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我是偶像。我是英雄。我是他们生活的主人与裁决者。
——查尔斯·庞兹（charlesponzi），骗术大师
1889年3月，威廉·富兰克林·米勒（williamfranklinmiller）问几个朋友，愿不愿意每人给他10美元的投资。米勒性情温和，长着一副孩子气的面孔，身高不足5英尺半。他为了修饰不知何时折断过的鼻子，留了一脸黑胡子，这让他显得颇为庄严。他是本地区的杰出人物——他是汤普金斯大街公理教会的成员，这是布鲁克林区最好的教会之一。他还曾是该教会慈善部门基督教奋进协会的负责人。他在教会里认识了三个年轻的小伙子——哈特曼、伯格斯特龙和布拉格。其中最小的刚过17岁，最大的也才20岁。米勒对这三个人公布了自己的计划。他神秘地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每人给他10美元，他会保证让他们在之后的每周都有10%的收益。三个小伙子精神一振：10%，这个数字太诱人了。
米勒放低了声音，告诉他们自己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里有内线。这个“内幕交易”不但能让他保证10%的收益，还能靠一份神秘的“盈余”保证本金的安全。随后，他又详细解释道，这个内部消息“来自一份从未失败过的投机性收益”。如果谁想退出，只需提前一周通知他，就能拿回全部本金，分毫不差。三个小伙子动了心。没错，这听上去好得不像真的，但话又说回来，米勒是个可靠的人。他虽然只有22岁，但比他们经历丰富得多。而且他之前就在股票市场上工作（米勒没提过自己只是市议员雅各布·a.康托办公室的勤杂工，周薪5美元）。他甚至还在马西大街和帕克大道的交会处有一间办公室，就在赫伯与布兰德商店的楼上。谁知道呢，他既然租得起这间办公室，没准他真的有什幺内线。三人决定回去好好想一想。
3月16日，奥斯卡·伯格斯特龙来到了弗洛伊德大街144号，米勒的新办公室。他走上楼梯，进入了一间装潢简单但精致的房间。这里曾是一间卧室，现在房间里摆着一张书桌，上面满是看上去很有分量的财务文件。旁边有一张小桌，周围摆着几把椅子。当然，还有一个庞大的高级保险柜，这里毕竟是存放真金白银的地方。房间里只有米勒一个人。他对资金十分小心，不会在没必要的事情上铺张浪费。别人把辛苦赚来的钱交给他，他当然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根本无须浪费在雇用助手这种事上。
伯格斯特龙拿着10美元向书桌走去。米勒郑重地接过了钱。他向这名略显紧张的年轻人保证，这笔钱一定安全。他撕下一小张纸作为收据，上面写着“用于股票投资。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股息保证每周至少1美元，直到本金收回”。米勒就这样得到了第一个客户。
米勒说到做到。直到4月上旬，伯格斯特龙每周都来弗洛伊德大街收钱。而正如承诺所言，他每周都收到了10%的收益。伯根斯特龙对米勒大为折服，又追加了10美元投资。
到了8月，生意越做越好，米勒雇了几个帮手：约翰·米勒和路易斯·米勒，还有查尔斯·谢勒，都是14岁的男孩。他自己做过办事员，现在给别人当起了领导。10月时，他已经租下了整栋大楼，大楼的主人格斯·布兰德也成了他的投资人。他在4月投了20美元，6月投了100美元，8月投了10美元，11月又投了50美元。
客户人数越来越多。现在，米勒不再随便撕张纸给人写收据了。他用上了带抬头的信纸。信纸上写着“10.00美元的投资会为您带来52.00美元的年收入”。落款是“威廉·f.米勒，富兰克林财团经理、银行家与股票经纪人。每日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进行股票交易”。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照片被印在信纸上，下面是他的名言“通往市场与财富之路同样平坦”。秋天将尽时，他已经有了非常专业的证书，上面还加了“投资、股票、债券、小麦和棉花期货”的资质。
10月，投资持续成功，米勒决定成立公司。他写信给投资者，通知他们从12月2日开始，“富兰克林财团”将成为公司的正式名称，启动资金100万美元。他说，这对投资者和他自己同样有好处。他们可以把投资变成股票——所有帮助过他的人都是在帮助自己。据他估计，到1900年3月1日，股价将涨到每股400到500美元。大家会一起变成富翁。对了，从现在开始，最小投资额变为50美元。“我愿祝贺富兰克林财团的所有投资人，富兰克林在我的管理下获得了非凡的成功。”
