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少年曹阿瞒
要看清三国一哥曹操这个人，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曹操，字孟德，小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称他的祖上是西汉开国元勋、丞相曹参，其实这个说法并不靠谱。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曹操的爷爷曹腾是宦官，曹操老爸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所以明摆着，曹操本来不姓曹，只是跟了曹腾的姓而已，就算陈寿有证据证明曹腾是曹参的后人，可从血缘上来说，曹操跟曹参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充其量，只能说是宗法上的意义，毕竟收养关系在古代也算是延续了香火。
有人可能会说，人家陈寿的意思，可能是说曹嵩是曹参的后人，这不就对上号了？
可问题是，陈寿也不知道曹嵩的家世出身，他在《三国志》里就老实承认了：“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给出了一个说法，他引用吴人所着的《曹瞒传》和郭颁《魏晋世语》里的相同记载，称曹嵩本姓夏侯——算起来，日后曹操麾下大将夏侯惇得喊曹嵩一声叔父，也就是说，曹操和夏侯惇是堂兄弟。
如果此说为真，那曹操的祖先虽然不是曹参，却是西汉另一个开国元勋、名将夏侯婴，因为夏侯惇就是夏侯婴的后人。
绕了一圈，人家曹操似乎仍然是堂堂大汉开国元勋之后。可是，裴松之的这一说法就比陈寿的靠谱吗？
当历史迷雾重重、真伪难辨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借助于科学了。
早在2009年，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就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利用dna技术对曹操的身世之谜展开了研究。他们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采集了包括曹姓、夏侯姓在内的超过1000例的血液样本，对其dna进行检测，接着又在安徽亳州的曹氏宗族墓葬坑里，找到了两颗非常宝贵的牙齿——它们的主人就是曹操的叔祖父、河间相曹鼎。
然后，课题组根据现代基因和古dna的双重验证，100%确定了曹操家族的dna，继而又用相同方法验证了曹参和夏侯氏的家族基因。通过比对，最后在2013年得出结论：曹操家族的基因，与曹参后人的基因和夏侯氏的基因都不一致，没有明确的遗传关系。
同时，课题组认为，曹操之父曹嵩很可能来自曹腾家族的内部过继，不过可以确定该家族并非曹参那一族。
至此，困扰了史学界两千年的曹操身世之谜，终于得到了部分破解——虽然我们还是无从得知曹操的祖宗到底是谁，但起码可以认定，曹操既不是曹参的后人，也不是夏侯婴的后人。
可见，不论是陈寿的说法，还是裴松之引用的说法，都不靠谱。
至少在更有分量的考古发现和科学证据出来之前，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虽然攀不上曹参和夏侯婴这两位显赫的祖宗，但曹操的家庭背景还是相当牛的：他爷爷曹腾官居中常侍、大长秋，在宦官里职位最高，其权势未必熏天，熏人则绰绰有余；他爹曹嵩就靠着家里的权势和钱，花巨资买了三公之一的太尉。
身为高干子弟，自然是养尊处优，所以小时候的曹阿瞒就成了一个纨绔子弟，成天“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爹曹嵩可能忙于政事，没怎幺管他，倒是叔叔看不过眼，经常跟曹嵩打小报告，让他管管这小子。阿瞒对此怀恨在心，决定找机会摆他叔叔一道。
有一天，阿瞒在街上闲逛，恰好看见叔叔迎面走来。他灵机一动，忽然脸一歪，嘴一斜，浑身抽搐，还口吐白沫。叔叔大惊，赶紧问他怎幺了。阿瞒十分痛苦地说：“可能是中风了。”叔叔连忙跑去告诉了曹嵩。曹嵩吓坏了，赶过来一看，阿瞒一切如常，啥事儿都没有，就问他：“你叔不是说你中风了吗，这幺快就好了？”
阿瞒一脸无辜：“没有啊，我一直都好好的，中什幺风？”
曹嵩大为狐疑。
阿瞒佯装困惑地想了想，旋即做出恍然之状：“我知道了，一定是叔父不喜欢我，才会说我的坏话。”
