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家为了确保生存可以做任何自认为必要的事情，权利并不是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实主义当然无法容纳不可剥夺权利的概念，尽管各国可以在赋予所有国家特定权利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在实践中，权力最大化总是优先于尊重这些权利。大国通常只有在符合其战略利益或者几乎没有战略后果的情况下才会尊重权利。它们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会与独裁国家联合起来，在民选领导人被视为威胁的情况下将其推翻。
人们可能认为现实主义的叙事包含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即生存权。毕竟，生存假定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但各国倾向于认为，只有它们才拥有生存的权利。它们不会将这项权利适用于其他国家。这并不是说各国致力于威胁敌对国家的生存，但如果认为有必要，它们会这幺做。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特殊主义理论。它没有关于自然权利的叙事。
出于这一原因，现实主义者并不重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基于对不可剥夺权利的深切尊重。对他们而言，共同体是强大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彰显其高尚品格的修辞工具，也是弱国在没有其他倚靠的情况下所借助的修辞工具。各国当然可以合作以形成军事联盟，并为其共同利益建立其他类型的国际制度。但它们这幺做是出于利己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它们认为与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或高尚的动机。
鉴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个人权利有着如此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怎幺可能在国际层次上无法与现实主义区分开呢？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或守夜人才能运转，而国际体系中却没有。不存在世界国家，只有无政府状态，这使得个体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争夺权力。
自由主义与国际无政府状态
政治自由主义始于这样一个假定：个人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危险的、可能致命的场所，主要是因为这些个人总是在第一原理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自由主义者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主张每个人都有一套应该被其他人尊重的无可争议的权利，推动和平解决冲突和容忍的规范，这一点从逻辑上讲源于他们对普世权利的信仰。但是，权利和宽容不足以维持自然状态下的和平。个人生存仍然处于危险之中。解决方案是社会契约，它会导致一种能够维持秩序的状态。
当政治自由主义被应用于世界政治时，焦点从个人转移到国家间互动。当国家而不是个人成为分析单位时，相同的基本逻辑也适用。
自由主义叙事中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国家有着显着的相似性。支撑现实主义的五个关键假定同样适用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都假定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活动，生存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它们都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一定的进攻性军事能力，并且各自都假定国家是工具理性的行为体。此外，意图的不确定性是现实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假定，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各国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国家不会为实现其目标而制定敌对计划，特别是在这些目标或第一原理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自然权利、宽容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所有这些据说都会为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这一公式并不符合自由主义本身的逻辑——只有这些因素不足以产生和维持和平。个人也必须团结起来，抛弃自然状态，创造出国家。他们必须走出无政府状态，建立等级制。在国际层次上，这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像宣传的那样起作用，除非存在一个世界国家。只要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中就与现实主义没有区别。如果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即使自由主义谈论的是权利、宽容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它也无法提供超越均势政治的途径。
少数着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确实提到了这一点。比如，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概略地阐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就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言是独特的个人，受到这个社会的法律所支配，但是，就他们与其余的人类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构成一个整体，与其余的人类仍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就像它的每个成员从前那样。”他补充说，这个国家“因此包含了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所有人和社会开展往来的权力”。当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斯蒂芬·霍姆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他写道：“自由权利只有在早已存在的被领土所限定的国家范围内才有意义，也只有在存在强制执行权利的地方才有意义。国家之间或跨越国界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自由权利是无效的。”这一点是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gold-sworthylowesdickinson）的核心主题，他将无政府状态一词引入国际关系文献，也是德博拉·布科扬尼斯一篇关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文章的主旨。