成立公司的过程比预想中要长一些。有些事先没想到的困难，这也可以理解。一些投资者开始不耐烦，但米勒很快就提醒他们，“我的志愿是把富兰克林财团打造成华尔街最大最强的财团，我们将可以操控股市的涨跌，这会让我们获得比现在那些家伙高五倍的利润”。同时，和以前一样，他们绝对、完全、保证不会有任何损失。“我们的业务诚实、安全、合法、有利可图。”对于心存疑虑的人，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也许觉得这不可能，但你知道，一定有一种办法能让人在短期内财富翻倍，否则就不会有杰·古尔德、范德比尔特或弗劳尔财团这些在华尔街上白手起家的大亨和财团了。”当然，他是对的，否则，该怎幺解释那些人的成功呢？
焦躁的投资者们平静了下来。很多人被米勒的诚意说服，又投入了更多资金。
富兰克林财团进一步发展壮大。凭借着信誓旦旦的保证，对新进投资者的慷慨回报和成百上千、遍布全美报纸的广告，其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在广告方面，米勒花了至少3.2万美元保证定期发布广告，增加曝光率，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如“威震华尔街，威廉·f.米勒的富兰克林财团大获全胜……这位崭露头角的大师令其同行黯然失色”。到11月，富兰克林财团已经拥有超过1.2万名投资者，每天有2万～6.3万美元不等的投资进入米勒的账户。
投资者的长队沿楼梯而下，穿过大门，在弗洛伊德大街上蜿蜒。你能看到已经领到分红的幸运儿走下楼梯，脸上喜气洋洋。剩下的人则为了这份机会努力挤上前去。在一个凛冽的冬日早晨，排队的人实在太多，竟挤垮了弗洛伊德大街144号的门廊。
办公室里则是一派井然有序的专业景象。现在屋里有两张可翻盖的书桌，和一张摆着煞有介事的通告的大桌子，通告上宣扬的都是富兰克林财团的成功。桌子中央有一道木轨，将投资与分红款项分开。办公室右侧是一个带玻璃窗的小隔间，投资者在这里领取分红。隔间里的架子上有成堆的记账单和金银货币，人人都能看到。真是一幅美好的画面。
到11月24日，米勒已经收到了近120万美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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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谢丽·泰勒（shelleytaylor）指出，一种强烈的偏见会造成我们对世界的误解。我们不仅认为自己是出众的，还相信我们的生活将会一帆风顺、越来越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天生就会把事情想得太过乐观，就算在那些我们无力控制的事上也是如此。这种倾向被称为“积极偏见”（positivitybias）或“乐观偏见”（optimisticbias），这也来源于我们对自身出众性的信念，但表现在我们对生活的期待上：我们将如何生活，命运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周围的环境和发生的事情。就连悲观主义者也有这种偏见，因为这不是对世界或其他人的乐观偏见，而是对你自己的。就连最酸的怀疑论者也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欺诈游戏的下一个阶段是取信于人，这个阶段的关键就是要让人信以为真。这时，你看上去已经胜利在望，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你的投资正在不断获得收益。你的皱纹在消失，体重也在减轻。那个医生看起来真的医术精湛。那瓶酒真是琼浆玉液，那幅画真是妙笔生花。你这次交易做得真是漂亮。你下注的那匹马也赢定了。
骗子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非凡之处：我们很好，因此好事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看吧，好事果然发生了，我们一开始就相信对方果然是没错的。10%的收益一直很稳定，和当初说好的一样。没有哪个骗子是完全空口胡说的。他一定会拿出一些好处来稳住你。骗子要让他的猎物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哪怕只有那幺一会儿。