曹嵩一听，原来是这幺回事儿。从此以后，不管阿瞒的叔叔说什幺，他都不再相信了。
这个故事，出自裴松之注所引的《曹瞒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不论其真实性如何，都足以表现出曹操的性格：“少机警，有权数。”(《三国志·武帝纪》)
少年时代的曹操，还有一个好哥们儿，就是“四世三公”的袁大公子。
两人都是高干子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生活实在没什幺惊喜和波澜，所以就都放荡不羁爱自由，喜欢寻找刺激。
据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有一次，阿瞒和袁大公子又在一块儿厮混，看到一户人家在办喜事，两个无聊的家伙就生出了恶趣味，决定把人家新娘子劫走。两人趁热闹混进人家后院，稍微做了下分工，等天黑了，袁绍突然放声大喊：“抓贼啊!”这家人不明就里，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照着袁绍叫喊的方向追了过去。这边的曹操立刻冲进洞房，扛起新娘就跑。那头的袁绍估摸着曹操得手了，就绕回来跟曹操会合。两人相视大笑，然后扛着新娘溜之大吉。
跑没多远，新娘回过神来了，就连声大叫：“非礼啊!救命啊!”那一家子人一听，赶紧又杀了回来。袁绍有点发慌，一不留神，哧溜一下掉进了路旁的灌木丛里，忙叫“阿瞒救我”。可阿瞒兄肩上扛着新娘呢，哪腾得出手来救你？
情急之下，曹操大喊一声：“贼在这里!”然后竟扔下袁绍，一溜烟跑没影了。
眼看追兵越来越近，被抓到还不得被当场打死？!袁绍又惊又怒，凭着求生本能噌地一下蹦了上来，最后总算逃走了，没被逮住。
刘义庆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交代新娘的结局，也没说袁绍后来有没有找曹操算账。如果我们脑补一下，大致可以推演出如下场景：
袁大公子指着曹操的鼻子骂：“曹阿瞒你有病吧？成心想害死我吗？”
曹操满不在乎地笑着说：“我要不喊那一嗓子，你蹦得出来吗？”
“可我要是蹦不出来呢？”
“蹦不出来……算你倒霉喽。”
总之，从二人的性格来看，袁绍一定会兴师问罪，而曹操也一定会死不认错；如果袁绍骂曹操不讲义气，曹操就会说我这叫急中生智。
《世说新语》本质上是笔记小说，所以曹操和袁绍的这段公案未必是真的，就算实有其事，一定也经过了艺术加工。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读出一个鲜活的曹操，一个既有血有肉又大致符合史实的曹操。
《三国志》就说，这个阶段的曹阿瞒“任性放荡，不治行业”，属于典型的不良少年。
很显然，日后那个雄才大略、阴狠狡诈的三国第一枭雄曹操，就是从眼下这个吊儿郎当、机变百出的不良少年曹阿瞒走过来的。
老话常说的“三岁看老”，还真是一条朴素的真理。
阿瞒虽然放荡不羁，但如果仅止于此，估计大了以后也是个废柴，不能指望他有多大出息。所幸，阿瞒还是有一个优点的。
他喜欢看杂书。
东汉的贵族子弟，一般上学从识字课本读起，然后读算术、天文、地理等。稍大一点，就要读《论语》《孝经》等儒家的入门书。到了十五岁，有条件的就要到京师去读太学了，教材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五本儒家经典，合称“五经”。
阿瞒是高干子弟，十五岁后自然也要入太学。不过，以他那混世魔王的性格，这些循规蹈矩的书肯定满足不了他，所以他就撒开了看各种课外书，其中最感兴趣的当数兵家和法家。《三国志·武帝纪》就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申、商”就是申不害和商鞅，法家代表人物；“韩、白”就是韩信和白起，兵家代表人物。
显而易见，最合乎阿瞒胃口的，就是武力加权谋。事后来看，他显然都看对了，所以才会成为“三国”中最大的赢家。
曹操后来之所以那幺牛，不仅因为早年读了很多符合自己兴趣和性情的书，更因为他有一套很厉害的读书方法。我们今天常说，要把书上的内容真正变成自己的，光靠大量“输入”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会“输出”。所谓输出，包括摘录、做笔记、写读后感、与人分享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吸收书中的精华，并使之为我所用，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
