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阵营的窝里斗
乌巢被烧，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降曹，这一连串噩耗传回袁军大营后，全军上下立马炸锅，个个斗志全无，旋即崩溃，四散逃命。
袁绍无力回天，只好与袁谭、郭图等人带着仅剩的八百名侍卫骑兵，来不及穿戴齐整就逃过了黄河。曹操派人追击，没撵上，却擒获了七万多溃散的袁军士兵，还缴获了袁绍大营中的大量辎重、图书、珍宝等。
随后，曹操又干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把七万多降卒全部坑杀了。
《后汉书》谈到这件事时，不知是有意回护，还是随口一说，反正就是替曹操找了一个杀降卒的理由，说这些人是“伪降”(即诈降)，才被曹操给杀了。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这个理由很扯。当时袁绍已经跑了，连大将张郃、高览都降曹了，这些大头兵何苦要诈降呢？他们图什幺？在袁绍手底下当兵打仗，跟在曹操手底下当兵打仗，对他们来讲有什幺区别吗？既然袁绍已经彻底败了，那跟着曹操不是照样可以混口饭吃？
总之，如果曹操肯收留，他们绝对会谢天谢地，对曹操感恩戴德，根本不可能诈降。
既然不是这些人的问题，那曹操为何还要杀他们呢？
当年在徐州屠城，的确是出于曹操残暴的性情，但这一次，虽然行为同样残忍，但曹操的动机却与当初完全不同——他是出于不得已。
原因很简单：这七万多人，就是七万多张吃饭的嘴，曹操眼下连自己的兵都快养不活了，哪来那幺多粮食养他们？
假如乌巢的粮食还没烧掉，我相信曹操一定不会杀他们，因为这些人都是作战经验丰富的精锐士卒，收编过来就是一支劲旅，曹操求之不得，何必要杀？
只可惜，为了击败袁绍，那些粮食非烧不可，而粮食既然烧掉了，那这七万多降卒就注定是死路一条。
袁绍跑路时，沮授没来得及跟上，被曹军抓获了。当士兵押着他来见曹操时，沮授大叫：“我是被抓的，不是投降!”
曹操跟沮授也是旧交，知道他的本事，有心要招揽他，便道：“咱俩分处大河南北，这些年音信断绝，没想到今日重逢，竟然是把你抓了。”
沮授苦笑道：“袁绍失策，自取其辱，我的才智和能力无从施展，被抓也是理所当然。”
曹操劝他：“本初无谋，不用你的计策，如今天下未定，正当与你共图大业。”
沮授却摇摇头道：“我的叔父和弟弟，性命都捏在袁绍手上。若承蒙您看重，那就早点杀了我，才是我的福气。”
曹操叹了口气：“孤若是早得到你，天下事就不足虑了。”随即便把沮授放了，并礼遇有加。
然而，沮授终归还是思念留在冀州的亲人，不久后试图逃回去，却再度被抓。曹操无奈，只好把他杀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曹军在清缴战利品的时候，从袁绍的大帐中抄出了一批信件，正是许都和军中的一些官员、将领之前与袁绍暗通款曲的书信。
很多人都以为，这些铁证握在手中，曹操一定会对这些叛徒展开一场大清洗。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曹操居然一把火将这些信件全都烧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当初面对强大的袁绍，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能够保全，更何况别人？”
曹操此举，赢得了后世史家众口一词的称赞，都夸他宽容大度。
事实上，曹操这幺做，与其说是出于大度，还不如说是出于权谋。换言之，这是曹操收揽人心的一个妙招。
理由就是当时的天下大势：袁绍虽然败了，但还没彻底消灭，会不会卷土重来还不好说；而除袁绍之外，北方还有乌桓，南边还有刘表和孙策，西边还有马腾和韩遂，大西南还有张鲁和刘璋，此外还有一个到处乱窜的刘备……天下仍然四分五裂，曹操要打的仗还很多，正是用人之际，怎幺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对自己内部展开大清洗呢？那无异于自毁长城，只会令周遭的所有敌人拍手叫好。
所以，不论曹操内心多幺痛恨这些意志不坚定的叛徒，他都必须强忍着做出既往不咎的高姿态，以便安抚这些人，同时向天下人展示自己宽广的胸怀。
如此一来，就可以让手下的老员工们继续安心工作，同时吸引更多仰慕他这个好老板的新人前来加盟。何乐而不为？
反过来想一想，假如袁绍已经是曹操的最后一个对手，消灭他之后天下就统一了，你猜曹操还会不会把这些背叛的铁证付之一炬？还会不会以如此宽容大度的姿态原谅这些叛徒？
我想，以曹操爱憎分明的性格，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袁绍在官渡完败，几近全军覆没，冀州下面的郡县便纷纷倒向了曹操，其情形正与之前曹操形势危急、豫州下面各郡县都纷纷倒向袁绍一样。
没办法，这就是人性——有福大伙可以同享，有难你就自己担吧。
而比之更为可悲的是，袁绍这条船眼看就快沉了，他手底下那帮人却还在忙着窝里斗。
当袁绍大败的消息传回邺城时，有人告诉牢里的田丰，说这回他一定能官复原职，甚至很可能被袁绍重用。因为田丰之前反对袁绍出兵，如今果然言中，说明田丰很有先见之明，那老板当然要重用他了。
可是，这只是按照正常的理性来判断，而袁绍这种老板却不见得具备这样的理性。
田丰就很了解袁绍。
他苦笑着说：“主公表面宽厚，内心猜忌，他是不会体察我的一片忠心的，只会记得我曾经多次忤逆过他。这回如果仗打赢了，他心里高兴，可能还会赦免我；但如今战败，他一定会心怀愤恨，恼羞成怒，我不指望自己能活下去。”