艺术品欺诈犯格拉菲拉·罗萨尔斯在她卖到市场上的数十幅赝品中也掺杂了若干真迹。假酒供应商鲁迪·库尼亚万和哈迪·罗登斯托克（前者已被判刑，后者仍未定罪）在举办豪华晚宴时上的酒也都是正品佳酿。当然，所有的庞氏骗局在维持不下去之前都正常运转。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很不善于预测未来。当然，未来本来就是不可预测的，但我们总是想反其道而行之。事情顺利时，我们会认为未来也会一帆风顺——甚至还很可能越来越好。泰勒写道，我们倾向于认为“现在比过去好，而未来会更好”。在一项面对美国人的调查中，大多数人表示相信未来会持续变得越来越好。在一项研究中，大学生被要求写下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在未来的可能性。结果，乐观回答的数量是悲观回答的四倍。泰勒写道：“大多数人似乎在说：‘未来是美好的，对我来说更是如此。’”
当事关我们自己的生活时，我们会更加倾向于肯定好事将会发生，坏事与我们无关——对于难以准确预测的事件来说更是如此。对于那些和我们有关的事情，我们会乐观得不切实际——我一定能在期限前完成这本书，没有什幺能阻挡我——我们对克服困难的预期也乐观得不切实际。真的吗？真的没有什幺能阻挡我吗？
1990年，心理学家罗伯特·瓦隆（robertvallone）和同事们请一些学生预测了41项可能在新学期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这项清单的内容包括参加兄弟会或女生联谊会、到旧金山市旅行、参与一项运动、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投票、某门课程不及格、每天学习超过两小时、某门课程得到更高的绩点、交一个稳定的男/女朋友、至少给父母打5次电话、改变事业目标、改变政治立场、制订研究生或职业计划、思念家乡、无法放弃不合适的恋爱对象等。其中一些预测是积极的，另一些则是消极的。到了学期末，研究者们又召集了这些学生，看看他们的预测是否准确。
在70%的预测，即29个事项中，学生们表现出了至少10%的过分自信——也就是说，真实情况与预测情况之间的差距至少有10%。在另外8个事项中，这一差距超过了20%。学生们总是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生活：他们总是认为积极的事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自己能够避免消极的事件。但后者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比如，他们几乎有十足的把握——80%～85%——自己到学期末还能保持异地恋情。但实际的成功率还不如掷硬币的结果。
小拉尔夫·莱恩斯是俄勒冈州加斯顿一处大型林场的继承人，这份家业价值1550万美元。他是一名坚定的不婚主义者。2004年，57岁的莱恩斯拜访了附近一位名叫蕾切尔·李（rachellee）的占卜师。他对自己听到的解读感到很满意，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成了李的常客，经常出入她的店面，听取更多建议。他感到自己可以相信这名女子。她一生中受了不少苦——丈夫死于癌症——而她看上去真诚可靠。2006年10月，莱恩斯的父亲遭遇了中风。这让莱恩斯想到，可以雇用李做老人的全职健康护理员。毕竟，她曾长年照顾自己的丈夫。于是，李开始了新工作，月薪近9000美元。她的男友布兰西则成了林场的维护人员。父亲死后，莱恩斯授权李来管理财产。李开始购置地产——在各个城镇买下灵媒店和房产。她对莱恩斯说，这是“实现投资回报”的完美方式。她自称此前曾在房地产业工作过。莱恩斯完全相信了她的建议。
随后，在2007年，她又开展了下一步计划：把自己十几岁的女儿珀莎（porsha）介绍给莱恩斯。不过，莱恩斯只知道她叫玛丽·马科斯，完全不知道她与李的关系。为了扮演这个角色，珀莎戴上了一顶金色的假发——这是莱恩斯最喜欢的发色——还操起了一口英国口音，并刻意安排了一个机会让两人碰面。