而曹操恰恰就用了这种方法。
他不仅大量抄录了当时可见的诸家兵法，将其汇集成册，还给《孙子兵法》做了详细的注释。我们今天读到的《孙子兵法》，其中流传最广的版本之一，就是曹操的注本。
在太学读书期间，阿瞒发现了一件令他挺郁闷的事：周围很多人瞧不起他。因为他爷爷是宦官。东汉一朝，宦官虽然飞扬跋扈，权倾朝野，但是名声很臭。用后来陈琳帮袁绍写檄文骂曹操的话来说，就叫“赘阉遗丑”，相当难听。
除了出身不好，阿瞒自己的品行也不太检点，所以难免遭人鄙视。
在当时，名声不好可不是一件闹着玩儿的事，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仕途。
两汉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察举制”，跟后来的科举完全不同。科举考试更像今天的高考，只要你成绩好就行，可察举制考察的却是一个人的品行和声望。所以名声不好的人，理论上就跟仕途绝缘了。虽然阿瞒家里有钱，实在不行还可以跟他老爸一样，拿钱去砸。可拿钱砸出来的官，照样会让人鄙夷，人家表面不说什幺，背地里都是嗤之以鼻的。
阿瞒虽说表面上满不在乎，但胸中也是有大志的，他可不想一辈子被人瞧不起。所以，必须想办法提升知名度，打造影响力。而最有效的办法，跟今天差不多，就是找社会名流给自己站台，做品牌代言。
为此，阿瞒特意找到了一个叫宗承的名士，想跟他交个朋友，套套近乎。可到了人家府上一看，我的天，里里外外都是宾客，别说交朋友了，说上一句话都难。可阿瞒毫不气馁，今天没机会，我就明天再来。于是，一连数日，阿瞒天天来，就站在人家客厅外死等。终于有一天，宗承送客人出来，阿瞒立刻逮住机会，跑上去自报家门，然后毕恭毕敬地伸出手，心想这手一握，朋友就算交上了。
没想到，宗大名士只是淡淡地瞟了他一眼，既不握手，也不说话，然后一转身，昂着头就走了。
阿瞒的手僵在那儿，十分尴尬。
没关系，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阿瞒收拾起受伤的自尊心，然后同样一转身，昂着头找下一位名士去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找来找去，阿瞒终于碰上了一位真正赏识他的大佬。
此人名叫桥玄，曾当过太尉，也是当时的一位大名士。
不得不说，桥太尉的眼光相当毒辣。他本身也崇尚法家，所以跟阿瞒一见如故，几次攀谈过后，就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国志·武帝纪》)
这句话的分量之重，怎幺形容都不为过。
为了让更多名士给阿瞒站台，桥太尉还热心介绍他去找当时的一位评论家。
这位评论家的名头可不是一般的大，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依旧如雷贯耳。他就是“月旦评”的创始人许劭。
“月旦评”在当时的影响力，就如同今天的福布斯排行榜，区别在于“月旦评”是文人雅士排行榜，不是有钱就能上的。许劭品评褒贬当时人物，然后在每月初一公开发表，故有“月旦评”之称。无论何人，凡是经他褒奖赞扬，立刻身价百倍，名动天下。
对此，阿瞒当然求之不得。如果能得到许劭的赞扬，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足以让他彻底洗刷“阉宦之后”的污名，从此令世人刮目。
于是，阿瞒带上厚礼登门求见，态度十分谦卑。然后，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许劭打心眼里鄙视他，所以只字不吐。阿瞒却不在乎，再次拿出厚脸皮的精神，死缠滥打，非让许劭开口不可。
双方就这幺僵持了一阵子。最后，阿瞒只好拿出当初混社会的手段，有一天又去找许劭，突然把他逼到墙角，恶狠狠地发出威胁，估计是说些“你今天再不开口，老子就要动手了”之类的话。
许劭被逼无奈，只好用不太情愿的口气说出了那句名垂青史的评语：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不愧是东汉末年着名评论家，许劭这话说得相当有水平：
首先，说曹操是治世能臣，多少有恭维之嫌，这是为了不让曹操揍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说曹操是乱世奸雄，明显是偏贬义，这是为了出一口恶气，让自己心里平衡一点。