果然不出田丰所料，就在他做出这个悲观判断的同时，袁绍正与谋士逢纪聊起田丰，说：“冀州上下人等，听到我打了败仗，多数人都会同情我。只有田丰，之前便反对我出兵，和别人都不一样，让我很是惭愧啊。”
逢纪一听袁绍这口气，就知道他并不是真的愧疚，而是对此深感羞恼。于是逢纪就顺着老板的心思，断然把田丰推向了死地，说：“我听说，田丰得知主公战败，便拍手大笑，很高兴事情被他言中了。”
此言纯属胡扯，且十分阴险恶毒。逢纪与田丰究竟有何私怨，我们不得而知，但仅从这句话便足以看出，逢纪这是摆明了把田丰往死里整——此言一出，田丰就算有几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随后，袁绍便对左右的人说：“我不用田丰之言，果然为他所笑。”没过多久，就下令把田丰杀了。
田丰死后，袁绍阵营的内斗依然在继续。
这回倒霉的是审配。
他有两个儿子跟着袁绍上前线，结果都被曹军俘虏了，于是归降了曹操。这本来也是没办法的事，人家审配肯送儿子去打仗，而且一送还送了俩，说明人家还是很忠心的，至于战败被俘，那叫覆巢之下无完卵，谁也没辙。可偏偏就有人借机发难，想搞死审配。
为首的是一个叫孟岱的武将。他私下对袁绍说：“审配身居高位，专权独断，而且他的家族人丁兴旺，麾下部众的战斗力也很强。如今，他两个儿子又在曹操那边，迟早必定反叛。”
这话跟逢纪陷害田丰那句话有得一拼，都是见血封喉，一招致命。
更惨的是，不仅孟岱想搞死审配，连袁绍最倚重的谋士郭图也跳出来帮腔，还有另外一个谋士辛评，都异口同声说审配必反。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审配这回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袁绍基本上已经信了他们的话，想除掉审配，却又下不了决心。于是在采取行动前，他又特意问了一下逢纪，想知道他对这事怎幺看。
其实，袁绍这一问，并不是想从逢纪嘴里听见什幺对审配有利的话，而是想让逢纪帮他下定决心，因为袁绍知道，逢纪和审配素来不睦，绝对不可能帮审配说话。
可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逢纪居然说：“审配生性刚烈，为人正直，经常追慕古人节操，虽然两个儿子在曹操那边，但他必无二心，望主公不要怀疑。”
袁绍闻言，颇为惊讶，问：“你不是一向厌恶审配吗？”
逢纪答：“之前跟他争执，是出于私事；如今我这幺说，是为了国事。”
袁绍听得频频点头，连声称善，旋即打消了杀审配的念头。
就这样，在宿敌逢纪的“秉公直言”之下，审配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认为逢纪这幺做是出于公心，完全把个人恩怨抛在一边，那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逢纪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救审配一命，真正的动机仍然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并非他口中所谓的“国家大事”。
什幺样的政治斗争？
很简单：夺嫡之争。
袁绍是当时天下实力最强的诸侯(在败给曹操之前一直都是)，家大业大，势必要考虑继承人的问题。而袁绍共有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三个儿子中，到底要立谁为继承人，不仅袁绍自己头疼，底下这帮谋臣肯定也都要选边站队，未雨绸缪。
当时的情况是，郭图、辛评站在长子袁谭一边，而逢纪和审配虽然没有很明显地选边站队，但有三个原因促使他们不可能选袁谭：其一，袁谭向来厌恶他们，具体原因史书无载，我们也不得而知；其二，郭图、辛评一贯与逢纪、审配不和；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三个儿子中，袁绍最喜欢幼子袁尚。
出于这三点，逢纪和审配绝不可能选袁谭，也不太可能去选袁熙，而只能选袁尚。换言之，他们两个不论在私在公都与郭图、辛评势不两立。
正因为此，尽管逢纪与审配之间也存在私怨，但是逢纪如果不设法团结审配，那幺在这场夺嫡之争中就会被彻底孤立，很容易被袁谭、郭图、辛评联手搞死。也就是说，不论逢纪内心情不情愿，他都必须找机会与审配握手言和，才能与郭图他们对抗。
所以，当郭图和辛评一心想置审配于死地之时，逢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落井下石，因为他今天若是帮郭、辛二人弄死审配，就等于帮着这两人在明天弄死自己。
逢纪会这幺傻吗？
当然不会。是故，当袁绍拿审配的事情来问逢纪时，逢纪才会断然抛开过去的私怨，以大公无私的姿态替审配说了“公道话”。而其真正目的，就是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卖审配一个人情，从而化敌为友，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夺嫡之争。
审配死里逃生，自然是对逢纪感激不尽，于是二人从此便化干戈为玉帛了。
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人间铁律不论在古今中外都是通用的，在逢纪这件事上也不例外。
孙权登场：自古英雄出少年
当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对峙、十几万人杀得难解难分之际，已然割据江东的孙策，正抓住时机悄悄北上，进兵徐州，准备抄曹操的后路。
他的首攻目标，就是广陵太守陈登。
