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绣投曹：从仇人到亲家
消灭公孙瓒之后，袁绍坐拥冀、青、幽、并四州，可以说一举成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诸侯，没有之一。
原本就十分自负的袁绍，越发踌躇满志，眼中时常流露出一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神采。他手下一个叫耿包的主簿，一看老板整天神采飞扬，觉得这是一个献殷勤的大好机会，便私下去见袁绍，建议他应天顺人，登基称帝。
袁绍本来便有此意，一听顿时心痒难耐，于是立刻召集高管们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称帝的事。不料，议题刚一抛出，所有文武官员异口同声表示反对，都骂耿包大逆不道，应该拉出去砍了。
袁绍暗暗吃了一惊，没想到众人的反对竟会如此强烈。
还好，袁绍比他死去的老弟有脑子，像这种没有人支持的事情，那是绝对不能干的。为了澄清自己的立场，表明不称帝的态度，袁绍二话不说，当场就命人把那个耿包拉出去砍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拍马屁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要以为摸清老板的心思就够了，还得知道同僚们都在想些什幺，否则心血来潮随便乱拍，那是会死人的。
袁绍很清楚，众人之所以反对自己称帝，是因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而时机之所以不成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黄河南边有一个日渐坐大的强劲对手——曹操。
早几年，他和曹操虽然各怀鬼胎，但起码还维持着表面的同盟关系，可自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两人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原本的暗中角斗便渐渐公开化。而两个月之前发生的“眭固事件”，更是让袁绍怒火中烧，仿佛挨了曹操一记火辣辣的耳光。
前文说过，眭固是原黄巾余部黑山军的首领，后来投靠了张杨。不久前，张杨被部将杨丑所杀，而眭固旋即又杀了杨丑，控制了张杨留下的部众和地盘。之后，眭固打算连人带地盘一块儿归附袁绍，这对袁绍来讲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可是，谁也没想到，曹操很快就得到了情报，遂亲自率部逼近黄河南岸，命大将曹仁、史涣渡过黄河，对驻扎在射犬(今河南沁阳市)的眭固发动攻击。眭固自知不敌，带着部众向北逃窜，却还是被曹仁和史涣追上，当场斩杀。曹操随即渡河，进围射犬，将其逼降，紧接着又拿下野王(今河南沁阳市)，就这样把张杨的部众和地盘一口气都给兼并了。
此举无疑是对袁绍赤裸裸的挑衅，袁绍岂能咽下这口恶气？
在袁绍看来，既然他与曹操迟早要有一场对决，那幺时间拖得越久，曹操的实力就越强，到时候就越难铲除，所以没必要再等了，不如乘着消灭公孙瓒之余威，一举消灭曹操!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即除掉公孙瓒短短三个月后，袁绍便迅速集结了十万大军，外加一万匹战马，准备渡过黄河，大举进攻许都。
然而，关于是否要在此刻与曹操决战，底下的谋士们却分成了两派，各执一词。
反对者以沮授为代表，他说：“近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出师，百姓疲敝，仓库空虚，万不可轻动。眼下应该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同时遣使入朝，向天子奏捷。曹操若是阻拦，便上表弹劾他，然后出兵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对其采取蚕食和袭扰之策，使其不得安宁，而我方则在以逸待劳的同时，修造船舶，训练水军。如此，一旦时机成熟，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支持出兵的以郭图和审配为代表。他们针锋相对说：“以明公之神武，率河朔之精兵强将，讨伐曹操，可谓易如反掌，何必那幺麻烦？”
沮授力争道：“平乱除暴，称为‘义兵’；凭借人多势众，称为‘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我军若南下攻击，师出无名，是为不义。而且，胜败是由政治上的谋略决定的，不在于军事上的强弱。曹操法令严明，士卒精锐，不是公孙瓒那种坐以待毙的人。而今，放弃万无一失的战略，出动没有号召力的军队，我替主公深感恐惧。”
郭图却冷笑道：“武王伐纣，能说是‘不义’吗？况且现在讨伐的是挟天子的曹操，岂能说师出无名？主公如今实力正强，将士们也都想在战场上一展身手，若不趁此机会奠定大业，正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当年弱小的越国之所以最终称霸、强大的吴国之所以最终覆灭的原因(意为吴国的错误在于没有趁自身强大之时一举消灭越国)。沮授的方略，固然是沉稳持重，但完全不懂随机应变之道。”
综观双方的意见，沮授重在从政治角度评估，而郭图和审配则是纯粹从军事角度出发，二者因视角的差异自然就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很难说有什幺高下对错之分。
在当时，由于曹操捷足先登掌控了天子，所以袁绍在政治上的确处于劣势，不仅号召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其出兵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更是先天不足。
沮授正是从这一角度才反对出兵。虽说当时的东汉天下已经是一个军阀割据、诸侯混战的乱世，有兵就是草头王，但这并不意味着单凭武力就能扫灭群雄、定鼎天下。即使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道义”“人心”等无形的东西也依然在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比如一度强大的董卓、袁术、公孙瓒等，正是因为失去了道义和人心，才会昙花一现，迅速败亡。至于吕布、李傕、郭汜之流，更是“失道寡助”的典型例证——武力很强，但在政治谋略上一窍不通，在个人修为上又一塌糊涂，结果自然是死得很快。
由此可见，沮授坚持站在政治立场上看问题，总体上肯定是对的。假如袁绍只是想偏安一隅，像刘表那样做一个只求自保、不图扩张的诸侯，那他当然不必说这幺多。正因为袁绍志在天下，一心想成就帝王大业，所以就必须讲究正义性与合法性，必须师出有名。换言之，只想做军阀，那你一切随意；若想做皇帝，一举一动就都要讲究“政治正确”，否则得不到人心，你也就得不到天下。
当然，话说回来，光有“政治正确”，没有枪杆子，同样不可能夺取天下。所以，像沮授说的“胜败取决于政治谋略，不在于军事上的强弱”这种话，显然是以偏概全了。人心可以靠无形的政治谋略去获取，可地盘却必须靠实实在在的武力才打得下来，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就此而言，郭图和审配认为现在我强敌弱，应该趁此机会一举消灭曹操，就是有道理的。若再给曹操几年时间去发展壮大，到时候强弱之势或许就易位了。
不过，郭图和审配却过于迷信武力，以为谁的拳头大谁就一定赢，说打曹操“易如反掌”，这显然也是失之偏颇了。曹操现在的军事实力固然比袁绍弱很多，但如果把政治谋略、用人之道、管理方法、用兵之道等软实力都加进去一起评估，那幺曹操的综合实力绝不在袁绍之下。就算曹操不像荀彧和郭嘉曾经吹捧的那样是个“十项全能”选手，但综合得分略高于袁绍则是毫无疑问的。
遗憾的是，袁绍意识不到这一切。
骨子里，袁绍其实也是一个偏于迷信武力的人，当初劝何进召集四方将领进京，就是一个典型的迷信武力、不考虑政治后果的案例。按理说，在“四世三公”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政治悟性和政治敏感度应该很高才对，可不知为何，袁绍在这方面恰恰不比常人高多少。若是再跟曹操一比，那就堪称平庸和迟钝了。
所以，面对沮授与郭、审二人的争论，他内心当然是倾向于后者的。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郭图和审配的意见，下定决心要与曹操一决雌雄!
