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功的全部秘诀在于骗自己，让我们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毕竟从统计学上讲，我们成功的可能性不高。
——汤姆·彼得斯（tompeters），美国管理学家
2014年4月底，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做出了一项几乎史无前例的决定：开除一名终身教授。这名教授提出要退休，但校方拒绝了他。想体面地辞职？不行。校长卡罗尔·伏尔特强调，他是被开除的。“您的行为使您不再配得上本校教职人员的身份。”她在通知他校方听证委员会的决定的信中写道。这名教授当时在校内担任物理与天文学特聘教授。他发表过271篇学术论文，被引用高达7000余次，全美有近百位终身教授对他表示支持。到底是什幺让校方做出了这幺严厉的处理决定呢？
保罗·弗兰普顿（paulframpton）在热门约会网站上认识了丹妮丝·米兰妮。弗兰普顿当时68岁，离婚独居，是一位理论粒子物理学家。工作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但他想要更多：孩子、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爱情。这时米兰妮出现了，真是天作之合。
丹妮丝·米兰妮是个大美女。她是一名来自捷克的模特，32岁，比他小了近40岁。她曾在几年前获得世界比基尼小姐的桂冠。像她这样的人怎幺会爱上他呢？在弗兰普顿看来，这再自然不过，因为她对他说自己喜欢年纪大的男人。到处拍照的工作越来越无趣了，人们总对她品头论足，认为她是个花瓶。这一切让她受够了。她已经准备好，要做出改变。
弗兰普顿和米兰妮在接下来的11周里互相通信。根据《纽约时报》一篇长文报道，他们通信频繁，内容亲密而富有激情。她对他说过很多次她爱他。他们虽然从未谋面，但爱情有时就是没来由的。不管爱以什幺形式来临，你都必须接受。他要给她打电话，她拒绝了。为什幺不干脆见面呢？她对他说，自己正要去玻利维亚拍摄一组照片。他可以到那儿和她见面。终于，这对有情人要团聚了。
弗兰普顿出生于英国伍斯特郡的基德明斯特。他来自一个中下层家庭，家人深以他的学术成就为傲，并在邻里间大力宣扬。他以两门学科优等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于1968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又远赴芝加哥，跟随学科领军人物、日本物理学家南部阳一郎进行博士后工作。1985年，他成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教授，并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近30年。
这已经不是弗兰普顿第一次被婚姻的诱惑吸引到国外了。他在与前妻安妮–玛丽离婚后，曾飞到中国与在网上认识的一名20多岁的女子见面。她曾说过愿和他结婚，但在见面后改变了主意。弗兰普顿说，那是因为两人没有缘分。不过丹妮丝可不一样——她也许就是他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2012年1月13日，弗兰普顿抵达了玻利维亚。他在夏娃宫酒店等待爱人的到来。不巧的是，她必须去布鲁塞尔拍摄另一组照片。但匆忙之下，她忘记了自己的行李箱——这种快节奏的工作会让人晕头转向，这也是她想要抛开一切到北卡罗来纳的罗利开始新生活的原因之一。他能带着箱子去看她吗？弗兰普顿当然乐意效劳。当天晚上，在夏娃宫酒店外的昏暗街道上，一个男人给他送来了一个平凡无奇的黑色行李箱。弗兰普顿把箱子拿到房间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往里塞了几件脏衣服，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他乘飞机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妮丝向他保证，会帮他买好去布鲁塞尔的机票。在接下来的36个小时里，弗兰普顿一直坐在埃塞伊萨国际机场，等着未来的妻子发来下一步指令（他在此期间计算过两人成婚的可能性，结果发现几乎是板上钉钉）。但说好的机票迟迟不来，倒是一位朋友帮他买了回家的机票。弗兰普顿虽然满心失望，但仍然肯定自己和丹妮丝一定能在北卡罗来纳相聚。他把行李托运到新航班上，等待登机。当时是1月23日，他在玻利维亚已经待了10天。
广播里响起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对《纽约时报》说，他以为自己被升级到了头等舱。不是他还是谁呢？杰出的学者自然应该受到特别优待。结果等待他的不是头等舱，而是警察。那个平凡无奇的行李箱一点也不平凡：箱子的内衬里是足足两公斤的可卡因。在接受短暂审讯后，弗兰普顿被暂时羁押，关进了监狱。丹妮丝怎能如此背叛他？也许交给他箱子的男人才是背叛者。他满心妒火地在箱子里塞了毒品，让他们过不上好日子。事到如今，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弗兰普顿被投入了维拉德沃托监狱。
