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之死：一盏人油路灯
董卓被孙坚打败后，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四月到了长安。
长安是西汉的帝京，曾是天下最繁华的都市，其中的未央宫更是以奢华壮丽着称。后来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短短十五年就被推翻，未央宫遂毁于战火，长安也从此繁华不再。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称长安为西京，但仅作为祭祀宗庙之用。
献帝刘协先董卓一步来到长安，刚到时连一座像样的宫殿都没有，只能暂居京兆府，稍后随行大臣草草修葺了一两处宫室，刘协才有了自己的皇宫。
董卓把刘协当成花瓶供养在宫中，然后自己当起了土皇帝。
他之前在洛阳已自封相国，现在嫌小，就自拜为太师，称“尚父”；又封他的弟弟董旻为左将军，侄子董璜为中军校尉，把兵权牢牢抓在了手中；同时，在很多重要职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亲戚，“宗族内外并列朝廷”；此外又大肆封侯，连侍妾生的儿子，还抱在怀里就被封了侯，拿印绶给婴儿当玩具。
董卓还把自己的车驾、仪仗、服饰等，全都弄得跟皇帝一样。朝中公卿见到他的车驾，都得到车前行礼跪拜，他则连还礼的动作都懒得做，直接无视；尚书以下的官员，则必须到他府上去奏事，听候他的指示差遣。
在当时，除名号之外，董卓其实跟皇帝也没啥两样了。
原本属于天子的生杀予夺之权，现在全都捏在了董卓手上。他要是看谁不顺眼，让你三更死，你就休想活过五更。
这一年冬天，朝廷的天文台长(太史)闲来无事，仰观天象，似乎发现了某种异常，然后就上奏董卓，说“当有大臣戮死”，也就是必须有当朝大臣被诛杀，才能应和天象。
天知道这个太史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说这种害死人的话。反正董卓听了，觉得既然如此，那就杀一个呗，给老天爷反馈一下。
于是，他在满朝文武中扫了一圈，马上点了一个人的名。
这个人就是张温，时任卫尉。当初征讨凉州时，他是董卓的领导，批评过董卓。这事董卓一直记着，如今太史说上天要收人，董卓自然就选了他。
杀人总要有个理由，不过这对董卓来讲不成问题。他随口栽赃，说张温与袁术暗中勾结，就把张温押到闹市，乱棍打死了。不知张温临死之前，有没有想起孙坚劝他杀董卓的那一幕，假如当时狠下一条心，又岂会有今日这飞来横祸？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在自己的封地郿县(今陕西眉县)建了一座大型坞堡，据说城墙高度堪与长安相比，“高厚皆七丈”，还在里面囤积了三十年的粮食。董卓宣称：“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三国志·董卓传》)
骄狂暴虐的董卓其实也知道，天下有很多人恨他，所以修建这座坞堡，就是想给自己弄一个末日来临的避难所。
进可攻，退可守，大不了就躲在这里面安度晚年，反正粮食够他吃到死，管他天下乱成什幺鬼样子。
董卓想得很美，但天下人可不会这幺便宜他。
董卓以为，能给他带来威胁的只有关东那些诸侯，所以就派女婿牛辅在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及函谷关一带重兵布防，可他却没想到，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真正致命的威胁，其实就藏在他的身边。
差不多就在坞堡建成的同时，一个以董卓为目标的暗杀小组也成立了。
为首的是司徒王允，成员有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等人。当然，他们也知道，董卓没那幺好杀。这老家伙就是怕人刺杀，所以平时都在外衣下面多穿了一件软甲；此外，不管走到哪儿，他都会让义子吕布当贴身侍卫，寸步不离。
吕布这一关，无疑是暗杀行动的最大障碍。
不过，王允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非但不需要过吕布这一关，反而直接把吕布策反了，让他去执行刺杀任务。
如此一来，最大的障碍就成了最狠的利器，让董卓做梦都想不到。
为了策反吕布，王允很早就开始了布局。他有意对吕布非常好，一向关怀备至，让吕布感到了春风般的温暖。吕布这人本来就没什幺城府，所以很快就跟王允成了好友，几乎无话不谈。正是通过这种私密的交往，王允得知了不少吕布与董卓之间的内情。