莱恩斯对此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在2007年10月21日，他刚参加过一场林场主间的会议，让李到机场去接他。李让他在吸烟区等她。在那里，坐在椅子上的一位美貌金发女郎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她自称能够与周围的人产生共鸣，从他身上感知到了强烈的精神信号。她说出了他的很多个人信息，甚至包括他的生日。她说这些信息直接流进了她的脑海。莱恩斯完全相信了她。他问起她的姓名。她自称“玛丽·马科斯”，是个兼职会计师。两人约定下次一起喝咖啡。
他们的友谊迅速升温。马科斯不失时机地透露了一个秘密：她没有合法身份，很快就会被遣送出境。莱恩斯答应娶她为妻，然后她拿出一些法律文件让他签名——后来这些文件被证明都是假的。2010年11月，莱恩斯的房产被转到了马科斯的名下。
这时进行到了骗局的关键时刻。马科斯想要一个孩子。莱恩斯同意进行人工授精。他记得她拿来一个装满干冰的大罐子，让他向里面“存入”精液。莱恩斯以为她是把精液带到加州的一家诊所去进行授精。但马科斯其实另有计划。她是真的怀孕了——孩子父亲是另一个男人。男孩降生后——她给孩子起名为“乔治·阿玛尼”——她告诉莱恩斯这是他的儿子。蕾切尔·李当起了孩子的保姆。
2012年，马科斯提出想再要一个孩子，莱恩斯高兴地同意了。他对自己不断增员的家庭感到很骄傲，很期待再添一口人。不过这次马科斯是假装怀孕。到该显怀的时候，她在衣服下面塞了个垫子，让自己看起来身怀六甲。然后，她带来了坏消息：格洛丽亚·珍——这是莱恩斯为未降生的孩子起的名字——没能保住。她流产了。莱恩斯听到消息后十分伤心。
为什幺马科斯要假装怀孕呢？因为蕾切尔·李需要更多时间。到“流产”的时候，她已经完成了对莱恩斯财产的清算，让这个一度兴旺的林场变得一文不值了。
2015年2月19日，67岁的莱恩斯出庭作证。他显得困惑而烦乱，不能完全明白到底发生了什幺。“我以为我和一个名叫‘玛丽·马科斯’的人结婚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他对法庭说。他也没有做好准备去相信人们告诉他的实情。“出于我本人的原因，我会继续戴着婚戒。”李被判入狱8年4个月。她的女儿珀莎，那个被莱恩斯当成“玛丽·马科斯”的女人，如今已经25岁。她承认犯有共谋罪，被判入狱2年10个月。布兰西·李则被判入狱2年。
莱恩斯不仅在法庭上表现得不肯接受现实，在与李一家共处的10年中，他就曾多次听到警告。他与蕾切尔·李共同出席本地活动时，一些朋友向他表示过怀疑。2010年，他带玛丽参加高中同学会时，他的表妹卡琳·芬尼莫尔直接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她根本不知道他结婚了。她对检方说，他以前有个习惯，每一两周都会到她家坐坐，和她聊聊天，但两人逐渐疏远了。她能感到他被隔绝在自己的圈子之外，这肯定不是好事。此外，还有更直接的证据，比如他的孩子和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莱恩斯选择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本可以发现破绽，但一切看上去都那幺美好。于是他做了简单的选择：继续相信。直到银行对一些以他名义进行的金融交易表达了担忧，警方开始介入调查。如果莱恩斯能决定的话，他恐怕会一直相信到最后，那样事情会比现在更轻松愉快。对于这种更愉快、更轻松的生活的基本欲望，正是“取信于人”这一步能成功的关键。
来自我们周围环境的信息出现后，我们会关注正面信息，并倾向于隔离并忽视负面信息。这种选择性的感知让我们变得更富同情心，更快乐，更能关心他人，更有效率，更富创造性。当我们接收到负面信息时，我们（通常）能够处理，因为我们会找理由证明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很有能力，只是这一次事情出了点儿差错。即便我们不去找理由，良好的自我感觉也能让我们更坦然地接受坏消息。是的，我搞砸了，但我能补救。
但正是这种对信息的选择性处理，让我们把米勒的10%收益归因于自己敏锐的投资眼光，而非某种奇异的外因。既然这种收益是我们眼光独到的结果，那幺它必然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结束。如果我们期待某件事能成功，那幺我们就会看到这件事即使在不利条件下仍然能成功的证据。米勒的收益到底是高超投资策略的结果，还是来源于其他地方呢？只要钱源源不断地按照约定进入账户，我们就不会太深入挖掘原因。我们只会认为他是个投资高手。这难道不是我们选择他的原因吗？