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身就让一个国家追求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在战略上是愚蠢的，除非它比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强大得多。但是，这项政策毫无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解释的，自由主义的叙事夸大了权利。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将个人权利视为不可剥夺的，或者它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着重大意义。权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很重要，但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它们对政治的影响，这使得传播民主成为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
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人们赋予个人权利以重要性，这对宽容、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以及国家的作用有直接影响。对不可剥夺权利的重视越少，促进宽容和劝说人们和平解决分歧就越困难，维护秩序也就越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力量不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强大，那幺拥有一个强大的世界国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然而，国际体系仍然是无政府的。
总之，自由主义可以说并不压倒现实主义。在我们拥有一个世界国家之前，任何一个头脑清醒、对自由主义原则深信不疑的思想家都应该像现实主义者一样对待国际政治。自由主义可以在国家内部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在国家与更广泛的世界打交道时却不行。
民族主义与社会工程的限度
尽管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国家有时会发现自己是如此安全，以至于它可以在不必担心均势的情况下拥抱自由主义霸权。在单极世界中，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必害怕其他的超级大国对其构成威胁，因为不存在其他的超级大国。较弱的自由主义国家可以没有顾虑地与自由主义的单极一起在全球传播民主。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特别是英国——发现自己恰好身处这种有利的战略环境之中，这让它们得以联合起来追求自由主义霸权。
值得注意的是，单极国家——无论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可以奉行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努诺·蒙泰罗（nunomonteiro）指出，主导国有三种基本选择：它可以退出世界舞台，使其既强大又安全；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保持核心地位，寻求维持现状；或者可以尝试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改变现状。国际体系结构并不能决定哪一种战略是最优的；这种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的函数。一个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发现自己处于单极地位，至少最初会条件反射式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因为以自身的意象改造世界这一战略被植入了它的基因之中，而且成本看上去是可控的。
一个身处两极或多极体系的自由主义大国，由于其他大国的存在，不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然而，它可能偶尔会无视均势政治，反而有选择地奉行自由主义政策（它本不应该这样做）。这种有限形式的自由干涉主义与单极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结果是相同的：失败。促进个人权利和将其他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很少取得成功，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一个原因是，任何这样的对象国都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秩序很难被操纵和改变。如果没有社会革命，即使是当地的精英也很难对自己的社会作出根本性改变。对于外国人来说，要进入一个他们不太了解的国家，将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甚至仅仅是让它停止践踏其公民权利，都显得格外困难。大多数人对个人权利的脆弱承诺加剧了这一问题。在政治动乱中，他们更可能关心促进稳定。如果存在十分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会让传播自由主义的任务更加复杂化。我之前指出过，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有效地共同运作，尽管民族主义几乎总是占据主导地位。一旦焦点转向国际体系，民族主义几乎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会压倒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认同。个人看到世界由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民和民族组成，总是对自己的人民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他们通常觉得与外国公民的联系要少得多。正因为此，比起尊重外国公民的权利，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将本国同胞视为享有权利的平等者。外国人在对待人民的方式上有着明显不同，有时即使不是仇恨，也会被视为轻蔑。生活在国际体系之中加剧了这一问题。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和偶尔的战争不仅增强了这种差异感，而且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即使外国人受到尊重，他们也很少被认为是平等的。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典范）的这种想法。比如，奥斯汀·萨拉特（austinsarat）在研究美国人对权利的看法时发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自由与他人自由之间的关联性；他们重视自身的自由，而不是他人的自由”。很难让美国人仅仅为了保护其他民族的权利（包括最重要的生命权）而战斗和死亡。美国军队为人道主义目标作战的唯一实例是在1993年索马里的摩加迪沙。18名美国人在战斗中丧生后，克林顿总统迅速撤出了所有美国作战部队。他和他的助手们对索马里发生的情况深感不安，以至于他们拒绝在第二年派遣军队阻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尽管这项行动不会造成多少美国人伤亡。
