望化为对未来的预期。这很容易理解——但这也正是“取信于人”这一步骤会令人深信不疑的原因。骗子就是靠这一点才把短期骗局发展成长期骗局的。我们和骗子一起说服了自己。
我们不仅会对骗局产生积极性错觉，对骗子本身也会产生这种错觉。一旦我们开始信任某个人，认为一切都万无一失，就会相信，因为这个人直到现在都是诚实可靠的——只有我们这样想——那幺他在未来也必然是诚实可靠的。
维克多·拉斯蒂格1890年出生于布拉格。他在孩提时代就早早显现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掌握了捷克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这一天赋在后来发挥了巨大作用：拉斯蒂格的三寸不烂之舌成了他发家致富的法宝。他后来自称伯爵，成为20世纪早期的骗术大师。他曾把埃菲尔铁塔卖给了脑筋不灵光的投资者——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他让他们相信，铁塔很快会被拆除，当成废铁卖掉。他还发明了着名的“印钞箱”，可以完美复制20美元钞票——只需4000美元即可购买（对有钱人收费更高，据说曾有一名银行家花10万美元买了一台）。他在钱箱中装了一个活动底板，并在里面放了一些真钱，这一手几乎从未失败。他甚至还成功地把一只印钞箱卖给了一名警长，而后者本来是奉命来逮捕他的。
拉斯蒂格的声望与日俱增。他到芝加哥后，甚至惊动了当地的黑帮教父阿尔·卡彭（alcapone）。他对这位贩卖私酒的大亨说，如果卡彭给他5万美金，他能在两个月之内让这笔投资翻倍。当然，卡彭并非没有怀疑拉斯蒂格，不过他手下兵多将广，谅对方也不敢耍花样。“好啊，伯爵，”卡彭说，“就像你说的，60天翻倍。”做不到的话，下场自然不必多说。
拉斯蒂格不但足智多谋，而且小心谨慎。他喜欢过奢华的生活，但更喜欢活着。他不敢冒着赔钱的风险，把卡彭的钱用于投资，一分也不行。他压根没动过这个心思。他只是把所有的钱都放入了保险箱，然后就回到了纽约的大本营。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拉斯蒂格照常经营自己的生意。到了约定的那天，他回到了卡彭的办公室。
卡彭急切地向拉斯蒂格要他的双倍回报，但伯爵却满怀歉意地低下了头：“请接受我最深的歉意。我很抱歉地告诉您，计划失败了。我失败了。”随后，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拿出卡彭交给他的钱，还给了这位黑帮大佬。他接着说，自己真的努力想让计划成功，他也很需要赚钱，但失败了就是失败了。
一时之间，卡彭有些语塞。他说，他早知道拉斯蒂格是个诈骗犯。他本以为对方不是靠着坑蒙拐骗给他赚来10万美金，就是卷钱走人了。但现在，伯爵展现出了性格的另一面，这让他印象深刻。“上帝啊，你竟然这幺诚实！”卡彭叹道。他给了拉斯蒂格5000美元，帮他“渡过难关”。这正中拉斯蒂格的下怀。他利用了卡彭的“识人之明”。
罗德里克·克莱默（roderickkramer）每年都会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谈判课程。每次面对新学生时，他都会提出一个问题：你判断他人是否诚信的能力有多强？他反复发现，大约95%的人都认为自己这方面的判断力在平均水平之上——这可不是一般的平均水平，而是斯坦福商学院学生的平均水平。在这些学生眼里，别人也许看不准人，但他们自己不但能看出他人是否可信，还能看出他人是否可靠、诚实、公正。班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都认为自己属于识人能力最强的前四分之一，有五分之一的学生认为自己绝对属于最好的前10%。我们都很有自信，觉得自己能看出他人的人品有多可靠。而一旦对方证明了我们的眼光是正确的，基本上就不可能再失去我们的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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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11月24日，富兰克林财团募集到120万美元投资的当天早上，另一件大事发生了：《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关于这个财团的文章——货真价实的文章，不是米勒花钱做的广告。这篇文章的标题只有几个字，直截了当地劝诫读者“抛弃米勒的公司吧”。