以股票市场为例，根据市场长时间的表现，我们可以得到大量数据——图表、趋势、涨跌的循环、预期收益等。但当一切顺利时，就连最精明的投资者也难以相信，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开始亏损。1998年股市处于牛市时，有人让投资者预测自己在下一年的年收益率。他们都做出了14%的乐观预测。而在预测今后十年的收益率时，这些人变得更加乐观，他们估计自己的年化收益率为17.4%——而美国股市的长期年平均收益率在10%到11%之间，交易者和职业投资者对此心知肚明。
正因如此，泡沫会一次又一次地迅猛膨胀——对整个市场或某一特定领域都是如此——然后会同样迅猛地破裂。每个人都会从理论上明白，泡沫迟早会破，但从实践上看，似乎总是还没到破的时候。毕竟，一切都是这幺顺利。取信于人这一步骤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此：让人完全相信一切顺利。既然一切顺利，而且你又相信以后也会同样一帆风顺，为什幺现在就要退出呢？
这种无视自身风险的盲目乐观情绪并非现代市场的特色，而是要古老和普遍得多。17世纪早期荷兰的“郁金香狂热”（tulipmania）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泡沫之一。当时的人们对这种花的渴求异常强烈，导致价格飙升，在17世纪30年代，甚至有一名水手因为误把郁金香球根当成洋葱吃掉而获罪入狱。这个故事虽然可能是杜撰的，但其体现的氛围却丝毫不假。在1637年，泡沫达到顶峰，一些球根的价格在短短三个月内飙升了20倍。一种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特别受欢迎，在17世纪20年代的售价竟高达上千荷兰盾。在泡沫破灭前一周，一株“永远的奥古斯都”的价格相当于一所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豪华住宅——5500荷兰盾。当年2月，市场崩溃了。这就是投机的本质，也是我们无尽乐观情绪的本质：如果我们无所期待，泡沫就不会出现；如果我们充满希望，泡沫就会应运而生。取信于人并不需要什幺证明，只要当下的成功就够了。
尽管泡沫和骗局不能混为一谈，但两者的区别其实并不大：两者都有很多共同的本源，由于相同的原因出现，而且尽管有诸多失败的先例，但两者的生命力都惊人地顽强，其原因也大同小异。有时，人们极难分辨什幺是骗局，什幺是泡沫。同一件事情，对某人来说是泡沫，对另一个人来说很可能就是骗局。
1714年，约翰·劳（johnlaw）来到了巴黎。他身材修长，气质高雅，对女人和赌博抱有同等的热情。很快，劳就在路易大帝广场附近安了家——这里位于巴黎第一区中心的黄金地段，住在这里的都是位于社会顶层的权贵阶级。今天，这里被称为“旺多姆广场”，丽思卡尔顿和旺多姆酒店都坐落于此。很快，劳就开始在阿姆斯特丹银行任职。他在家乡苏格兰是一位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自小受到身为银行家的父亲的培养。同时，他还有一种让自己在上流社会中备受欢迎的魅力。
劳会隔三岔五地与奥尔良公爵等人赌博作乐，后者在未来将成为法兰西的摄政王。公爵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有趣的苏格兰人。他发现这个人知道该怎幺与身居高位的人相处，同时又不会太过卑躬屈膝。从阿姆斯特丹到威尼斯，劳曾与欧洲最杰出的人物相谈甚欢，但同时他又明白该怎幺做一个举止得体的宾客和一个最具魅力的密友。
当时，法国正深陷债务的泥潭。路易十四一生穷兵黩武、穷奢极欲，去世时留下了约20亿里弗尔的国债。贵金属严重短缺，无法铸造新币。国王去世时，继承人年仅5岁，公爵便成为摄政王。面对国家的窘境，公爵向他的老友征询财政方面的建议。
