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章着重描述和分析了政治自由主义在国内政治中的应用。现在是时候改变方向，来解决本书的核心问题：当一个强大的国家采取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时会发生什幺？换言之，当一个致力于个人权利和实行社会工程以促进这些权利的国家在更广泛的世界中采取这种模式时，会发生什幺？
这个强大的国家最终会拥抱自由主义霸权，这是一种高度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涉及在世界各国进行战争和开展重大的社会工程。它的主要目标是传播自由民主，在这个过程中推翻独裁政权，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实际上，一个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的目标是在以自身的形象重塑国际体系。它还将致力于培育开放的世界经济，并且建立国际制度以应对经济和安全问题。
当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发现自己有能力推行这项雄心勃勃的政策时，它几乎总是会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感知到的利益是如此巨大。这一政策不仅兑现了保护全世界人民权利的承诺，并且还使世界更加和平，保护国内自由主义不受敌人的侵害。此外，自由主义霸权为外交政策精英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职业机会，因为试图统治全球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事业。最后，精英们可能会认为，他们拥有有效干预其他国家政治的诀窍。感知到的利益与对实现这些利益的能力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强大的自由主义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
自由主义强调不可剥夺或普遍权利的观念，这意味着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外交政策需要密切监视其他国家的人权表现。当外国人的权利受到威胁时，一个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强大国家可能会不得不干预，以保护这些个人的权利。这个国家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改善甚至消除对个人权利的威胁的最好方法，是确保尽可能多的人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十分重要。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一种旨在推翻独裁政权并用自由民主取而代之的积极的政权更迭政策。
自由主义者认为，传播自由民主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它促进了和平。按照这种观点，自由主义推动了对超越国界的个人权利的坚定承诺，而这反过来又培育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宽容，并激励他们和平解决冲突。各国开始将自己视为基于跨国界尊重权利的国际社会的一员，这种强大的社会意识限制了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帮助各国超越均势政治。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得到有效应对。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通过促进经济繁荣也有助于进一步和平，当然这本身就是目的。
让自由民主国家走向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的最后一个动机是，这将有效地消除它们的主要意识形态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自由民主的生存。用伍德罗·威尔逊的名言来说，它将“建立一个让民主安全存在的世界”。尽管毫无疑问，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是一项非常雄心勃勃的事业，但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他们的叙事中，人们天生就重视个人权利，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在国内外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充满信心。
我对这个叙事提出两点质疑。第一，自由主义大国很少有能力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它们通常别无选择，只能根据现实主义原则行事，因为它们通常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大国竞争。这一论断与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它实际上表明，在没有世界国家（worldstate）的情况下，致力于生存的国家除了争夺权力之外别无选择。自由主义要想奏效，就必须有一个守夜人：它需要一个等级政治体系，就像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一样。但是，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而不是等级制的。只要自由主义国家在两极或多极体系下活动，它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进行互动。
第二，有时会出现某些情况，实力对比对自由主义国家是如此有利，以至于自由主义国家能够自由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单极体系中，即体系中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因此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变得不可能。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并且毫不惊奇的是，它拥抱了自由主义霸权。正如美国这个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这项政策总是出现严重错误，有抱负的自由主义霸权结果通常会为追求这一政策付出惨重代价。