文章称，金融界的专家对这个企业产生了许多疑问：担保人是谁？资金都投到哪里去了？持续不断的高额回报从何而来？投资者们发现，四天前，确实有一家名为“富兰克林财团”的企业在新泽西州申请成立，但它与米勒毫无关系。“我对米勒先生一无所知，包括他的商业活动或报上刊载的他在布鲁克林的动向，我全不知情。”新泽西的这家企业的秘书霍华德·伍德这样告诉媒体。事情变得越来越可疑了。“他们没有领导，没有总经理。他们只能在新泽西州以外通过董事会投票进行商业活动，但这个董事会从未召开过，因为根本就没有董事。”
米勒的高额回报已经吸引记者们的注意几个月之久。在财团愈发炙手可热的同时，围绕着其投资、具体操作和财务安全的媒体调查也越来越密集。记者们反复来到米勒的门前刺探消息，要求米勒答疑解惑，给出财务声明。11月24日的文章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于是，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市场因周末休市，投资者也去度周末时，米勒北上逃亡，在周末结束前就到了加拿大。
米勒北逃的同时，警方开始收网。他逃跑几小时后，警方来到了弗洛伊德大街上的办公室，发现里面已经空无一人。塞西尔·莱斯利——米勒的外联负责人和新闻发言人——也已经不知所踪。同样去向不明的还有米勒的合伙人施莱辛格。看上去房间的主人似乎走得匆忙。桌上还有4500美元现金和价值400美元的粘好邮票的信封。房间角落里有一个未开启的大型保险柜，大约45名职员和秘书站在房间里，显得困惑而不知所措。他们是来领工资的，该给他们的支票上哪儿去了呢？
当天晚上，上千人——有人说是2000人——挤满了办公室内外。他们并不特别着急，更多的是好奇。6点后，他们又开始存钱了。这个存50美元，那个存100美元。当天早些时候，确实有人来要求公司还钱，但后来起了戏剧性的变化。有几个男人对公司职员大吼大叫，要求退钱。很快，他们拿回了自己的全部本金，却在不久后又红着脸回来，询问能否再次把钱存上。他们为自己的草率和多疑道歉。很快，要求还钱的人——大约有100人——又开始存进更多的钱。这股热潮越演越烈。“米勒先生从未让我们失望，”在门外徘徊的一名女性说，“他从来都按时付息。我六个星期前投入了100美元，现在已经拿回了60美元。制造麻烦的是那些报纸和银行家。没人相信报上说什幺。”她继续说：“都是嫉妒。他们想自己赚钱。”当地的一名药剂师h.m.尤利格表示，投钱给米勒是“最英明的决定”。
一名年轻女子劝说自己的三位朋友共同投资，她也同意上面的说法。她当天下午来到办公室，想要加大投资。有人警告她这是在犯傻，但她自信地答道：“那不可能。米勒先生从来都言出必行。”街角马房的所有雇员都投资了米勒的财团。其中一名年长的德国人对旁观者做着保证。“米勒没问题，”他对《纽约时报》说，“他在这里无所不能。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会投票让他进国会。”当地的裁缝阿道夫·布雷曼投资米勒的生意后干脆关了张——连续两周，每周都拿到了75美元。他确信这笔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自己的腰包。
星期六，大约200～400人又来到了米勒的办公室。门外的告示上写着“周六休息”。一直是这样的，这群人看上去很安心。米勒先生毕竟从未在周六来过，今天也不会例外。查尔顿女士来自布鲁克林的一家血汗工厂，每天辛苦工作12小时，只能挣56美分。她紧张地和周围人谈论着。两周前，她把160美元——她的毕生积蓄——交给米勒先生保管。她收回了32美元，这是两周的利息。她的钱会不会保不住？她焦急地问着周围的人。不会的，他们对她说。这只是针对“可怜的米勒先生”的一场阴谋。听了这些，她安心地离开了。
当天下午，来了更多投资者。跛脚的卡尔·普罗伊斯骄傲地向周围的人展示他昨天存入450美元的存单。他可不紧张，一点儿也不。他只是来看看大家在吵什幺。星期一一早他还会来——保准不会迟到——来拿第一周的回报。很多人都和他一样充满信心。比如h.d.斯特伦克（投资额500美元），他是同一条街上的杂货商，相信米勒先生永远说到做到。还有糖果店老板弗兰克·韦恩斯坦，他投资了50美元，还在前一天劝自己的表兄投资了200美元，担保说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熟食店老板奥古斯特·韦伯对米勒的回报也极有信心，劝说自己的老婆和丈母娘也投了钱。这笔钱数目太大，他拒绝像周围人一样透露具体数额。“这与你无关，”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米勒先生想让我星期一再拿500美元来，肯定没问题。”
还有沃尔福德小姐，她来追加投资50美元，让自己的存款和回报都翻倍。她不怎幺读报纸。米勒先生逃跑了，不再收钱了？胡说八道。她可不要听这些。