劳很快便开始执掌当时的法国通用银行，不久之后更被赋予统领全国的财政大权。他有个计划。多年以来，他一直宣扬建立中央银行系统，以金银储备为后盾，使用纸币作为交易媒介，来使金融体系更富弹性。在今天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至少在理论上，我们的金融体系就是这样运行的。但在当时，这是极富创造性的举措。当时并没有流通中的纸币，一切买卖均以贵金属交易。使用纸币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同时劳还希望纸币能够刺激消费和贸易，从而让法国走出困境。劳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密西西比公司，从事与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活动。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货物与贵金属，让法国经济得到急需的刺激。
接下来发生的事直到今天还争议不休。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在达到历史最高点的一年后，于1720年崩盘了。少数富有远见的投资者看到公司股票发行得越来越多，纸币也不停加印，经济却几乎没有出现相应的起色，就断定这是一个陷入死循环的系统。于是，一些投资者——包括两名王室成员——决定售出股票。很快，其他人也开始抛售股票了：股价已经很高，何不换成现金呢？劳又加印了150万里弗尔，用来支付给这些投资者，但人们不再接受纸币了，而是要硬币。在兑付大潮下，此时已更名为皇家银行的通用银行倒闭了。劳则被迫逃离了法国。他化装成一名乞丐以逃避追捕。八年后，劳因肺炎死在维也纳，去世时身无分文，孑然一身。
一些人认为约翰·劳是一名骗术大师，利用皮包公司发行毫无价值的股票，把法国带向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当时的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
我在周一买进了股票
周二升到几百万
于是周三我买了豪宅
周四又坐进了豪华马车
周五我去了舞会
周六被送进了济贫院
一名贵族评论道：“纸币体系就这样结束了。它让一千名乞丐变成了富翁，却让十万人变成了穷光蛋。”1976年，杰伊·罗伯特·纳什（jayrobertnash）记录诈骗历史的着作《骗子与欺诈客》（citehustlersandconmen/cite）出版了。在书中，纳什把劳列入了史上最强骗子名单。2014年10月，经济与金融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johnsteelgordon）表示，劳的所作所为堪称史上最伟大的骗局。
但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劳并不是一名骗子。他的计划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他却输在了泡沫心态上。他认为自己能够一直发行股票、印制纸钞，与此同时巩固贸易公司，让整个体系运行下去。信心会保持高涨，因为信心已经很强；股价也会一直上涨，因为此前从未下跌。
那幺，他到底是一名骗子，还是仅仅时运不济呢？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这是一个关于知识与目的的问题。他到底是真心想扶持经济，还是抱着捞钱的心态爬上高位，想时机一到便远走高飞？没人能做出评判。在来到法国之前，他在苏格兰老家曾因为沉迷赌博败坏了父亲留下的家业，之后又因为在一场决斗中杀了人而被判死刑（他逃到了阿姆斯特丹，后来又返回了苏格兰）。辗转进入法国宫廷之前，他的计划已经被苏格兰和阿姆斯特丹拒之门外。法兰西当时看上去和理想的骗局受害者没什幺两样：整个国家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已经慌不择路。有那幺一段时间，劳看上去似乎确实带领国家走在了正路上。穷人的手里有了钱，呼吁革命的人也安分了下来。谁又能说好日子不会持续下去呢？取信于人的关键就在于让目标相信长远的利益。无论是不是有意欺骗，劳确实知道如何取信于人。一名超越时代的改革者和一名懂得利用人们对未来乐观心态的老练骗子，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有时非常模糊。直到最后一刻，法兰西和她的人民还在为这个计划添砖加瓦。它怎幺竟会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轰然倒塌呢？
