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与生俱来的情感很难测量：我们对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然而，我们从周围所有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证据，他们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并以类似方式进行社交，但他们具有不同的个性，对何谓美好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化的力量，但如果它是唯一的驱动力，那幺在家庭和社会中就会有更多的思想同质性。
理性是影响个人核心原则的最终因素。它涉及的心理过程不同于情感和社会化，这两者都依赖于直觉。凭借直觉，个人在处理手头事务时会无意识地作出决定。有人认为，她本能地知道要采取的正确立场。有时，这种立场很快就会出现，这是对所见或所听情况的内在反应；有时，它来自人们对某个问题的缓慢认知，也许需要反复思考之后才能获得。通常，这种认识伴随着始终以这种方式进行感知的意识，但现在才有意识地承认它。不过，无论快慢，情绪和社会化自然会让个人相信他们有能力提供有关一系列问题的见解。然而，理性的运作则有着根本不同。
推理是人类集中精力抛开直觉、运用事实和逻辑来分析问题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一个人在运用理性时试图以系统的、训练有素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他的偏见或情绪干扰思考过程。推理是一种耗时的心理活动，因为它拒绝自发的反应，而是需要仔细构建和评估论断。当然，一个人可以进行商议，与其他人一道运用他们的批判能力来分析疑难问题。理性是一种比直觉更训练有素的推理形式，经常会提供一种比情感或社会化更透明的方式来回答问题。
排除情感的努力往往并不成功。正如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明确指出的那样，不可能将你的批判能力与你的偏见和情感完全分开，他认为，后者实际上可以帮助个人作出合理决策。
尽管排序在前，但在我们确定偏好的三种方式中，理性是最不重要的。它肯定不如社会化重要。社会化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人类有着较长的童年时期，他们受到家庭和周围社会的保护和培育，同时也受到强烈的社会化。与此同时，他们才刚刚开始发展自己的批判能力，因此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思考。当个人的推理能力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时，他的家庭和社会已经给他做了大量灌输。而且，个人天生具有固有的情感，这也强烈地影响着他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们在制定道德准则方面的选择有限，因为他们对正确与错误的思考大多来自天生的态度和社会化。
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理性与个人对美好生活观点的形成关系不大。他们声称，理性至多是为主要由我们的直觉所形成的观点提供理由。英国着名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最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他主张“道德规则……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对他而言，“理性是且仅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于它们，理性永远无法扮演其他角色”。在休谟的叙事中，推理也有一席之地，但它位于道德准则建立之后，主要功能是找到巧妙的方法为其提供证明。这就是工具理性的全部意义所在。在休谟的论述中，显然没有多少实质理性。
休谟有些夸大其词。理性有其局限性，但它不仅仅帮助我们理顺根深蒂固的信仰。例如，它告诉我们生存是首要目标，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生存就不能追求其他目标。即使它在确定其他目标方面效用有限，它仍然是有用的。当不同的直觉发生冲突时，理性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裁决。当第一原理导致愚蠢或破坏性行为时，它也可以帮助个人加以调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因为一个人的环境偶尔会发生变化，她会发现思考环境的习惯方式不再有意义。最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个体，他们致力于用冷静的分析方法来检验自己最深刻的信念。理性可以引导这些人找到思考世界的新方法，其他人以后可以效仿。我们的确有能动性。我们不仅仅是情感和社会化的囚徒。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致力于严格的自我反省。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不受约束的理性会导致对何谓美好生活的普遍共识。纯粹的理性只能让你走这幺远。