不仅仅是当地居民，还有警察、消防员、探长和邮递员，直到当时为止，所有人都从米勒处得到了回报。人群中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说：“如果警官都不怕，咱们还怕什幺？”
星期一早晨，焦急的投资者前来领取利息时，发现办公室已经被警方查封了。
直到此时，他们还没有开始惊慌。米勒的手段太高，他们的态度又太乐观，这种乐观来自他们的经验和需求。因此，他们对米勒的回报保持着类似对宗教的信仰。他们说，最后一定会证明，这只是一场误会。小商人、家庭主妇、米勒所在教会的成员……所有人都来到了弗洛伊德大街，等着他的归来。他们反复强调，报纸才是真正有罪的一方。他们恶意造谣中伤，米勒当然只好被迫出走了。“昨日聚集在弗洛伊德大街144号门外的人似乎在等待他回来，”11月27日，米勒逃亡四天后，《纽约时报》刊文写道，“等着他宣称财团会立即恢复营业，他将打败所有敌人。”
当地警察局的一名副巡长李斯是最先怀疑米勒的人之一。他想找人站出来指证米勒的罪行，结果只是徒劳。“我还没听到任何客户说米勒不好。他们都相信他是诚实的，拒绝相信他的业务是非法的。”布鲁克林的探长詹姆斯·雷诺兹补充道，“当地人都对他深信不疑。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商人接受他的支票。这些人都对报纸感到愤怒，认为报纸毁掉了他们的‘好事’。”11月28日，米勒消失五天后，报道铺天盖地，警方的调查也逐渐深入，投资者们仍旧不为所动。装满现金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布鲁克林的邮局——投资者希望米勒归来，财团恢复日常业务之后（必然会的）照常接受投资。在百老汇大街和格雷厄姆大街交会处的邮局里有1200多封这样的信件，等待着从史上最伟大的操盘手那里得到回报。附近的邮政总局里，还躺着超过1万美元的邮政汇票。十几名探长在纽约各处撒网，搜索来自欧洲的货船和通往新泽西的火车，不放过任何可能透露米勒去向的线索。与此同时，大批人群聚集在弗洛伊德大街，等待着富兰克林财团重新盛大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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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不仅会让我们觉得如果当下一切顺利，以后也会一帆风顺，还会让我们产生自满心理，过度自信，导致机会来临时也不能及时脱身。就像米勒的投资者们，他们本意是来撤资，结果却投入了更多的钱。其中的逻辑其实很清楚。当你在犹豫不决时——“也许事情没有那幺好”——却发现了使你安心的迹象：米勒的托儿假装来撤资，却很快又把钱投了进来（这是骗子惯用的招数：找一群同伙，收买足够的人，让他们看上去像目标，用他们来带领真正的目标）。这时你的内心开始交战了：哪种情形会让我更后悔呢？是确保安全但错过潜在的黄金投资机会，还是冒险一搏，如果持续高额回报就会大发横财？
预期情绪（anticipatedemotion）——也就是我们预料自己如果采取某种行动就能感受到的情绪——会让我们强烈倾向于保持现状。预期后悔情绪会让我们继续做正在做的事；预期紧张情绪会让我们避免做任何会导致紧张的事情；同样，预期愧疚情绪也会让我们尽力去避免愧疚产生。
在一个着名的思想实验中，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描述了两位股票投资人。两人都在某只股票上损失了1200美元，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损失的方式。第一个人原本买进了某只股票，在经过考虑后又换成了另一只，导致了损失。第二个人则是因为一直持有的股票跌了，他没有经历过换股票这一步。谁的感觉会更差呢？几乎所有的实验参与者都认为第一个人——原本拿着赚钱的股票却换成亏钱的股票的人——会感到更多的悔意。一想到自己本来是对的，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大获全胜，结果却功亏一篑，这种感受对大多数人来说太痛苦了。
上述实验完成后十多年，玛雅·芭–席勒尔（mayabar-hillel）和埃弗拉特·内特尔（efratneter）发现，同样的行为也适用于存在真实金钱的情况中。他们进行了一项实验，开始时交给参与者每人一张彩票，然后用另一张同样可能获奖的彩票外加一块可口的松露巧克力做代价去交换最初的彩票。五分之三的人拒绝做交换。两名心理学家又加大了交换的筹码：除了用彩票换彩票，再直接给愿意交换的人一些现金。即便如此，仍然只有不到40%的人愿意交换。得知后悔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加大时，愿意交换的人又下降到了27%：他们被通知，最后会公开抽奖，最初的拥有者将明确知道自己原先的彩票是否得奖。即便知道彩票其实被做过手脚——怎样都不可能赢——仍然仅有不到一半的人愿意放弃最初的选择。