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他认为自己和丹妮丝还是未婚夫妇。“保罗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但他的情感太不成熟，像个小孩子。”这是前妻对他的评价。她在离婚后也一直是弗兰普顿的好友。弗兰普顿即便身陷囹圄，在电视上看到米兰妮登台时还是会开怀大笑。“这时，其他犯人会大声喝彩，把保罗当成英雄。”安妮–玛丽说。他还认为自己是犯人中的异类。他说，其他人都有罪，唯有他一人无辜。“有些人声称自己没犯罪，但我在和他们深入交谈后就发现他们其实都不清白。”他说，“我想，里面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到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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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游戏进行到这一步，猎物已选好，好戏已开演，圈套也已布下。我们不再进行抽象的、自己也并不在意的行动。我们已经投入了感情。圈套已经以极富说服力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似乎我们将以最好的形式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因此，当故事开始讲述——也就是我们被告知自己将如何从中获利——这时其实不是别人在讲故事了，我们成了讲故事的人。骗子一路走来都在等待这一时刻，让“好得不像真的”变成“其实这很正常”，让我们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并理应得到奖赏。这不是飞来横“福”，而是命中注定。可能性也许不到百分之一，但我就是那个百里挑一的人。
我们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自我肯定：我们需要感到有价值，感到被需要，感到自己有意义。我们要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在20世纪前半叶，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自身是一个现实的整体。他们认为，对我们来说，准确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创立者、以提出需求层次理论闻名于世的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maslow）在其1950年发表的重要论文《自我实现的人：心理健康研究》（“self-actualizingpeople:astudyofpsychologicalhealth”）中指出，全面实现的，或者说“自我实现”的人必须“有效地”感知现实，并接受自身的一切不足，无论这种现实与其自身的理想相差多远。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
八年后，积极心理学与精神健康基础实证研究的先驱之一、纽约大学人类关系研究中心的创办者——玛丽·雅霍达（mariejahoda）将健康心理定义为能够正确感知自身在现实中的定位，而不是扭曲这种感知、使其符合某种想象或欲望的心理状态。她为全面心理健康提出了六项标准，对现实的正确感知是其中之一。1967年，归因理论（attributiontheory）——我们如何为各种事件找出原因的理论的创立者之一、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kelley）指出，人类就如同执着的科学家，通过不带偏见的、系统性的研究追寻真理。他写道，准确地感知现实，是追寻真理的最有效的方式。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对准确感知的强调开始发生了动摇。事实证明，我们在认识自身时并不准确，而且这种准确性其实也并不利于我们自己：残酷的真相并不会让我们取得成功。我们最想要肯定的那个自己，和一个陌生人通过一小时甚至一分钟的观察后认识到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要肯定的是那个最好的、最应得到奖赏的自己：是那个经过扭曲的、理想化的自己，而不是完全真实、未经修饰的自己。因此，我们会有意以符合我们理想的方式描述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现实。在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上，在我们自视为自我身份的核心特质方面，我们会展现出最大的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会成为弗兰普顿口中的“不到百分之一”。在我们自己的心目中，我们总是与众不同的。而与众不同的人不会是笨蛋，与众不同的人是要发号施令的，他们不会受骗上当。这就是骗子的故事总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甚至跃跃欲试地相信我们会获得好处。毕竟，与众不同的人理应得到好东西。