吕布说，董卓残忍好杀，麾下部将有时候一两句话说错，忤逆了他，就会被他当场砍死，所以人人自危。就连吕布自己，有一次稍拂其意，董卓就拔出手戟掷他，多亏他身手敏捷，堪堪躲过，不然小命就没了。为此，他心里其实是恨董卓的。
除此之外，吕布还向王允透露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因职务之便，他经常在董卓的内室门口守卫，一来二去，便跟董卓的一个侍妾私通了。为此，吕布惶恐不安，生怕哪天事情泄露，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掌握了这些情报，王允的策反行动自然就水到渠成了。他把暗杀计划告诉了吕布。吕布一听就动心了，但还是有些迟疑，说：“那父子之义怎幺办？”
王允冷笑：“你姓吕，又不是董卓的骨肉，何况眼下担忧死亡都来不及，还谈什幺父子？再说了，他董卓扔出手戟之时，岂有顾念父子之情？”
就这样，吕布被说服了。
或者说，他并不需要被说服，只需要王允给他一个就坡下驴的理由即可。
其实对吕布来讲，做出这个决定并没有多幺困难，因为他早就有经验了——当初为了投靠董卓可以干掉丁原，如今为了自保当然也可以干掉董卓。
在利己主义者吕布这儿，从来没有什幺底线是必须坚守的，也从来没有什幺原则是不能放弃的。衡量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对自己是否有利。至于其他东西，很少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正因为此，日后我们就将看到，吕布不管走到哪儿，都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原因倒不是说当时的人都很注重道德节操，耻于与他为伍，而是多数跟他打交道的人，尤其是准备当他领导的人，都不免担心步丁原和董卓之后尘，所以避之唯恐不及。
一味利己的结果，恰恰变成最不利己。这肯定是吕布没有预料到的。就此而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老话，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末的一天，献帝刘协小病新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
这种场合，董卓自然不会缺席。
王允和吕布等人，就把刺杀行动定在了这一天。
当日，董卓非常谨慎，在前往皇宫的一路上都安排了严密的警戒，士兵夹道布岗，车驾左右都有骑兵和步兵护卫，前后还有吕布来回巡视。
此时，吕布早已命亲信部将李肃等十余人，伪装成皇宫侍卫，埋伏在了未央殿的北掖门，也就是入宫的必经之路上。
车驾刚一进门，李肃便按照计划冲了出来，手执长戟，以最快的速度直刺董卓前胸。不料，董卓在朝服里穿了软甲，长戟滑开，只刺伤了他的手臂。董卓吃痛，跌下马车，大喊道：“吕布何在？”
吕布不紧不慢，策马走到他的面前，淡淡道：“天子有诏，诛讨贼臣。”
董卓又惊又怒，破口大骂：“狗崽子，你敢杀我!”(《后汉书·董卓传》：“庸狗，敢如是邪!”)
话音未落，吕布手中长戟便已刺出。这回终于穿透软甲，刺入了董卓的胸口。董卓手下主簿田仪冲上来要保护他，也被吕布刺了个对穿；然后董卓的一个老仆人也跑了过来，又被吕布刺死……如此一连杀了三个，其他人才不敢再动弹。
吕布命人砍下了董卓的首级，然后从怀里掏出王允事先准备好的诏书，朗声道：“诏讨董卓，余皆不问!”
董卓的部众一动不动地愣了好一会儿，最后才猛然爆发出一片“万岁!万岁!”的欢呼声。
从这一幕，我们足以看出，董卓这家伙实在是不得人心。不管之前有多少人肯替他卖命，到了最后关头，真正愿意为他而死的，也就田仪等区区三人而已；剩下的，全都是欢呼雀跃、为他的死亡喝彩的。
紧接着，长安老百姓的反应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听说董卓已死，百姓们竟然跑到大街上载歌载舞，仿佛在欢度一个盛大的节日。不仅如此，很多人还把自己的珠宝首饰和贵重衣服拿到当铺去典当了，只为换钱去买酒买肉，好好庆贺一番。哪怕从明天开始喝西北风，也定要把此刻激动的心情宣泄出来。
董卓做人做到这个地步，用“失败”二字似乎已不足以形容。
当天，董卓的弟弟董旻、侄子董璜，还有宗族中的老弱妇孺，就全都死于非命了。可怜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天，就莫名其妙被封了侯；然后封了侯才几天，又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假如死后有知，他们一定会告诉自己：这莫名其妙的人间，不来也罢!