其次，话不说死，模棱两可。毕竟，将来的天下是治世还是乱世只有天知道，所以你曹操到底是能臣还是奸雄我说了不算，得看老天爷。
最后，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是给曹操出了道选择题。也就是说，“治世”的“治”和“乱世”的“乱”都可以做动词用：你曹操若想当个能臣，那就拿出本事去好好治国；可你要总是这副动不动就揍人的德行，那你迟早会成为一个祸乱天下的奸雄。
总之，最后这层意思已经有了规劝和警示的味道。
不知道阿瞒听出了几层意思，反正他听完后，什幺话都没说，只发出一阵大笑，然后就昂着头扬长而去了。
曹操的反应很符合他的性格。对他而言，做能臣还是做奸雄都无所谓，因为能当得起这两个称呼的人，必定都是具有大能量的人，也是干出了一番大事业的人。这就够了。至于道德层面上的善恶忠奸，在曹操那儿根本不构成问题。
说白了，曹操这个人真正在乎的，从来都只是本事和实力，而非品格与道德。
奋斗与幻灭：曹操的年轻岁月
为了洗刷“阉宦之后”的污名，曹操不仅四处找名士站台，而且下决心要与宦官划清界限。
可如何划清界限呢？难道要宣布跟曹腾脱离祖孙关系？
阿瞒可没这幺傻。曹腾虽然不是亲爷爷，但供他吃、供他穿、供他上太学，脱离关系就得去喝西北风了。何况汉朝以孝治天下，阿瞒岂敢背上不孝的骂名？
想来想去，阿瞒决定干一件既耸人听闻又能博得天下士人好感的事。
那就是刺杀宦官。
阿瞒锁定的刺杀对象，就是当时最为臭名昭着的宦官头子——张让。
凭着早几年混社会练就的武艺和胆量，阿瞒觉得杀这个老宦官就是小菜一碟。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阿瞒揣上一把锋利的手戟，潜入了张让宅邸，并且顺利摸进了张让的卧室。不过，他还是低估了张让的警惕性。这老家伙害过很多人，仇家无数，自然怕人报复，所以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
阿瞒刚要动手，张让就察觉了，连声大喊“抓刺客”。阿瞒只好夺路而逃，刚跑进庭院，便有一帮侍卫围了上来。眼看就要被瓮中捉鳖，阿瞒亮出手戟，耍了几个酷炫的招式，把那些侍卫吓得一愣。趁着侍卫愣神的工夫，他跳墙而出，溜之大吉。
虽然曹操刺杀张让失败了，但他那敢于向恶势力宣战的勇气无疑改变了很多人对他的看法。当然，这种事不可能广为传播，但只需在小范围的士人内部流传，就足以为他塑造出富有正义感的人设，也足以让众多反对宦官的人把他视为革命同志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不乏血性，无论日后的曹操成了一个多幺务实理性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候的阿瞒还是颇有些不畏权势、反抗黑暗的理想主义色彩的。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170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曾经有个叫汪兆铭的革命青年去刺杀当时的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在狱中写下了一首悲壮而感人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然而许多年以后，这位既爱国又热血的革命青年，却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从而以“汉奸”的千古骂名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柱子上的名字，写的不是他的曾用名汪兆铭，而是后来的大名：汪精卫。
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当初那个慷慨悲歌的革命志士，与后来这个为虎作伥的卖国贼，竟然会是同一个人。可岁月这个无情的神偷，就是这幺容易偷走人的理想和操守，所以由人和岁月共同书写的历史，也往往是这幺吊诡并充满了戏剧性。
阿瞒刺杀张让这件事，说明他对宦官乱政的黑暗现实也是心怀不满的，并且还愿意付诸行动去改变它。虽然他的动机中含有想要扬名立万的因素，但也不乏匡正时弊的理想和激情。
很快我们就将看到，日后的“乱世奸雄”曹操，曾经也是一个充满热血的有志青年，也想通过奋斗去挽救日薄西山的东汉王朝。尽管他从不在乎世人的道德评价，但在有机会去做“治世能臣”的情况下，他当然不会乐意去做“乱世奸雄”。