把一个国家改造成自由民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因为外国文化根深蒂固、难以操纵，而且因为世界上许多人并不崇尚个人权利。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关乎自决——导致各国抵制外国干涉其内政。最后，即使一个国家正在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其他国家也可能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国家会遭遇来自它们的强大阻力。简言之，将自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是麻烦的根源。
在涉及国家间政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无法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相提并论。这两种主义在塑造现代国际体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当然，一个世界国家的出现——将使国家体系等级制化——可能让自由主义成为国际政治中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无政府状态将继续存在，而且只要无政府状态存在，自由主义就不能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自由主义霸权的论据
在政治自由主义对外交政策的乐观叙事中，关键行为体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自由主义鲜明的个人主义使其成为一种普世的意识形态，它深刻地影响着自由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看法。特别是，自由主义关于每个人不论生在何处都生来具有同样的一套权利这一核心假设，必然导致自由主义者以普世主义眼光看待世界。
当然，自由主义国家在保护和促进公民权利方面开展了重要的国内社会工程。但是，由于这些权利是普遍的，如果看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遭到侵犯，这个国家感到真的有责任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也许甚至是军事干预。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doyle）甚至认为，“非自由主义政府正处于对其人民的侵略状态”，这种观点似乎是在呼吁对每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进行干预，这将会导致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
自由主义赋予个人权利以重要性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信念：保护这些权利的最佳方式是让每个国家都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在促进和保护个人权利方面，没有哪种政治制度比得上自由主义，甚至很难想象在一个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中，权利如何会被赋予特权。因此，我们应该预期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奉行强调推进自由民主的外交政策。很明显，这项任务涉及政权更迭，有时通过军事力量，以及以改造对象国为目标的大型社会工程。当你认为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传播自由主义时，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显然是极其雄心勃勃和高度干预主义的。
当然，自由主义国家也是民族国家，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助于塑造它们与世界打交道的重要方式。民族主义的一个特殊方面——相当于其他民族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有助于强化自由主义国家对自己可以影响全世界根本变革的信念。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的结合，显然反映在美国决策者们频繁的宣言之中，他们认为美国具有特殊的品质，能够指导和改造其他不那幺幸运的国家。
促进和平
自由主义者希望传播自由民主，不仅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项促进和平的完美策略。原因很简单：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国家与生活在国家内的个人很相似：它们有时有不可调和的差异。考虑到任何两个国家都可能在某个时刻就一个双方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产生根深蒂固的分歧，那幺如何才能构建一个和平的世界呢？在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而在自由主义国家内部则存在更高的权威。在没有守夜人的世界里，自由主义怎幺能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呢？
答案可以在所有重要的个人权利概念中找到。每个人不仅都享有这些权利，而且（至少在自由主义社会）对他人的权利也有着根深蒂固而又广泛的尊重。这种尊重——与宽容密不可分——超越了国界。自由主义国家明白，不仅它们自己的人民，外国人也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始终受到尊重。
这种对个人权利的跨国界尊重在自由主义国家中培养了强大的共同体感，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信任。令人惊讶的是，“共同体”这个词在自由主义话语中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熟悉的“国际共同体”一词外，人们经常听到有关大西洋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说法。当伍德罗·威尔逊谈到权力这个自由主义者通常回避的概念时，他有时会使用“权力共同体”一词。自由主义者也使用类似国际社会、民族大家庭、共同人性和集体安全等同源词。
自由主义社会发展出和平解决冲突的强大规范。它们之间的争端——甚至是激烈冲突——并不是通过武力威胁或战争来解决的，而是通过仲裁和妥协来解决的。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伸”并不适用于自由主义世界，因为这些国家并不认为战争是解决分歧的合法途径。然而，战争仍然是在国外保护人权和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民主时可以被接受的工具。多伊尔指出，自由民主国家倾向于用“轻率的暴力”来发动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正如托尼（tawney）所说，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战争要幺是犯罪，要幺是十字军东征。没有中途站”。
