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良知只是良心或者道德自律吗？
我反复思索，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的本质是，让人们听从内心光明的指引。这种内心的光明指引是什么呢？应该是人类文明历史积淀下来的智慧、道德与灵性的自觉。拥有这种自觉，才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那样，走向人类的所谓“必然王国”。这种自觉是内在的光明，可以指引我们的一切，可以指引我们人生的成长。光有良心，并不能指引你人生的成长，不能引导你人生格局的建立。
我们大多数人最大的困顿是什么？就是面临事情的时候，面临生活困难、挫折、矛盾，面临红尘中各种纷繁复杂现象纷扰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左右我们的情绪、思想、情怀、智慧，我们是听从外在，还是听从内心？
有一个寓言故事可以给我们以教益。这个寓言故事说，父子两人赶着驴去集市，走在半路上，路人就笑他们，说这爷俩够二的，明明赶着驴，居然不骑。驴就是用来骑的啊。父子俩一听是这个道理啊，老爹说，儿子，你赶快上驴。儿子骑上驴还没走出几步，又有路人在嘀咕，儿子不孝啊，有驴不给爹骑，居然自己骑上了。儿子一听，赶快让给父亲骑。父亲骑上驴后走了一段路，旁边经过的人又说，这当爹的心多狠，儿子这么小，有驴不给儿子骑！父子俩一听，那怎么办啊？得了，咱俩一起骑不就行了吗？父子俩刚骑了一段路，旁边又有人经过说，这驴长得这么瘦，都被压得不成样子了。最后，两人横想不是，竖想不是，只得下来扛着驴走。最后不是人骑驴，而是驴骑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就是因为别人说了话，外在的东西左右了你的内心，让你感到无所适从。我们生活里是不是这样？我在议论谁，谁又在议论我？又比如，女同胞出门换衣服，换了一身又一身，还是会担心人家觉得不好看。说老实话，事实上除了极品的美女和极品的丑女，一般路人是没多少人关注的。但是我们心里却总觉得，别人看了我们会作何评价呢？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更有说服力。苏东坡有首词我特别喜欢，叫《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是苏东坡专门为一个叫玉娘的女子所写。玉娘又叫柔奴，姓宇文。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特别有名，叫点酥娘。这首词说“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说的就是这个柔奴。
最后这一句最有名，好多人都知道这一句话，屡屡被引用。这说的就是柔奴的境界。柔奴是什么人呢？她是苏东坡好友王巩家里的一个歌妓。
因苏东坡乌台诗案之故，受牵连最深的就是王巩。王巩本来是秘书从政，跟苏东坡关系最好，结果被流放广西宾州，比苏东坡去的黄州还要远。而苏东坡黄州流放之后，命运更惨，又被流放到惠州，最后到儋州，“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王巩那时候就被流放到瘴疠之地岭南去，柔奴一定要跟着他去，要照料他。后来，王巩的两个儿子都死在了那里。王巩与柔奴两个人在那个艰难岁月里，好不容易熬了回来。苏东坡请他们吃饭，王巩叫出柔奴歌唱一曲。
苏东坡一看这个柔奴万里归来，长得比原来还年轻漂亮。就问她，你在岭南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怎么还能活得这么滋润呢？柔奴一笑，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东坡不由得一番感慨，这是大境界啊！“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那么困顿的环境里，究竟是听从外在的声音，还是听从自己的心声？你的心灵安静了，外在的困顿就左右不了你。这就是良知的本质——听从内心的指引。
王阳明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最后形成了“致良知”的学说呢？他有一首诗叫《啾啾吟》，其中有两句是“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卢梭也有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囚”这个字，就象征着人生其实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我们放大点说，其实人在天地之间，又何尝不是天地一囚徒。
生而被天地所困，那该怎么办？要掀翻天地。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曾国藩学习阳明心学之后有两句名言，一句叫“重开天地，另起炉灶”，另一句叫“内断于心，自为主持”。就是说，听从内在的心声，而不是听从外在的。
正是困顿造就了王阳明的破茧而出。钱德洪《刻文录序说》记载阳明先生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
一旦说出来，真是痛快！龙场之后已见此意，龙场是他人生第一个大困境，现在宸濠之乱、忠泰之难又是人生一大困境。所以在大困境中才有大智慧。
因此，这个“致良知”非等闲中来，而自困顿中来。并不是有良心就可以达到“致良知”这种境界。王阳明自己说：“某与此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知容易，把做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处，负此之尔。”（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