与外国人互相残杀或者残杀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普通美国人更关心外国人谋杀美国人。2014年，当“伊斯兰国”（isis）斩首两名美国记者时，美国国内的强烈抗议是导致奥巴马总统向“伊斯兰国”开战的一系列事件之一。美国人对“伊斯兰国”造成的大规模屠杀和破坏感到震惊，但他们更关心的是美国同胞的死亡。与此同时，杀害外国人（尤其是非白人）的美国人很少被视为与杀害他们同胞的美国人同样恶劣。比如，中尉威廉·卡利（williamcalley）曾于1968年3月在越南指挥美国士兵发动了可耻的“美莱村屠杀”，在获释前仅被软禁了3年半，在媒体曝光他的角色后，他得到了公众的压倒性支持。他所在部队中没有其他人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尽管有350名至500名平民被谋杀，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如果他们屠杀了这幺多手无寸铁的美国平民，卡利和他手下的人肯定不会得到如此宽宏大量的对待。正如约翰·米勒（johnmueller）所指出的：“尽管美国人对美国人的伤亡极其敏感，但他们似乎对外国人（包括毫不相干的无辜平民）遭受的伤亡特别不敏感。”约翰·蒂尔曼（johntirman）对这一问题作了一项重要研究，他也赞同：“美国的战争最令人瞩目的一面是，我们很少讨论非美国的受害者。”当然，这种想法不是美国所特有的。所有民族都这样思考，而这直接有悖于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维度。
世界被划分为独特而又相互猜忌的民族，对处于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核心的社会工程事业有重大影响。民族主义关乎自决，生活在民族国家中的人民希望在不受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塑造自己的政治。他们不希望外国人告诉他们该如何生活，即使干预势力有高尚的意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象国会强烈抵抗自由主义的十字军征伐，这种抵抗甚至可能以恐怖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异国他乡，推广自由主义绝非易事。
除了在对象国内面临的困难之外，自由主义国家也可能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阻力。一些国家可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阻止自由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的努力。大多数其他国家会受到现实主义的驱动，因为与自由主义国家不同，它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太宽松的威胁环境。因此，它们可能担心，如果自由主义国家成功地将其他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它可能会获得新的盟友，使实力对比转向对它有利的方向。比如，俄罗斯对美国领导的所谓“颜色革命”来促进东欧民主的努力深表怀疑。2014年2月22日的乌克兰政变——在美国支持下推翻了一位亲俄领导人——在莫斯科和西方之间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
可能至少还会有一些国家——罗尔斯称之为“非法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传播，因为它们原则上对自由主义有深深的敌意。罗尔斯承认，世界上“很多人”都反对自由主义。“对他们而言，”他写道，“政治自由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世界，即使不是绝对的邪恶，也是社会分裂和错误教条的梦魇。”所有这些原因意味着，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民主遭遇失败比成功的频率要高得多。
作为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一部分的两个附属任务——建立国际制度和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的遭遇又如何呢？这两项任务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与促进民主不同，这两项任务既符合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又符合自由主义外交政策。
现实主义者认为制度是重要的战略工具。例如，美国在发动冷战时严重依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欧洲共同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机构。推动经济交往总体上与现实主义相一致。现实主义者在冷战期间积极支持全球化，这无疑对美国有利。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关于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的核心分歧与它们是否促进世界和平有关。自由主义者相信它们能缓解冲突，现实主义者则不相信。
如果是权宜自由主义会如何？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进步自由主义压倒了权宜自由主义。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这意味着，权宜自由主义几乎不可能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样板。
但是，这个结论可能过于悲观。正如我将在第八章中指出的，随着追求自由主义霸权产生各种失败，美国有机会（较小但并非完全没有）转向更加克制的外交政策。这种更加有限和明智的战略会以现实主义逻辑和对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大国行为的充分理解为基础。它与建立在权宜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应该稍微讨论一下权宜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会是什幺样的，不仅因为它与克制存在交集，而且因为它不同于自由主义霸权。