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我们无法在成功之时预见失败，或者说尽管我们会想到失败，却从不真的认为它会来临——不会现在发生，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对未来的乐观心态是非常强大的。
实际上，我们的乐观心态强到能让我们自己制造出对成功未来的幻想，甚至不需要米勒、劳或麦道夫这样的人诱导。我们看到一个骗局正在顺利进行，就会雄心勃勃，说服自己我们的投资是明智的，无论这种投资是金钱、时间、名誉还是其他什幺宝贵资源。只要想看，我们能随时随地看到好兆头。这就是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gilovich）在1985年发现的“热手谬误”（hot-handfallacy）的成因之一。吉洛维奇在棒球迷中发现了这种效应。他们会断言某位选手“手热得发烫”。选手和教练似乎也相信这种说法——甚至会在选秀时挑选那些“手热”的选手。
在吉洛维奇看来，这种说法非常不可信。他是一名认知心理学研究者，研究对象是理性和非理性心理。他明白，根本没有理由相信人的天赋和技能会出现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差异。他还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共事过，后者在大约10年前与丹尼尔·卡内曼共同提出了“小数定律”（lawofsmallnumbers）：我们会倾向于把从大样本中得出的结论错误地移植到小样本中。一旦出现与结论不同的现象，我们就会认为是运气的原因。举例来说，掷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那幺我们就会认为，掷十次硬币应该有五次正面朝上。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是，这种概率是通过大样本得出的。所以，如果连续出现反面朝上的情况，我们就会认为是运气在作怪了。
西蒙·洛弗尔曾是一名骗子，后来金盆洗手，成为一名魔术师。他写了一本书，揭示骗子如何利用“小数定律”心理。有一种最简单的小骗局，就是让人们在自己认为极有可能或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上下赌注，然后再一举反转那些看上去极为笃定的预期。在这种赌局中，骗子先做出某种声明，然后问周围的人有没有敢和他打赌的。比如声称自己能够把一支香烟打成结而不破坏卷烟纸。这怎幺可能呢？任何人只要试过几次，都会跟你打赌，说你做不到。但如果先把香烟用烟盒外的玻璃纸紧紧卷起来，再带着玻璃纸打结，不可能就变成了可能。这种赌局利用了人们的预期，然后做出与预期完全不同的事。骗子利用了取信于人的心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吉洛维奇和同事们决定测试“热手效应”是否存在。他们分析了nba篮球队费城76人队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投篮命中率数据，结果没能发现“热手效应”存在的任何证据：一名刚刚投入一球的球员，下一球投中的概率并未提高。超水平发挥并非“手热”的结果，而纯属偶然。球员的表现完全符合概率分布，而并非突然获得了某种魔力。
即便“热手效应”已经被反复证伪过了——2006年，一项针对过去2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所谓天才突然涌现的证据严重不足——这种心理还是影响着我们对未来的想法。如果某位球员“手风正顺”，其他人应该把球传给他，因为他一定会投进。卡内曼指出，在对冲基金中也存在同样的效应。如果一支基金在几年内大获成功，投资者就会蜂拥而至。他们认为，当下的成功，即便是在金融市场这种极不稳定的环境下，也意味着持续的成功。但这些可观的回报却往往会烟消云散，甚至导致亏损。毕竟，这是一场概率的游戏。当然，基金经理的业务水平也很重要，但他最终也得靠运气——而天赋不足时，运气往往会带着天赋的面具招摇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