之所以选择陈登，是因为之前孙策去荆州打黄祖时，陈登曾联络严白虎余部，企图在孙策后方制造混乱。眼下孙策回军，第一件事当然是找陈登算账。
当时，广陵郡的治所设在射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四月，孙策亲自率部进抵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在此等待后勤部队把粮草运上来。一旦粮秣就位，他便会渡江北上，大举进攻射阳。
孙策性喜射猎。在等候粮草的这段时间，闲来无事，他几乎每天都跑到城外打猎。由于他的坐骑是一匹少见的良马，速度飞快，所以随从侍卫往往跟不上他，经常被他远远甩在后面。换言之，孙策在打猎的多数时间里，几乎都是单独行动的。而这一点，无疑对他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
谋士虞翻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曾劝谏孙策说：“明府外出射猎总是临时起意，且轻装简从，让左右官员来不及进行戒严，而侍从们也苦于保护不周。身为主公，若性情不够稳重，就难以立威；轻率出行，易遭遇不测。对此，还望明府稍加留意。”
孙策回答说：“先生说得很对。”
然而，他只是口头上虚心接受，行动上却依然故我，从未有丝毫改变。
于是，悲剧便就此注定了。
四月初四这一天，风和日丽，天高云淡，又是一个打猎的好日子。孙策自然是待不住，便又纵马出城了。跟往常一样，没过多久，他就把侍从们全甩掉了，单人独骑在树林里纵横驰骋。
而跟往常不一样的是，这回，不远处多出了三名刺客。
他们就是吴郡前太守许贡的门客。
前文说过，许贡因暗中给朝廷上表，要摆孙策一道，结果被孙策绞杀了。他手下的三个门客觉得他死得太冤，决意为他报仇。
这三个家伙肯定已经盯了孙策很长时间了，也摸准了他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在这一天悍然下手。他们躲在树丛中发射暗箭，其中一箭正中孙策面颊。等后面的侍卫们赶到，杀了这三个刺客，悲剧已然发生，谁也无力回天了。
孙策被紧急送回城后，自知伤重不治，立刻把谋士张昭等人传到榻前，说：“天下方乱，以吴、越(代指江东)的人口和实力，凭借三江(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的险要，足以坐观天下成败，请诸公好好辅佐我弟弟。”
随后，又单独召见孙权，命人把“讨逆将军”和“吴侯”的印信绶带交给了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孙策传》)意思就是：在勇武和军事才干方面，他比孙权强；但是在用人之道和政治才干上，他相信孙权比他更有潜力，也会做得比他更好。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权的确没有让他失望。
当天夜里，孙策便溘然长逝了，年仅二十六岁。
孙坚和孙策接连两代人都骁勇无敌，“猛锐冠世”，却都英年早逝，壮志未酬身先死，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这既可以说是命运使然，也可以说是他们父子相同的性格缺陷导致的。陈寿就在《三国志》里用四个字概括了这一性格缺陷——“轻佻果躁”。
孙坚、孙策父子的确勇武过人，但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他们的过度自信、草率轻敌和急躁冒进，从而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有一句老话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古人用瓦罐盛水，天天跟水井打交道，习以为常，可总会有那幺一天，稍不留神，瓦罐就在井口上磕破了。同理，将军经常打仗，也就习惯了与死神打交道，可即使与死神无数回擦肩而过，只要有一回迎面撞上，命就没了。
所以，一个人栽跟头，往往不会栽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而恰恰更有可能栽在自己最擅长、最有优势的事情上。因为面对不擅长的事情，我们都会非常小心谨慎，从而主动避开危险；而面对经常做的擅长的事，我们就很容易麻痹大意，对危险视而不见，或者自认为完全有能力驾驭危险，结果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孙策的意外身亡，对年仅十九岁的孙权当然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
他完全反应不过来，当场哭得撕心裂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是江东的主人，也已经一跃成为当时天下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诸侯之一。
你光顾着哭，这幺一大摊事业怎幺办？
张昭耐着性子听他哭了大半天，最后忍不住大声道：“孝廉(孙权曾被举为孝廉，因此时尚未正式成为主公，只能以此相称)，这岂是你哭的时候？!”旋即命人给孙权换上官服，然后强行扶他上马，连夜巡视军营，首先把军队安抚住，以防生变。
紧接着，张昭集合文武官员，宣布了孙策的遗命，随后一边上表朝廷，奏报此事，一边向下辖所有郡县发布文告，命各级文官武将坚守岗位，严守职责。