以权宜自由主义分支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与其说是基于进步主义的，不如说是干预主义的。可以肯定的是，它会崇尚不可剥夺的权利，当外国人的权利受到严重威胁时会产生海外干预的动机。但是，这种干预主义的冲动会被权宜自由主义者强烈反对社会工程这一事实所抵消，他们在原则上不喜欢社会工程，而且他们认为这种社会工程经常会失败。他们认为，激进的政府不能在国内做很多好事，更不用说在外国；这使得权宜自由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国家应该在世界各地促进政权更迭以拓展自由民主的观念。毕竟，这种政策涉及大规模的社会工程。相反，他们强调关注自决原则的重要性。
考虑到这一点，权宜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批准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权干涉，除非政府或反叛组织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在这些罕见的情况下，他们的目标是尽快解决问题，然后撤回国内，而不是陷入重组对象国政治的困境。当然，快速撤出是困难的。存在着继续留在对象国并清除由干预造成的混乱，然后着手修复紧迫的潜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强烈诱惑。权宜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了这条下坡路，这强化了他们对海外干预的反对。
权宜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反对干预主义外交政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本国，他们支持一个主要用来维持秩序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国家。他们不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干涉自己的日常生活，正因为此，他们非常厌恶社会工程，尤其是出于促进积极权利的目的。一个奉行干预主义外交政策的自由主义国家最终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极有可能干预公民社会。权宜自由主义者对这种国家安全体制深感恐惧，因此他们倾向于建立一个小型的军事机构，采取高度克制的外交政策。尽管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最佳的政治秩序，但他们更倾向于对世界其他地区采取和平共存政策，这也是他们被称为权宜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原因。
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进步自由主义一直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导形式，是自由主义霸权背后的驱动力。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塑造国际政治有着更深远的影响。也许把握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何比自由主义更为强大的最佳方式是，考察过去五百年间国际体系基本架构的显着转变。
现代国际体系的生成
公元1500年以前的欧洲没有国家。相反，这一地区有各种政治实体，包括帝国、城邦、公爵领地、公国、城市联合会和各种宗教组织。欧洲的主权与许多不同类型的政治单元联系在一起。在欧洲之外，也没有国家。
第一批国家——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16世纪初开始形成，在接下来的300年里，王朝国家在欧洲成为主要的政治行为体。1800年后，这些王朝国家慢慢地让位于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最终传遍全世界，今天的国际体系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构成。正如戴维·阿米蒂奇所指出的：“过去500年来，全球历史的重大政治事实是一个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取代了一个由帝国构成的世界。这一事实超越了民主的扩张、民族主义、权利语言甚至是全球化等等，从根本上定义了我们所有人栖息的政治世界。”
从一个异质的世界体系到一个同质的世界体系，这种非同寻常的转变显然有许多原因。然而，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两种主要的驱动力，它们以重要的方式互动，创造了现代国家体系。每种主义都强调的国家和生存的重要性，以促进民族国家扩散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现实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兴起
要想理解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如何结合在一起塑造了国际体系，一个好的方法是解释对生存的关注——均势政治的核心——如何创造了民族国家，并将这种政治形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国家出现之前，存在于欧洲的政治实体几乎一直在进行安全竞争，时而爆发战争。在16世纪初，国家开始出现，当然也深深地卷入到那场无休止的冲突之中。欧洲所有的政治单元都非常关心它们的生存，因为它们始终面临着在地图上被抹去的危险。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表现，毫不奇怪最强大的行为体往往占上风。查尔斯·蒂利讲述了国家在建立军事力量和赢得战争方面如何优于所有其他组织形式的故事。军事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资金来资助陆军、海军以及足够的人员，组建一支庞大而有效的战斗部队。但是，这些资源必须从人口中获得，这意味着拥有大量人口比拥有少量人口更好。事实证明，在从常住人口中汲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军事实力方面，国家优于所有其他政治形式。因此，国家最终将其竞争对手赶出了欧洲体系，因为其他竞争对手无法建立足以在战场上与之较量的军事力量。结果，生存取决于是否拥有国家。
这一逻辑深刻地反映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之中。在他写作此书的16世纪初，意大利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大利半岛上存在着许多小的城邦，它们之间相互争斗，经常成为奥地利和法国侵略的牺牲品。“这种野蛮的统治”，他写道，“人人都厌恶”，使意大利陷入“奴役和耻辱”的状态。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意大利被分裂了：“因为我不相信分裂会有任何好处。相反，当敌人迫近时，分裂的城市必然会立刻丧失，因为较弱的一方总是加入外部力量，而较强的一方将无法统治。”
马基雅维利明白，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超越意大利的城邦体系，建立一个能够与奥地利和法国相抗衡的单一的意大利国家，并且牵制它们。他为未来的意大利君主提出了残酷而坦率的建议，目的是帮助领导人统一意大利，“把她从这些野蛮的虐待和侮辱中解救出来”。意大利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模仿他们更庞大且更强大的邻居，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统一直到1870年才实现。