二十岁那一年，阿瞒从太学毕业，被举为“孝廉”，从此踏上了仕途。
所谓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孝子廉吏。从汉武帝开始，汉朝就以此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通常是由地方官从辖下的居民中选拔道德品行良好的人，推举给朝廷，然后再由朝中的高官举荐，出任官职。
以阿瞒的昔日品行来看，貌似跟“孝子廉吏”一点都不沾边。不过这不要紧，因为察举孝廉的制度到了东汉末年，早已腐败透顶，当时民间有一首童谣是这幺传唱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说是察举有学问的秀才，其实这人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察举孝子廉吏，其实这人把老爹都赶出了家门。
所以，阿瞒身为高干子弟，又有桥玄、许劭等名士为他站台，走走关系，再花点钱，这事就轻松搞定了，谁管他孝不孝廉不廉呢？
曹操的第一任官职，是洛阳北部尉，也就是京师北部地区的治安长官，相当于区一级的公安分局局长。这个职位既是一条快速升迁的终南捷径，也是一块让人头痛的烫手山芋。
为什幺这幺说？
道理很简单：住在京城的人，不是皇亲国戚就是高官显贵，这些人犯了事你管不管？如果你识时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跟他们利益交换，那你要升官就快了；可你要是秉公执法，那很可能得吃不了兜着走，不仅前途堪忧，说不定还小命难保。
如今，这道难题就摆在了青年曹操眼前。
他会怎幺做呢？
曹操一上任，就大张旗鼓地给自己衙门的四面大门都重新装修了一遍，这无异于是在对辖区居民宣布：大伙儿都瞧仔细了，这地盘现如今由我曹孟德做主，新人新气象，请诸位老少爷儿们积极配合本人的工作。
紧接着，他又别出心裁地在衙门外悬挂了十几根大棒，上面涂有五种醒目的颜色，称为“五色棒”。这就属于公开威慑了，意在警告那些作奸犯科之徒：别犯在我曹孟德手上，否则五色棒伺候!
面对新官上任这两把火，估计辖区内的许多大人物都不会当回事儿：一个官秩区区四百石的芝麻绿豆官，也敢在我们面前耍威风，搞不搞笑？
说白了，很多人都以为，这小子不过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罢了，不必当真。
可是，曹操马上就将用实际行动点燃新官上任的第三把火，同时向所有人证明：你们错了!
一天夜里，曹操带着几个手下，拎着几根五色棒，正在辖区内巡逻，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竟大摇大摆在街上溜达。
这谁啊，居然敢违犯宵禁？曹操马上命手下把这人逮住了。
汉朝实施夜禁制度，到了晚上就不能随便出门走动，除了办理公务或生病看急诊等特殊情况，夜里出门都属于违令，称为“犯夜”。
曹操把这个犯夜的家伙逮了个正着，可还没等他问明情由，此人竟十分嚣张地自报家门，然后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蹇硕。
没错，正是灵帝刘宏最宠幸的那个蹇硕——后来的西园上军校尉、托孤重臣。
而眼前这个公然犯夜的人，就是蹇硕的亲叔叔。
这下麻烦来了。若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曹操就应该当场放人，并且赔礼道歉；若是想当一个执法严明的好官，这就是个杀一儆百、树立威信的机会。
曹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于是，几根五色棒不由分说就往蹇硕叔叔的身上招呼。犯夜虽属违法行为，但也不是什幺大罪，一般打个一二十棍也就行了。可是，几个手下噼噼啪啪打了好一阵子，曹操却丝毫没有喊停的意思。
所以，结果不难猜：蹇硕的叔叔死了，被曹操活活打死了。
这件事立刻成了轰动朝野的大新闻。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宦官曹腾的孙子，竟然当街杖毙了宦官蹇硕的叔叔，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吗？
是的，曹操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六亲不认，才足以显示他的刚正不阿；拿最跋扈的宦官开刀，才更能表明他严明法纪、整肃纲纪的魄力和决心。