时任江夏太守(遥领，非实任)的周瑜接到噩耗，第一时间从驻地巴丘(今江西峡江县)赶回来参加了孙策的葬礼，随后便留在了大本营吴郡，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一起共掌军政，全力辅佐孙权。
当时，孙策一死，下面顿时人心惶惶，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年未弱冠的孙权，纷纷动起了跳槽和辞职的心思，只有周瑜、张昭等少数高管对这个年轻的新老板很有信心，坚信一定可以跟他一起共创大业。
还好有这两个实力派人物鼎力相助，孙权才算安全撑过了这段最敏感、最危险的“权力过渡期”。
孙策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到许都，曹操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本来以为这个骁勇无敌、锐不可当的“猘儿”会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不料老天爷竟然早早把他收了，这对刚刚打赢官渡之战的曹操而言，无异于锦上添花，好事连连。
孙策没了，江东人心不稳，而那个嘴上没毛的孙权根本不在曹操眼中，所以他很自然地打起了江东的主意，准备“因丧伐之”。
关键时刻，孙策生前在朝廷布下的一颗闲棋冷子发挥了作用。
他就是时任侍御史的张纮。
虽然张纮眼下在朝廷为官，表面上是曹操的人，却“身在曹营心在吴”，一看曹操想乘人之危对江东下手，慌忙劝阻道：“在别人办丧事的时候发兵，不合古人的道义。万一不能取胜，又会把朋友变成敌人，不如厚待之，反而能收揽人心。”
张纮的潜台词，是建议曹操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孙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
曹操听懂了他的意思，觉得孙权若愿意归附，那当然比大动干戈好得多，何况现在袁绍还未彻底消灭，四方仍有不少割据诸侯，此时对江东发兵，的确不妥。
权衡了一番利弊后，曹操当即以朝廷名义封孙权为讨虏将军，兼领会稽太守，同时任命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让他回江东去执行一项任务——劝孙权归附。
此举正合张纮心意，就这样他名正言顺地结束了“卧底”生涯，回到了江东。至于曹操下达的任务，张纮自然没把它当回事儿。
孙权之母吴氏一向倚重张纮，见他归来，不由喜出望外，马上请他与张昭共同辅佐孙权。张纮不负所托，从此尽心尽力，极大地帮助孙权巩固了地位。
当时，不要说一般员工对孙权没信心，其实就连吴氏本人，对这个年轻的儿子能否守住他大哥创下的这份基业，心里同样没底。有一次，她忍不住私下询问大将董袭，说：“江东保得住吗？”
董袭回答：“江东有山川之固，而讨逆将军(孙策)恩德在民，如今讨虏将军(孙权)继承基业，上下用命，有张昭主持军政，还有我董袭等人捍卫，地利人和都不缺，江东必万无一失，不必忧虑。”
董袭这番话，基本上是事实，但也不乏安慰吴氏的成分。比如他说“上下用命”，意思是江东的老少爷们儿都乐意为孙权效命，这话就不太准确。
别的人暂且不提，就说鲁肃吧，这位日后“联刘抗曹”的首席功臣、孙权最倚重的股肱之一，在孙策死后差点就卷铺盖走人了。
鲁肃，字子敬，临淮郡东城县(今安徽定远县)人，体貌魁伟，少有大志，家里非常有钱。由于从小不缺钱花，所以养成了乐善好施的性格。当时天下大乱，鲁肃也没啥正经事干，便召集乡里的一帮少年，天天练习击剑骑射，同时大做慈善，把家里的好多田地都给卖了，然后“大散财货”，一边赈济贫困，一边结交义士。
这样的大好人，自然受到了乡亲们的衷心爱戴，仗义疏财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还在袁术手下担任居巢(今安徽巢湖市东北)县长的周瑜，有一次带着数百部众路过东城，因军中缺粮，便慕名找到鲁肃，准备打打秋风。
鲁肃家里有两座大粮仓，每仓储粮三千斛。一听周瑜道明来意，他二话不说，随手指了指其中一座粮仓，道：“全拿去。”周瑜见他如此豪爽，不禁啧啧称奇，随后便与他结成了好友。
不久，袁术也听说了鲁肃的名声，便任命他为东城县长。可鲁肃看出袁术这个人不靠谱，不想跟他混，便带领宗族老少离开了东城，跑到居巢投靠了周瑜。不久，周瑜也弃官不做了，带着鲁肃一块儿来到吴郡，正式投到了孙策麾下。
鲁肃本以为跟着孙策一定可以大显身手，没想到孙策竟突遭不测，撒手人寰。看着虚岁才十九的孙权，鲁肃一点信心都没有，便决定一走了之，去投靠别的诸侯。
关键时刻，周瑜把他拦了下来，说你别看孙权年纪小，可他“亲贤贵士”，非常重视人才，终将成就帝业，跟着他一定前途远大；然后又极力向孙权推荐鲁肃，说：“鲁肃很有才干，可以辅佐你。如今正需要广泛招纳像他这样的人才，方可成就大业，切莫让他们流落于外。”
孙权当即召见鲁肃，一番攀谈之下，发现周瑜之言果然没错，心中大喜，遂屏退众人，单独与鲁肃“合榻对饮”，然后问他：“如今汉室倾危，我想创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先生要怎幺帮助我？”
鲁肃答：“我私下认为，汉朝已经不可能复兴了，而曹操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除掉。为将军考虑，只有立足江东，以观天下之变。如今北方正是多事之秋，您正好趁此时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占据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然后建元称帝，进而夺取天下，必可建立像汉高祖一样的大业!”
