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火力十足的曹议郎一上任就开炮了，目标还是宦官。
上回被赶出洛阳，就是宦官下的黑手，此后的躺枪事件，也是间接被宦官所害。新仇加旧恨，不对宦官开炮要对谁？更何况，曹操一心想要有所作为，可如今的朝政被宦官搞得乌烟瘴气，他哪有出头之日？所以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跟宦官死磕到底。
曹操上的第一道奏章，讲的是桓帝一朝的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因谋除宦官而遇害的事，即后来史家所称的“党锢之祸”。曹操大胆地为窦武、陈蕃等“党人”翻案，说他们都是正直之士，却被小人陷害，导致如今“奸邪盈朝，善人壅塞”，言辞十分激切，矛头直指宦官。
然而，炮弹是射出去了，可连只蚊子都没打到。
因为刘宏压根不搭理他。
曹操不甘心，很快又上了第二道奏章，这次是骂朝廷的三公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表面是骂三公，其实还是冲着宦官去的，因为当时的太尉许戫、司空张济等人跟宦官穿的就是同一条裤子。
这回，让人意外的是，刘宏居然看了他的奏章，而且看完后还有了行动。他责备了许戫和张济，然后提拔了一个叫陈耽的人担任司徒。陈耽为人正直，跟曹操算是同一条战线的。
这一回合，曹操貌似赢了。虽然没伤到宦官分毫，但至少赢得了皇帝的表态，还让自己的一位同志上位三公，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
曹操很受鼓舞，准备再接再厉。可是，宦官哪是那幺好惹的？没过多久，陈耽司徒的位子都还没坐热，就遭到了宦官反扑，被诬陷下狱，很快死在了狱中。
那幺曹操呢？一定也遭报复了吧？
不，什幺都没发生，曹操被无视了。
宦官们觉得，一个只会吐吐槽写写奏章的议郎，根本没什幺杀伤力，所以没跟他一般见识，把他当空气一样无视了。
说到底，如今这个握笔杆的曹议郎，其威胁性甚至远远不如当初那个挥舞五色棒的北部尉，宦官们连瞧他一眼都嫌多余。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曹操很是伤感。
这些年好像都白混了，甚至越混越回去了，让这个自以为战斗力爆表的有志青年情何以堪？
看来，想通过抨击朝政、匡正时弊的方式来拯救这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是行不通了。可除此之外，还有什幺别的道路可走呢？
曹操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幻灭。
据《三国志》记载，自从陈耽惨死之后，曹操便“不复献言”，从此陷入了沉默。
当天下一团漆黑的时候，无论什幺人，想擎着一支烛火去照亮这个世界，都属于痴人说梦，注定是一场徒劳。在此情况下，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小心捂住自己的这点微光，尽量不让它被无边的黑暗吞噬。
能做到这一点，或许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星火总是要有的，万一燎原了呢？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
当“治世能臣”的理想在曹操心中逐渐幻灭的时候，黄巾起义突然爆发，一个四百年未有的大乱世拉开了序幕。
上帝关上了一扇门，然后为曹操打开了一扇窗。
不知道这时候的曹操有没有想起许劭“乱世奸雄”的话。总之，污浊的现实早把他压得喘不过气了，所以变乱一起，他立刻响应朝廷征召，以骑都尉的军职冲上了战场。
接下来的一幕在上一章我们已提过了，曹操得知皇甫嵩被黄巾军围困在长社，连夜赶去救援，结果到了地方人家仗都打完了。
不过，那次他只是小小地失落了一晚上。随后，他与皇甫嵩、朱儁合兵一处，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算是锋芒初露，立下了不小的战功。
不久，他就因功被朝廷任命为济南相。
济南相，就是济南国的国相，名头听上去比较唬人，其实跟郡太守是同一级别。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郡直属中央，国是分封给诸侯王的领地。从汉景帝之后，朝廷逐步削弱诸侯的势力，所以那些刘姓亲王后来基本都成了吃闲饭的，吃穿不用愁，可权力是没有的，真正的实权人物是朝廷任命的国相。
济南国的辖境，相当于今天山东济南及周边十几个市县。曹操在议郎的位子上憋屈了好几年，这回终于掌握实权了，地盘又不算小，不干出点动静还真对不住自己。
他干的头一件事是澄清吏治，把下面的一帮贪官污吏全给收拾了——大老虎也打，小苍蝇也拍，风格十分强悍，手段异常生猛。
过去这些老虎苍蝇搞腐败的时候，前几任国相都不敢管，所以他们就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可曹操一来，就拿出法家那套雷厉风行的霹雳手段，不但一一严查，还把过去的老账全给翻了出来，然后不管你上面有没有天线、背后有没有靠山，只要贪赃枉法的证据确凿，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就地免职!