人们可能会争辩说，教育（不仅为了社会精英，而且为了每个公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就是20世纪早期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所持的观点，他认为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普通人将会达到无法想象的社会和政治智慧的高度”。杜威深知各个社会在核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充满相互冲突的观点，但他认为民主加教育可以解决这些“相互冲突的主张”。他写道：“民主的方法——就它作为有组织的智慧而言——是将这些冲突公之于众，可以看到和评估特殊主张，可以加以讨论和评判……各自主张越多地……被公开和科学地权衡，公共利益被披露并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多教育将使公众就公共利益达成共识这一信念在直觉上是有吸引力的，但在仔细审视之后就瓦解了。因为人类是群居生物，他们倾向于与同一群人形成牢固的联系。他们的忠诚使他们难以挑战占主导的群体智慧。群体思维的力量——强大但不是绝对的——意味着，大多数人没有意愿走出自己的社会群体并采取自主行动。即使他们试图表现得像顽固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也倾向于从根据多年来的社会化所形成的假设出发。
没有理由认为，为公民提供更多教育会有助于他们在应该共同管理其生活的原则上达成广泛共识。事实上，相反的可能性更大。某些形式的教育明确地指导学生特定的道德观。今天由宗教极端分子管理的宗教学校、前共产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大学或者20世纪之前在欧洲和美国大学提供的以宗教为基础的高等教育，都是为官方的道德生活观点背书。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仅仅代表灌输。这些形式的教育只会加强社会之间已有的差异。
当教育使人们接触到各种观点时，它通常会促使学生宽容（如果不是尊重）相反的观点。杜威所建议的教育类型会扩大而非缩小人的视野。例如，在大多数西方大学中，多数教育工作者都避免告诉学生如何思考价值负载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从事传教事业的。从本质上讲，人们获得的教育越多，世界就变得越复杂，就更难以相信——更不用说发现——永恒真理。
最后，杜威的教育理想总是包括教会学生批判性思考。这就是为什幺我们称我们的理性能力为批判能力。（至少是好的）教育家教他们的学生提出难题和挑战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传统智慧。英国皇家学会的座右铭并非偶然，它自称是“持续存在的最古老的科学院”，其座右铭是：“不相信任何人的话。”其结果是，高质量的教育使学生特别擅长批评所谓的真理，但却没有给予他们去发现除了经验上可证实的事实之外的事实的训练。教育磨炼了我们的理性能力，但最终使得就第一原理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这给我们留下了什幺？卢梭（rousseau）早就说过：“我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一个共同利益，以便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永远以共同福祉为宗旨的国家里。”当然，他所希望的情形永远不会实现，因为任何一群人都无法在基本问题上达成那种程度的共识。无论好坏，我们的批判能力都无法引导我们走向普遍真理或绝对法则。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相对主义是一个生活现实，即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是相对主义者。
我们的社会本质
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种通常与自由主义一致的方式是，赋予个人以特权，主张个人先于社会，后者实际上是一种由一群人自愿创造的人造结构。这种主张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是自由的施动者，主要靠自己形成身份。他们选择组建社会和政府以实现互利，但他们形成的社会群体基本上是个体的集合，并没有有意义地塑造其成员的身份。他们等于是出于便利目的而联姻。
这是对人性的错误看法。个体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存在。那种认为任何人在自然状态下都是以与社会隔绝的个体开始生活，并能以这种方式生活一段时间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都是从无助的婴儿开始生活的，至少在生命的头十年，高度依赖别人，在此期间，我们周围的人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思考和对待世界的方式。没有其他途径。我们的个人主义与我们的理性能力密不可分，它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发展。
即使我们撤退到一个荒岛上，我们也无法逃避这样的事实：他人已经以深刻的方式把我们社会化了。想想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crusoe），他遭遇海难，被困在绝望之岛上独自生活28年。他在那个岛上的思想和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在英格兰约克郡长大后学到的一切所塑造的。撰写《鲁滨逊漂流记》的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在后来反思这本书时说道：“人是一种为社会而形成的生物，因此不仅可以说独处对他不好，而且他真的不可能独处。”
正如笛福所暗示的，我们似乎也很清楚自己喜欢和别人交流。有证据表明，人类在心理上倾向于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人类天生就希望频繁地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包括其直系亲属之外的人。几乎没有人搬到偏远地区，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就连臭名昭着的炸弹客泰德·卡辛斯基（tedkaczynski）也继续与美国社会互动，尽管方式有限而又邪恶。