随后，朝廷查抄了董卓在郿县的那座坞堡，抄出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还有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和绫罗绸缎。
很显然，这座金山银山就是之前从洛阳洗劫而来的，其中既有活人的财富，也有死人的墓葬。董卓曾经以为，无论如何，抢到手就是自己的，可事实证明他只是做了一个辛勤的搬运工。
董卓死后，肥胖的尸体被扔在闹市之中。当时已是夏天，经过阳光暴晒，油脂流淌了一地。负责看守尸体的小吏灵机一动，就找了一根粗大的灯芯，插在他的肚脐眼上，然后点燃，就这样制造出了一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油路灯”。
据说，这盏“路灯”竟然从夜里一直燃到了天明，然后又整整燃烧了一天。
“守尸吏燃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后汉书·董卓传》)
之所以这幺耐烧，我们只能认为，是董卓生前“吸食”了太多民脂民膏。
长安乱：两步臭棋，一场劫难
除掉了逆贼董卓，王允和吕布就成了朝廷的功臣，自然是要论功行赏。
王允已是司徒，本来便行使着宰相职权，不好再往上升，于是兼了一个“录尚书事”的职务，相当于在总揽外朝的基础上，把内廷的机要工作也管了起来，差不多算是权倾内外了。
吕布更是赢得钵满盆满，不仅升任奋威将军，封为温侯，而且还被赐予“假节、仪比三司”的特殊待遇，并与王允“共秉朝政”，俨然成了朝廷的二号人物。
这里顺带解释一下，“假节”的意思，是持有皇帝的节杖，代表皇帝亲临，拥有诛杀之权，类似于后世戏剧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仪比三司”，意指未任三公而享有三公的同等礼遇和待遇。
表面上看，王允和吕布一文一武，共同辅佐刘协，似乎给劫后余生的大汉朝廷带来了希望。如果二人能够勠力同心、精诚合作，还是有机会在关中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的。
然而，很多人能做到“同患难”，却往往很难做到“共富贵”。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考验人性。当王允和吕布面对同一个敌人董卓时，他们必然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可董卓一死，共同的利益基础就消失了，他们也必然会因利益诉求的变化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与矛盾。
第一个分歧，如何处理董卓麾下那些悍将，如牛辅、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吕布的意见是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可王允却不同意，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罪，不该杀。
第二个分歧，如何处理董卓留下的巨额财产。吕布提议，应该把钱分了，凡朝中公卿和军中将领，大家都有份。可王允又拒绝了，这次连理由都不给，反正就是不行。
应该说，王允和吕布因身份和立场的不同，有分歧是很正常的，并没有严格的孰是孰非的问题。而且，有分歧不要紧，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总是能找到既顾全大局又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方法。
只可惜，他们俩并没有这幺做。
主要原因在于，两个人都以诛杀董卓的首功之臣自居。尤其是王允，董卓死后，他就成了朝廷说一不二的头号人物，一手掌握了曾经属于董卓的生杀予夺之权。于是，就像董卓随随便便可以杀死张温一样，王允一旦跋扈起来，也是可以任意置人于死地的。
比如一代名士蔡邕，就在这时死在了王允手上。
事情源于董卓被杀当日。那天，蔡邕在王允府上做客，宾主正坐着聊天，然后消息传来，说董卓死了。蔡邕惊愕之余，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就是这一叹，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王允当场就变了脸色，怒道：“董卓是国之大贼，险些倾覆汉室，你身为大汉臣子，理应疾恶如仇，可你却顾念他给你的一点私人恩惠，反而为他悲痛，岂不是同为逆贼!”
说完，就把蔡邕抓起来扔进了监狱。
凭良心说，蔡邕这一声惊叹，纯属人在突遇意外时的自然反应，可王允偏偏上纲上线，进行了一番恶意解读，这就颇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了。
蔡邕也知道自己那一叹相当不合时宜，于是在狱中主动认罪，甘愿承受“黥首刖足”(额头刺字，斩断双脚)之刑，只求王允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完成几年前就开始动笔写作的汉朝历史。朝中的士大夫也纷纷替他求情，时任太尉的马日磾亲自去找王允，说：“蔡邕是旷世奇才，熟悉我朝掌故，若能完成这部史书，将成一代巨典，而他的罪名却微不足道，杀了他，岂不令天下人失望？”
王允却不为所动，冷冷道：“昔日，武帝不杀司马迁，以致司马迁写出谤书流传后世。而今，国势衰微，战乱频仍，若是让佞臣在幼主左右执笔着史，不仅无益于主上的圣德，而且会令我们这些人受到妄议和毁谤。”
马日磾无奈，出门后仰天长叹，连声咒骂王允会断子绝孙。
不久，蔡邕便死在了狱中。
从这件事足以看出，大权在握的王允，完全有成为董卓第二的潜质，只不过他杀起人来，手段比董卓温和一些罢了。
连一代名士蔡邕，王允都没放在眼里，更何况一介武夫吕布呢？
据史书称，王允本来就是把吕布当成一名“剑客”看待的——说好听点是剑客，说难听点就是武夫。此前，他之所以表现出一副“折节下士”的样子，对吕布嘘寒问暖，无非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了，大领导的架子肯定得端起来，对吕布自然就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而吕布身为亲手诛杀董卓之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加上他的性格本来就比较骄矜自负，这下更是牛皮烘烘、眼高于顶，两项提议均被王允驳回，自然是一肚子不爽。
于是，吕布决定甩开王允，自己动手去对付牛辅那帮人。
此刻的吕布绝对没有料到，他这个举动，将引来一场滔天大祸。
他命亲信李肃前往陕县，声称有天子诏书，要诛杀牛辅。牛辅当然不会束手待毙，就把李肃打得大败而逃。吕布大怒，斩了李肃。
牛辅虽然赢了一仗，但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却没了主意。正忧惧不安时，某天夜里军营又发生骚乱，牛辅吓得带上几个亲兵连夜出逃。可还没跑出多远，左右亲信就砍下了他的脑袋，往长安邀功请赏去了。
牛辅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之前被派往中牟攻击朱儁，顺便在陈留、颍川一带洗劫百姓，此刻回到陕县，才知道大老板董卓和上司牛辅都死于非命了，顿时六神无主。没办法，只好派人去长安，请求朝廷赦免。
面对这帮悍将的请求，王允只给了一句冷冰冰的答复：“朝廷今年已经赦过了，不能再赦。”
这算什幺狗屁理由？!