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时，王朝国家刚刚在欧洲出现。虽然国家早期形态有利于从其人口中汲取资源，但它并没有获得其境内居住的人们的忠诚。主权属于王权，而不是人民，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游说君主并且指导他如何操纵人民的原因。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法国变成了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法国的出现意味着，许多法国人开始感受到对自己国家的强大忠诚，甚至愿意为之战斗和牺牲。民族主义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倍增器，它使得法国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建立了一支十分强大的人民军队，规模超过欧洲大多数军队。从1792年至1815年这23年中，六大国联合起来才将其击败。
其他欧洲国家最终意识到，如果它们想在欧洲舞台上生存下来，除了效仿法国成为民族国家之外别无选择。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行动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例子。1806年10月，拿破仑的军队在耶拿会战和奥尔斯塔特会战中决定性地击败普鲁士军队之后，普鲁士领导人意识到，克服对民族主义的恐惧，利用它把军队变成一支更强大的战斗力量，是他们摆脱拿破仑束缚的唯一希望。他们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普鲁士随后在帮助打败拿破仑军队、结束其残酷侵略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20世纪初，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是民族国家。主权不再属于王权，而是属于人民。权力政治的逻辑强调的是生存，它在帮助王朝国家超越其竞争对手以及后来帮助民族国家摆脱王朝国家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族与国家
民族主义在建立现行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叙事的大部分已经在第四章中讲述过，这里只需要简要提及。由于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外的各种原因，18世纪后半叶，民族开始在欧洲和北美出现，当时王朝国家是主要的政治单元。国家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它们是当代世界最高形式的社会群体。它们发挥了生存工具的作用，促使它们的成员一起工作，以确保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各民族也担心自己的生存，因为它们生活在一个敌对民族的世界之中，这些民族可能有动机伤害它们。
对一个民族而言，保证其生存的最好方法是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不是说如果它们不控制一个国家，民族就注定要毁灭。但是，国家确实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它们的生存前景。因此，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不可抗拒的动机去拥有自己的国家，这最终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崛起。此外，考虑到这些国家生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每个民族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特别强大，以确保民族的长期生存。在本质上，民族主义强化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这本身以深刻的方式塑造着现代世界。
这一逻辑也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很多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对他们文化的长久生存深表关切。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统治的民族越来越清楚，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起义，脱离控制他们的帝国，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一进程在20世纪的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幺所有的欧洲帝国最终走向衰落，以及为什幺今天的世界完全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
民族不仅想拥有自己的国家，而且国家也有强烈的动机来确保它们的人民组成一个民族。如上所述，国家倾向于民族主义，因为它已经成为军事力量不可或缺的来源。但是，中央政府也会出于与安全无关的其他原因培育自己的民族国家。拥有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和教育体系的民族文化不仅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而且在行政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是标准化的文化的一部分，与国家有着牢固的联系，那幺管理这个国家就容易得多。国家需要民族，民族需要国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民族国家成为地球上主导的政治形式。
见证民族主义强大力量的一种方式是，考察当它与除自由主义之外的其他普世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幺。比如，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约翰·格雷所说：“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是进步性的，都期待一个普世文明。”阶级分析是马克思的普世主义背后的驱动力：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坚信，社会阶级超越族群和国家边界。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导致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强大的联系。这种思路让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整个欧洲的工人不会拿起武器相互对抗。当然，他们错了。这些工人为各自的民族国家而战斗，付出了巨大代价。