生存之需
生存是人类自然而然地在比家庭单位更大的群体之中活动的首要原因。首先，个人需要性伴侣，不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也有助于更广泛地创造和维持家庭和物种。繁殖的需要是所有物种共有的，对于灵长类动物来说，这需要寻找超出其直系亲属的性伴侣。当然，有了孩子意味着家庭不仅规模扩大，而且与其他家庭也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有利于社会群体的成长。
在提供食物和生活的其他必需品方面，群体也比个人或单身家庭更有效率。构成任何规模庞大的群体的人不可避免地具有各种技能和才能，这将使他们能够创造分工。这种专业化和合作使其更容易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也促进了更大的繁荣。此外，如果一个家庭独自经历严重困难，比如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那幺孩子们就没有人可以求助。但是，如果他们嵌入社会群体，他们就有一个庞大的支持网络，可以介入他们的生活并提供帮助。最后，随着数量的增长，归属于一个群体可以使一个人免受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伤害。然而，大的规模并不能确保生存。
因此，社会群体是一种生存工具。通过相互合作，成员们最大化地维持生存和追求利益的前景，包括他们在繁殖上的利益。当然，无法保证他们能够在社会中生存，但他们在一个群体中的机会通常比单独行动时要高得多。尽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个人有强烈的动机去回避合作、采取自私的行动，但合作的必要性往往胜过利用群体中其他人的冲动。
文化的重要性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有着不同的实践和信仰。两个社会可能讲不同的语言，崇拜不同的神，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习俗和历史叙事。“社会，”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写道，“不仅仅是个人的加总。相反，由他们联合而形成的系统代表了具有其自身特征的具体现实。”
这种文化多样性——阻碍了全球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地球是巨大的，人们在无数地区面临的情况差异很大，因而世界各地的群体发展出独特的惯例和思维方式。但多样性也因为人们利用他们的批判能力对何谓美好生活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存在。不仅仅是环境塑造文化，个人也有能动性。这个简单的生活现实使得在社会群体中建立共识变得困难，尽管不是不可能。虽然有时可能在不同社会之间就其实践和信仰达成实质性共识，但几乎总是存在足够的重要差异，使这些社会作为独立实体运作。无法让各个社会变得相同，这一点解释了为什幺世界已经并且将永远由众多具有独特文化的社会群体组成。
文化在塑造个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上非常重要。一个人出生所在的社会群体永远是他身份的一部分。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它们在我们身上刻上“无穷无尽的烙印，而没有留下一份清单”。我们对我们赖以成长并与我们的身份捆绑在一起的文化别无选择。社会在那些个人极其重要的成长时期，为其提供的文化软件（culturalsoftware）极大地影响了他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
一个人可以试图改变它或者加入一个不同的社会，以此来拒绝她生在其中的文化。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不仅非常困难——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而且注定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即使一个成功的人也仍然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她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试图改变的文化所塑造的，甚至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文化的囚徒。同样地，离开旧生活的人会带着文化上的成见去开始他的新生活，这些成见将继续以重要方式塑造他的身份。
设想一个来到美国的移民。无论他多幺热切地接受美国文化，抵制旧国的价值观和传统，他的身份总会受到他年轻时所受文化的深重影响。比如，20世纪30年代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和列奥·施特劳斯作为年轻人离开欧洲来到美国，在这里发展成为美国知识界的主要代表。然而，他们对世界的思考仍然深受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和马克斯·韦伯（maxweber）等德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在欧洲作为学生和初出茅庐的学者时曾经读过这些人的着述。