因此，现实主义逻辑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构成的世界里遭到严重削弱。由于它们没有攻击对方的意图，它们不再需要担心自己的生存，也不需要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所指出的：“自由国际主义潜藏着一个乐观的假设，认为各国可以克服约束，合作解决安全困境，采取集体行动，建立一个开放而稳定的体系。”
自由主义也支配着民族主义，后者对个人权利有不同看法，更不用说具有导致国家相互仇恨和斗争的黑暗面。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会认为另一个民族的人没有资格享有与其同胞一样的权利。自由主义者自然反对这种特殊主义的观点，而是强调权利平等地适用于无论身处何处的人们。他们谈论的是人权，而不是民族权利，前者胜过后者。这种观点实际上批判了极端民族主义。
例如，约翰·罗尔斯在其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论着中明确强调“万民”，表明他所理解的世界被分为不同民族（在他的叙事中，万民是民族的委婉表述）。然而，当自由主义的万民彼此相处时，民族主义的肮脏一面几乎全然消失。他写道：“正义的万民已经完全准备好平等对待其他万民，给予同样的适当尊重和承认。”构成正义万民的个人受到“普遍同情心”的驱使，克服了任何对其他民族的民族优越感。这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观体现在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对这两种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中：“我从小就是乐观自由主义的狂热信徒。我既希望也期盼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议会民主、人身自由和自由逐步地传播给当时受欧洲列强（包括英国）主宰的国家。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及时领会科布登（cobden）主张自由贸易的智慧，民族主义可能会逐渐消失在普世的人道主义之中。”
自由主义破坏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一论断的最后一个维度涉及主权这一重要概念。毫无疑问，国家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是在像罗尔斯这样的人笔下，他主要关注的是万民或民族。然而，国家并没有一个硬壳围绕着它。现代自由主义对主权的态度似乎比民族主义或现实主义更为宽松。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国家边界是薄弱的，是可以被渗透的，因为权利超越了这些边界，这不仅意味着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有着深厚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而且自由主义国家在其他国家侵犯其公民权利时有权利和责任进行干预。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里，个人权利的规范压倒了主权规范。
自由主义国家组成的充满活力的国际社会必然会彼此宽容，致力于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它们会破坏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安全竞争和战争。各国几乎不需要核武器。威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考虑到自由民主国家在本国人民中自然享有巨大的合法性，恐怖主义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很容易协调它们的努力，以应对任何确实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自由主义国家越多越好，理想的世界也只能由自由主义国家组成。
在国内保护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喜欢政权更迭的第三个原因与自我保护有关。正如我在第三章提到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弱点在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反对自由主义，如果可能的话会推翻政治秩序。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总会有内部敌人，尽管威胁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当一些非自由主义国家与国内的反自由派联合起来，增加对自由秩序的威胁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当国内外的敌人之间有着密切的意识形态联系时，这个问题就格外突出。这种威胁给了自由主义国家强大的动力，通过将外部敌人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来消灭它。当然，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自由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
国际关系学者约翰·欧文（john）坚持认为，内外敌人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仅促进自由民主，而且在被敌对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中，促使所有国家追求“强制的政权推广”。他写道：“正是因为这种威胁是跨国的，政府可以通过在国内外对其进行攻击来降低它的威慑力。通过在国外压制敌人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消除国内敌人意识形态拥护者的道德和物质支持来源。”双方都理解这一逻辑，这给了双方一个额外的动机，试图尽快推翻对方的政权。
归根结底，自由主义国家采取政权更迭政策有三个原因：保护外国人的权利、促进和平，以及维护国内自由主义。但是，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往往遥不可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国家必须特别强大，有足够的资金以合理的低成本推翻外国政权，有时还需要动用军事力量。它还必须有专业知识和耐心，来处理建立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取代被推翻的政权这一艰巨任务。然而，现代自由主义深深地致力于社会工程，不仅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因为当代生活的复杂性迫使国家深入参与社会管理。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权更迭是一项可行的政策，会获得巨大的收益。