济南国的老虎苍蝇们哪见过这种猛人，一个个都吓蒙了。就地免职只是开胃菜，天知道后面的主菜是不是“五色棒炒人肉”？
不行，赶紧逃跑。凡是屁股不干净的人都坐不住了，来不及收拾金银细软就纷纷逃窜。用《三国志》引《魏书》的话说，就是“奸宄遁逃，窜入他郡”，宁可流窜异地他乡去饭馆洗盘子，也好过被你曹孟德的五色棒打死。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整个济南国便“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事实证明，曹操的确是很有本事的人，给他点阳光，他就会灿烂；给他个舞台，他立马发光。怕就怕总是阴天，日头不出来；怕就怕有人拆台，让你在废墟里独舞。
收拾完贪官污吏，曹操紧接着干的第二件事就更猛了：拆庙。
整治坏人倒也罢了，连鬼神你都敢招惹？你就不怕被神明降罪，遭厉鬼索命？
曹操不怕，他一口气拆掉了济南国境内六百多座民间祠庙。可是，曹操为什幺要跟鬼神过不去呢？
其实他不是跟鬼神过不去，而是跟那些打着鬼神的幌子大搞迷信活动、实则搜刮民脂民膏的权贵和豪强过不去。
这里头的逻辑很简单：一般的平头百姓是没有那个财力盖庙的，要盖一座庙，得有地皮，有资金，还得有官府的关系拿到批文，这种事只有地方豪强才玩得转。那豪强们盖庙是图什幺呢？当然不是为了净化灵魂或追求信仰，而是为了开门做生意。
把泥塑木雕的偶像往供桌上一摆，再把香炉、签筒、功德箱等备齐，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过来求神问卜、三拜九叩，然后香火钱就会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入豪强们的腰包。这就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谁不干谁傻。当然，老百姓拿钱拜鬼神，豪强们也得拿钱去拜高官，跟高官们利益均沾、有福同享，这门生意才能长长久久做下去。
正因为相当暴利，这个行当才会在济南国及附近郡县遍地开花。惨的还是老百姓，他们被那些权贵和豪强敲骨吸髓而不自知，只能一辈子在贫穷与愚昧的圈子里打转。
可是，曹操来了。
对那些利用神庙大发其财的人来讲，他就像一尊最大的“瘟神”：“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贪官污吏全收拾了，牛鬼蛇神也绝迹了，一时间，济南的上空无比蔚蓝。
如此局面，老百姓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地方豪强、郡国官吏一直到朝廷权贵，这一整个利益链条，就成了受害者。这些一直坐享既得利益的肉食者岂能善罢甘休？
所以，结果没有什幺悬念：曹操走了。
来得轰轰烈烈，去得悄无声息。准确地说，曹操是托病主动辞官了。因为他触动的这根利益链条的最顶端，就是朝中那些权势熏天的宦官。绕来绕去，他一路死磕却永远无法战胜的对手，还是宦官。
眼看当初那个毫无杀伤力的曹议郎居然动了他们的奶酪，宦官们当然不能再无视他了，立刻让人给他捎了口信。具体是什幺口信，史书没有记载，但可想而知，一定是很露骨的威胁，并很可能是拿曹操在京师的家人进行要挟。否则的话，以曹操的性子，没那幺容易主动辞官。
做此推测的根据，是曹操在十几年后写的一篇自述，名字有点拗口，叫《让县自明本志令》。他在里面写了这幺一句话：“故在济南……违忤诸常迕，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恐致家祸”四个字，把曹操辞官的主要原因，以及他的悲愤、无奈和恐惧一语道尽了，说明宦官的确给了他不小的威胁。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曹操再次回到了家乡。
这一年，他刚过而立之年。历数十余年来的仕途生涯，他已然经历了二起二落。
第一个起落，是先后担任洛阳北部尉和顿丘令，然后被罢官。
第二个起落，是先后担任议郎、骑都尉和济南相，然后被迫辞官。
文职做过，武官做过，朝廷的闲差当过，地方的一把手也当过，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当年许劭的那句话言犹在耳，可“治世能臣”那条路几乎已经断绝，剩下的，就只有“乱世奸雄”这条道了。
曹操也看得出乱世已经来临了，莫非做奸雄注定是自己的宿命？
可奸雄也不是说做就能做的。奸，曹操不缺，打小就一肚子诡计，进了官场更是满脑子权谋；雄，他也不缺，有才干有魄力有野心，能文能武能写诗能杀人。可问题是这些都只是禀赋，不是事业。要做奸雄，得有人马，有刀枪，有地盘，有旗号，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最终才能征战杀伐逐鹿天下，闯出一番事业。
而眼下，这些东西曹操通通没有。
简言之，他还远远不具备做奸雄的资格。
所以，曹操也不想那幺多了，他决定隐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让县自明本志令》)。
读读书，打打猎，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不与任何人往来，一副打算享受岁月静好的样子。而且曹操还说了，这次归隐，他打算隐二十年，等到天下清明了，再出来做官不迟。
可是，他真的能隐二十年吗？
暂且不说曹操这话本来就有些言不由衷，就算他真的这幺想，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乱世也注定要把他从隐居生活里拉出来，然后大声告诉他：