文化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维系一个社会的黏合剂。人类可能是社会动物，但是组成社会的人们既是社群成员，也是个体。尽管他们经历了各种社会化，他们还是能够为自己着想，并且经常如此。有时，他们在解决重要问题时不会与他人合作，而是以自私和有害的方式行事。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社会群体中的人都很难就第一原理达成共识。不同强度的离心力在每个社会中都起着作用，有时它强大到足以使社会分崩离析。
文化在阻止这些离心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社会群体中关于第一原理通常有相当程度的（尽管从来不是完全的）共识，因为成员有着相似的日常生活和共同的历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出生起就被高度社会化以尊重他们的文化——会有一种意识，用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的话说，认为他们所在的社会“不仅是那些活着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是那些活着的人、那些死去的人以及那些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群体成员倾向于彼此尊重并且发展高度的群体忠诚感，这使得他们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也能共同相处。成员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人们在其中为了集体利益而共同努力。大多数成员强烈地将群体的生存等同于自己的生存，这给予他们进行合作的强大动力，甚至在重大问题上放弃歧见。
然而，文化用来维系一个社会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时，一个单一的问题暴露出如此深刻的分歧，以至于它存在着让社会分裂的危险（试想美国内战前的奴隶制问题）。有时极端的新情况会破坏一个社会的主要实践和信仰，在成员们试图重新形成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看法时，暴露出他们之间的深刻分歧（试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之后的德国）。有时，意想不到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社会失去了凝聚力（试想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侵略后的中国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由此拒绝其文化的重要内容或者采取自私行动，除非那些不满的人得到安抚或被迫离开，否则共同体很难存续。简言之，个人自然而然在社会群体中活动，但他们对集体的承诺水平可能千差万别。依附显然有助于群体团结，但当幻灭广泛蔓延时，会导致群体的消亡以及新生的群体取而代之。
离心力在每个社会中都起作用，而且偶尔会导致其瓦解，这说明只靠文化不足以将社会团结起来。保持社会完整还有其他三种路径。一种是创造一个可怕的外部敌人，足以激励社会成员共同努力以抵御威胁。另一种是通过在社会内部定义一个背信弃义的“他者”来统一大多数人。但是，防止社会瓦解的最重要方式是建立强大的政治制度，这是无可替代的。
政治制度与权力
社会需要政治制度，以便与其他群体打交道，并帮助其成员和平而又高效地生活在一起。在群体内部，个人之间不断互动，有时在资源和金钱等方面展开竞争。他们为更广泛的社会目标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它们而激烈争论。因此，这些个人——以及他们形成的派系和社会群体——需要确立规则来定义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并且规定如何解决争端。
社会群体也需要解释和执行这些规则的机制。他们需要某种方法来裁决争端和惩罚违反规则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防止或停止成员之间的暴力。他们需要一些人或机构负责组织和管理日常生活，以确保没有成员危及其他成员的生存。简言之，他们需要权威。社会群体具有超越无政府状态和建立等级制的强大动机。
社会之所以需要政治制度，另一个原因是，帮助抵御可能有动机攻击和摧毁它们的其他社会群体的伤害。就这一点而言，它们的目的不是要超越无政府状态，而是确定在一个没有更高权威可以求助的世界里如何保证群体最好地生存。这样的群体需要某种军事力量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可能最大化。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应当控制暴力手段，不仅要在国内执行规则，而且要抵御外部敌人。这些制度也必须在更加寻常的事务上与外界打交道，因为生存虽然至关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群体唯一关心的问题。
至此，我把政治制度描绘成基本上中立的工具，不偏袒任何个人或派别，这表明在我的叙事中不涉及政治。事实上，政治制度并不是不偏不倚的机构。管理社会团体的规则反映了某种对美好生活的看法，而且总是偏向于某些个人或派系的利益。因此，谁来制定、解释和执行这些规则就至关重要，因为无论谁做这些事，都能够以反映其兴趣和对美好生活看法的方式塑造日常生活。为了确定政治制度由谁来控制，几乎在任何社会群体中都会发生激烈竞争。政治是任何社会中日常生活的主旋律。从最深层次讲，政治是围绕第一原理的冲突，而不是否认其更寻常的一面。政治竞争围绕着社会应该如何组织或者社会内部的个人和派别应该如何相互影响的冲突性看法。这种竞争通常是激烈的，有时涉及欺骗、强制和暴力。正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曾经说过的，政治是一种“接触式运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尽管他们的立场不能保证是永久性的。