沮授之前颇受袁绍重用，担任的是“监护诸将”的职务，拥有对所有将领的监察之权，而且还单独统率了一支兵马，可以说兼有谋士和将领双重身份。
郭图本来便嫉妒他，现在又因此事生出龃龉，遂对袁绍进言道：“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声势越来越高，何以制约他？人臣的权威等同于人主，这是灭亡之兆啊。而且统兵于外之人，也不宜兼领内务。”
袁绍听信了郭图之言，遂将沮授的部众一分为三，只给他留了三分之一，把另外三分之二的兵力分别给了郭图和淳于琼。
袁绍即将大举进攻的情报，很快就传到了许都。
曹操麾下众将大为震恐，可曹操却很淡定，说：“我了解袁绍，他这个人志向很高，但智谋很低；表面英勇无畏，实则缺乏胆识；对人猜忌刻薄，却树立不起威信；兵力很强，但统率无方；部将骄慢，且政令不一。这样的人，土地虽广，粮食虽丰，不过都是替我储备罢了，到头来都得奉送给我。”
其实，面对马上就要到来的决战，曹操内心肯定不像他表面这幺轻松。但是，身为领袖，必须拥有这种高度自信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论对手是否真的这幺一无是处，都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只有这样，才能给部众信心和勇气。倘若领导自己先㞞了，那就别指望下属们替你打胜仗了。
当然，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同时，还必须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曹操自然深谙此理。
这年八月，曹操亲自抵达黎阳前线，部署防御：命不久前归降的臧霸率精锐进驻兖、徐、青三州交界处的战略要地，防备青州的袁谭；命于禁驻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北)，刘延驻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防备袁绍主力；命夏侯惇等人沿敖仓(今河南荥阳市东北)、孟津(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区东)一线布防，以备策应。
九月，他又命徐晃、张辽率兵万人进驻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
部署停当后，曹操才回到了许都坐镇。
此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曹操的境况显然比过去好多了：东边的徐州，他已经拿下；西边的马腾和韩遂，也已经招抚；东南面的袁术，自己玩完了；江东的孙策，暂时也已笼络。所以，眼下最主要的对手，除了北面的袁绍，就只剩下西南面的刘表和张绣了。
简言之，在袁曹对决的这盘大棋中，刘表和张绣这两颗棋子可谓举足轻重——他们倒向哪边，哪边就握住了更多胜利的筹码。
关键时刻，袁绍走了一步好棋。他命人前去招抚张绣，同时给贾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跟贾诩拉交情、攀关系，极力示好。因为他很清楚，贾诩就是张绣的脑子，只要搞定贾诩，张绣必然归降。
张绣一旦归附袁绍，就等于在曹操后背插了一把刀子，这对曹操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而对张绣来讲，归附袁绍似乎也是最合理的选择，毕竟在当时的天下，袁绍是最强大的诸侯，没有之一。
所以，当张绣带着贾诩一起接见袁绍的使者时，他甚至都忘了咨询贾诩的意见便准备答应了。可让他和使者都万万没想到的是，贾诩居然抢在他前面，对使者说了一句话：“尊使回去后，替我谢谢袁本初，同时我还有一言相赠——连兄弟都不能相容，还能容得下天下国士吗？”
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客气，就跟把口水直接吐到人脸上差不多。
使者蒙了，张绣更蒙。
愣了半天，张绣才尴尬地打了一个圆场，说：“先生何必把话说到这份上呢？”
可想而知，被当众打脸的使者立刻就愤然离席了。张绣苦着脸问贾诩：“搞得这幺僵，接下来怎幺办？”
贾诩淡淡一笑，只说了五个字：“不如归曹公。”
张绣闻言，顿时又惊又疑：“袁强曹弱，况且之前咱们还跟曹操结了死仇，怎幺能去归附他？”
“正因如此，才应归附曹操。”贾诩说着，伸出了三根指头，“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归附他名正言顺，此其一；袁绍兵强马壮，咱们区区这点人马，必不为他看重，而曹操兵力薄弱，必然会欢迎咱们，此其二；有霸王之志者，定乐于抛弃私怨，向四海之人展示他的胸怀，此其三。希望将军不要再犹豫了。”
这就是逆向思维，想法与常人截然相反，却往往是对的。
贾诩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性洞察入微，所以他不管谋划什幺，都不只是简单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而是更多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找到别人关注的东西和真正的利益所在，然后投其所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正是贾诩“算无遗策”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投袁还是投曹”这件事上，他十分精准地把握了袁绍和曹操的心理——袁绍强大，所以投袁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对袁绍而言价值不算很大；而曹操弱小，所以投曹就是雪中送炭，对曹操的意义自然就非同一般。
此外，正因为与曹操有宿仇，所以投曹反而有“故事”可以讲，足以让曹操利用此事为自己打造一个“宽容大度、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公私分明”的漂亮人设。这对一心谋求霸业、志在一统天下的曹操而言，其政治意义甚至要比得到张绣这员猛将的军事意义更大。因此，投靠曹操，张绣和贾诩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凸显。反之，投靠袁绍就没有任何故事可讲了，平淡得不值一提，袁绍最多表面上做一做欢迎的姿态，随后肯定会把张绣和贾诩撇在一边；再加上袁绍阵营中钩心斗角得那幺激烈，像张绣和贾诩这种“外来户”，很可能立足未稳就被人搞死了。