虽然一个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主要致力于保护个人权利，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民主，但它还会谋求另外两项值得注意的任务：建立国际制度和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这些目标源于国际制度和经济相互依存促进和平的双重主张。在第七章中，我会详细探讨这些理论以及自由民主国家不相互对抗的主张，重点是确定它们中的任何一种是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在此，我将聚焦于解释建立制度和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是如何被视为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关键要素的。
实际上，这两项任务都是对这种政策的补充。国际制度是确定国家行为的权利和义务的根本规则。各国应当遵守这些规则，即使它们认为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除了高度重视法治和权利的维护，各种国际制度还致力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所有这些努力都是自由主义教义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有利于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要求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财产所有权和交换权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经济全球化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充分机会。此外，自由主义者竭力用经济学来限制政治分歧所造成的损害。他们认为，开放的国际经济不仅增进繁荣——繁荣本身就是一种让人们倾向于和平和自由主义的善，而且使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这些贸易和投资关系强烈地抑制了斗争：人们为什幺要与一个自己的繁荣所依赖的国家开战呢？
在此，我有必要提一下一个我较少关注但经常与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使命。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认为，各国应采取减少各国之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以促进全球正义。正如一位倡导者所说，它们应该“设法影响资源和财富的全球分配”，从而惠及较为贫穷的国家。这一目标是对致力于促进自由主义国家内部个人平等机会的自由主义使命的补充。没有哪个自由主义国家对牺牲自身利益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对抗全球不公正的经济优势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国家会有这种兴趣。
精英、公众和自由主义霸权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精英驱动的政策。自由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界通常比其公众更加国际主义，后者往往更加民族主义。特别是，外交政策精英往往比普通民众更致力于在国外捍卫个人权利。这并不是说这些公众没有自由主义的天性，也不是说精英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毫无疑问，外交政策精英们比更广泛的公众更加关心在国外实现自由主义目标。
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首先，自由主义精英往往比普通公民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通常花数年时间攻读大学，近几十年来，这些大学已经变得非常国际化。如今，大多数学校都有大量的外国学生以及在其他国家出生和成长的教员，而土生土长的学生也有机会出国留学。顶尖大学已经完全成为自由主义的领地，民族主义情绪很少在那里得到展现。
其次，现代社会的精英们经常花大量时间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精英们交往。学术界人士、专业人士、商界领袖、记者、决策者和智库成员都会出国旅行，结识外国同行，经常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友谊。因此，当今世界的外交政策精英们显然是世界主义的。这并不是说他们都符合塞缪尔·亨廷顿对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男男女女的讽刺：“他们几乎不需要国家忠诚”，并且“将国家边界视为谢天谢地总算在消失的障碍”。但是，有些人离这种讽刺不远。
最后，外交政策是为国家服务的，一般在没有太多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开展。当然，公民群体可以在特定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组织抗议活动，或者迫使他们的代表在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上以某种方式投票。但总体而言，公众直接参与日常外交政策是有限的。精英们掌控一切，他们对推行自由主义霸权等激进政策有物质上的利益。试图管理世界会在政府内外产生大量的高层职位，而更节制的外交政策会减少工作。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所说，自由主义霸权“是外交政策界的一项充分就业战略”。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霸权致力于在世界各地保护个人权利、防止战争、挫败国内的非自由因素，以及承诺提供有趣、重要和高薪的就业机会，这两点好处有助于解释自由主义精英为何如此坚定地致力于扩张性外交政策，即使遭遇到严重的麻烦。
考虑到外交政策精英们如此热衷于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构建了一套全面的叙事，罗列出声称会有的收益，通过智库报告、公开演讲、专栏文章和其他形式的大众宣传进行传播。他们热切地相信这项雄心勃勃的使命，认为这是一项崇高使命，并且非常出色地将其兜售给广大公众和那些渴望加入外交政策界的青年男女。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在那些培养为公众服务的未来领袖的公共政策学院，他们对自身理念的宣传特别有效。