李傕、郭汜等人一下就傻了眼：照这意思，咱哥儿几个就得伸直了脖子等着挨刀喽？
不得不说，在对待董卓旧部的问题上，吕布和王允都下了一步臭棋，都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吕布是有勇无谋，擅自行动，只想着杀人，完全没有考虑后续的应对策略。而王允作为此时的文官领袖、朝廷的一把手，在这件事上更是表现得毫无脑子，一点政治手腕都没有——非但没有设法安抚李傕等人的不安情绪，反而在激化矛盾，等于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鱼死网破的理由。
你如果想杀他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先调回朝中，来个明升暗降，夺了他们的兵权，然后再动手；而如果不想杀他们，那就直接赦免，放他们一条生路，何必找个“一岁不可再赦”的可笑理由逼他们造反呢？
所以，接下来马上就将爆发的这场祸乱，主要责任在于王允，次要责任在于吕布。说白了，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当然，虽说王允和吕布点燃了导火索，但如果不是有人在紧要关头又加了一把火，火药桶也不会炸。
关键时刻煽风点火的这个人，就是贾诩。
贾诩，字文和，武威郡姑臧县(今甘肃武威市)人，举孝廉出身，祖上是汉初名臣贾谊。贾诩后来成了曹操帐下的着名谋士，被誉为“奇谋百出、算无遗策”，不过此刻在董卓这边，还只是个区区校尉。
正当李傕、郭汜等人惶惶不安，准备吃一顿散伙饭，然后各回老家的时候，贾诩开口了，说：“诸位若是解散了部众，单独行动，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你们生擒。而今之计，不如率领弟兄们，西进关中，杀入长安，为董太师报仇。大事若成，则奉国家以正天下；万一不成，到时再散伙也不迟。”
李傕、郭汜等人一听，顿时豁然开朗，遂连夜拔营，引兵向西。出发之时，本来只有几千人，可他们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一路上不断集结人马，把原本分驻各地的西凉军如樊稠、李蒙等都收拢了过来，待到兵临长安时，已经是一支十余万人的大军了。
不过，长安城墙高大坚固，李傕等人来得仓促，未及准备攻城器械，没法攻城，只能将长安团团围困。就这幺围了八天，到了第九天，吕布的手下叛变，打开了城门，李傕大军像潮水般涌入，开始大肆劫掠。
吕布率部与西凉军在城中展开巷战，无奈寡不敌众，只能拼死突围，仅带数百骑从青琐门出逃。临走前，吕布难得地表现了一回义气，命人去找王允，叫他一块儿逃。可王允知道，一旦离开幼主刘协，离开这个流亡朝廷，他便什幺都不是——天下再大，也很难有他的容身之处。于是，他拒绝了。
吕布一逃，偌大的长安城就没有什幺像样的抵抗力量了。凉州兵团本来就都是军纪涣散的骄兵悍将，此刻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对长安的官员和百姓展开了无差别攻击。多位大臣如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等，都在混战中被杀。短短半天时间，便有官吏百姓共一万多人死于非命，城中一片狼藉，尸体堆满了道路。
王允扶着刘协躲到了宣平门的城楼上。李傕等人带兵追至，但也不敢造次，只能下马跪拜，行人臣之礼。刘协这一年周岁才十一，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却俨然已是历经沧桑、看惯腥风血雨的小大人。他镇定地问李傕等人：“卿等放兵纵横，欲何为乎？”
李傕答：“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臣等为董卓报仇，不敢叛逆。只待大事了结，臣等自愿领罪受罚。”
话说得好听，实际上刘协和王允现在都是他们砧板上的鱼肉了。
紧接着，李傕等人便围住城楼，要求交出王允。穷途末路的王允只能乖乖下楼，束手就擒。
次日，李傕便自封为扬武将军，封郭汜为扬烈将军，封樊稠等人为中郎将。同日，参与暗杀董卓的司隶校尉黄琬被捕下狱，旋即处决。
当时，长安外围其实还有两支兵马忠于朝廷：左冯翊(今陕西高陵西南)太守宋翼、右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太守王宏。两人都是王允任命的，且都是王允同乡。李傕担心杀了王允会逼反他们，便以朝廷名义下诏，征召他们回京。
王宏料定这一去必死无疑，便劝宋翼不要奉诏，索性起兵讨伐。可宋翼却是个迂腐透顶的糊涂蛋，明知小皇帝已经被李傕等人绑架了，所谓的诏书根本就是废纸一张，却以“王命难违”为由，拒绝了王宏的提议。而这个王宏的智商虽然比宋翼略高，但也只是高了一点点而已，听他这幺说，便没再反对，跟着他一块儿乖乖回了长安。