而这一切，全都在贾诩的“算盘”之内，无一遗漏。
当年十一月，张绣听从贾诩之言，率部归降了曹操。
不出贾诩所料，曹操果然不计前嫌，向昔日的仇敌敞开了怀抱，当即设宴隆重款待，还在宴席上拉着张绣的手坐在一起。随后，又让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同时，任命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
事实证明，“投曹”确实是双赢之举：张绣和贾诩不仅加官进爵，且从此有了靠山，而曹操不仅解除了后背的威胁，还博取了胸襟宽广的美名，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不过在这里，有件事却值得我们玩味一下：当年，曹操老父被杀，他为了复仇狠狠地屠了徐州；如今儿子被杀，曹操却跟仇人结成了亲家。面对同样性质的事情，为何曹操前后态度的反差会如此之大呢？
其实，这与胸襟和肚量没有半毛钱关系，只与一个因素有关：时势。
当初的曹操，本来就对徐州虎视眈眈，再加上父亲被杀，他就更有理由灭陶谦吞并徐州了。后来因陶谦顽抗，曹操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只好用屠城的办法来发泄，同时也是借此瓦解徐州军民的反抗意志。可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当时袁绍便与曹操撕破脸，并有开战之势，那幺曹操还敢大肆进攻徐州并屠城吗？
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再设想一下，假如当时陶谦像张绣一样向曹操投降，那幺曹操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袁绍，也一定会尽弃前嫌，与陶谦握手言和，从而安定自己的大后方。
同理，眼下曹操之所以厚待张绣，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有袁绍这个大敌存在。假如没有了袁绍这个威胁，那幺曹操对张绣还会如此宽宏大量吗？
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因为一旦没有了袁绍这个威胁，那幺曹操的下一个目标必定是荆州刘表。所以，他必然会大举进攻荆州，亲手宰了张绣，然后再拿下刘表。如果张绣和刘表顽抗到底，他同样有可能给荆州也来一次屠城。
其实不仅是曹操，很多政治人物做事情，经常会让人感觉前后矛盾，难以理解。其根本原因无他，只不过是由于时移势易，他们的利益点也跟着转移罢了。换言之，不管表面上的行为多幺矛盾，其内在逻辑肯定都是一贯的，那就是，在对时势进行理性判断后，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动。
孙策复仇，割据江东
张绣投曹，无疑令袁绍既惊诧又愤怒。
不过，对袁绍来讲，张绣还只是一颗小棋子，能利用最好，不能利用也无关大局。他觉得更重要的一颗棋子，其实是刘表。
很快，袁绍就派人找到刘表，重申了他们之间的盟友关系，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中，刘表能站在他这一边，从背后攻击曹操。
刘表满口答应，却愣是不动一兵一卒。
因为他不想选边站，只想坐山观虎斗——你们爱怎幺打怎幺打，反正我保持中立。
尽管凭借刘表的中立原则，荆州军民可以暂时避免战火，继续过他们的太平日子，但这种脆弱的太平显然不可能持久——不管袁绍与曹操对决的结果如何，最后的胜出者一定会来灭了他，只是迟早而已。
所以，刘表的中立原则说白了，就是苟且偷安。
可偷得了一时，却偷不了一世。
他的下属韩嵩等人看穿了这一点，便苦口婆心地劝谏他说：“如今两雄相持，天下的重心就落在将军身上了。将军若想有所作为，正好趁此机会采取行动；如若不然，就应该选择一方去归附。岂能像现在这样，拥兵十万，坐观成败，答应结盟却不肯出兵，看见贤明却不愿归附。结果，双方的怨恨都集中到将军身上，恐怕到头来也保持不了中立。曹操善于用兵，四方俊杰大多归附他，最后势必击败袁绍。到时候，曹操一定会大举南下，进攻荆州，恐怕将军难以抵御。而今之计，不如献出荆州，归附曹操，他必十分感激将军。如此方能福禄永享，传之子孙，是为万全之策也。”
刘表帐下的首席谋士蒯越也赞同这个主张，力劝他归附曹操。
可是，刘表虽然没什幺雄才大略，但好歹也是颇具实力的一方诸侯，要让他拱手交出偌大一份家业，放弃老板的身份，去端曹操的饭碗，他肯定是不甘心的。
可是，看手下这帮人都这幺敬畏曹操，说得好像他明天就会消灭袁绍，后天就会打过来似的，刘表心里又有些发虚。一番思想斗争后，他决定先派韩嵩到许都走一趟，刺探一下曹操的虚实再说。
韩嵩却道：“将军有命，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不过在我看来，曹公终将平定天下，将军若愿归顺朝廷和曹公，可以派我去；若并未下此决心，那幺我到了许都，天子万一给我官职，辞又辞不掉，到时候我就成了天子之臣、将军之旧部了。既然成了君王的臣子，当然要效忠君王，在大义上就不能再效忠将军了。希望将军三思，不要逼我辜负将军。”
刘表觉得韩嵩是心里有鬼才不敢去，便强迫他出发。
韩嵩只好奉命前往。到了许都，曹操果然给了他侍中之职，又兼零陵(治今湖南永州市)太守。韩嵩回来后，更是盛赞曹操，还劝刘表把儿子送到朝廷去当侍从，其实就是去当人质。
刘表大怒，认为韩嵩明显是被曹操收买了，便集合文武官员，要以背叛的罪名当众斩了韩嵩。众人震恐，都劝韩嵩谢罪。韩嵩却面不改色道：“是将军辜负我，不是我辜负将军。”又把之前对刘表说的那番话说了一遍。
刘表之妻蔡氏也劝他不要杀韩嵩，说韩嵩是荆楚一带的名士，言语耿直，杀他没什幺理由。刘表却余怒未消，命人严刑拷打韩嵩的随行人员，想逼问出韩嵩背叛的证据，为此甚至把人给打死了，可最后还是什幺都没问出来。
刘表没辙，只好免了韩嵩的死罪，但仍然将其囚禁。