别矫情了，你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短短两年后，即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朝廷再度征召他为都尉。这是曹操仕途生涯的第三起。又过了两年，朝廷设置西园军，他就成了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位在蹇硕和袁绍之下。
不久，灵帝驾崩，刘辩即位，然后何进干掉了蹇硕，袁绍提议召四方猛将入京，胁迫太后，尽诛宦官。
当时，听到袁大公子的这个馊主意后，曹操不禁笑出了声，对左右说：“用阉人做内官，不论古今都少不了。问题在于，天子宠幸并把权力交给宦官，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既然要治宦官的罪，就要诛杀元凶首恶，派一个狱吏足够了，何必召集四方将领？想把宦官一网打尽，这幺大的事情必然走漏风声，我料定他们必败。”
后来，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曹操所料：何进与宦官同归于尽，董卓入京把持朝政，袁绍逃亡，京师一片大乱。
当整个洛阳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曹操非常冷静，既没有选边站队，也没有介入任何斗争，而是一直躲在暗处冷眼旁观。
直到董卓废掉刘辩，另立刘协，曹操就再也躲不过去了。董卓知道他有能耐，就抛出橄榄枝，举荐他为骁骑校尉，邀他共谋大事。可曹操很清楚，董卓这厮丧心病狂，已然成为天下人的公敌，很快就会完蛋，所以别说一个区区校尉了，就算给他个太尉他都不会干。
既然不上董卓的贼船，那洛阳就别想待下去了，曹操别无选择，只能步袁绍之后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九月，曹操改名换姓悄悄逃离了洛阳。
这是他早期仕途生涯的第三落。也就是说，他又一次被打回了原形。
而这一次，“治世能臣”的道路终于在他身后彻底断绝，如同夜幕降临时徐徐关上的洛阳城门。
连治世都已荡然无存，还奢谈什幺能臣？
当曹操策马奔驰在逃亡路上的时候，回首往昔，心中一定充满了感慨和悲凉。
从今往后，做不做得成奸雄另说，至少这个大汉天下已经确凿无疑地变成一个乱世了。曹操并不惧怕乱世，甚至可以说，从他的秉性、才干和野心来看，乱世反而更适合他。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前路茫茫，但曹操已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关于曹操从洛阳出逃这件事，罗贯中老先生兴许是觉得太过平淡，就在《三国演义》中演绎了一个情节，说曹操拿着司徒王允给他的一把七星宝刀，以献刀为名要刺杀董卓，结果险些被董卓察觉，只好把宝刀献上，然后纵马出逃。
这幺虚构一下，故事自然是生动曲折了，只是逻辑上不太靠谱。试想，当时的董卓已是大权独揽，整个洛阳的兵马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曹操就算行刺得手，能溜得掉吗？这可不像当年行刺张让那幺简单，拿只手戟挥舞两下就能把人唬住。
说白了，历史上的曹操若真敢这幺玩，恐怕早就死在董卓刀下了，还做哪门子的乱世奸雄？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可能逞这种匹夫之勇，更不用说精明过人的曹操了。
逃出洛阳后，曹操一路东奔，不过他的目标并不是家乡谯县，而是距此不远的陈留郡(治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原因有三：
首先，他已下定创业的决心，要起兵讨伐董卓，所以不可能再回老家去当寓公；其次，陈留距洛阳仅四五百里，方便窥伺京师动向，可随时发兵进攻董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时任陈留太守的张邈是他过去的铁哥们儿，彼此知根知底，意气相投，可联手共同创业。
去往陈留的途中，曹操经过了一个地方：成皋。
这座东汉末年的十八线小县城，就是今天河南荥阳的汜水镇。曹操绝对没想到，他将在这个地方无意间制造出一桩血案。
这桩血案，就是杀吕伯奢一家。
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但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桩并不复杂的杀人案，在历史上其实有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陈述的杀人动机和案情经过都不尽相同，基本上就是一出“罗生门”，很值得我们玩味一番。
第一个版本，出自曹魏官员王沈所着的《魏书》：“太祖……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第二个版本，出自西晋史家郭颁的《魏晋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第三个版本，出自东晋史家孙盛的《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三个版本的共同点，就是曹操的确杀了吕伯奢的家人。然而，曹操究竟为何杀人，这才是本案的焦点。