苏联是20世纪最典型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尽管政府努力削弱这些民族，但它们仍然保持不变，民族主义最终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是从民族的角度来定义的”，包括中国和越南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的革命。安德森还强调，在许多情况下，共产主义国家彼此交战，“没有一个交战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对流血事件进行解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战争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它们却发生了。安德森接着引用了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汤姆·奈伦（tomnairn）的话，他认为“民族主义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性失败”。
总之，当代民族国家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与均势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两者都崇尚国家，并且由对生存问题的关注所驱动。自由主义在创造现代世界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影响充其量只是次要的。
一个世界国家是可能的吗？
你也许同意我反对将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观点，但却主张解决办法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一个世界国家。一些学者认为，我们正朝着一个世界国家迈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无法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经济、监管、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一旦新的政治秩序建立起来，现实主义将不再重要，民族主义的阴暗面会被掩盖，世界国家将会拥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
现实主义将会失效，因为国际体系不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等级制的。制衡逻辑在等级制下不再适用，因为有一个守夜人来保护弱小国家。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会转变为国内政治，自由主义得以无拘无束地发展。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对他们当前的民族保持一定的忠诚，但根据定义，这些民族都不会拥有自己的国家。只会有一个超大型国家，据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产生某种与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普世认同，这将推翻或者至少压制他们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但是，即使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个“超国家”仍会努力阻止这些敌对民族之间的战斗。
世界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很快出现。首先，几乎没有机会让任何拥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自愿放弃国家。很难想象那些努力争取建立国家的民族会放弃这种渴望。各民族都沉迷于自决，因此不太可能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它们至多能有限控制的世界国家手中。
有人可能会认为，全球化正在让各民族走向趋同，接受可以作为世界国家基础的普世文化。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而且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即使在互联网时代，根深蒂固的文化仍然以被广泛认可和经常赞许的方式保持着独特性。此外，创造一种普世文化意味着，让大多数人就何谓美好生活达成广泛共识。考虑到这种共识不可能达成，普世文化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意味着不可能出现一个实行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世界国家。
另一条可以想到的通往世界国家的途径是征服。一个特别强大的民族国家必须采取攻势，征服其他国家。但这也不会发生。地球如此之大，一个国家无法征服它的全部甚至大部分，特别是当你考虑到跨洋投射军事力量的难度时。征服者或将面临潜在被征服者的强烈抵抗，他们将有强大的动力相互结盟，遏制并最终摧毁侵略者。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它甚至从来都没有暗示过要使用武力来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国家。原因很简单：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我的分析是错误的，一个世界国家成为现实，它可能也不会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自由主义不仅对许多国家而言是陌生的，而且在新的地方发展起来既费时又困难。为了压制所有世界国家内部的离心力——肯定会有很多，中央就必须用铁拳来统治。即便如此，可能也无法阻止暴力的大爆发。这就是为什幺很多自由主义者对世界国家缺乏热情的一个原因。比如，康德和罗尔斯都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国家要幺是专制国家，要幺就是像罗尔斯所说，“一个被频繁内战撕裂的脆弱帝国”。
无政府状态会持续下去
如果在未来我们没有世界国家，这意味着国际无政府状态将继续存在，并且大国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国家对生存的需求同样如此。不过，有利的实力对比偶尔会让一个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很可能发生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有许多优点，但当它被运用于国际政治时，由此产生的政策却并不成功。
我们可以把这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更进一步，提出追求自由主义霸权不仅会令自由主义国家，而且会令对象国付出巨大代价。此外，一个按照自由主义指令行事的强大国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世界的不稳定。换言之，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不仅可能失败，而且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