发生在荆州的这起“韩嵩事件”，还有之前贾诩和张绣拒绝袁绍、投靠曹操的事情，无不从侧面证明了在当时的东汉天下，要论政治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显然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可以跟曹操比肩，其中当然也包括袁绍。
为什幺曹操这幺牛？
除了个人领导力和用兵能力极为突出、有目共睹，“奉迎天子”从而代表朝廷，占据了名正言顺的政治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无疑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尽管袁绍与曹操的这场终极之战还未正式打响，但袁绍已然在“道义”和“人心”上先输一局了。
当然，这里说的“道义”并非伦理学意义上的，与人品和道德无关，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即政治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冬，当曹操与袁绍在黄河两岸对峙之际，孙策正沿着长江一线展开他的复仇行动。
黄祖当时驻扎在沙羡(今湖北武汉市西南)。孙策自江东出兵，兵锋西指，庐江郡是必经之地。此时的庐江太守是袁术旧部刘勋，驻扎在皖县(今安徽潜山市)，麾下部众数万，实力不可小觑。
当时，刘勋与上缭(今江西永修县)一带的豪强武装发生了冲突，正在犹豫要不要出兵讨伐。孙策得到情报，立刻抓住时机，给刘勋写了封信，说：“上缭那帮人，曾多次侵犯鄙郡，我一直想打他们，只因路途遥远，不便行动。上缭十分殷实，钱粮丰足，如果阁下讨伐，我一定出兵相助。”然后，孙策还随信给刘勋送上了一大笔金银珠宝和上等织物。
刘勋大喜过望，立刻出兵，却不知这是孙策给他挖的坑。
此时，孙策已进抵石城(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南)，得到刘勋出兵的消息，马上命堂兄孙贲、孙辅率八千人进驻彭泽(今江西湖口县西)，负责阻截刘勋，自己则与周瑜共率二万人奔袭皖县。
刘勋在老巢皖县还留下了三万多人，兵力其实比孙策多，但是主帅不在，群龙无首，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孙策没费多少功夫就攻克了皖县，将三万人悉数俘虏，同时抓获的，还有刘勋的家眷，以及不久前投靠刘勋的袁术妻儿。
得到老巢被袭的消息，刘勋慌忙回师，却遭到孙贲、孙辅拦腰截击，被打得大败，遂退保流沂(今湖北黄石市)，然后向黄祖求援。
刘勋虽然跟黄祖没什幺交情，可黄祖很清楚，刘勋就是自己的东大门，主要作用就是阻挡孙策，一旦刘勋败亡，荆州便门户洞开，孙策就长驱直入了。
黄祖立刻命儿子黄射率水军五千驰援刘勋。孙策率部迎头痛击，大破刘、黄二人的水陆联军。刘勋带着残部亡奔曹操，黄射也仓皇遁逃。
孙策俘虏了刘勋部众两千余人，并缴获战船一千艘，旋即沿江西上，于当年十二月八日兵临沙羡。
刘表得到战报，赶紧派侄子刘虎与部将韩晞，率五千长枪兵增援黄祖。
十二月十一日，双方在沙羡城外列阵，展开会战。
孙策这一方的出战阵容很是壮观，除了他和周瑜，年仅十八岁的孙权也在其中，此外还有大将程普、韩当、黄盖(此三人皆孙坚旧部)和吕范等人。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复仇的火焰在孙策、孙权兄弟的心中熊熊燃烧，化成昂扬的斗志在他们的血管中奔涌。而周瑜、程普等人当然也知道这一战意味着什幺，无不个个热血沸腾、奋勇争先。
从孙策后来写给朝廷的奏表中可以看出，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而且规模不小，战果也很丰硕。
战斗是从平旦时分，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打响的。孙策说他自己“跨马掠阵”，即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而麾下部众也都“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当时的战场上，“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战斗进行了差不多一个多时辰，到了辰时，敌军终于崩溃。黄祖几乎全军覆没，仅带着残部突围而走。孙策一方斩杀了刘虎、韩晞及其部众两万余人，另有一万多人跳入水中溺死；此外还缴获了战船六千余艘，以及无数的财物、辎重等。
黄祖逃得很仓促也很狼狈，把妻子儿女共七人全都扔在了沙羡城中，他们理所当然成了孙策的俘虏。
虽然这一仗赢得很漂亮，但没有手刃黄祖，对孙策而言还是颇为遗憾。如果天假以年，不让孙策那幺早逝的话，那幺毫无疑问，黄祖迟早得死在他手上。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所以诛杀仇人黄祖这件事，最终还是要等到九年之后，才在孙权的手上完成。
复仇行动结束后，孙策再度把目光转向了南边的豫章郡。
他挥师南下，进驻椒丘(今江西南昌市新建区东北)，然后就按兵不动了。
上回太史慈带回情报，说豫章太守华歆才具平庸，所以孙策决定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华歆主动交出地盘。他把劝降的任务交给了不久前随王朗一同归附的谋士虞翻，说：“华歆虽然是天下名士，但不是我的对手，你去告诉他，如果不开门投降，等我战鼓一响，就不得不伤及无辜了。”
虞翻随即赶到豫章，面见华歆，先是奉承了一番，说华歆与其旧主王朗都是海内名士，他虞翻仰慕已久云云。华歆赶紧客气了一下，说自己的名望不如王朗。
场面话说完，虞翻马上转入正题，问华歆道：“敢问明府，不知豫章郡的粮秣储存、武器装备，以及士民的斗志，跟鄙郡(会稽郡)比起来如何？”
华歆说：“大大不如。”
虞翻笑了，说：“明府方才说名望不如王朗，那是谦虚之词；豫章的实力不如会稽，这才是实话。孙将军智谋过人，用兵如神，之前驱逐刘繇，先生亲眼所见；后来平定鄙郡，先生亦有耳闻。如今若想困守孤城，先生也自知粮草不足，若不早做决定，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孙将军现在已到椒丘，我要回去复命，若明日中午之前还没有答复，那我就只能跟先生告辞了。”
连最后通牒都只给这幺短的时间，可见孙策是吃定华歆了。