按照王沈的说法，是吕家人见财起意，要抢劫他的马匹和财物，曹操不得已才把他们杀了。果真如此的话，曹操属于正当防卫，顶多算是防卫过当，理应得到世人的谅解，就算把他拉上法庭，要让他负刑事责任，法官估计也会酌情从宽。
问题在于，王沈的说法可信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王沈的身份背景。实际上，史学家只是他的第二身份，王沈的第一身份其实是曹魏的大臣，在曹髦(曹丕孙子)时代官居侍中。说白了，他就是曹魏公司的高管。我们能指望他一边领着曹家的高薪，一边写史揭露公司创始人曹老板的杀人罪行吗？
恐怕很难。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个案件中，与被告方存在利益相关的证人，其证言的真实性一向备受质疑，被法庭采信的概率也是很低的。
其次，王沈的证词，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我们都知道，曹操本人就是练家子，身手相当了得，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叫“才武绝人，莫之能害”，所以当年刺杀张让才能全身而退。而按照王沈所言，他借宿吕伯奢家之时，身边还带了好几个骑兵侍卫。试问，吕家人的脑子得进多少水，或者事先吃了多少颗熊心豹子胆，才敢打劫曹操？况且当时曹操是在逃亡，神经高度紧绷，恐怕连睡觉都睁着眼睛，吕家人对他下手，不是找死吗？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王沈在《魏书》中的说法可信度很低，极有可能是对曹操的袒护，甚至捏造事实。
排除掉最可疑的证词，那幺事实应该就在后面的两个版本中。
郭颁的《魏晋世语》和孙盛的《杂记》都认为，曹操杀吕伯奢家人并非出于正当防卫，而是怀疑对方要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但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郭颁的说法可以认定为谋杀，孙盛的说法则倾向于误杀。
郭颁说，吕家人“备宾主礼”，也就是盛情款待了曹操，可曹操却恩将仇报，在没有任何可疑迹象的情况下，仅仅出于莫须有的疑心就把人家八口人全杀了。毫无疑问，这是妥妥的谋杀，所以郭颁的证词对曹操最为不利。
而孙盛虽然同样认为曹操杀了人，却提供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案情细节：
首先，在案发前，曹操听到了“食器声”。按字面意思，是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声音，但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认为，这里指的应该是杀猪宰羊的磨刀声。而当时的曹操正在逃命，属于典型的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肾上腺素立马飙升，何况还听见了磨刀声。可以想见，曹操当时有多幺惊恐和愤怒，于是来不及多想就把吕家人干掉了。可一杀完他才明白过来，原来人家是杀猪宰羊要款待他。
这就有了案发后的第二个关键细节，曹操发现自己杀错了，便凄怆地说了一句：宁可我对不起别人，也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
如果孙盛提供的这两个细节属实的话，那幺很明显，这是误杀。虽然理无可恕，但是情有可原。因为多数人在那种情况下都有可能产生误判，进而导致错误的行动。“凄怆”二字，就足以表明曹操发现自己铸成大错之后的悲伤和愧疚之情。
上述三个版本，王沈明显是在替曹操洗地，欲盖弥彰的味道太浓，最不可信；郭颁则是把曹操写得像个冷血杀手，仿佛杀人可以不需要理由，显然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不足采信。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普遍采信的都是孙盛的说法，因而才有这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流传千古。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人记住的其实不是孙盛《杂记》里的这句原话，而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的那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句其实是山寨版，是罗贯中对原版的改写。
两句话乍一看差不多，可往细了一想，尤其是放在不同的语境下时，差别还是挺大的。
孙盛的原版，是曹操发现自己铸成大错后的凄怆之语，虽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同样也透露了曹操性格中的自私和冷酷，但语气并不是理直气壮，而是含有很大的无奈和某种程度的自嘲。看着孙盛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脑补出曹操说这句话时面如死灰、失魂落魄的样子。
然而，在罗贯中那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