明摆着，曹操这是铁定了心要当一个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好官了。而杀戮立威也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据《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记载，此事过后，一时间“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然而，这种清明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很快，曹操就被调走了。
难道是宦官打击报复，把他罢官了？
打击报复是必然的，宦官们又不是吃素的，岂能容你一个小小的曹孟德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过如果只是简单地罢了曹操的官，那就显得宦官们太没有政治手腕了。
在他们看来，曹操终究是同为宦官的曹腾的孙子，这小子固然可以六亲不认拿自己人开刀，但宦官们却不宜直接对他进行打击报复，因为这会给外人造成一种宦官集团爆发内讧、自相残杀的错觉。所以，不能直接罢曹操的官，但也绝不能任由他坏了规矩，在宦官们眼皮底下撒野。因此，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以升迁为名，把这小子弄出洛阳，眼不见为净。
于是，曹操就在宦官们的联名举荐之下，光荣地告别了洛阳北部尉的岗位，升迁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县令。
曹操在顿丘大概待了一年，应该是干出了一些政绩，只可惜所有史料都付诸阙如。不过，我们还是从《三国志·曹植传》的只言片语中，找出了一些蛛丝马迹。那是许多年后，曹操集结大军要去征讨孙权，命曹植留守邺城，临行前回忆往昔，说了几句勉励曹植的话：“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虽然惜字如金，语焉不详，但从“无悔于今”这四个字便足以看出，曹操对自己年轻时在顿丘任上的作为，还是颇有些自豪的。
既然干得不错，怎幺才待了一年呢？
没办法，尽管曹操满腔雄心壮志，想要大显身手，可老天爷偏偏不给他机会。
这一次又是宦官惹的祸，不过曹操并未跟宦官直接交手，而是遭遇了一次匪夷所思的“隔山打牛”事件，被一件八竿子打不着的祸事给牵连了，纯属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事情非常绕，详细说会把人绕晕，我们就简单点说：曹操堂妹的老公叫宋奇，宋奇有个姐姐，是灵帝刘宏的第一任皇后；宋皇后的姑父得罪了宦官王甫，被王甫害死了；王甫担心宋皇后会跟皇帝吹枕头风报复他，索性以“巫蛊”的罪名诬陷宋皇后；于是，宋皇后就被灵帝废了，家里的父亲兄弟也被一锅端了，其中就有宋奇；这自然连累到了宋奇老婆，也就是曹操的堂妹，最后就波及了曹操。
很显然，在这起无比曲折的躺枪事件中，阿瞒兄是非常无辜的，他可能从来都不记得还有这幺一位七拐八弯的亲戚。可是，古代的连坐法就是这幺没有人性，所以躺枪之事年年有，只是这回轮到曹阿瞒，你上哪儿说理去？
认命吧。
二十四岁的曹操就这幺被罢了官，废为庶民，然后默默收拾起铺盖卷儿，怀着比窦娥还冤的心情回了谯县老家。
仕途受挫，曹操就拿起了书本。
不是为了排遣无聊，而是为了补充能量。
事实证明，无论古今中外，很多牛人在人生的困顿期都会做同一件事：埋头读书。命运的打击没有成为他们荒废时光的理由，相反，他们往往能够把不幸和挫折转化为沉潜和自修的良机。通过大量读书，牛人们不断自我赋能，从而为日后的创业储备了必要的知识资本，也为将来的东山再起积蓄了足够的精神力量。
曹操就是这幺做的。
在老家闲居的这段时光，他遍阅古籍，狠狠地充了一回电。
短短两年后，机会来了，而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朝廷征召通晓经史者为议郎，曹操便以“能明古学”的本事复出了。
议郎是个纯粹的闲差，没有什幺实质性工作，只是发发议论，写写奏章，皇帝看不看还另说。这对混日子的人很合适，可曹操不是来混的。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再加上曹操刚读了两年书，不说一肚子学问，至少一肚子议论肯定是有的。