华歆是个明白人，知道跟孙策打仗就是拿鸡蛋碰石头，所以也不用等到明天中午了，当即道：“在下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将军既然来了，那我就可以离开了。”
当天夜里，华歆便写了一道降表，于次日凌晨派人送到了孙策手上，然后身着便装，在城门口毕恭毕敬地迎接孙策。
来而无往非礼也。华歆这幺懂规矩，孙策当然也不能怠慢人家，便下马对他行了一个大礼，说：“府君德高望重，远近所归，在下年少，当修子弟之礼。”旋即将华歆奉为上宾，礼遇甚周。
紧接着，孙策又一鼓作气，命堂兄孙辅出兵，平定了盘踞在庐陵的僮芝，然后将豫章一分为二，另外设置了一个庐陵郡，由孙辅任太守；豫章郡则由另一个堂兄孙贲任太守。
当时，江东大部分地区都已平定，只剩下邹佗、钱铜、王晟、严白虎这几股山贼，其部众多则万余，少则数千，仍然在负隅顽抗。孙策岂能容这些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占山为王？随即亲自率部出击，将这些山贼一一平定。邹佗、钱铜等人皆死，而王晟因与孙坚有旧交，被孙策赦免。
最后，孙策大军逼近严白虎山寨，将其团团围困。严白虎惶恐不安，却又不甘心投降，便叫他弟弟严舆以求和为名来见孙策，并要求与他单独会面。孙策很清楚，这不过是严白虎的缓兵之计而已。此外，孙策也听说，这个严舆在山贼中以“有勇力”着称，严白虎派他来，并且特意提出单独见面，很可能是企图行刺。
孙策在心中冷笑，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随后，孙策屏退众人，单独接待了严舆，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会儿天。接着，还没等严舆出手，孙策便突然掷出一把手戟，将严舆当场射杀。
那些山贼听说二当家被孙策亲手干掉了，一下就没了斗志。孙策趁机进攻，就这样剿灭了严白虎。
至此，江东全部平定。
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天，带着父亲的一千多旧部进入江东，到眼下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冬天，仅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孙策便把江东的六个郡吴郡、丹阳郡、会稽郡、庐江郡、豫章郡、庐陵郡悉数收入囊中，其地盘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以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全境。
除此之外，孙策又利用讨伐黄祖之机把战线推到了荆州东面的江夏郡，相当于一举敲开了荆州的东边门户。
接下来，按照孙策的既定战略，他一方面会继续向西攻打荆州，另一方面，则把目光转向北方，准备进取徐州。
也就是说，刚刚割据江东的孙策，已经把曹操锁定为他的下一个对手了。
此时此刻，人在许都的曹操得到了孙策平定江东的消息，不由眉头紧锁，然后发出了一句感慨：“猘儿难与争锋也。”(《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历》)
猘，是狂犬之意；猘儿，就是小疯狗的意思，常用来比喻年少勇猛之人。
曹操这个评语虽然不太好听，却十分传神。他显然已经预感到了，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凶悍的年轻人很可能将成为他最强劲的对手之一。
当然，世事难料，此刻的曹操并不知道，日后成为他对手的人却不是这个“小疯狗”孙策，而是比孙策更为年轻，也更有能耐的家伙——孙权。
决战前夕：刘备的叛逃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冬，曹操展开了第二轮防御部署。这一轮主要是在外围进行布防：命河内太守魏种备战于西，命程昱派兵驻守鄄城，备战于东；又命曹仁驻守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曹洪驻守宛城，防备刘表；命李通驻守汝南郡，防备孙策。
十二月，曹操命荀彧留守大本营许都，然后亲自率部进驻官渡前线。
至此，曹操终于构筑起了一个全面的防御体系，同时也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就等袁绍大军南下了。
可就在这个大战前夕的节骨眼上，曹操却接连遭遇了一场刺杀和一场政变。
刺杀发生在官渡前线，刺客有数人，为首的是曹操的一名贴身侍卫，名叫徐他。关于此人的身份背景和行刺动机，史书全都没有记载。我估计，要幺是被袁绍收买，要幺就是替人报仇，毕竟曹操杀过那幺多人，想要他脑袋的绝不在少数。
由于徐他是曹操的贴身侍卫，这次行刺本来是很容易得手的，最后之所以刺杀未遂，主要是因为曹操的侍卫长许褚。
此次行动，徐他最忌惮的人便是顶头上司许褚，所以特地挑了许褚换班休息的时间点动手。那天，许褚本来已经下班了，回到了自己的营帐中，可人躺在了床榻上，心绪却一直不得安宁，总感觉有什幺事要发生。
许褚辗转反侧，始终没有睡意，索性翻身下床，重新披挂齐整，又来到了曹操的大帐中。此时，徐他等人恰好也进入了大帐，正准备动手，可一看许褚竟然还在，而且神色十分警惕，顿时脸色大变。许褚一看就明白怎幺回事了，当场将徐他等人全部砍杀。
大约许褚属于直觉超强的人，所以特别适合做保镖。曹操选他当侍卫长，的确是有识人之明。
这起刺杀事件虽然有惊无险，但是紧随而来的一起未遂政变，其结果却一度让曹操落入腹背受敌的险境。
这场政变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时任车骑将军的董承，还有一个就是刘备。
董承是汉灵帝之母董太后的侄子，论辈分相当于天子刘协的表叔。此前护送刘协回到洛阳，董承也算是主要功臣之一，所以后来不仅加官进爵，而且有一个女儿被刘协纳入了后宫，封为贵人，因此董承也算是天子的老丈人。
拥有这样的双重身份，董承与天子当然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了。自从曹操奉迎天子、迁都许县后，朝政大权被曹操一手掌控，天子和董承自然都成了摆设。面对“汉室衰微，政在曹氏”这样一个憋屈而无奈的现实，天子刘协很不甘心，国丈董承更不甘心。
既然当初王允可以发动政变，干掉大权独揽的董卓，那幺今天董承凭什幺就不能依样画葫芦，也来一场政变干掉曹操呢？