总之，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它还涉及建设国际制度和促进开放国际经济的配套任务。但是，国家采取这种政策的前景如何？如果采取了，它能取得成功吗？
自由主义遵循现实主义
当体系中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大国时——事实通常如此，任何大国都不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只要体系是两极或多极的，强国就必须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它无法承担起外交政策中倡导个人权利的重任，因为世界太过危险，不能以牺牲自身安全为代价来保护他人的权利。事实上，敌对大国除了争夺权力外别无选择，以便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最大化它们的生存前景，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正确地理解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只有在像国家这样的更高权威能够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才有效，但在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权威。一旦没有守夜人，自由主义就变成了现实主义。
我将首先阐述现实主义的核心逻辑。我的主要目标是说明，为什幺在没有世界国家的情况下国家会争夺权力，有时还会发动战争。我将解释为什幺自由主义依赖于等级制度，以及为什幺它在任何存在两个或更多大国的世界中实际上会变成现实主义。然后，我会探讨在体系中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而这个唯一的极国家拥抱自由主义霸权时会发生什幺。
现实主义入门
现实主义者坚信，国际政治是一项危险的事业，国家之所以争夺权力是因为拥有的权力越多，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大。有时，竞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会爆发战争。这种进攻背后的驱动力是国际体系结构，它几乎没有给各国提供选择的余地，只能以彼此为代价追求权力。
现实主义基本理论建立在五项假定之上，这些假定描述了体系的基本结构。第一，国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的中央权威。诸如国际联盟或联合国等国际制度是次要的（如果不是第三位的话），因为它们对国家几乎没有强制影响力。国家就像台球桌上的球，尽管有大小差异。因此，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不是说它是混乱的或无序的，只是没有最终的仲裁者。
第二个和第三个假定与意图和实力有关，国家在相互评估时会考虑这两个关键因素。所有国家都有一些进攻性军事能力，尽管超级大国明显拥有更多。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关注大国，因为它们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最大；不过，即使在超级大国中，有些国家的实力也比其他国家更强。第三个假定是，各国永远无法确定潜在竞争对手的意图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它们有时能够作出合理的猜测，但它们永远无法确定。
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是，意图在决策者的头脑中，因此不可能看到或衡量。另外，能力通常是可见的，相对容易测量。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可以查看和计算苏联的坦克、攻击潜艇和核武器导弹库存，但不可能洞察约瑟夫·斯大林（josephstalin）或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的想法。有人可能会认可苏联的情况，并反驳说，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就肯定知道英国有和平的意图。毫无疑问，美国的决策者长期以来都把英国视为一个友好的国家，但这是因为它的能力：它太弱了，以至于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它依靠华盛顿来帮助保护自己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和冷战期间苏联的伤害。如果过去的75年里英国的实力是实际的三到四倍，那幺美国就会非常担心它的意图，而这是很难辨别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意图是根据能力来进行推断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决策者可以通过他们的言辞来明确他们的意图，但说话是廉价的。领导人有时会歪曲自己的观点，或者其实就是撒谎。即使一个人确信他知道另一个国家当前的意图，也不可能知道它未来的意图。我们不知道未来几年谁将管理任何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无论如何，这些未来的领导人行事的处境与当前情形并不相同（也许截然不同）。这倒不是说领导人有或者会有恶的意图，只是你无法确定。
第四，生存是每个国家的首要目标。国家总是会有其他目标——这也是无法确定其意图的一个原因，但生存始终是优先的。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生存，它就不能追求任何其他目标。生存到底意味着什幺？它显然意味着国家的物理存在。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被征服和消灭。它也意味着各国希望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它们不希望另一个国家像苏联在冷战期间对东欧国家那样，支配其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
第五，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它们有能力设计出使其生存前景最大化的战略。换言之，国家是工具理性的。由于国际政治是一个复杂的行业，战略有时会失败，甚至是灾难性的，但关键是它们会有意识地进行设计，从而推进某些目标。现实主义理论并不对一个国家的目标是否理性作出评判，只有生存是一个例外。