两人一到，李傕唯一的顾虑便消除了，于是当天就把王允和这两个弱智同乡以及王允的妻儿全都砍了头。
王允死后，尸体被扔在闹市，无人敢收葬。他的一个老部下、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县令赵戬于心不忍，便辞掉了官职，以个人身份替他收尸，王允才得以入土为安。
至此，长安就彻底成为李傕、郭汜等人的天下了。
可怜献帝刘协，刚刚摆脱董卓的魔爪，转眼就又落到了这帮军阀的手里。
董卓虽说是一个暴虐无道的权臣，但毕竟受朝廷教育多年，多少还是有底线的，对士大夫和当时名士(比如王允和蔡邕)总体上还算尊重，所以能让流亡朝廷维持正常运转，百姓基本上也活得下去。可是，他的部下李傕、郭汜等人，却几乎就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兵匪，说他们是军阀可能还抬举他们了。刘协和朝廷落入这帮肆无忌惮的流氓手里，处境自然更为不堪——此后的日子，朝廷的法令和纲纪完全废弛，各项职能随之瘫痪，整个长安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老百姓更是在兵祸和天灾的双重打击下死亡殆尽……
王允和吕布的两步无脑臭棋，固然是造成这场劫难的主要原因，而只用短短几句话就让李傕等人改变主意的贾诩，也未尝不是造成灾难的祸首之一。
那年头，一个谋士在某个关键时刻说的一句话，往往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并带来谁也无法预料的或好或坏的巨大结果。
《论语》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古人诚不我欺。
从郡守到州牧：曹操的崛起
自从对袁绍大盟主深感失望之后，曹操就开始铆足劲儿为自己打地盘了。
当初袁绍要拥立刘虞，曹操极力反对，为此还喊出了一句“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口号，意思好像一个人要去救西边的小皇帝。事实上，他一步也没有西行，而是掉头往黄河南边去了。
因为黄河以北是袁绍的地盘，曹操不能与之争锋，所以只能到南边寻找机会。至于救小皇帝的事情，曹操已经不考虑了，至少暂时不会考虑。这首先是因为刘协被董卓挟持到了长安，关山阻隔，连猛人孙坚都不得不知难而退，更不用说眼下实力尚弱的曹操。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曹操的心态变了。
年轻时在官场上与宦官频频死磕，曹操没看到任何好的结果；之后与袁绍等人一起讨伐董卓，更是不了了之，甚至以自相残杀的闹剧收场。这一桩桩严酷的现实，不能不引发曹操的反思；而反思的结果，也不可能不改变他的心态。
说白了，人总是会成长的。
当然，曹操不会从一个热血青年一下黑化成大反派，但他的确已经从一个相对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渐趋复杂的现实主义者。
这不是变好或变坏的问题，而是世上大多数人都必然要走过的一个人生轨迹。所以，曹操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匡扶汉室、救小皇帝，不是因为他变坏了，而是他首先必须考虑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直面越来越复杂而残酷的现实。
曹操做出向南发展的决定后，他的战友鲍信也力表支持。鲍信说，袁绍身为盟主，却争权夺利，迟早变成第二个董卓，咱们惹不起躲得起，索性到南边静观待变。
不久，黄巾余众黑山军的首领于毒、白绕、眭固纠集十万余人进攻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市)，太守王肱力不能敌。曹操抓住这个机会，立刻率部驰援，在濮阳(今濮阳市西南)大破白绕所部。袁绍乐得让曹操赶紧离开河北，马上做了个顺水人情，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
于是，曹操总算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曹操驻军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这里就是他早年当过县令，而且还干得不错的地方。于毒趁其不备，打算偷袭东郡治所濮阳，替去年兵败的白绕报仇。
正当麾下将领们急着要去救大本营时，曹操却说，不回去了，咱们去西边的山里，把于毒的老巢端了。
众将都愣住了：万一东武阳丢了咋办？
曹操说：“于毒一旦得知我要去端他的西山老巢，必然回头来救，东武阳之围不就解了吗？就算他不回兵，我把他老巢端了，他哪有心思再打东武阳？”
众将这才明白过来，哦，原来是战国孙膑的“围魏救赵”之策啊!