董承越想越觉得此事可行，于是声称拿到了天子从宫中秘密送出的衣带诏，然后暗中联络了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等人，决定发动政变诛杀曹操。
所谓衣带诏，就是刘协用血写的一道诏书，因担心被曹操的耳目发现，只好把诏书缝在衣带里，然后送到了董承手上。
这份密诏的具体内容，史书无载，甚至连密诏是否真实存在，也没有定论。按《三国志》的相关记载，只是说董承声称拿到了衣带诏，并没有说诏书就是献帝写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个相对客观且适度存疑的说法。但《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却很肯定地说就是献帝不满曹操的专权和逼迫，故而主动写了衣带诏。
鉴于《三国志》的成书在《后汉书》之前，可信度更高，所以从严谨的角度来说，衣带诏是否真实存在应该是存疑的。不过，要是换一个角度，从献帝刘协当时的处境以及他本人的性格来看，那幺密诏也完全有可能是他写的。
不论衣带诏是真是假，反正董承是紧锣密鼓开始策划了。他不仅拉上了王服等人，而且找上了刘备。毕竟，你刘备不是一直号称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吗？那幺身为汉室宗亲，在“诛杀曹贼，匡扶汉室”这件事上，你当然是责无旁贷的。
刘备是志在天下之人，投靠曹操本来便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找到机会他迟早会自立门户。如今董承的这个政变计划，在公是匡扶汉室，乃人臣所当为；在私则是一个以小博大的机会，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如果政变成功，刘备就成了汉朝的大功臣，前程不可限量；万一失败，他也可以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反正他本来就是要走的，横竖也没什幺损失。
所以，刘备决定赌一把，遂加入了这个“谋诛曹操”的计划。
而此时的曹操，对刘备则毫无疑心。自从刘备前来投奔，曹操对他一直十分优待，不仅拜他为左将军，而且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情节“煮酒论英雄”，便发生在这个时候。
这个故事在正史中真实存在，罗贯中只是用精彩的文字描绘了一些细节，增加了一些对话，总体上并未虚构。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有一天，曹操请刘备吃饭，貌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当今天下，真正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和我，至于袁绍那种人，根本排不上号。
鉴于曹操的权谋之深，他说这句话肯定不是无心的，其用意便是试探刘备，看看他做何反应。而这句话在刘备听来，不啻平地一声惊雷。首先，曹操把他当成英雄，潜台词就是当成了对手，可刘备眼下是在给曹操打工，小命在他手里头捏着，闻言岂能不胆战心惊？其次，刘备此时已经参与了董承等人的密谋，“做贼心虚”，这话听上去就更像是曹操已经察觉到了什幺。
所以，刘备吓得一激灵，连手里的筷子都拿不住，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
如此惊慌失措，就算曹操本来对他没有疑心，这下恐怕也不能不怀疑了。
所幸，老天爷恰好在刘备惊掉筷子的当口，帮了他一个大忙，突然打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响雷。刘备急中生智，忙道：“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圣人说：“急速的雷声和猛烈的风暴，足以让人脸色大变，说得一点都没错啊。”
借着这声惊雷和巧妙的解释，刘备成功掩饰了内心的惊慌。
曹操相信了他，并未起疑，估计就是大笑几声，就没再说什幺了。
但是，经过这件事，刘备显然已成惊弓之鸟。在许都的每一天，都令他如坐针毡。而老天爷又在这个时候，送给了他一个逃离曹营的机会。
当时，袁术还没死，正准备通过徐州北上，与袁谭会合，然后投奔袁绍。曹操得到消息后，立刻派部将朱灵和刘备前往下邳拦截。
刘备如蒙大赦，带上关羽、张飞及部众忙不迭地跑了。
他前脚刚走，程昱、郭嘉、董昭这帮精明过人的谋士立马对曹操说：“不能派刘备去。”言下之意就是放虎归山，必成后患。
曹操这才醒悟过来，赶紧派人去追，可好不容易逃出生天的刘备哪敢耽搁？早就绝尘而去了，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没多久，朱灵就灰溜溜地回到了许都，报告曹操说刘备造反了。
刘备干掉了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让关羽留守下邳，然后带着张飞及部众第四次进驻小沛，以防曹操派兵来攻。
当时，徐州地面上还有不少变民武装不肯归附曹操，如东海郡(治今山东剡城县)的变民首领昌豨等人。可这些人却对刘备颇有好感，刘备一来，他们便纷纷归附。刘备一下子变得兵强马壮，部众足有数万人。
但是，刘备的脑子还是很清醒的。他知道光凭自己，绝对无法与曹操抗衡，必须找一个强大的盟友。
而此时此刻，显然没有任何人比袁绍更适合做刘备的盟友。刘备随即派人去跟袁绍联络，双方马上缔结了一个反曹同盟。
形势突然恶化，让曹操后悔莫及。
本来他已经打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防御体系，足以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对抗袁绍。结果刘备这一跑，重新占领了徐州，就等于把一张苦心打造的防御网撕开了一道大口子，并且令他陷入了腹背受敌之境。
曹操不敢迟疑，立刻派部将刘岱、王忠前去小沛攻打刘备。可是，这两人却不是刘备的对手，愣是打不下来。刘备还十分嚣张地放话说：“像你们俩这样的，再来一百个，也不能拿我怎幺样；就算是曹操自己来，谁输谁赢也还难说。”
刘备向来是比较谦逊低调的人，很少说出这幺狂妄的话。这回，估计是料定曹操被袁绍牵制着，不敢亲自来打他，所以有些得意忘形。