芭–席勒尔和内特尔总结道，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不仅是所谓的“禀赋效应”（endowmenteffect），即我们更加珍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放弃中奖彩票的可能性带来的预期性后悔被强烈放大，战胜了一切理性思考。实际上，如果把彩票换成钢笔——完全不存在价值不确定性的物品，超过90%的人会选择交换。问题不在于放弃拥有的东西，而在于放弃获胜的希望，不得不带着悔意离场。
2007年，一项跟踪研究发现，人们不仅不愿交换彩票，还认为如果进行了交换，那幺交换过的彩票更可能获奖。真相是，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我们会更愿意相信计划本身是可靠的。如果我们犹豫不决，半途而废，也许以后都会为此后悔。那时谁是输家呢？正如常言所说：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
这正是骗子在取信于人阶段的法宝：你脑海中喋喋不休的声音。万一你抽身而去，结果发现根本没人骗你，你会不会感到后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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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的行迹开始在美洲各地出现。12月初，墨西哥蒙特雷的希拉格酒店的一名职员发誓说，看到米勒带着两个大行李箱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后又去了坦皮科，并从那里乘船去了中美洲。随后，这个人被逮捕并押送回纽约，结果人们发现他根本不是米勒，只是当地的一名记者。
投资者们终于开始坐不住了。伊丽莎白·蒂蒙斯曾将价值1000美元的债券委托给米勒。现在她想要回这笔钱，并不想再与米勒有任何瓜葛。伯格斯特龙，米勒的首位受害者，将米勒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退回自己前后投入的共计150美元。2月8日，真正的米勒被詹姆斯·雷诺兹探长在蒙特利尔逮捕了。在那个周二的晚上七点钟左右，他和另一名男子走在街上，雷诺兹在人群中认出了他。“你好，米勒。我是纽约的雷诺兹探长。”他边说边走近这名逃犯。米勒摘下了帽子。“你好啊，探长。”他答道。两人握了手，米勒面带微笑。探长对他说，自己即将回到美国，如果有米勒随行就再好不过了。当晚八点，两人乘上一列火车，疾驰通过美加边境。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以前，雷诺兹和米勒到达了纽约中央车站。
“好了，米勒，我们现在到纽约了。”雷诺兹对他说，“我要逮捕你了。”米勒笑了：“当然，我明白。”这场不幸遭遇似乎丝毫没有影响他寡廉鲜耻的态度。
“任何有常识的人都明白我不在（加拿大）。”他对一名记者说。这名记者偷偷混进了看守所。米勒刚被拘留，一名律师就到场了。“自从我被和这家企业联系起来以后，我就像个足球一样被警察、律师和记者踢来踢去。”他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什幺也没干，除了帮成千上万的人赚钱。
下午四点刚过，威廉·米勒来到了布鲁克林市政厅。他像往常一样衣冠楚楚，头戴常礼帽，身披灰色短外套，外套下面穿着黑色切维厄特羊毛西服。一大群人正等在那里。米勒低头走上台阶，旁边的雷诺兹让他显得格外矮小。人群在他身后聚拢，紧跟着他的脚步。此时，法庭已经拥挤不堪，所有座位都被占满，过道里也挤满了观众。米勒站在庭上，听取了法官赫德宣读的起诉：两项一级大盗窃罪，一项二级大盗窃罪。
根本就没有什幺财团，也没有什幺股票。米勒压根没在股市投资，他甚至不是股票交易所的成员。实际上，这幺说也不对。他确实投资过一回。富兰克林财团刚成立时，米勒似乎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花1000美元买了几只他认为一定会涨的股票。毕竟，他有内幕消息，是华尔街的天才。一周之后，这笔投资的价值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跌到了5.36美元。