果然不出曹操所料，于毒得知曹军动向后，立即放弃进攻，回师去救老巢。而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是，这时的曹操既没去打于毒的老巢，也没回东武阳，而是虚晃一枪，掉头去打驻扎在顿丘西北的眭固所部。
眭固哪能想到曹操会突然来这一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曹操马不停蹄，又乘胜进攻附近的南匈奴流亡单于于扶罗(此人之前已挟持张杨，脱离袁绍)，再度将其击破。
这场仗，曹操本来是处于不利境地的。因为眭固和于扶罗都在顿丘西北面，对他虎视眈眈，而于毒又去打他东北面的大本营，曹操不管怎幺做都有腹背受敌之虞，可谁也没想到，他耍了几下花枪之后，不但摆脱了不利境地，反而还将敌人各个击破，打了个大胜仗。
如此神出鬼没的用兵之道，足见曹操的军事天才，也足以说明他年轻时的那些兵书都没有白读。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谋士投到了他的帐下，令曹操顿生如虎添翼之感。
这个人就是荀彧。
荀彧，字文若，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名门望族出身，祖父荀淑曾是一代名士。荀彧年少时便有“王佐之才”的盛名，后举为孝廉，拜守宫令。董卓入京后，他料定天下将乱，遂弃官归乡。之后董卓迁都，群雄并起，天下果然乱得不可收拾，他就对家乡父老说：“颍川是四战之地，很不安全，应尽早离开。”可乡里人都安土重迁，终究没有离开。只有荀彧带着自己的宗族到了河北。不久，西凉军的李傕、郭汜大举扫荡陈留、颍川一带，那些没有听从荀彧劝告的乡人便大多死于非命了。
荀彧到河北后，袁绍非常热情，以“上宾之礼”待之，满心希望荀彧能跟他弟弟荀谌一样为自己所用。可荀彧观察了袁绍一段时间后，便预料他“终不能定大业”，反而是当时实力尚弱、刚刚据有东郡的曹操，入了荀彧的法眼。
在荀彧看来，曹操才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于是毅然离开袁绍，南下投奔了曹操。
颍川荀氏是东汉末年着名的世家大族之一，曹操当然知道，而且荀彧的盛名他也听说过，这样的人才当然求之不得。但毕竟之前从没打过交道，其才学与盛名是否相符也还难说，所以曹操就有意面试了一下。
没想到一番攀谈之后，荀彧的见识竟远超曹操的期望值。曹操大喜，对荀彧说：“你就是我的张良啊!”旋即任命他为司马，从此引为心腹智囊。
而荀彧也没让曹操失望。此后的十数年中，他不仅为曹操制定了统一北方的战略规划和军事路线，而且在奇谋妙策、匡正辅弼、举荐人才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可以说全方位地帮助曹操奠定了霸业之基。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青州(今山东北部)的黄巾军纠集百万之众，大举进攻兖州(今山东西部及河南东部)，杀了任城相郑遂，来势颇为凶猛。兖州刺史刘岱决定率部迎战。鲍信劝他说：“黄巾有百万之众，我们则百姓震恐、兵无斗志；但黄巾的弱点也很明显：行军打仗一向不带粮草，只靠抢劫，更没有攻城武器，所以只要固守城池、坚壁清野，他们便会军心涣散，到时候出击定可获胜。”
可刘岱不听，执意出战，结果就挂了。
刘岱一死，兖州无主。曹操帐下一个谋士敏锐地发现，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馅饼啊!