在更实际的层面上，任何社会的政治都是为了争夺对治理机构的控制。在此，基于金钱、社会资本和媒体访问等资源的权力至关重要。一个人或派别权力越大，它在政治舞台上就越有可能占上风，这样就使它能够以增强自身利益和权力的方式塑造社会的政治制度。换句话说，根据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的着名论断，有权势者确定“谁得到什幺、何时得到以及如何得到”。虽然每个人获益多少是另外一回事，但赢家不会被阻止去追求那些几乎使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受益的政策。管理任何社会的机构不仅仅是公正的仲裁者或守夜人：它们在本质上是政治行为体。
社会群体间的政治
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也是政治性的。尽管实力对比在群体间关系以及群体内部关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但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在一个社会中，谁来制定和解释规则非常重要。但是，在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中，规则并不那幺重要，因为没有更高的权威来实施它们。社会群体在无政府状态下活动。更重要的是，没有更高的权威来监督群体间的行为，以确保一个群体不对另一个群体的生存构成威胁。这并不是说生存在一个社会内部是有保障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但在一个群体内部，存在具有实质性强制力的政治制度可以保护该群体的成员。
权力在无政府状态中的重要性不在于决定由谁来制定规则，因为规则在群体间关系中并不重要，而在于它是社会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另一个社会的暴力威胁的最佳手段。它们需要充足的物质资源，尤其是军事资源，以便在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下确保生存的可能性得到最大化。在没有更高政治权威的情况下，恐惧是强大的驱动力。社会群体也想获得权力，因为权力让它们得以追求其他目标。它们理解修昔底德的箴言：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下，“强者尽其所能，弱者受其所迫”。任何社会相对其竞争对手再强大都不为过。
扩张势在必行
社会群体强烈倾向于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来换取发展。不是每个社会都有能力扩张，但这种动机始终存在。扩张的动机可能有多种，其中之一是意识形态。一个社会的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宗教或理想的政治制度，并且想将其输出到其他社会，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让人类为之受益。不过，更可能的动力是经济的。一个群体可能想要夺取另一个群体的土地或原材料，或者仅仅是想吞并另一个群体的经济，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富有。
但是，社会寻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生存。由于各个群体在核心原则上可能存在不同的利益和深刻的分歧，总是存在着某个群体威胁另一群体生存的可能性。这种威胁可能有不同形式。一个群体可能会试图杀死对手群体中的所有人。或者，它可能使目标社会保持完整，但剥夺其自主权。侵略者控制被征服群体的资源，深刻影响其政治，甚至奴役它。最后，目标社会可能直接被获胜的社会所吸纳。所有这些结果对于任何社会而言都是灾难性的，对它们的担心导致社会彼此恐惧，为生存而忧虑。
一个社会改善其生存前景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变得更强大。最佳保障就是变得比其他社会强大得多。强者并不总是能打败弱者，但他们往往能打败弱者。因此，为了实现安全最大化，社会群体具有吞并、支配甚至消灭其他群体的强烈动机。这样做不仅让社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消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从上述讨论可以清楚地发现，我们很难区分经济动机和生存动机，因为财富是军事力量的关键条件之一。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强调了以枪炮告终的扩张。但是，群体的扩张还有另一种方式：它可以与志同道合的群体达成社会契约。两个社会可能自愿联合起来（尽管可能性极小），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文化，在核心价值观上基本一致，而且几乎没有利益冲突。联合可能会给两个社会带来更大的繁荣。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共同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就是这种联合的案例。但不足为奇的是，这个新国家仅仅在三年后就解体了。另一种可能是（尽管极不可能），两个社会群体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美好生活，但一个群体能够说服另一个接受自己的思维方式，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最有可能让两个社会合并的原因是，共同威胁使得联合组成更强大的实体似乎是改善它们的生存前景的更好选择。