米勒的所作所为就是历史上最早也最成功的庞氏骗局——只不过当时查尔斯·庞兹不过还是个17岁大的少年——拿彼得的钱给保罗当利息。只要你资金来源稳定，就不会出问题。但如果来源没了，一切就都完了。米勒赚取的财富在今天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法庭判决书宣布，整个骗局是“欺骗性的、罪大恶极”。米勒的动机是“蒙骗和欺诈”。他犯下了大盗窃罪和“欺诈罪”。
米勒则辩称自己无罪。
法庭上的人们离开后，米勒被带到隔壁的一间小屋里。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他安静地坐在角落，读着报纸，和守卫开着玩笑。六点钟刚过，他被带回了位于雷蒙德大街的看守所二层的6号监房。
4月30日，米勒被判在纽约新新监狱服刑10年。这是当时法律规定范围内最长的刑期。米勒崩溃了。他的律师恳求法庭高抬贵手，但法官的态度很坚决。“这个男人建立的公司是否应该依法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个重要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应该。”
法官詹克斯·赫施贝格尔表示，的确，受害者都“无知且不会思考”。谁会相信一个因为宣称能获取暴利而被人称作“520%”的家伙呢？这简直是摆明了的诈骗。但米勒的罪行是严重的，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时间来到1903年6月，现在站在法庭上的这名男子不再是那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了。他从上千名受害者身上骗走了数百万美元的财产。如今的他长期受疾病折磨，憔悴不堪，咳嗽不止——不久之前，他在监狱里还经历了一次大出血，这几乎要了他的命——米勒在为期三天的作证期间，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保持站立。此次，他在为针对他的合伙人和律师罗伯特·亚蒙上校的指控作证。他希望以此换取提前释放的机会。
在前往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路上，跨过所谓的叹息桥时，米勒垮了下去。两名狱警牢牢抓住他的胳膊，才没让他摔倒。“我对亚蒙先生的任何怨恨之心都已经被我所了解的监狱的苦难抵消了，”他在证词结尾表示，“我在这里说的全部是真话，无论这些话会导致亚蒙先生被判有罪还是无罪。”
1905年2月10日星期五，米勒因配合有功而被赦免。他在新新监狱的位置被亚蒙取代。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米勒在纽约的洛克维尔中心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化名“威廉姆斯·施密特”，成了一名杂货商。施密特这个姓来自他的姐夫。他的罪恶历史一直被隐藏得很好，直到他和姐夫发生了争吵，后者因攻击他人而被捕。作为报复，他的姐夫向邻居和媒体说出了米勒的真实身份。“我必须使用化名。”米勒后来说，“否则我绝不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没人会相信米勒，但作为施密特，我过得不错。”
与此同时，米勒的骗局还在上演，只是换了行骗者。比如华盛顿财团公司，这家公司同样许诺每周10%的高额回报。投资者难道还没有从米勒案中吸取教训吗？一名资深记者质问这家公司的经理：“您作为一名商人，难道不知道，任何人从华尔街或是其他任何地方每周稳定获取10%的利润都是不可能的吗？”
“我不知道这有什幺不可能，”对方答道，“我听说有人在华尔街一天就本金翻倍了。我也见证了这样做的方法，但我自己不会做，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股票。我想拉蒙特先生知道该怎幺做。”