可是，牛皮吹得太大，是很容易破的。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衣带诏事件”败露，曹操将董承、王服、种辑等人全部诛杀，并夷其三族。然后，曹操决定亲自去讨伐刘备。麾下众将一致反对，说：“跟主公争天下的人是袁绍，如今袁绍即将大举南下，主公却去东边打刘备，万一袁绍抄了咱们的后路怎幺办？”
曹操说：“刘备是人杰，不尽早把他收拾掉，必为后患。”
关键时刻，郭嘉站了出来，力挺曹操，并对众将解释道：“袁绍性情多疑，行动迟缓，不会这幺快就打过来。而刘备刚刚叛乱，趁他立足未稳、人心尚未完全归附之机，快速发动进攻，刘备必败。”
做通了众人的思想工作后，曹操立刻率兵，直趋小沛。
河北方面马上得到了情报。谋士田丰当即建议袁绍，说：“曹操去打刘备，战事不会很快结束。主公应抓住战机，亲率大军攻其后背，定可一战而胜。”
可是，正如郭嘉所言，袁绍果然是一个“性迟而多疑”之人，面对如此难得且稍纵即逝的战机，他却犹豫了起来。
没有人知道他为何犹豫，史书只记载了他以小儿子生病为由，否决了田丰的提议。
这就叫“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老天爷给了袁绍这幺好的机会，却让他白白丢掉了。我们只能说，如此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的人，最后败给曹操，实在是一点都不冤。
田丰没想到袁绍会在这幺重大的节骨眼儿上犯糊涂，私底下气得拿手杖在地上猛敲，捶胸顿足道：“大势已去了!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却因为一个婴儿的病而错失，可惜啊!”
曹操大兵压境之时，刘备仍然在小沛优哉游哉。直到探子来报，刘备虽然大惊失色，但还是不愿相信。然后，他亲自带着张飞等数十骑出城查探，果然看见了曹操的大旗。
这下牛皮吹破了。刘备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慌忙带着张飞等人掉头就跑。
不过，他并不是跑回小沛，而是一溜烟往北边跑了。北边是青州，即袁绍长子袁谭的地盘。此时此刻，除了袁绍，刘备也没有什幺人可以投奔了。
就这样，刘备再一次丢掉了小沛，同时也再一次丢掉了老婆孩子。
从出道到现在整整十六年了，草根创业者刘备已经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变成了年届不惑的中年大叔，可他仍然还在“失败、跑路，再失败、再跑路”的怪圈中苦苦挣扎。人家曹操和袁绍已经在角逐北方霸主的地位，马上要打响一场争夺天下的战争了，可他却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都还没有。
此刻的刘备，完全可以用“惶惶若丧家之犬”来形容，其内心的悲凉和无奈可想而知。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命大。不论遭遇什幺样的失败，刘备每一次都能绝处逢生。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他始终奉行一条非常现实的生存原则——打不过就跑，跑不掉就降，所以活命的概率很大；其次，运气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从屡战屡败的角度讲，他的运气并不好；可从“打不死的小强”这个角度讲，他的运气其实一直都不算差。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除了能力和机遇，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活下去，并且活得足够久。如果像孙坚那样，一支冷箭就夺了性命，那你能力再强、打仗再猛都没有用。
所以，不管刘备失败多少次，只要他还活着，一切就都还有希望。
活下去。
对于任何一个创业者，这三个字都是最朴素也最根本的一条真理。
只要能活下去，打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袁绍听说刘备前来投奔，立刻出城两百里迎接，给足了他面子，算是让备受挫折的刘备感到了些许安慰。
曹操兵不血刃地拿下小沛后，生擒了刘备的老婆孩子，紧接着便又马不停蹄地杀到了下邳。孤立无援的关羽抵抗了几天，终于还是城破被俘。
速战速决后，曹操立刻回师官渡。从他出兵到大胜回师，前后可能也就十几天，感觉根本就不是在打仗，更像是兜了一圈就回来了一样。
这就是曹操可怕的行动力，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相比之下，袁绍的效率就让人很无语了。直到曹操回到官渡，袁绍才开始跟幕僚们正式讨论进攻许都的事。
田丰觉得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进攻许都毫无胜算，便劝谏袁绍道：“曹操既已打败刘备，现在的许都就不像之前那幺空虚了。而且曹操善于用兵，机变无穷，虽然兵力少，但绝不可轻视。而今之计，不如采取持久战的战略。以将军目前的实力而言，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只要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遴选一批精锐，分为几路奇兵，不断袭扰河南。敌若救右，我军则击左；敌若救左，我军则击右。使敌军疲于奔命，百姓不得安生，我大军未动，其已陷入困窘，不出三年，便可坐收胜利之果。倘若放弃这个谋略，与曹操一战决成败，万一达不到预期目的，后悔就来不及了。”
此时的袁绍自恃兵强马壮，丝毫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坚信一战便可定乾坤，自然看不上田丰这种拖拖拉拉的战略，直接就否决了。
田丰心急如焚，仍然竭力劝阻。袁绍大怒，认为他在扰乱军心，就把他抓起来扔进了大牢。随后，袁绍便把帐下最牛的一个文士找了过来，命他起草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
这个人就是文豪陈琳。
陈琳不负所望，大笔一挥，一篇洋洋洒洒、战斗力爆表的千古名作——《为袁绍檄豫州文》就新鲜出炉了。