孙权现在一心想的只是怎幺守住大哥留下的基业，不料鲁肃竟然一上来就给他画了这幺大一块饼，还怂恿他登基称帝、夺取天下，这可把孙权吓坏了。他赶紧道：“如今我只想尽一方诸侯之力，希望能够匡扶汉室，至于先生讲的这些，不是我能够企及的。”
虽然跟鲁肃打了一句官腔，但并不意味着孙权内心深处就没有当皇帝的梦想。换言之，这个年轻人也是有野心的，并且他的野心丝毫不比曹操和刘备小。只不过在现阶段，他绝不会轻易流露出这份不合时宜的野心。
孙权深知，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而眼下他最迫切的任务，是稳住人心，整顿队伍，巩固地盘，树立威信，让手底下的人和四方诸侯都知道——他孙权绝对有本事守住大哥留下的这份基业。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他才能进而向天下人证明——孙权的本事甚至比大哥孙策更大!
简言之，他现在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主”，才可望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叱咤风云的“创业之君”。
所以，鲁肃这番话他并不是不认同，而只是不会在眼下认同。
这就是孙权高明的地方。尽管年未弱冠，但孙权有着远远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稳重，也有着远超他年龄的审时度势的智慧。从这里，我们便不难看出，孙权的性格与其父孙坚、其兄孙策都迥然不同——相对于“轻佻果躁”的孙坚和孙策，年轻的孙权似乎更为沉稳，也更有心机和权谋。
眼见鲁肃受到了孙权的垂青，身为“顾命大臣”的张昭就有些嫉妒了。他不止一次对孙权说，鲁肃这个人太不谦虚，年少疏狂(鲁肃时年二十九岁)，不堪大用。然而，孙权却没听他的，反而愈加厚待鲁肃，前后赏赐给他的财物多得不可胜数，几乎令鲁肃的资产回到了当年的水平。
孙权之所以如此器重鲁肃，除了看重鲁肃的才干，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古人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张昭固然对孙氏忠心耿耿，而且能力也很强，但不管怎幺说，他终究是大哥孙策留下的人。孙权要想有所作为，不仅要善用这些老人，而且势必要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人才班底——鲁肃正是这个班底的核心。
紧接着，孙权开始入手整顿军队，将现有部队进行了一番合并整编，在这个过程中又挖掘到了一位将才——吕蒙。
吕蒙，字子明，汝南郡富陂县(今安徽阜南县)人，其姐夫邓当是孙策麾下部将。吕蒙十五六岁就从家里跑出来，跟着姐夫从军了。邓当怕他有什幺闪失，只让他当勤务兵，不让他上战场。有一回，邓当随孙策征伐山越，打完仗才发现这小子竟偷偷跟出来了，大吃一惊，回来就向吕母告了状。
吕母非常生气，要揍他，吕蒙却梗着脖子说：“咱家这幺穷，都快活不下去了，我去打仗，说不定还能立功，博一个富贵。人家古人不是早说了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吕母一听，这小子说得貌似也有道理，也就下不去手了。
当时军中有一个官吏，见吕蒙小小年纪却一心想立功，便在背后嘲笑他说：“那小子有什幺能耐？他要上了战场，就是拿肉去喂老虎。”后来，此人又变本加厉，当面羞辱吕蒙。吕蒙大怒，就把这个人杀了，然后到外面躲了一阵子，才回来跟上司袁雄自首。袁雄替他说情，并把他引荐给了孙策。孙策看出这小子有能耐，便赦免了他，并把他留在了身边。
几年后，邓当阵亡，张昭举荐吕蒙接替了邓当的职位，任别部司马。
穷小子吕蒙总算熬出头了。可还没高兴几天，原本看重他的老板就遇刺了，新老板压根不认识他，要想出头可就难了。更惨的是，这次合并整编，吕蒙的队伍也在合并之列，一旦被编到别人麾下，他连“别部司马”一职都保不住，还谈何出人头地？
吕蒙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一招，遂跑去跟商家赊账，然后为部众统一制作了崭新的军服和绑腿，并加紧操练。不久孙权来阅兵，见他这支队伍军容齐整、训练有素，感到非常满意，随后不但没动他的队伍，反而把别人的队伍合并到了他的麾下。
就这样，吕蒙一举博得了新老板的青睐；而孙权也通过整顿军队，培植了一批以吕蒙为代表的青年将领。
尽管孙权已经很努力地在履行一个新老板的职责，也尽心尽力地维系着整个江东集团的稳定，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高管不买他的账，始终认为他那副孱弱的肩膀扛不起这份大业。
为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孙权的堂兄、时任庐陵太守的孙辅，另一个是孙策生前亲自任命的庐江太守李术。