热斯莱娜∙德∙维德林（ghislainedevédrines）出身于法国的名门望族，是巴黎一所成功的私立学校的校长。她首次遇到蒂埃里·提利（thierrytilly）时，万万想不到在未来几年内，这个声称自己将要获得法学学位并具有一些专业资格认证的人将主宰她和她整个家族的生活。他的计谋之错综复杂，不逊于美国悬疑作家丹·布朗的小说中的情节。2012年11月，提利与一名同伙因“夺取”德·维德林家族财产并“使他们丧失了十年的生活”被判入狱。此时，德·维德林家族的祖孙三代11名成员已经将超过600万美元的财产、300年历史的家族地产和不计其数的个人物品拱手献给了这两名骗子。提利让德·维德林家族相信，他们是一个古老秘密的守护者，正在遭到共济会、犹太人和其他“邪恶力量”的追杀。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生活交到了提利的手上。到最后，这家人移居到了英格兰，从事着卑微的工作，靠饼干和白水度日。他们的财富、接受的教育和贵族血统早就被抛诸脑后。
真相大白后，公众感到无比震惊。这些智力过人、受过教育的成功家族成员，怎幺会前赴后继地被这样一个听上去像天方夜谭的故事骗倒？他们怎幺会只因为这个毫无证据、完全站不住脚的故事，就让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挨饿受穷？这就是骗子故事的力量：这是一个关于“与众不同”的故事。
提利可谓老谋深算。他不是仅仅编造一个华丽的故事。在他编造的故事里，这个贵族家庭还成了一段珍贵历史的守护者。他知道，这家人以家族传统为傲——他们的朋友总是这幺说——于是他便将传统作为获取他们信任的敲门砖。他对他们说，他自己也出身贵族，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后代。因此，他掌握着这家人因为年代久远而不为人知的贵族秘闻：他们家族的名号是打开古代宝藏的钥匙，而这把钥匙正是共济会密谋夺取的目标。他们不仅是一个贵族家庭，还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贵族家庭，拥有一份旁人做梦也无法想到的遗产。这份遗产目前岌岌可危。他们的职责——不，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保护这份遗产。这样才能证明这一家人的与众不同，证明历史对他们的信任是值得的。
这听上去就不可信，但提利的口才实在太厉害了。他堪称洗脑大师，是操控人心的高手，对编造最具说服力的故事有着超乎常人的直觉。“我在广播里听到有人评论我们，说我们是有文化、受过教育、聪明的人，这理应让我们对提利有所防备。”克里斯汀·德·维德林在提利获刑后对《观察家报》（citetheobserver/cite）表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防备这样一个撒下弥天大谎的人。”
2013年6月，法庭审理了提利的上诉。他请求法官的宽容。他声称自己没有力量影响德·维德林这种有分辨能力的家族，所以他们才应该对此负责。法官认真听取了他的上诉，然后对他宣布了新的判决：十年徒刑。这刑期比他原来的八年还要多两年。
这种现象有很多名字：“乌比冈湖效应”（lakewobegoneffect）、“优于平均效应”（better-than-averageeffect）、“优越性错觉”（illusorysuperiority）、“优越性偏见”（superioritybias）等。无论被冠以什幺名称，指的都是同一种现象：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自己是非凡的。这种非凡可能来源于我们的吸引力或是才华，比如弗兰普顿的例子，或是我们的家族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特别的——不仅特别，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特别。
1976年，一百万名学生接受了一项调查，70%的人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超过平均水平；60%的人认为自己的运动能力超过平均水平；58%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超过平均水平——其中四分之一的人甚至把自己放在最好的1%里。1977年，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教职人员中，95%认为自己的教学能力超过平均水平；超过三分之二认为自己属于最好的四分之一。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对自己的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只有不到5%的人认为自己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而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属于最好的五分之一。当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水平，比一般人的技术高，也不爱冒险。研究者曾对出过车祸并住院的驾驶者进行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车祸是这些驾驶者的责任），让他们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打分。结果人人都说自己的技术高于平均水平，打分结果和从未出过事故的驾驶者一模一样。