《三国演义》第四回写道：曹操先是误杀了吕家的八口人，然后和陈宫一块儿仓皇逃离，不料恰好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曹操索性把吕伯奢也给杀了，理由是怕他发现家人惨死后会来追杀他们。陈宫受不了，骂曹操不义，曹操就用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回敬了他，一副理所当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
罗贯中虚构了不同的语境，又在孙盛的基础上加了“天下”两字，口气就从凄怆无奈变成了霸道豪横，似乎为了一己私利损害全天下的人都没关系，这就很有些反社会、反人类的味道了。
很显然，罗贯中这幺一写，曹操的大奸大恶就被完全坐实了，可以说是毫无人性，令人发指。任何人看到此处，都会恨不得把曹操撕了。而他说的这句话，从此就跟着《三国演义》流传天下，变得妇孺皆知了，同时也成了“奸雄曹操”自私残忍、冷酷无情的如山铁证。
然而，这是小说，不是历史。
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的确有自私残忍的一面，但并非像罗贯中刻画的这样没有人性。
我们知道，罗老先生出于维护汉室正统的立场，在小说中是把曹操当反一号、国贼来写的，所以必定要把他妖魔化。这一点我们完全理解，却不能苟同。
我们尊重罗老先生的历史观，也敬佩他的文学才华和艺术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换言之，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拨开文学创作的面纱和艺术虚构的油彩，我们才能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
话说曹操带着凄怆的心情离开成皋，继续东行，途经中牟县，然后差点在这里丢了性命。
他被一个亭长给逮住了。
汉代的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这位所长警惕性很高，看到一个外乡人风尘仆仆、行色匆匆，觉得十分可疑，就不由分说把他扭送到县衙了。
惨的是，这时董卓发出的通缉令，已经赶在他前头送到了中牟县。县令一看，这蓬头垢面的家伙居然是朝廷要犯，那就不啰唆了，就地处决吧。
危急时刻，一个不知名的小功曹救了他的命。
功曹相当于县里的组织部长，官不大，只是个科级干部，但对官场上的人事信息比较敏感，听说过曹操的名头，就劝县令说，现在世道已乱，就别为难天下豪杰了，能放就放了吧。言下之意，做个顺水人情，留条后路，指不定山水有相逢，日后能派上用场。
县令想想也对，就这样把曹操放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三国演义》把中牟县令安到了陈宫头上，后来还演绎出了着名的传统京剧曲目《捉放曹》，其实都是没影的事儿。历史上的陈宫，虽然不久后就投到了曹操帐下，但这会儿还不知在哪儿当群演呢，根本轮不上他来主演“捉放曹”。
曹操捡回一条命，不敢再耽搁，马不停蹄就赶到了陈留，然后跟铁哥们儿张邈一拍即合，旋即开始招兵买马，正式创业。
毕竟是高干子弟，家里有的是钱，一说要创业，他爹曹嵩二话不说，立马打来一笔巨款。此外，曹操还在陈留当地找了一个名叫卫兹的天使投资人，拉到了一笔数目不菲的风险投资。这位投资人很看好曹操，听他宣讲了创业计划后，立刻竖起大拇指，说：“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如今，在风投市场上苦哈哈到处找融资的创业者们，多幺希望早日碰到自己生命中的卫兹啊!瞧瞧人家多有眼光，刚一认识就给曹操投钱了，还对他那幺有信心。
没错，能碰上卫兹这种天使投资人，曹操的确很幸运，可作为创业者，有时候我们也得退一步，思考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曹操？
如果答案不太肯定，那就别老是怪运气差。
有了投资，接下来就是组建创业团队了。老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听说阿瞒大哥创业了，家乡谯县的曹氏宗亲和夏侯氏的弟兄们排着队就来了，兄弟辈的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子侄辈的有曹休、曹真等。
很快，曹操就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
这就是他逐鹿天下、纵横三国的最初的本钱。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十二月，曹操在陈留下辖的己吾县(今河南宁陵县西南)，正式竖起了讨伐董卓的义旗。从他仓皇逃离洛阳到现在，仅仅时隔三个月。
这一年冬天，站在朔风怒吼的己吾城头，向西遥望洛阳方向乱云飞渡的天空，曹操胸中一定激荡着澄清宇内、平定四海的豪情与壮志。
在他看来，倒行逆施的董卓就是全天下人的公敌，若四方群雄共举义旗，诛杀此贼可谓易如反掌，用他不久后对袁绍等人说的话来说，就是“一战而天下定矣”!
然而，此时刚刚创业的曹操，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他对即将到来的乱局完全估计不足，对复杂多变的世道人心更是想得过于单纯。所以很快，他就将迎来自己人生中的第二次幻灭……
说穿了，创业这件事，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没有想象的那幺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