孙辅暗中给曹操写了封信，表明了投降之意，并请求曹操发兵南下，接收江东；李术则是公然反叛，不但自行出兵攻陷了扬州，杀了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严象，而且收留了一帮背叛孙权的文官武将，俨然就是要“另立中央”，与孙权分庭抗礼。
这两个人，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在江东集团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他们的反水，无疑对刚刚坐上老板之位的年轻的孙权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这仿佛是上天给孙权安排的一次大考：考得过，你就能坐稳老板的位子；考不过，江东集团就可能分崩离析，大哥留下的这份家业也会随之灰飞烟灭。
孙权没有畏惧，也没有迟疑，很快就出手了。
得到孙辅降曹的密报后，他第一时间逮捕了孙辅身边的所有亲信，悉数斩杀，然后把孙辅的部众分拆打散，编入了别的部队，最后把孙辅押回了吴郡，予以软禁。
接下来便是李术了。孙权动手之前，先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扬州刺史严象是明公您任命的，李术竟然杀害了他，简直是肆无忌惮、大逆不道，应迅速诛灭。我现在采取行动，李术必会向您求援。明公身居‘阿衡’(辅弼天子)之位，天下观瞻所系，还望敕命部下，切勿接纳李术。”
孙权先把李术的后路给堵死，再从容发兵，大举进攻庐江郡的治所皖县(今安徽潜山县)。李术难以抵挡，果然向曹操求救，可曹操压根不搭理他。孙权军遂攻克皖县，斩下李术的首级，枭首示众，随后又把李术的两万多部众全部迁到了异地，打散后重新整编。
孙权以雷霆手段迅速平定了孙辅和李术的叛乱，不仅震慑了那些心怀异志之人，而且用行动向天下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我完全有资格坐在江东集团老板的位子上。
这场大考，年轻的孙权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自古英雄出少年。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孙权，已经隐约展现出了一个枭雄杀伐决断、纵横捭阖的手腕和身姿……
兄弟相杀：袁氏的末路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因官渡兵败而一蹶不振的袁绍，终于在愤恨与不甘的煎熬中抑郁而终。
袁绍生前并未确立继承人，这显然给整个集团和袁氏三兄弟留下了一个莫大的隐患。
集团的大部分高管，都倾向于拥立袁谭，毕竟他是长子。可是，前文讲过，审配和逢纪有诸多理由反对袁谭，所以二人便趁众人计议未定之际，谎称有袁绍遗命，先下手为强，把三子袁尚推上了主公的宝座。
当时袁谭驻兵在外，等他赶回来奔丧时，大位已经让袁尚给占了。无奈之下，袁谭只好自立为车骑将军，率部屯驻黎阳。
袁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仅用各种借口调走了袁谭的许多部众，而且把逢纪派到了黎阳，摆明了就是要监视袁谭。
这简直就是得寸进尺，欺人太甚!袁谭强压怒火，要求多派一些兵马给他。此时主事的是审配，当然回绝了他。袁谭这下终于爆发，一怒之下就把逢纪给砍了，公开与袁尚撕破了脸。
可怜逢纪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卿卿性命——虽然他殚精竭虑地赢得了这场夺嫡之争，可非但什幺好处都没捞着，反而成了最先出局的人。
当年九月，曹操得到袁氏兄弟反目的情报，立刻抓住时机，率部渡过黄河，猛攻黎阳。袁谭抵挡不住，只能向袁尚告急。
大敌当前，袁尚当然也知道一致对外的道理，遂命审配留守邺城，然后亲率主力南下黎阳，与袁谭联兵，在城外与曹军展开了对峙。
然而，连他们的老子袁绍都不是曹操的对手，这哥儿俩又凭什幺跟曹操过招呢？
二人连战连败，不得不缩回黎阳城中固守。
当时，并州(约今山西省大部)大部分还是袁家的地盘，时任并州刺史的高干就是袁绍的外甥。袁尚急命高干南下进攻属于曹操地盘的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又派人去关中与马腾结盟，企图以此迫使曹操退兵。
高干命部将郭援和南匈奴的流亡单于呼厨泉联兵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平阳(今山西临汾市)、绛县(今山西侯马市)等地。与此同时，马腾也答应了与袁尚联手。形势忽然变得对曹操有些不利了。
尽管西线告急，可曹操绝不会轻易撤兵，因为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手下守在长安，足以独当一面，暂时不需要他操心。
这个人就是钟繇。