在专业方面，我们也认为自己比同事强，无论他人怎幺说（我们可不是隔壁比尔那种吹牛大王）。准备晋升的职员和管理者们也都认为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要去的公司很快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在自我评价报告中，我们会在对专业重要的技能上给自己打高分。如果一定要说出哪些地方还有待提高，我们会倾向于与专业关系不强的地方。（比如作为作家，我可能会对我的编辑说，我在公共演说方面还有些不足——这样一来就能避免谈及对写作才能的自我批评。当然，这只是个假设，我的公共演说才能可非同凡响。实际上，我是最好的演说家。）
好好想想吧。如果有人问起你最大的缺点，你会说什幺呢？你可能要努力想上很久才能准备好答案。这并非因为你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就是比他人强。你很可能说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这种恶心的话——以此聪明地（至少自己这幺认为）将其伪装成缺点——而不愿意承认真正的业务上的不足。而如果你的工作出了差错呢？怪在老板身上。团队太差劲。市场乱套了。反正不是你的错。
这正是为什幺“电报欺诈”和“百货商店骗局”的祖师爷——弗雷德和查尔斯·贡多夫（fredandcharlesgondorf）兄弟能够长期蒙骗大量受害者的原因：每一个受害者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得到大奖的幸运儿，没人把自己当成傻瓜。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这对兄弟把猎物骗到一个看上去很气派的赌马下注室，对他们说自己找到了电报系统的内线：一名心怀不满的雇员，他能侵入电报线路，在赛报公开前几秒钟得到消息（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贡多夫兄弟手段太过高明，以至于百货商店骗局一度被称为“贡多夫骗局”。不计其数的可怜虫深信这对兄弟给他们开了后门，自己的投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一旦错过将后悔终生。一名受害者威廉·奥莱利（williamo’reilly）甚至在被警方告知真相后还无法相信自己被骗。在1915年6月5日，弗雷德·贡多夫终于被捕后，《纽约时报》写道：“他不愿相信那两兄弟其实不是内线。”截至那时，这两兄弟已经骗取了大约1500万美元。
此外，我们还认为自己是比他人都出色的好市民。研究优越性心理对行为影响的社会与认知心理学家让–保罗·柯多尔（jean-paulcodol）通过20多项实验发现，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比其他人更符合社会标准。我们比一般人更能落实垃圾回收。我们比一般人更乐于助人。我们比一般人更能做到随手关灯、绿色出行。我们比一般人更乐于向慈善机构捐款——当然啦，今年我只捐了10美元，但我敢打赌大多数人一毛钱也没捐。
坦率地说，我们认为自己比绝大多数人都强得多。我们更善良，更讨人喜欢。实际上，谈到几乎所有优秀品质时，我们都认为自己比周围大多数人强。而在几乎所有的坏习惯方面，我们则认为自己不如其他人差。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邓宁（daviddunning）和他的同事们通过6项实验证明，人们会高估自己受到社会认可的品质，如对社会规范的接受程度、求知欲、阅读广度、想象力和在重大事件上表明立场的勇气等。而遇到一些潜在的负面倾向，如冷漠和顺从等，他们就会把自己撇清。此外，即使在积极属性方面，他们对那些符合自己之前自我描述的属性的评价，也要比那些他们没有提过的高。
如果让我们从诸多关键词中选择一些来形容我们的个性和关键品质，那幺在结果中，褒义词一定会比贬义词多得多。我们更善于记住自己做的好事而忘记坏事，记住自己的优点而忘记缺点。我们对具体事件的印象也同样经过扭曲：我们经常遗忘失败的细节，对于成功则不然。骗术高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能轻易地“植入”虚假的记忆。骗子让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始终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是我想到要进行投资或是下赌注的；是我要决定去南美洲和我未来的妻子见面的。没人逼我这样做，全是我自己的主意。当然是这样了。故事就这样自行铺开了：我们知道自己会从中获益，因为我们就是如此聪明。
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来说，我们会把其中好的一面归功于自己的才能，而把坏的一面归咎于环境的影响——这被称为“控制点理论”（locusofcontrol），即我们对控制生活的力量来源的认识。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两人一组进行工作，并被告知他们的工作成绩低于、高于或正好处于平均水平。如果成绩很好，两名成员都会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如果成绩低于平均，每个人都会指责另一个人。而如果成绩正好是平均值，每个人又会强调自己的表现很好，是另一个人拖了后腿。我们还容易认为自己不擅长的技能本身就无足轻重——骗子很喜欢利用这一点，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擅长财务管理和数据的精密分析等技能。