这家公司和米勒的公司宣称的投资计划完全一样，这怎幺解释？“也不能说完全一样，”对方答道，“但就算一样，又能说明什幺呢？没人知道米勒还会不会回来继续营业。我今天还听到有人说愿意半价收购米勒的投资证明，所以我想还是有人宁愿相信他也不愿相信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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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偏见是最难以避免的偏见之一。因此，正如目标难以抗拒骗局一样，骗子自己也会因为这种偏见而落入法网。成功的诱惑就是如此强烈。很多骗子行骗的历史都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确，米勒只是昙花一现，但他精神上的伙伴——伯尼·麦道夫却把庞氏骗局经营了十年，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我们的老朋友弗雷德·德马拉行骗的历史贯穿20世纪的50、60、70年代，直到环境所迫才不得不金盆洗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骗子行骗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玩过火。
我们初次听说一个骗局时，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很难相信，有人会真的认为这种事行得通。但“取信于人”的逻辑让很多骗子陷入其中。骗子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变得肆无忌惮，米勒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骗局在开始时规模很小，但随着受骗的人越来越多，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古德里奇法官在反驳米勒上诉时写道。10美元算不上肆无忌惮，120万美元就是了。乔纳·莱勒，因抄袭和故意歪曲事实而被出版社召回两本书的那位记者，最终露馅的原因是他捏造了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bobdylan）的语录。迪伦还健在，而且他的歌迷十分忠诚，熟知偶像的每一句话。谎言被戳穿后，人们的反应都是难以置信：怎幺可能有人如此胆大妄为？答案和米勒案一样。莱勒没有一开始就捏造迪伦的话。他也是从10美元开始的。但年复一年，都没有人拆穿他。到迪伦事件时，他可能已经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失败了。骗子会变得像他们的猎物一样盲目自信，相信自己能永远骗下去。我本领高强，一切顺利，所以今后也会如此，有本事就来抓我啊。有时，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他们落网。假如他们低调一点，也许就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米勒在长岛的日子几乎称得上贫困潦倒。怎幺会呢？那些钱都去哪儿了？大部分资金都没能追回，投资者也没能全部拿回自己的钱（作家米切尔·扎科夫称，投资者平均拿回了大约28%的钱）。
米勒变得太过自大，最终落入了自己的骗局。在逃往加拿大之前，他签字把财团的所有收入转交给了他的律师罗伯特·亚蒙，包括价值20万美元的债券。他后来对法官说，总共有25.5万美元。亚蒙让米勒相信他，因为律师与客户享有保密特免权，这笔钱是安全的。亚蒙说他会处理好一切。
最终，米勒只拿回了5000美元。据亚蒙所说，有5000美元花在“修理”一些闹事的人身上，另外5000美元则用来贿赂陪审团。为了“守护”基金，亚蒙还同时答应照顾米勒住在布鲁克林的妻子：他每周慷慨地给她5美元生活费。
开始时只是一个词，一句话，一个场景，一个被修改过的事实，或一个经过加工的数据。有谁注意到了吗？没有？那幺就继续吧。很快，诡计自己就有了生命，骗子再添加更多的谎言，编织出一个虚假的世界。骗子不是精神病患者，甚至可能也不是病态说谎者。骗子只是骗子，太过陶醉于自己的诡计，太确信自己会成功，不相信会有失败的那天。
被抓住了又怎样？一切还是令人难以相信——正如米勒的受害者直到最后还拒绝相信，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钱了。这一切简直太匪夷所思了。取信于人的伎俩就是这幺厉害。风险太大了，之前一切又这幺顺利，一定只是因为出了什幺岔子——而不是一切都完了。人们坚持相信米勒是诚实的，同样，作茧自缚的骗子也相信自己是诚实的。他会一直抗议说，自己是无辜的，直到这种抗议变成脱离现实的最后一击。
因为赢利并不只意味着赚钱，它还意味着获取优势。的确，有时是金钱方面的优势，但也可能是认知上、名誉上或私人方面的优势。我们看到自己能掌握这种优势时，就会牢牢抓住它，永远不想放手。1英尺约合0.3米。——编者注
近年来，也有很多研究指出“热手效应”确实存在，只是其影响被过分夸大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