钟繇自然不会令曹操失望。他一边亲自率部渡过黄河，对占据平阳的匈奴单于呼厨泉发起反攻，一边派属下张既、傅干前去劝说马腾——此时的马腾显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他偏向哪边，哪边就更有可能在这个局部战场上获胜。
其实，马腾并非真心与袁尚结盟，他不过就是脚踩两条船、坐山观虎斗而已。张既先到，对他陈说了一番利害，马腾却仍旧骑墙，不愿表态。
此时，钟繇在平阳城下久攻不克，而郭援已从绛县掉头北上，准备渡过汾水，攻击钟繇后背，解平阳之围。
眼看马上就要陷入腹背受敌之境，钟繇麾下诸将纷纷建议撤兵。钟繇却说：“郭援大军南下，与关中那帮人(马腾、韩遂等)暗中勾结，可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公然反叛，只是顾忌我在关中的威望。如果现在撤兵，就是在暴露我们实力不济，那所有人就都会与我们为敌了，就算撤兵，又能撤到哪儿去？这就叫不战自败。郭援这个人我很了解，刚愎自用，好胜轻敌，必然会轻视我军，而我军只要在他抢渡汾水之时发起进攻，必可大获全胜。”
钟繇之所以说他了解郭援，是因为郭援是他的外甥。
另一头，张既未能说服马腾，于是傅干接棒上场。他先是对马腾一番恐吓，说你现在这样首鼠两端、坐观成败是很不明智的，等曹公缓过劲来，头一个诛杀的肯定是你。接着又是一番利诱，说你现在发兵去打郭援，可以跟钟繇前后夹击，这仗稳赢，那就等于一举断了袁氏的一条胳膊，又解除了曹公的一方危难，曹公必将感激你，到时候将军的功名富贵就无人可比了。
马腾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帮曹操的赢面更大一些，遂命儿子马超率一万多人驰援钟繇。随后，马超与钟繇合兵一处，果然在郭援半渡汾水之时将其击溃。战斗结束后，很多人都说郭援死了，尸首却找不到。
正当众人纳闷之际，马超的部将庞德犹犹豫豫地从他的箭囊里拎出了一颗人头，正是郭援。
钟繇一看，顿时放声大哭。
庞德当然知道郭援是钟繇的外甥，所以刚才一直不敢把人头拿出来。现在看钟繇哭得那幺悲伤，赶紧向钟繇谢罪。钟繇却摆摆手道：“郭援虽是我的外甥，却是国贼，足下何罪之有？”
郭援既灭，平阳随即也被钟繇和马超联军攻破了，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只能投降。
正当曹操与袁氏兄弟对峙黎阳、西线也一度告急之时，有个人偷偷从西南方摸了过来，准备趁火打劫，抄曹操的后路。
他就是刘备。
之前，刘备前往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接到消息，立刻出城，亲自到郊外迎接，然后十分热情地款待了他，并以上宾之礼待之。
刘表之所以对走投无路的刘备这幺好，当然不是出于同为“汉室宗亲”的情感，而是觉得刘备有用，可以帮他抵挡曹操——其价值正与当初的张绣相似。
所以不久后，刘表就拨给了刘备一支兵马，让他进驻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新野位于荆州与豫州的接壤之处，是荆州的东北门户，刘备此行就是替刘表看守这个大门。
混了这幺多年，到现在还摆脱不了雇佣兵的角色，刘备内心自然是很憋屈的。不过换个角度想想，每次失败都还有人愿意收留，也就等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终究是值得庆幸的。说白了，总是给人当雇佣兵，总是被人利用，其实并不可悲，真正可悲的是连被人利用的价值都没有。
想通了这一点，人也就坦然了，心态也就平和了。
刘备在江湖上混了这幺多年，这也许是最大的心得之一。
既然是给人家当雇佣兵，当然得随时听招呼了。这回，刘表发现曹操远在黎阳前线，而西线又受到了郭援威胁，觉得有机可乘，便命刘备出兵，偷袭许都。
刘备率部推进到了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在此遭到了夏侯惇和于禁的阻击。刘备旋即一把火烧掉军营，迅速撤出了战场。夏侯惇下令追击，裨将军李典觉得不太对劲，说：“敌军无故烧营而走，恐怕会有埋伏，再往南走，草木幽深，不宜追击。”
夏侯惇不听，让李典留守大营，亲自率部追击，然后果然遭遇埋伏，被刘备打得大败。李典闻讯，连忙赶来救援。刘备不再恋战，引兵撤退。
虽然刘备此行没对曹操造成任何威胁，也未占领尺寸之地，但毕竟打了场胜仗，对老板刘表也算有交代了。
身为雇佣兵，不出来打仗肯定不行，但打得太投入把自己赔进去也没必要。这中间的尺度，刘备拿捏得可谓恰到好处。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二月，解除了后顾之忧的曹操对袁氏兄弟发起了总攻。双方在黎阳城外大战了一场，袁谭、袁尚不敌，只好退保老巢邺城。
四月，曹操大军将邺城团团围困，同时还搂草打兔子，把邺城郊外刚刚成熟的冬小麦全部收割了。
收完麦子，众将领摩拳擦掌，准备一鼓作气把邺城攻下来。可是，郭嘉托着下巴想了半天，却给曹操出了个退兵的主意。