这种自愿的联合很难设计。社会群体很少放弃独立而成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扩张几乎总是一个社会强迫或征服另一个社会的结果。各个社会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一般都在第一原理上存在根本差异，这使得任何群体都难以说服另一个群体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一套新的实践和信仰。任何想要拓展疆域的社会可能都必须诉诸武力。
然而，武力所能实现的是有限的。强迫和征服有时很有效，但绝非任何时候都如此。一个扩张主义群体面临的问题是，目标群体很可能狂热地抵制其扩张。即使运用进攻力量打败了对手，受害者仍然可能找到微妙而复杂的方式来抵制整合。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扩展，其瓦解的可能性也会上升，仅仅是因为人口越多导致关于何谓美好生活的显着差异越大。合并的文化差异性越大，这些价值分歧就可能越尖锐。
此外，即使一个社会征服并吸收了许多其他群体，它在进一步拓展上仍然面临显着制约。一个问题是，这个星球上有很多群体，剩下的群体很少会不战而降。而且，由于这些群体分布在世界各地，任何想要支配所有其他群体的群体都会发现，距离使得权力的投射愈发困难——大洋、山川和沙漠也加剧了这个问题。任何社会的扩张都会受制于报酬递减规律。
扩张面临的各种阻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幺没有出现一个全球社会，以及为什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
生存与人类状况
我的底线简单明了。我们的批判能力无法提供关于美好生活的问题的明确答案，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总是会有严重分歧，这对个人和社会都非常重要。这些分歧有时会导致如此强烈的敌意，以至于一方或双方都会采取进攻性行动。事实上，许多人相信普遍真理的存在，他们发现这样只会令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从绝对的角度考虑使得人们很难妥协和容忍。如果几乎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一个道德相对主义者，那幺就会培育出一种和平共存的时代精神，让世界更加和平。但人们并非如此，那些不赞同你的人可能倾向于杀了你，这意味着个人之间以及社会之间彼此互相恐惧，为生存而担忧。
幸运的是，人类的各个社会群体就是为了解决恐惧和生存这对孪生问题而存在的。任何社会中盛行的文化都包含一整套习俗和信仰，社会成员在年轻时就会逐渐了解，在余生中也会不断聆听。大多数原则在大多数时候被大多数成员所接受，会发挥减少他们之间的冲突（但无法消除）的作用。文化就像黏合剂，对一个社会的凝聚力而言不可或缺，但只有它是不够的。社会还建立了制定规则和维护秩序的政治制度，培育一定程度的包容，有助于防止成员在重要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互相残杀。但是，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完全消失。
简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具备可观但又有限的批判能力的社会人组成的世界之中，这一事实是人类冲突的根源。
明确地说，我并不认为个人天生就是坏的或邪恶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主张，每一种政治理论最终都围绕人类本质上善或本质上恶这一假定展开，而一些着名思想家确实是基于这样的假定来建立理论的。例如，卢梭认为人类在自然条件下本质上是好的，但被社会所腐化。另一方面，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这意味着他们在余生中会以各种方式犯错误。
施密特的观点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善与恶都是模糊的概念，含义难以确定。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这两个概念，每个人肯定会体现出这两种特征。无论如何，如果某人真的这样划分，如何解释为什幺人们会天生善或恶呢？把它归因于原罪或某些类似的东西并不能提供一种我们可以用证据加以鉴定的解释。
我也不认为人类像一些社会生物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天生具有攻击性，也不认为他们拥有一种像汉斯·摩根索所说的权力欲。当然，有些人符合这种模式，但也有许多人不符合。人类是一个杂色的群体，我们并非都是a型人格。此外，有人认为自然选择导致个人首先是合作，而非进攻。个人有强烈的动机与他人合作，特别是与群体成员合作，以使他们的生存前景最大化。当然，人类有时会表现出攻击性，攻击性的倾向在不同的人之间当然会有所不同，但在我的叙事中，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对第一原理存在根本性分歧，而不是因为攻击性是对任何给定情况的一种确定的第一反应。他们也可能采取进攻性行动，因为所处的环境激励他们去这样做。例如，他们可能是在无政府体系中活动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致力于通过扩张来让自己的生存机会最大化。在一个等级体系中，相同的个体可能不太具有进攻性。
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伟大的主义不是在数学抽象状态下发挥作用：它们以自身的方式运作，因为人类就是这样行事。当我们转向对自由主义的考察时（将在下一章讨论），我会立足于在此阐述的关于人性和政治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