就是在这篇极富煽动力的檄文中，陈琳把曹操祖孙三代都骂了个狗血喷头：从他祖父曹腾开始骂起，说曹腾跟其他几个臭名昭着的宦官“并作妖孽”，伤天害理，残虐百姓；接着骂他爹曹嵩贪赃枉法，窃位弄权；然后顺理成章地骂曹操是“赘阉遗丑”，且人品很差，“好乱乐祸”；又骂他挟持天子，“败法乱纪，专制朝政”，以致朝中“百僚钳口，道路以目”，总之就是一个有着“豺狼野心”的祸国殃民的大恶棍。
最后，陈琳还总结了一句话，说：“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
骂完了曹操，就开始夸老板，说袁绍“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麾下有“长戟百万，胡骑千群”，一旦挟着“良弓劲弩”，迈着“雷霆虎步”，打过黄河去，那就像举起烈火焚烧蓬草、倾覆沧海冲刷污垢一样，没有任何东西消灭不了。
在檄文的最后，陈琳秉袁绍之旨发布了对曹操的巨额悬赏令，说凡砍下曹操首级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琳还在檄文中说到了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盗墓。
拜近年来十分火爆的盗墓小说及相关影视所赐，“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这两个词已经变得广为人知，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们的出处正是陈琳的这篇檄文。
据说，曹操当年为了拓宽财源，以弥补军饷的不足，就打起了盗墓的主意，为此专门设立了“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这两个职位，堂而皇之地把“盗墓”这种原本见不得光的犯罪勾当变成了由军队主导的合法行为。
按照陈琳的说法，曹操不仅为此设立了专门机构和人员，甚至本人还身体力行，“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陈琳给曹操扣的一个黑锅——曹操派人盗墓或许实有其事，但更有可能是偷偷地干，只做不说，不太可能明目张胆地设立官职专司其务；至于说曹操亲自上阵去挖墓开棺，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可怕的关羽，忠义的关羽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亲率十万大军进抵黎阳前线。
三国历史上第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会战，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战役之一——官渡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决战在即，袁绍阵营中却有一些大佬充满了悲观情绪，比如沮授。大军出发前，沮授召集宗族的人，把自己的家产给分掉了，还对他弟弟说：“曹操雄才大略，又挟持天子作为政治资本，我们虽然消灭了公孙瓒，但部众实已疲惫。而且，主公骄傲，将领自大，我军的溃败，恐怕就在此一行了。”
相反，曹操这边的人却显得胆气十足，比如程昱。当时他奉命驻守鄄城，可兵力却少得可怜，只有区区七百人。曹操过意不去，就打算再拨两千人给他。程昱却拒绝了，说：“袁绍拥兵十万，自认为所向无敌，看我兵少，必然轻视我，可能都懒得来攻打。若是多给我兵力，袁绍经过此地，就非打不可了，到时候鄄城定会陷落。”
不出程昱所料，袁绍得知他兵少，果然不予理会。
当时，为了迎战袁绍，曹操在正面战场上由北向南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刘延驻守的白马；第二道，是于禁驻守的延津；第三道，是曹操亲自坐镇的官渡。
从官渡往南约两百里，便是曹操的大本营许都了。
虽然曹操的防御部署很严密，但他最大的软肋还是兵力少。关于双方投入此战的总兵力，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至今没有定论。袁绍方面，公认的看法是不少于十万，大致是十一二万，其中骑兵一万多；而曹操方面的兵力则说法不一，且差距很大。
《三国志·武帝纪》认为曹操的兵力不到一万人，其中还有两三千是伤兵。这种说法显然不靠谱。曹操若只有这点兵力，很难想象能与袁绍的十万大军相持半年之久，最终还能大获全胜。裴松之便对此提出了异议，但他只是列举了几条理由说曹操的兵不可能这幺少，可具体到底是多少他也说不上来。
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猜测曹军兵力是五万到七万，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时至今日，有研究者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推测说曹操在官渡之战前的总兵力可能达到了十万余人，但为了防备马腾、刘表、孙策等人，同时还要分兵据守外围的一些战略要地，所以真正投入官渡之战的兵力，可能是在三万到四万之间。这个数字，相当于在陈寿的说法(偏少)与黎东方的说法(偏多)之间取一个中间值，应该是比较可信、相对合理的。
不论曹操的具体兵力是多少，反正跟袁绍比起来肯定是众寡悬殊，这一点毫无疑问。
袁绍进驻黎阳不久，便派遣大将颜良率部渡过黄河(古黄河，在今黄河北面)，对曹军的第一道防线白马城发起了进攻。
四月，曹操带着张辽、关羽诸将，亲自率军前去救援。临行前，荀攸献上一计，说：“敌众我寡，必须分散敌军的兵力。主公到了延津渡口，就做出要渡河北上、抄袁军后路的样子。袁绍得到消息，一定分兵向西阻截，然后主公率轻骑突袭白马，攻其不备，定可生擒颜良。”
曹操依计而行。袁绍果然上当，立刻派兵在西线阻击，而曹操则率部昼夜急行，直扑白马。此时颜良正在埋头攻城，等得到情报时，曹军离他只有十余里了。颜良大惊，立刻掉头迎战。曹操命张辽和关羽率先冲锋。
此时的关羽，已被曹操拜为偏将军，且受到了优厚的礼遇。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叫作“封侯赐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宴请和馈赠当属实情，但“封侯赐爵”则是稍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