众将大为诧异。郭嘉道出了他的理由：“袁氏兄弟争权，且各有党羽。若我们攻得太急，他们就会合作相保；我们缓一缓，他们则必定内斗。所以，我们不如先向南图谋荆州，静待其变，到时候再动手，可一举平定北方。”
曹操闻言，大赞一声：“善!”旋即撤军，还师许都。
不出郭嘉所料，曹军一走，袁氏兄弟立马就起了内讧。袁谭以追击曹军为由，让袁尚多给他一些兵马和装备。袁尚知道这是借口，当然不给他。袁谭大怒，而郭图和辛评又在一旁火上浇油，于是哥儿俩彻底翻脸，就在邺城城外打了一仗。结果袁谭兵少，被打败了，只好撤到了渤海郡的南皮县(今河北南皮县)。
当年八月，袁尚亲自率军攻打袁谭。袁谭又败，退保平原县(今山东平原县)。袁尚又进围平原，攻势极为猛烈，不让袁谭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眼看就要撑不住了，袁谭别无良策，只好派出谋士辛毗(辛评之弟)，觍着脸去跟仇敌曹操求救。
此时，曹操已经集结大军进驻西平(今河南舞阳县东南)，准备进攻荆州。辛毗赶到西平，向曹操表明了归降和求救之意。曹操遂召集属下开了个会，讨论到底是先打荆州刘表，还是接受袁谭的投降并去救他。
众人大多认为，刘表实力较强，应先平定，至于袁氏兄弟，根本不足为虑。只有荀攸的意见与众人相左。他说：“刘表坐拥荆州，却无四方之志，这一点众所周知。反观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如今兄弟交恶，势不两全，若一人把另一人吞并，力量得以集中，那就难以对付了。所以，应该趁他们内斗之机，断然出手，则平定天下指日可待。”
曹操听从了荀攸的意见。
可是，没过几天，他就变卦了，又觉得该先打刘表。辛毗察言观色，料定曹操改了主意，便去找郭嘉帮忙。郭嘉在袁绍帐下待过一段日子，跟辛毗有些私交，便带着他来见曹操。曹操很犀利地问辛毗：“袁谭会不会使诈？袁尚有没有那幺好打？”
辛毗很聪明，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明公不必问袁谭是否使诈，而该问形势是否对您有利。”接下来便是一通长篇大论，大意是说，袁氏阵营如今“兵革败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谗阋，国分为二”，加上蝗灾肆虐，百姓饥馑，眼看就要土崩瓦解了，这时候去打袁尚，如同秋风扫落叶。若是等灾年过去，粮食丰收，而袁氏兄弟也意识到要一致对外，二人重修于好，那幺战机就错过了。何况若是扫平河北，把袁氏的部众都收到麾下，曹操的兵力将会极大增强，足以令天下震动。
曹操被他说服了，遂于当年十月率军北上，进驻黎阳。
袁尚一看曹操来了，赶紧解围而去，撤回了邺城。他麾下有两名部将吕旷、高翔料定他迟早完蛋，便率部归降了曹操。袁谭逃过一劫，却一点都不安分，私下做了个小动作——偷偷刻了两枚将军印信给吕、高二人，企图拉拢他们，以便为己所用。
曹操其实也看得出袁谭心怀鬼胎，却不动声色，还主动与袁谭结成了儿女亲家，让儿子曹整娶了袁谭的女儿，然后才班师回到许都。
很显然，这是曹操在给袁谭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袁谭明智的话，从此夹起尾巴做人，即便不可能得到曹操重用，但凭着与曹操的这层姻亲关系，保住一大家子的荣华富贵肯定没有问题。
遗憾的是，袁谭缺乏这样的明智。作为袁绍的长子，他一心总想着继承袁绍的一切，不论这一切是被三弟袁尚抢去，还是被仇敌曹操夺走，他都不会甘心。
说好听点，这叫志气；说难听点，这就叫愚蠢。
而区别二者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来讲，不甘失败会给他带来东山再起的机会，比如刘备；而对于一个本事不大却又野心不小的人来讲，不甘失败的唯一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比如袁谭。
大战邺城，夺取冀州
跟大哥袁谭一样，袁尚也是一个愚蠢且不自量力之人。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二月，撤回邺城才短短几个月，袁尚就又坐不住了，命审配和部将苏由留守邺城，然后再度率兵进攻平原。
曹操一看这小子如此执迷不悟，索性也不管袁谭了，亲率大军直取邺城——你们哥儿俩尽管打，我先端了你们袁家的老巢再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曹操先是筑土山、挖地道猛攻邺城，接着又率兵绕过邺城，攻克了毛城(今河北武安市西)，断了邺城与并州上党郡(治今山西长子县)之间的粮道；然后又攻陷了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断了邺城与幽州之间的粮道。
在此期间，留守邺城的大将苏由主动出城投降，而易阳(今河北邯郸市永年区东南)、涉县(今河北涉县)等地的守将也纷纷开门迎降，就连长期活跃在太行山一带的黑山军首领张燕也在这时归降了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