这些假定本身并没有描绘出通常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竞争性的、危险的世界。当把这些假定放在一起时，麻烦就会随之而来。这五个假定综合起来告诉我们，国家会表现出三种行为。首先，它们倾向于彼此恐惧。恐惧的程度各不相同，但大国之间总是有一些残留的恐惧，部分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定另一个国家不会有强大的进攻能力和敌对意图。想想今天美国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国，或者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德国。美国领导人不能高度确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意图，就像英国决策者在1914年之前无法确定德国的意图一样。这种情况会让人对未来的麻烦感到恐惧。更为复杂的是，中国也担心美国可能会对其有进攻性意图，就像德国在大战之前不信任英国的意图一样。
各国互相恐惧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它们遇到麻烦，没有更高的权威可以求助。当一个受到威胁的国家拨打911时，另一端无人接听电话并提供帮助。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各国总是强烈地担心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麻烦。
考虑到911问题，各国意识到它们处于一个自助的体系中，它们必须尽其所能为自己提供安全。它们总是可以与其他国家结盟，但永远不能完全确定这些盟友是否会在面临困境时提供支持。即使是亲密的盟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道扬镳：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帕默斯顿勋爵在1848年对英国议会说：“将某个国家认定为英国的永恒盟友或永久敌人，是一项狭隘的政策。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和永久的，而追求这些利益是我们的责任。”
最后，各国理解，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它们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所以生存下来的最佳方式是尽可能比竞争对手更强大。因此，各国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所控制的军事资产，确保其他国家不以牺牲它们为代价获得权力，同时寻找机会让实力对比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变。这种权力的零和竞争有时会导致战争，使得国际政治成为一项残酷而又危险的事业。
变得强大并不能确保生存，但它显着提高了一个国家威慑潜在攻击者并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可能性。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也很重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大国可能会被迫发动战争，要幺是为了加强自身安全，要幺是出于其他原因。任何一个国家的理想状态都是成为霸权国，这实际上意味着成为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军事实力在战争中强制或击败主导国。
简言之，大国被困在一个铁笼之中，它们除了争夺权力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在永远存在着冲突可能性的无政府体系中，权力是生存的手段。
现实主义的广泛相关性
尽管现实主义与大约500年前开始出现的欧洲国家体系密切相关，但也可以用来解释古代和中世纪的国际政治。修昔底德被普遍视为现实主义之父，他所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元前431年—前401年）远远早于16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出现的第一个国家。马库斯·费希尔展示了现实主义如何解释中世纪时期欧洲各种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的许多重要方面。现实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理论，仅仅是因为国际体系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从来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切地判断其组成单元的意图。
现实主义逻辑也适用于国际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只要行为体之间存在着对彼此使用暴力的危险，而且没有更高的权威来强加秩序和提供保护，那幺现实主义逻辑就可以解释这种情况下的行为。比如，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上任何地区非法贩毒者的行为，以及禁酒时期美国酒贩子之间的非法交易。无论是贩毒者还是贩酒者，如果被欺骗，都不能报警或上法庭。毫不惊奇的是，他们通常会在相互打交道时把枪放在桌上，而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现实主义逻辑也适用于国家鞭长莫及的边疆地区，因为如果一个人受到暴力威胁却无法拨打911。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以威胁的方式接近他们，那幺武装到位、首先开枪、然后再问问题就是明智的。自人类历史开端以来，存在于地球上的各种政治实体越来越广泛，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幺世界各地的暴力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减少。正如史蒂芬·平克所指出的：“对人类学家而言，在政府的控制下杀人案的下降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很少用数字记录下来。”
最后，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讲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与结构现实主义相一致。处于自然状态（无政府体系）中的个人无法知道彼此的意图，他们都有能力互相残杀。这种基本结构给了他们互相恐惧的强大动力，有时甚至杀死其他人来增强他们自己的生存前景。对于霍布斯而言，防止个人互相残杀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可以自上而下强加秩序的利维坦。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没有一种共同的力量使所有人敬畏”，无政府世界的生活就是“孤独、卑鄙、肮脏、野蛮和短暂的”。
现实主义、权利与国际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