这个谋士就是陈宫。
我们前面说过，之前在中牟县上演“捉放曹”的人并不是他。陈宫是东郡人，所以很可能是曹操就任太守后，才来投奔了他。
东郡属兖州管辖，刘岱算是曹操的顶头上司。现在刘岱死了，陈宫觉得最有资格上位的就是曹操了，于是马上给老板打报告，说应该顺势拿下兖州，以此为资本图谋天下，成就王霸之业。然后，陈宫还自告奋勇，愿意出面去说服州里的主政官员，让他们敲锣打鼓来迎接曹老板。
这一番话正中曹操下怀，当即批准。
陈宫立刻赶到兖州治所昌邑(今山东巨野县东南)，面见兖州别驾和治中，说：“如今天下分裂而兖州无主，曹东郡是命世之才，若迎他来当州牧，必可造福百姓。”此时，曹操的好战友鲍信也赶来替他站台，说了一堆好话。兖州的官员便顺水推舟，派人去东郡恭迎曹操，推举他就任兖州牧。
东汉天下设十三个州，分别是司隶、兖州、青州、豫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扬州、荆州、益州、凉州、交州。州下面设郡(国)，郡(国)下面设县。州本是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长官称为刺史；到了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由朝廷选派重臣出任州牧。从此，州就演变成了行政区，各州或置刺史，或置州牧，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董卓之乱后，各地刺史与州牧更是由封疆大吏摇身一变，纷纷成为事实上割据自立的军阀。
所以，此时的曹操就任兖州牧，当然就是名副其实、割据一方的军阀了。这无疑是曹操创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从此，他真正具有了与四方群雄一较短长、逐鹿天下的资本——比如说，可以跟袁绍大盟主平起平坐，再也不用看他脸色了。
新官上任，肯定得干点业绩才能服众。踌躇满志的曹操立刻出兵攻击黄巾军，在寿张(今山东阳谷县)东面与之交战，不料却吃了败仗。曹操冷静下来，寻找失败原因，发现还是吃了老兵太少、新兵蛋子太多的亏，于是开始埋头训练新兵，严格赏罚，激励士气。
很快，部队的战斗力大为改观。曹操再度发起进攻，昼夜不停，轮番上阵，终于把黄巾军逼退了。可是，几年来一直与曹操并肩战斗的鲍信，却在这场战斗中不幸阵亡。由于连日混战，战场情况异常复杂，所以连尸体都没找到。
曹操悲痛万分，重金悬赏寻找他的尸首，最后还是没有结果，只好命人雕刻了一尊鲍信的木像，隆重地将其安葬。据说在葬礼上，曹操情不自禁，放声大哭。
这年冬天，曹操化悲痛为力量，对来自青州的这支黄巾军穷追猛打，终于在济北(治今山东济南市长清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黄巾部众走投无路，只好投降。
这是曹操自起兵以来收获最大的一场胜利——整整收编了三十余万士卒，外加随军的男女老少一百余万人。
除了地盘，人口就是当时最宝贵的资源。一旦有了充足的人口，军队就有了兵源，可以不断补充生力军；剩下的人，还可以大规模开垦荒田，种植粮食，以保证军队和政府的粮草等物资供应。
事实上，曹操正是这幺做的。
他从三十万降卒中精心遴选出一批青壮年，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最终把他们变成了一支战斗力异常强悍的精锐部队，号称“青州兵”。从此，这支劲旅就成了曹操征战天下的嫡系和王牌，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在稍后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则开始实行“屯田制”，即命剩下的大部分黄巾降卒及其家属从事集体化耕作，类似于“生产建设兵团”，从而极大地保障了后勤补给。
由此可见，济北这一仗，显着壮大了曹操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他的创业之路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巧合的是，济北正是鲍信生前担任国相的地方。
也许，这是鲍信的在天之灵冥冥中保佑了曹操的胜利；反过来说，这场胜利也是曹操对这位英年早逝的挚友最好的缅怀和告慰。
南讨袁术，东征陶谦
袁术所在的豫州(今河南东部及安徽北部)，南边与刘表的荆州(今湖北、湖南大部)相邻，北边与曹操的兖州接壤，他在刘表那儿讨不着便宜，自然把目光转向了曹操。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春，袁术悍然发兵北上，进驻封丘(今河南封丘县)。封丘归属陈留郡，而陈留郡归兖州管辖。袁术此举，就是赤裸裸地入侵曹操的地盘了，丝毫不把曹操放在眼里。
之前被曹操打败的那个南匈奴的于扶罗，还有黑山军的一部，这时都跑来投靠了袁术，想借机找曹操报仇。一时间，袁术势力大盛。
曹操一看，正好，你袁二公子不来串门，我迟早也得去拜访你。
此时的曹操至少表面上还是袁绍这边的，而袁绍与袁术兄弟阋墙，这事大家都知道，所以就算袁术不打上门来，曹操早晚也会去南边打他。
之前曹操已将兖州治所移到鄄城(今山东鄄城县)，此时正驻军在此，他得到战报后，立刻挥师南下，在匡亭(今河南长垣市西南)击破袁术的前锋部队，然后进围封丘。袁术突围，退保雍丘(今河南杞县)。曹操乘胜追击，袁术不敌，又退到襄邑(今河南睢县)。曹操再进，袁术再败，又逃奔宁陵(今河南宁陵县)。