那么，如何致良知啊？要“实落用处”，要在事上练。这点很关键，你不事上练，你就不会得到真正的致良知。而越是困境中的事上练，越是能够得到真正的致良知。
后来王门弟子罗念庵说：“世今哪有现成的良知？良知非万死功夫，断不能生焉，不是现成可得。”王阳明自己也说：“颖悟所及，恐非实际。”仅仅是在平平静静的生活里，即便有良心的发现，也未必是真正的致良知。反过来说，人生的困境有时倒是人生的一大机遇。缘此，难怪王阳明最后感慨、激动地说：“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
那么，良知的表现到底又是什么样呢？
王阳明的表现最鲜明。虽然那个时候他没有说出致良知来，但是他本来是奉圣旨去福建，平士兵哗变，听到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消息，立刻前往平叛，毫不犹豫！你想想当时的环境，当年朱棣靖难之役的历史摆在那儿，再加上朱厚照本身昏庸、荒诞，宁王朱宸濠准备了十年，完全是有可能成功的。当时南方官员给朝廷的上疏都没说宁王反叛，而是说南昌有变、江西有变、江南有变。为什么？都为自己留退路啊。
就在大家纷纷明哲保身的时候，王阳明却知难而上。他也担心自己，甚至让家眷在自己家门外环布柴草，说一旦事败，绝不肯被俘，全家举火自焚。说明当时形势何其严迫。
但是王阳明为什么可以挺身而出？就是这种“致良知”，听从内心光明的指引。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行为准则、行动智慧全都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就是致良知的表现。
意外的收获
“致良知”学说一出，阳明心学一个大的归宿、一个终极的升华就出现了。之后，王阳明又得到了第二个收获，收了一个关键的弟子。
这个弟子原名叫王银，就是后来有名的王艮。
王银原来是江苏泰州人，家里本来很穷，跟着父亲做生意，可以说士、农、工、商里头最低的一级。但是王银这个人很聪明，天赋很高，热爱学习，走到哪儿都捧着四书五经看。小的时候碰到不懂的见人就问，也不害羞，也不羞涩，胆子很大。
长大之后，请教了很多人之后，王银渐渐有了自己的感悟、体会，见人就说，见人就讲，也是热爱讲学。讲学其实很培养一个人，尤其培养一个人的思想、智慧、逻辑能力。
讲到后来，王银自负到什么地步？觉得天下知识分子都不在眼中了，你们的理解都不如我，我认为四书五经讲的都是百姓日常生活之用。他是从生活中的道理来讲四书五经，虽然不乏望文生义，但是因为口才好，一般人辩不过他。王银标新立异，按照《礼记》的记载，做了五常冠，身着深衣，腰附大带，手持笏板，走每步路的步间距都按《礼记》的记载，不能乱。到后来听说阳明心学大盛，不服气，就来见王阳明。
王阳明了解了王银的事，也非常喜欢，觉得这是一个好苗子。尤其在“致良知”的学问体系完全提出之后，想要见见这个人。因为王阳明认为孔子当年说，最高是圣，其次就是狂，这个时候要超狂入圣，先要进入这个超狂的境界。再其次，狷介，就是品格的高洁、自洁。最低一层就是乡愿。王银就是有几分狂狷。
见到王银之后，王阳明一看他这个打扮就说，你戴的这个帽子，叫什么帽子啊？
王银说，这是舜帝唐虞氏的帽子。
那你穿的这个五彩斑斓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啊？
这是当年老莱子穿的衣服。老莱子自己七十多岁，一把年纪，穿着一身花衣服，在地上打滚，逗父母开心。
说到这儿王阳明就问了，那你怎么不在地上打个滚啊？你是要行孝道喽？脱了这身衣服，脱了这个帽子，孝道难道就不在了吗？
王银一听，愣了一下，然后开始跟王阳明辩论。
一开始，王银很狂，也不把王阳明放在眼里，还坐在正位上。辩论到最后，突然心有所畏，改坐在侧席上，自己降低一下，低调一点。但是回去想想又不服气，第二天又来跟王阳明辩论。
连辩两天之后，彻底拜服，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也很高兴，并替他改了名字，把“银”字的金字旁去掉就叫“王艮”，字汝止。对他说，你太张狂了，要懂得收敛，要懂得停止。
王阳明说，收服王艮比平宸濠之乱还让他感到欣喜。为什么呢？后来王学分为很多派别，最有名的就是泰州学派，就是因为有这个王艮。王艮的王学左派影响之大，大到什么地步？后来有一个人叫何心隐，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敢跟张居正对着干。再往后，有和莎士比亚齐名的东方戏剧大师汤显祖。再往后，有晚明大评论家、大思想家，主张童心说的李贽。再往后呢，还有大科学家徐光启等，都是其代表人物。
当然，王艮也有王艮的问题。比如说他一直很张狂，甚至大秀行为艺术。他看自己的老师不为朝廷所重用，非常恼火，也不跟老师说，自己做了一辆非常宽大的奇怪的车子，驾车到了北京，穿着奇装异服到处招摇过市，到处宣扬自己老师的学问比当朝诸公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王阳明气坏了，这不是去惹事吗？把他叫回来，叫回来几天都不理他。王艮一再上门认错，王阳明就是不见。结果有一天王阳明送客人出门的时候一现身，王艮就跪在旁边。王老师还是不理他，把王艮也气坏了。王艮扯起嗓子大叫一声，说“仲尼不为已甚”，连孔子都不会这么过分的。我已经这么认错了，老师还不肯原谅我吗？王阳明这才转头回来，把他扶了起来。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王阳明虽然没有在建功立业上更进一步，入主内阁，到朝廷大显身手。但是，这种困境反过来促使了阳明心学的巨大发展，这非常关键。
在产生了“致良知”之学，完善了阳明心学之后，一件突如其来的朝廷变局又使得王阳明于事功、学问两方面都突然出人意料地迈出了一大步。
这是怎样的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