当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自己总能占据上风，原因很简单：我们更注重自身的优秀品质。但实际上，不可能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在一项实验中，一群外界观察者观摩了学生参与的一场团队互动活动，然后给每个学生的不同方面打分，包括热情、自信和友善程度等。同时，这些学生也要给自己打分。结果不出意外，外界观察者的分数比学生给自己打的分要低得多。
当然，大多数人都是一般人，尽管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在虚构的乌比冈湖镇，所有的孩子都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智商和外貌。他们的运动才能也超乎寻常。他们的艺术才能同样出众——这并不是说他们数学不行，他们数学也很好。尽管他们不会成为莫扎特——其中一些还是可能的，有的父母暗想——他们的音乐才能也超过普通人。他们长大成人后离开乌比冈湖镇闯荡世界时，也会继续优秀下去，成为最好的人。
骗子会使尽浑身解数，让我们感觉自己优于常人。骗子会利用我们的虚荣心，利用我们对自己最重视的事情的虚荣——他们在料敌机先阶段就把我们的心理摸透了。弗兰普顿教授，您真是才华横溢，我最看重男人这一点。您的才华和我的美貌真是完美的搭配。您可真是个有眼光的投资者，科法克斯先生。您真是慧眼识人，巴雷特先生。骗子的故事总是着眼于我们的非凡才能。
而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并非因为故事天衣无缝——超级模特还需要上婚恋网站，而且还看上我了？——而是因为我们希望故事是真的。我们越是觉得自己出类拔萃，就越容易被骗。一个骗子经营的是一种被称为“轻击”的小型骗局，手法是在掷骰子的最后关头用一个四面是五点、两面是六点的作弊骰子换掉正常骰子。他告诉大卫·毛雷尔：“纽约人是最好下手的目标。这种人觉得自己什幺都懂，你根本难不住他们。他们自作聪明，最容易上当。”纽约人认为自己见多识广，饱经世故，因此是最容易上钩的群体。
故事会自行铺开：很多骗子会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是因为被自己的故事迷惑了，他们至少在某些时刻忘记了自己在说谎。毕竟，对例外性的信念对骗子和猎物来说都是一样的：我可以这样做，因为我可以成为社会规范的例外。我们的老朋友德马拉在一次骗局中伪装成了本·w.琼斯，一位体面的南方绅士。他决心打击犯罪，于是来到得克萨斯州做起典狱长。得州刑罚系统一向不以仁慈宽容着称，对自己的员工也是如此。在被雇用之前，德马拉被要求提供三名前雇主的推荐信和八名熟人的私人推荐信。如此苛刻的证明总该让他知难而退了吧？不，德马拉完全沉浸在角色里，真心对那个职位志在必得，并相信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而在他成功之后（德马拉自己杜撰了大多数推荐信），他对自己例外性的自信——即使在这里他也不会被抓到——让他遭遇了失败。他太过自信，甚至把刊登着他本人之前被捕的文章和照片的《时代》周刊拿给一名囚犯观看。那名囚犯立即揭发了他，本·w.琼斯被不事声张地解雇了。
这种自我感觉例外的想法可见于所有类型的骗局中。迈克尔·舍默指出，乔纳·莱勒和兰斯·阿姆斯特朗都有这种想法：“莱勒的自白和兰斯接受奥普拉访谈时的表现差不多——都言不由衷。”两人都没有愧疚感，有的只是自鸣得意和被揭穿后的不甘。“斯蒂芬·格拉斯和乔纳·莱勒这种人，就像一个危害性不那幺大的麦道夫，但本质是一样的。正如兰斯所说——这个圈子里所有的自行车手都服用兴奋剂。我被抓是因为我倒霉——他唯一后悔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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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普顿并不适应监狱生活。他患有肺病，在满是灰尘的空气中咳嗽不已。同时，他还有高血压，压抑的监狱生活对此也有害无益。但是他说，尽管“入狱是段极不人道的体验”，他和其他犯人被“像牲口一样对待”，但他还没放弃科学，用监狱的电脑继续自己的研究，并关注物理学方面的进展，如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
他继续在arxiv网站上发表研究成果，这是一个网络资源库，登载未正式发表的数学和科学文章。他还坚持通过电话指导两名研究生的学业，甚至还挤出时间来审阅论文。
2012年10月，弗兰普顿获准离开监狱，在一位老朋友家接受软禁。他的律师说服法官相信他的肺病十分严重，并在监狱中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不再对他发放高达106835美元的年薪。弗兰普顿对此提出了抗议，80多名教授联名写信对他表示支持，称这是对终身教职体系的威胁。但校方没有更改停薪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