就这样，曹操一鼓作气，连战连捷，像痛打落水狗一样，撵着袁术一直往南打。袁术则毫无招架之力，夹着尾巴一路逃窜，最后一口气逃到了九江郡的寿春(今安徽寿县)。
至此，曹操才意犹未尽地勒住缰绳，凯旋。
九江郡属扬州(今安徽中部及江南地区)管辖，也是此时的扬州治所。之前袁绍曾任命一个刺史袁遗，要来接管扬州，被袁术击杀，然后袁术任命了自己人陈瑀当扬州刺史。眼下袁术惶惶若丧家之犬，本以为能在九江歇个脚缓口气，不料陈瑀竟翻脸不认人，拒而不纳。袁术大怒，只好先退到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稍事休整，紧接着便在淮河北岸重新集结部队，然后攻打寿春。陈瑀恐惧，弃城而逃，亡奔下邳(今江苏徐州市睢宁县北)。
袁术遂接管了扬州，自任刺史，又兼称徐州伯。
从他自封的这个名号看，显然是在豫州方向被曹操打败后，仍然没有放弃向北扩张的野心——只不过换了一个路线，打算等时机成熟就从扬州北上，进攻徐州(今江苏北部及山东南部)。
初平四年(公元1931年)秋天，正当袁术远远望着徐州垂涎三尺时，曹操已经本着心动不如行动的原则，对徐州下手了。
曹操所在的兖州，共与五个州接壤，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北面的冀州，袁绍与公孙瓒打得不可开交；东北面的青州，袁绍之子袁谭与公孙瓒手下的田楷、刘备也缠斗不休；南面的豫州，他刚跟袁术打完一仗；西面的司隶，即京师洛阳所在地，之前是董卓西凉军的跑马场，眼下西凉军虽然走了，但此地理论上还是东汉的政治中心，暂时不宜轻举妄动。
所以，这幺一圈看下来，曹操如果要扩张地盘的话，最好的选择就只有东南面的徐州了。
这是他出兵徐州的主要动机，也是内在动机。而促成曹操在这个时候动手的直接原因，或者说外在原因，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
被害者就是曹操的父亲曹嵩、弟弟曹德，以及曹氏的一大家子。
关于这起惨案的来龙去脉，历史上有三种不同说法，就跟曹操当年路过成皋杀吕伯奢一家一样，向来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第一种说法，出自《三国志·武帝纪》，说曹嵩在董卓之乱后弃官回乡，不久又避难琅琊，被徐州牧陶谦所害。
第二种说法，出自裴松之注所引的《魏晋世语》，事件经过大致与上述说法相同，只是情节上详细了很多。该书说，曹嵩当时在泰山郡的华县，曹操命当地太守应劭护送曹嵩到兖州，可应劭还没到，陶谦便密遣数千骑兵到此，准备捕杀曹嵩。曹嵩以为是应劭来了，毫无防备，就让曹德去开门，结果曹德就被砍死在了门口。曹嵩慌忙带着小妾往后院跑，想从后墙的一个小洞钻出去，怎奈小妾太胖，出不去，曹嵩只好又拉着小妾躲进了厕所里，最后还是双双被杀。同时，家中的亲眷仆佣也全部遇害。事后，应劭自忖没法跟曹操交代，便弃官而逃，投奔了袁绍。
这两种说法，都直接点名陶谦是杀人凶手，且是性质极其恶劣的蓄意谋杀，只是没说杀人动机。而我们在《后汉书·应劭传》中，找到了这幺一句话：“兴平元年……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杀人时间和经过稍有不同，暂且勿论，动机则说得很清楚，就是陶谦曾被曹操攻打了几次，故怀恨在心，杀人报复。
那幺，事实是否如此呢？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种说法。这个说法出自东吴史官韦曜所着的《吴书》，说曹操通知曹嵩回兖州，可曹嵩的金银细软太多，足足装了一百多辆车。陶谦出于好意，就派部将张闿率两百骑兵护送。不料，张闿见钱眼开，就在半路上杀了曹嵩，然后抢走这一百多车财物，亡奔淮南。曹操归咎于陶谦，就此发兵复仇。
《后汉书·陶谦传》也大致佐证了这一说法：“初，曹操父嵩避难琅琊，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三个说法共同的事实是：曹嵩、曹德及一大家子都被杀了，而且是死在陶谦的地盘。不同的是，在第三种说法中，陶谦已经不是杀人凶手了，而只是管教部下不严、用人失当，顶多负有领导责任和连带责任。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妨从常理上做个推论，看看陶谦蓄意谋杀曹操一家人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事后曹操攻打徐州的情况来看，几乎可以说是势如破竹——陶谦被打得落花流水，完全是一副毫无防备、手足无措的样子。那幺问题来了，假如陶谦真的是蓄意谋杀曹操一家人，那他就不考虑后果吗？不担心曹操报复吗？
按照常理，陶谦敢动手把人家灭门，就一定会做好被报复的准备。即使他毫无自知之明，自以为有实力跟曹操抗衡，那也应该做好各项战备工作。而事实上他几乎没有。并且，按照《后汉书·应劭传》中提及的杀人动机，陶谦恰恰是被曹操打了几次，又没有能力从战场上讨回来，才去杀曹操的家人泄愤。这就更加说明，陶谦自己也知道打不过曹操，否则你打回去就是了，何必用那幺下作的手段去杀害老弱、殃及无辜呢？
明知打不过，又杀了人家的父亲和一大家子，事后还根本没有任何防范措施，这一切说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